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最好的演说家

内容提要

本文是一篇修辞学短论，大约写于公元前46年。它的拉丁文标题是“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英文译为“The Best Kind of Orator”，意思是“最好的一种演说家”，中文标题定为《论最好的演说家》，因为西塞罗在文中指出，按照作品类型可以区分诗人的种类，但不能按照演讲风格区分演说家的种类，演说家只有一种。全文分为7章，译成中文约7千字。

根据文中提供的证据，这篇短论原来是西塞罗翻译希腊演说家德谟斯提尼[1]的作品时写的导言。作者在文中针对当时罗马的一些所谓“阿提卡风格”的演说家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演说家主张，演说要像早期希腊的阿提卡演说家那样简洁，不需要讲究修饰。

正文

［1］人们常说，诗人有许多种类，演讲家也有许多种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诗歌（peotry）有许多形式，也就是说，每一种韵文（verse）作品，悲剧（tragedy）、喜剧（comedy）、史诗（epic），还有抒情诗（melic）和酒神赞美歌（dithyrambic）——这种形式更多地由希腊人而非罗马人采用——都有自己的个性，相互之间都有区别。所以，喜剧风格在悲剧中是一种瑕疵，在其他不同种类的韵文中也一样，学者们承认它们各有自己的语调和讲话方式。但对演说家来说，如果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一些种类，把某些演说称作宏伟的、庄严的、词汇丰富的，把某些演说称作清楚的、节制的、简约的，把某些演说称作处在中间位置的，即前述两种演说之间的一个中介，那么他提供了某些关于演说者的信息，却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演讲术这门技艺的信息。因为在一门技艺中我们要问的是，它的完善状态是什么，而对一个人来说，我们只需要描述他的现实状况。因此，一个人可以称恩尼乌斯[2]为最好的史诗诗人，如果他认为这是真的话，称巴库维乌斯[3]是最好的悲剧家，也许，称凯西留斯[4]是最好的喜剧家。我不想把演说家分成不同的类型，因为我正在寻求的是演讲的完善典范。只有一种完善的演说家：那些不属于这种演说家的人与这种演说家的差别不像特伦斯[5]所属的类别与阿西乌斯[6]所属的类别之间的差别，他们尽管也可以称作演说家，但在成就上不能相提并论。所以，最好的演说家是这样的人，他的讲话教导、振奋、打动听众的心灵。演说家有教导的义务，快乐只是赠给听众的一件小小的礼物，感动他们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承认，一位演说家可以做得比其他演说家好，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种类上的。有一位最好的演说家，也有其次一位最好的演说家，他离最好的演说家最近。由此也可推论，最差的演说家与最好的演说家差距最大。

［2］就像雄辩由语言和思想组成一样，我们必须在保持我们的措词无误和纯洁——也就是使用良好的拉丁语——的时候，能够选择既“恰当”又有文采的语词。所谓“恰当”，就是要选择最优雅的语词；所谓有文采，就是要适度使用比喻，小心避免不着边际的对比。另一方面，就像有许多种思想一样，我在上面说过有许多种演讲风格。比如为了快乐，阐述和解释就应当是欢快的和诙谐的，为了激励情感，它们就应当是有分量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除此之外，有一种把语词放在一起的方式——一种结构——用来产生节奏和流畅这两种效果；还有一种安排观点的方式和一种最适宜证明某个案例的秩序。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座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而它的基础是记忆，有了记忆才有可能表达。

最优秀的演说家在各方面都是最完善的，获得中度成功的演说家是中等的演说家，获得最小成功的演讲者是最差的演说家。他们仍旧可以称作演说家，就像很差的画家也被称作画家一样，但这是能力上的差异，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异。因此没有哪位演说家会不愿意像德谟斯提尼，但是米南德[7]不希望像荷马[8]那样写作，因为他要写的作品属于不同的种类。但是这种情况对演说家不适用，尽管有些演说家追求庄重和尊严，避免简洁，而有些演说家宁可做到观点清晰而不要华丽的词藻。尽管作为一名演说家他的做法是可以容忍的，但若最好的演讲风格就是包括一切演讲手段在内的风格，那么他不是最好的演说家。

［3］我已经做了这个简洁的开场白，比这个主题应有的开场白还要简洁，就我们当前的目的来说，无需更加详细的陈述。因为只有一种演讲术，我们正在思考它的本质。这种演讲术是在雅典兴旺起来的。阿提卡（Attica）的演说家在风格上的差别是众所周知的，但无人知道他们的基本特点。有许多人看到了一面，从他们的演讲中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另一面，他们的演讲有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如果一个观点是荒谬的，或者是不相干的，或者无意义，或者单调，那么这是一个错误；如果一个语词不地道、拙劣、不妥、刺耳，或者不着边际，那么这个语词是错误的。所有这些讲阿提卡方言、被称作阿提卡演说家的人都非常好地避免了这些错误。但是那些仅仅做到这一点的人可以被认为到此为止做得还不错，但这些人可以比做适宜在运动场上炫耀一番的运动员，而不是适宜在奥林匹克赛会上寻求奖品的人。那些赢得奖品的人，尽管没有各种疾病，但他们不会仅仅满足于健康良好，而是还要取得力气、肌肉、血液，甚至还想拥有一身吸引人的黑皮肤。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模仿他们；如果不可以，那就让我们模仿那些纯洁性没有受到污染的人，而不要模仿那些风格华丽但却充满错误的人；后一种风格在亚细亚盛行。在这样做的时候——要是我们能做到的话，因为哪怕是做到了这一点也是一项非常大的成就——如果可能的话，就让我们模仿吕西亚斯[9]，他在简洁方面超过所有人。他的有些段落确实试图体现出一种比较庄严的风格，但由于他的演讲词几乎全部都是私人性质的讲话，哪怕是那些为其他人所写的演讲词也一样，只涉及一些琐碎的小事，由于他有意降低格调以适合这些琐碎的诉讼，所以他的演讲显得极为贫乏。

［4］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讲话，而不能够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更加丰富的演讲风格，那么可以把他当做演说家，但只是一个小小的演说家。大演说家在处理这种案例的时候也要经常用这种方式说话。换句话说，德谟斯提尼肯定能够平静地讲话，而吕西亚斯也许就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充满激情地讲话。如果他们认为，在审判米罗[10]时，当广场和周围的神庙都有军队的时候，也要使用与我们在私人诉讼中仅仅面对一个证人时使用的讲话风格，那么他们[11]是在用自己有限的能力衡量雄辩的力量，而不是在按照技艺的本性进行衡量。

因此，我们必须对某些人的主张做出回答，有一群人说他们自己的演讲风格是阿提卡式的，这种主张现在已经相当流行，而其他人则说没有一个罗马人的演讲风格是阿提卡式的。第二种意见我们可以忽略，因为事实足以否定他们的看法。这些人没有应邀参加审判，或者说即使受到邀请，他们也是受嘲笑的对象。如果能够引发陪审团的笑声以表现他们的才智，那么这就是他们具有阿提卡风格的基本证据。但是有些人否认自己按阿提卡风格讲话，但又承认他们自己不是演说家，这些人的听力和理智判断能力受过训练，我们向他们咨询就像一名画家向前来观看作品的人咨询一样，他们虽然没有绘画能力，但有某些批评的技能。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智在演讲术中若有挑剔的嗜好，对任何崇高和庄严的东西都不感兴趣，那就让他们说自己宁可采用简洁与克制的风格，而轻视宏大与华美的风格。但是要让他们不再声称简洁的演说家是唯一的一种以阿提卡风格讲话的人。所谓简洁，就是指他们用词吝啬，但却准确无误。宏伟、华丽、词汇丰富，是阿提卡演说风格的标志，它同样也是准确无误的。我们希望我们的雄辩不仅仅是为了被接受，而且同时也要得到敬佩，对此还有什么疑问吗？因为我们正在问的不是什么是阿提卡的演讲方式，而是什么是最好的演讲方式。由此可以推论，由于大多数杰出的希腊演说家是那些生活在雅典的人，而德谟斯提尼又很容易被确定为他们的首领，模仿他的人会以阿提卡的演讲方式讲话，同时也就是在用最好的演讲方式讲话，所以，由于他们把阿提卡风格的演说家确立为我们模仿的榜样，那么用阿提卡风格讲话也就意味着很好地讲话。

［5］由于人们对这种演讲风格的本质误解极大，所以我想承担这项任务[12]是我的责任，它对学生来说是有用的，尽管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必要。也就是说，我翻译了两位雄辩的阿提卡演说家的两篇最著名的演说词，一位是埃斯基涅斯，[13]一位是德谟斯提尼，这两篇演说词针锋相对。我不是作为一个翻译者，而是作为一名演说家来翻译它们的，我保留了它们原有的思想和形式，或者也可以说保持了原来思想的“形象”，但在语言上使它们符合我们的习惯。这样做的时候，我没有坚持逐字对译，但我保留了原文的一般风格和语言力量。因为我并不认为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它们交给读者，而是用它们的分量来进行交付。我的劳动成果会使罗马人知道，我们从那些自称是具有阿提卡风格的人那里可以学到些什么，他们的语言规则是什么样的。

“但是修昔底德[14]会站起来反对你，因为人们敬佩他的雄辩”。没错，但这与我们正在寻找的演说家无关。因为在历史性的陈述中阐述某些事件是一回事，而在实际案例中把你批评对手的论证变得确定无疑，或者对某项指控进行驳斥是另外一回事。在讲故事的时候吸引听众是一回事，激励听众是另一回事。“但他的文风很美”。能比柏拉图的文风还要美吗？我们正在寻找的演说家在法庭上必须以一种适宜教导、振奋和激励听众的风格来处理案子。

［6］因此，要是有人说自己曾经在法庭上按照修昔底德的风格进行诉讼，那么可以证明他对政治和法律生活一窍不通。但若他仅仅满足于赞美修昔底德，那就也算上我的一票吧。

伊索克拉底[15]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16]中得到苏格拉底的高度赞扬，几乎被神化，但实际上他是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所有学者都把伊索克拉底当做完美无缺的演说家来引用，但即使是他，我也不把他算作完善的演说家。因为他的演讲没有参加过实战，也没有使用过铁剑，而是在用一把木头剑玩耍，我可以这样说。[17]但是，为了比较伟大和渺小之间的差距，我现在宁可引进一对著名的角斗士来打比方，埃斯基涅斯就好比埃塞尼努斯，他不像鲁西留斯说的那样令人讨厌，而是勇敢的和能干的。这位埃塞尼努斯与人类有史以来最勇敢的角斗士帕西戴努斯搏斗，我认为，我已经想像不出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聆听德谟斯提尼的演说更加激动人心了。[18]

对我目前从事的翻译工作人们会有两种反对意见。第一种：“希腊原文更好些。”我可以向提出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发问，他们自己能否用拉丁文创造出更好的东西来。第二种：“我为什么要读你的译文，而不去读希腊原文？”但是这些人在这样说的同时已经接受了译成拉丁文的《安德里亚》和《青年的伙伴》，还有《安德洛玛刻》、《安提俄珀》、《厄庇戈涅》。[19]在还没有翻译诗歌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反对翻译希腊文的演讲词？

［7］但是，现在我要在对法庭案例做些介绍性的解释以后转向我们的任务。雅典有一条重要法律，担任行政官的公民在卸任前需提交账目，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向他发出诉状；另一条法律规定，得到公民奖励的人应当在公民大会上受奖，得到公民议事会奖励的人应当在议事会受奖。德谟斯提尼是修复城墙的总负责人，他用自己的钱修复了城墙。克特西丰对他发出了诉状，尽管此时德谟斯提尼还没有提交账目，而凭他的贡献，他应当得到金冠，授奖仪式应当在举行公民大会的剧场里当众举行，在他接受金冠时对他的美德及其对雅典人民的仁慈进行表彰。埃斯基涅斯把这位克特西丰告上法庭，指控他对德谟斯提尼提起诉讼，违反了那条重要法律，德谟斯提尼要在那个在剧场里举行的仪式上接受金冠，然后才会提交账目；而且克特西丰还指控说，有关德谟斯提尼的美德和仁慈是不真实的，因为德谟斯提尼既不是好人，也没有很好地为城邦服务。

这个案子就其本质而言远离我们法庭的常规程序，但这一程序很重要。因为它包含双方对法律的良好解释，以及比较两位演说家对民众的重要贡献。还有，埃斯基涅斯已经受到德谟斯提尼的指控，说他在担任使者期间胡作非为，所以埃斯基涅斯有理由寻找机会报复他的政敌，他以攻击克特西丰作为伪装，要求法庭对德谟斯提尼的生涯和名声进行法律查证。因此，他没有更多地指责德谟斯提尼不交账目，就像他自己所做的那样，而那个时候他还是个乡下的无赖，却被赞扬为最优秀的公民。埃斯基涅斯发起了这场指控克特西丰的诉讼，时间比马斯顿的腓力去世早四年，但是审判却在几年以后举行，此时亚历山大已是亚细亚之主。[20]来自希腊各地的许多人旁听了这场审判。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准备，这两位顶尖的演说家抱着深深的敌意进行这场殊死斗争，在这场争论中有什么东西值得聆听或观看呢？我希望，要是能够得到他们的所有本事，亦即思想、思想形象、论题秩序，以及在不脱离我们语言习惯的范围内学习他们的用语，我也能成功地发表他们的演说——如果所有的语词不拘泥于对希腊文的字面翻译，那么我们至少要试图保留它们的词类和类型——我们会有一个标准来衡量希望以阿提卡方式讲话的这些人的语言。我已经讲够了。现在让我们来聆听埃斯基涅斯本人用拉丁语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