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战区的形成与归一
平王东迁，周室衰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国争霸局面。传统观点一般把这一争霸时代的序曲定于郑国的崛起。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对《春秋》与《左传》文本的依赖。《春秋》与《左传》基本上是以鲁国历史为中心展开的，里面记载的历史的重点或与鲁国直接有关，或是一些在鲁国的邻国与对鲁国有直接影响的大国中所发生的事情。在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之前，《春秋》与《左传》均对秦、晋、楚这三个大国没有任何记录。其原因是这些大国在那时仍陷于地区性的争斗而无暇顾及中原事态，相应地《春秋》与《左传》也就没有记录那些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由于《春秋》与《左传》是我们赖以了解那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献，此二文献的记载方式势必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的理解。
事实上，在周平王东迁后诸侯混战的初期，大多数国家势力均很弱小。国家仅对国人与城郊的野人有一定管理能力，东周晚期兴起的集权国家在当时还不见踪影。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重要的国家如郑国、鲁国及卫国尚无常备军队，直到有战事时才发兵器给国人出战。这就决定了春秋初期的战争规模只能很小，持续时间很短，并主要发生在邻国之间。[1]由于这一原因，当时中国大地上存有四个主要战争区域，诸侯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每个区域之内的国家之间。这些区域是：以齐为中心的中原（东方）区，以楚为中心的南方区，以曲沃晋为中心的北方区，以秦为中心的西方区。史书上所记载的一些早期霸主，如郑庄公、鲁庄公，甚至是齐桓公，均是东方区中的地区性霸主。
如果将春秋早期的战事与现代体育作个模拟，这四个战争区域内的战争就像现代体育中的小组赛，而齐、楚、晋、秦四国则是各小组涌现出来的“第一名”。这四国所以能在区域性的战争中胜出，有许多这里不能详尽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地指出：这四国都是在艰巨的竞争下逐渐获取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这一点在齐国中原争霸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郑庄公时，齐国的力量明显小于郑国，甚至在齐桓公刚刚即位时齐国还在与鲁国的交锋中失败[2]，直到在管仲的领导下逐渐壮大后，齐国才最终确立了其东方霸主的地位。
其他几国在取得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过程中也并不一帆风顺。在北方战区内，晋国的曲沃政权与翼政权在公元前739年桓叔指使潘父谋杀了晋昭侯后进行了长达六十余年的争夺战。在此期间，曲沃武公曾于鲁桓公八年（前704年）诱杀了晋小子侯并灭了翼，但在虢国的军事干涉下，曲沃武公不得不退回曲沃，翼政权因此得以复国。显然，直到曲沃武公在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灭了翼政权统一了晋国前，晋在北方军事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尚未确立。
在南方，楚国一直是一个区域性的强国，但尽管如此，楚国花了十六年时间进行了三次战争才最终征服了随国，并且还在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被巴国打败。显然，春秋初期楚国在南方的地位也有着一个逐渐壮大的过程。与其他三国相比，我们对秦国在西边的发展了解得更少，但有一点很清楚：从襄公到穆公，秦国与各类戎人部落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征战才最终确立了“霸西戎”的地位。这一过程显然也来得不易。
当时，在取得区域性的优势后，一个国家一定会往中原发展。这种战略选择的逻辑十分显然：中原地区在当时不但富有发达，而且还是东周政治中心所在。因此，中原战区以外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楚、晋与秦）当巩固了他们在区域内的地位后，先先后后地想把他们的势力插入中原。大国的这种军事动作促进了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就楚国来说，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年）《春秋》有了如下记录：“蔡侯郑伯会于邓。”《左传》则把这次蔡侯与郑庄公的会见目的点得十分清楚：“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是《春秋》与《左传》对楚国的第一次记载。蔡侯与郑庄公的畏惧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后数年内，楚国势力不断北侵，逼近中原，相应地《左传》对楚国军事行动的记录也不断增多与变得详细。楚国往北方发展分两路推进。西边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直插南阳盆地，一路上它征服或消灭了权（约前700年）、罗（前699年）、邓（前703年，被楚灭于前678年）、绞（前701年），并于公元前687年进攻了南阳盆地北端的申。征服申后，中原已咫尺可见。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待征服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后，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在郑庄公与蔡侯为楚之事相会的二十六年后（前684年）进犯了蔡并活捉了蔡哀侯。在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都，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面对楚国的北犯，齐桓公在鲁僖公四年（前656年）率中原多国之兵伐楚。虽然这一军事行动最后以楚齐之间的召陵之盟而告终，对于本文来说，此次事件标志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一。用现代体育作比喻来说，争霸的角逐进入了半决赛阶段。
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被秦打得大败，晋惠公也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入了河东地区。韩原之败迫使晋国“作爰田”、“作州兵”[3]，进行税收与兵制改革以图强。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随之，齐国因国主继承纠纷内乱不断，并最终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不久，在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秦军冒险远征郑国，在其回师路上，晋军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崤山一举歼灭了秦军主力，活捉了秦军主帅孟明视、西乞术与白乙丙。秦军在此战败后，虽然能“霸西戎”，却已无力再与晋国抗衡。在齐、晋、楚、秦四国的交锋过程中，继齐之后，秦也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东周政治进入了晋楚争霸阶段。
在描写晋楚长达一百余年的争霸史中，大多数史书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晋强楚弱的景象。但由于那些史书的材料大多来自《春秋》与《左传》，而《春秋》与《左传》均出自中原作者之笔，他们在描述晋楚争霸史中的偏差是显见的。因此，笔者想用一些较客观的数据来比较一下两国的相对实力。首先，我们知道郑国地处晋楚之间，是一个较有实力的二流强国。晋楚虽然能压迫郑国臣服，却无力一下子灭掉郑国。因此，他们均想把郑国作为自己的跳板而把势力伸向他方。这样，当郑国与楚国结盟时，晋国就率领军队进攻郑国；而当郑国与晋国结盟时，楚国就进犯郑国。因此，春秋期间郑国被迫反复在晋楚之间选择盟友，整个晋楚争霸史也可以说是一个两国对郑国的争夺史；而郑国与某一国家结盟的时间长短，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晋楚二国的国力。我们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可清楚地量出，从楚都郢至郑都新郑之直线距离为460千米左右，而从晋都新田至新郑距离仅此一半左右。（古代军队的陆路进军距离平均每天仅在15千米左右，因此这直线距离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辐射能力。）尽管如此，从齐桓公死后直到弭兵大会（前643—前546年），郑国与楚结盟时间达49年，而与晋方达48年。如果以上比较显示了晋国在晋楚争霸过程中肯定不占上风，笔者收集的其他证据则显示了在晋楚争霸过程中晋不仅不占上风而且还更可能明显居于下风。在整个春秋历史中，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争仅有90次。更有甚者，在春秋期间，齐国主动发动的战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军事实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当时军事的后勤运输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春秋初期的大多军事争端均发生在邻里国家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动发动战争一方军队在战争中的平均进军距离可体现该国实力之强弱。笔者通过测量对比得知，齐国军队的进军能力在齐桓公死后不久便从顶峰时的约500千米下降到了300千米左右，秦国在进军中原途中因受到晋国的阻挡而在整个春秋期间军队进军能力始终保持在300多千米。晋国军队的平均进军能力明显高于齐桓公以后的齐国，略高于秦国，但基本稳定在300～400千米之间。相比较而言，楚国在公元前650年以后的军队进军能力基本能保持在400～600千米之间，大大高于其他三个大国。[4]
从以上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晋国在晋楚二国之间长达上百年的争端中不但并不占优势，可能还处于劣势。总体上，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春秋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平衡格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