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接受科学？

新民周刊：西方的科学思想在明朝的时候已经开始进入中国，它们没有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与儒学思想的保守性有没有关系？

赵鼎新：儒家的思想肯定是不利于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的，但是科学思想在中国没有发展和儒家也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中国整个的哲学基础——不管是儒家也好，法家、道家、墨家也好——都不是从因果关系看问题，都喜欢从历史的长距离来审视问题，这样一来，中国就很难形成科学思维。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片面但是深入地看问题，就是把其他条件进行“控制”，从而思辨和考察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以及内在机制。在中国，不仅儒家，其他哲学都是一样，即认为社会的众多方面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历史与当今社会有着很大的关联。因此，中国人擅长宏观全局地看问题。但是，正是中国人的这一历史理性精神，使得我们不能接受把问题进行割裂并加以深入研究的科学方法。所以这样一来，西方科学思想不可能在明朝的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儒学、法学、道家都一样，不要只怪儒学，这是中国的传统。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科学传统也不是没有问题，西方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在现代人文科学中就暴露了其多重局限。简而言之，他们的研究方法使得我们对社会的各种微观机制有着越来越清楚的了解，但是却往往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不增进我们的智慧。

新民周刊：道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并不总是一种消极性的力量？汉初的“文景之治”是“无为而治”的成功范例，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建立之初，开国君主往往采取比较宽松的休养生息政策，这些政策和道家思想是否有关，还是说更多是从国家健康发展的角度作出的决策？

赵鼎新：我想这两个方面的考虑都有。汉初流行黄老之说，如果建国之初不进行休养生息的话，那该怎么办？经过连年的战乱，国家急切地需要一次社会休整。同时，黄老学说又为执政者提供了一种理论的依据，使得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实行自己的政策。

庄子把世界看得比较淡，因此比较消极，老子却不同。老子一方面寄希望于“无为”，另一方面，《道德经》大量地在为君主提供君王之术，只是说“无为”比“有为”更有利于统治。法家是对抗性的统治策略，你不服从就打你；而老子采取的是非对抗性的统治策略，区别如此而已。

新民周刊：其实中国很多的发明和道教炼丹术有关，比如火药，道教的发明为什么没有走向西方式的现代化文明，和他们的目的——长生不老——有关吗？

赵鼎新：世界上有两类发明，一类发明并不需要许多科学知识和技术作为铺垫，因此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而另一类发明则需要很多科学知识的技术作为基础。中国的大多数发明属于前一类，而西方蒸汽机发明则需要物理学的发展，也需要许多技术的保障，因此属于后一类。近代西方，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正反馈互动，社会又给予发明创造以巨大的市场，刚开始搞发明是很穷的，可是一旦他成功之后，他就可以很有钱很出名，这都为西方的科技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是反观中国，我们的技术发展既没有西方这样的激励机制，也没有科学作为后盾，因此也难有西方那样的关键性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