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1］我的弟弟昆图斯，当我开始在第三卷中回忆并记录安东尼乌斯讲话以后克拉苏的后续谈话时，我承认我的回忆是痛苦的，因为它唤醒了我以往的悲痛。因为就在本卷和上一卷所记载的这一天之后还不到一周，这位堪称不朽天才的、充满仁慈和美德的卢西乌斯·克拉苏就被突如其来的死神夺去了生命。克拉苏在戏剧节结束的那一天返回罗马，他的内心被腓力在一次集会上的讲话深深打动。腓力在讲话中声称自己要义不容辞地提出某项行动计划，因为在他看来，要与现有的元老院一道继续统治下去已经不再可能。9月13日早晨，德鲁苏斯[188]召集了一群议员前往元老院，在那里发表了一通抱怨腓力的讲话，指责这位执政官在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讲，猛烈攻击元老院的法令，然后提出了一项斥责动议，要元老院表决。在这样的时候，克拉苏发表了讲话，我知道这个有涵养的人在任何时候讲话都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认为他的优秀演讲超过以往所有演说家，但是这一次，人们可以认为他甚至超过了他自己以往的演讲。克拉苏在讲话中对降落到元老院头上的灾难与死亡表示哀叹，指出世袭的元老院把尊严赋予执政官，执政官本应是元老院的养父母或忠诚的卫士，但这位执政官却像某些无法无天的盗贼一样到处抢劫。在他自己实行的政策使国家遭受灾难性打击之后，这位执政官却竭力想要剥夺元老院的智慧指导公共事务的权力。腓力为人十分固执，他是一名言语流利的演说家和勇敢的律师。克拉苏的讲话像火苗一样点燃了干柴，结果就不是他所能掌控的了。听了克拉苏的讲话，腓力勃然大怒，走上前去胁迫克拉苏，拿走了他的信物。据说，在这个紧要关头，克拉苏说了一大通极为明智的话。他抗议说，不承认他是元老院议员的执政官在他看来根本不是执政官。“你把我们整个元老院的权威都当作伪造的信物，在众目睽睽之下摧毁它，你能想象这些信物对我有什么威胁吗？如果你想要威胁卢西乌斯·克拉苏，那么你要摧毁的不是这些信物，而是割掉我的舌头；即使我的舌头被割掉了，我的气息也会为了我的自由而驳斥你的放肆。”

［2］克拉苏接下去又说了很多话，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讲话表现出卓越的能力、理智和力量。然后他用最精致、最庄严的术语提出一项动议，“国家应当确保人们所提的建议以及对元老院的忠诚都必须有利于国家”，这项动议在拥挤的元老院里得以通过。据说他本人见到了这一动议被记录下来，出现在动议清单上。

这番讲话是这位神灵附体的天才的绝唱，他去世以后我们曾经去过元老院，瞻仰他最后站立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似乎仍旧能够听到余音绕梁。有人说，在讲最后这番话的时候，克拉苏忍受着剧烈的疼痛。他全身颤抖，大汗淋漓，发着高烧回到家中，一周以后就被胸膜炎夺走了生命。啊，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的努力实在是徒劳的，许多事业都会半途而废，有时候胜利的港湾已经在望，却又会遇上巨浪而翻船！克拉苏终其一生，由于雄心勃勃而历尽艰辛。他高瞻远瞩，用杰出的才能服务于国家，而不是为了个人取得高薪或者出人头地。他出任公职的第一年就在民众的齐声赞誉中执掌了最高权力，而在卸任以后的第一年里，他的所有希望和生活安排马上就被死神打断。他的死讯让朋友感到悲伤，让国家感到悲哀，让所有好人感到遗憾。然而，这个国家接踵而来的灾难使我感到，上天的力量没有剥夺卢西乌斯·克拉苏的生命，而是把死亡当作一项礼物馈赠给他。克拉苏不必观看意大利饱受战争的蹂躏、元老院里燃烧着欲望的火焰、杰出的公民因为犯下滔天大罪而受审判、儿女们悲伤、丈夫们流放、盖乌斯·马略极为可悲地逃跑，及其返回罗马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克拉苏也不必观看这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彻底腐败，而在繁荣昌盛的时期，这个国家曾经远远超出任何国家。

［3］我已经对命运的强大多变进行反思，我现在的讲话不应该继续漫无边际，而应当限制于我们已经开始记载的那场对话中出现的人物。许多人经常悲叹卢西乌斯·克拉苏的死亡，但若回想当时有幸与他进行最后一次交谈的那些人的命运，又有谁会不说这是一个幸福的结局！在我们的记忆中，昆图斯·卡图鲁斯这位杰出的先生提出的请求不是宣判他无罪，而是驱逐与流放，而最后他被迫自杀。下一个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作为执政官他无疑是国家无可争辩的栋梁，而作为监察官，他用战利品装饰了胜利纪念碑，为了使许多人能够活下来，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确实，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安放着盖乌斯·朱利乌斯的头颅，由于图斯库兰庄园主的出卖而被杀，与他的头颅并排安放的还有他的兄弟卢西乌斯·朱利乌斯的头颅。所以，盖乌斯没有目击这些事件，我们可以说他像这个共和国一样仍旧活着，而随着这个共和国的灭亡他也将死亡。他没有看见他的勇敢的同胞普伯里乌·克拉苏[189]用自己的双手杀死了自己，也没有看到维斯太[190]的神像上溅满了他的同事大祭司长的鲜血——他是一位爱国者，要是能看到的话，他的死敌盖乌斯·卡玻在同一天也肯定会对邪恶的凶手表示哀悼。盖乌斯没有看到可怕的、令人遗憾的灾难甚至落到那些当时对克拉苏表示忠诚的年轻人身上，他们中间有克拉苏寄予厚望的科塔。由于私仇，科塔在克拉苏死后几天之内就被撤销了保民官的职务，几个月以后又被驱逐出这个国家；而苏皮西乌尽管也卷入同样的仇恨，他在担任保民官的时候开始剥夺那些荣耀官员的职位，这些人在他还没有从政之前与他有着最亲密的联系，然而当他在雄辩术中取得最高成就时，他被利剑夺走了生命，碰上了由于他的鲁莽而应受的惩罚，这当然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

但是在我看来，克拉苏啊，赐予你辉煌的生活，及时结束你的生涯，这些都是明智的天意所为，因为你的勇敢和坚定也会使你坠入内战的罪恶深渊，或者说，要是有某些机会把你从可怕的死神那里拯救回来，同样的机会也会迫使你成为你的国家遭受沉重打击的见证人。那样的话，你一定会十分悲哀，不仅是由于恶人当道，而且是由于正义者的胜利，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屠杀你的同胞。

［4］我的弟弟昆图斯，我一方面思考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这些人的厄运，另一方面也想到推动我前进的不可思议的、无与伦比的爱国主义，这种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你的判断是真实的、明智的，看到这些才高八斗的杰出人士所遇到的各种巨大灾难，你不断地敦促我要远离所有争论和竞赛。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问题，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激烈，而我付出的努力也已经由于享誉海内外而得到了补偿，所以你就让我继续寻求安慰吧。不仅是拥有这种能力可以减轻我的麻烦这一点让我高兴，而且这些麻烦仍旧存在也会让我振作。让我记下卢西乌斯·克拉苏最后一次讲话的剩余部分，以此向他致谢，这是他应得的奖赏。我的感谢虽然配不上他的天才，但却是我的努力所能取得的最佳成就。事实上，柏拉图的对话都是天才的作品，几乎每篇对话都包含着一幅苏格拉底的肖像，然而在阅读这些值得敬佩的作品时，我们中每个人都能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想象出作为这些对话主角的苏格拉底的人格。我要提出一个与此相同的论断，不过确实不是针对你，因为是你使我拥有考虑这个问题的最大可能，而是针对其他一切会把这本著作捧在手中的人，他们都能在一个比我所限定的更大的范围内形成有关卢西乌斯·克拉苏的精神肖像。我本人没有参加那场谈话，而仅仅是从盖乌斯·科塔那里得到一个报告，据此记载这场争论中的一般论证和主要观点。而这正是在这两名演说家的交谈中我试图揭示的内容，也就是我实际上知道的演讲术的类别。如果有人受流行观点的影响，认为安东尼乌斯必定使用一种比较平实的风格，而克拉苏必定使用一种比较华丽的风格，而不是像我所描述的那样，那么这种批判权属于那些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演说家讲话的人，或者属于那些对此缺乏判断能力的人。如前面解释过的那样，这两位演说家实际上不仅在热衷程度、天赋才能、学习演讲术等方面超过任何人，而且在他们所属的那一类演说家中也堪称大师，所以要讨论演讲中的修饰，既不能缺少风格平实的安东尼乌斯，也不能缺少风格华丽的克拉苏。

［5］科塔说，那天中午他们分头午休，他注意到克拉苏把整个中午的间隙都用于冥思苦想。这种表情是科塔所熟悉的，克拉苏在必须讲话时会陷入沉思，而在苦苦思索时，他的眼神就好像凝固了似的。科塔在法庭上也经常能看到这种表情，而此刻他在耐心地等候其他正在午休的人。科塔来到凉亭前，看到克拉苏坐在亭子里的一张躺椅上，察觉到克拉苏正在那里苦思冥想，科塔马上后退。就这样，大约两个小时过去了，克拉苏一语不发。午休过后，那些人又都来到克拉苏这里。朱利乌斯说：“现在怎么样，克拉苏？可以重新开始了吗？尽管我们来只是为了提醒你，而不是坚持要你这样做。”

克拉苏回答说：“你认为我还有可能放弃这项职责，而又能够避免耻辱吗？”

其他人说：“那么好，我们在哪里听你演讲？挪到庄园中间的某个地方去好吗？那里最阴凉。”

克拉苏说：“你的主意不错，那里实际上有椅子坐，很适宜我们谈话。”

这个建议得到一致赞同。我们去了庄园，大家坐了下来，急切地等待克拉苏讲话。

这个时候，克拉苏说：“你们的友谊和对我的影响不亚于安东尼乌斯对我的催促，他剥夺了我拒绝承担这一义务的所有理由，尽管我有很好的理由拒绝。在安排我们各自在讨论中承担的份额时，他自己虽然承担了有关演讲术的恰当论题，把阐述修饰这些论题的恰当方法留给了我，但他把实际上不能真正分离的两样东西给分开了。任何讲话都要由事物和语词组成，如果你去掉了事物，语词就不能落到实处；而要是去掉了语词，事物就得不到说明。我认为，以往的伟大人物断言天上、地下、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一个整体，都由于一种力量和自然的和谐而结合在一起，这表明他们拥有更加广阔的精神上的把握能力，也能比我们的心灵之眼更为深入地洞察事物；因为不存在任何可以独立自存的事物，能与其他事物分离，或者说无需其他事物就能保存它们自己的力量，永久存在。

［6］“但若这个理论对于人的感觉或思想来说过于巨大，以至于使人无法把握，那么还有柏拉图阐明的真理，对此，卡图鲁斯，你无疑听说过，人类各种知识的所有内容都具有统一性。当我们掌握了这个理论的意义，并用它来解释事物的原因和要点时，我们发现所有知识部门都具有神奇的一致与和谐。但若这一真理对于我们属尘世的视力也显得太崇高，以至于不能上升到这一真理，那么不管怎么说，认识和把握这个体系无疑仍旧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承认它、接受它、坚持它。

“如我昨天所说，亦如安东尼乌斯在今天上午的讲话中的某些段落中所揭示的那样，演讲术有统一性，无论何种讲话都属于演讲术的范围。无论演讲的主题是天体或大地的性质，还是诸神或人的力量，无论站在法庭上，还是站在家中的地板上，或是坐在板凳上，或是站在讲坛上，无论演讲的目的是推动人们的行动，还是指导、威慑、激励、抑制、激怒、镇定他们，无论是讲给少数人听，还是讲给很多人听，无论是在陌生人中讲话，还是在朋友中讲话，或者是独白，流利的言语通过不同的渠道涌来，但并非来自不同的源头，无论它抵达哪里，都会提供相同的事情和装备相同的风格。但是现在，我们不仅湮没在大众的观念中，而且也湮没在没有受过全面教育的那些人的观念中。他们发现处理事情比较容易，而要是把这些事情划分开来，一小块一小块地接受，那么他们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这些事实，把语词与思想分开就好像把身体与心灵分开，用身体服务于心灵，这样的过程肯定也是灾难性的。除了你们给我规定的内容，我不能在讲话中任意发挥。我只能简要地阐述我的看法：要是没有观念的产生，使之成形，就不可能有修饰性的风格；同时，没有清晰的风格，就不可能有任何具有特色的观念。

“这些性质使演讲变得华美，但在我试图处理这些性质之前，我要简洁地提出我对整个演讲术的主题的一般看法。

［7］“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自然物都包括大量的具体事物，它们相互之间不同，但又可以视为具有相同的价值。例如，我们的耳朵把许多感觉传递给我们，这些感觉由那些使我们愉悦的声音组成，频繁发生的这些感觉相互之间有很大不同，你会把你最后听到的那个声音当作最悦耳的；还有，我们的眼睛为我们收集了无数的快乐，视觉之所以迷人就在于一种视觉可以有许多表现方式，令人陶醉；其他感觉也有多种使人满意的方法，人们往往难以决断哪一种方法最能令人满意。还有，这种对自然物的观察也可以转移到技艺中去。有一门雕塑的技艺，密戎、波吕克利图、吕西普斯在这门技艺中有杰出表现，他们相互之间都有所不同，但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说他们中的某一位不是雕塑家。绘画的技艺和方法只有一门，但宙克西、阿格拉俄封、阿培勒斯之间有极大的不同，然而我们又不能认为他们中的某一位缺乏这门技艺的任何要素。在不用说话的技艺中这些情况是真的，如果这也值得惊讶，那么在演讲和语言的技艺中又该如何！演讲也充满相同的观念和表达，然而演讲术的构成极为不同，这里讲的不同，不是指某些演讲者应当受到赞扬，某些演讲者需要受到责备，而是指人们认为值得赞扬的演讲者绝不可能用各种风格取得这样的成就。

“我们以诗学为例可以观察这种情况，诗人是演说家的近邻。恩尼乌斯、巴库维乌斯、阿西乌斯，还有希腊的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尽管他们全都以风格各异的作品赢得了相同的掌声？

“现在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考虑这样一些人，他们所属的部门是我们正在考察的［演说家的兴趣与性质之间的差别］[191]。伊索克拉底风格优雅，吕西亚斯精确，叙培里得斯尖锐，埃斯基涅斯洪亮，德谟斯提尼有力。他们中有谁不是杰出的，而又具有他自己的特点呢？阿非利加努有力，莱利乌斯平稳，加尔巴严厉，卡玻流利和悦耳，他们过去有谁不曾出人头地，而又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8］“然而，有当今活生生的例子可用，我为什么要到以往的历史中去搜寻？还有什么能比我们的朋友卡图鲁斯的口才带给我们更大的享受？他的讲话风格如此纯洁，以至于他似乎是惟一能讲一口漂亮拉丁语的人，他讲话的分量很重，非常庄严，而又包含着文雅和魅力。简言之，听他讲话，我一般的论断是加一分嫌多，减一分嫌少，对他的讲话做任何改变都只能使它变差。

“还有，我们这里的朋友恺撒，贡献了相当新颖的演讲方法，引进了几乎是独创的风格，不是吗？除了恺撒，又有谁能够以一种几乎可以适用于喜剧的方式处理悲剧式的演讲题材，使沉重的话题变得轻盈，使悲伤的人们变得快乐，使法庭上的辩论变得像戏台上的演出一样迷人，但又不会削弱演讲主题的重要性而使之沦为玩笑，或者由于幽默而伤害风格的庄严。在我们现在的同伴中，想一想苏皮西乌与科塔吧，他们几乎处于同一水平。这两位演说家之间有什么重大差别？而他们的风格有什么更大的特点吗？他们中有一位以精确著称，总是用恰当的语言讲述事情，力求简洁，能够敏锐地发现必须在法庭上加以证明的论点，把其他事情都撂在一边，集中精力思考和论述这个论点；另一方面，苏皮西乌把大胆和力量结合在一起，他有非常洪亮的嗓音，他的相貌和姿势无与伦比，再加上流利和有力的语言，使我们认为他是一个天生的、完美无缺的演说家！

［9］“现在我要回过头来讲我们自己了。由于不停地在我们中间做比较，所以我们好像受到城市讲坛的召唤，让我们逐一亮相、竞争、展开批评。还有哪两种演讲风格之间的差异会比我与安东尼乌斯之间的差异更大？尽管他是一位不可超越的杰出演说家，我对自己的已有成就还远不能感到满意，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以与安东尼乌斯结成一个对子来进行比较。你们看不出什么是安东尼乌斯的风格吗？它是大胆、勇猛、表达充满活力、精心准备、考虑周全、敏锐、有渗透力、准确，根据每一具体要点做出有礼貌的让步和勇敢的攻击、恐吓、恳求，用各种各样风格的讲话耗尽听众的胃口。另一方面，无论作为一名演说家我使用什么样的姿势——要是喜欢的话，你们可以做一些描述——无疑与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所属的那一类人的姿势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的性质不是我要说的，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熟悉自己，要形成对自己的看法极为困难，但不管怎么说，从我采取的行为的节制，从我几乎不变的立场和我从一开始就想要实现的目标，从我比他在挑选语词方面承受更多的折磨、遇到更多的麻烦来看，我和他之间的差别是可以察觉的。我担心我使用的风格过于陈旧，人们会认为我的演讲无法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要是我们之间现在有这么大的差别，而各自又都有自己清晰的特点，要是在这种多样性中优秀者与低劣者的区别在于能力而不在于风格，任何按其自身风格表达的事物都会受到欢迎，那么我们要是选取古今各国所有演说家为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你们难道不认为我们将发现，有多少演说家就有多少种风格吗？

“我这个论断可能向你们提出了一个反对意见：要是演讲术的理想类型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其自身都值得赞扬，而风格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那么就不可能用相同的规则来规范不同的事情，并使之隶属于同一个体系。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样做是老师在训练学生时应尽的责任，当学生的要小心谨慎地遵守教导，而每一教导似乎都由其自身性质所决定。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来自同一学校的学生受到不同风格的专家和优秀老师的指导，他们尽管相互之间很不一样，然而都值得赞扬，只要他们所教的课程适合学生们的本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撇开其他体系不谈）杰出的教师伊索克拉底的故事，他对厄福鲁斯使用踢马刺，而对塞奥波普使用马勒，意思是他对一个人的鲁莽而又华而不实的风格加以约束，而对另一个人的犹豫不决、缺乏信心加以激励。他的做法不是要把他们变得一模一样，而是对一个人进行嫁接，对另一个人进行修剪，使他们都能在其本性允许的范围内适度成长。

［10］“我必须做出这些预备性的观察，因为我考虑到，我提出来的这些意见不一定适合你们所有人的胃口，也不一定适合你们特别喜欢的某种演讲术，但你们可以理解我正在描述的这种演讲术是我本人最认可的。

“嗯，论证安东尼乌斯已经列举过的要点，并用具体风格来表达它们，是演说家的事情。我们的用语应当准确、清晰、华美，适合正在考虑的具体事情，此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风格可以用于表达呢？（关于表达我晚些时候再考虑）至于这两样最先提到的性质，我不想去解释语言的纯洁和清晰，因为教一个不懂语言的人演讲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连拉丁语都讲不好的人能够风格华美地讲话，或者一个我们无法听懂他讲话的人能够讲出一些令我们肃然起敬的事情来。因此让我们撇下这些性质不谈，这些性质其实很容易明白，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两种性质中有一种可以通过书本和基础教育来传授，而另一种性质则使个人的陈述变得可以理解。它们一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是最微不足道的。对所有措词做正确的选择尽管需要文学知识，但阅读了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无论如何都可以增加这方面的知识。古时候的教师并不拥有修饰讲话的能力，他们几乎全都拥有清晰的风格，那些熟悉语言的人除了讲一口纯正的拉丁语也不会讲其他语言，哪怕他们想这样做。情况虽然如此，但他们一定不能使用那些已经不常用的语词，除非出于修饰的目的偶尔为之，关于这一点我还会再做解释。勤奋阅读古书的人在使用流行用语时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11］“为了能够正确地讲话，我们不仅不要去创造那些无人能够正确使用，也无法掌握它们的格、时、性、数，并会带来混淆或排列错误的语词，而且还必须规范我们的语音和语调。我想要的语音和语调既不是十分精确，也不是松松垮垮；既不是虚弱无力，也不是大声叫唤。关于嗓音问题，我还没有提到与表达有关的要点，而是谈论在我看来与发音有关的问题。有些错误是人们无一例外想要避免的，这就是嗓音柔弱或女子气，或者不悦耳、不合调。但有一个错误是某些人故意要犯的，他们喜欢使用充满乡土气的发音，目的在于使他们的讲话显得古朴，以便赢得更大的青睐。卡图鲁斯，你的朋友卢西乌斯·科塔就喜欢用沉重的语调讲话，他的发音带有一些乡土气。但若他的发音确实是彻头彻尾的乡土风格，那么人们会以为他的讲话带有古朴的风味。而我正好相反，我喜欢你们的语音、语调和精确性。我在这里指的不是语言的精确——尽管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但它是方法的产物，要从文学中学习，通过阅读和讲话的实践得到加强——而是讲话的实际魅力。在希腊，这个优点属于阿提卡，而在拉丁语中，这个优点是这个城市[192]的独特贡献。在雅典城，雅典人自己的博学早已衰退，而这座城市现在也仅仅作为一个做学问的场所延续下去，本地公民对这些学问感到完全陌生，而外国来访者在这座城市的名字和权威的魅力下享用着这些学问。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未受教育的雅典人都能轻而易举地超过最有教养的亚细亚人，但不是在词汇方面，而是在语调和嗓音方面，更多地不在于讲话的正确性，而在于讲话方式的迷人。我们的公民对文学的研究比拉丁姆地区的人还要少，然而你们熟悉的优秀人士——他们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文学——在嗓音的平滑、语音语调的特点上，没有一个不能轻易地击败昆图斯·瓦勒留·索拉努斯，[193]他在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中间是最博学的。

［12“我们罗马人和我们这座城市有一种特别的口音，所以我们讲话没有那种外省人的腔调，不会结结巴巴，不会引起冒犯、令人厌恶或遭到反对，因此让我们把这种口音作为榜样来学习，避免粗糙刺耳的乡音和外省人的语法错误。以我自己为例，我能听懂我的岳母莱利娅讲话——妇女们很容易保持她们原先的口音不走样，因为她们不会与很多人交谈，所以总是保持着原来的口音。我在听她讲话时有一种感觉，就好像在听普劳图斯和奈维乌斯讲话。她的嗓音天然纯朴，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痕迹。由此可以推论，她的父亲和祖先也是这样讲话的，不像我提到的那些人说起话来粗糙刺耳，乡音浓重，佶屈聱牙，而是圆润平滑、流畅悦耳。因此，我们的朋友科塔，我们在前面说过你偶尔也会模仿他粗糙刺耳的发音，[194]还有苏皮西乌，你的发音经常用完整的‘E’音代替‘I’，在我看来，你们俩模仿的不是古代演说家，而是农夫。”

这句话连苏皮西乌都被逗笑了。克拉苏继续说道：“你们这些先生们想要我说话，所以我愿意用这种方式讲给你们听，让你们听到一些你们自己的错误。”

苏皮西乌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批评，这是我们想要听的，要是你能这样做，那么我敢肯定今天在这里我们将纠正许多错误。”

克拉苏说：“这么说来，我可以挑你的毛病而无须冒臆断的危险，因为安东尼乌斯说，他认为你和我非常相似。”

苏皮西乌说：“没问题，你可以挑我的毛病，就像他的建议那样，我们可以相互模仿对方最强的地方。不过，这样一来我倒有些担心，因为除了你的脚印、少许语言变化，或者某些姿势之外，我并没有模仿你什么。”

克拉苏说：“那么好吧，我就不去寻找你从我这里学到些什么了，省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确实，这样的特点太多了，比你说的还要多。但若有恰当的场合，我还是要说一说那些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或者你向别人模仿来的性质。

［13］“因此，让我们放过有关正确拉丁风格的规则，这种风格通过童年的教育来灌输，通过更加强烈的系统化的文学来强化，或者在家庭日常谈话中养成，由书本和阅读古代的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来确认。让我们也不要再停留在第二个论题上，讨论用什么方法可以确保我们的讲话能够被理解。因为很明显，使用正确的拉丁语，按照语词的习惯用法来表达我们想要说明的意思，把话说清楚，不要有语言和风格上的模糊不清，避免过长的句子结构，不要滥用比喻，不要使用错误的时态，不要混淆人称，不要颠倒语序，只要做到这些方面，就能保证我们的讲话能够被理解。简言之，律师对案子的陈述比当事人本人的陈述更难理解，整个事情就是如此简单，令我惊讶。事实上，把诉讼托付给我们的公众通常会就案情对我们做出满意的说明，而我们不可能把它说得更加清楚；而当富菲乌斯和你们这些先生的同时代人卢西乌斯·庞波纽斯[195]开始辩护的时候，除非我精力高度集中，否则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意思。他们的讲话嗓音混浊，没头没尾，使用大量过时的语词，他们的讲话起不到澄清事实的作用，而只是增添了麻烦，他们的所作所为似乎只是在用他们自己的话语把自己打倒。我想你们这些人肯定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考虑到这些风格方面的技巧有点令人厌烦、味道不正，所以请让我们继续谈论那些剩余的、相对比较实在的内容。”

［14］安东尼乌斯说：“不管你怎么说，当你还能诱导我们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多么全神贯注——从我自己的经验就可以做出推断——排除一切干扰，跟上你的思路。你的讲话是成功的，因为你给这些枯燥的主题增添了魅力，你使干巴巴的问题变得丰满，你使陈腐的东西有了一些新意。”

克拉苏回答说：“是的，安东尼乌斯，这是因为我刚才相当随意地经历了两个部门，或者倒不如说穿越了两个部门，我涉及的主题有风格的正确与明晰。但是剩下的问题更大，更加复杂多变，更加困难，而要在演讲中取得声誉和掌声，依赖于在这些方面取得成功。因为没有人会因为演说家语法正确而崇敬他，要是他语法不好，那么他们只会嘲笑他，不仅不会认为他是一名演说家，而且会认为他甚至不是人；也没有人会对一名成功地使听众听懂了他的话的演说家大唱赞歌，而只会藐视那些有这种能力缺陷的人。那么有谁能使人毛骨悚然？有谁能在讲话时使人全神贯注，惊叹不已？有谁的讲话会被掌声打断？有谁会被人们当作凡人中间的神？是那些在事情和语言两方面都非常清晰、准确、丰富、生动的讲话者，他们在实际讲话时有一种节奏和音调，也就是说，那些拥有我所谓艺术家风格的人。掌握了这种技艺的人知道事实和相关人物对于演说的重要性，由于拥有我称之为恰当风格的特点，他们应该得到掌声。安东尼乌斯声称他迄今为止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他说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演说家这个称号。因此，要是你们接受我的建议，那么你们必须嘲笑和轻视所有那些认为现在被称作修辞学家的人制定的规则能使他们掌握修辞学的全部力量，但迄今为止不明白自己要以什么角色出现，也不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的人。因为天才的演说家必定考察、聆听、阅读、讨论、处理、争论过人类生活的所有内容，这是演说家的活动领域，是他研究的主题。口才只是最高美德之一，尽管所有的美德都是相同的或等价的，决不会有一种美德比另一种美德更美，也不会有一种美德比另一种美德外表更突出。美德作为一种能力包括有关事实的知识，它以某种方式用语词表达心灵的思想和目的，能够驱使听众朝着任何方向前进，这种能力越强，就越有必要与完整和高尚的智慧相结合，要是我们赋予那些缺乏这些美德的人讲话流利的能力，那么我们不会把他们变成演说家，而是把武器交到疯子手中。

［15］“我要说的是，这种获取和表达思想的方法，这种讲话的能力，被古希腊人称作智慧；这是古时候产生像莱喀古斯、庇塔库斯、梭伦这种人的源泉，继他们之后有科隆卡尼乌兄弟、法伯里修兄弟、罗马的卡图们和西庇阿们，他们的涌现也许更多地不是由于教导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相同的目的和意志。其他一些人有着相同的智慧，但奉行不同原则作为生活的目的，他们追求安宁和闲暇，例如毕泰戈拉、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196]，还有一些人完全放弃统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由于学习的安宁和知识的内在吸引力是人类各种快乐中最甜蜜的，所以这种学习生活对人们产生的魅力胜过现实利益对全体国民的吸引力。因此，一些有着杰出理智能力的人献身于这种追求，耗费了大量自由的时间，这时候那些时间过分充裕和极为多产的理智的博学者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投身于超过必要程度的、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考察是他们的责任。在古代，无论何种知识体系在教育中似乎既传授正确的行为，又传授良好的语言；教师们也不会分别属于两个分离的集团，而是同一批老师既教伦理学，又教修辞学，就好比荷马史诗中的福尼克斯[197]，他说受年轻的阿喀琉斯的父亲珀琉斯[198]的指派，他陪同阿喀琉斯一起上战场，为的是把阿喀琉斯造就为‘一名演说家和一名行动者’。[199]但是正如那些从事日常劳作的人，一旦由于天气不好而无法工作，他们就会去打线球[200]、赌博、玩骰子，甚至自己发明一些新鲜的游戏消磨时间，所以当我们说的这些人由于环境不允许而不能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在休假时，他们中有些人就全身心地投入诗歌，有些人投入数学，有些人投入音乐，也有一些人自创了一些新的爱好和娱乐，去当辩证法家，从而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生命都耗费在这门旨在塑造年轻人的心灵而创立的学问上，培育年轻人的文化和美德。

［16］“有些人或者许多地位很高的人拥有双重智慧，既是行动者，又是演说家，二者密不可分。例如塞米司托克勒、伯里克利、塞拉美涅，以及其他一些人。有些人参与公共生活不多，但却是这种智慧的职业教师，例如高尔吉亚、塞拉西马柯、伊索克拉底。这些人自己有着丰富的知识和才能，但奉行审慎的原则回避政治和公共事务，而在演讲术的实践中进行探索，取得成绩。这些人中最主要的有苏格拉底，所有博学者和全希腊人都确证了这一点，不仅是由于他的智慧、深刻、迷人、精致，而且也由于他的雄辩口才、多样化的风格、丰富的思想，无论参加什么争论都能轻而易举地占据上风。从事、追求或指导我们现在正在考察的这些主题的人原先有一个统一的称号，因为当时学习和实践的所有学问都被称作哲学。苏格拉底剥夺了他们的统一称号，在讨论中把聪明的思考与优雅的讲话区分开来，尽管二者在实际中紧密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各种真实的谈话在柏拉图的创作中得以不朽，但苏格拉底本人没有留下一个字。无疑极为荒谬、十分无益、应受严责的舌头与大脑的分离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从而导致有一部分教师教我们思考，有一部分教师教我们讲话。从苏格拉底那里产生了许多学派，这是因为他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一个学生继承了他的某个学说，另一个学生继续了他的另一个学说，他们就像一个内部很不团结的大家庭，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尽管所有哲学家都虔诚地声称自己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

［17］“首先从柏拉图本人那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他们中一个创立了逍遥学派（Peripatetic），一个属于学园派（Academy）；其次从安提斯泰尼[201]开始，先是有了昔尼克派（Cynics），然后有了斯多亚派（Stoics），他在苏格拉底的谈话中主要被忍耐和艰苦的理想所折服；然后从阿里斯提波[202]那里产生了昔勒尼学派的哲学，他主要对苏格拉底谈话中的快乐这个主题感到非常高兴，阿里斯提波和他的后继者坚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未加修饰；而当代思想家把快乐变成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能满足他们并不藐视的美德的要求，也不能成功地为他们想要拥抱的快乐辩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团体，他们几乎全都自称是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厄里特里亚派（Eretrians），他们是厄里鲁斯（Erillus）的学生；麦加拉学派（Megareans）；皮浪（Pyrrho）学派。但是这些学派在前面说过的那些学派强有力的挑战下早已不复存在。在现存的思想体系中，哲学仍旧占据快乐之首，虽然有些人会接受它，但不管怎么说这样的人与我们正在寻找的人距离相当遥远，我们希望这样的人能担当国家政治领导人，实施统治，有杰出的智慧，在元老院、公民大会和政治事务中能够雄辩。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不会去伤害哲学，因为没有人禁止我们进入它鼓励我们要占据的位置，但是它希望我们能在它迷人的花园里安身，他在那里温和而又有策略地恳求我们放弃论坛、法庭和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明智的请求，尤其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然而在我看来，我眼下要考察的不是哪一种哲学体系最真实，而是哪一种哲学体系与演说家最接近。因此让我们把我们提到的这些大师打发了，不加任何毁损性的评论，因为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坚定地相信他们自己的幸福。只不过要允许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个告诫，尽管他们的想法极为真实，认为从政不是哲人的事情，但他们应当把自己的想法当作一个神圣的秘密，因为要是他们能够使我们和所有最优秀的人相信这个学说的正确性，那么他们自己就不能够过一种他们理想的闲暇生活。

［18］“还有，斯多亚学派，我对他们绝不否定，但还是把他们忽略了吧，我不怕他们发火，因为他们并不清楚什么是愤怒，我还要向他们表示感谢，因为在所有学派中，惟有斯多亚学派宣称口才是一种德行，口才是一种智慧。但很清楚，在他们身上有某些东西与我们正在描述的演说家很不相同：首先，他们断言一切不聪明的人都是奴隶、土匪、敌人、疯子，但同时又说没有什么人是聪明的——然而要是让这样的人来指导公共集会、元老院、任何公民大会，那都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人认为现在的人没有一个是心智健全的，是公民或者自由人。进一步说，他们的谈话风格，尽管可能是精致的，无疑是深刻的，然而从演说家的角度来看，连他们的风格也是粗鲁的、陌生的、刺耳的，缺乏明晰、丰富、活力；而同时他们所具有的性格又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在公共演讲中有良好的发挥，因为斯多亚学派有一种与他们的所有同胞，或者倒不如说与所有民族都不同的善恶观，他们赋予‘光荣’、‘耻辱’、‘奖励’、‘惩罚’以不同的含义；他们的看法是否正确与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关，但若我们采用了他们的术语，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表达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看法。

“剩下的还有逍遥学派和学园派，尽管后者实际上是两个思想派别共有一个名字。因为柏拉图的外甥斯彪西波[203]、柏拉图的学生塞诺克拉底[204]，以及塞诺克拉底的学生波勒莫[205]和克冉托尔[206]，在观点上与他们跟随柏拉图学习时的同学亚里士多德并无严重分歧，尽管在风格的丰富与多样性上他们比不上亚里士多德；然而，从波勒莫的学生阿尔凯西劳[207]开始，他们从柏拉图的各种著作和苏格拉底的对话中选择了感觉或心灵不能确定把握任何事物的教条；据说阿尔凯西劳曾经使用一种非常吸引人的谈话风格，完全排斥心灵的和感觉的判断，而诉诸于实践——这确实完全是苏格拉底的观点——他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反对由其他任何人提出的观点。从这个源头开始，产生了与我们的时代相距较近的学园派，卡尔涅亚得[208]以其敏锐的理智和修辞学的流利而成为领军人物。尽管在雅典我认识一些他的学生，但我本人可以作为完全值得信赖的消息来源把我的岳父斯卡沃拉推荐给你们，他年轻的时候在罗马听过卡尔涅亚得讲话，还有我的朋友——卢西乌斯之子、杰出的昆图斯·麦特鲁斯曾经说过，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雅典有很多机会听卡尔涅亚得讲话，那个时候卡尔涅亚得已经显出衰老的迹象。

［19］“然而，从共同的智慧领域中流淌出来的学问之流分成了两部分，就像从亚平宁地区流淌出来的河流一样，哲学家流入了整个希腊的地中海东部的水域，那里有大量美丽的港湾，而演说家滑入了我们位于西部的图斯卡尼诸海，海岸峻峭，偏僻荒凉，连乌利西斯[209]本人在这种地方也会迷失方向。因此，要是我们满足于这种程度的口才，甘愿做这样的演说家，只知道必须否认指控，要是不能否认指控，就证明被告行为的正确性；或者说明被告犯错误是由于其他人的过失；或者被告的行为合法或不合法；或者说被告的行为出于无心；或者说被告的行为不可避免；或者说指控不正确；或者说审判程序不符合规定、不合法……要是你们的民众认为学了那些由你们的作家撰写的关于修辞学的教导就足够了，而安东尼乌斯不管怎么说已经用比这些作者更加优雅和丰富的形式做了阐述，要是你们满足于这些规则以及你们希望我加以陈述的规则，那么你们正在使演说家放弃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平原，把他自己限制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另一方面，要是你们决定追随古时候著名的伯里克利时代，甚至追随我们的朋友德谟斯提尼，他的许多作品使我们更加熟悉美好的事物和完善的演说家，要是你们热爱光荣的、高尚的理想，那么你们必须接受卡尔涅亚得的现代辩证法，或者接受亚里士多德较早的方法。因为，如前所述，到苏格拉底为止的早期的大师们曾经把他们的修辞学理论与有关道德、行为、伦理、政治的一切问题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但是后来，如我所解释的那样，苏格拉底以及所有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家，轻视演讲术和演说家的智慧，两类学者分了开来，互不干涉对方的研究，除了有时候相互借用一些东西；而他们要是愿意保持早期那种合作伙伴关系，就应当不加区别地从同一源泉汲取养料。但是正如古代的祭司长要主持大量的祭祀，因此决定组成一个有三位成员的委员会处理宴饮事务，尽管他们本人已经得到努玛的任命，有权在赛会期间主持盛大的祭宴，苏格拉底的追随者切断了与从事具体案例的律师们的联系，把相关的具体知识与哲学分割开来，尽管古代的大师想要保持演讲术和哲学之间的亲密联盟。

［20］“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我要代表自己发出一个简短的呼吁：你们要相信我，我指的不是我自己，而是这样的演说家。我本人年轻时受到我父亲极为精心的教育，以后又参与公共生活，具备了大量才能，尽管不如你们所相信的那么多。我不敢断言我的学习方式就是我所阐述的应有方式，因为我成为一名公共辩护人相当早，21岁时就对一位名气很大、十分雄辩的人提出过指控[210]。实际上，公共生活就是我的教育，法律事务、国家制度、地方风俗就是我的老师。尽管我很少涉猎演讲术，缺乏我正在谈论的像你们这样的完善性，但我在亚细亚担任财务官时还是得到了一位来自学园的修辞学教授的指点，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名叫梅特罗多洛，安东尼乌斯记得他的名字；[211]还有，我从亚细亚回家途经雅典，要不是对雅典当局拒绝重新举行秘仪庆典感到恼火，我可能会在那里多待几天，因为庆典开始时我迟到了两天。因此，要在我的讲话中包含这个广阔的、重要的知识领域实际上不仅不是我喜欢的，而且与我的看法相左。我不能完成要我谈论的主题，但某些演说家能够做到，他们极为愚蠢地反对这些修辞学的内容，因为他们只写过案例的分类、基本的规则和陈述事实的方法。但演讲术是一种有效的力量，可以把一切事物的起源、运作和发展、一切美德和义务、一切支配道德、心灵和人类生活的自然原则包括在内，还能决定人们的习俗、法律、权力，支配国家的统治，以优雅流利的风格表达各种主题。在这个范围内我的能力最强，这种能力来自我的天赋、来自我有限的学习、来自我的实际经验，尽管我实际上并不那么拒绝与那些终身在哲学领地中安营扎寨的人进行争论。

［21］“在这种演讲术的实践中，我们的朋友盖乌斯·威莱乌斯是新手，而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专家，要是我本人不能更加充分地维护快乐是最主要的善的论点，或者说要是我选择了对这个观点进行驳斥，那么威莱乌斯又能提出什么证据来说明快乐是最主要的善呢？关于美德这个主题我能说些什么，塞克斯都·庞培、两位巴尔布斯、与帕奈提乌在一起的我们的朋友马库斯·维吉留斯，这些斯多亚学派的人提出了这个主题，因此我或你们中的任何人就必须在争论中提出根据来吗？哲学与其他学问不同。一个人要是没有学过几何学，那么他能擅长几何吗？在音乐中又如何？没有学过音乐的人要么闭嘴，要么被当作疯子辱骂。而哲学的内容要由最敏锐的理智来发现，要对每一个问题提出各种可能的回答，还要用熟练的口才阐明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普通的演说家尽管有可能接受过恰当的训练，有讲话的经验，但只能用日常经验来打败这些人，不允许这些人藐视他；但若真的有人能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风格就每一主题谈论它的两个方面，或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规则就每一案例滔滔不绝地讲述对立的两种看法，或者按照阿尔凯西劳或卡尔涅亚得的方式就每一提出来的陈述进行争论（他们给我们所说的讲话的方法添加了经验和实践），那么他确实是唯一真正完善的演说家。因为要是缺乏公共演讲所需要的活力，演说家就不能拥有足够的说服力；要是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演说家就不能恰当地修饰自己的讲话，不能做到深刻。因此，让我们允许你们的老拉文先生[212]在鸡窝里孵他自己的小鸡，让它们飞到国外去，令人厌恶地到处叫喊，让我们允许某位潘菲鲁斯[213]或其他人描述和记载这种事情的重要性，就像一场儿时的游戏，让我们就在昨天和今天的狭窄争论范围内揭示演讲术的全部功能，除非我们承认这个主题如此广泛，可以充斥哲学家们的全部著作，而这些先生从来没有阅读过这些书籍。”

［22］卡图鲁斯说：“克拉苏，我宣布，你拥有如此迷人流利的演讲风格丝毫不足为奇。事实上，早在你发表这番高论之前我就认为你有演讲的天赋，你不仅是一名完善的演说家，而且是一位有造诣的哲学家。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你总是认为与哲学相连的事情更加重要，这些事情是流利的演讲得以产生的源泉。然而，当我回顾你的整个生涯的每一步，思考你的生活与事业时，我看不出有哪个时期你学习过我们说的这些事情，也看不出你什么时候关注过这些学习，以及相关的人或书。不管怎么说，我无法确定你是否熟悉你所从事的各种事务中的主题，而你却肯定我能够就这些主题提出各种有价值的帮助，或者说，你实际上做不到这些事情，但却有能力谈论这些事情。”

克拉苏回答说：“首先，卡图鲁斯，我确实希望你自己能够确定，要是我不得不提到演员，那么在我按照应当采取的方针讨论演说家的时候，我不会采用不同的方针。因为要是他没有上过摔跤课或舞蹈课，那么我不会断定他不可能做出某种姿势，但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我本人不需要是一名演员，但我也许会是一个相当无能的评论者，对一门我不擅长的技艺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评价。你对我所谈论的演说家进行考察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我假定这是一种理想的演说家，就像对任何学问或技能一样，按照习惯我们可以考察一个完成了的作品或一个完善的标本。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要是把我当作一名演说家，甚至把我当作一名相当好的或非常优秀的演说家，那么我不会表示反对，因为在这种地方有必要谦虚吗？我知道我自己在想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名最好的演说家；因为实际上，人生没有其他任何事情会比演说更加困难，更加重要，或者需要更多的辅助训练。然而由于我们的争论是关于演说家的，因此我必须谈论最重要的演说家；我们不可能理解某种事物的性质与特点，除非有它的一个完善的样本放在我们面前。然而，卡图鲁斯，我承认迄今为止我并没有与我们提到的这些人一起，在书本中度日；还有，如你正确的回忆一样，我从来没有花过专门的时间学习，而只在童年和担任公职后的节假日里学过一些知识。

［23］“还有，卡图鲁斯，如果你问我个人对学习的看法，那么我认为一个有能力的、对于公共生活、议会和法庭程序有着第一手经验的人，不需要在学习上花费和那些终生学习的人一样多的时间。因为把各种知识用于实践的人与那些追求这些知识，以此为乐，此外不再有从事其他职业愿望的那些人对待各门知识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的这位角斗士教练员现在年事已高，但还是每天参加训练，因为这是他惟一的生活乐趣；而昆图斯·威洛西乌只在小时候上过一些击剑课，但他生来就具有这种天赋，据鲁西留斯的描写，他通过了全部课程，‘是一名令人赏心悦目的好剑手，而其他任何人要想成为好剑手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214]但是威洛西乌更多地关注公共生活，关心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产。瓦勒留生来爱唱歌，每天都要唱，后来成了行家；而我们的朋友努美尼乌·富里乌斯只在适当的时候唱，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和罗马的骑士，只在童年时候学习了必要的技艺。在那些主要的学问中也是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极为精明的昆图斯·图伯洛先生长时间地向他的老师学习，而人们很难想象他的叔父阿非利加努也曾学习过很多技艺，但实际耗费的时间很少。要是仅仅学习那些确实需要的内容，又有一位可靠的老师，并且知道如何自学，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些主题是很容易掌握的。要是一个人打算终生学习而不做其他事情，那么他会利用时间探讨那些从学习中不断产生的问题。因此，对于事实的探讨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他们的探讨在强化他们的学习，只要他们拥有一定的天赋，只要他们的记忆和兴趣能够持久，那么他们很容易获得知识。学习总是给人带来快乐，例如，要是我想在掷骰子时获胜，或者热衷于打线球，当然也有可能赢不了；但另外一些人是优秀的行动者，因此在这样的娱乐中，他们会比实际需要付出更多的热情，例如，提提乌斯打线球，布鲁拉掷骰子。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害怕这些学问的深奥，因为连老人都在学习，要么是到了老年才开始学，要么是把学习的兴趣一直延续到老年，要么是因为学得非常慢。实际上，我对这种情况的判断是，除非一个人能够很快地学会一门学问，否则他就不可能完全掌握它。”

［24］卡图鲁斯说：“我终于明白你的意思了，克拉苏。我发誓，我同意你的意见。在我看来很清楚，你作为一名非常聪明好学、一丝不苟的学生，有足够的时间了解你所说的这些事情。”

克拉苏说：“你仍旧认为我所说的只涉及我本人而不涉及事实吗？不过，要是你乐意，让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

卡图鲁斯说：“那当然。”

克拉苏说：“那么好吧，这个冗长而又晦涩的谈话意义何在？对华丽的演讲风格这一演讲术的主题进行详尽的阐述，我剩下来还要讲到两部分内容，[215]一是语言的华丽，另一是语言的恰当；与此相应，演讲风格必须尽可能做到令人愉悦，才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力；还有，必须尽力提供事实。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公共活动中所使用的观点充满竞争和批评，这些观点来自普通人的观念，非常贫乏，就像乞丐似的。还有，连你们这些修辞学教师所传授的风格也不比法庭上的普通讲话好到哪里；而我们要做的是详尽地解释演讲风格，会涉及一大堆晦涩的论题。恺撒，这是你一年内的任务，[216]而我在担任市政官的时候尽了最大努力去学习，因为我感到用日常风格讲话不可能令公众满意。选用恰当的语词，放在句中恰当的位置、构成复合句，这方面的理论没有什么难处，或者说你们宁可视之为纯粹的练习问题。有大量的观点希腊人自己都不再保留，而我们的青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基本上也没有学过这些观点，然而近两年出现了拉丁人的修辞学教师，真是老天保佑！对此，我曾经动用我作为监察官的权力下令禁止。我的动机不像某些地方的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我不愿意让正在成长的新一代提高他们的智力，而是正好相反，我不愿意让他们的智力变得迟钝，也不愿意让他们变得自高自大。因为我明白，无论希腊的教师们有什么缺点，他们至少拥有某种与人性相合的体系和知识，此外还要加上舌战练习，但是我看到的这些新教师，除了教人鲁莽放肆以外，没有能力教任何东西。哪怕他们教的东西伴有某些价值，我们都会谨慎小心；但由于这是他们唯一传授的事情，由于他们的学校是培养自高自大的温床，所以我决定，这是一名监察官的职责，采取措施防止这个运动进一步扩散。尽管我在这件事情上的信念和判断不会使我放弃讨论与完全优雅的风格相关的论题，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使用历经时间考验的希腊人的杰出智慧，这样做既得到语言的允许，又得到事情本性的允许，但我们要明白，这样做需要有深入的学习，而迄今为止我们在这个部门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这样的人，要是哪一天有这样的人出现了，那么他们配得上甚至高于希腊人的地位。

［25］“演讲术的修饰效果首先通过一般的风格来取得，也通过某种内在的生动和风趣来获得，因为讲话时的庄重、愉悦、博学、温和、吸引力、文雅、必要的情感和悲怆，都不是整个演讲术中哪一个具体部分的事，而是要在整个结构中才能看出这些性质来。还有，我们可以用语言的花朵和思想的珍宝修饰讲演，但没有必要在通篇讲演中遍布这种装饰，而是应当像佩戴珠宝一样把它们放在恰当的地方，使它们真正起到装饰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选择最能吸引听众注意力的演讲风格，给他们提供快乐，但又不能过分。我无法想象你们需要我给你们提出下列警告：一定要避免使用贫乏的、不文雅的风格；一定要避免使用粗俗的、过时的语言。你们的才干以及你们的年龄要求我把更加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

“我们很难准确地说明，为什么能使我们的感官得到最强烈的满足或引起最激烈骚动的那些事物的第一印象，也会使我们很快产生一种厌恶感。一般说来，新画比老画更加美丽，更加绚丽多彩，然而新画尽管能够俘虏我们最初的眼光，但却不能够我们提供后来的快乐；当然了，粗糙的、风格过时的老画也不能。在唱歌时，使用颤音比使用稳定的音符显得更加高亢和迷人，然而使用前者不仅会遭到那些喜欢严肃歌曲的人的反对，而且要是使用得太频繁，连大众也会产生反感。在其他感官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现象。极为芬芳的复合型的香水沁人肺腑，但它给我们提供的快乐还不如那些中度芬芳的香水那么持久；有泥土的芳香气味的东西比有藏花油香味的东西更值得尊敬；触觉本身也有柔软和平滑程度的差别。在所有感觉中，甜味最容易引起味觉的欲望，味觉对甜味最敏感，然而连味觉也会厌恶和排斥太甜的东西！有谁能够长期喝糖水，吃甜食？而在这两类使感官产生快感的事物中，中度的事物更容易避免引起厌恶感。因此，在所有事物中，最大的快乐与厌恶只有一步之遥。语言中的类似现象就更不值得奇怪了，我们从诗人或演说家的讲话中就可以判断，一种匀称、优雅、迷人，但是缺乏生动、控制、多样性的风格不能持久地提供快乐，而丰富多彩的诗歌或讲话能够长时间提供快乐。演说家或诗人的卷发或胭脂很快就会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由于快乐过度而产生厌腻感是一种本能，而非一种有意识的反应，写作和讲话中过分华丽的错误不仅要用耳朵来确证，而且更应当用心灵来确证。

［26］“因此，尽管我们希望尽可能赢得人们的欢呼，‘好极了！’但我并不想要得到过多的‘非常好，非常迷人！’我希望能经常听到的是，‘还能更好！’然而，在演讲中得到这种鼓励和无穷的赞美最好要有某些衬托和背景，以便使最精彩的部分能够凸显。当洛司基乌斯说出下列诗句的时候，‘对聪明人来说，荣誉是对勇敢的奖励，而不是勇敢的猎物’，他绝不会添加什么手势，而只是把它们念出来，这样他才能把重点放在后续的诗句中——‘但我看到了什么？一位佩剑的勇士坐在神龛前！’他带着惊讶的表情念出这两句诗，怒目注视着听众。还有，另一位伟大的演员平静而又温和地念道，‘我有什么救兵可搬？’因为他下面还要继续说，‘啊，我的父亲！啊，我的祖国！啊，普利阿姆[217]的王宫！’[218]要是他在前面的讲话中手舞足蹈，耗尽了力气，那么他就无法精神饱满地说出这几句话来了。演员不可能比诗人自己更快地看到这一点，他确实也不可能比音乐伴奏的作曲者更快地看到这一点，因为诗人和作曲者都使用一定的降调、升调、低音、高音、变奏、停顿。因此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演说家的演讲文雅而有魅力——尽管这些性质对他来说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他的魅力必须来自严肃和真实，而不是来自甜蜜和华丽。有关修饰的实际规则应当具有这样的性质，任何演讲者，哪怕是缺陷最多的，也要能够使用这些规则。因此，如我前述，一个人开始演讲的时候要积累许多事情，这是安东尼乌斯已经讨论过的那些部分的内容；[219]而演讲的质地与风格会使这些事情成形，用措词来修饰，通过思考而使演讲具有多样性。但是演讲术的最大特点是通过修饰手段来放大演讲的内容，放大（amplification）不仅可以增强演讲主题的重要性，而且可以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但放大也可以削弱和伤害演讲的主题。

［27］“安东尼乌斯提到过，演讲中的各种论证方针都起着令人信服的作用，各种论证方针都需要这种放大，无论我们是在解释某些事情还是在唤起同情，或激发真情。但是在最后提到的这个领域中，放大是最有效的，擅长这样做是演说家最突出的标志。更为重要的是[220]安东尼乌斯在他讲话结尾处所说的那种活动，而他在讲话开始时曾把它搁在一边，[221]亦即赞美与批评。要发表和放大一篇演讲，充分的赞美或批评是最有效的方法。尽管赞美与批评必须适合手头的案例和演讲的基本结构，但不管怎么说，可以从古代作家或所谓的‘常识’中采用后续的论题。有一套论题由一种有活力的、充分发挥的攻击或抗议组成，针对具体的罪行或冒犯——人们对这种攻击通常不做回答，或者确实无法回答——例如有关贪污、背叛、凶杀的指控，使用这种攻击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否则攻击就会失败；而另一套论题则由反对这种攻击组成，或者是恳求怜悯。与此相反，非法庭式的争论允许丰富的论证，在涉及一般问题时可以通过赞成与反对来推进论证。这种练习现在被认为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两个哲学流派的世袭领域，[222]但在早些时候，它是某些个人所起的作用，[223]人们要求他们在公共事务的演讲中提供完整的论证和讲清事实。事实上，我们演说家必须拥有理智、能力和技艺，面对美德、义务、公平、善良、道德价值和利益、荣誉和可耻、奖励与惩罚，以及其他问题，既能表示赞成，又能表示反对。现在我们已经走出了我们自己的家园，我们原先拥有的家产微不足道但却遭到掠夺，我们捍卫了其他民族无法坚持的东西，保卫了我们自己的财产。所以让我们收敛我们的骄傲，从那些侵犯我们传统的人那里借用一些东西。

［28］“从那座城市的某个小地方或区域产生了逍遥学派或学园派这样的名称，[224]被称作逍遥学派或学园派的哲学家们断言，他们从前由于对重要的事务拥有卓越的知识，因此被希腊人称作‘城邦的哲学家’，由此产生了一个可以覆盖公共事务的整个领域的名称。[225]他们断言，整个政治性的谈话就属于下述两部分或两部分之一：要么是有确定的日期和具体的派别所限定的议题，例如是否同意与迦太基交换被俘虏的国民；要么是就某个一般的问题进行无限制的探讨，例如处理战俘的一般规则与意见。在这两类问题中，他们把前一类称作‘争端’（case）或‘争吵’（controversy），并把它限制在三种场合：诉讼（law-suit）、争论（debate）、颂扬（panegyric）。他们还用第二种划分法建立他们的体系，但他们的方式并不像通过法律程序索回失去的财产，而像是在用力辟开一棵嫩树苗，他们的划分实际上非常僵硬。他们的起点在于两类问题中的前一种，有时间、地点和派别的限制，而他们对这类问题的把握也仅仅是抓住了一些皮毛——斐洛[226]的学派现在也在研究和练习这些争端，据说他在学园派里受到高度尊重——但对于后一类问题，他们只在传授体系的内容时提到，说它专门属于演说家，但没有阐述它的重要性、性质、部分、类别，所以，我们最好完全忽略这一类问题，这样做胜过刚刚涉及一点儿皮毛，然后又放弃。确实如此，他们之所以不对这类问题展开阐述乃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类别，而对于其他争端，他们似乎有过深思熟虑。

［29］“因此，每一件可以当作考察和讨论主题的事情都包含着同类争端，无论相关的讨论属于抽象思考，还是政治与法律事务，其目标没有一个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采取行动；因为考察的目的既是为了弄清问题，又是为了获得相关事实的知识，比如，人们想要得到美德是因为美德具有内在价值，还是为了取得某些结果；又比如某些行动准则，好比问哲人从政是否恰当。至于获得知识，有三种模式：推理（inference）、定义（definition），以及第三种，我也许可以称之为演绎（deduction）。我们用推理去发现事物的基本内容，例如问：智慧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属性吗？我们用定义来解释某个具体事物拥有的力量，例如问：什么是智慧？而演绎是我们考察某个具体事物的后果的过程，例如问：好人有偶然撒谎的义务吗？再回到推理上来，他们把推理分成四类：一类问什么东西真的存在，例如：正义真的天然地存在于人间，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意见？一类问的是某事物的起源是什么，例如：法律的起源是什么？统治的起源是什么？一类问的是事物的原因和理由，例如：为什么那些非常博学的人对那些极为重要的事情的看法有很大差异？一类与变化有关，例如争论美德会不会在人身上消失，美德会不会变成恶。

“涉及定义，我们争论这样一些问题：要么问什么是普遍盛行的信念，比如，假定正在讨论的要点是：正义是多数人的利益吗？要么问某些事物的最基本的性质是什么，比如：优雅是演说家的特性吗，或者说其他人也有这种力量？或者在一个事物被划分成为若干部分的时候，问事物划分为多少类别才是恰当的，比如说可以分为三类：身体之善，心灵之善，外在之善。或者涉及给某个事物的特有形式和天然标志下定义，比如，假定我们正在考察某个守财奴、反叛者、吹牛说大话的人的特性。

“关于演绎有两个主要的类别需要考察：演绎中所考虑的问题要么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比如争论名声是否值得向往，要么与比较有关，比如说，赞扬和财富，哪一样东西更值得向往？关于简单问题有三种模式：涉及某事物是值得向往的还是应当回避的，比如，荣耀是否值得向往，贫困是否需要回避；涉及正确与错误，比如，亲属之间受到伤害以后进行报复是正当的吗？涉及光荣和卑鄙，比如，为了荣耀而不惜牺牲生命是光荣的吗？另一方面，关于比较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问两样事情——比如恐惧与敬畏、国王与僭主、奉承者与朋友——是否相同，或者两样事物之间有无差别；另一种模式问两样事物哪一样更可取，比如，名人的赞同与普通人的欢迎，哪一样东西更能吸引聪明人？这就是这些杰出人士对探讨知识的模式做出的分类。

［30］“关于义务的讨论与行为有关，在这个部分要询问行为正确和恰当与否。这个论题包含有关美德与罪恶的整个主题，或者用于产生、减轻或消除某些情感。这一类讨论包含的模式有鼓励、斥责、安慰、同情，以及进行激励的各种方法。还有，按照具体情况来区分，也包括减轻各种各样的情感。

“现在，我们已经解释了这些类别和每一种讨论形式的模式，如果我们的分类在任何要点上与安东尼乌斯的划分有什么不同，那么这显然是无足轻重的事。我们对这个主题的处理包含着相同的组成部分，但他和我在划分和排列上略有差异。现在我要继续阐述剩下的主题，并且回忆一下给我指定的具体任务。因为，与安东尼乌斯提出的论题有关的、适用于各类问题的所有论证我们都要涉及，但是不同的论题更加适合于不同的类别。然而，关于这一点无须再多说什么了，不是因为这是一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说清楚的事，而是因为它是非常清楚明白的。

“那么好吧，最华美的演讲是那些范围最广的演讲，是那些从具体事物转向解释一般争端之意义的演讲，这样的演讲使听众能够把他们涉及具体派别的判断，以及他们的指控与行为，建立在关于整件事情的性质与特点的知识的基础上。安东尼乌斯已经敦促你们年轻人进行这种锻炼，[227]他认为，带领你们摆脱狭隘的、过分注重细节的论证，面对广阔的、多种多样的演讲是恰当的。因此，这不是用一些手册就能完成的任务，就像那些修辞学体系的作者所想象的那样，也不是我们在一个法定假日或者一早一晚在柱廊里散步时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要考察的不仅是如何锻造一副锋利的口舌，而是要在我们的心灵中尽可能地装入大量的、令人愉悦的、丰富的、多种多样的事情。

［31］“我们属于，嗯，假定我们是真正的演说家，也就是有能力在国务活动、法庭审判、公开争论中担任领导者和占据主导地位的人，我要说的是，那么我们属于这个拥有广泛的智慧与学问的等级，然而当我们沉浸在具体事务中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和学问就会消失，就会被抛弃。拥有过多闲暇的人进入这个领域，他们会以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的苏格拉底的方式善意或恶意地与演讲家开玩笑，或者就演讲术的技艺写一些指导手册，把它们贴上修辞学的标签，就好像修辞学家的领地并不包括他们所宣称的有关正义、义务、国家的制度与统治这些主题似的，简言之，并不包括整个实践哲学的领地。由于我们现在不再能够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些原则，所以我们不得不向那些掠夺我们的人获取。要是我们把这些原则用于他们所关心的这些原则所属的政治科学的领域，并且如我从前所说，不是把整个一生花在获取这些原则上，而是在我们已经找到源头之后，（不能很快掌握它们的人根本不能掌握它们）每当有必要的时候，就从这些源泉中吸取我们的主题所需要的东西。人并非生来就具有敏锐的理智，以至于任何人都能察觉到这些重大的事情而无须他人来告诉他。在卷入如此晦涩的问题时，连有敏锐理智的人也无法弄清问题的根源，除非他一直紧密地关注这些问题。因此当演说家有权在如此广阔、无边无际的领域里随意发表意见时，无论他站在什么地方寻找他自己的根据，演讲术的资源和修辞都是已经合用的；因为，充分提供事实导致充分提供语词，要是所讨论的主题本身具有令人振奋的性质，那么也会产生语言上的自然而然的鲜明性。由于童年时的人文艺术教育使得那些打算成为演说家和作家的人不仅热情洋溢，有良好的天赋，而且在参加了有关一般原则的抽象讨论以后，会选择最完善的作家和演说家进行学习和模仿。这样的人当然不需要到你们的教师那里去学习如何组词造句，如何掌握华丽的文风；天性本身一经接受训练，就能提供大量的素材，无须任何指引，就能找到演讲术的修饰之路。”

［32］这个时候卡图鲁斯插话了，他说：“我的天哪，克拉苏！你的讲话覆盖了多么巨大的范围，包含多么重要的种种考虑，你勇敢地突破了狭窄的限制，拯救了演说家，把演说家重新提升到他的祖先拥有的宝座上去！据说，在远古时代，修辞学的教师和大师们不考虑他们领域之外的谈话种类，而是不断地思考演讲术的各种体系。他们中的一位，埃利斯的希庇亚，在那个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著名赛会期间访问奥林比亚，面对来自整个希腊各地的听众，他吹嘘说，没有任何知识体系中的任何一项事实是他不熟悉的。他的成就不仅包括构成博雅教育之基础的那些科目，包括数学、音乐、文学知识和诗歌、自然科学、伦理学、政治学，而且他还亲手制作了他手上戴的戒指、身上披的斗篷、脚上穿的靴子。希庇亚无疑言过其实了，但这个故事本身使我们很容易猜想古时候的演说家对卓越成就的追求有多么强烈，即使他们不去激励那些愿望不那么强烈的人。关于开奥斯的普罗狄科、伽克敦的塞拉西马柯、阿布德拉的普罗泰戈拉，我又该说些什么呢？他们每个人既演讲又写作，讨论了他们那个时代思考的问题，以及大量有关自然科学的东西。甚至著名的林地尼的高尔吉亚也是这样，按照柏拉图的说法，他是一个演讲术的倡导者，但他在争论中输给了哲学家，[228]这位对手要么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被苏格拉底打败，柏拉图的著名对话是不真实的，要么他确实被打败了，所以苏格拉底显然更加雄辩和流利，用你自己的话说，[229]他是一名更加成熟、更加优秀的演说家。在我们提到的柏拉图的这本著作中，高尔吉亚说他能详尽地谈论各种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和考察的主题，他也是第一个在讨论中大胆地询问参加讨论的各方面的人想听他谈论什么问题的人。他在希腊享有盛誉，在德尔斐[230]所有的凡人塑像中，只有他的塑像不是镀金的，而是纯金的。

“但是我提到名字的这些人和其他许多杰出的演讲术权威都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证明了你的论断是真的，克拉苏，希腊古代拥有‘演说家’称号的人可能还不止这些。这就确实令我生疑，难以决定应该更多地赞扬你，还是更多地责备希腊人，因为你拥有另一种母语，出生在一个不同形式的社会，你生活的共同体极为繁忙，你几乎从事过各种私人事务，参与过对整个世界的统治，管理过一个巨大的帝国，成功地获取与掌握了大量的事实，你的知识和实践因此而加倍，你的智慧和演讲术对国家产生影响。而那些希腊人，尽管出生在一个学问的世界，热心地参与这些学习，但他们由于懒惰而士气低落，结果不仅不能有进一步的收获，而且甚至也不能保存传授给他们自己的遗产。”

［33］克拉苏说：“那并非唯一的损失，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因为把范围广泛的学问分成独立的科目而受到伤害。你能假定，在伟大的科斯的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有些医生专攻医学，有些医生专攻手术，有些医生专治眼科疾病吗？或者假定数学在欧几里德或阿基米德手里，音乐在达蒙或阿里司托森手里，甚至文学在阿里斯托芬或卡利玛库斯手里，是完全独立的科目，没有人能够掌握整个文化，而只能为自己选一个不同的部分在其中工作？我自己经常听我的父亲和岳父说，我们这个民族也有人期望在哲学中取得卓越成就，无论怎么说，他们曾经在我们国家的某个时期掌握了各种学问。他们可以回忆埃利乌斯·塞克斯都，而我们确实看到玛尼乌斯·玛尼留斯走过广场，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用他的智慧为全体同胞服务。在古代，当人们向这些人请教的时候，他们就一起去散步，或者在家中就坐，不仅向他们询问法律问题，而且也会谈起嫁女儿、买农庄、耕种田地，总之，他们会谈论各种各样的债务和事情。这就是老普伯里乌·克拉苏、提多·科隆卡尼乌和最聪明的人、我妻子的曾祖父西庇阿的智慧。他们全都当过祭司长，人们向他们咨询各种各样的事务，宗教的或世俗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愿意用他们的智慧和忠诚为他们的朋友效劳，在元老院或公民大会，在国内或国外。除了今天我们从海外输入的最优秀的文化，马库斯·加图还缺些什么吗？他学习法律会阻碍他在法庭上出现吗？作为一名辩护人，他的能力会使他轻视法律这门学问吗？不，他在两个领域都是热情的工作者，他在两方面都赢得了荣誉。处理私人事务所产生的影响使他远离公共生活了吗？没有人比他在公民大会上的影响更大，没有一位元老院的成员比他更优秀，同时，他也是我们最能干的军事统帅。简言之，在那个时期有可能知道的事情，没有一样是他没有学习、没有掌握、没有撰写过的。而今天正好相反，人们一般追求政府中的职位和地位，赤手空拳、毫无准备，不熟悉任何事务或知识。要是众人中有一人是个例外，他站出来时就会非常自豪，感到自己具有承担某种义务的独特素质，比如战士的勇敢或某些军事经历，这些事情无疑已经相当过时了，比如某些法律知识，更不用说整个法律了，因为没有人研究与民法相连的宗教法，又比如雄辩，他们以为雄辩就是狂吼乱叫和口若悬河。至于各门学问之间的相似性和联系，以及它们与美德本身的关系，则完全处于他们的知识范围之外。

［34］“再来谈希腊人。我们在这一类讨论中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们，正如我们不得不到我们的同胞中去寻找美德的典范一样，我们也不得不转向希腊人寻找学习的模式。据说有这么一个时期，曾经有七个人被尊称为‘贤人’；除了米利都的泰勒斯[231]，其他人都是他们城邦的首领。根据这些记载，在那个时期有谁能比庇西特拉图[232]更加聪明、博学和雄辩？据说是他第一个把先前杂乱无序的荷马书卷排列成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个样子。庇西特拉图确实没有为他的同胞公民服务过，但由于拥有杰出的口才，使他在文学和各门学问上成了名人。伯里克利怎么样？我们知道他的演讲能力，尽管在国家安全所需要的时候，他曾经不太符合雅典人的期待，非常严厉地讲话，批评那些颇有名气的、人人都能接受的领导人。在那个时候，雅典是允许批评领导人的。伯里克利尽管受到他们的诬蔑，但有一部古老的喜剧说，伯里克利的舌头充满魅力，他有这样的本事，能使他的话像刺一样扎在他的听众的心灵上。[233]但是伯里克利的老师不是一个上课对着学生大声吼叫的人，而是伟大的克拉佐门尼的阿那克萨戈拉[234]，他的名声在于他拥有关于最高学问的知识。后来伯里克利在学问、智慧和口才上也出人头地。整整四十年，在从事政治和指导战争两个方面，他都是雅典最杰出的领导人。克里底亚怎么样？阿尔西庇亚德怎么样？他们尽管不是他们的同胞公民的恩人，但他们无疑是博学的和雄辩的。他们难道不会把他们受到的训练归因于和苏格拉底讨论吗？是谁为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学习各门知识做了最后的指导？不就是柏拉图吗？[235]这位老师不仅拥有口才，而且拥有智慧和美德，他鼓励狄奥尼修斯争取国家自由，并为他完成这一任务装备了武器。柏拉图教育狄奥尼修斯，或者伊索克拉底教育那位最著名的指挥官科浓最优秀的儿子提摩修，还使用过其他科目吗？要知道，提摩修本人也是一位成熟的战士和博学的学者。伟大的毕泰戈拉学派的哲学家吕西斯教育底比斯的厄帕米浓达，他也许是希腊史上最出名的人物，或者色诺芬教育阿革西劳，或者菲罗劳斯教育塔壬同的阿尔基塔，或者毕泰戈拉本人教育从前被称作‘大希腊’的位于意大利整个希腊人占领区的人，还使用过其他科目吗？

［35］“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注意到，有一门具体的教育课程包含了对人的文化和政治雄心有益的所有主题，接受了这种教育就能够走上演讲的第一线，具有用语词进行表达的才能，他们自己就能进行这种实践，而不再留有任何天生弱点的痕迹。同理，亚里士多德注意到，伊索克拉底放弃法律和政治主题、专门讨论优雅的文风，从而成功地拥有了一批杰出的学生。于是，亚里士多德突如其来地改变了他的整个训练体系，并且稍加修饰地引用《菲罗克忒忒斯》[236]中的一句话。悲剧中的这位英雄说，要保持沉默并忍受野蛮人的讲话，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对此，亚里士多德稍做改动，把句子中的野蛮人改成了伊索克拉底。然后他以完善而又卓越的形式提出他的整个哲学体系，并用踏实的文风与那些有关事实的科学研究相联系。这件事确实也没有逃过极为明智的腓力国王的注意，他把亚里士多德召来当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要亚里士多德向亚历山大传授有关行为和演讲的准则。

“在现阶段，对那些希望把演说家的头衔用在一位向我们传授了大量事实和语言的哲学家头上的人，我完全随他们的便；要是这些人宁可把我现在描述的那些把智慧与口才结合在一起的演说家称作哲学家，那么我也不会提出反对，只要大家同意，知道事实却不能用语言表达因而保持沉默的人，还有虽然不缺乏讲话的能力但对事实一无所知的人，都不配得到赞扬。如果不得不在二者中进行选择，那么我宁可希望拥有智慧但缺乏表达能力，而不愿意愚蠢地夸夸其谈；但若正好相反，要是我们试图在整个系列中找到一样列于首位的东西，那么这项荣誉必须归于有学问的演说家。如果他们允许他同时也是一名哲学家，那么争论就结束了；但若他们使二者保持分离，那么他们就会得到在这个系列中居于第二位的东西，亦即拥有所有哲学家的知识的完善的演说家。但是哲学家探讨的范围没有必要包括口才，尽管哲学家轻视口才，但口才至多只能视为在他们的知识之上添加一顶装饰性的冠冕。”

说完这番话，克拉苏本人沉默了一会儿，其他人也都不吭气了。

［36］然后科塔说话了。他说：“克拉苏，在我看来，我无法抱怨你讨论了一个不同的主题，它似乎并非你开始讨论时的那个主题，因为你做出的贡献已经远远多于给你指定的任务和我们的要求。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你谈论文风的修饰时，你实际上已经开始把卓越的文风这个主题划分为四个部分，[237]尽管你已经处理了它们中的前两个部分（就我们考察的目的来说，这样做是恰当的，但确实如你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你只是快速地、小规模地做了处理），但留下了另外两个有待处理的部分：我们应该如何确保文风的优雅和恰当。然后，当你开始讨论这两个部分时，你突然被一股浪潮卷走，离开陆地直奔大海，几乎远离所有人的视线。你掌握着整个知识，尽管你确实没有把它传递给我们，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确实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尽管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们的朋友的，但就我的情况来说，无论如何，你还是迫使我完全转向了学园派。我应当感到高兴，你发表了诸多高论，在那所学校里耗费一生的时间不是必要的，粗略地看一下就有可能了解这个体系的完整范围。即使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或者说我本人是一个慢性子的人，但毫无疑问，我绝不可能停顿，或者由于筋疲力尽而放弃，无法全面掌握这个学派的双重方法，以及他们就每一命题提出两方面论证的体系。”

恺撒插话说：“克拉苏，你的讲话中有一件事情特别令我感动。你断言，一个人要是不能很快成功地学会一件事情，就绝不可能彻底掌握它。所以我需要的不是毫不犹豫地试一下我的运气，一劳永逸地完全掌握你提升到如此高度的那些原则，或者说，要是我证明自己做不到，我也不用继续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对属于我们这个种族的其他能力感到相当满意。”

在这个时候，苏皮西乌说：“克拉苏，我正好相反，不会去使用你的亚里士多德、卡尔涅亚得，或其他任何哲学家。我欢迎你假定我不希望能够掌握你的这些学说，或者假定我对它们表示藐视，但事实上我正是这样想的。在我看来，我们平常熟悉的法律和公共管理事务对我们所谓的演讲来说范围已经相当广泛了。尽管其中包含着大量我不懂的事情，但我仍旧会只在某些我为之辩护的案例有某种需要时我才会去了解它。因此，要是你现在还不累，要是我们没有给你增添太多的麻烦，还是请你回到那些有助于演讲卓越的性质上来。这是我想从你这里听到的内容，我这样想不是因为我失去了拥有口才的所有希望，而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知识。”

［37］克拉苏说：“苏皮西乌，你问的这些事情大家都很熟悉，想必你也并不陌生，因为有谁没有上过课，甚至就你提到过的这个主题写过文章？然而，我会让你满足的，不管怎么说，我会就我熟悉的要点给你上一堂简要的课，虽然我的真实想法是，毫无疑问，追溯那些最初的权威才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好吧，一切讲话都是由语词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语词独立存在或者语词结合在一起时的相关原则。风格的优雅有两种：一种来自分离的语词；另一种来自结合在一起的语词。所以我们使用的语词要么是事物恰当而又确定的名称，它们的产生几乎与事物的产生同时，要么是含有隐喻的术语，置于某种并不真正属于术语的关系之中，要么是由我们自己构造的新词。因此，就使用恰当的语词这一点来说，避免过于普通的、陈腐的语词，使用那些精挑细选的、发音比较洪亮的术语，这是演说家的特点。但对于这类语词，必须练习如何选择，必须用耳朵的批判能力来衡量这种选择，在这样的过程中，讲话习惯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因此，普通人对演说家的一般评价，‘某某用词用得好’，或者‘某某用词用得不好’，不是一个确定的科学判断，而只是一种基于直觉的常识性的意见。尽管避免措词错误很重要，但这样做并不会带来很大的优点，措词的基础是使用良好的、丰富的词汇。我们必须做出的发现似乎是演说家本人要以词汇为基础建造什么，他要把他的技艺用在什么地方？

［38］“为了装饰或修饰他的风格，演说家在词汇上做出的贡献有三样：罕见词、新造词、隐喻词。罕见词通常是古词，因为年代古老而在日常讲话中不再使用。罕见词在诗人那里可以自由使用，但要使诗人用的词在演讲中也具有尊严，那么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确实不应当害怕使用科厄留斯的短语，‘Qua tempestate Poenus in Italiam venit’（迦太基人什么时候进入意大利），或者害怕使用‘prolem’（后代）、‘sobolem’（后裔）、‘effari’（说出）、‘nuncupare’（发音）这些词，或者害怕使用你卡图鲁斯的习惯表达法，‘non rebar’（我不认为）、‘opinabar’（我认为），或者其他许多表达法，要是在恰当的语境中使用，就会给文风增添庄严和古朴的色彩。新造词是那些由实际的讲话者发明和创造的语词，要么是把几个词拼在一起，例如，Tum pavor sapientiam omnem mihi exanimato expectorat（恐惧来自我苍白的意识，一切智慧出自我的内心）、Num non vis huius me versutiloquas militias？（你们肯定不会像这个家伙一样拐弯抹角地讲话？）。你们全都注意到‘versutiloquas’（拐弯抹角地讲话）和‘expectorat’（出自内心）这两个词是人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也常有新词的产生不需要使用结合的方法，例如‘senius desertus’（被遗弃的上了年纪的人）、‘dii genitales’（掌管生育的神）、‘bacarum ubertate incurvescere’（采摘丰收的葡萄）这样一些表达法。

“在我们这个系列中的第三种办法是使用隐喻，它有着广泛的用途。词汇贫乏和不足所带来的压力使得使用隐喻这种办法的产生成为必然，由于隐喻具有令人愉快和有趣的性质，这种方法就变得非常流行。正如衣服一开始发明出来是为了御寒，而后来就开始用于装饰和表达尊严，语词的隐喻用法一开始是由于词汇贫乏，然后就被用于普遍的修饰。甚至乡下人也会说‘gemmare vites’（宝石般的葡萄酒）、‘luxuriem esse in herbit’（丰盛的牧草）、‘laetas esse segetes’（欢乐的丰收）。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解释。碰上那些很难用专门术语来表达的事物要用隐喻来表达，被表达的事物与作为表达手段的语词所表达的事物之间有某种相似性，通过这种相似性，我们弄清了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因此，当你使用比喻时，你从中吸取到了你在别处得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借用。但是也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大胆的比喻，它的出现不是由于词汇贫乏，而是为了表现某种程度的优雅文风。然而，我不需要给你上一门课，告诉你如何发明比喻，如何给比喻分类。

［39］“［隐喻是直喻的一种简短形式，压缩到一个词；这个词被安放的位置似乎并非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如果它得到承认，那么就会提供快乐，但若它不包含相似性，那么就会受到排斥。］[238]但是，使用隐喻的目的只能是使含义更加清晰，例如：‘大海颤抖，夜幕深沉，狂风怒吼，电闪雷鸣。突如其来的暴雨夹杂着冰雹直泻而下，来自四面八方的狂风形成了龙卷风，大海沸腾……’[239]其中几乎所有的细节都由于使用了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喻而变得更加清晰，或者说，使用隐喻更好地表达了事件的完整意义，无论这个事件是由行动组成的，还是由思想组成的。就好像在某个剧本中，有人仅仅用了两个以相似性为依据的、带有隐喻的词，就指出有意识的隐瞒使人不可能了解所发生的事，‘因为他使用了语词的斗篷，罪恶的保护伞’。隐喻偶然地也可以用来获得简洁性，比如‘要是武器从他手中滑落’。[240]如果不用滑落这个带有隐喻性质的词，就无法更加简洁地表现投枪出手不是故意的。

“在这个标题下，如果有人问为什么每个人都会从带有隐喻性质的语词，而不是从属于事物的那些专有名词得到更多的快乐，那么我会感到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40］“因为，要是某个事物没有得到专门的名称或它自己的称号，例如，一艘船的‘船’、由双方缔结的契约中的‘义务’、涉及妻子的‘分居’，那么必然会迫使人们去别处借用一个；但即使在有充分的专有名词时，带有隐喻性的术语仍会给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只要这个隐喻是好的。我假定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隐喻标志着使用者的能干，跳过那些非常明显的事情而选择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或者是因为听众的思想被导向别处，然而并没有使他们感到迷失，这就是一种极大的快乐；或者是因为在具体情况下用一个词就表明了这件事物，提供了整幅图景；或者是因为每个隐喻，只要它是好的，都会直接诉诸于感觉，尤其是最敏锐的视觉。当其他感觉也提供了诸如‘良好品性的芬芳’、‘人性的柔软’、‘波涛的怒吼’、‘讲话的甜蜜和风’这样一些隐喻时，取自视觉的隐喻是最鲜明的，而只能在我们心中看到的其形象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所看不见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的名字或称呼是不能用于和其他事物相联系的；用任何事物都可以做隐喻，隐喻可以取自任何事物，用一个包含着相似性的事物的语词就能提供隐喻，如果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语词，就能增添文风的卓越。

“在使用比喻时，首要的事情是避免那些没有真正相似性的比喻，比如‘巨大的天穹’。这个表达法确实把一个真正的球面安放在大地上，所以恩尼乌斯可以这样说；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天空与球面不可能有什么相似性。‘乌利西斯，在你还能活命的时候，用你的眼睛抓住你最后的时光！’[241]他没有说‘寻找’（seek）或‘取’（take），因为这些词的意思比较迟缓，可以表示那些有希望长时间活着的人的想法，而是用了‘抓’（snatch）这个词，这个词适合前面说的‘在你还能活命的时候’。

［41］“然而我们也必须明白，相似性并非那么遥不可及。比如说，‘他的遗产中的锡尔特’，[242]而我宁可称之为‘海滩’（scopulum）；‘财富的卡里狄斯’，[243]我宁可称之为‘漩涡’（voraginem）。我们看见的事物比我们听到的事物更容易抵达心灵之眼。使用比喻的最大优点可能是比喻性的表达法可以直接击中我们的感觉，所以必须避免会误导听众心灵的不包含相似性的比喻。我不赞成说阿非利加努之死‘阉割了这个国家’、格劳西亚是‘元老院的粪便’。这里头也许有某种相似性，但这些例子中的相似性都包含着某些丑陋的念头。我不赞成使用大于被比喻事物所需要的规模的比喻，比如‘暴风雨般的宴会’，或者使用那些规模小于被比喻事物的比喻，比如‘宴会般的暴风雨’。我反对使用那些在范围上比文字或专有词汇更加狭窄的比喻性的术语，比如说‘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为什么我走过来的时候你要摇头？’在这种时候使用‘禁止’、‘威慑’、‘阻拦’会更好些，就好比作者在另一处说，‘站住，不要动！免得我的一举一动伤了义人’。[244]还有，要是担心比喻显得太刺耳，那么就用一些前置词来软化它，就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例如，古时候有人说元老院由于马库斯·加图之死而变得像‘孤儿’一样，这个比喻显得太刺耳，而说‘我也许可以称之为孤儿’就比较容易被接受。事实上，比喻必须要有一种申辩的气氛，而有了一个恰当的前导，就可以进入一个并不属于它的地方，使人不会觉得突如其来，而是得到允许才来的，不是自己闯进来的。但是，就使用单个语词来说，没有别的讲话模式能比使用隐喻更加有效，能给风格增添更多的卓越性质，因为这种方法有进一步的发展，不是隐喻性地使用一个词，而是使用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连串语词。所以除了要说明的那些必须明白的意思以外，还有其他意思。比如，‘要我去把船弄沉了，我受不了，就像从前阿该亚人经过时那样，第二次撞在同一块礁石上’，以及‘你错了，你错了；在你过分自信地竖起你的脑袋时，法律强有力的缰绳会制约你，将你置于权柄的轭下’。在这些段落中，作者把专门属于某些真实事物的词，就像我说的那样，比喻性地用于其他事物。

［42］“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修饰风格的方法，但一定要注意避免晦涩。事实上，所谓谜语就是以这种方式建构的，但是这种模式并不针对一个词，而是由某种一般的风格组成，也就是说，由一连串语词组成。然而，用一个词代替另一个词，或者所谓的转喻[245]，不包含新词的发明，比如‘粗重而朴实的阿非利加[246]由于可怕的混乱而颤抖’，不是一个已经发明出来的词，比如‘礁石激起浪花的（rockurpting）大海’，也不是使用含有隐喻的词，如‘大海被软化了’，而是出于修饰文风的目的，用某个事物的专有名词指称另一事物，例如：‘停下来，罗马，你的敌人……’‘伟大康帕尼亚是我的证人……’这种方法用来修饰文风是有效的，应当经常采用，同类的用法有‘战神的公正’这个短语，还有用‘刻瑞斯’[247]这个术语指称谷物，用‘利伯尔’[248]指称葡萄酒，用‘尼普顿’[249]指称大海，用‘房子’（House）指称元老院，用‘投票站’（the pulling booth）指称选举，用‘平民打扮’（civilian dress）指称和平，用‘武器’或‘枪’指称战争。属于同一类的用法还有用美德或罪恶的名称来代表拥有这些德行的人，比如，‘为奢侈开辟了通道’，又如‘邪恶在那里找到了缺口’，‘忠义盛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整个这一类表达法通过修饰或更换语词的办法，更加优雅地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与此相连的是，当我们希望用某个部分来表示整体的时候，就使用一种较小的但无论如何并非无足轻重的修饰形象，例如当我们表示‘房子’时，我们说‘墙’或‘屋顶’；或者用整体表示部分，例如我们可以把一队骑兵称作‘罗马的骑兵’；或者用一个事物表示几个事物，比如说，‘尽管打了胜仗，但罗马人（单数）的心在颤抖’；或者用几个事物表示一个事物，比如说，‘我们原先是鲁底亚人，现在是罗马人’[250]；或者不管用什么形式使用一个词，但不是在这个词的字面含义上使用，而是在它暗示的意义上使用。

［43］“我们还经常不按一个词的字面意义，而是以一种不那么文雅的方式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尽管这是一种相当松散的用法，但有些时候仍旧是令人愉快的。例如，我们说一篇详尽的（grandem）[251]讲话，而不说一篇很长的（magna）讲话，我们说褊狭（parvo）的心灵，而不是说狭小（minutum）的心灵。如我所解释的那样，前面提到过的这些形象[252]由一系列隐喻性的术语组成，你们注意到了吗，不是出自一个词，而是出自一句话；而我们现在提到的形象由那些在转喻意义上使用的语词组成，或者说这些词不是在它们的字面意义上使用的，而是一种比喻。

“由此可见，使用语词的优点和特点来自三个因素：所用的语词可以是古老的，但同时又应当被习惯用法所接受；由两个词的结合组成新词或发明一个新词，在这里同样要考虑我们的耳朵是否能够习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语词，这是一种引入亮点、增添文采的最有效方式。

“接下去的问题是环形句[253]结构，具体包含两点：第一是排列；第二是节奏与平衡。把语词安放在一起使之形成一个环状结构，没有任何刺耳的辅音的碰撞，或元音的连续[254]，而是语词之间平稳地联结。最擅长这种结构的一位作者[255]说过一个笑话，讲话的角色是我的岳父[256]。他说：‘Quam lepide legeis compostae！Ut tesserulae omnes，arte pavimento atque emblemate vermiculato.’（他处理起这些短语来有多么迷人，排列有序，就像小径上铺设的马赛克，镶嵌得错落有致，蜿蜒缠绕。）在说了这些话以后，阿布西乌也没有闭嘴，而是说：‘我有一个女婿名叫克拉苏，所以对我讲话别太像是在演讲。’结果怎样？这位克拉苏先生有什么成就吗（鲁西留斯，当你硬把他的名字拉扯进来的时候）？只有一点，这就是克拉苏做的无疑要比阿布西乌好多了。这就是斯卡沃拉在诗中说的意思，也是我本人所希望的；然而我受到的打击是他的一个笑话，这是他的行事方式。但无论怎么说，重要的事情在于注意我正在说的语词的顺序，它能产生一种严密的风格，甚至产生语词之间的平稳和流畅。如果你能把一组词的结尾与后续词的开头很好地结合起来，避免生硬的辅音碰撞和笨拙的元音连续，那么你就能取得这种效果。

［44］“除了注意这件事以外，还要考虑节奏和词形，我担心卡图鲁斯可能会认为这个观点太幼稚；因为古代的希腊大师们认为在这种散文风格中，我们使用某些几乎相当于诗歌韵律的东西是恰当的，也就是说，使用某些确定的节奏。因为他们想，在演讲中环形句的结尾一定不能是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而应当在我们可以吸气的时候，不应当以抄写员的标点为标志，而应当以语词和思想的排列为标志。据说伊索克拉底最先引进属于早期的有关演讲术的不规则风格的练习，所以他的学生瑙克拉底写道，用节奏这种元素可以给耳朵提供快乐。因为韵文与旋律这两种提供快乐的方法是乐师发明的，他们在古时候也是诗人，他们的意图就是用语词的押韵和音调的调式克服听众的厌腻。因此，这两件事情，我指的是声音的调节和语词的环形安排，他们认为适宜把它们从诗学中转到修辞学中来，只要它们与修辞学的严谨性质相容。

“在这件事情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是，要是语词的相连成了诗句，尽管演讲不是做诗，但无论如何我们同时又希望词序与诗句相似，有节奏感，能很好地适应并形成语调上的抑扬顿挫。在演说家的许多标志中有一点最能区分演说家和毫无经验、无知的新手，初学者总是急于把所有的话都杂乱无序、一股脑儿地说出来，断句时也不从艺术的角度考虑，在呼气时断句；而演说家把语词和意义联系在一起，使之能够以某种丰富而又自由的节奏展开他的思想。在这种丰富而又平衡的形式中通过变换词序轻松地讲话，既不用一种固定的韵律捆绑语词，也不让语词不受任何控制地漫游。

［45］“那么，我们该如何充满自信地进入这一领域，使我们的讲话富有节奏感？这件事的难处不像它的重要性那么大，因为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言语那样微妙和灵巧，无论如何引导，都很容易追随。言语作为材料可以用来制造语句和不规则的韵律。还有，它也是制造各种风格的材料，因为谈话中的词汇和正式演讲中的词汇是一样的，我们并非选择了一类语词用于日常生活，选择了另一类语词用于正式的公开场合，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掌握了这些词，让它们受我们的差谴，就像最柔软的蜡，我们可以随意塑造，使之成形。因此，我们有时候使用庄严的风格，有时候使用平实的风格，而在某些场合采用的风格介于二者之间。这样一来，我们演讲风格的变化遵循我们所采取的思想路线，以适合愉悦听众耳朵和影响听众心灵的所有需要。但是，就像众多用不可思议的技能发明出来的事物一样，演讲术作为最有用的一种事物拥有最大的尊严，同时也经常是最美的。我们注意到，为了整个宇宙的安全和稳定，这个有序的自然界是这样构成的：天空是一个圆形的苍穹，大地位于它的中心，凭它自身的力量驻留在那里，太阳围绕大地旋转，在冬天过了一半的时候逼近星座[257]，然后又逐渐朝着相反的方向升起。而月亮在前进与后退时接受太阳的光线；五颗行星的运行方向相同，[258]但它们的运动和路线不同。这个体系如此强大，对它的任何一处做一些微小的改变都会使得它们的聚合成为不可能；它是如此美丽，我们无法再想象比这更加美丽的景象了。现在你们可以思考一下人的样式和形象，甚至也可以想一想其他生灵。你会发现它们的身体从结构上来说没有哪个部分是多余的，它们的整个形态是一件完善的艺术品，而不是出于偶然。

［46］“以树为例，树干、树枝，最后是树叶，全都无一例外地有着精心设计，以便保存它们自身的本性，然而又没有一个地方是不美的。让我们离开自然，转而思考技艺。以船为例，还有什么部分能像船舷、船舱、船头、船尾、甲板、船帆、桅杆那样必不可少？然而它们全都拥有优美的形态，显得它们被发明出来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而且也是为了提供快乐。在神庙和柱廊中，柱子是用来支撑整个结构的，然而它们在形态方面也被设计得非常庄严，就像它们被设计得非常有用一样。从远处讲，卡皮托利山上的神庙以及其他神庙的山墙不是美的产物，而是实际需要的产物，因为它是计算了如何使雨水从屋顶的两面流走以后设计出来的，而山墙设计上的庄严就是适合建筑结构需要的一项副产品。所以，哪怕有人要在天上造一座神庙，那里没有雨可下，但要是没有山墙，也会被认为完全缺乏庄严。

“涉及演讲的各个部分也是这种情况，由于实际需要而产生了作为结果的迷人风格，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是必然的。源于环形句结构和词与词之间的停顿是一种错误，或者说这是因为讲话时接不上气来，但这种情况一旦被发现，而它又是那么吸引人，所以哪怕有人能够有本事做到讲话不换气，我们仍旧不希望他不间断地说出一大堆话来，因为我们的耳朵只会满足于这样一种表达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是耳朵所能承受的，而且也是人的肺部所能承受的。

［47］“因此，尽管我们一口气就能说出很长的一段话来——这是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标准，但是技艺的标准与它不一样。卡图鲁斯，在各种各样的韵律中，人们常用的短长格（iambus）或短短短格（tribrach），但你们这个学派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禁止演说家使用它们。然而，它们渗透到我们罗马的演讲术中来，自动地成为一种演讲风格；然而这些格律有着非常明显的节奏，韵脚（foot）又太短。所以亚里士多德要求我们主要应当使用而且可以相当合理地使用双韵脚或多韵脚的英雄格，除非我们不想陷入直截了当的诗句或某些相似的诗句之中。例如，‘altae sunt geminate quibus……’（两位少女都很高，她们……）。这些三韵脚的诗句相当适宜用做一个环形句的开头。但是这位权威还特别称许派安格（paean），它有两种，要么以一个长音节开头，后续三个短音节，比如‘desinite’（停止做此事）、‘incipite’（接近它）、‘comprimite’（按下它），或者是三个连续的短音节再加一个结尾的长音节，比如‘domuerant’（打败他们）、‘sonipedes’（响亮的脚步声）。这位哲学家提到，可以把前一种派安格的韵脚用于开头，把后一种派安格的韵脚用于结尾。但事实上，后一种派安格的韵脚与前一种几乎是相同的，但不是音节数量相同，而是在它影响耳朵的时间长度上相同，这是一种更加尖锐、更加可靠的考验，就好像诗歌中的长短长格（Cretic），例如：Quid petam praesidi aut exsequar？Quove nunc……（我可以上哪里寻求帮助？下一步该怎么办？在什么地方……）。[259]下面是芳尼乌斯在一篇演讲开头时用的节奏：‘Si，Quirites，minas illius……’（高贵的主人，要是威胁借此而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韵脚更适合用做从句的结尾，他希望用长音节结尾成为一条规则。

［48］“然而这些观点没有引起人们密切的关注，诗人们也没有注意练习，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也是韵律本身的需要，用语词构成的句子应当能够一口气说出来，而不应当太长。散文没有那么多约束，把它称作‘自由风格’是相当正确的，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松松垮垮或狂吼乱叫，而是说它没有什么约束，但有它自己的控制方法。我同意塞奥弗拉斯特的观点，精致的、系统的散文毕竟要有一种韵律，尽管不是僵硬、而是相当松散的。事实上，正如他所预言的那样，不仅我们现在流行的诗歌的韵脚后来演变成一种更加适宜讲话的韵脚，抑抑扬格（anapaest），从中又演变出更加松散、更加豪华的赞美体韵脚，[260]如同一位作者所说，它的组成和韵脚广泛地出现在所有内容丰富的散文中，而且要是所有的声音和讲话都包含着拥有某些节拍的节奏的成分，能够用它有规则的间隔来测量，那么把这种节奏算作散文的一个特点是适宜的，只要不把它用到无间断的连续讲话中。要是不认为连续的、不停顿的讲话是粗鲁的、粗糙的，那么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排斥这样的讲话，只要自然本身塑造出来的声音能满足人类的耳朵？而除非声音含有节奏的成分，否则是无法令耳朵满意的。但是连续的讲话没有节奏，节奏是划分的产物，也就是用节拍来表示相同长度的、频繁出现的各种间隔，我们在雨滴声中可以注意到节奏，因为它们的发生有间隔，但我们在一条飞速流淌的河流中不能察觉到节奏。但若按照关节把散文中的语词之流分成许多有间隔的、无法一口气说完的肢体，那么这样的肢体需要管理，这样划分了的散文会更加优美，更加令人愉悦；如果这些肢体在结尾时比较短，就会破坏语句的环形结构，因为‘周期’这个希腊名称的意思就是这些演讲的转折点。因此后面的从句一定要与前面的从句相同，最后的从句要和最初的从句相同，或者说最后的从句要比最初的从句长一些，要是这样的话，效果更好，更能令人愉悦。

［49］“卡图鲁斯，这些就是最能吸引你的这些哲学家的论断，事实上，为了避免被你们指控为不恰当，我在提出证据时更多地诉诸权威。”

卡图鲁斯说：“请你告诉我有什么不恰当？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比你刚才给我们的解释更加优雅和精致？”

克拉苏说：“噢，我是有些担心，怕我们的年轻朋友认为这些学说实行起来太困难，或者怕有人认为是我们想要使这些学说显得比较庄严、比较困难，因为这些学说并不是作为他们常规教程的一部分来传授的。”

卡图鲁斯说：“克拉苏，要是你以为我或其他任何人希望你告诉我们的是些平凡陈腐的练习，那么你错了。我们想要听到的正是你告诉我们的这些内容，我们并不希望听到你认为我们希望听的东西，我也坚定地希望你对所有人做出这样的回答，而不是仅仅针对我个人。”

安东尼乌斯说：“好吧，就这样，对我来说，我发现我在自己的书中曾经说过，我从来没有找到过一名雄辩的演说家。但是我不打断你的理由是使你在既定短暂的时间里能够完成你的任务，而不会因为我的插话而压缩。”

克拉苏说：“好的，那我就继续说。我们必须通过练习讲话和写文章使我们的风格与这种关于节奏的法则一致，这是一件很好的工具，可以在其他类型的作文中提供风格和修饰，尤其是在演讲术中。毕竟，这不是一件繁重的工作，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用诗人或乐师的那些最严格的规则来规范这些事情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所要达到的全部目标就是语言一定不能冗长和散漫，随意停顿，或者扯得太远，整个结构的各个部分应当清晰，呈现阶段性。同时也没有必要在所有时间里都使用长句或环形句。正好相反，讲话应当经常划分为较小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部分自身在整个统一的、有节奏的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你们也不需要担心我们讲过的赞美诗或长短短格（dactyls），它们会自动地进入散文。没错，无须召唤，它们就会在散文中出现。我只希望你们能够习惯写作和讲话的练习，用语词表述思想，使语词的结合呈现一种良好的、长长的、自由的韵律，特别是长短短格、赞美诗的第一种韵脚、长短长格，它们虽然结尾形式不同，但有清晰的标志，因为结尾处的相似性最能受到人们的注意。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去规范句子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韵脚，那么人们不会去注意各部分之间的韵律形态，只要实际的间隔不短于耳朵所期待的，或者长于呼吸所能延续的时间。

［50］“然而，句子的结尾在我看来甚至比前面的部分需要更多的关注，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文风的完善受到主要的考验。因为在文章中即使对句子的开头、中间、结尾给予同等的注意，然而任何一点不足之处都会削弱它的力量，但是在演讲中，很少有人会去注意演讲的开头部分，而几乎每个人都会注意它的最后部分。所以，演讲的结尾特别受人关注，结尾一定要多变，免得被批判能力或耳朵所引起的厌恶情感颠覆。因为也许有两三种韵脚必须用来作为句子的结尾，然后换一口气，只要前面的节奏不太短和不拗口。这样的韵脚必须是长短格（trochee）或长短短格，或者是长短格或长短短格与亚里士多德所赞同的赞美诗的后一种韵脚和与之相当的长短长格交替。使用这些变化可以防止听众由于单调而产生厌烦，我们在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做准备时也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卡图鲁斯，你一定记得伟大的西顿的安蒂帕特，他有一个使用六韵步诗句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诗句讲话的习惯，还能即席发挥，因为他机智敏捷，博闻强记，通过练习使自己成为内行。当他有意识地要把他的想法变成诗句时，他使用的词汇也会自动地随之而来。因此，通过练习和训练，我们要在散文中做到这一点该有多么容易！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对那些无学问的听众产生印象，我们不要让任何人对此产生疑问，因为这个部分，就像其他性质一样，拥有巨大的、难以置信的力量。因为凭着某种下意识的直觉，每个人都能够在技艺和比例中区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不需要懂得什么关于技艺或比例的理论。由于知道自己生来缺乏掌握理论的能力，对于绘画和雕塑，以及其他作品，他们就凭着直觉下判断，与此同时，在判断节奏和语词的发音时，他们更多地表现出这种倾向，因为这些直觉的能力深深地植根于一般感觉之中，自然不会让任何人完全缺乏直觉。因此，任何人不仅受到技艺所安排的语词的影响，而且也受节奏和发音的影响。因为懂得有关节奏和韵律知识的人能占多大比例？然而只要节奏和韵律出一点儿差错，某个句子说得太短，某个元音驻留太长，都会引发听众的抗议。有关发音不也一样吗？不仅因为合唱团或歌队成员之间有差别，而且因为演员个人的发音前后不一致，公众都会把他们赶下舞台。

［51］“作为评判者，行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非常小，而作为实施者，行家与普通人之间有巨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技艺起源于自然，如果技艺不能影响我们或具有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天然能力，那么一定会被人们视为一种失败。但没有什么东西能像节奏和语词一样与我们的心灵具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它们令我们激动，使我们安宁，给我们抚慰，引导我们欢笑或悲伤。尽管节奏和语词强有力的影响更适宜诗歌与歌曲，有学问的君主，努玛国王，以及我们的祖先，没有忽视它，庆典宴会上使用的七弦琴和笛子，以及祭司团的诗句都可以说明这一点，[261]但使用最频繁的还是古时候的希腊。我希望你们只选择这一点以及相同的论题作为我们争论的主题，而不是讨论有关比喻的幼稚问题！

“然而，正如公众心里明白韵律方面的错误，所以公众也会注意到我们在演讲中的失误，但是某些错误对诗人来讲是无法原谅的，而我们如果犯了错却可以原谅，所有听众，尽管他们没有说什么，但心里都明白我们的演讲并不那么精彩和完美。有些古代演说家不能建构完整的环形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某些演说家身上看到这种情况，（这确实是后来才开始具有的能力，或者演讲者有勇气这样做），只用两三个词来构成从句，还有些演讲者只用一个词，虽然在没有什么公开演讲的时期他们仍旧有一种天然的练习，为适合人耳的需要制造出平衡的从句，而且也随着自然的呼吸在讲话中塞入有规则的停顿。

［52］“我实际上已经做出了结论，我已经尽我所能叙述了我认为对于演讲的装饰来说最重要的若干因素，讨论了具体的语词、语词的结合、句子的节奏及其形态的价值。但若你们还想听一听措词的一般性质和语气，那么有一种圆满的、完善的演讲风格，一种平实而又不失活力的风格，一种结合二者的优点而又保持中庸的风格。这三种风格都展示出一定迷人的风采，但不是作为一种表面的装饰，而是渗透到它们各自技艺的体系之中。最后，必须把我们的演说家塑造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语词和思想的人，就好比一个人要做的事情是使用武器，接受风格上的训练，因此就像那些练习防卫和拳击的人，他们认为必须考虑的事情不仅是躲避打击，而且还要想到动作的优雅。同理，演说家的目标可以定在一方面考虑结构的完善和用词的优雅，另一方面考虑如何把他的思想表达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语言和思想的修辞手段多得不可计数，这件事我想你们都非常明白，但是语言的象征性特点和思想的象征性特点之间有一个差别，这就是由语词表示的象征要是更换了语词，这种象征就会消失，但无论选用什么语词来表达思想的象征，这种象征仍旧会留存。尽管你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仍旧想要警告你们，除了在用词方面要十分注意遵循已经说过的三条规则以外，[262]不要想象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对演说家来说是最基本的，这些规则就是经常使用比喻性的语词，偶然使用新词，以及使用那些相当古老的语词。还有，就语言的一般结构来说，在掌握了我已经讲过的排列的流畅和使用节奏的原则以后，我们必须用思想和语言的优美象征来使我们的讲话丰富多彩。

［53］“专注于某一点，对它做出清晰的解释，栩栩如生地描述事件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做法在陈述案例、解释和放大一个陈述时，都是非常有效的，经过我们放大的事实会使听众觉得这件事就像我们说的那么重要。解释经常通过快速的回顾来进行，在解释时提出建议比实际的讲述更容易被人们理解。解释的准确性依赖于使人获得清晰的印象。表示轻视和善意的嘲笑要限制在恺撒提出的那些规则[263]之内。此外，还有偏离争论主题的离题话。再往后的内容就是：如何提供乐趣，如何返回到必须恰当而又贴切的主题上；如何讲述将要展开的内容，以及它与已经阐述过的内容的差别；如何返回到一个已经提出过的观点上来，如何复述；如何使用形式推理；如何使用夸张，以表示对事实的重视或轻视；如何使用提问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修辞学的提问方式，如何陈述自己的观点；如何使用讥讽或指代，这种方法对听众心灵有极大影响，如果在演讲中以谈话的方式进行，而不是以宣喻的口吻讲话，那么就能带来极大的乐趣；然后是在陈述之前或陈述之后的犹豫、差别、矫正，或者是陈述之后又加以抛弃；如何为将要陈述的内容做准备；如何把责任转移给其他人；如何结成伙伴关系，这是一种为听众提供咨询的方式；如何模仿性格与行为，有时有具体人物，有时没有具体人物，这是一种对风格的重要修饰，对于安抚或激励听众非常有效；如何模仿人，这是一种极好的放大的方法；如何描述结果；如何指出错误的迹象；如何使听众发笑；如何使用先发制人的方法；如何使用对比和例证这两种极为有效的办法；如何使用划分、中断、形成对照；如何重新进入沉默；如何赞美；如何随意使用嗓音，甚至用不加控制的音调，以扩大效果；如何表达愤怒；如何进行抨击；如何许诺将会提供证据；如何表示反对；如何表达恳求；如何简单地偏离主题（在规模上小于上面提到过的偏离主题）；如何使用上述力量宣称自己有理；如何迎合讨好；如何自卫还击；如何诅咒。

［54］“上述这些方法大约就是我们的思想可以用来对意义进行解释的装饰品。然后就是实际的措词，它有点儿像是武器，可以用来吓唬人，可以用来攻击敌人，也可以用来挥舞着表演。措词具有重要的力量，有时候重复语词、对语词做微小的改变、更换语词，使之具有迷人的魅力；有时候在从句开头几次重复同一个词；有时候在从句结尾处几次重复同一个词，或者在从句的开头和结尾使用相同的词；还有语词的附加、逐渐增强以达到顶点；赋予同一个词不同的意义并使用几次，重复一个词；按节奏使用语词；使用同样的词尾；保持词尾或发音的平衡。还有步步为营、倒装法、语词的和谐互换、对偶、连结词的省略、主语的改变、自我矫正、惊叹词、缩略语、名词的格的用法、提及一个源于几样事物的术语、给已有陈述附加理由、给个别的细节指定理由、从某个观点退让、另外一种犹豫、[264]表达出乎意料的转变、观点的列举、另一种矫正，[265]位置的分布、进展、中断、揭示相似性、自问自答、转喻（metonymy）、区别术语、秩序、参照、离题话、迂说法（periphrases），等等。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是修辞手段——也许还有更多——与思想和语词的排列一道修饰着演讲。”

［55］科塔说：“克拉苏，我确实注意到，你把它们一股脑儿都倒了出来，但没有提供定义或例子，因为你相信我们对这些内容是熟悉的。”

克拉苏说：“噢，我并不认为我前面对你们说的内容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但我得顺从大伙儿的一般愿望。但涉及当前这个主题，西斜的太阳警告我要尽可能简洁，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我不得不尽快加以阐述，以至于近乎草率。但不管怎么说，做这样的阐述以及提到这些学说本身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尽管实践极为重要，在整个演讲术中是极为困难的。因此，要是说我们还没有从总体上彻底考察作为演讲术的主题的修饰，那么我们可以说已经充分地说明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现在让我们来考虑恰当性这个主题，即对演讲来说什么样的风格是最适宜的。至少有一种明确的观点，没有哪一种演讲适合各种案例、听众、演讲者、时机。因为重要的刑事案件需要一种语言风格，民事行为和不重要的案子需要另一种语言风格；深思熟虑的演讲需要不同的风格，需要分别使用赞美的、诉讼的、讲座的、安慰的、抗议的、讨论的、历史叙述的风格。听众也很重要，无论他们是贵族、平民，还是法官，无论有一大群听众，还是只有少量听众，或者只有一位听众，都要考虑到他们以及他们的人品。必须加以考虑的还有演讲者本身的年纪、地位、职务，还有演讲的时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战争期间，事情是紧急的还是有充分时间讨论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实际上不可能制定任何规则，除了我们应当选择一种比较丰富的或者比较严谨的修辞风格，或者还可以专门指定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风格，以适应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务。在某些场合，我们可以敞开使用相同的修饰手段，以一种比较富有激情的方式，或以一种比较安宁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选用恰当的风格是一种通过训练而得来的能力，但也具有某种天生的性质，在具体场合下使用何种风格才是适宜的，这种知识实际上是一个人是否精明的问题。

［56］“但是所有这些演讲技巧的效果取决于口头表达。我敢断言，口头表达是演讲术的主导因素。要是不擅长口头表达，那么最优秀的演讲者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一名中等水平的演讲者要是有了口头表达方面的训练，经常能够超过最优秀的演讲者。据说有人问德谟斯提尼什么是演讲的第一要务，他说是口头表达；接着又问什么是第二位的，他又说是口头表达；然后又问什么是第三位的，他仍旧说是口头表达。我经常感到这个回答实际上早已经由埃斯基涅斯提了出来。这位演说家在一场诉讼中遭到难以置信的失败，于是他离开雅典，移居罗得岛。据说在当地公民的要求下，他宣读了他那篇反对克特西丰的优秀的演说词，而为克特西丰辩护的是德谟斯提尼。到了第二天，人们又请他读德谟斯提尼为克特西丰所做的辩护词。埃斯基涅斯用非常吸引人的、洪亮的嗓音读了。当每个人都在向他表达敬佩之情时，他说：‘要是你们听德谟斯提尼本人宣读，那么你们会感到神奇得多！’他的话清楚地表明了演讲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口头表达，他认为同样的演讲在不同的演讲者嘴里说出来就成了不同的事情了。关于革拉古，卡图鲁斯，你比我要记得清楚得多，我当时还小，还有什么演讲能够如此崇高？‘我遭到了不幸，我该去哪里？我要转向哪里？去圣山吗？但我兄弟的鲜血洒在那里。我该回家吗？去看我那不幸的母亲悲伤欲绝？’据说他声情并茂地、姿势优雅地说了这段话，连他的敌人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我谈论这些观点的原因在于有些演说者完全漠视演讲术，他们是实际生活中的演员，为行动所支配，只会模仿实在。

［57］“无可置疑，实在胜过对一切事物的模仿，但若实在无须任何帮助就能在演说中产生充分的效果，那么我们根本不需要技艺。然而，由于情感必然会表现出来，其他一些事情也要通过行为来再现，这些东西常常模糊不清，几乎掩盖了事情的真相，因此我们不得不排除这些模糊不清的东西，把握事情的要点。自然给每一种情感指定了具体的样子、声音和它自己的姿态，人的整个身躯、脸部的每一个表情、嗓子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好像竖琴的弦，在一连串情感的撞击下发出声音。声音的音调像乐器的弦似的有升降，以回应每一次撞击，高、低、急、缓、强、弱，而在各种音调的两端之间又有一个中度的音调，还有从这些音调中产生出来的各种修饰，圆润的或粗糙的、有限的或充分的、持续的或断续的、微弱的或刺耳的、渐弱的或渐强的。这些多种多样的音调没有一个是不能用技艺加以控制而给予规范的。它们是给演员提供的色彩，就像画家绘画一样，以确保多样性。

［58］“表达愤怒的情感必须用一种音调，它是颤抖的、急促的，还有短暂的中断，例如，‘这是为什么，我的兄弟要我吃掉我自己的孩子’。还有你前不久引用过的那句诗，[266]安东尼乌斯，‘你竟敢离开他’。还有，‘没有人会注意吗？’以及几乎整部《阿特柔斯》。[267]另一种音调适合表达同情和悲伤，它是波浪式的、激动的、有停顿的，有一种悲哀的基调，比如，‘现在我应该去哪里？我该走上哪条道？寻找我主人的房子？还是去找佩里亚斯的女儿？’[268]还有一句诗，‘啊，父亲，啊，我的祖国，啊，普利亚姆的宫殿！’[269]以及后续的诗句，‘我看到他们全都怒火中烧，因为暴力夺走了普利亚姆的生命’。

另外一段诗歌属于恐惧，音调是低沉的，犹豫不决的，沮丧的。‘我以各种方式陷入了罗网，疾病、流放、贫困；我虚弱的心在警告，我的每一片智慧都被剥夺；我的母亲折磨我，用死亡威胁我的生命；无人能够如此坚定，无人能够如此自信，但是流淌的鲜血使他的恐惧衰退，他的脸色变得苍白’。[270]

另一种音调表示有活力，它是炽热的，猛烈的，包含着渴望和紧迫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堤厄斯忒斯又来捕捉阿特柔斯，他的逼近再次打扰了我的安宁。我必须策划更多的灾难和不幸，只要能制止和摧毁他残忍的心。’[271]

另外一段诗歌表示欢乐，它的音调是迸发出来的，是流畅的、亲切的、轻松的、快乐的。‘她自己带来了花环，用它来缔结婚姻，这个花环是送给你的；在假装把花环给自己戴上的时候，她已经灵巧地把花环给了你’。[272]

另外一段诗歌表示沮丧，音调非常沉重，但不是恳求怜悯，用一个音调引出整段话。‘帕里斯什么时候与海伦苟合，婚姻已不再是从前的样子；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呆了几个月，我的时候就要到了；就在这个季节，赫卡柏生下了她最后的孩子波吕多洛’。[273]

［59］“但是所有这些情感必须伴随一定的姿势，而不是用演员式的姿势再现语词，不是用姿势模仿，而是用姿势来提示一般的状态和念头。它是充满活力的，富有男子气概的，它不是来自舞台和演员的职业，而是来自训练场，甚至来自摔跤。但是双手的动作一定不要太快，动作要跟随讲话，而不要用手指头来引导讲话。胳膊要向前伸，就好像演说家的利箭。在那些重点段落的开头和结尾可以跺脚。所有事实其实都依赖于面部表情，而面部表情本身则完全由眼睛支配。我们的前辈善于批评，连洛司基乌斯戴着面具讲话，他们也不太给他鼓掌。口头表达最关注的就是情感，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情感，通过眼睛情感得以表达。因为这是身体惟一能够表达多种多样情感的部分。如果闭上眼睛，没有人能够创造同样的效果。塞奥弗拉斯特确实讲过，有个名叫陶里司库的人在舞台上朗诵诗句，眼睛盯着远处的某个东西，‘把后背转过来朝着听众’。所以我们有不断控制好眼睛的需要，脸部表情一定不要变得太快，这样容易不得体或不礼貌。我们应当用眼神来表示情感，一会儿显得很虔诚，一会儿显得很轻松，有时候盯着某个事物，有时候仅仅是一瞥，与演讲的实际性质相适应。身体用动作讲话，因此很有必要使之与思想一致；自然给了我们眼睛，就像自然给了马和狮子鬃毛、尾巴和耳朵，来表达心灵的情感。所以，在我们考虑的口头表达这件事情中，脸的重要性仅次于嗓音，而眼睛是脸部的主导因素。口头表达的所有要素包含着自然赋予的力量，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口头表达对无知者、普通民众，甚至还有不开化的人，影响最大；因为语词不能影响人，受影响的是和讲话者使用同样语言的人，能干的主意经常超出不能干的人的理解，而能够表现内心情感的口头表达影响着每一个人，因为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同样的情感，既能辨认其他人表达的情感，又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情感。

［60］“但是，相对于口头表达的效果和特点来说，作用最大的无疑是嗓音。我们首先应当祈求拥有漂亮的嗓音，拥有以后，我们应当照料我们的嗓音。关于这一点，照料嗓音的恰当方式不是关心我们正在考虑的教导的种类，尽管我自己的看法是必须尽最大努力照料嗓音，但是这方面的内容似乎贯穿于我们当前讨论的整个领域，如我前不久说过的那样，[274]在许多事情中，最有用的东西也是最容易变化的东西。就保护嗓音来说，没有什么方法比不停地变化嗓音更有用了，没有什么比连续用力讲话更有害了。有什么方法能比变声音更适合我们的耳朵，令其愉悦，更能博得听众的赞同？仍旧是这位革拉古（卡图鲁斯，你可能从你这位博学的仆人李锡尼那里听说过这件事，他曾经是革拉古的奴隶，担任革拉古的抄写员）进行过一项练习。他在演讲时让一位熟练的仆人远远地站在听众看不到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枝小巧的、象牙的六孔竖笛，每当革拉古的讲话变得松散，或者嗓音过高时，就吹出某个音符来提醒他。”

卡图鲁斯说：“我确实听说过这件事，我非常敬佩我们说的这个人的勤奋、学问和知识。”

克拉苏说：“我自己也崇拜他。我确实有点儿后悔，这些人在公共生活中犯了错误。尽管是我们的政治和公共行为原则把我们的下一代变成了这个样子，但我们只希望我们现在拥有的公民能与我们的祖先难以容忍的那些人相似。”

朱利乌斯说：“抛开这个话题吧，克拉苏，我求求你，还是回到革拉古的六孔竖笛上来，我不太理解这件事的原则。”

［61］克拉苏说：“每个嗓音都有一个中等的音高，但每个嗓音的音高各不相同；从中音开始逐渐升高不仅是可取的（因为从一开始就大吼大叫是粗鲁的）而且也是有益的。高音有一个顶点，按照这个音高讲话那就是尖叫，一个人讲话不能超过竖笛所确定的高音，抵达了高音就要降低，返回到实际的音高上来。另一端点则是低音，声音降到了最低就无法再降。这种声音的长度和变化贯穿于所有音调，既能保护自己的嗓子，又能给口头表达增添魅力。但你可以把你的竖笛留在家里，只要把他的训练给你的启发带走就可以了。

“我已经尽力做了最好的解释。但这种方式不是我所喜欢的，而是有限的时间强迫我这样做的。当一个人即使情愿也无法再增添什么的时候，有多少布做多少衣服是聪明的做法。”

卡图鲁斯说：“噢，就我所能判断的范围来说，你已经天才地收集了所有观点。你似乎不仅能向希腊人学习，而且也能在这些主题上指导希腊人。不管怎么说，能参与你的讨论我感到非常满意。我只希望我的女婿，你的朋友霍腾修斯，能在这里。我相信，他将会抵达被你包括在演讲术中的所有成就的顶点。”

克拉苏说：“他将会达到吗？不，在我看来他已经达到了。当他在元老院为阿非利加的事情辩护时我已经做出了这个判断，我当时担任执政官。还有，他最近代表庇提尼亚（Bithynia）的国王讲话，此时更是如此。因此，卡图鲁斯，你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说的这位年轻人既不缺少天赋，又不缺乏教育。因此，谨慎和勤奋对于你，科塔，还有你，苏皮西乌，显得更有必要了。因为霍腾修斯不是一个跟随你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普通的演说家，而是一个有着敏锐的理智、强烈的求知欲、出色的学问、无与伦比的记忆力的天才。尽管我喜欢他，我渴望他超过他的前辈，但不管怎么说，他这样的人要超过你，尽管他应当超过你，仍旧是难以置信的。”

最后克拉苏说：“现在让我们站起来休息，这是一场非常热烈的争论，现在是让我们的心灵松弛一下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