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机与领导者的视野

气候变化仅仅描述了游牧族群活动的粗略轮廓，要解释其入侵的成功与失败，就要看影响农业政体和草原政体关系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领导者的视野。中国的许多王朝都有游牧或半游牧血统，王朝疆土面积与统治家族的族群血统息息相关。即使已经统治中国多年，清朝皇帝仍然有控制草原的强烈欲望，因为其骨子里就一直企图征战亚洲内陆。而汉朝、宋朝、明朝等中原帝国的疆域则相对小一些。

从西汉到清朝，中国一直是儒法国家。除了儒学思想外，重视工具理性的法治也很有影响力。中国古代开国皇帝倾向于法治，很少受儒家思想的束缚。由于他们通常靠战争获得政权，而且建国初期儒家官僚系统未正式建立，更倾向于用武力征服周边部落，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远征军通常出现在王朝初期。

到了王朝的中期，不同性质的政体开始显现出区别。农业政体一般靠封君、联姻、赐礼等来控制游牧族群。其统治者对草原上的贫瘠之地兴趣不大，一方面出于安全考虑，一方面征战草原耗资巨大，一般国家很难支持。而更重要的是，中原血统的君王受儒家官僚的影响，更倾向于通过支配，而非武力夺取来处理外交关系。

继承了游牧族群血统的王朝君主，即使有不同的视野及执政自主性，迟早也会被儒学统治意识同化，最后依靠儒家官僚体系。虽然清朝统治者更有野心征服亚洲大陆，也更擅长对付游牧族群，但多数情况下，清朝依然延续了以费正清式“中国的世界秩序”作为意识形态之本的儒家外交政策。

时机对于游牧族群的成功也很重要。在农业地区，帝国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政体形态，而在游牧地区，稳定的政体形态则是部落联盟。游牧地区之所以能产生帝国，一般是由于产生了一位克里斯玛式的领袖，而他的权威则来自于带领部落成员进行成功的抢劫和掠夺。一旦抢劫与掠夺不成功，部落就会产生内乱与分裂。这时，时机与游牧部落领袖的视野都变得很重要。

如果一个游牧帝国在兴起后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获得统一的农业帝国，比如西汉初年的匈奴、唐朝初年的突厥和清朝康乾时代的准噶尔，这时农业帝国只要与游牧帝国打成拉锯局面，游牧帝国就会发生内乱。

有的时候，游牧帝国是在农业帝国衰弱时形成的，比如辽、西夏、金、元与清，这些游牧帝国往往能入主中原。这些游牧帝国能够入主中原不单单是因为时机，还因为其领导者的视野。这类游牧帝国的早期领袖一般是中央农业帝国的“少数民族干部”，他们的祖上在农业帝国强盛时被吸纳进入政府，为农业帝国戍边。他们手下也往往有许多汉人谋士，并且熟悉农业帝国的组织构造。当中央农业帝国衰弱时，这些“干部”中具有帝王野心与视野之人就会与中央帝国离心离德，并伺机反叛，成功者则入主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