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政治社会功能消失

中国已经从一个政治制度、文化完全异于西方，并对发展工业资本主义充满敌意的帝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当前中国仍然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儒法国家的许多制度和文化遗产已经消失，但一些仍然留存了下来，并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影响。另外，中国的过去对其未来的影响也不会只是文化与观念方面一次简单的传承。在此过程中必定涉及相互竞争的、具有不同组织能力、资源和利益的社会行为体。这些社会行为体的行为及效力反过来又受到国家结构化行为、国际环境和新形势的调节。中国的历史及近百年来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将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

儒教政治模式及儒教文化在中国社会的统治地位已经消失。现代中国及未来短期内的中国所拥有的绝大部分特质或多或少都与这种结构性变革有关。1911年的辛亥革命粉碎了长达千年的儒家政治体系。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将儒教及儒教文化视为中国积弱的根源。从那时起，中国政府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便开始想方设法地摧毁中国传统文化，批判支撑这种文化的制度。在当今的中国，儒教道德及政治秩序再次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崇，甚至获得政府的部分支持。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中国在重塑儒教成为主流价值观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来自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破坏性后果。如果这些因素是造成儒教崩溃的全部原因，今天中东的伊斯兰教、印度的印度教、美国和西欧的基督教以及东欧的东正教便应该遭遇类似的境况。现实却并非如此，因为上述每个宗教在现代化建设的冲击下均幸存下来，在社会中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势力。儒教的崩溃在全世界宗教中是不同寻常的，与其本身性质有关。

尽管儒教被许多学者认为是宗教，但我们不能忽视事实，即这种宗教强调现世的道德秩序而不是超验的神圣秩序。儒教之所以曾在中华帝国占据主导地位，一是因为它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为社会提供了道德秩序；二是因为自宋代以降，帝国政权和社会或多或少都是依据儒教准则进行构建的；三是因为一些国家或社会组织发展出了某种类似于教会的功能。然而，上述社会条件一旦消失，儒教便失去了根基，从一种支持国家和社会的绝对组织力量退缩为一种离散的、非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或哲学。这恰好是那些试图恢复儒教传统地位的人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儒教国家崩塌及儒教在社会中作用急剧下降带来了若干挑战。中国不是小国，拥有自己的文明。作为一种世界主要文明的创造者，中国人的自我形象将成为自己的负担。现在中国正在变得富裕，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建立另外一种道德、政治和国际秩序的强烈愿望，此种秩序吸收了许多西方因素，但儒教处于核心。这种努力遭遇的困难不仅来自自身，因为日益盛行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导向的儒家价值观存在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儒教已经退化为一种鲜有制度支持的意识形态或哲学。因此，短期来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近来所倡导的儒学复兴并不会达到其所期望的结果，尽管社会对其制造的张力会出现真正的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