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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岳秀坤译为中文，发表于《中国学术》第35辑）
[1]本文仅讨论西方学术圈对马克斯·韦伯著作的态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伯的著作在中国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些将中国没有在西方到来之前自发生长出资本主义的原因归咎于儒家文化的学者崇拜韦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更是如此。有关中国学者对韦伯的态度的精彩概述，可以参见刘东的文章（刘东，2001）。
[2]例如，明初，嘉兴地区只有三个县，但是在1429年划分成了七个县。明代的松江府有三个县，而在清代则分成了九个县。这些新县城的兴起全都是国家为了更有效地征收赋税而造成的结果（冯贤亮，2002，ch.2）。
[3]有关15世纪之后在欧亚大陆两端的政治经济状况，更为细致的长期比较，可以参考Wong（1997，1999）。
[4]例如，元朝初建时，曾在杭州禁止娱乐业，胡仲彬和他的姐妹（两个职业说书人）组织了艺人造反，有几千个参与者（龙登高，2004，p.125）。这一纪录让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宋代娱乐业的规模。
[5]在我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技术革新的冲动，则难以想象中国如何有可能导向工业革命。
[6]宋代也有更适合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专制色彩最淡的一个王朝。而且宋代的政府税收高度依赖商业。宋代政府自王朝建立伊始就鼓励商业活动。宋代比它之前或之后的朝代更多地见到有关私人财产权利的记录。宋代实际上还是唯一一个没有实行过土地再分配的王朝（Huang，1997，p.120）。宋代丰饶的财富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促使中国哲学达到了又一次的发展高峰（Fung，1983）。
[7]宋代的人口数字要包括宋朝、金朝和西夏以及我们认为是今日中国一部分的其他地区在内（赵文林、谢淑君，1984，p.280）。明代的人口数字很成问题，不过大多数的学者估计，应该会高于宋代的数字（Ho，1959，ch.1；赵文林、谢淑君，1984）。到1785年，清代统治下的人口已经达到了三亿（赵文林、谢淑君，1984，p.381）。
[8]据说在北宋时期，都城汴梁家家户户都烧煤做饭，而不是烧木材（许涤新、吴承明，2003，p.533）。
[9]郑和的船队有大小不等的船只三百艘。最大的船，长150米，宽60米，甲板大如今天的足球场。但是，这样的造船技术后来失传了。
[10]比如，政府是一个政治性组织，但有时候它也执行了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的功能。教会是意识形态组织，但中世纪的教会曾经控制了欧洲三分之一的土地，并且对政治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中世纪欧洲，教会也获得了经济和政治的功能。现代的跨国公司是经济组织，但它们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甚至于也能够颠覆一些民族国家的统治。显然，它们承担了一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功能。
[11]我的看法是，中华帝国到汉代已经发展成一种将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固定的体系。Hall（1986）的开创性作品《权力与自由》给我以启发。
[12]中华帝国晚期自下而上的流动性及其相关讨论，参见Ho（1962），Hymes（1986）以及Elman（2001）。
[13]虽然我会说，所有的五个历史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但接下来的重点要放在两个议题上：首先，为什么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的入侵不能改变中国历史的发展模式；其次，中华帝国在西方到来之前为何没有自发地出现资本主义。在回答这两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也会提到本节一开始指出的其他历史模式。
[14]那一时期，佛教寺院和寺庙土地大量扩张。由于寺庙财产无需交税，数额巨大的财富集中到寺庙手里。比如北齐顶峰时期僧人达到三百万，超过了纳税人口（《广弘明集》，卷二四）。很显然，在这种形式下，国家的税收能力被大大削弱。至于佛教徒的叛乱，据《北史》（李延寿，1974）记录，在481—517年之间的短时期内就有七次。更确切地说，是低级僧徒反对寺院当局而煽动起来的。无论如何，由于叛乱规模越来越大，这对于政权的稳定性造成了损害。
[15]前赵开国之君刘渊任命了很多儒家学者担任朝廷要职。北齐（550—577年）和北周（557—581年）的诸位皇帝也对儒学给予赞助。亦参见何兹全（1999，pp.426-430）。
[16]北魏的统治者属于鲜卑人的一部分。他们可能是高加索人，语言是早期突厥语（pre-Turkic language）。王朝存在于386—534年，极盛期曾经统治过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因而，他们的汉化为中国在六世纪的重新统一铺平了道路。
[17]蒙古人按照他们占领时间的顺序，将其统治之下的臣民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人）、南人。从日常生活、政治机遇到法律地位，等级较低的人受到严重歧视（汉人甚至不能养狗、养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公众集会）。蒙古人从未全面恢复科举考试系统，因而阻断了儒家学者的晋升之路。征服中国之后，蒙古人并没有（像之前许多开国君主所做的那样）把荒地重新分配给汉人的农民，而是把土地给了自己人。因此，自元朝建立伊始，土地集中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18]参见Boserup（1981）对于高人口密度在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论述。
[19]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就是对经济力量扩张本质的一个极好注脚。
[20]因而，就像McNeill（1982，pp.22-23）的敏锐评论所说，既然财富必须由政治来加以引导，传统的国家精英“对商人和市场中人普遍持不信任、不屑的态度……因而，尽管贸易和市场调节行为很早就出现了，在公元1000年之前始终处在文明社会的边缘和附庸的位置。……人类行为中的大规模变化，当其发生时，很可能是对来自某些社会上层人物命令的反应，而不是供需和买卖发生了变化。”
[21]如Finer（1997，p.894）所做评论：欧洲的城市是“贸易和制作业的中心，城市居民是自由人，其城市是共有的、由理事会产生的，它们跟传统的领主和国王的关系，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给予自由权、再到完全独立的完整变化……独立的城市使得古老的形式得以复活：它们就是共和国。”
[22]中国商人阶层没有政治地位，以及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富人的行为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比如，在明清两代，我们看到了地区性商业组织的出现。尽管这些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商业活动有好处，但他们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它们和国家之间始终是附属关系。商人为了扩大经济收益，不得不通过行贿甚至是结亲的方式来攀附于官僚。此外，即便是最成功的商人也仍然赞同儒家价值观念：他们希望能被人称之为儒商，他们出资供同族子弟接受儒家教育，并且赞助其中优异者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最终只会强化儒教国家的政治模式。
[23]明和清是宋代以后两个长命的王朝。二者有不少差异。但是，就我们最感兴趣的议题而言，它们是极为近似的。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它们都比宋代更具有专制性。商业活动在这两个朝代比在宋代遭受到了更多的压制（在王朝开始阶段尤其如此）。在明代早期，统治者认为宽松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的商业导向是宋代积弱、导致被蒙古人征服的主要缘由。与此同时，新起的明代统治者也受到了蒙古人专制政治的影响。随之，我们看到了政治文化的剧烈变化。一方面，中国的政治文化在唐代和宋代更为开放和灵活，另一方面，到了明代却变得狭隘和僵化。明代一开始就大规模杀戮建国功臣。宦官在汉代之后从未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问题。然而明代严重依赖宦官维持政府运作和监视官员。明代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言论著述而大量地关押甚至杀戮官员和学者。明代将官方认可的新儒学作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基础，并加以制度化，与此相关，明代的政治变得极端循规蹈矩（Huang，1981）。
[24]商业的繁荣始于宋初。而在明代，商业活动起初受到压制，直到明中叶，王朝统治已有百年，开始释放出衰落的信号，这类活动才开始活跃。不过，因为越是在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压制性的国家政策越是彰显，像宋代那种标志性的大型都市，明代从来没有再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