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彭慕兰观点的评价

对学者来说，欧洲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历史事实。他们因此在此基础上开始追溯欧洲“优胜”和其他文明“失败”的原因。这种溯因，如果不谨慎的话，往往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一个社会的结构条件和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然而，彭慕兰的研究却是从以下这么一个问题出发，即18世纪时，“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注定会迎来工业化的突破”。[10]这一思考上的转换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这一新的提问方法，我们如今完全认识到，19世纪英格兰的工业革命并非如传统学者所论述地那样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思考的转换也带来了中国与英格兰的发展处于相似的步调和受制于同样的束缚条件这一印象，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虽然欧洲的突破并不必然发生于19世纪的英格兰，但中国并无可能在19世纪或此前自发地发生本土的工业革命。其原因笔者将在下文揭示。

彭慕兰的书中提供的大量材料显示，直到18世纪中叶，中国最发达地区与英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呈现很大的相似性。彭慕兰对18世纪中国经济的评价受到了来自黄宗智（Philip Huang）的批判。[11]黄宗智接续伊懋可（Mark Elvin）的观点，认为明（1368—1616）和清（1644—1911）两个王朝的经济受制于“马尔萨斯机制”，即在高人口和低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发展缓慢，以至于每个劳力的边际收益不断递减。黄宗智的批评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对于一些深陷其中的学者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回忆。[12]出于本文的目的，我们可以说，虽然黄宗智在其批判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不无道理，彭慕兰关于18世纪江南经济仍然经历了一个“斯密式增长”（即，由劳动分工和贸易带来的增长）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且被一些研究相似议题的历史学家（如李中清、王丰、李伯重、许涤新和吴承明）的发现证实。[13]

“欧洲中心论”源于19世纪西方人对于西方和非西方的看法，在时人眼中，西方充满活力，非西方地区（包括中国）则落后或停滞不前。虽然那些持欧洲文化产生出工业资本主义观点的学者现在对这一观点也不认同，[14]彭慕兰著作出版以前，并没有多少西方学者如此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江南在18世纪的繁荣程度。而这一发现有力地反驳了传统的关于中国在所谓14世纪转型之后停滞不前的看法。[15]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贡献。

然而，彭慕兰的著作也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18世纪的英格兰和中国江南之间的相似性反映了两国处于同一发展方向，仅仅因为一些幸运的外部因素，方才导致英格兰能够率先起飞，引发了所谓的“大分流”。对笔者而言，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和英格兰之间的相似性，就加州学派学者所关心的问题而言，其实无关紧要。这是因为，虽然18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拥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产生它们的条件与制度却十分不同。[16]英格兰的发展是在以下条件下产生的：国家掌握了一支主导世界的海军；资产阶级拥有自主的政治和思想形态，以及高度制度化的私有权；理论/形式理性和个人利益导向（private goods-oriented）的工具理性主义（即工具理性行为旨在追求个人利益或者是私人组织的利益，而非追求如国家、部落或社区等公共组织的利益，）逐渐成为精英人群的共识；[17]科学与技术发明不断加速发展——这些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经济繁荣得益于强有力的帝国统治，帝国对于商业活动采取了务实政策，并能控制庞大的人口和广袤的土地，从而能维持了一个长期的王朝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这些条件使帝国框架下的中国经济发挥出极大潜能，但却不能在19世纪或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段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18]

虽然中国商人没有他们欧洲同行所拥有的在政治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权力，[19]但中华帝国从来没有消灭商业活动的企图；其实即使有这一倾向，帝国也没有能力将之实施。而且，北宋以降，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20]部分经世致用的士大夫也日渐置身于商业活动，[21]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产权给予了一定的非制度性保护。[22]

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给市场的发展留下了空间，而王朝中期的政治稳定则给市场在压抑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繁荣发展的一个契机。中国的大部分朝代都能维系两个世纪以上，并包含一个相对稳定的长达百年之久的王朝中期。当是之时，“版宇恢拓，匪盗止息，四民安堵，户口滋繁”——而且人口的繁衍又没有到达某一极限以至于妨碍了斯密式的经济增长。此类商业高度繁荣的治世，[23]历宋、元、明、清一再出现。如果说中国本土工业资本主义有发展机遇，它更可能发生于宋代，而非政治更趋专制、文化更为保守、[24]且技术进步放缓的明清。[25]基于这些原因，笔者认为18世纪清朝的繁荣和先朝中屡次出现的繁荣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绝不会给中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

要之，彭慕兰认为中国18世纪的繁荣与英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但我认为，这一繁荣（也就是历史学家所称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循环王朝中期的繁荣而已。以下事实很说明问题，当18世纪末乾隆时代告终之际，距离鸦片战争爆发已不足半个世纪。透过白莲教大叛乱和其他迹象，[26]我们可以看出，清帝国在西方势力到来之前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虽然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了糅合了基督教教义的意识形态的启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也看作清王朝衰落的另一个重要迹象。总之，即使没有西方的到来，中国18世纪的繁荣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中国历史上再一次的王朝更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火厄兵隳、肆虐瘟疫。可以预见，清王朝将在18世纪的财富积累被消耗殆尽后，归于灭亡，而一个新的王朝将在尸体遍野的废墟上崛起。尽管18世纪的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和生活质量上处于相近水平，彭慕兰的中心论点却完全不能成立。其实，用江南和英格兰在经济发展上处于同一水平这一现象来论证中英两国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上也处于相同的步调，就像用两个函数在某一条件下有着同样的函数值这一条件来论证这两个函数是同一个函数一样可笑（比如2x和x2在x=2时都等于4，但是它们不是同一函数）。[27]

仅仅通过经济和生活质量指标来衡量中国和英格兰向工业资本主义突破的可能性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因为他所选的例子，彭慕兰的论证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他并非比较当时的中国和欧洲或者中国和英格兰，而是比较江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和英格兰（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将中国之一区和欧洲之一国进行比较来探讨大分流问题，彭慕兰忽视了国家和宗教对于政权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几乎有违于当下所有的经济发展理论，如新自由主义、现代化理论、依赖理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理论。[28]彭慕兰的论证还有许多其他的问题。比如，彭慕兰书中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即，如果江南地区的生态压力可以由向新世界进行殖民来缓解，那么江南地区发生工业革命的机会将大大增加。问题是，江南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由数个行政单位控制。这些行政单位的官员权力有限。他们无法制订国家级政策，也并无军队能供他们驱策来对外殖民。他们甚至对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都没什么决定权。事实上，中华帝国晚期的江南地区，由于其对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是全国受控制最严格的地区之一。[29]江南的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像英国政府一样，去开拓新大陆呢？

尽管看起来英国的经济表现和中国江南地区有很大相似性，但其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李伯重[30]的研究表明，明清时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其主要推动力是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而16至18世纪的英格兰，则经历了科技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发展，包括钢铁、建筑材料还是机械生产。而在这些方面，江南地区却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英格兰的工业革命由蒸汽机和其他机械技术所带动，而这正是中国落后的地方。这一落后，并不能仅归咎于生态环境，如彭慕兰所指出的江南煤炭储量匮乏，因为中国的技术发展距离发明蒸汽机和其他相关技术所需的条件都还差得很远。况且，清代的许多煤矿都有便捷的水路通达江南，如淄博和枣庄煤矿都毗邻大运河，而萍乡煤矿则可通过湘江连接长江。[31]也就是说，如果江南地区的经济真的有对煤炭的需求，交通并非难题。

人口视角也许能提供更好的解释。中国机械技术的滞后可归咎于人口数量巨大和劳动力的廉价。[32]可是，明清时代江南和中国的人口变动很大。伊懋可在论述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时不忘提到，明清交替之际，江南地区失去了35%～40%的人口。[33]以涵盖大半个江南的浙江为例，它在1393年时有1100万人，至1630年时已增至2360万。[34]数年之后，满洲人入侵江南并遭到顽强的抵抗。作为报复，满洲军队对包括扬州、嘉定、江阴、苏州、昆山、嘉兴与金华在内的许多城市进行了屠杀。[35]根据一项估计，受此屠杀和随后疫病的影响，1661年浙江人口减损至700万。[36]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776年，浙江人口才恢复至2240万。[37]尽管经历了如此人口剧减，浙江和中国其他地区并未像14世纪黑死病之后的西欧一样引发生产方式的任何重大改变，或推动了节省劳动力技术的发明。[38]总的来说，人口在经济中的作用十分复杂。即使我们排除如性别关系或劳动力质量等问题，人口增长本身可以引发对经济发展作用截然相反的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39]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总是通过其他社会条件的中介发生的。

在某种意义上，黄宗智和彭慕兰的观点看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却非常相似。因为他们都把经济/人口机制看作大分流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他们只是在争论到底是什么经济/人口机制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刻发生了作用。彭慕兰和黄宗智之间的争论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我们理解大分流产生的原因却价值有限。要弄懂中国经济的长时段动态，只盯住经济和生活质量的指标是看得太近了。斯密机制和马尔萨斯机制之外的因素更可能是导致大分流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