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晋楚弭兵

春秋初期出现的霸主政治及“二级封建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周王朝的封建政体，但当历史演进到公元前6世纪中叶前后，由于各国封建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其他原因，晋楚之间的霸权政治很难再维持。这就引来了公元前546年在晋楚与其他中原国家之间的弭兵大会。但是，晋楚弭兵的成功却又加剧了晋国内部封建危机的进一步深化，从而导致了霸主政治的垮台。

弭兵大会的两大主角是晋与楚，因此，让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晋国意欲弭兵背后的动因。从晋国政治这一角度来看，晋楚弭兵在很大程度上来讲与当时封建体制危机有关。在公元前6世纪的上半叶，随着晋国国君势力的减弱，晋国国内的主要冲突已不是发生在国君与贵族之间，而是发生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因此，在鲁宣公十三年（前596年），晋大夫先轸的后代先毂被杀，其家族被灭。在鲁成公八年（前583年），晋大夫赵同、赵括被杀，赵氏险些被灭。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在三郄的陷害下，晋大夫伯宗被杀，其子伯州犁逃往楚国。两年后，三郄及其家族又被灭。又一年后（前573年），谋害郄氏的主谋胥童又被杀。最后，在公元前552—550年之间，范宣子又灭了以栾盈为首的栾氏家族并杀害了与栾氏为亲的十个大夫。因此，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随着晋国贵族互相倾轧，君臣离心，晋国贵族的主要关心点均从国际的称霸转移到了国内的争斗。这一背景即为晋国与其主要敌手楚国弭兵提供了可能。

楚国想要弭兵的动因与晋国很不同。与晋国相比，春秋时的楚国官僚体制较为发达，国家权力更多集中在国王手中。虽然我们对楚国整个官僚体系缺乏一个详尽的了解，从目前已有的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能看出楚国春秋时官僚制的一些特色的。首先，很容易想象，一个国家当时的官位名称留下来的越多，那个国家当时的官僚体制也可能越发达。明朝董说所著的《七国考》共记录了楚国官位91种。根据董说所提供的这些官位资料的出处，我们可看出这些官职中至少有64种在春秋时就已存在。相应的，《七国考》中所记的秦国官职共有72种，但从这些官位资料的出处看，这些官职中的大部分均产生在秦国采取了商鞅的二十级爵位制之后。《七国考》中所列其他国家的官职数量均大大低于楚秦两国。

我们还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春秋时期楚国发达的官僚体制。《左传》鲁宣公十一年（前598年）有这样一条记载：

［楚］令尹艾猎城沂，使封人虑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财用，平板干，称畚筑，程土物，议远迩，略基趾，具糇粮，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

这段记载记录了楚令尹孙叔敖在沂地（今河南省正阳县）负责修筑城墙一事。该记录中写到孙叔敖派封人筹划了工程计划，并把计划报告给司徒。计划包括了预计人工的多少，材料用具的分配，运土方与筑墙人力的搭配，各段城墙建筑的水源与土源，确立监工，运筹粮食，等等。该记录还不忘记告诉我们整个工程仅在三十天内就完工了，没有超过原定计划。这一段珍贵的记录不但让我们看出了楚国高层官僚的运作，我们还看到了楚国中下层专家的素质。

与晋国国君相比，楚王被大臣所害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即使是楚王被害，在很多情况下他也是被王子或其他对王位有一定合法继承权的家族成员所害。由于楚国在春秋期间的大多数官职已非世袭[8]，楚国贵族很难对国王权力形成严重威胁。事实上，从公元前632—前528年，楚国竟有八位令尹由于战败、腐败或国王不信任等原因而遭杀害或被迫自杀。在春秋时期，楚王权力始终大于贵族，因而在晋国及一些中原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封建危机在楚国并没有出现。

那么，导致楚国寻求弭兵的动力又是什么呢？通过对《左传》记载内容的解读可以看出，楚国可能是被地域政治压力推到谈判桌上来的。在春秋争霸时代的早期，作为南方唯一的强国，楚国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往北争霸这一目标上，但随着战争规模与区域的扩大，许多当时处在中原文明边缘的国家也慢慢地卷入了以中原为轴心的战事。地处东南的吴国即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左传》第一次提及吴国是在公元前584年。那一年《左传》记载了吴国入侵地处吴都北边四百多公里的郯国。一个国家在当时能进行四百多公里的长距离入侵，可见它当时已经实力不俗。楚国大约从此以后变得在北方与东方两面受敌，势力有所受损。为摆脱这一局面，楚国当然也很希望能在北方弭兵。

在这一背景下，宋大夫华元穿梭于晋楚之间，在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成就了两国的第一次弭兵。此次弭兵由于楚国在公元前577年进攻郑国而迅速垮台，但三十多年后，即在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国贵族之间互斗更有所加剧，而吴国对楚国的军事压力也越来越大，双方的弭兵欲望显然有所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宋左师向戌出力促成了晋楚等十国在宋国举行了弭兵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