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1］我的弟弟昆图斯，也许你还记得，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人们普遍相信卢西乌斯·克拉苏除了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以外，没有进一步涉猎别的学问，而马库斯·安东尼乌斯绝对没有接受过任何教育，一无所知。有许多人认为这不是真的，但或多或少希望有更好的办法来阻止我们这些热心的学生通过追求学问来获得口才，所以他们并不顾忌对这些杰出的演说家提出这样的看法。而就我们自己的意图来说，看到这些不是学者的人在实践中达到了最高的成就，看到衡量他们的口才有不同的标准，于是也会反思我们自己的劳动，以为这些辛苦都白费了，并进而愚蠢地认为应当让像我们的父亲一般的、拥有丰富经验的杰出人士来指导我们的教育。我们曾经以幼稚的方式驳斥过这样的智者，并以我们自己的家人，也就是用我们的父亲、我们的近亲盖乌斯·阿库莱奥、我们的叔叔卢西乌斯·西塞罗为证；阿库莱奥与我们的姨母结婚，克拉苏对他的敬重超过所有其他人，而我们的叔叔与安东尼乌斯一起去过西里西亚，在安东尼乌斯离开那个行省的时候就和他在一起。他们经常向我们提起克拉苏，谈到他的学习和他在理智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我们的堂兄，阿库莱奥和我们的姨母的儿子的陪伴下，我们不仅学了吸引克拉苏的这些科目，而且也得到那些老师的教导，他们是阿库莱奥的朋友，我们当时住在他家。我们感到——连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察觉到——他能讲一口娴熟的希腊语，就好像这是他惟一会讲的语言。此外，他还以询问的方式把这些论题解释给我们的老师听，并在他自己的讲话中讨论这些内容。他几乎无所不知，没有什么事能超出他的知识范围。至于安东尼乌斯，尽管我们经常通过我们那位卓有成就的叔叔了解他，知道这位演说家在雅典和罗得岛热衷于和那些最博学的人谈话，但我自己也很早就在我的礼貌所许可的范围内一遍又一遍地向他提过许多问题。我要写的内容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我曾经把许多次谈话的结果告诉过你。我和他的谈话涉及许多主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没有什么事情是他不熟悉或不知道的，至少在那些我能提出某些看法来的学科中是这样的。
不管怎么说，人们对这两个人的看法还是有些差别。克拉苏并不希望被人们视为没有学过任何学问，以至于落下藐视学问的名声，但他确实把我们自己国家的同胞在各方面的智慧看得比希腊人的智慧还要高；而安东尼乌斯则认为，要是人们认为他真的从来没有研究过学问，那么像我们这样的民族更容易接受他的讲话。因此，他们俩，一个希望通过藐视希腊人来产生影响，另一个则似乎从来没有听说过希腊人。这些看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现在还看不清楚，但它属于我手中的这篇论文的内容。现在，要是有人在演讲中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我不会认为其中的原因仅仅在于缺少演讲训练，而是会指出他没有获得这个领域中的全部知识。
［2］几乎所有技艺都有明确的范围，但是演讲术，也就是用知识、技巧和优雅的风度来讲话的这门技艺却没有明确的界限来确定它谈论的内容。一切事物，无论是什么，都可成为人的讨论对象，都适宜由那些自称有能力的人来处理，否则他们就不是雄辩的。所以，在我看来，我承认，在我们国家和在希腊，一直高度重视这些探索，涌现出许多这方面的天才，他们在演讲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而无需拥有最全面的知识。然而，像克拉苏和安东尼乌斯这样的雄辩家，我认为决不能把他们成功的原因说成是无需任何知识，仅仅是演讲术的智慧和力量在他们俩身上的显现而产生的结果。所以我要把他们曾经进行过的有关演讲术的一场对话写下来，我的目的首先是消除那种流行的观念，说他们中有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另一个从来没有接受过教育；其次，把这些完善的演说家所表述的有关演讲术的思想保存在文献中，我希望能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再现他们的观点；最后，我要放弃沉默，尽可能捍卫或拯救这些人已经开始衰退的名声。如果他们自己的作品就能使他们出名，那么我已经在做的这件事就不那么必要了。由于他们中有一个很少写（不管怎么说，保存下来的很少），仅在年轻时写过一些作品，而另一个什么也没留下，所以我想这是我为这些伟大的演说家做的一点儿贡献。当人们还能清楚地记得他们的时候，要是我能做到，我应当使这种记忆成为不朽的。我的希望如此之大，所以我要预先提出我正在逼近的论题。我要讨论的不是塞维乌斯·加尔巴或者盖乌斯·卡玻的演说（在这样的讨论中我应当能够愉快地开题，而能够活到现在、能够凭着记忆力来反对我的人已经没有了），而是把真的听过他们演讲的人提出来的批评意见告诉大家。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这两位演说家演讲，也没有听过与这些著名演说家有直接个人交往的人所做的见证，但他们仍旧活着，活在我们中间，所以我的目的是向这些人推荐这一对儿杰出的演说家。
［3］你是我试图用一大堆非常粗糙的书加以指导的最后一个人，我亲爱的、优秀的弟弟，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比你自己的措辞更加精确和优雅呢？但你的措辞是否符合你通常肯定的原则，或者还不够稳重，或者像我所说的那样，由于有了良好的教养反而显得不够自信，因而逃避公开演讲（就像杰出的演讲术之父伊索克拉底声称他自己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候），或者像我开玩笑时说的那样，在家里能言善辩，而一旦面对整个国家你就张口结舌了？我还认为，你不会把这篇文章纳入适宜作为嘲笑目标的那些作品之中，因为在那些讨论演讲技艺的人中间没有学问很好的人。我没有忽略克拉苏和安东尼乌斯之间进行的这场对话的任何内容，无论谁凭着他们最强的能力，通过最热情的实践，凭着他们最深邃的学问和最完善的经验都能理解他们的对话。这个看法你无疑是可以认同的，因为你已经通过你自己的学习掌握了演讲术，在我的帮助下有了实践，并进而决定要掌握演讲术的知识和原则。为了能够较快完成我们担负的这项重要任务，让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演说家的谈话和论证，而我也就不再做什么开场白了。
那场讨论发生过后的第二天，大约早晨八点钟，克拉苏还躺在床上，苏皮西乌坐在他的床边，安东尼乌斯和科塔在柱廊里散步，这个时候，老昆图斯·卡图鲁斯[79]突然来到这里，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弟弟盖乌斯·朱利乌斯。得知这个消息，克拉苏非常兴奋，马上起了床，而其他人则都有点儿惊讶，纷纷猜测这次来访必定有某种不同寻常的意义。在相互见面问候以后，克拉苏说：“是哪股风把你们吹来了？有什么新闻吗？”卡图鲁斯回答说：“什么都没有。你明白这场游戏仍在进行。你要是猜想我们遇到了什么危险或麻烦，那也随你的便。但是事实上，恺撒昨天晚上从他自己的家来到我在图斯库兰的庄园，告诉我他遇见斯卡沃拉了，斯卡沃拉当时正在朝着这儿来的路上，是他提到了你们的讨论和你的讲话，说你随意阐发了你对演讲术的看法，还以一种希腊人的方式与安东尼乌斯争论，就像在学校里一样。受到你的诱惑，我的兄弟要我陪他一起来，但我并不打算扮演一名令人讨厌的听众的角色。但是我发誓，我担心我们的到来会给你添麻烦。按照斯卡沃拉的说法，你们的讨论最精彩的部分是在今天。如果你认为我们的鲁莽行为是可疑的，那么你可以指责恺撒；如果你认为这是在滥用友谊，那么你可以责备我们俩。但在我们看来，我们是受到你的吸引才到这里来的，我们的到来并非总是带来伤害。”
［4］克拉苏答道：“不管你们是怎么来的，我都很乐意在家里见到我亲爱的、最好的朋友。然而，说实话，我认为你们来有别的原因，而不是你提到的这个原因。讲心里话，我个人对我自己昨天说过的话很不满意，对年轻人讲些幽默的话是一项好品德而不是我的什么过错，但我忘了我已经老了，做了一件我年轻时都没有做过的事，就是去讨论那些包含某种程度的学问在内的主题。不过有件事还是使我很高兴，因为我的角色已经扮演完了，所以你们下面要听的是安东尼乌斯的讲话。”
恺撒说：“克拉苏，我期待着听你用圆满的、不间断的争论风格讲话，但若你已经讲过了，那么我也可以改变，不再听你重复。然而有件事我肯定想要尝试，就是要阻止人们认为苏皮西乌和科塔受你的影响比我受你的影响还要大，当然，我还希望你能对卡图鲁斯和我表示一点友好。但若这个建议不能打动你的心弦，那么我不会强迫你。当然了，在你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得体时，你不会认为我的做法也是不得体的。”
克拉苏说：“没错，恺撒，我在想所有拉丁语词中没有一个像你刚才用的这个词含义那么广泛。当然了，被我们称作‘不得体’（tactless）的人在我看来这个称号源于这些人缺乏得体，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有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有人不明白讲话的场合，或者讲得太多，或者吹嘘自己，或者无视对方的尊严或方便，总之，各种各样的笨拙或冗长都可以说成是‘不得体’。希腊人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学问，但也不断地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不明白这种灾难的含义，甚至不能给这种错误起一个名字。仔细想想，你找不到希腊人是如何定义‘不得体’的。但是，尽管可以假定不得体有无数种形式，我宁可认为这个毛病是希腊人的习惯，在任何地点，不管有哪些人在场，他们喜欢一头扎进去，大谈特谈精致的辩证法，而无论谈论的主题有多么困难，或者说并不需要讨论。这就是我们昨天在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的要求下被迫做的事，尽管我们拒绝过，但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抗议，犹豫不决地这样做了。”
［5］这时候卡图鲁斯说：“克拉苏，即使在希腊人中间，那些分属不同共同体的伟大的名人，就像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一样，总是想把他们自己的话强加给我们，而我们全都希望自己不像希腊人，然而在休息的时候，希腊人并不反对这种讨论和争论。尽管你把这些人视为不得体的有一定道理，他们不注意时间、地点、人员，然而你并非真的认为这种场合是不适当的，就拿我们正在行走的这个柱廊来说吧，还有这个训练场，这些四处摆放的板凳，它们不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联想起体育场和希腊人的讨论吗？或者说这是一个错误选择的时间，发生在一个难得的节假日，而我们又受到了特殊的欢迎？或者说我们对这种争论很陌生，我们全都需要有人告诉我们，不经过这样的训练，此生就虚度了？”
克拉苏说：“你敦促的所有事情我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第一，卡图鲁斯，我相信哪怕是发明了训练场、板凳、柱廊的希腊人本身这样做也是为了进行体育锻炼和娱乐，而不是为了辩证法。因为他们进体育学校的时间早于他们开始与哲学家谈话。即使到了现在，尽管贤哲们也可以占据所有体育学校，然而他们的听众想要听的是讨论，而不是听大师讲话，只要铃声一响，他们全都会离开课堂去擦油[80]，准备参加体育锻炼，不管此时的演讲是否精彩，也不管演讲的题目有多么重要。所以，他们确实把微不足道的娱乐看得比哲学家们所谓最有益的事情还要重要。至于你说这是个节假日，那么我同意，但是节假日的娱乐不是心灵的辛劳，而是一种放松。
［6］“我经常听我的岳父说，他的岳父莱利乌斯去乡间巡视时总是带上西庇阿，一旦他们从牢狱般的城市来到乡间，这时候他们俩就好像又成了孩子。我不敢说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品格，但是斯卡沃拉可以告诉我们，在卡伊塔和劳伦图采集淡菜和贝壳，做各种各样的轻松的游戏，那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自然是有序的，我们看到甚至连鸟类也要建造它们的巢穴，为的是哺育后代和它们自己的舒适；然而，一旦这些任务完成了，它们就摆脱辛劳，自由自在地飞翔。我们人类的心灵也一样，在法庭和城市里的公共事务中耗费心神之后，我们的心灵会变得疲惫不堪，想要休息，想要摆脱焦虑和紧张。出于这些我已经对斯卡沃拉说过的考虑，我在为库里乌斯辩护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我当时声称：‘好吧，斯卡沃拉，如果遗嘱不一定要立，除非出于你的命令，那么我们全体公民都会带着我们的铜牌法到你这里来，只有你能知道所有人的意愿，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继续说道，‘你什么时候能够指导国家事务？什么时候能指导你朋友的事务？什么时候能指导你自己的事务？一句话，你什么时候能够无所事事？’我还做出这样的推论：‘在我看来他不是自由人，因为他不能在某些时候什么也不做。’卡图鲁斯，我仍旧坚持这个观点，吸引我到这里来的正是这种松懈和懒散。
“至于你扔进来的第三个论证，你们是人，如果没有这些追求，你们就会感到此生毫无价值，这种考虑并不能鼓励我去参加争论，而肯定会把我吓走。正如学问很大、修养很高的盖乌斯·鲁西留斯，他不希望最无知的人读自己的作品，也不希望最有学问的人读自己的作品，因为前者什么也不懂，而后者可能比他懂得多。与此相关他还写道：‘我不希望波西乌斯[81]读我的书。’（我们知道波西乌斯是我们同胞中最博学的人）他继续写道：‘让莱利乌斯·德库姆斯读我的书吧。’（我们也知道这位莱利乌斯是一位杰出的人，有些学问，但与波西乌斯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我也一样，如果我现在必须参加这些探讨，否则的话在大批听众面前讲话就会有遗憾，那么当着这些人的面我就更加犹豫不决了，因为我宁可让我的讲话被误解，而不是让它遭到否定。”
［7］恺撒回答说：“没错，卡图鲁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受益，我自己也已经做了努力，在我看来，你对讨论的抗议本身也是一种讨论，与赞同讨论有一致性。但是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安东尼乌斯讲话呢，他要自由地处理演讲术，我听说这是他应当起的作用，而科塔已经长时间地在等候，还有苏皮西乌？”克拉苏插话说：“不，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安东尼乌斯说，我本人会当哑巴，除非你首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卡图鲁斯说：“你说吧，什么条件？”克拉苏说：“你们要在这里待一整天。”卡图鲁斯有点犹豫不决，因为他已经答应要去他兄弟家，这时候朱利乌斯说：“让我来代表我们俩回答。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我会待在这里，哪怕你一个词都不愿贡献给这场争论。”
卡图鲁斯对他笑着说：“我不再犹豫不决了，因为我家里没什么事，而我的弟弟又在这里，我原来想去他家，既然如此，我也就留下来吧，不过我确实不想说什么。”这个时候，大家的眼睛都转向了安东尼乌斯，他在那里喊道：“请注意，大家请注意！你们马上就要听到一个人的演讲，他进过学校，受过专门训练，学过希腊文献。我将要用我更加坚定的风格讲话，因为卡图鲁斯也在聆听我的讲演，他讲话的精确性和对希腊语的精通是无人不晓的，不仅在我们这些讲拉丁语的人看来是这样，而且连希腊人也这样看。然而，由于这门技艺的缘故，无论它是什么，要是没有一点‘厚颜无耻’，就会一事无成。所以，我的门徒们，我要教你们一些我自己都没有学过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要把我的演讲理论的所有内容都教给你们。”
等大家的笑声逐渐平息下来的时候，他继续说道：“演讲术在我看来是从能力中派生出来的，与技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技艺与某些已知的事物有关，而演说家的活动涉及的是意见，而不是知识。我们自己要对无知者演讲，而我们谈论的事情又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方面是我们的听众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间会形成不同的概念和判断，而我们自己则经常持有相反的看法，这种相反的意思不仅仅是克拉苏有时候反对我，或者我有时候反对他，而是我们中的某一个必须说出什么是错误的，而且也因为我们双方对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时候会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又只能有一个正确意见。因此，我将要谈论的主题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这个主题很少得到过证明，它设下了一个陷阱，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和人类的幻觉，当然了，除非你们认为还有什么理由听我讲话。”
［8］卡图鲁斯说：“我们当然想听，这一点无可置疑，更何况你并不打算自吹自擂。你的开场白没有表现出任何傲慢，你从案例的实际事实出发，而不是从你设想的某个宏大的论题出发。”安东尼乌斯接着说：“那么好吧，我承认，一般说来，演讲术并非技艺的最高形式，然而我要提出下述论断：为了对人的情感起作用，使他们对你产生善意，可以设定某些非常灵活的规则。如果有人宣布有关这些设定的知识是一门真正意义上的技艺，那么我不会与他争辩。因为，就像许多人在法庭上的辩护毫无章法，而另一些人，由于接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拥有这方面的经验，就能够娴熟地处理这些事情一样，那么无可争议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用他的心智寻找有些人比别人讲话讲得好的原因，并且能够成功地发现这个原因。由此还可推论，把他的考察延伸到修辞学的整个领域的人会发现，尽管不能绝对地说它是一门技艺，但它确实类似一门技艺。
“因此我想用我心灵的眼睛，诚所谓我思故我见，考察法庭的审判过程，聆听诉讼，以便我能栩栩如生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就像这些事情真的在我们面前发生一样！但对我自己来说，我提出的这个命题已经有了令我自己满意的证明，尽管演讲术不是一种技艺，但仍旧没有比完善的演说家更加杰出的人了。撇开演讲术的实际作用不谈——演讲术是国家安宁和自由的支配性力量——演讲的能力确有迷人之处，没有比聆听演讲更能使人们的耳朵或者理智感到愉悦了。有什么音乐能够创作得比一篇美妙的讲话更加甜蜜？有什么诗歌能比演说家的散文更加圆滑？有哪位演员对真实生活的模仿比你们演说家在实际生活中主导某些事件时更加热烈？有什么事情能比演说家在既定时刻做出的反应更加精确？有什么事情能比演说家明快地提出论题，词汇丰富地进行阐述，多种多样的证明手段更加神奇？没有哪一个主题是演说家不能说的，也只有演讲才值得优雅地、感人地处理。
［9］“在给一些极端重要的事情提建议时，演说家表达他自己的意见，就像一位拥有权威的人，他的责任是激励倦怠的民族、约束各种放纵的欲望。演讲术的欺骗性在人类中会带来毁灭，而演讲术的正确使用则能带来拯救。谁能比演说家更有激情地鼓励人们的道德行为，或者怂恿人们更加疯狂地作恶？有谁能比演说家更加严厉地谴责恶人，或者更加热烈地赞美高尚者？有谁的方法能够比演说家更加有力地克服不合理的欲望的力量？有谁的话语能够比演说家更加温和地抚慰悲哀？
“至于能够为往事做见证，使人回顾以往、反观现实、指导人类生存的历史，除了演说家，还有谁的声音能够使历史臻于不朽？如果还有别的技艺能够创造和选择语言，或者说惟有演说家能够赋予演讲以各种形式和多样性，使演讲高度重视思想和用语，或者说除了这门技艺，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教会人们进行证明或思考，甚至教会人们分配和安排主题，那就让我们承认这门技艺拥有的技巧要么确实属于别的技艺，要么与其他某些技艺共享。然而，要是所有推理和教导确实只属于这门技艺，那么尽管其他技艺的教师已经成功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但从中仍旧不能推论出这样的教导不是这门技艺独有的。但是（如克拉苏昨天所说），正因为演说家最有能力讨论同时也属于其他技艺的主题，因此人们总以为演说家本人也要精通这些主题，而其他技艺的大师要是已经从我们正在涉及的这门技艺中学到了某些东西，那么他们可以更加优雅地解释他们自己的论题。尽管有某些农夫能够写作或讨论国家大事，或者有某些医生能够谈论病理，有许多医生能这样做，或者某些画师能够谈论绘画，但我们从中不能推论演讲术属于某一门具体的技艺。事实真相是，在这门演讲的技艺中，由于内在于人的理智中的理性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有许多人，无论他属于哪个阶层，从事什么职业，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讲话能力，而无需任何规范的训练。尽管各门技艺特有的性质只能根据这门技艺的教师能教些什么来确定，但比这更加确定的是，没有演讲术的帮助，其他所有技艺的功能都会受损，而如果没有口才，演说家甚至不能得到这个独特的称号。所以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他们是讲话流利的演讲者，那么他们可以从演说家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演说家本人只能用他自己的私人库藏武装自己，否则就不能从其他任何地方取得装备，使自己成为一名演说家。”
［10］这时候卡图鲁斯插话说：“安东尼乌斯，尽管你流利的讲话不应当被打断，停下来接受检查，但我还是要请你容忍我、原谅我。就像《三文钱的硬币》中的那个人说的，‘我无法不鼓掌’。[82]我认为，你如此巧妙地描述了演说家的力量，把你掌握的丰富词汇都用上了。然而，一位雄辩家必定要比其他人更好地为演讲术唱赞歌，因为他必须完成他的任务，表现他所赞扬的演讲术的各种能力。但还是请你开始吧，我同意你的说法，你拥有完善地讲话的技巧，任何有能力谈论某种技艺的人只能使用从别处借用来的技能，这种技能不是他特有的，甚至不是他自己的。”克拉苏补充说：“一晚上的休息使你变得圆滑了，变得有人情味了，安东尼乌斯，根据我的看法，你在昨天的讨论中说演说家只有一种才能，用凯西留斯的话来说，‘只是一名画廊里的奴仆或搬运工’，演说家实际上是一名缺乏教养的乡巴佬。”
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我是这样说过，这是我昨天的计谋，因为我想成功地驳斥你的论证，让这些学生相信我。但是今天，我们的听众中有卡图鲁斯和恺撒，我想我的任务不是与你格斗，而是陈述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正在讨论的演说家带上法庭，接受公众的考察，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考虑我们应当给他指派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认为他应当承担的各项功能中有哪些是要排除的。卡图鲁斯、恺撒，昨天你们不在的时候，克拉苏用简约的术语提到了这门技艺的类别，他用了大部分希腊人常用的说法，当然，他没有表达他自己的观点，而只是对他们的说法做了肯定。他的看法是，关于演讲术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抽象的，一类是具体的。所谓抽象问题我认为他指的是那些用一般术语来阐述的问题，比如：‘人们需要口才吗？’‘应当谋求公共职务吗？’与此相反，具体问题要针对具体的个人和具体的观点进行考察，法庭上的争端、法律诉讼的程序、公民之间的私人争论属于这一类。这样一来，演讲术的范围在我看来就被限定在诉讼和商议，至于也应当包括在演讲术之内的第三个类型，克拉苏几乎没有注意到，而我知道亚里士多德本人都提到过这一点[83]，对此他做了非常清楚的解释，这种类型相当有用，但与前两个类型相比肯定不会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卡图鲁斯说：“你说的是什么类型？是展示性的演说吗？我注意到它已经被确定为第三个类型了。”
［11］安东尼乌斯回答说：“确实如此，提到这种类型的演讲，我知道我本人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会非常高兴，你可以按这种方式赞美你的母亲波庇莉娅。我想，她是第一位在我们国家获得如此殊荣的妇女。但是，我认为并非我们所说的一切事情都要归结为理论和规则。因为出于相同的来源，在产生演讲规则的地方，我们也能够创作一篇葬礼演说词，而不会感到缺乏这些学者们的原理，因为，哪怕没有人教过这些原理，又有谁不知道人的优点呢？事实上，克拉苏在他那篇著名演讲的开场白中提到公理时似乎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这是克拉苏在担任监察官、反对他的当政的同事时发表的演讲，他声称自己能够很高兴地忍受自然或偶然性赋予人类的低劣才能，但不能赞同人能够为自己赢得信誉的看法。想要为任何人唱赞歌的人会明白，他首先要加以充分考虑的是命运的青睐。这就是种族、财富、亲朋好友、权力、健康、美丽、勇敢、才能，以及其他身体属性或外在属性给他带来的好处。如果一个人拥有这些东西，赞扬者就必须解释说，受赞扬的人正确地使用了这些好处；如果他原先不拥有这些东西，赞扬者就要说被赞扬者如何敏捷地获得了这些东西；如果他原先拥有的这些东西被夺走了，就要赞扬他如何体面地承受着损失；此后，演讲者会主动或被动地举出大量有关被赞扬者的事例，以此表现这个人的智慧、仁慈、勇敢、正义、心灵的伟大、义务感、感恩、温和，简言之，你们所喜欢的一切美德。这些美德以及其他相似的美德都是赞美者打算察觉的，而那些想要对某人加以贬斥的人同样也会找到证据来实行报复。”
卡图鲁斯插话说：“这种演讲显然内在于案例的本性之中，那么把它当作第三种类型你为什么还要犹豫不决呢？实际上，把它从分类中取消掉而不说明理由更容易做到。”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我的理由是，我不希望对时不时碰到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做演讲术的处理，我也不想提与演讲术本身的具体规则无关的事情。例如，当我本人被迫起来反对塞克斯都·提提乌斯这个喜欢搞宗派、到处找麻烦的家伙时，我就经常要提供证据，寻找时机，这种时候说话还要比平常更准确。在提供证据的过程中，我要说明各种标准，为了捍卫这个国家，我作为执政官要批判他这个保民官的品性，我要用尽一切办法把我认为他有损于公共利益的恶行都揭示出来。我长期受到阻挠，我不得不聆听许多意见，还要对许多反对派做出回答。在制定修辞学规则时添加如何提供证据的内容，尽管仍旧处于这门技艺的范围之内，但这样做你认为恰当吗？”卡图鲁斯答道：“这样做没有必要。”
［12］“要是（像地位最高的人经常要做的那样）必须把将军的消息传给元老院的会议，或者从元老院把消息传给将军，或者传给任何王子或国家，那会怎么样？在这种场合，措辞的风格要比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风格精致，那么由此是否就要推论这种讲话的风格应当算作演讲活动的一个独特的部门，或者说适宜制定它自己特有的规则？”卡图鲁斯回答说：“当然没必要，因为传递消息的人已经具有这种讲话的能力，他处理过其他主题和论题，在我们所说的这种情况下不会有误。”
安东尼乌斯继续说道：“所以，这些经常要求有流利表达的事情，以及刚才在赞扬口才时我还断定属于演说家的那些事情，在演讲术的形式分类中没有专门的位置，也没有任何具体规则，但是在法庭上，这些事情必须像论证一样得到娴熟的处理。我指的是反驳、鼓励、安慰，它们都需要使用最优雅的措辞，而这样的主题从理论中得不到什么指导。”卡图鲁斯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安东尼乌斯又说：“现在让我们做进一步的考虑。按照你的看法，何种等级的演说家，何种语言大师，适宜撰写历史？”卡图鲁斯回答说：“若想写得像希腊人的历史一样好，那么需要很高的才能。要是标准就像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那么根本就不需要演说家来写，只要有一个不撒谎的人就行了。”安东尼乌斯说：“但不管怎么说（我说这样的话，你们不要以为我轻视自己的同胞），希腊人一开始写历史也写得像我们的加图、庇克托尔、庇索一样。因为历史一开始就是编年史的汇编，记录一些杂事以保存一般的传说，从城邦的早期开始，一直到普伯里乌·穆西乌斯担任祭司长，每位大祭司都曾经写下他任职那一年的所有事件，把它们记在白板上，悬挂在家里，所有人都有自由去那里熟悉这些记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这些记载称作大祭司的编年史。许多没有任何演讲术修养的人也采用相同的写作风格，他们留下来的仅仅是有关日期、人物、地点、事件的记录。在此意义上，斐瑞居德、[84]赫拉尼库斯、[85]阿库西劳斯[86]以及其他许多希腊人，与我们的加图、庇克托尔、庇索一样，不懂得如何修饰作品——因为文章的修饰是后来才传入这个国家的——只要他们的叙述能够被理解，他们就把准确性当作历史学家惟一的优点。可敬的安蒂帕特[87]是克拉苏的亲密朋友，他的水准要高一些，给历史添加了一种比较丰富的语调，而其他人则对事实不做任何修饰，仅仅是编年史，没有别的东西了。”
［13］卡图鲁斯说：“事情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但是，连你的朋友科厄留斯（Coelius）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也没有做各种各样的反思，或者用丰富的词汇和平铺直叙的文风来完成他的名著，而是显得非常粗糙，就像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修辞学的人写的。但不管怎么说，你说得对，他超过了他的前人。”
安东尼乌斯说：“这不奇怪，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语言中还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因为除了用眼睛观看法庭和公共集会上的演讲，我们自己的同胞还没有人追求过演讲术，而在希腊，最雄辩的人对于争讼是外行，他们主要献身于那些一般的学问，尤其是撰写历史。确实，哪怕是第一位给这样的工作带来特色的著名的希罗多德[88]，我们也听说他从来不关心诉讼，然而他的雄辩口才能够给人带来强烈的愉悦，对我个人也一样，只要我能读懂他的希腊文。在他后面有修昔底德[89]，按照我的判断，他在创作的灵活性上很轻易地就超过了其他所有人。他使用的材料非常丰富，他的想法也和他的词汇一样多，还有他在表达上如此准确和清晰，使你无法说出他的文章到底是从风格中得到启示后的叙述，还是从思想中得到的措辞。然而，即使是他，尽管是一位公众人物，我们还是没有听说过他是一位辩论家，与此相关的就是他在撰写他的历史著作时远离城市生活，实际上被流放了，这是雅典对付杰出人士常用的办法。他的后继者有叙拉古的腓力司图[90]，他与僭主狄奥尼修斯[91]有亲密的关系，在闲暇时撰写历史，在我看来，他的水平高于其他所有修昔底德的模仿者。然而后来，在我所谓生产最著名的修辞学家的地方[92]出现了一对儿杰出的天才——塞奥波普和厄福鲁斯[93]，他们在他们的老师伊索克拉底的建议下撰写历史，但从来没有参加过诉讼。
［14］“有许多历史学家最初是哲学家。第一个是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著名追随者；后来又有卡利斯塞涅，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和亚历山大的密友。后者在方法上接近修辞学，而前者采用了一种比较温和的语调，缺乏演讲的刚毅和活力，但不管怎么说比较讨人喜欢。蒂迈欧在这些人中年纪最轻，但依照我的判断，他使用的材料和思想最丰富，他的文风已经有某种程度的修饰，他的文章已经具有雄辩的权威性，但他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
安东尼乌斯讲完了这番话，恺撒喊道：“现在怎么样，卡图鲁斯？那些说安东尼乌斯不懂希腊语的人到哪里去了？他提到了那么多历史学家！你们看他的洞察和识别能力有多么强！”卡图鲁斯说：“令我惊讶的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们的这位朋友尽管对这些事情一点儿也不熟悉，竟然也能如此有效地讲话。”安东尼乌斯说：“卡图鲁斯，这不是因为我在寻求演讲术的帮助，而只是为了寻找快乐。这是我的习惯，有时间就读一读这些人的书，还有其他一些作者。目的何在呢？我从中确实得到了一些好处，就好比在阳光下行走，尽管季节也许不对，其天然结果当然就是把皮肤晒黑了，但即便如此，在密塞努[94]相当仔细地阅读了这些书以后（在罗马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发现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讲话风格发生了变化，可以称作有了一种新的气质。然而，为了不使你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分，我不再说我懂得希腊文献，而只说我懂得它的作者，他们自己也希望能够被大多数人理解。每次我偶然得到某些哲学家的书，它们的标题经常欺骗我，这些书名一般都非常醒目和出名，比如论美德、论正义、论诚实、论快乐，我不明白为什么对这样简单的语词要使用复杂的推理和辩证法。你们的诗人讲起话来与这些人的语言完全不同，但我不打算谈论诗人的语言。我潜心阅读（如我所说）那些故事书，读他们自己的演讲词，或者读他们为我们这些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写的书，这些书的文风表明作者希望我这样的人能够看得懂。但是现在我要回到我的论证上来。
［15］“你明白演说家在撰写历史著作中有多大责任吗？我宁可认为文章的流利和措辞的多样性是第一位的。然而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修辞学家对此做过独立的指导，它的规则确实是开放的。因为有谁不知道，撰写历史的第一条法则就是除了事实真相作者不能讲其他任何事情？它的第二条法则不就是作者必须大胆地讲述整个事实真相吗？他的作品一定不能有任何偏见，对吗？也不能有邪恶的东西，对吗？这种基础工作当然是每个人都熟悉的，然而整个文章的结构建立在故事和措辞之上。主题的性质需要按年代排列，需要有地理方面的描写。由于人们在阅读时会不断寻找那些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战役的计划、具体的行动、后续的结果，所以作者在涉及这样的计划时，也需要表示赞同，而在叙述成就时，不仅要讲述做了些什么，或者说了些什么，而且还要讲述做或说的方式。在评价后果时，为了解释所有与此相关的原因，要看它的源起是否出于偶然，或者是否随意，或者是否蛮干。至于个别的行动者，除了阐述他们的功绩外，也需要讲述他们的生平和性格，就好比我们在讲述某些杰出人物的名声和尊严。还有，要追随某种语言和风格是简单易行的，只要按着规定的方向前进，有一定程度的明晰，不要变化多端，避免使用我们在法庭上使用的粗鲁语言或律师使用的讽刺人的警句。关于所有这些大量的要点，你认为在修辞学家的体系中能找到什么指导吗？
“人们对于演说家要承担的许多其他义务，比如鼓励、抚慰、教导、警告，也都保持沉默，这些内容全都值得演讲术进行处理，然而在那些已经阐释过的体系中没有它们自己的位置。这个领域还有无限的论题之林，因为（如克拉苏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大部分作家把演说家谈论的主题确定为两类：一类是具体的或者有待决定的，分别涉及诉讼和商议，此外还可加上赞扬；另一类几乎每个作家都会谈到，但没有一个人做过解释，这就是抽象的探讨，与具体的时间和人物无关。在讨论这一类主题时，在我看来他们没有抓住它的本质和范围。因为，要是演说家的责任是能够用一般的术语谈论摆在他面前的任何主题，那么演说家就必须谈论太阳的大小和大地的外形。在承担了这项义务以后，他就不能拒绝处理数学或缪斯的祭坛。简言之，对一个声称有权力谈论一切问题的人来说——不仅谈论那些与具体时间和人物有关的问题（亦即全部司法案件），而且也能谈论有关抽象性质的命题——他是无法拒绝任何争论的。
［16］“但若我们要把演说家与那些无法确定的、不受约束的、无边无际的考察联系起来，并且认为讨论善与恶、嗜好与禁忌、美名和恶名、有用和无用，此外还有至善、公义、自制、审慎、伟大、仁慈、忠诚、友谊、良好信仰、责任感以及其他美德与恶德，还有国家、主权、战争行为、政治科学、人类的道路，等等，都是演说家的责任，那就让我们也进行这种考察，但要仅限于合理的范围。当然了，我认为一切事情都与公民之间的交往和人类的道路有关，演说家必须掌握日常生活、政治体系、互助的社会、人类的共同情感、自然禀赋和道德；如果不能做到像哲学家一样，在能够对所有这些事情逐一提出建议的意义上把握这些事情，那么至少也要能够把这些事情娴熟地编织到讲话中去，还要能够像法律、法令、国家的创立者那样谈论这些事情，他们尽管没有接受过什么正式的论证训练和关于语词的争论，但他们能够坦率而又清晰地谈论这些事情。
“为了防止有人对我不就这个极端重要的主题提出任何规则感到惊讶，在此我宣布：‘正如在其他技艺中一样，教过最难的部分以后，其他比较容易的部分或与之相似的部分就不需要再教了。比如绘画，完全学会了如何画人就不需要再去上课，学习如何画某个具体的人或某个年龄段的人；会画狮子或公牛的人画其他的四足动物也不会有任何危险（需要专门教育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技艺，因为那些已经学会了做事情的一般原则的人能够毫无困难地做到这些事情而无需帮助）；我甚至认为在演讲术中，无论它是一种技艺还是实践的结果，获得这种能力的人能够任意支配听众的心灵，能够用权威处理有关国家事务的争端，能够确定事实，攻击或捍卫某些派别，这样的人对任何演讲的论题都不会比著名的波吕克利图[95]更加不知所措，他在讲到赫丘利[96]的英雄业绩时不知道如何描述野兽或水蛇的皮，尽管从来没有人教过他如何单独描述这些东西。’”
［17］这时候，卡图鲁斯插话说：“安东尼乌斯，我想你已经把演说家必须学习什么，以及即使没有专门的学习也应当通过一般的学习吸取什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令人佩服。你已经把演说家整个地限制在两类主题上[97]，而把其他无数的事情留给实践和类比。但你要明白，你没有把水蛇皮和野兽皮包括在你的两类主题中，而赫丘利和其他一些更加重要的工作属于你忽略掉的事情。在我看来，讨论事物的抽象类型和谈论个别事物一样难，讨论诸神的本性甚至比人们之间的法律争论更难。”安东尼乌斯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你，卡图鲁斯，我会像一名经验多于学问的人那样讲话，与学问相比，经验是较大的事情。谈论其他任何论题，请注意我的话，对于一个不是傻瓜而是受过某些训练，不是对一般的文献完全无知而是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来说，仅仅是娱乐。但是，我宁可认为法庭上的战斗包含着真正的巨大的困难，是人类从事的一切事业中最艰苦的；因为在这里，无知的民众通常用胜利的结果来判断一名演说家的能力，那些全副武装的反对者向你挑战，而你必须承受打击和冲突。那些裁决胜负的人常常脾气很坏，容易发怒，甚至对另一方友好，而对你敌视。当他受到约束或刺激，不得不信服或接受事实的时候，或者当他听取出于和时机或环境相适应的各种考虑而提出来的娓娓动听的建议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善意常被转化为仇恨，而仇恨也常被转化为善意）他必须不断地改变自己的态度，从僵硬变得温和，从忧郁变得快乐。每一深刻的思想，每一有分量的语词，都必须用上。必须添加的还有表达，它不是千篇一律的，而应是有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充满情感的，非常现实的。在这样的劳动中，如果有人能够坚实地掌握这门技艺，就好比能以斐狄亚斯[98]的方式，创作一尊密涅瓦[99]的雕像，那么他肯定在处理其他较小的细节时不会遇到任何困难，就好像这位大师在制造盾牌时遇到的情况一样。”
［18］对此卡图鲁斯说：“你把这些成就说得越伟大，越神奇，我想知道获取这种强大力量的方法和指导的愿望就越强烈。这不是因为我个人受到了什么感染，对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已经不缺乏这种力量了，我们这代人追求一种风格完全不同的演讲，从来不使用任何演讲的具体力量来赢得保民官的信任，而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调和成员的感情，然后让保民官的判决自动呈现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要向你询问你的这些秘密，不是供我自己使用，而仅仅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为了增加我的知识。我也不需要任何希腊教师把一系列陈腐的公理告诉我，他们自己从来没有上过法庭或进行过法律诉讼，就像传说中的那位非常著名的逍遥学派的福米奥一样。汉尼拔遭到迦太基人的放逐，流放途中在以弗所遇到安提奥库斯[100]，那时候这位哲学家名扬四海，他作为主人接待了汉尼拔，并邀请汉尼拔前去听一位哲学家的讲演，要是他愿意的话。汉尼拔很高兴地去了，而那位说话唠叨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几小时，谈论军队统帅的功能和一般的军事问题。其他的听众听得非常高兴，有人转过头来询问汉尼拔对这位杰出的教师有什么看法，这位迦太基人用不那么地道，但还过得去的希腊语回答说，他见过许许多多的老疯子，但从来没见过比福米奥更加疯的人。在我看来，他说得对，这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敌人或敌人的营盘，甚至也从来没有担任过最轻松的公务，而他竟然面对多年来一直与作为全世界的征服者的罗马人作战的汉尼拔讲解军事问题，还有什么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什么叫做目空一切的空谈？其他那些为演讲这门技艺制定规则的人在我看来也一样，他们教导别人的事情是他们自己不熟悉的。但是他们的莽撞可能不那么严重，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打算教导你，就像福米奥对待汉尼拔，而只是像小孩或少年那样率性而为。”
［19］安东尼乌斯说：“你错了，卡图鲁斯，因为我自己和许多福米奥这样的人打过交道。实际上，在那些希腊人中间会有人相信我们中的任何人能理解他们的意思吗？他们为我着急，而我也乐意忍受他们的唠叨。因为他们的行为可以供我取乐，或者说可以减轻我没有成为他们的学生的懊悔。我轻蔑地打发他们上路，但比汉尼拔对待那个哲学家的态度要好些。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候麻烦更多，然而他们的理论按照我的判断，是非常荒唐的。因为他们把整个主题划分为两个部门——讨论具体问题和抽象问题。所谓具体问题他们指的是诉讼双方发生争论或争执的问题，所谓抽象问题他们指的是包含无限的不确定性的事情。他们为处理具体事情制定规则，而对于演讲术的另一个部门，他们的态度则是保持沉默。他们又提出了修辞学的五重划分：选择要说些什么，对选择的材料进行安排，接下去是考虑如何优雅地表达，然后是牢牢地记住它，最后就是实际的表达——这里面确实没有什么奥秘可言。因为有谁不会直觉到，要是不确定说些什么、使用什么样的术语和推论，要是不把它们记住，就不能讲话？我没有抱怨这种分类，而是说这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些人把修辞学分成四重、五重、六重，甚至七重（不同的修辞学权威选择不同的分析），我说这些分法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他们的每篇演讲都能看得出来。他们吩咐我们要以这样的方式做开场白，以便赢得听众的善意，使听众乐意接受他的看法，关注他的讲话；然后在讲解案情时要使我们的陈述有理、清晰、简洁；在分割和界定手头的事情以后，要在否定另一方的观点之前用证据或推论建立我们自己的论断；在此之后有些人放上演讲的总结和所谓的结束语，而有些人则要求在总结和说出这样的结束语之前要有一段插话，用来增强讲话效果或夸张。我甚至认为这样的分法也没有什么错误，因为它很精致，尽管不那么科学，提出这样的划分对那些不熟悉实际演讲的教师来说是常有的事。他们找来限制开场白和案情陈述的规则必须在所有演讲中遵守。这样我在演讲开始以后比开始以前更容易赢得一位仲裁者的善意，我会使他乐意接受，不是在我许诺提供证明的时候，而是在我教导他，把一切都说明白的时候；还有，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整个论证来确保他关注我们的演讲，而不是仅仅依靠我们在开场白中的保证。还有，陈述案情时要做到合理、明晰、简洁，他们的建议很好，但是由于他们认为这些性质适用于陈述案情，而非适用于整个演讲，所以我认为他们犯了大错。他们的莽撞无疑产生于演讲术是一种技艺的观念，他们认为演讲术和其他技艺没有什么区别，就像克拉苏昨天说的那样，可以按照习惯法的模式来建造，所以首先要建立这个主题的一般分类，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类别都是一种错误；其次，每一个属下面的具体的种要是太小或太大也是一个错误；最后是所有术语的定义，下定义的时候一定不能省略必要的成分，也不能有多余的成分。
［20］“但是，即使比较有学问的人对习惯法，以及对其他较小的或不那么重要的事情达到这样的认识，我也不认为对演讲术有这种可能，因为这个主题的意义太重大了，它的范围太广泛了。然而，要是有人持不同看法，那么他们必定要向各门学问的老师学习。他们会看到这些内容都已经展示过了，都已经很好地完成了，因为关于这些论题有无数的书籍，既不晦涩又不难懂。但是，请他们考虑一下他们缺些什么，他们需要武装起来为的是运动还是战争，他们要进行的这场猛烈的战斗所需要的东西不是那些可耻的打斗或者我们自己训练场上的格斗所需要的东西。出于上述考虑，掌握如何使用武器对格斗者和士兵有价值，尽管这种把握也需要敏锐、稳健的理智；要有敏捷的身手和足智多谋，方能确保战斗的胜利，这些东西如果与技艺相连也不会因此而变得轻省。
“所以，要是我能做到的话，我现在要开始为你们塑造一位演说家，首先要发现他的能力范围。我要让他成为一个拥有某些知识的人，已经听过某些课，读过某些书；我要试着对他进行某些适当的训练，并对他的语音、体能、生动、流利下判断。如果我发现他能够达到最高水平，那么我不仅要鼓励他实现目标，而且会积极地请他这样做，只要我认为他的性格也是健全的。如果我看到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同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那么这对整个国家来说也是无上的荣耀。但若在做了这些尝试以后，他仍旧只能达到一般演讲者的水平，那么我会让他自己做决定，而不再为他多操心；如果最终证明他完全不适宜做一名职业演说家，或者说他不具备基本素质，那么我会建议他放弃当演说家的理想，去从事其他职业。我们一定不要让那些拥有最高能力的人未经我们的鼓励就放弃这方面的追求，也不能让有能力的人因为胆怯而止步，因为在我看来，由前者组成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像神一样，而另一种情况，用那些你无法最完美地做到的事情约束一下你的向往，或者做一些你毫无疑问能够做好的事情，这对于一名绅士来说是很自然的。但是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那些大声叫喊的人，他们无视礼节和演讲者自身的缺陷，有这种特征的人就像你一样，卡图鲁斯，大叫大喊，尽力做出愚蠢的指证，他的行为就像一名闹事者。这样的人，有谁认为配得上我们的鼓励和帮助，对这种人我们只能教他那些实践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在我们的带领下，他也许会达到某个阶段，这个阶段我们自己无需引导也能达到，因为我们不能给他更好的教导了。
［21］“所以，卡图鲁斯，从我们在这里的朋友开始，我首先听说的是苏皮西乌，那时候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孩子，说到语音、举止、相貌，以及其他基本条件，他非常适合起到我们现在正在考察的这种功能，但是他的表达语速太快，过于激烈——这是他的天赋才能产生的结果——他的措辞太具有鼓动性，有点太浮夸了，这是由他的年纪造成的。我并不低估他，而是对他相当满意，意气风发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应当赞扬的优点，就好像在葡萄长得很茂盛的时候进行修剪比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葡萄要容易得多，即使是对年轻人，我也希望能够修剪他们，因为任何过早成熟的东西都不可能长期保持活力。我马上发现了他的素质，也没有错过机会，而是敦促他把法庭当作他受教育的学校，到那里去选择他喜欢的老师；如果他愿意接受我的建议，那就选择卢西乌斯·克拉苏。他听了这个建议以后向我保证，他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我就不客气了）他也愿意拜我为师。在接受我的建议以后似乎还不到一年的时候，我们的这位朋友指控盖乌斯·诺巴努斯[101]，而我则在为诺巴努斯辩护。我看到此时的苏皮西乌与一年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他的本性确实在引导他形成克拉苏那样庄严高尚的风格，但绝不可能使他成为精通这一行的专家，要是不全心全意地向克拉苏学习，不精心模仿克拉苏，他就不可能养成克拉苏这样的讲话习惯。
［22］“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要告诉学生向谁模仿，用什么方式模仿，以便从他的榜样那里学到最优秀的品质。其次是实践，通过模仿，他可以再造他选择的模式，而不是像许多模仿者一样仅仅停留在模仿的地步。我知道有许多模仿者是这样的，他们甚至把不正常的东西或可能是错误的东西也模仿过来了。没有什么事情比模仿一个人的衣着、姿势、步法更容易了。还有，要是你模仿的对象有错误，那么你的模仿要恰如其分，这样做并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但要是像富菲乌斯似的卖弄式地模仿它——他甚至直到现在还在政界狂吼乱叫，但他的嗓音已经完了——那么他肯定不能获得盖乌斯·菲姆利亚[102]拥有的讲话的活力，尽管他能够用粗鲁的语言和雄浑的嗓音口无遮拦地讲话。种种现象表明，他不知道如何选择他最应该认同的榜样，他选择的榜样肯定是错的。而那些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在开始选择时就必须十分小心，而做了选择以后又要十分谨慎地努力获得他认可的那个榜样的最优秀的品质。
“为什么现在几乎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它自己独特的演讲风格，对此你是怎么想的？要对这个问题下判断比讨论我们自己的演讲家还要困难，因为这些演说家留下的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基础的著作很少，而希腊人的作品就不一样了，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理解每一时代的演讲术的方法和发展趋势。在现存的希腊作品中，最早的有伯里克利、阿尔西庇亚德[103]，还有与他们同时代的修昔底德，他们的精确、敏锐、扼要、丰富与其说是措辞上的，不如说是思想上的。他们的后继者有克里底亚、塞拉美涅、吕西亚斯，我们现在有很多吕西亚斯的作品，克里底亚的作品留下来的不多，而对于塞拉美涅，我们只知道他的名字。如果他们的模仿对象不一，那么他们在风格上的一致性就不会出现。他们仍旧保留着伯里克利特有的活力，但他们的文章比伯里克利的文章多了一点浮华。然后，你们瞧！修辞学大师伊索克拉底诞生了，从他的学校里产生出来的演说家都是一些领袖人物，就像从特洛伊战争中的那匹木马肚子里出来的人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仪式中追求荣耀，有些人在行动中追求荣耀。
［23］“确实，前一类人，像塞奥波普、厄福鲁斯、腓力司图、瑙克拉底以及其他许多人，尽管在天赋方面不一，然而在心灵方面相互之间都很相似，也和他们的老师相似；而那些参与法律诉讼的人，比如德谟斯提尼、叙培里得斯、莱喀古斯、埃斯基涅斯、狄纳库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尽管在能力上大小不一，但全都忙于对真实生活的模仿，只要他们还在继续模仿，他们的讲话就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演讲技巧和训练过程也属于同一类。后来，这些人都死了，而人们对他们的记忆也在逐渐消退，最后完全丧失，某些不那么有活力的、比较松弛的讲话风格兴盛起来。这时候德谟卡瑞斯涌现出来，据说他是德谟斯提尼的侄儿，而继他之后又有法勒隆的德米特利乌，在我看来，他是他这个学派以及其他一些和他们相似的人中间讲话最优雅的。如果我们愿意一直追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会发现，正如今天所有的亚洲人都在模仿伟大的演说家——阿拉班达的美涅克勒和他的弟弟希洛克勒，我听说过他们俩，所以，总会有某些演讲者是大多数人愿意与之相似的。既然如此，那就让那些希望通过模仿来取得这种相似性的人通过大量频繁的练习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吧，要是有可能，还可以通过创作演讲词的方法达到这一目的。如果我们的朋友苏皮西乌要这样做，他的措辞会变得更加简约。当前，我们的国人处在一个有闲暇的、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出现某些浮华之风情有可原，但应当用写作来消除这种浮华。”
这时候苏皮西乌插话说：“你确实向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我向你表示衷心感谢，但是我想，哪怕是你，安东尼乌斯，也没有写过多少东西。”
对此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我当然不能把我自己缺少的东西教给别人，我甚至连记账都不会！但是在这方面我能做的就是根据我的财务状况做出判断，而别的人则可以参考我的话。我们确实看到，有许多人不模仿别人，而是依靠天赋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不需要与任何模式相符。在你们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真相，恺撒和科塔，你们中有一个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幽默和在演说家中少有的机智，至少在我们的演说家中是罕见的；另一个则养成了一种敏锐精致的演讲风格。你们的同时代人库里奥也一样，我想他的父亲是他那个时代最雄辩的演说家，库里奥在我看来似乎也没有专门模仿哪个人，尽管在语言的庄严、精美、丰富等方面，他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可以称得上是已经有了他自己的专门的演讲风格和类型。他代表科西兄弟对我提起诉讼，在百人委员会面前做反对我的演讲，他的演讲真可以称得上是完善的，他在那样的场合并不缺少演说家应当具有的洞察力和丰富的词汇。
［24］“然而，在介绍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审判和诉讼，这样的案子有许多麻烦，我们首先要教导说，无论研究什么案例，都一定要谨慎小心。有些人也许会对这条公理发笑，因为没有必要如此审慎，尤其是提出这条建议的人虽然不是傻瓜，但也不是一名有学问的大师。我要说，这不是学校里的准则，因为给孩子们提供的案例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法律禁止外国人登上城墙，有一名外国人登上了城墙，打退了敌人，但他却受到指控’。研究这样的案例当然不会有什么麻烦，所以在提供这样的案例时不做什么指导是对的，因为这只是学校里提供的练习。但是涉及法律文件、证据、非正式协议、正式契约、血亲关系、姻亲关系、行政法规、元老院的意见，还有诉讼中的不同方面的以往记录，都必须进行考察，我们看到忽视这些材料一般会导致输掉官司，尤其是涉及个人权利的案子，这些案子经常是特别难的。这样，某些实践者希望人们把他们做的事情想得很伟大，而他们自己则从一个法庭转到另一个法庭，为那些他们还没有研究过的案子辩护。正因如此，他们受到了严厉的谴责，要是他们的服务是自愿的，人们就说他们粗心；要是他们收取报酬，人们就说他们存心不良。然而，这样的谴责可用于所有比较伟大的演说家，以至于要是不厚颜无耻，就没有人能够谈论他没有掌握的主题了。所以，在受到人们的嘲笑，说他们懒惰的时候，实际上比这更加严重的指责是说他们迟钝，而这正是他们自己小心翼翼地想要回避的。
“根据我自己的实践，我小心地让每个当事人直接把他的案情告诉我，其他人都不要在场，使他可以自由地说话；我还把他的对手的情况讲给他听，使他自己就能为自己辩解，能够公开说明他自己的想法。等他走了以后，我自己不偏不倚地扮演三个角色：我自己、我的对手、仲裁者。我要决定讨论哪些事情是有帮助的而不会令自己窘迫，有哪些相关论题需要完全拒绝和排斥，不让它们带来危害。以这种方式我得到了思考的好处，哪些事情先说，哪些事情后说，两件事情中有哪一件是大多数人凭着他们的才能马上就会表示相信的。这些人要是认为自己适宜在一个场合思考，在另一个场合讲话，那么他们肯定也能比较成功地演讲。
“当我已经彻底掌握了这个案例的全部情况时，有疑问的争端马上就会在我心中浮现。因为在人们中引发争论的所有争端，无论是刑事犯罪，比如伤害；还是民事方面的，比如遗产问题；或者是在讨论政策，比如战争；或者涉及个人，比如对某人赞颂；或者是哲学的争论，比如生活方式。其中的要点无非都是什么事情已经完成了，什么事情正在进行，什么事情将要进行，或者是某事物的本质，或者是对某事物的描述。
［25］“在我们几乎所有的案例中，面对指控，最一般的辩护就是这样做无罪。因为，在审判勒索案——最重要的一类罪行时，几乎每一项指控都必然遭到否定，而在审判腐败案的时候，几乎无法区分慷慨的赠送和贿赂；谋杀、投毒、盗用等指控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抗辩。这样，在法庭上，第一类案子就是事实有争议的案子，这样的争论一般会从将要发生的事情开始，很少从现在或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开始。还有，争论的问题经常不是某件事是不是事实，而是这件事的性质是什么。例如，我听过盖乌斯·卡玻担任执政官时在公众面前为卢西乌斯·奥皮米乌所做的辩护，他不否认刺杀盖乌斯·革拉古的细节，但声称这样做是正义的，是为了公共安全。还有，普伯里乌·阿非利加努对这位卡玻（他当时是一名政治观点经常变化的保民官，向提比略·革拉古提出责问）的回答是，‘他的死似乎是合理的’。这样一来，为任何行动进行辩护都可以说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这是一种责任，这样做是允许的或者是必然的，或者说这样做不是故意的，或者说这是偶然性造成的。还有，用一个有争论的术语描述某个行为，这个时候就涉及定义。比如，在审判诺巴努斯的时候，我本人与我们的朋友苏皮西乌之间发生争论。因为在承认我们的朋友提出的大部分指控时，我根据阿普莱乌斯的法令，[104]仍旧坚持说被告的所谓‘通敌’行为是无罪的，而整个案子的裁决都取决于这个词的意思。在这样的诉讼过程中，有人提出一项规则，要求诉讼各方对那些有争议的术语提出准确的定义，我本人一直认为这种主张非常幼稚。因为术语的定义是另外一回事，而专家们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比如考察技艺、法令、共同体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方法就已经决定了无论你给什么东西下定义都要清楚明白，不能有忽略或多余。但是在我们的案子中，苏皮西乌没有做这种事，我也没有做这种事，因为我们俩已经尽可能流利地说明了‘通敌’行为的意思。我之所以不下定义乃是因为，首先，我们想要做的是增添或减少一个我们已经掌握了的词，而定义经常会脱离我们的把握；其次，你的建议在学校里就会被吞没，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训练只比基本训练稍微好一点儿；最后，定义不能够抵达仲裁者的理智和理性，往往在他能够接受之前就悄悄地溜走了。
［26］“但是，在争论点涉及事物性质的案例中，引发争论的惟一的可能性就在于含义模糊，文件的结构则经常会产生进一步的争议。因为这是一个事实，在含义模糊的地方，字义与精神是有分歧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补上缺失的语词而直接得到解决，在补充这些语词之后，文字的意思也就变得清晰了。如果从相互矛盾的段落中产生了不确定的地方，那么我们说这里出现的问题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前一类问题的翻倍。通过复原缺失的语词，这种问题要么是无法解决的，要么是可以解决的，但无论我们坚持哪一种读法，都应当补充完整。由此可以推论，涉及作者的语言只有一类问题，是由于表达模糊而引起的。
“尽管含义模糊有好几种（我想，所谓的逻辑学家能够比较好地理解这一点，而我们的那些朋友[105]是不知道的，但他们也应该弄懂），然而最普通的由于语词的缺失而引起的含义模糊存在于整个口头或书面的谈话中。他们在区分这两类案例时又弄错了：一类与文件结构有关；一类涉及争论中的某一事物的本性。文件的结构问题与事实问题没有什么共同点，也还从来没有任何事情能像文件结构一样得到如此精确的考察。
“在引发争论或争执的所有事情中都有三个问题：过去、现在、将来做的事情是什么？事情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由那些思想健全的希腊人添加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做某事是否合法，但这个问题可以完全被性质问题覆盖。
［27］“最后再回到我自己的计划上来。我一旦接受了教导、懂得了案例的分类，把握了手头的事务，我确定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必须把我的讲话中的所有这样的部分都专门归属于诉讼和裁决。其次，我非常仔细地思考了另外两个基本点：一是介绍我自己或我的当事人；二是朝着某个预期的方向影响或支配保民官的情感。因此，要实现演讲术的说服目的，完全取决于三件事：证明我们的辩解，赢得听众的善意，激发他们的情感，使之朝着我们的案例所需要的方向发展。然而，为了证明，演说家支配的材料有两类：一类材料不是由演说家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依赖于环境，需要按照规则去处理，比如文件、口头证据、非正式的协议、审问记录、成文法、元老院的法令、司法先例、行政官的命令、执政官的意见，以及其他不是由演说家制造出来，而是由案子本身或诉讼双方提供给演说家的东西；另一类材料完全就是演说家的推理的论证。所以，对前一类材料，演说家只要考虑如何处理他的证据，而对后一类材料就要考虑如何发明他的论证。确实，那些教师在区别了案例的各种类型以后，为每一类型提供了丰富的证明方式。但即使是这样的计划也比较适宜用来训练年轻人，使他们最后在处理复杂的案例时能够从现成的证明中借用，然而这种做法是认识上的迟钝的一种征兆，只顾跟着小溪走，却不能发现最终的源头。在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拥有特权，可以凭借我们的经验找到源头，明白众多的溪流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对于那些提供给演说家的材料，我们从一开始就要经常不断地学习，要找出同类例证的一般用法。因为在攻击或捍卫文件、证据、审讯记录，在处理其他这样的材料时，我们的习惯是，既抽象地讨论整个一类案例，又具体讨论个别的场合、人物或环境。这些平常的事情（这话我是对你们说的，科塔和苏皮西乌），你们借助大量的学习和练习，必须做到胸有成竹。我要是现在就展示增强或削弱证据、文件、审讯记录的正确方法，说起来话就长了。要做到这些事不需要巨大的才能，而需要大量的实践，对这门技艺和它的公理的需要也仅限于这样的一个范围——用美好的、有效的语词来为你的讲话增添光彩。所以，要想出完全由演说家创造出来的其他类型的材料很容易，但需要有更加清晰、更加完善的阐述。这样，就我们当前的情况来说，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决定要说些什么；第二，决定怎样说。前一目标很简单，它似乎就是这门技艺，也确实无法与技艺分离，尽管只需要平常的技巧就能发现必须说些什么；但后一个目标可以表明演说家像神一样的力量和品质，也就是说，他要以一种优雅的、词汇丰富的、多姿多彩的风格表达他必须说的内容。
［28］“同样的道理，由于你已经一劳永逸地处理了所有问题，所以我不打算把前一部分内容[106]完全说出来（你会判断我成功的程度），不打算处理那些平常的事情，比如说有关如何才能赢得听众信任的三件事，我指的是赢得听众的善意、指点听众的心灵、激励听众的心灵。这些事就是所谓的三件事。但是，应该如何装饰我们手头的这些论证，才能教导这个世界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第一个养成了这个习惯，极大地改进了讲话的方式，完全掌握了这种技艺。因为我想，卡图鲁斯（我要大胆地这样说，尽管我担心会被你们怀疑为奉承），我经常关注我们时代的每一位比较优秀的演讲者，希腊人也好，罗马人也好。所以，要是我有什么东西可说的话（我希望自己有些东西，否则为什么你们这些有能力的人要不怕麻烦地在这里听我讲话），那是因为没有哪位演说家发表的演说没有被牢牢地记在我的心中的。我在听了所有的演说家讲话之后，作为我自己，在我有能力判断的范围内，我毫不犹豫地得出下列看法：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克拉苏一样在措辞方面拥有那么多优秀的资源。因此，如果你们赞同我的这一估量，那么我想请克拉苏来分担一下我的劳动，这样做并无什么不公平的地方，我已经按照我的计划产下了一名演说家，抚育他，让他成长，使他变得强壮有力，现在我要把他交给克拉苏，让他给这位演说家穿上衣服，配上良好的装备。”
这时候，克拉苏说：“不，安东尼乌斯，你还是继续你的计划吧。拒绝做一名善良仁慈的父亲，给你产下并抚育的婴儿穿上衣服和配备武器不是一件好事，尤其是你不会对贫穷感到高兴。要是在包装案子的时候，一名演讲者能够毫不迟疑地请来一位执政官，解开他的外衣[107]，向保民官展示这位老将军胸膛上的伤疤，这样的辩护者在资源、情感、活力或伟大方面还缺些什么？在为一名闹派性的、狂热的当事人辩护时，又有谁会毫不犹豫地赞美国内的倾轧，并用最令人信服的术语去说明许多民众运动是正义的，这是苏皮西乌提出过的指控，在他们看来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任何回答。还有，国内的倾轧经常是由国家利益问题引发的，我们见证了驱逐国王和建立保民官的权威，而诺巴努斯暴乱的根源在于凯皮奥打了败仗，而民众的哀悼和羞耻感不能得到合理的约束和平息。除了用演说家的神奇力量和镇定自如，还有别的办法能够处理如此棘手、惊人、危险、陌生的情况吗？有关民众对格奈乌斯·曼留斯和昆图斯·瑞克斯的[108]哀悼，我又该怎么说呢？还有关于你的许许多多案例，人们一般认为这些案子是你处理的，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它们虽然不具有最鲜明的特点，但你在处理这些案子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始终是最优秀的，这些东西你现在能够让我来代表吗？”
［29］卡图鲁斯插话说：“在我看来，你们俩最能使我不断地感到兴奋的事情是，一方面你们在风格上完全不同，另一方面你们各自讲起话来又都是那么天然玉成，没有任何人工雕凿的痕迹。所以，克拉苏，你不要吝惜你的魅力，以至于拒绝解释安东尼乌斯已经讲过或忽略了的任何内容。安东尼乌斯，我们也不认为由于有一位比你更受欢迎的演讲者克拉苏，因此你就可以省略许多要说的内容了。”
克拉苏继续说道：“不是这样的，安东尼乌斯宁可省略你的计划中的那些我们在这里的朋友都不缺少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处理案例时必须要说的那些平常的事情。尽管你对这些事情的讨论非常优秀，有原创的意味，但它们毕竟相当容易，并以格言的形式广泛流传。所以，请你还是讲一讲它们的来源，因为你经常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处理这些案例。”卡图鲁斯说：“我肯定会讲，但我想要更加准确地说明我想从你这里听到些什么，而无论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都不会拒绝。在我的整个演讲术的体系和演讲的准备工作之中有三项基本原则，克拉苏刚才已经大声地对我们说过了，而我以前也说过，第一是赢得人们的青睐，第二是启发他们，第三是使他们激动。这三条原则，第一条需要温和的风格，第二条需要敏锐的风格，第三条需要充满活力的风格。将要做出决定的仲裁者要么会由于天然的倾向而袒护我们这一方，要么被另一方的论证说服，或者说，他的激情受到了约束。由于演讲的组成部分包括对事实的解释，辩护的方针似乎也包括在演讲术的整个学说中，所以我们要非常简要地说一下第一部分。我在实践中也许已经处理过某些要点，并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30］“克拉苏，我要愉快地遵照你的好建议，放弃讲述仅仅适用于具体案例的辩护方针，这些内容通常是那些教师教给孩子们的，而开始谈论这个源泉，每一案例和演讲的整个论证都是从这个源泉派生出来的。正好比，当我们有某个词要写，我们不需要苦苦思索，找到构成这个词的字母，而当我们要论证某个案例，我们的正确办法不是回到为这个特殊类型的案例所建立的证明，而是使用一些已经准备就绪的平常的事情，它们会自动浮现出来形成这个案子的论证，就像写这个词的时候字母会自己跳出来一样。但是这些平常的事情仅仅对有实际经验的讲话者有效，他的年纪肯定会给他带来经验，通过聆听和反思，或者通过不断地学习。假定你给我带来一个训练有素的人，他的思想是清晰的、准确的，他的表达也像你喜欢的那样准备就绪了，尽管如此，要是他对社会事务、先例、传统、同胞的品格和气质完全陌生，那么那些从中可以派生出论证来的平常的事情对他也就不起什么作用了。我必须拥有能力，而这种能力需要培养，培养这种能力的土壤不能只耕种一次，而要耕种两遍，这样才能产出丰硕的果实。所谓培养就是实践、聆听、阅读和写作。
“首先要让学生明白案例的性质，它绝不是一件晦涩的事情，无论问题涉及行为的发生，还是涉及它的性质或正确的名称。一旦明确了这一点，那么，案例的本质，或者说没有这个本质就必定会使整个讨论崩溃的东西，马上会通过我所谓天生的直觉，而不是通过那些人所教导的衡量，浮现在心中。接下去，学生必须确定有待裁决的争端，老师们会要他按下面的方式考察争端。‘奥皮米乌谋杀了革拉古。这个案例的本质是什么？他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他服从元老院对某个国家宣战的法令。去掉这个抗辩，整个案子就不存在了。然而，德修斯否认这条法令本身的合法性，说它与成文的法律相矛盾。所以这里的争端就是，元老院的法令和拯救国家是否能使谋杀行为成为正义的’。这些观点相当清楚，属于常识的范围，但要发现适合指控和辩护双方分别加以引用的这些证明，要确定这个争端，必须进行考察。
［31］“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注意那些教师所犯的最大错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他们那里去学习。这种事情确实与如何讲话没有多大关系，而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这种人有多么迟钝和粗鲁，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很有修养。在划分演讲种类的时候，他们提出案例有两类：一类被他们描述为一般性问题，与具体的人、具体的场合无关；另一类依靠具体的个人与场合。但他们不知道，任何争论实际上都可以说成是一般的观念和事情的性质之间的矛盾。因为，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个案子中，奥皮米乌的人格或德修斯的人格与演讲者的常识无关。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一般的抽象问题，‘尽管成文法规定谋杀是非法的，但是为了服从元老院的法令，为了拯救祖国，被告谋杀了一名同胞，这样的被告应该受惩罚吗’？事实上，没有任何案例中的有待裁决的争端与诉讼双方的人格有关，但也不会与一般观念的抽象讨论无关。确实，哪怕是这样一个纯粹关于事实的问题，‘普伯里乌·德修斯拿走这笔钱是不合法的吗’？控方和被告所采用的证据必然涉及一般的术语和基本性质。为了确证挥霍，你必须提到奢侈；为了确证觊觎，你必须提到贪婪；为了确证暴乱，你必须提到骚乱和地方上的恶棍；要证明指控被告的人很多，你必须涉及民众的见证；与此相反，来自被告的证据都必须从具体的场合和个人转向一般的涉及处境与种类的一般观念。一个理智迟钝的人在生活中要能够理解一切，有待他决定的涉及事实的争端多得不计其数；但实际上，真正不计其数的是指控和辩护的方式，而不是常识。
［32］“但是，事实没有问题、仅对行为性质有怀疑的案子，要是按行为者来衡量，那么这样的案子是无数的、复杂的，要是按行为来衡量，那么这样的案子很少，也很清楚。如果我们在裁定曼昔努斯案[109]的时候只限于考虑曼昔努斯一个人，那么就会开始一场新的讨论，而当时担任使者的随军祭司送交出去的人质一次又一次地被敌方拒绝。但若这个案子的本质是‘担任使者的随军祭司送交给敌方的人质如果遭到拒绝，那么这名人质有无权利回归故土’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曼昔努斯这个人与讲话的技艺或辩护用的证据毫无关系。还有，一个人配得上什么样的帮助，或者一个人缺乏什么，与调查无关，然而演讲的相关部分也必须列为对一般命题的讨论。我提到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反对那些有成就的人，尽管他们应该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在分类时，把这样的案例当作依靠具体个人和场合的案例。具体场合与个人确实进入了调查，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案例并不依靠具体的个人和场合，而是依靠一般的问题。不过，这在我看来没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义务去和这些人争吵。只要知道他们在区分事物的类别时不那么成功也就够了。如果想要把它们描述得比较准确，那么他们有无限的闲暇，也能够这样做，尽管他们缺乏我们这样的公开实践。但我已经说了，这在我看来没什么。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对你们更重要，我的朋友科塔和苏皮西乌——在这些人所取得的造诣的当前阶段，案例的众多是一件可怕的事，如果要以个人来衡量，那么案例的多样性是无限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案例；但若把它们置于一般的条目之下来考虑，那么它们是平常的，数量也不多，每个谨慎小心，有一副好记性的演讲者都能很好地处理它们，不仅能在心中想起它们，而且能把它们讲述出来。除非你正好认为，卢西乌斯·克拉苏从玛尼乌斯·库里乌斯那里拿到了诉状[110]，他根据种种理由认为，尽管没有遗腹子出生，但库里乌斯有权做科波尼乌斯的继承人。其实，科波尼乌斯或库里乌斯的身份与论证是否丰富没有关系，与案子的基本特点没有关系。整个调查转向了一个抽象问题，它建立在事实基础上，但不依靠任何具体场合和个人。遗嘱中的话是这样写的：‘如果我又有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又死得早，那么就让某某人成为我的继承人。’事实上，后来并没有儿子出生，那么被指名为继承人的一方应当取代过早去世的儿子吗？对已经制定的法律的一般规定进行考察不需要涉及具体人的名字，而只需要有条理地讲述和充足的论据。
［33］“在这里，那些有学问的律师又使我们感到困窘和害怕，不敢接触更多的学问。因为我在加图和布鲁图的论文中看到，律师给两种性别的当事人所提的建议是有具体名字的，因此我们要想一想，诉讼双方征求这样的建议是有原因的，那些不针对具体环境的讨论是有原因的。最后，由于当事人多得不可胜数，我们一定会畏惧研究法律，一定会放弃我们学习和掌握法律的意愿。但是这些事情克拉苏用一天时间就能替我们理清楚，把它们分类排列，因为你必须知道，卡图鲁斯，昨天他向我们许下诺言，说他能够把现在散乱无序的习惯法收集起来，分类编排，使之成为一个很容易掌握的体系。”
卡图鲁斯说：“那当然了，这对克拉苏来说太容易了，他已经掌握了要学的法律，还会弥补他的老师的缺点，这样一来他就有可能对这种法律的内容做恰当的排列，并能够做出优雅的解释。”安东尼乌斯说：“那么好吧，我们要向克拉苏学习这些内容，等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会撤离喧哗的法庭，回到他安宁的躺椅中去。”卡图鲁斯说：“我经常听他说要撤离法庭的活动，但我总是对他说，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本人很难忍受那些高尚的人向他请求帮助而不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个国家也不能忍受这一点，而只会认为如果失去克拉苏的声音，就好像被强盗抢走了珠宝。”安东尼乌斯插话说：“如果卡图鲁斯说的是实话，那么你和我必须终身住在同一间磨坊里，在那里度过我们的闲暇（我很欢迎这种状况），打着哈欠、昏昏欲睡地使斯卡沃拉和其他一些幸运的人哲学化。”克拉苏微笑着说：“安东尼乌斯，把你已经开始编织的东西编完吧，但你打着哈欠谈论的哲学是你自己的哲学，一旦我找到哲学的圣殿，我就会宣布我自己的自由。”
［34］安东尼乌斯又说：“那么，这就是我刚刚才解开包装的这个论题的目标。我们明白了，可以争论的所有主题不能在无数的人和多种多样的场合中寻找，而应当在典型的案例和性质中寻找，案例的类型不仅在数量上有限，而且确实很少。我希望热心演讲的人思考几种演讲的构成，将具体案例都纳入这些类型，精心排列，并做相应的补充，我的意思是提供相应的事实和反思。这些事情，按照它们自己的天然力量就会产生语词，不管怎么说，我总认为，要是它们会从具体环境中生长出来，那么我们始终可以找到足够的词汇。如果你想要知道真相，那么在我看来（我只能肯定我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在我们研究那些从中可以挖出我们的证明来的常识之前，我们必须把这些案例和类型带上法庭，不要等到我们已经接受了诉状再这样做。无需很深的考虑，任何人通过学习都能处理这些事情，但总的说来，心灵必定需要回复到那些标题和我已经提到的常识上去，各类演讲中的各种技巧都是从常识中产生的。还有，在技艺中，在观察和实践中，你们都熟悉那里的场地，你们要在那里展开追踪和捕捉猎物。当你在思想上已经包围了那个区域的时候，只要你努力实践，一切都难以逃脱，事件的每个细节都会冲着你跑过来，落入你的网中。
［35］“所以，在演讲术中有三件事情对于发现论证来说是必要的：第一是敏锐；第二是理论或技艺，我们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这么叫；第三是勤劳。我必须把光荣的位置赋予才能，尽管才能本身是通过勤劳才从懒惰中唤醒的，我要再重复一遍，勤劳总是有价值的，大多数案子都需要勤劳。我们尤其需要培养这种美德，我们永远需要它的帮助。有了勤劳，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除了勤劳之外就是熟悉案情，我一开始就提到过这一点。要努力倾听我们对手的讲话，不仅要听懂他的意思，还要听懂他的每个词，最后还要注意到他的面部表情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为我们把握他的思想提供线索。但在这样做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让对方以为自己占了上风。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我现在就要提出来的常识上面，要像虫子钻入树根一样深入了解整个事件，要全面地思考，这仍旧是勤劳。还需要补充的是记忆的火炬，还要有讲话的语调和活力，这也是勤劳。确实，在才能与勤劳之间给技艺留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技艺仅仅指出在什么地方探索，什么位置是你急于要发现的，而其他的一切都依赖于小心谨慎、精力集中、精心思考、注意观察、持久而又艰苦的工作。我要用我已经在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来总结这些意思，也就是勤劳，其他一切美德都依赖于这种美德。因为我们注意到哲学家滔滔不绝地使用着丰富的词汇（尽管你，卡图鲁斯，在这些问题上比我更清楚），但没有制定什么讲话的规则，然而无论把什么主题摆在他们面前，他们都能用滔滔不绝的丰富词汇来进行讨论。”
［36］这时候，卡图鲁斯说：“安东尼乌斯，你说得对，大多数哲学家没有给讲话制定什么原则，但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能够谈论任何事情。然而，我本人最崇敬的亚里士多德提出过某些确定的规则，我们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各种论证方法，不仅适用于哲学争论，而且也适用于我们在法庭上的争论。安东尼乌斯，这样说起来确实话长，因为你自己的风格违背了他的原则，但由于你和这位神一般的天才有相似之处，所以你的风格也和他的风格相似，或者更加可能的是，你仔细阅读和使用过这些规则。因为我察觉到，你在希腊文献上花费的精力已经超过我们的文献了。”安东尼乌斯说：“卡图鲁斯，我要把事实真相告诉你。我总是认为，一名演讲者要是能够表现得完美，第一，尽可能不要有任何不自然的痕迹；第二，不要有任何希腊人的东西。那么对我们这样的民族来说，他比较讨人喜欢，容易被接受。同时我也考虑到，由于希腊人声称他们的事业取得了神奇的成就，并许诺要向全人类揭示理解最深刻的奥秘的方式、正义地生活的方式、词汇丰富地讲话的方式，要是我们一点儿都不听，那就太野蛮，太不人道了。尽管你也许不敢公开地听，害怕因此而削弱你在你的同胞中的影响，然而你却偷听了他们的一些讲话，但表面上还要装着对他们的讲话敬而远之。卡图鲁斯，我自己也这样做过，我还尝试过你所有朋友的案例和各种类型。”
［37］卡图鲁斯说：“用我的话来说，你像一名舵手，驾着船小心翼翼地朝着危险的礁石前进，这是塞壬们居住的小岛。[111]而你在指引着你的心灵朝着哲学前进，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对哲学表示过轻蔑！即使在古代的意大利，也到处都有毕泰戈拉主义者，意大利半岛那个时候有一部分是希腊人的，他们称之为‘大希腊’。所以有人甚至把我们的国王努玛·庞皮留斯也称作毕泰戈拉主义者，尽管他生活的年代比毕泰戈拉本人要早得多。我们必须把努玛看做一位更加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掌握了建设城市的知识，比希腊人知道有这么一门知识存在要早两个世纪。这个国家产生的名人没有人能比普伯里乌·阿非利加努、盖乌斯·莱利乌斯、卢西乌斯·富里乌斯在名声上更加辉煌，在影响上更加深远，在品格上更加完善，他们是我们这个共和国所有时代最有修养的人了。还有，我经常听说那些雅典人的著名演讲给他们自己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带来巨大的快乐，雅典人曾经派遣一个使团到我们的元老院来商谈极为重要的事情，成员中有三位当时最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涅亚得、[112]克里托劳斯[113]和第欧根尼，[114]他们在罗马逗留期间，我向他们了解了许多情况，还有许多人也成为他们的听众。有这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安东尼乌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就像巴库维乌斯所描写的泽苏斯一样，什么都有了，但就是要向哲学宣战。”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决定要哲学化了，不过就像恩尼乌斯诗歌中的涅俄普托勒摩所说的那样，‘只是在某些事情上，不想在各方面都这样做’。我想我已经弄清楚了，我的全部意见是这样的：如果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我不反对这样的研究，尽管我认为这种研究的名声，或者任何人为的建议，都像是在审判和歧视演讲家，因为这样做马上就会削弱演说家的可信度和他的演讲术的说服力。
［38］“但是，言归正传，还是来谈演讲术。按你的说法，三位杰出的哲学家访问罗马，其中的第欧根尼声称也能传授讲话的技艺，辨别真伪，他用希腊人的名称把这门技艺叫做辩证法，是吗？这门技艺，如果确实是一门技艺，那么它并不包括如何发现真理的教导，而只有如何检验真理的教导。因为对每一个命题，我们都要通过肯定它的真伪来加以阐释，如果没有做出肯定，那么辩证法家就要来决定它的真伪；如果这个命题是假设性的，有一些附加的与之并行的命题，那么他们就要决定这些附加的命题是否恰当，从中得出的结论和推论是否正确；最后，他们又会用他们自己的刺来扎他们自己，通过广泛的考察，不仅发现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困难，而且也发现他们的论证之网尽管没有破损，但已经由于受到攻击而重新纠缠在一起。在这个方面，这位杰出的斯多亚学派哲学家对我没有什么帮助，因为他没有教我如何发现该说些什么，由于发现了许多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困难，引进了一类不清晰的措词，尽管很丰富，但意思很模糊，缺乏活力，难以识别，价值不大，所以他实际上阻碍了我的进步；如果有人赞扬这种风格，那就只能加上一条限定，它不适用于演说家。因为我们的演讲必须适应大众的耳朵，要能够吸引他们，敦促他们的心灵赞同我们的提议，金匠的杆秤不能称出它的分量，但我说的这种公众的天平可以做到这一点。
“因此，让我们完全抛弃这种技艺，涉及证明它说得太少，而涉及评价它又说得太多。我想，按照你的回忆，与第欧根尼一起来访问的克里托劳斯在我们的讨论中可能更有用。因为他是你的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你认为我的观点与他没有什么差别。在这位亚里士多德（我也读过他那本提到他的所有修辞学理论先驱的那本书，以及其他包含他本人对这门技艺的完整看法的著作）和那些真正的这门技艺的教师之间，在我看来似乎有这样一种区别：他考察了与修辞学相关的一些内容，而他本人对此是予以轻视的，以同样敏锐的目光，他识别一切事物的基本性质；其他那些修辞学教师考虑的只是值得培养的事情，他们着重对这一主题进行处理，还有更多的实践和更加密切的应用，但没有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的倨傲之情。至于卡尔涅亚得，他的演讲拥有的非凡力量和多样性极为适合我们的喜好；在他参与的争论中，没有什么是他不能证明的，也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推翻的。而这才更应当是这些规则的制定者和教师追求的目标。
［39］“要是刚才我想要说的只是给演讲新手一个完整的训练，那么我更应当把他托付给这些不知疲倦的人，他们日以继夜地讨论，以此为他们的唯一要务。他们会给演讲新手的嘴里填上都已经嚼得很细的、最精美的食物，就像奶妈给婴儿喂食。但是，在理论方面已经接受我的自由教育的新手，这个时候已经有了某些实践，并表现出有足够的天生的敏锐，对这样的人我会催促他去那源泉。那里没有封闭隔绝的池塘，而会从那里流淌出涓涓溪水。在那里，教师无须把所有论证的来源逐一指给他看，也就是简要地举例说明各种论证，用术语给它们下定义。因为演讲者已经对演讲中要用到的一切都做了思考，为的是证明或者否证，或者从案例的基本性质中推论出结论，或者采用一些与案例本身无关的内容，他还会在什么地方不知所措吗？所谓内在的论证，就是问题来源于整个主题的性质，或者是主题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拥有主题的名称，或者是一切与主题相关的东西；另一方面，所谓外在的论证，就是论题来自外部，与案例的性质无关。
“如果问题涉及整个主题，那就必须用定义来弄清它的一般意思，例如：‘如果主权就是国家的伟大和荣耀，那么把这个人送交给罗马军队的敌人，而不是把他送交给罗马人民，就违反了主权。’要是问题只涉及一部分主题，那就必须用划分来解释它的性质，比如：‘在对国家利益有影响的情况下，正确的方法是服从元老院，或者是建立另一个咨询机构，或者是按他自己的意见行动；但是建立另一个机构太无礼，按自己的意见办事太傲慢，因此他应当接受元老院的建议。’如果论证集中在一个词上，那么记住卡玻的话，‘如果说一名执政官的责任就是考虑祖国的利益，那么奥皮米乌还干了些什么’？如果论证转到与主题相关的某些事情，那么证据会来自几个来源或常识；因为我们将要考察相关的术语、一般的分类标题以及再次划分、相同和相异，以及相反、相应的和同时性的环境，所谓的先例、矛盾；我们将要追溯事物的原因、从原因中产生的结果，考察意义相对较大、相等、较小的事物。
［40］“从相关的术语中推导出证明来的例子有：‘如果最高的赞扬应当归于忠诚，那么你就会在看到昆图斯·麦特鲁斯忠诚地哭泣时受感动了。’从一般的术语进行推导的例子有：‘如果行政机构必须置于罗马人民的控制之下，为什么控告诺巴努斯担任保民官期间的行为，反而违反了国家的意愿呢？’
“从一般的分类标题之下的再次划分进行推导：‘如果我们必须尊重所有为国家谋利益的人的愿望，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尊重我们的统帅的意愿，依靠他的战略和勇气，凭着他所冒的危险，我们自己的安全和我们国家的伟大才有了保障。’然后，从相同中进行推导：‘如果野兽也会珍惜它们的后代，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应当何等温柔！’另一方面，从相异中进行推导：‘如果只为今天的生活着想是不开化的民族的标志，我们自己就应当思考所有的时间。’在既涉及相同又涉及相异的案例中，可以在其他人的行为、语词、命运中找到可比之处，还必须经常引用虚构的故事。还有，从相反中进行推导：‘如果革拉古的行为是邪恶的，那么奥皮米乌的行为就是高尚的。’还有，从相应的环境中进行推导：‘如果他被一把剑所杀，而你作为他的敌人，在现场被抓获，那里有一把血淋淋的剑，除了你，在那里没有别人，其他人也没有杀人的动机，而你一直是个强暴的人，所以你就是杀人凶手，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还有，为了说明从同时性的环境、先例、矛盾中进行推导，我们记得，克拉苏在他年轻的时候论证说：‘卡玻这位保民官不会把你看做一位爱国公民，因为你替奥皮米乌辩护；你显然是在伪装，心里有其他目的，因此你在夸夸其谈的时候，多次对提比略·革拉古之死表示哀悼；你是杀害普伯里乌·阿非利加努的凶手之一，你在担任保民官期间制定了这条法律，并始终与爱国者有分歧。’从事物的原因进行推导：‘如果你想要消灭浪费，就要消灭它的母亲——奢侈。’依据从原因中产生的结果进行推导：‘如果我们使用国库的资金打仗或粉饰太平，那就让我们成为税收的奴隶。’为了说明我们如何比较意义相对较大、相等、较小的事物，从‘较大’可以做出这样的推导：‘如果名望高于财富，而金钱值得热烈地追求，那么对名望的追求不就应当更加强烈吗？’从‘较小’可以做出这样的推导：‘仅仅为了一名初识的女孩，他对她的死亡就如此伤心！什么事情使他爱这个女孩？他的父亲，也就是我，要是死了，他会有这么悲伤吗？’[115]从‘相等’可以做出这样的推导：‘攫取国家财富和对国家造成伤害的是同一个人。’
“最后，从外部采取的证明就是那些不依靠它们自己内在的力量，而依靠外部的权威的证明，例如：‘这是真的，因为昆图斯·鲁塔提乌这样说过’；‘这个证据是假的，因为使用了刑罚’；‘这个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读了这些文件’，等等。
［41］“我已经尽可能简洁地概述了这些论题。因为我要是希望告诉某人某个地方的地底下藏有金子，那么我只要把那个地方的标志和金子所在的位置告诉他也就够了，知道了这一点，他就可以自己去挖，找到他想要的东西，不会有什么麻烦，也不会犯错误。所以我知道这些证据的标志，在我寻找它们的时候就可以找到它们，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谨慎小心地把它们挖出来。但是，什么类型的证据最适合哪一种案例是不需要完善的技艺来说明的，只要平凡的才能就可以决定。因为我们的直接任务不是展示演讲的体系，而是让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是我对他们的称呼，从我们自己的实践中取得某些教训。同理，带着那些在他的心灵和记忆中牢固地建立起来的常识，在每一个提出来讨论的论题的激励下，没有什么事情会使演说家感到迷惑，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法庭上争论，还是在其他任何需要的地方演讲。然而，他要是能够成功地出现在听众面前，让听众喜欢他，要是以这样的风格他能触及听众的心灵，引导或拉着他们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前进，那么他在演讲术方面的修养肯定是完善的。
“还有，我们看到，仅仅发现应该说些什么是很不够的，除非你在发现的时候能够处理它。但是处理应当多样化，使你的听众既不会察觉到这种技艺的存在，而且又不会由于你的处理千篇一律而感到厌倦。你必须提出命题，提供相关的理由，你有时候可以从那些相同的常识中得出结论，有时候则抛弃常识转向别处。提出一个命题不一定要使它非常深刻，而只要使它清楚，通过肯定潜在于命题中的原则使听众明白这个命题。如果就某事提出了并行的情况，那么你首先要说明它们为什么相同，然后添加手头的事情。作为一条规则，你应当消除相关证明之间的间隔，使人们把它们当作连在一起的，这样一来，尽管它们事实上是分离的，但在陈述中看起来仍旧结合在一起。
［42］“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事情讲了一遍，就像一个受过某些训练的人面对专家，这样做，为的是使我们最后可以涉及那些更加重要的事情。卡图鲁斯，在演讲术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赢得听众的欢心更加重要了，赢得欢心要依靠某种精神上的推动或情感，而不靠判断或沉思。因为人们做决定更多地依据仇恨、热爱、欲望、脾气、悲伤、喜乐、希望、恐惧、幻想，或其他内在的情感，而不依据真相、权威、法律标准、司法先例或成文法。所以，除非你有不同的想法，让我们开始谈论我讲的这些事情。”
卡图鲁斯说：“安东尼乌斯，你的阐述似乎仍旧漏掉了一些事情，在开始进入你说的这个必须进入的领域之前，你应当说清楚。”安东尼乌斯问道：“请你告诉我，我漏掉了什么？”卡图鲁斯说：“你对证明的正确排列和分布的看法，你在实践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堪称典范。”安东尼乌斯回答说：“哎哟，卡图鲁斯，你要注意我在什么范围内可以称得上典范，这只是你的建议，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你可以把我看做在这些道路上奔跑的人，尽管时不时地我似乎显得很有效，但只在讲话过程中如此，或者说我的成功是偶然的。尽管很难说人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我，把我当作一个陌生人，认为我在演讲的成功方面几乎等于零，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要求我提出我的命题排列和分布的理论是过早了。要是我过去把演说家的基本力量完全建立在他的证明之上，建立在他在实际案例中的人格表现上，那么现在倒是时候讲一讲证明的排列和分布。但由于我已经设定了有关发现的三个要素，并且只讨论了其中之一，[116]那么在我讨论了剩下的两个要素之后，才有时间考察整个演讲的安排，并得出结论。
［43］“所以，获得成功的有效因素是生活的特点、原则、行为和过程，既涉及那些得到赞同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也涉及受到谴责的他们的对手。要尽可能赢得保民官对提出诉讼的律师和他们的当事人的同情和善意。用一个人的功德、成就、名声、品质很容易赢得同情，只要它们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的，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温和的语调、优美的姿势、文雅的语言，以及对你确实急于想要证明的事情显得勉为其难或不得已而为之，对律师是有用的。展示良好的本性、温顺、镇静、忠诚，以及不急于攫取或不贪婪的气质，对律师有帮助，这些品质都属于正直和光明正大的人，但不要表现出仓促、固执、好斗、苛刻。这样做才能赢得善意，而缺乏这样的展示则会使人误以为根本不具备这些品质；同样的道理，与此相反的品质都必须说成是我们的对手的品质。如果仲裁者的感情是强硬的、缺乏同情心的，那么在处理这样的案例时这样的行为是最好的。因为人们并非总是缺乏有力的语言，人们经常缺乏的倒是那些冷静温和的语言，这种语言最容易被诉讼各方接受。所谓‘各方’，我的意思不仅是指提出指控的人，而是所有与之有利害关系的人，古时候的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用语词把他们的性质描述为正直的、没有缺点的、有良心的、有节制的、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确实具有神奇的效果；这个论题，无论是在开场白里，还是在陈述案情时，或是在结束的时候，都使人非相信不可，经常比案子本身还要有价值。还有，讲话的品位与风格我们已经谈了许多，而讲话似乎也能表现出演讲者的性格。借助于某种具体类型的思想和措词，借助平静的表达和雄辩的口才，演讲者显得正直、有教养、有美德。
［44］“但是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另一种风格与方式很不一样的演讲，它激励和敦促保民官的感情朝着仇恨或喜爱、恶意或善意、恐惧或希望、好感或反感、欢乐或悲伤、同情或想要惩罚的方向发展，或者靠着这种演讲，无论什么情感都被推动着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与灵魂的这些情感接近和发生联系，或者变得像这些情感一样。
“对律师来说，另一件值得向往的事情是，保民官原有的心灵情感，出于他们自己的意愿，在上法庭时就已经与律师的利益所需要的情感相和谐。诚如俗话所说，驱使一匹心甘情愿的良马，比鞭策一匹驽马容易得多。但若这样的情感没有出现或觉察不到，那么律师会像一名谨慎的医生，在给病人开药方之前，不仅检查他想要治愈的这个病人的疾病，而且还要了解病人健康时的生活习惯和他的身体素质。
“确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处理复杂而又重要的案子时，为了明了保民官的情感，我集中精力仔细思考，尽可能敏锐地发现他们的思想、判断、预见、希望，以及在雄辩的口才引导下，他们最容易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如果他们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自愿地倾向于我，按照我的敦促推进整个进程，那么我会接受他们的恩惠，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但若仲裁者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偏爱，我的任务就比较艰巨，因为这种时候我的讲话就不得不提到所有事情，而我从听众的性格中得不到什么帮助。但是，风格正确的雄辩口才确实有力量，有位优秀的诗人称之为“一切事物的灵魂”，[117]不仅能够扶持弱者、平抑强者，而且像一名勇敢的指挥员，甚至能使囚犯成为勇敢的抵抗者。
［45］“刚才克拉苏奉承我的事情的细节就是这些，他开玩笑似的说我总是能够理想地处理这些事情，他认为处理得很好的事情指的就是玛尼乌斯·阿奎留斯的案子、盖乌斯·诺巴努斯的案子，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案子。克拉苏，现在我要把我的看法告诉你，当你自己在法庭上处理这些案子时，我的心总是在颤抖，因为你的力量，你的激情，你的义愤，你的风度、特点、姿势，甚至你的手指头的摆动，都在牵动我的心；你的措词那么鲜明、巧妙，你的感情那么健康、真实、纯朴，毫无矫揉造作，在我看来，你不仅点燃了仲裁者，而且实际上还点燃了你自己。
“还有，除非律师用来激励仲裁者的所有这些情感都生动地印在或烙在律师本人的脸上，否则要想使听众感到义愤、仇恨、恶意、恐惧或者同情得流泪是不可能的。要是不得不刻画某些虚假的义愤，而同类演讲所提供的又只是赝品和模仿，那么也许就需要比较高尚的技艺。克拉苏，事情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自己或其他人会怎么处理，但对我来说，我没有理由要对经验丰富的人撒谎，他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要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以讲话为工具激励保民官的心灵，使他们产生义愤或同情、恶意或仇恨，在我对他们的心灵施加影响的时候，我用来推动他们的情感实际上也在使我自己激动。如果你自己在处理事情时无动于衷，那么就不容易成功地使法官对另一方表示愤怒；或者说使他仇恨对方，除非他首先看到你义愤填膺；他也不会产生同情，除非你已经用话语、情感、音调、甚至哭泣来表达你自己的悲伤。正如没有什么东西会准备着火，不用火苗就不能把东西点着，也没有心灵准备接受演说家的影响，如果发起攻击的演讲者本人没有充满激情，那么听众也不会激动。
［46］“还有，一个人要是很容易被激怒，或者经常发火，以及表现出各种内在感情，那么这种情况似乎只能视为伟大的奇迹，对待别人的事当然也一样；在演讲中讨论和处理这些思想和常识的力量足以用来使人们相信或者上当，因为用来激发他人情感的措词的各种性质对演讲者本人的激励甚至比他的任何听众更加深刻。这种情况发生在诉讼中，或者发生在仲裁者面前，或者发生在我们的朋友的责问中，或者发生在一大群民众中，或者发生在政治生活中，或者发生在公开争论中，都不会令我们惊讶。当我们的能力不仅处在批评之下（这虽然不是大事，但由于你声称自己已经精通了这种少数人才能获得的才能，所以这一点还是不能忽视），而且我们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品质也都处在审判之下，我指的是我们的忠诚、责任感和审慎，在这样的影响下，甚至在为完全陌生的人辩护时，要是我们仍旧把自己算做好人，那么我们仍旧不能把他们当做陌生人。然而，如我所说，要是不把这种事情当作奇迹，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会像诗歌、剧场或演员那样不真实？在这一类事情中，我本人经常是一名观众。我看到演员在说出庄严的台词时，他的眼睛在他的面具后面闪闪发光，‘你竟敢离开你的兄弟，独自进入萨拉米，你难道就不怕他父亲的那副样子吗？’[118]还没有等到他说出‘样子’这个词，我就看到忒拉蒙由于失去儿子而近乎疯狂的样子。演员放低声音以一种哀怨的语调说：‘老年失子，眼泪和悲伤使我难以平息，忘了你兄弟之死，忘了他的小儿子吧，尽管他已经托付给你，你已经成了他的监护人。’[119]这时候，我想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到了悲哀的啜泣。如果说演员，尽管每天都在演出，没有情感就无法表演，那么你真的认为巴库维乌斯在写剧本的时候，心里头能够十分平静，无动于衷吗？决不可能。因为我经常听说——人们说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已经记载过这样的话——缺乏情感，受到激励而不疯狂，绝不能成为一名好诗人。
［47］“尽管我本人不关心诗歌和如何用语言再现英雄们的不幸和传说中的悲哀，尽管我只表现自己的人格，而不表现他人的人格，但不要以为我在给那个著名案件做总结时没有表现出剧烈的情感，在那个案子中，我的任务是维护玛尼乌斯·阿奎留斯[120]的公民权利。他是一个曾经担任过执政官、军队统帅，受到元老院尊敬的人，在向卡皮托利山行进的时候，他从马上摔下来成了残废。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尽管我感到遗憾，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会给他的亲人带来危险，但在我试图让其他人振作精神的时候，我还是克制了怜悯心。当我传唤我的不幸的、年迈的当事人出庭的时候，我感到法庭确实深深地受到了影响，他当时穿着破烂的衣裳，而我撕开他的上衣，露出他的伤疤。我这样做得到了你的批准，克拉苏，这不是一种技巧，我本人也不懂什么技巧，而是在强调一种深刻的情感和义愤。盖乌斯·马略在法庭上用他的眼泪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呼吁，我反复地呼唤他的名字，要他关心他的同事，[121]要他发言支持军队统帅的一般利益；我向神灵和凡人，向每一位公民发出悲哀的呼吁，它们与眼泪一道表达了我的极大的义愤；在那样的场合，如果从我的讲话中去掉我个人的义愤，那么我的演讲不要说激起听众的同情了，它一定会成为听众的笑料。我之所以要把这一点告诉你，苏皮西乌，那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天生的有教养的教师，我要帮助你学会在演讲时表达义愤和悲哀。
“但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点告诉你们呢？你们指控过我的同事和财务官，[122]不仅用口才，而且用更加猛烈的激情和义愤点燃了听众的怒火，我甚至不敢靠近它、扑灭它。因为那个案子中的所有好处都是你们的。你们告诉法庭，暴力、打斗、扔石头，以及保民官的鲁莽，造成了凯皮奥的灾难和不幸；然后又认定马库斯·艾米留斯，元老院和国家的领袖被石头打伤了；而不可否认的是卢西乌斯·科塔和提多·狄底乌斯，由于试图行使否决权，被武力赶出庇护所。
［48］“结果就是，你当时仅仅是一名毛头小伙子，人们认为你非常成熟地引导了这场公诉，而我作为一名卸任的监察官，却被认为是在为一名闹派性的公民辩护，举止不那么光彩，更不要说他过去毫不怜悯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卸任的执政官。名声最好的公民担任保民官，法庭上也不乏受人尊敬的人，所以在我的当事人是我过去的财务官的情况下，要使他们勉强接受我的抗辩是困难的。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怎么能说自己使用了任何具体的技巧呢？如果你认为适宜的话，我可以说明自己做了些什么，而你也可以告诉我这样的辩护在你的体系中占据什么位置。
“我的演讲的一个部分是给各种类型的内乱分类，指出公民们的弱点和危险，从我们国家历史的兴衰讲起；我在总结时断言，尽管内乱总是一种麻烦，然而有的时候内乱是合理的，几乎不可避免。接下去，我讨论了克拉苏提到过的那些考虑；驱逐国王、在民众中设立保民官制度、用公共法令频繁地限制执政官的权力、赋予罗马人民上诉的权利、国家的主要支柱和自由辩护，这些措施在实行时都不可能不受到贵族阶层的反对。如果这些内乱对我们国家有益，那么挑起民众运动这一事实不能马上就算作反对盖乌斯·诺巴努斯，不能算作邪恶的行为和巨大的冒犯。如果罗马人民的起义曾经促使正义让步——我要说明的是，这种让步经常出现——那么决不会还有比这更加公正的原因了。然后，我改变了我的演讲进程，把我的讲话转向斥责凯皮奥的逃跑和对他的军队的毁灭表示哀悼。除了用我的话语激发民众对同胞的悲痛之外，我以这样的方式点燃了罗马骑士们的情感，我讲话的那个法庭是由他们组成的，也使他们新增了对昆图斯·凯皮奥的痛恨，由于他的原因，一些骑士已经远离刑事法庭。[123]
［49］“等我感到自己在法庭上已经站稳了脚跟，我实行的辩护方针没有错，已经赢得了公众的善意，即使在提到内乱时也维护了他们的主张，这个时候我就把全部心思用于使保民官对我的看法产生好感，理由无非是国家的灾难、亲属的悲哀，或者是对凯皮奥的私人仇恨。然后，我开始把这种攻击性的、激烈的演讲类型与我已经讨论过的温和的演讲类型混合起来使用。我恳求说：我在为我的同志战斗，按照祖宗的传统他应当顺从我，站在我这一边，（我也可以说）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好名声和一般的利益；没有别的事情能更加深刻地损害我的名声，或者使我更加悲哀，这就是把我看做这样的人，竟然不能帮助自己的同志；而我想要拯救的人哪怕对我本人来说是陌生的，但只要他们是我的同胞也就行了。我向法庭求情，请他们看在我表现出来的公正、悲伤、忠诚的分上，请他们看在我的年纪、从政生涯、其他成就的分上，尤其是在其他审判中，我总是代表受到伤害的朋友说话，请法官宽恕我的当事人，但从来没有为我自己提出过什么要求。这样一来，我的整篇辩护词，还有审判本身，只用了很少的篇幅讲述了事情的大概，忽略或轻微地触及了那些似乎需要用知识来处理的问题，我指的是讨论阿普莱乌斯的法令和我对叛国罪性质的解释。用这两种演讲模式——一种激励性的，一种是颂扬性的，这门技艺的规则对两种模式都没有做很多解释——我处理了整个案子，在唤醒人们对凯皮奥的仇恨时我的讲话是最富有激情的，而在描述我自己对待亲属的行为时我的讲话是最温和的。所以，苏皮西乌，在那场官司中我能击败你，与其说靠的是获得知识，倒不如说是对保民官的心灵实行劝诱。
［50］这时候苏皮西乌说：“哎哟，安东尼乌斯，你对这些事情的解释是对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什么事能以那天陪审团的判决从我这里错过的方式从我的手指缝里溜掉。因为，那一天（就像你告诉我们的一样）我离开你是因为发火，而不是因为办妥了一桩案子。我的天哪！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开场白！你当时看起来紧张不安，犹豫不决！你的表达结结巴巴，后语不搭前言！你一开始就依赖每个人都明白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辩解理由——你正在为你的老朋友和财务官辩护！所以，首先，为了使听众倾听你的辩解，你做好准备了吗？其次，正如我当时判断的那样，你只是成功地使民众认为亲密的关系可以用来作为替一个邪恶的公民进行辩解的理由。你们瞧！这一点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怀疑，但已经在我心里敲起警钟。然后，你开始非常隐蔽地蠕动着进入你著名的辩护，不是为搞派性的诺巴努斯，而是为愤怒的罗马民众，他们被你激起的愤怒不是错误的，而是正义的，应当的。在此之后，你忽略了什么反对凯皮奥的观点了吗？你使你的每个词都充满仇恨、恶意或怜悯！所有这些不仅表现在你的辩护词中，而且也表现在你对斯考鲁斯和我的其他证人的处理，你没有否证他们的证据，而只是斥责他们在那场国家的动乱中逃往庇护所。在你刚才用这些事情提醒我们的时候，我感到，用你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真实再现你的辩护方法，确实不需要任何规则，而在我看来，这些方法是最值得传授的。”
安东尼乌斯答道：“尽管如此，要是你喜欢的话，我们将继续提出我们在演讲中一般采用的原则，以及我们主要考虑的要点，因为漫长的生涯和从最重大的事件中获得的经验已经教导我们，在这种时候，要紧紧把握激发人类情感的方式。
［51］“我自己的实践始于思考这些案例是否需要这样的处理，因为这些修辞中的激情不应当用于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者用到某些人头上，这些人有这样的脾气，我们的口才根本无法影响他们的心灵，除非我们愿意被当作嘲笑，甚至厌恶的恰当对象，他们醉心于在争论中使用夸张的语言，或者就像蚍蜉撼树一样，不自量力。由于演讲必须激发保民官，或者其他各类听众心中的情感，所以最一般的情感是爱、恨、愤怒、妒忌、同情、希望、欢乐、恐惧或苦恼，如果你被认为是在维护你的听众的利益，或者是在为好人说话，或者是在坚持听众认为好的和有用的事情，那么我们看到你已经赢得了爱。因为这最后的印象比较容易赢得爱意和保护对正义之人的尊重。提出将会有希望得到的利益比复述过去的福利更加有效。你必须努力在你坚持的原因中揭示出某些价值或有用性，说清楚你要为他赢得这种爱意的那个人并不是在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所做的一切并非出自个人的动机。因为私人利益会培养妒忌，而热心为他人服务应当受到赞扬。
“在此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显得是在赞扬对功绩和名望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功绩和名望是妒忌最喜爱的靶子——对人们的善功我们应当热爱。然后，也是出于这些常识，我们也要学习如何使他人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当事人的仇恨发生转移。因为，要是你荣耀某些对你的具体听众来说是毁灭性的或者没有好处的事情，那就增添了他们的仇恨。但若发生的事情只是一般地反对好人，或者是那些具体的行为者决不应该做的事，或者是反对国家的事，那么就不会激起这样深刻的仇恨，而只会是非常类似恶意或仇恨的厌恶。还有，恐惧的出现要么是出于个人面临的危险，要么是所有人共同面临的危险。个人恐惧的根源比较深，而一般的恐惧也可以追溯到相同的源泉。
［52］“处理希望、欢乐、苦恼与此相仿，在所有案例中都一样。但是，我宁可认为妒忌是所有情感中是强烈的。克服妒忌和挑起妒忌一样，需要花费更多的力量。当人们感到自己落后了，或者因为别人的晋升而感到烦恼，这种时候人们特别妒忌与他们地位相当的人，或者那些曾经一度地位比他们低下的人。妒忌比自己强的人经常也表现为愤怒，要是他们感到自己无法忍受，对先前的等级和成功不能拥有正确的看法，那么情况更是如此；要是这些东西都成为妒忌的燃料，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指出它们不是功劳的结果；其次，要指出它们甚至有可能是通过作恶得来的，尽管这样的人有功劳，名声也相当显赫，但他的名声最终仍旧会被他居功自傲的态度盖过。另一方面，为了平息妒忌，我们可以强调这些东西都是通过艰难困苦和冒着巨大危险得到的结果，当事人这样做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至于他自己，尽管他由此而获得的名望是名副其实的，但他从来没有因此而感到快乐，而是把它抛在一边，完全予以否认（因为大多数人善于妒忌，这是一种非常普遍、非常广泛的错误，杰出的成就会引发妒忌）。我们必须用各种方式纠正人们对成就的看法，我们可以设定，杰出的成就总是与艰苦和悲伤完全混合在一起。最后，要是能够把听众引向将心比心，就能唤醒他们的同情心，无论听众过去承受过类似的事情，或者仅仅是表示理解，对他人表示悲哀，或者说，听众在思考其他人的案子时多次回想起自己的经历。这样，具体场合下的当事人的困顿可以被听众深刻地感受到。如果演讲者用感人的语言描述这种困顿，那么听众尤其会对正义者的沮丧和毁灭表示悲哀。还有，正好比另一种风格应当温和（就像我已经反复说过的那样），要为演讲者的正直做见证，以保存高尚者的外表，所以这种风格应当充满激情和情感，以此转移或影响听众的情感，使之朝着演讲者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53］“但是这两种风格——对它们的要求分别是温和与激动——有某些共同之处，使我们很难把它们完全分开。使用温和的风格可以帮助我们赢得听众的善意，但这些流入听众心灵的话语必须抵达最强烈的情欲，而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试图激发这些人的情感，因此除了温和之外我们还必须在这个方面花一些力气；也没有任何风格能够比这样的混合更好了，演讲者的温文尔雅可以减缓争斗的激烈，而某些严肃的争斗也会渗入演讲者的温和态度，使之增强。
“在这两种演讲风格中，一种需要激情和争斗，另一种则适宜用来介绍演讲者的生平和性格，演讲的开场白不用仓促，而它的结尾也可以是慢悠悠的。因为，你一定不要以为富有激情的风格就一定是快速的，因为它可能与案例的特点完全不符。民众所期待听到的内容一开始只是在他们自己的认识范围内衡量，看有什么新奇的东西，而你一旦假定采用了这种风格，就一定不要急于改变它。你不可能在你刚开始讲话的那一刻就唤起同情、妒忌或愤怒，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尽可能深刻地掌握证明，并且能够连续做出第二个和第三个证明。听众的心灵想要对这些证明做出确证，因此它们不会一说出来就马上被听众牢记。充满激情的风格寻求的是仲裁者的情感方面的东西，而不是他的理解，要使他理解只能依靠丰富的、多样化的措词，再加上与之相配的、富有生命力的表达方式。因此，简洁或平静的演讲者可以使仲裁者理解，但不能使他兴奋，而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兴奋。
“讲到这里也就清楚了，对于每一个问题，相同的常识都可以为争论双方提供丰富的论证。但是你必须反对你的对手的证明，或者建立与之相对立的论证，或者指出从他们的前提推不出他们所期望的结论，这些前提不支持结论；换个说法，要是你不驳斥对手的结论，就必须从相反的方面引用某些具有更大的或相等的说服力的证明。最后的抗辩，无论是温和的还是富有激情的，无论是为了赢得青睐还是为了激发情感，都必须通过激发与之相反的印象来加以扫除，以便可以用仇恨来驱除善意，用妒忌来驱除同情。”
［54］“开玩笑和妙语横生是一致的，常常有效。哪怕其他所有事情都可以通过技艺来传授，但开玩笑和妙语连珠肯定是一种天赋，无须技艺。恺撒，在我看来，你在这个方面的才能远远超过别人，所以你可以更好地为我做证，根本不存在所谓逗趣的这门技艺，或者说，要是有这样一门技艺，那么最有能力把它教给我们的是你。”恺撒说：“在我看来，富有幽默感的人比擅长批评的人更能机智地讨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看了希腊人写的那些名为‘笑话大全’之类的书，我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学到某些东西，而且我确实从中看到了希腊人生活中的那些可笑的事情和辛辣的语言，西西里岛人、罗得岛人、拜占庭人，尤其是雅典人，在这些方面都有杰出的表现。然而他们全都试图愚蠢地把开玩笑当作一种理论或一门技艺来传授，他们的愚蠢才是唯一可笑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这种能力不可能通过教育来传授。机智有两种，一种贯穿演讲始终，而另一种尽管很尖锐，但却是断断续续的，古人把前者称作‘反讽’（irony），而把后者称作‘戏弄’（raillery），它们各自都有一个轻浮的名称，当然了，所有和开玩笑有关的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你提醒我的那样，安东尼乌斯，我在法庭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幽默和机智。但是在这种开玩笑的连续类型中并不需要技艺（因为自然造就了人类，产生出效颦者和机智的说书人，他们的姿势、语调和讲话的个人风格在帮助他们），所以请你告诉我，在戏弄中还有什么技艺存在的位置吗？而在另一种机智中，尖锐的话语必须命中目标，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停下来思考。腓力普斯对我的兄弟说：‘你在狂吠什么，小狗先生？’我的兄弟回答说：‘我看见了一个贼。’这种时候他能从技艺中得到什么帮助呢？如果在百人委员会中回答斯卡沃拉的问题，或者在格奈乌斯·普兰库斯受到布鲁图的指控而克拉苏为他辩护时，克拉苏从技艺中能得到什么帮助？事实上，安东尼乌斯，你对我的称赞毫无疑问必须给予克拉苏。因为在演讲者中很难找到兼具两种幽默的人，一种连续贯穿于整个演讲，另一种是即刻的妙语连珠。在连续性的演讲中，通篇都是不会被误解的玩笑和诙谐，而那些突发的讽刺利刃不包括开玩笑。演讲者不宜伤害他的对手的名声，这样做也就是在维护他自己的名声，因为如何在涉及人格的场合恰当地使用机智和戏弄是最困难的事，那些带来最刻薄效果的玩笑要加以约束。各种爱开玩笑的人对这一点的解释（相当机智地）确实就像恩尼乌斯的说法一样正确。他说：‘对一个聪明人来说，用他热烈争论的嘴引发怒火比在自己心中保存有价值的话语要容易得多。’‘有价值的’（worth）这个词在这段话中当然表示‘尖刻’，这样的格言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
［55］“尽管在反对斯卡沃拉的时候，克拉苏实际上躲过了那些讽刺的利剑，通过他的论证在另一种模式的审判中轻易取胜，没有发生恶劣的抨击，然而当他反对他所讨厌的、应当受到痛斥的布鲁图时，他还是使用了两种模式。关于他的对手最近出售浴室、挥霍遗产，他不得不说了那么多话！而对手那些巧妙的回答也一样！布鲁图声称自己白白地流了一身汗，而克拉苏反唇相讥道：‘没错，因为你刚从你的浴室里出来！’这样的讽刺不计其数，但整个连续的风格还是令人愉悦的。布鲁图召来两个人，把克拉苏的演讲词交给他们朗读，一段涉及在那旁[124]的殖民，另一段涉及塞维留斯的法令，布鲁图自己在听的时候就注意发现它们在讲述国家事务时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而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125]极为幽默地把三篇由这位元老布鲁图论习惯法的三个小册子讲给这三个人听。对于出自第一个小册子的引文，‘我们碰巧正好在普里维尔努姆地区’，他的评论是：‘布鲁图，你的父亲可以做证，他已经在遗嘱里让你继承他在普里维尔努姆的家产。’接下去，在复述第二本小册子的时候，对‘我和我的儿子马库斯当时在阿尔班山’这句引文，他说：‘你们瞧，这个像我们国家里的任何人一样精明的人察觉到了这个毁灭一切的深渊的性质；他担心，要是他死无葬身之地，人们会以为他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遗产。’最后，读到‘在蒂布尔[126]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儿子马库斯正好坐在一起’这句话的时候，出自第三本小册子或结论性的小册子（我听斯卡沃拉说布鲁图的原来的著作共有三卷），克拉苏喊道：‘布鲁图，你父亲登记过的由你继承的这些地产到底在哪里？’他又说道：‘嗨，要是你还没有到14岁，那就记下来，他还在他的儿子的陪同下在那些浴室里洗澡！’[127]
“有谁会否认，这种诙谐和机智对布鲁图产生很大的影响，就像我们这位朋友的故意做作所起的作用一样，那场审判正好碰上年迈的尤尼娅出殡？啊！不死的诸神啊！他表现出无限的活力！多么突然，多么意外！带着穿透一切的眼神、威胁式的姿势，他滔滔不绝地用苛刻的语调斥责说：‘布鲁图，你为什么坐在那里？你有什么消息可以让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妇人带给你的祖宗？带给所有看着你出生的妇女？带给你的祖先？带给把这个国家从国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卢西乌斯·布鲁图？她应该对他们说你干了些什么？你在忙些什么，有什么荣耀的行为和高尚的目的？你这样做能增加你的遗产吗？有着高贵出身的人不需要职业，但是——假定你有职业——你没有什么要增加的，耽于声色已经浪费了所有的金钱。你研究过习惯法吗，这是你父亲的领域？嗨，尤尼娅会报告说，在出售你的家宅时，你甚至连她的座椅都没有保存下来，供你自己使用，一起出售的还有已经挖掘出来的矿藏和伐倒的树木！[128]你服兵役了吗？你连军营都没有见过！你热衷于演讲吗？一点迹象都没有，你把你的语言能力都用来挣钱，恶毒地歪曲和咒骂正义！你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抬起头来吗？你敢抬起头来看看这个公民大会吗？你敢在法庭上证明你自己，在城市里你的同胞面前显示你自己吗？你看到这位亡故的老妇人不会颤抖吗？对于那些妇女，你甚至没有给她们留下容身之地，还会仿效她们的祖先吗？’
［56］“所有这些都以一种宏伟的、激动人心的风格进行着，但你在高谈阔论的时候也还是妙语连珠。自从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进行反对他的监察官同事[129]的那次讲话以来，没有任何演讲能够比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的这次演讲更加生气勃勃，对公众的影响更加有效，更加富有魅力和给人带来快乐。
“所以，安东尼乌斯，我向你保证两点：第一，诙谐在演讲中有巨大的、频繁的用途；第二，要从技艺中学习诙谐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件事确实令我惊讶，这就是在这个方面你说了那么多我本人取得的成功，但却不像在其他方面一样褒奖克拉苏。”
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我肯定会这样做，我只不过是在这个方面有点儿妒忌克拉苏。你喜欢的诙谐与机智不一定会激起无限的妒忌，显然，所有演讲者最吸引人、最优美的地方同时也应当给人留下最深刻、最稳重的印象，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是这样做的，而这种风格我更能接受。”
这时候甚至连克拉苏也笑了，安东尼乌斯继续说道：“朱利乌斯，尽管你否认有任何诙谐的技艺，但你所说的似乎正好证明这是一种值得教导的东西。因为你说必须关注人物、论题、场合，所以开玩笑不应当损害尊严。克拉苏当然总是像其他人一样严格遵守这条原则。要避免不必要的诙谐是一条规则，我们想要寻找的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如何用诙谐来反对我们的对手，例如反对一个愚蠢的、有偏见的、不可靠的证人，当民众似乎倾向于听取他的证词时，我们要用讥讽来消除他的愚蠢。我们所说的那些令人恼怒的事情比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些攻击性的话语更有说服力，在反驳中表现得更加锐不可挡，反驳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要是我们不去激怒别人，那么人们会对我们留下平静的印象，就像在同一件事情中，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也几乎没有用反驳挑战的方式讲述那些我们认为特别可笑的事情。然而，一涉及多米提乌就有那么一种高贵的、独特的气氛，这种时候用诙谐来回答他的指控比用强硬的话语摧毁他的指控似乎更加合适。”
［57］苏皮西乌插话说：“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要允许恺撒否定我们对这种诙谐风格以及它的性质和来源做出的完整解释吗？尽管把机智的优先权让给克拉苏，然而朱利乌斯在这个领域做出的努力更大，尤其是他承认诙谐和幽默的力量和价值。”朱利乌斯说：“假定我与安东尼乌斯的看法一致，根本就没有所谓诙谐的技艺，那又如何？”苏皮西乌没说话，克拉苏说：“关于这些事情的技艺是安东尼乌斯一直在讨论的！像他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样，演讲者确实也要练习如何遵守健全的演讲惯例，但若这种练习能够与演讲分开，那么还有谁不会演讲？因为又有谁不能全部或部分地掌握这些惯例呢？然而我对这些规则的作用和好处的看法是这样的：我们并不依靠人为的技巧来发现该说些什么，但是在我们掌握了进行比较的真正标准以后，我们对自己通过天生的才能、学习或练习获得的各种办法有了确信，或者明白了它们的弱点。所以，恺撒，要是你认为恰当的话，我也要请求你充分讨论一下这种诙谐的风格，在你的同意下，在这样的谈话伙伴当中，在如此严密的对话之中，陈述一下你的看法，免得人们认为我们忽略了这个部分，它或许是演讲术的一个部门。”恺撒答道：“当然可以，克拉苏，由于你正在收集好友们的‘利剑’[130]，所以我不会溜走，以免给你留下任何抱怨的机会，尽管我对那些竟敢在洛司基乌斯面前神气活现的人的厚颜无耻感到惊诧；[131]因为有什么人竟然如此放肆而不像这位演说家那样注意到自己的弱点？正因如此，有克拉苏作为我的听众，我要第一次讨论诙谐，但我就像是谚语中的那头猪想要教导这位演说家，[132]在听了他最近的讲话以后，卡图鲁斯声称‘其他所有人都得去吃干草。’”[133]克拉苏说：“卡图鲁斯是在开玩笑，更加清楚的是他自己的风格似乎使他自己完全有资格享用天神的食物。但是让我们还是先来听你讲，恺撒，然后再来看安东尼乌斯手里还有什么东西。”安东尼乌斯说：“我要说的实际上很少了，我已经厌倦了漫长、辛苦的争论，恺撒讲话的时候我想要休息一下，就像待在一家最方便的、路边的小酒店里。”
［58］朱利乌斯说：“那么好吧，我想你不会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仁慈的人，因为我会把你赶出去，扔在路边。你马上就能尝到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了。现在，为了不让你等得太久，我要非常简略地叙述一下我对你们这个主题的一般看法。涉及笑，有五件事情要考虑：第一，它的性质；第二，它的来源；第三，演说家在讲话中要不要自觉地笑；第四，笑的限度；第五，可笑的事情的限度。
“现在来谈这些论题中的第一个，笑的基本性质，而笑的产生方式、笑声的处所、笑为什么突如其来地爆发以至于无法克制、笑如何在同一时刻占据肺部、声音、脉搏、眼神，我把这些内容都留给德谟克利特；[134]因为这些内容与当前的谈话无关，哪怕有关，我也仍旧不怕难为情地承认自己无知，说自己甚至看不懂那些有关笑的专门解释。
“有关笑的领域或领地（这是我们的第二个论题），也就是说可笑的事情，我们只能把它限制在一个不恰当的事情的范围之内，因为笑的主要目标，若非惟一目标的话，就是以清晰的方式表达或指出那些不恰当的事情。
“还有，我们的第三个论题，演说家可以笑，这样做有多种理由；比如，笑天然地为笑者博得善意；每个人都崇拜敏锐，而敏锐经常集中在一个词上，一般在表示拒绝时说出来，尽管有时候也在发起攻击时说出来；它动摇、阻止、削弱、警告、挫败对手；它显示出演讲者本人的完美、优雅和品位；但最妙的是，通过笑声或开玩笑可以摆脱沉闷而达到稳重，也能经常用开玩笑来排除那些不容易通过推理来削弱的讨厌的建议。
“但是，演说家需要把握的可笑的事情的范围，我们给自己提出来的这第四个论题，需要最仔细地加以考虑。极端邪恶的事情，比如犯罪，和极端悲惨的事情，都不适宜用嘲笑的方式来攻击，因为用一种更加正式的方法批评恶人更能使公众仇恨恶人，用嘲笑的方法则不能。嘲笑不幸者会使公众反感，除非公众本身十分傲慢。你们必须格外注意民众的敬意，这样一来在讲话中就不会不假思索地说那些深受民众爱戴的人的坏话。
［59］“这就是在练习诙谐时必须首先加以约束的地方。所以，最适宜嘲笑的事情是那些既不会引起强烈反感也不会引起最深刻同情的事情。这就是所有笑料都可以在人的有缺陷的行为中寻找的原因，这些人既不是民众敬重的对象，也不是全然不幸的人，更不是那些犯了大罪需要马上接受惩罚的人。灵活处理这些行为的缺点，就会产生笑料。丑陋和身体的缺陷也是相当好的笑料，但在这个地方也和在别处一样有一个合理程度的问题。开这种玩笑不仅有一条规则，不能说不得体的话，而且哪怕演说家可以说某些能够产生很大喜剧效果的事情，也必须避免两个危险，一定不能让演说家的诙谐变成插科打诨或者仅仅是效颦。当我们进到对可笑的事情进行实际分类时，我们会更容易理解各种笑料的实例。
“诙谐有两种类型，一种建立在事实之上，一种建立在语词之上。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诙谐，举例来说，就是讲述某些趣闻轶事。就像你做的那样，克拉苏，你在一篇反美米乌斯[135]的讲话中宣布，美米乌斯‘咬了一口拉尔古斯的胳膊’，当时美米乌斯在特腊契纳[136]和拉尔古斯为了一位情妇吵架。这是个下流的故事，但每个词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你最后的结束语是这样的，特腊契纳的每一堵墙壁上都写着“L.L.L.M.M.”这样一些字母，要问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某些老居民就会回答说，‘Lacerat Lacertum Largi Mordax Memmius’（爱咬人的美米乌斯咬伤了拉尔古斯的胳膊）。你们看，优雅的、有选择的、非常适合演说家使用的就是这种笑话。要么有某些你可以讲述的事情，但顶多就是一些起点缀作用的无伤大雅的谎言，要么你完全是在虚构。这种玩笑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用这样的方式讲故事，故事中的英雄性格、讲话方式、以及其他所有虚构的东西，都会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你的听众面前。另一种建立在事实之上的玩笑一般来源于可以称作是粗俗的模仿，就像在另一个场合，克拉苏在抗辩中起誓说：‘我向你们的等级起誓，我向你们的亲属起誓！’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种做作的表达方式和语调更能令公民们发笑？当他继续说：“我向你们的塑像起誓’，并且伸出胳膊做了一个强调的手势时，我们就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属于这一类玩笑的还有洛司基乌斯模仿一位老人，当时他喊道：‘为了你，我的儿子安提福，我把这些东西种下去。’我想我正在听一位生气的老人讲话。然而，使用这种特殊的笑料都需要考虑具体场合。如果模仿过了头，那么就变成了小丑，粗俗下流的模仿也一样。它要求演说家仅仅是借用一点儿模仿的技巧，让听众自己去想象，而不需要亲眼看见；演说家也必须避免各种不得体的语言和令人作呕的姿势，证明他自己在礼貌方面受过的良好的教养。
［60］“这就是两种建立在事实之上的玩笑，它们适用于连续的讥讽，描述和刻画个人的性格，要么通过讲述某些趣闻轶事以理解他们的本性，要么通过某些微小的模仿来指出他们那些完全应当受到嘲笑的缺点。
“至于另一种玩笑建立在语词之上，通过指出话语中的某些事情，或者通过回想，引起听众的笑声。正像前一种类型一样，这种类型也有叙述和模仿两类，在使用它们的时候也都要避免过度和下流，所以在刚才讲的后一个案例中，演说家必须审慎地避免所有小丑式的嘲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区别克拉苏、卡图鲁斯，还有其他人，你们熟悉的格拉纽斯（Granius），或者我自己的朋友瓦尔古拉？嗨，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全都那么机智，但没有一个能超过格拉纽斯。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要感到每一次、每个场合，都必须说些逗趣的话。我马上想到了一个例子。腓力普斯说：‘我可以对他提问（examine）了吗？’法庭的主席匆匆忙忙地回答说：‘只要你讲话简短（short）一些。’腓力普斯说：‘你别抱怨，我和那个人一样矮（short）。’[137]这样的对话极具喜剧效果。但是法官席上坐着卢西乌斯·奥利法克斯，他甚至比证人还要矮小。结果所有的笑声都朝着卢西乌斯去了，整个笑话变得就像小丑的插科打诨。所以，这些可以清楚明白地显示非故意的受害者的讥讽利刃无论飞得有多快，基本上都是一些小丑式的笑料。例如阿庇乌斯，他试图表现得机智诙谐。天哪！他成功了，尽管一不小心滑入了小丑的行列。他对我在这里的这位一只眼的朋友盖乌斯·塞克提乌斯说：‘我要和你一起吃晚饭，因为我看到你那儿还有空缺。’[138]这是一个插科打诨式的玩笑，他攻击了并未触犯他的人。他说的这句话甚至也可以用于所有只有一只眼的人。这种笑话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塞克提乌斯的反驳也十分巧妙，他马上就说：‘晚饭之前，把你的手洗干净。’[139]
“然后是开玩笑的场合、实际使用诙谐时的控制和约束、警句和妙语的使用，这些方面都能区分演说家和小丑。实际上，我们讲话总有很好的原因，是为了得到某些好处，而不仅仅是为了听起来有趣。但那些人从早到晚都在开玩笑，似乎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奥鲁斯·塞普洛尼乌外出游说，他的兄弟马库斯和他在一起。奥鲁斯拥抱了瓦尔古拉，这个时候瓦尔古拉喊道：‘你这个家伙，把那些嗡嗡叫的蝇子都赶走了吗？’[140]他的目的是为了搞笑，在我看来很难称得上机智。因此，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和识别能力来确定讲话的正确场合，我们已经有了某些如何使用这些素质的理论，尽管直觉才是至高无上的指引者！
［61］“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笑的主要来源的基本性质。让我们首先做一个区分，诙谐的讲话有时候要点放在事实上，有时候要点放在语词上，尽管当笑声是由这两种诙谐的结合引发的时候，听众们会感到特别有趣。但你们要记住，作为可笑事物的来源，无论涉及什么主题，它同样也可以是严肃思想的源泉，这是一条规则。惟一的区别就在于，涉及那些名声很好的事物要严肃，而拿那些微不足道的事物开玩笑可以不拘礼节，也就是说，可以使用粗鲁的语言。例如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语言赞美一名小心的奴仆，也可以拿一名坏透了的奴仆开玩笑。尼禄评价一名偷东西的家奴时说的话很幽默：‘他是家里唯一可以接触任何东西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贴了封条的或上了锁的。’这一描述也经常用于忠心的奴仆，一字不差。事实上，各种评价都来自相同的源泉。斯普利乌·卡维留斯因公负伤，他感到非常伤心，因此而羞于出门。他的母亲对他说：‘不，我的斯普利乌，出门去，让你迈出的每一步都提醒你，你是勇敢的。’这样的话语是高尚的，庄严的。但是格劳西亚关于瘸腿的卡维努斯说的话则完全是荒唐的，‘老话是怎么说的，他的腿被捆（hobbling）住了吗？不，他只是在摇晃（wobbling）’。然而，两种说法都源于对瘸腿这一事实所引发的思考。西庇阿的双关语，‘有比这位奈维乌斯更加天真的无赖吗？’[141]其用意还是非常严肃的。腓力普斯对一位有体臭的人说的话含有幽默的成分，‘我明白你想把我熏走’。[142]这两种双关语都和语词有关，改变了一个字母，意思也就变了。
“利用词义的模糊性而提出来的诙谐被人们视为最机智的，这些妙语尽管可以用来开玩笑，但也经常与最重要的事情有关。普伯里乌·李锡尼·瓦鲁斯对大西庇阿[143]说的话就是一例。在一个宴会上，西庇阿头上戴的花环一次又一次的滑落，怎么也弄不好。瓦鲁斯说：‘要是它不适合，你别感到奇怪，因为它正骑在一颗有着巨大能力的头上。’[144]这样的话值得赞扬，非常可信。然而属于同一种类的还有另外一些双关语，‘他秃得够厉害的，因为他讲起话来都是赤裸裸的’。所以，我不想进一步麻烦你们了，不存在这样的源泉，从中只产生笑料，不产生严肃的思想。
“还要注意的是有些笑话只有可笑，没有机智。因为还有什么事情像喜剧小丑一样滑稽可笑？他的可笑之处在于他的脸、他的怪相、他的模仿、他的腔调，事实上他的整个相貌都是可笑的。我可以称他为幽默的，但这只是一种低级的喜剧演员的幽默，而不是我说的演说家的幽默。
［62］“同样的道理，这种笑话尽管能引发许多笑声，但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机智；它漫画式地讽刺了恼火、幻想、不信、浮夸、愚蠢，但这些性格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就是可笑的，我们并没有给它们戴上面具，而是在攻击它们。另一种笑话是相当喜剧式的，由模仿组成，但我们只能偷偷地使用一点儿，而且是暂时性的，多用就不利于教养。第三种是做怪相，这有损我们的尊严。第四种是讲下流话，这样做不仅使演讲者的地位下降，而且在绅士们的晚宴上都几乎难以忍受。当所有这些模式都撤离演讲术的这个部门，那么机智的剩余部分显然要么依赖于事实，要么依赖于语言，与我所列出的特点相一致。因为仍旧保留在机智中的笑话，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词包裹，它的萌芽都存在于事实之中；失去尖刻性的笑话，一旦用不同的话语表达出来，它的全部幽默就在于语言。
“使用模棱两可的双关语显得特别机智，它依赖语言，而非依赖事实；它很少会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笑，主要用做证据赞扬文雅的学问。例如，抨击臭名昭著的提提乌斯，他热衷于玩球，还被人怀疑在夜晚毁坏神像。有一次他没有到球场来，他的玩伴想起了他。维斯帕·泰伦提乌斯代表他道歉说：‘他的胳膊断了。’[145]还有鲁西留斯保存下来的阿非利加努讲的话，他说：‘德修斯又怎么样？你们希望努库拉遭人唾弃吗？’还有，克拉苏，你可以用你的朋友格拉纽斯的话为例，他说‘此人一文不值’。你们要知道，这种双关语是诙谐者在使用所谓‘嘲笑’（raillery）的时候主要花费力气的地方，尽管其他种类的诙谐会引发更加响亮的笑声。确实，玩弄词藻确实会赢得人们的欢迎，我在前面说过，把一个语词的含义从民众理解的意思转为另一个不同的意思，似乎可以表现人的才干；然而，除非玩笑也属于可笑的事情的某些别的种类，否则玩笑引来的惊诧多于笑声。
［63］“我肯定要省略这些种类。然而，你已经知道这些种类中最熟悉的是出乎意外，我们期待着听到某个短语，但说出来的是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我们自己的错误都会使我们笑话自己。如果还有一种混合的双关语，那么玩笑就变得更加尖刻。比如，诺维乌斯剧本中的那个人显然动了同情心，他看到有一名债务人诚心诚意地请法官给自己定罪，然后被带走。法官做出的判决是：‘一千个小银币。’[146]要是法官接下去仅仅说‘你可以把他带走了’，那么他的回答就属于出乎意外，但他真正想要说的是‘我不会再提高了，你可以把他带走了’。在这里他添加了一种双关语的成分，属于可笑的事情的另一个不同的种类，在我看来，其结果更加完善和有趣。在辩论中，从对手那里抓过来一个词，然后当作飞镖攻击对手，这种玩弄词藻是最赏心悦目的，就好像卡图鲁斯在反对腓力普斯。[147]但由于双关语也有很多种类，相关的理论也有点儿深奥难懂，所以我们只好提高警惕，埋伏起来等待这样的词。在以这种方式避免较弱的反驳时（因为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妙语不够有力），我们仍旧要为自己找到一些表达确定观点的方式。
“另一种笑话利用拼法上的一两个字母的微小变化，希腊人称作paronomasian（部分相似），例如，有个人姓Nobiliorem（贵族），而加图在提到他的名字时故意把他叫作mobiliorem（动摇）。[148]又如，加图对某个人说，‘让我们到各处去走走（deambulatum）’，然后又问他，‘你有什么需要，De-[149]’？他接着说，‘不，倒不如说，你有什么需要’？‘为什么老是摇摆不定，你这个肮脏的家伙’。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根据一个人做的事情给他起名字，比如我提到过的军需官努米乌斯[150]在选举处得到这个名字，就好像涅俄普托勒摩[151]在特洛伊战争中得名一样。所有这些玩笑都和一个词相关。
［64］“利用一个短语或短语中的某个部分开玩笑也是常见的事，有时候直接引用，有时候略加变化。比如斯塔提乌对着生气的斯考鲁斯引用了一段话，源出于你克拉苏自己的‘归化法案’（Nationality Act）：‘嘘，别作声！有什么可吵的？鲁莽就是不孝！就是傲慢！’在凯留斯的那件事中，你安东尼乌斯的那个玩笑无疑有助于你的辩护，凯留斯当时提出了把钱分开的理由，因为他的儿子贪图酒色，而你对他留下的遗嘱盒评论说：‘你们看，这个老人要三十个米那！’[152]
“古谚也属于这个种类，例如，阿塞鲁斯吹牛说繁忙的军务使他的足迹遍布各个行省，这时候西庇阿引用一句谚语说，‘你可以赶上一头驴驹’，等等。[153]我们还可以推论，由于表达方式各异，这样的笑话必然失去它的直接魅力，所以应当视为依赖语言，而非依赖事实的笑话。
“还有一种依赖语言的笑话相当幽默，它来自你们对一个表达法的字面含义的理解模糊不清，而不是故意装作不理解。比如，‘Tutor’[154]这个词很古老，从中产生的笑话非常可笑。但是除了滑稽，我还希望用一些明显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类笑料。克拉苏，你最近对某个人的回答也属于这一种。那个人问‘我要是黎明前来看你，你会不会感到讨厌’，你回答说：‘不会，你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又说：‘那么你会要求我来看你吗？’你说：‘我已经说了，你不是一个讨厌的家伙。’[155]人们常说的那个老笑话也属于同一类，著名的西庇阿·玛鲁吉奈昔斯在宣布自己的军团选举阿基狄努为执政官时，士兵们喊道：‘卢西乌斯·曼留斯怎么办？’西庇阿回答说：‘我把他当作最诚实的人，最好的公民。’卢西乌斯·纳西卡对监察官加图的回答也很滑稽。加图问：‘凭良心说话，你对自己是个结了婚的人满意吗？’纳西卡回答说：‘结婚当然满意，但是说老实话，我并非完全满意。’[156]这样的笑话有时可以变得很平淡，因为只有在对方的回答与通常很不一样时才显得幽默。因为如我前面所说，我们自己犯的错误会自然而然地改变我们自己的意思，所以，一旦我们所期待的东西受到阻碍，我们自己就变得可笑了。
［65］“依赖语言的笑话进一步还来自讽喻（allegory），来自语词的比喻用法（figurative use），或者来自字面含义的讥讽式的颠倒（the ironical inversion）。以讽喻为来源的笑话可以用鲁斯卡前不久的一件事为例。他提出‘年龄限制’[157]法案，反对这一法案的马库斯·塞维留斯对他说：‘告诉我，马库斯·庇那留斯，如果我表示反对，你在说服别人的时候会骂我吗？’鲁斯卡回答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伟大的大西庇阿对哥林多人说的话出现了语词的比喻用法，哥林多人许诺为他立一尊雕像，和其他伟大统帅的雕像放在一起。他说‘我与成群结队的雕像毫无共同之处’。当克拉苏代表阿库莱奥在仲裁人马库斯·培尔珀那面前说话时，卢西乌斯·埃利乌斯·拉弥亚——你们知道他是个瘸子——代表格拉提狄亚努反对阿库莱奥。他不断地插话，令人恼火，直到克拉苏说：‘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小美人讲话。’听众哄堂大笑，而拉弥亚反驳说：‘我无法塑造我的身体，但我能够塑造我的能力。’这时候克拉苏说：‘让我们来聆听这位雄辩的演说家讲话。’这时候听众们笑得更加厉害了。
“无论潜在的思想是苍白的还是灰色的，这样的笑话总是令人愉悦。因为我在前面说过，[158]尽管玩笑的领域和严肃思想的领域相距甚远，然而严肃与开玩笑的思想方法是同一的。所以，反对语词中的矛盾就是措词的主要修饰手段之一。这种方法也经常是诙谐的，著名的塞维乌斯·加尔巴说的话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向保民官卢西乌斯·斯利伯纽提出建议，要让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担任审判员。利伯评价说：‘加尔巴，你什么时候才能走出你自己的饭厅？’加尔巴的回答是：‘等你离开了其他人的卧室。’格劳西亚对麦特鲁斯说的话也属于类似的笑话：‘你的别墅在蒂布尔，你的牛棚在帕拉丁。’
［66］“我想，我已经讲完了我所说的依赖于语言的各种类型的笑话。依赖于事实的笑话类型更多，激发出来的笑声更加热烈，这是我前面说过的。这类笑话包括叙述在内，确实是一个困难的主题。因为它必须把事情讲述得像事实真相一样，呈现给心灵之眼，这是叙述的专门功能，但它也有一点儿不礼貌，这就是玩笑的专门功能。这种玩笑可能最短的例子，你们可以取自克拉苏所说的关于美米乌斯的故事，这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159]这类笑话也涉及传说的故事。故事材料也来自历史，好比塞克斯都·提提乌斯把他自己说成是卡珊德拉[160]，对此安东尼乌斯评论说：‘我可以为你的卡珊德拉指出许多像俄琉斯之子埃阿斯那样的人。’
“这种玩笑的另一个来源是相似性，包括对比或类比。对比可以用伽卢斯的那件事来说明。有一次，斯考鲁斯提出证据，指控庇索的副将玛吉乌斯收了一大笔钱，而伽卢斯则用描述玛吉乌斯的处境来说明斯考鲁斯的指控自相矛盾。伽卢斯说：‘斯考鲁斯，你误解了，我没有说玛吉乌斯仍旧拥有这笔钱，而是说他已经把它放在他的肚子里了，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疯子。’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时代最优秀的这个人的父亲，我们自己的朋友，杰出的老马库斯·西塞罗说我们的同时代人就像叙利亚市场上等待出售的奴隶，‘他们拥有的希腊人的知识越多，他们的性格就越卑贱’。
“滑稽的模仿也会引发响亮的笑声。作为一个规则，它们一般针对相貌丑陋或身体缺陷，包括一些不礼貌的对比。我对赫尔维乌斯·曼昔亚做的怪相就是一个例子。我说：‘我不想说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请你告诉我。’这时候，我扭曲自己的身体，凸出双眼，耷拉下巴，用手指着马略盾牌[161]上刻着的那个高卢人，这面盾牌挂在新商铺[162]下面。这个姿势引发了一阵哄笑，没有比这更像曼昔亚的样子了。另一个例子关于提多·庇那留斯的。他在讲话的时候老是歪着下巴，我说，要是他想讲话，那么等他把核桃啃完了再说。
“还有那些故意不充分表达实情或夸大实情的陈述，达到令人惊讶的、难以置信的程度，比如，克拉苏，你自己前不久在公民大会的讲话中有一个论断：美米乌斯认为自己很高贵，但在去市场的路上经过法比乌斯拱门的时候，他还得低下自己的脑袋。小西庇阿在努曼提亚说的话也属于这种类型。他对盖乌斯·麦特鲁斯十分恼火，说‘要是麦特鲁斯的母亲生下第五胎，她一定会发现自己生了一头驴子。’
“用某些微小的细节来表达某些很难说清、非常微妙的事情，这种时候可以用恰当的暗示，经常用一个词。比如，人们一般把普伯里乌·高奈留[163]看作一个贪婪的、不诚实的人，但他却又是一名智勇双全的军事统帅。盖乌斯·法伯里修尽管不是他的朋友，但在这样一个战争的关键时刻却促成了高奈留当选执政官。高奈留对法伯里修表示感谢，但法伯里修说：‘不用谢我，选择被抢劫胜过选择当奴隶。’可以和这个例子相比的还有阿非利加努的一段反驳。阿非利加努举行了一次不幸的涤罪祭，阿塞鲁斯要征他的税。阿非利加努说：‘我不感到奇怪，通过献祭一头公牛而完成的涤罪祭，姆米乌斯已经恢复你被剥夺的公民权。’[164]［这里表现出来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阿非利加努认为姆米乌斯通过取消阿塞鲁斯的降级而把整个国家置于宗教义务之下。］[165]
［67］“当你的话语和你的真实想法不同时，讥讽也会提供快乐，但不是以我前面讲过的那种方式准确地指出矛盾之处，像克拉苏对拉弥亚说的话一样，[166]而是你讲话的整个要旨告诉你要严肃地进行讽刺，此时你的真实想法与你说出来的话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朋友斯卡沃拉对臭名昭著的阿纳尼亚[167]的塞图缪莱乌说的话那样（悬赏盖乌斯·革拉古的首级的赏金给了塞图缪莱乌）。塞图缪莱乌请求斯卡沃拉带他去亚细亚，做斯卡沃拉的副将，而斯卡沃拉说：‘你真是个疯子，你想要什么？我向你保证，罗马有一大堆邪恶的公民，如果你留在罗马，短短几年你就能发大财。’芳尼乌斯在他的《编年史》中记载了这位阿非利加努，亦即名叫艾米利亚努的这一位，说他擅长讥讽，并且用希腊语称他为eirouna（讽刺家），但是依据对这些主题了解比我多的那些人提供的证据，我的看法是，苏格拉底在使用讥讽或假装不懂这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聪明人。这是对多种幽默的选择，与严肃混合在一起，适宜公开演讲以及绅士间的谈话。我发誓，我所讲的各种类型的笑话都可以作为一般谈话的极好的调味品，就像律师辩护的调味品一样。加图说过的那句话在我看来说得好极了，这样的话他说过许多，我在举例时也引用过一些。他说盖乌斯·浦伯里修喜欢把普伯里乌·姆米乌斯（Publius Mummius）说成‘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讲到现在，我们确实认为没有任何生活场合不适宜展示完善的诙谐。但我还是要回到我还没有讲完的内容上去。
“用一个光荣的称号称呼某些可耻的事情，这种类型的讥讽就很接近笑话。比如阿非利加努在当监察官的时候撤销他的一名族人的百夫长[168]职务，因为这名百夫长在鲍鲁斯率领的军中作战时不肯上战场，尽管这名违反军纪者要求留在军营里守卫。他想知道监察官为什么要撤他的职，阿非利加努的回答是：‘我不喜欢过分谨慎的人。’还有一种做法是对他人的话断章取义，做出与其本意不同的解释，就像马克西姆[169]对萨利那托尔[170]说的话一样。在丢失塔壬同以后，李维乌斯不管怎么说仍旧占有城堡，并且以此为据点发起一些反攻，但是数年后重新夺回这座城市的是法比乌斯，当李维乌斯请他记住夺回塔壬同有他的一份功劳时，法比乌斯说：‘那当然，我会记得的，要是你没有失去它，我就绝不可能把它夺回来。’
“然后还有一些笑话，它们有点荒唐，但由于这个原因而带有喜剧色彩，不仅适宜喜剧演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宜我们演说家，例如‘愚蠢的人啊，一变得富裕他就死了’。或者‘你是谁，来自远方的少女？——我的妻子！——好像是，我敢断言’！还有‘只要待在水里，他就决不会死’。
［68］“这种玩笑是微不足道的，我说过，适宜喜剧演员，但我们演说家也不时地在其中找到一些适用的东西，其结果就是，一个不是傻瓜的人可以用愚蠢的方式说一些事情，但不乏幽默。安东尼乌斯，这就像曼昔亚对你说的话一样，在听到你被马库斯·杜洛尼乌斯起诉，说你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搞腐败的时候，曼昔亚说：‘你终于有时间管管你自己的事了。’这些笑话引发猛烈的笑声，所以聪明人说出来的讥讽式的话语肯定也会引发笑声，尽管有点荒唐，但不乏幽默。这类笑话中另外还有一种是假装完全不懂你的意思，比如有人问彭提丢斯对那些被捉奸在床的人怎么看，他说：‘他们太迟钝了。’还有，在征兵入伍时，麦特鲁斯拒绝了我免除兵役的请求，我视力不好。他对我说：‘你什么也看不见？’我答道：‘不，我可以从埃斯奎利门看到你的乡间别墅。’[171]另外一个例子是纳西卡的反驳，他去拜访诗人恩尼乌斯，到了诗人家门口，仆人说主人不在家。但纳西卡察觉到这是主人要他这样说的，恩尼乌斯实际上在家。几天以后恩尼乌斯造访纳西卡，在门口问纳西卡在不在家。这时候纳西卡从里头应声说他不在家。恩尼乌斯喊起来，‘你说什么？你以为我听不出你的声音？’纳西卡回答说：‘你这个无耻的家伙，我去你家的时候你的女仆人说你不在家，我相信了；而我现在直接告诉你相同的事情，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一个开玩笑的人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别人的报复，这种时候事情就变得很有趣。比如昆图斯·奥皮米乌，他担任过执政官，但青年时期名声不好。他对一位姓埃吉利乌的迷人的少女说（她看起来相当娇气，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亲爱的埃吉利娅你什么时候带着你的绕线杆[172]和羊毛一起来看我？’埃吉利娅回答说：‘我确实不敢来，因为我妈妈告诉我一定不要接近名声不好的女人。’
［69］“还有一类笑话是那些比较深层的戏谑语，那个西西里人的妙语属于这一类。一位朋友对这位西西里人说自己很悲伤，因为他的妻子吊死在一棵无花果树上。这个西西里人说：‘请你一定从你的这棵树上砍些枝条来让我扦插。’同一类的戏谑语还有卡图鲁斯对那位可怜的演讲者做的评论。他试图赢得听众的同情，在演讲结束后回到座位上。他问卡图鲁斯对自己的演讲怎么看，是否已经成功地赢得了听众的同情。卡图鲁斯说：‘噢，是的，你赢得了大量的同情，因为我无法想象有人心肠那么硬，竟然会认为你的演讲不值得同情。’我发誓，我本人也常被这些令人恼火的玩笑逗乐了，但这并不是由于它们是由一个坏脾气的人讲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笑话的就不是他的机智，而是他的性格。诺维乌斯的诗句很贴切地表达了我的这个看法：
‘先生，你为什么悲伤？’
‘我一个被判了刑的人不唱歌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与此相反，有一种笑话比较温和，可以忍受，例如卡图的那个笑话。有个人扛着箱子靠近卡图，他喊道：‘小心！’卡图说：‘什么，除了这个箱子，你还扛着别的东西吗？’还有一种巧妙的方法指责愚蠢，例如监察官西庇阿指定一个西西里人担任由他主持的法庭的辩护人，这个人很有地位，但相当愚蠢。他说：‘监察官先生，请你指定那位绅士作为我的对手的辩护人，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要求你为我指定任何辩护人了。’对文件做出一种与真实含义完全不同的、但却又是非常机智的推测性解释也很有效。例如，鲁提留斯受到斯考鲁斯的指控，说他在竞选执政官期间搞腐败，在这场竞选中，斯考鲁斯是赢家，鲁提留斯是输家。斯考鲁斯要大家注意鲁提留斯的选举账单上有一栏写着‘A.F.P.R.’，并且说这些字的意思是‘Actum fide P.Rutilii’（普伯里乌·鲁提留斯代理），而鲁提留斯说它们的意思是‘Ante Factum，post relatum’（先前分配，最近寄出）。代表鲁富斯[173]出庭的盖乌斯·卡尼乌斯先生喊道，这两种对这些缩略语的解释都是错的。斯考鲁斯说：‘那么它们是什么意思？Aemilius fecit，Plectitur Rutilius（艾米留斯偷东西，惩罚鲁提留斯。）。’
［70］“句子的意思前后不连贯也会引起笑话：‘这位绅士缺什么——除了现金和品德？’另一种微妙的转折是善意地批评蕴涵着的错误，好比格拉纽斯指责阿庇乌斯，因为当阿布西乌为阿庇乌斯的辩解提供证明时，阿庇乌斯不仅对宣判斯卡沃拉无罪感到高兴，而且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个裁决与他自己的辩解是相反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以提建议的方式给予友善的暗示。例如，格拉纽斯给一位无能的律师提的建议。这名律师在讲话中提到自己回家要喝冷酒和蜂蜜，这样做会使嗓子变得嘶哑。他说：‘要是我这样做，我会毁了我的嗓音。’格拉纽斯对他说：‘毁了你的嗓音比毁了你的当事人要好。’指出某人的个人品性也是一个很好的转折。例如，斯考鲁斯受到怀疑，说他占有一名死前没有留遗嘱的富人庞培·斐利吉奥的财产。斯考鲁斯代表一位名叫白斯提亚的被告出庭，担任财产评估员，此时正好有出殡的行列从旁经过。原告盖乌斯·美米乌斯说：‘你瞧，斯考鲁斯，那里有个死人被捆着抬出去了——要是你能得到他的财产的话。’但所有这些技巧引发的都是逗趣，而不是未曾预料的转折，这种转折也有无数的例子，例如老阿庇乌斯的评论。当时在元老院有一场争论，涉及公有土地和土地法，[174]鲁西留斯受到一些议员的攻击，说他家的牲畜的来历有问题。有人说：‘不，这头牲畜不属于鲁西留斯，你们搞错了。（这话听起来像是在为鲁西留斯讲话）我的看法是，这头牲畜是自由的，它想上哪儿吃草就上哪儿吃。’我也喜欢西庇阿对提比略·革拉古的评论。马库斯·福拉库斯[175]提出了许多毁灭性的意见，影响了作为法官之一的普伯里乌·穆西乌斯，这时候西庇阿说：‘我发誓要向他挑战，他有偏见！’人们唧唧喳喳，但是西庇阿继续说道：‘啊，先生们，我要挑战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个对我有偏见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对任何人都有偏见的人。’从这个观点来看，没有什么能比克拉苏的评论更机智的了，某个庇索的案子由于一位名叫西鲁斯的证人而受到严重伤害，西鲁斯说他听到了一些不利于庇索的话。克拉苏说，‘也许是这样的，西鲁斯，你说你听到他讲了这种愤怒的话’。西鲁斯点头表示同意。‘但也有可能你误解他了’。对此西鲁斯也明确地点头表示同意，结果就把自己交到了克拉苏手中。克拉苏继续说道，‘但也有可能你说你听到了这些话，而实际上你并没有听到’。这是一个完全未曾预料到的转折，整个法庭对这名证人发出一阵哄笑。诺维乌斯也有很多诙谐的语言属于这一类，大家都知道他那个笑话，‘哪怕是像你这样的哲学家，要是冷的话，也会发抖’，等等。
［71］“你也可以经常幽默地反对你的对手的观点。例如盖乌斯·莱利乌斯，当某些出身低微的人说他配不上他的祖先时，他反唇相讥道：‘但是你们配得上你们的祖先，我发誓，你们配得上！’以某人为笑柄的笑话也经常以警句的形式表达。例如有一天，马库斯·辛西乌斯拿着一张单子退还别人送来的礼物，盖乌斯·肯托走上前来很不高兴地说：‘我的好辛西乌斯，你在搞什么？’辛西乌斯回答说：‘盖乌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176]对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表达一种希望，这样做也很诙谐。例如，当其他人都在野外训练时，马库斯·雷必达自己趴在草地上，他说：‘我希望我正在做的工作是艰苦的。’要是有人向你提问，并且不断地重复提出，这种时候要是温和地做出一些他们不想得到的回答，那么这样做也是很机智的。例如，监察官雷必达从庇尔吉的马库斯·安提司提乌那里牵走了一匹马，安提司提乌的朋友大声喊叫起来，不断地问雷必达为什么要牵走这匹属于他父亲的马，他该如何向他的父亲，一位出色的农夫，一个非常节约、节俭、公道的人解释，为什么他的马在自己手中被牵走，雷必达说他的回答是：‘我不需要任何解释！’希腊人还把咒骂、惊讶、恐吓也包括在笑话的多种多样的类别中，但我感到我对笑话的分类已经过头了，因为包含在一个词的意思和作用中的观念通常是清楚的和确定的，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177]一般会引起更多的赞同而非嘲笑；而包含在实际事实和语词意义中的观点，虽然可以做无限的划分，但仅仅属于几个主要的类别。可以引发笑声的事情有大失所望、嘲笑他人品性、模仿卑劣之人、掩饰或说出愚蠢的事情、批评愚蠢的观点，结果就是一个想要讲话幽默的人必须具有某种适宜这种技巧的气质和性格，甚至连他的姿势也要适合各种各样的笑话。确实，就像你一样，克拉苏，一个人的表达越是严厉或悲观，他的话就越被认为是幽默。
“喔，安东尼乌斯，你说过，你在这个休闲的地方感到很快乐，我讲的这番话也是为了使你快乐，但你必须想像一下你曾经去过的庞皮留斯沼泽地，那里虽然不那么好玩，但是那里的空气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所以我建议你在得到充分休息之后，继续完成你的旅行。”
安东尼乌斯说：“是的，你的讲话已经使我得到了很好的休息，我要谢谢你，你不仅变成了一名比较优秀的学者，而且变得比较会开玩笑了。我现在担心每个人都会认为我在这方面太轻浮，因为你已经给我提供了阿非利加努、马克西姆、加图、雷必达这样一些权威。我认为你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想要从我这里听到的看法，这些看法并不需要更加详细的陈述和考虑，因为我们还没有说到的其他内容都比较容易，都可以直接从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中产生出来。
［72］“就我这一方来说，当我开始一个案子的时候，我必须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考虑各种事实，发现属于这个案子的论证，确定有助于赢得法庭青睐的论题，采用可以激发听众情感的办法，然后我要决定对诉讼双方来说什么观点是有利的，什么观点是不利的——因为拿来进行讨论或争论的事情要是与双方无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考虑诉讼双方与这件事情的牵涉程度有多大；但我自己在一篇讲话中的方法通常采用对我有利的观点，对这样的观点详细地加以陈述和修饰，夸大和坚持这些观点，而对我的案子中比较薄弱的地方我就尽可能搁置，但不要使它显出逃跑的迹象，而是要伪装它，通过修饰和夸大相关优点来完全覆盖弱点；如果案子转入论证，我就充分坚持其中所有最强的论证，无论是几个还是一个，或者说要是能够赢得青睐或激发情感，我就集中精力关注案子中最能影响人们心灵的那个部分。简言之，涉及这类案例中的要点，要是我的讲话能够比较强有力地驳斥我的对手而不是证明我自己的观点，那么我就会把所有投枪都拿来对付他；但若正好相反，证明我自己的观点比驳斥对手要容易，那么我就会把听众的注意力从我的对手的辩解中吸引过来，使他们关注我的辩解。最后，有两条辩护方针显得非常容易——其他比较困难的方针超出了我的能力——是我有能力加以贯彻的。一条方针是，遇到某些麻烦的或困难的论证或论题，我有时候根本不予回答，对此有人可能会公正地予以嘲笑，但又有谁不会采用这种方针呢？我拥有这种能力，其他我们正在讨论的人也拥有这种能力，所以我坦率地承认我会这样做；如果有些事情迫使我退却，只要不会显得像是在逃跑，哪怕是把盾牌扛在背后，但只要没有扔掉它，那么我还是要在讲话中表现出某种尊严，使我的撤退显得像是战斗；当我停下来站稳阵脚的时候，我会使自己显得像是重新占领了某些新的阵地，而不是逃避敌人。另一条辩护方针是，作为一名演讲者不仅要小心谨慎，而且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我在这方面经常遇到大量麻烦，但我的做法不是努力推进我的辩护，而是在推进时注意避免给我的案子造成任何损害；这不仅是因为推进辩护也会给案子带来损害，而且是因为给一名演讲者的声誉带来较大损害的不是人们认为他没有推进辩护，而是认为他损害了这个案子。”
［73］“卡图鲁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交头接耳？你对我的看法就那么轻视吗？”卡图鲁斯说：“我决无这种意思，但是我们认为，恺撒想要说的话就是你现在提到的这个看法。”
安东尼乌斯说：“噢，那好啊，无论他是在驳斥我还是在向我提问，我都会感到高兴。”
朱利乌斯说：“我没什么关系，安东尼乌斯，我宣布我始终采取坚持的方针，至于你作为一名演说家，我认为你特别注意自己的讲话，从来没有伤害过你为之辩护的当事人，这是你的特长。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和克拉苏争论时，面对大量听众，克拉苏努力赞扬你的口才，而我说你在其他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其中最伟大的是你不仅谈论恰当的事情，而且回避不恰当的事情。我还记得克拉苏说过你的所有其他品质都值得赞扬。要是谈论不恰当的事情，给当事人带来伤害，这表明演讲者完全缺乏原则或忠诚。但这样的说法会带来一个矛盾的结果，如果演讲者不这样做，克拉苏就认为他不是一名优秀的演说家，要是演讲者这样做了，克拉苏就认为他是一个无原则的人。安东尼乌斯，我在这一点上要是同意你的看法，那么我希望你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如此重视回避会给案子本身带来任何伤害的原则，因为你认为能够这样做是一名演讲者最重要的品质。”
［74］安东尼乌斯说：“恺撒，我会把我的看法告诉你的，但我必须要求你和其他所有人记住，我现在讲的不是完善的演讲天才，而是通过练习达到中等水平的演说家的习惯。克拉苏的答复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定论，基于至高无上的理智——他当然会把演讲者发现演讲术实际上会给他的当事人带来损害和偏见这种事情当作奇迹。这是因为，他是从自己出发做出这个判断的，作为一个有着最强大的理智的人，他无法想象任何人会说出伤害自己的话来，除非这样说是有意的。但我不是在谈论那些有着杰出能力的人，而是在谈论能力一般的普通人。例如，有人告诉我们，著名的雅典人塞米司托克勒天赋极高，他的智慧与才能令人难以置信。据说某个训练有素的博学者去看他，想把记忆术传授给他，这是记忆术第一次传入雅典。塞米司托克勒问他，学习这门技艺能获得什么样的确定的结果，那位记忆术的教师断言记忆术能使他记住一切。塞米司托克勒回答说，要是这位教师能够教会他如何忘掉想要忘记的东西，而不是教他如何记忆，那么会得到更好的款待。你们知道这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心力和洞察力？他的理智的力量和范围是什么？塞米司托克勒的回答告诉我们，任何事情一进入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消逝，因此他宁可希望自己能够忘掉某些他不希望记住的事情，而不是记住他听见或看见的一切。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因为塞米司托克勒的这个回答而放弃记忆术的训练，我们也一定不要由于克拉苏拥有杰出的理智就在我们自己进行诉讼的时候不小心谨慎从事；因为塞米司托克勒和克拉苏都没有赋予我们任何能力，而只是展示了他们自己的能力。事实上，在法律诉讼中你不得不在你的讲话中的每一部分都采用大量的预防措施，这样才不至于摔跤，碰得头破血流。常见的情况是，证人要是不遇到挑战，那么他不会带来损害，或损害较少；被告会向我们提出恳求，原告的支持者会敦促我们攻击或辱骂被告，最后还要对他进行拷问，但我不会理睬他们的要求，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去服从他们——尽管我这样做从来没有得到过什么赞扬——因为拥有错误知识的人更有能力批评其他人的愚蠢论断，而不是他聪明地省略了的地方。在这种地方，要是你正好遇上一名证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怒火——他并不是傻瓜，而是一名会考虑问题的人——那么会造成多么大的伤害！他的愤怒实际上满足了其他人伤害你的希望，而他有能力这样做，过去就曾经产生过这种影响。哪怕克拉苏不犯这种错误，我们也不能从中推论就不会有许多人犯这种错误；而我总是认为，一名演讲者的陈述、回答或提问，要是得到这样一类反映，‘他竟然这样说！他是在为他的对手辩护吗？’‘不，他是在为他自己和他的当事人说话。’那么没有比这更丢脸的事了，是吗？
［75］“克拉苏认为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有变节行为的时候，但我本人经常看到那些没有变节的人在法庭上也会带来具体的伤害。嗨，我前面已经说了，我采用回避的方法，或者说得更加明白一些，就是逃避那些将会给我带来严重伤害的观点。当其他人不这样做，而是在敌人的营盘里大吼大叫，解散他们自己的部队时，他们确实会给自己造成巨大伤害。他们要么是强化了他们的对手的立场，要么是使他们的对手恼火，但这样一来他们的对手岂不是更加听不进任何解释了吗？嗨，要是他们根本不考虑他们为之辩护的人的品性，要是不用弱化当事人的重要性的办法来掩饰他们身上的任何劣迹，反而予以赞美或颂扬，那么你们说，这样做会带来多么大的伤害？嗨，如果对自己的立场不做任何防御性的准备就发表一篇相当严厉的、攻击性的讲话，而攻击的对象又是德高望重的人或在法庭上相当受欢迎的人，那么这岂不是在引导法官反对你吗？嗨，要是你恶毒地辱骂你的对手，或者辱骂一位或几位法官，而你自己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攻击法官，你犯下的这个错误还小吗？嗨，在代表一名当事人讲话时，要是你自己为他担负起道德上的责任，或者在讲话中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那么你不是在造成伤害吗？我自己认为这种事情是可以容忍的，但这不是因为我喜欢骂人，而是因为我不喜欢放弃我的案子。例如，我骂过你，苏皮西乌，但我骂的是你的助手，不是你的对手。这种方法也使我确信，如果有人辱骂我，那么他就像个流氓无赖，否则他就是个疯子。如果你的实际论证明显包括某些不真实的东西，或者包括与你已经说过的话或将要说的话不一致的地方，或者你的讲话内在地与法庭事务、公共生活不合拍，这还不是一种伤害吗？简言之，我的所有努力通常都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我再重复一遍）要是有可能，讲话就要起好作用；要是不可能，讲话至少不应当带来伤害。
［76］“因此，现在我要回到原先那个要点，关于事实和论题的秩序和安排问题，卡图鲁斯，你刚才还在赞扬我。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条有关演讲整个过程的规则，一条产生于案子的性质，另一条可以归于演讲者的判断力和智慧。首先做出某些预备性的评论，然后提出我们的案子，然后通过论证来建立我们自己的论点，以此证明我们的案子，赢得听众的青睐，驳斥我们对手的观点，最后对我们的案子进行总结，给出我们的结论，这是依据演讲术的性质所惯用的过程；但是在决定如何安排我们的陈述时，必须考虑提出和解释我们的论点这一目的，这是这门职业技能所要完成的最高任务。因为有许多论证会在我们心中涌现，有许多考虑似乎都对我们的讲话有用，但它们中有些不那么重要，不值得注意，有些尽管能提供一定的帮助，但含有某些缺陷，与它们有可能带来的确定的伤害相比使用价值不大。即使像通常所发生的事情那样，有许多强有力的论证会带来无数的好处，但依我的判断，它们仍旧是分量最轻的，或者说它们与其他我还没有讲到，但必须加以讨论的比较重要的论证差不多。我自己在收集论证以便处理案子的时候，不会把这样的论证看得那么重。
［77］“这是因为（我已经反复说过）使民众相信我们的看法有三种方法：教诲、说服、诉诸于他们的情感。我们必须公开使用这三种方法之一，以便使我们自己像是在教诲，而另外两种方法应当完全渗入到我们演讲的整个结构中去，就像血液在我们的身体中流动。至于一篇讲话的开场白和其他部分，我们会在稍晚些时候提到，[178]它们应当能够具有在扰动听众心灵时产生这种影响的力量，这一点是最基本的。涉及演说各部分内容的安排，尽管我无法用论证来证明，但它无论如何对于说服和激发听众的情感有巨大作用。尽管它们最恰当的位置在开场白和结论部分，但不管怎么说，为了激发情感而偏离一下已经提出来的主题还是常用的方法。出于同样的道理，在我们叙述了事实和观点以后可以说一段离题话，以激发听众的情感，也可以在我们建立了自己的论证或者驳斥了对手的论证以后这样做，或者在这两种地方都这样做，或者要是这种做法对案子极为重要，那么在整篇讲话中都这样做也是可以的。分量最重的案子、需要充分夸大和修饰的案子可以有一个长篇的开场白，以便容纳这种离题话，以便激发或控制听众的感情。提到演讲内容的安排，我还要批评某些人把他们最弱的观点放在最头里，或者说在有几个支持者的时候把最弱的支持者先推出来，要他们中间说话最没有影响力的人先说。这也是一种错误，我自己决不会允许这样做，因为形势要求尽快满足听众所关心的事情，如果一开始不能满足，那么大量的工作就不得不放到讲话的其余部分去做，而一旦开始陈述案子的事实，就很难使一个对自己不利的案子变得较为有利了。由此可见，在选择讲话者的时候，要在每个具体场合中让最优秀的演讲者先讲，在安排演讲内容的时候，应当先讲最强有力的观点，除此之外，在这两种情况下还要把一个人最优秀的资源用于实际的结束语，把其他那些具有中等重要性的观点都安排在演讲中间部分，不好的观点则一定不能占有什么位置。在对这些事情都有所了解之后，我最后要考虑的就是在实际演讲中最先出现的部分——应当使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每当我开始考虑要用什么样的开场白时，我总是感到已有的开场白要么太鲁莽，要么太轻微，要么太陈腐，要么太普通。
［78］“但是，演讲一开始说的话，尽管应该精心构思，要有针对性，要简练，要恰当，但必须同时适合手头的案子，这是因为开头的段落包含着听众对演讲的第一印象，一定要能够马上吸引听众。关于这一点，一直使我感到惊讶的不是那些不关心演讲术的人，而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腓力，他的习惯是在不知道自己要说的第一个词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演讲。他说他的办法是先活动一下他的二头肌，然后就开始战斗。尽管他的这个比喻来自运动员，但他甚至没有观察那些专业人士是怎么做的。运动员在投标枪的时候，第一次试投要温和一些，姿势要尽可能优雅，这样做也可以分配体力。无疑，我们一定不会把演讲的开场白当作有什么强制性的规则，而在真实的角斗士的搏斗中，在那里起决定作用的是铁，在一连串的打击结束之前，角斗士似乎并不想真的给对手留下伤口，而是为了表演。按照这种思路来考虑演讲要恰当得多，为了娱乐并不需要如此大力！我们的结论是：自然界并不存在任何刚一出现就已经发育完整的事物，自然本身所提供的所有过程和极为快捷的行动都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开始。但是，演讲中的开场白一定不能来自外部源泉，而应当来自案子本身的核心部分。因此，在考虑用什么样的开场白之前，我们首先要把案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彻底的考虑和考察。以这样的方式很容易确定该用什么样的开场白——因为它们来自主题，来自论证中最丰富的段落，或者来自我已经说过的我们必须经常进入的离题话——它也会成为整个演讲的一部分，就好像辩护的基本部分一样。我们会感到，它不是一般的开场白，能够转移到其他案子中使用，而是我们正在考虑的这个案子的天然产物。
［79］“每一个开场白必须包含对要提出来的这件事情的完整陈述，在开场白中逼近案子，做一些基础性的准备，还带有某些修饰性的内容和庄严的成分。但是案子一开始，开头的段落应当与事实的重要性相称，正如前院或入口要与它所属的别墅或神庙保持恰当的比例。因此，一个微不足道的、不太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小案子经常可以开门见山地提出指控；而在适宜使用一个正式的开场白的许多案子中，可以从当事人、对手、指控、参与审判的法庭成员那里引出主题作为开场白。引自当事人的观点——所谓当事人，我指的是与案子有关的人——可以用来说明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一名绅士，是值得同情的倒霉的牺牲品，还可以列举有助于否定虚假指控的任何事实；引自对手的观点，或多或少会与出自同一论题的论断相对立；引自指控的观点，它们可以是野蛮的、残忍的、不可能的、冤枉的、令人同情的、不感恩的、低劣的、没有先例的、无法弥补的、无法补救的；引自法庭成员的观点，要考虑如何博得他们的青睐和善意，通过阐述我们的案子来取得这种效果比直接提出要求要好。抚慰听众确实应当贯穿于整个讲话，尤其是结束语，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考虑也为开场白提供了大量的模式。希腊人建议我们使用讲话开始的段落来确保法官的注意力，使他乐意聆听，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尽管它们更多地属于讲话的其他部分，而不属于开场白。还有，在开场白中这样说更加容易，因为听众在期待整篇演讲的时候注意力最集中，他们在开始的时候也是最乐意接受的，一开始就提出来的陈述无论旨在证明还是驳斥，都比那些在案子中间提出来的陈述显得更加清楚。但是我们的开场白一定要考虑到如何用包含在案子中的论题来抚慰或激励法官，尽管这些论题不可能一开始就得到充分的阐述。要是能在开场白中说一些能够感动法官的话，那么在我们讲话的其他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偏向于我们这一边了。
［80］“但是开头的段落应当与讲话的后续部分有密切联系，而不应当像一个挂件。它应当像一首乐曲的前奏，是整个结构的内在部分。有些乐师在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以后演奏序曲，但在进入作品的其他部分时的方式不对，就好像这不是人们要听的乐曲。预备性的段落也一定不能像萨莫奈人角斗士的小打小闹，他们在正式格斗前挥舞长枪，但在实战中并不会使用这些招数，所以我们要使开场白中提出来的各种想法能够真正用于实战。
“至于他们叙述案情必须简洁这条规则，如果使用了简洁的术语就不会有肤浅的语词，那么卢西乌斯·克拉苏的风格是简洁的；但若简洁的意思就是用词越少越好，那么这种简洁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在陈述事实时用词太少而带来实际的损害。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这样做会引起晦涩，而且还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消除了陈述的最大作用，亦即使听众得到享受和使他们信服。让我们来考虑下面这个开头：‘自从他来的那天起……’[179]多么冗长的故事啊！那个年轻人的性格、那名奴隶的要求、克律西斯之死、她姐姐的脸和样子、她的悲哀，以及其他的一切，全都需要用多种多样的风格加以叙述！但若他确实想要在这种风格中寻求简洁，‘葬礼——我们开始了，我们抵达了墓地，遗体安放在柴堆上——’，[180]那么他可以用十个短语就把整件事情讲完！‘葬礼——我们开始了’这个短语尽管非常简洁，但通过这个短语所获得的不仅是简洁，而且还有风格的优雅。假定诗中只说‘她被安放在柴堆上’，那么整件事情也容易理解，但是通过叙述可以生动地体现几个相关的人物。具体解释事情如何完成可以令人信服，如果这时候停顿一下，而不是为了简洁而直奔主题，那么这样做可以使人理解得更加清楚。陈述必须清晰，就像在讲话的其他部分一样，但在这个部分中需要更加努力地做到清晰，因为在陈述案子的事实时，避免晦涩比在开场白、证明、结束语中更加困难，在讲话的这一部分如果不能避免晦涩也比在其他部分更加危险，因为在讲话的其他部分晦涩的表达引起的只是部分观点的丢失，而陈述中的晦涩则会使整个讲话漆黑一团。之所以如此也还因为，要是你在某个地方晦涩地表达了某个观点，那么你可以在别的地方重新清楚地表达，但在陈述案情时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如果在陈述中使用日常语言，保持事件的先后顺序，不讲离题话，那么陈述就可以获得清晰性。
［81］“但是，什么时候要用叙述，什么时候不用叙述，是一件要考虑的事情：如果事实是已知的，所发生的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对手也还没有提到过这件事，那么要用叙述，除非我们将要驳斥对手对这些事实的解释；间或有必要叙述的时候，我们不要着重强调那些会引起怀疑或指责的观点，要弱化会产生这种效果的任何事情，免得给我们自己的案子造成伤害。而按克拉苏的看法，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原因必定在于背信弃义，而不在于愚蠢。叙述涉及整个诉讼的争论要点，涉及案子的提出是否慎重或者正好相反，因为叙述是源头，演讲的其他部分都由此产生。
“在陈述案情这个讲话的组成部分时必须正视有争议的观点，然后一定要用证据来支持自己的立场，把摧毁对手的论证和建立自己的论证结合起来，由此起到这种作用：尽管可以说在法律诉讼中采用证明的方式进行辩护只有一个原则，但它旨在证明与驳斥两个方面。由于不证明你自己的陈述就不可能驳斥反对你的陈述，而不驳斥你的对手的陈述也不可能证明你自己的陈述，因此这些过程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性质，而且也因为它们对你的案子以及处理案子的方法有价值。作为一个规则，所有这些论证必须通过扩大你的论点、激发法官的情感或使他们冷静下来的办法来迂回地完成；所有论证都要放在讲话的较早部分，而到了最后必须能对法官的心灵产生直接的影响，使之尽可能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
“还有，商议性的讲话和赞扬性的讲话有许多部分是共同的，把在这两种讲话中要贯彻的规则区分开来似乎是不合理的；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提供建议或反对某个行为，确实是性格十分稳重的人的任务，因为一个人要对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提出建议需要有智慧、能力和口才，这样才能提出合理的预见，提供权威的证明，做出雄辩的说明。
［82］“在元老院中可以用较少的办法达到这些目的，因为那是一个聪明的审议机构，在那里一个人应当留下时间让其他人讲话，这样做也可以避免炫耀才能的嫌疑，而公众集会允许充分使用有力量的演讲术，需要多样化。由此可见，在建议性的讲话中没有什么能比尊严更重要的了；因为一个仅仅需要权宜之计的人看不到他的建议人的主要目的，而只想马上得到帮助。没有人不认为道德价值是理想和抱负的最高目的，尤其是在像我们这样著名的国家里，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利益方面的考虑仍旧会占据上风，人们有一种隐藏的担心，要是忽视了利益，那么价值也不得不放弃。由于不知道这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选择哪一种更加便利，或者假定两者一样便利，因此人们不知道主要应当考虑庄严还是便利，因此就有了争论和分歧意见。这两种考虑又经常显得有冲突，把便利放在首位加以考虑会引出一系列我们可以用便利来加以衡量的事物的价值，比如和平、财富、力量、税收、军事力量，等等，还有它们的对立面的不利之处，所以在道德价值之路上敦促我们前进的人会收集我们祖先冒险取得辉煌成就的例子，会夸大那些传给后世不灭的记忆的价值，会坚持荣耀产生利益，会认为道德价值无疑应当与荣耀相连。但是，在这两个部分中最重要的是问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还要问什么是不可避免的，什么是可以避免的；一旦明白了某件事情是不可能的，或者证明了它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一切争论都会顿时烟消云散。教导这一真理的这位哲学家[181]表现出最伟大的洞见，而其他人都没有察觉。针对国家事务提建议，其主要本质是一种关于国家形势的认识，而说服性的演讲的本质是一种对民族性格的认识。由于这些事情发生频繁的更替，因此也有必要经常更换所使用的演讲风格。尽管实际的演讲术的基本性质不会是多种多样的，但无论怎么说它们都着眼于激发民族的尊严、强调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激发大众的剧烈情感，因此一般说来，在这样的场合下使用的演讲风格要比一般的演讲更为庄严与辉煌。演讲的最大部分必须旨在激发听众的情感，通过鼓励或者某种提醒，激发他们的希望、恐惧、欲望和野心，也经常平息他们的鲁莽、愤怒、欲望、不义、妒忌和残忍。
［83］“由于演说家的主要舞台似乎是公共集会，其天然后果就是促使我们在演讲中使用更多的修饰手段。数量所产生的效果是，要是没有大量的听众，演说家就无法表现雄辩的口才，甚于要是没有笛子，吹笛子的演员就不能表演。由于民众中有大量不同的愚蠢表现，因此必须小心，不要激起民众反对的怒吼，演讲中的某些错误会引发这样的吼声，比如某个评论被认为太尖锐、太固执、太恶劣、太卑鄙，或者演讲者显示出性格上的错误，或者听众不喜欢或者厌恶演讲者，这种厌恶要么是演讲者应得的，要么来自谣言和诬蔑，要么是由于公众拥有某种欲望或感到惊恐而处于激动状态。演讲不受欢迎的这四种原因可以用许多方法来处理：要是拥有权威的人讲话，可以用斥责；有时候可以用告诫的方法，告诫可以称作斥责的一种温和形式；有时候可以用许诺的方法，要是听众愿意聆听或接受我们的意见；有时候可以用申辩，这种方法人们不那么愿意采用，但有的时候是有用的。在庄严的、吸引人的演讲中使用滑稽的转折、快捷的风格、警句式的评论，没有其他场合能比在这种场合这样做更有收获了，因为没有比使用漂亮的、简洁的、犀利的、有趣的短语使听众从忧郁和痛苦的情感中转变过来更容易的事情了。
［84］“实际上，我已经尽我所能向你解释了我习惯于遵循的规则、我试图避免的错误、我考虑过的两类演讲的对象，以及我在法庭上采用的一般方法。关于第三类由颂词组成的演讲不存在任何困难，因此我在开始我的教导时就把它排除在外了。但是，有许多种演讲既是比较庄严的，在范围上又是比较广泛的，从来无人为它们制定过规则，我们罗马人也没有较多地发表这种颂词的习惯，这样一来就使我把这个部分完全搁在一边了。希腊人自己不断地抛出大量的颂词，用于阅读或娱乐，或者是对某些人做出赞扬性的解释，而不是为了我们所关心的公共生活的实际目的。有些希腊人的书中包含着对塞米司托克勒、阿里斯提德、阿革西劳、厄帕米浓达、腓力、亚历山大等人的颂词；而我们罗马人在公民大会上所做的赞扬性的演讲词汇贫乏，不加修饰，是对一个人的性格的简洁的证明。写出这样的演讲词也许是为了用于葬礼，但这种场合决不适宜用来展示一个人的修辞才能。但不管怎么说，就像赞颂性的演讲必须在恰当场合发表一样，有些时候这样的演讲是写下来的，就像盖乌斯·莱利乌斯为昆图斯·图伯洛写了一篇颂词，送给他的叔父阿非利加努；要是我们希望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用一篇充满敬意的演讲词来荣耀某人，那么为了具备这种能力，让我们也来处理一下这个论题。那么好吧，很清楚，一个人值得向往的品质与那些值得赞扬的品质不是一回事：家庭、相貌、体力、财产、富裕，以及其他外在的或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值得赞扬的真正基础的个人的好运，这样的基础仅仅在于美德。然而，在使用和聪明地管理这些外在的东西时会大量地涉及美德，所以一篇颂词也必须处理这些事物的好处和幸运，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最高的赞扬不是吹捧占据高位者，也不是蔑视财富。不能由于幸运带来的好处而把这些东西对立起来，使财产与富裕可以显得不是在为骄傲和奢侈提供机遇或机会，而是在为仁慈和节制提供机会。但是美德本身是值得赞扬的，它是任何值得赞扬的事物的一个必要成分；然而美德包含几个组成部分，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值得赞扬。有些美德显现为人的行为品质，表现为仁慈，而其他美德由理智能力或性格中的敏锐和力量组成。所以，怜悯、正义、仁慈、忠诚、临危不惧是颂词中可以接纳的论题，因为所有这些美德都被人们认为是有益的，不仅对拥有这些美德的人有益，而且对整个人类有益。而使人的所有幸运相形失色、毫无价值的智慧和高尚，以及力量、理智的创造力，还有雄辩本身确实不那么受人尊重，它们是真的，但提供的快乐较少，因为它们似乎是在美化和保护我们颂词本身的主题，而不是在美化和保护聆听颂词的人。然而，这些种类的美德也应当以颂词的形式加以介绍，因为听众会接受引起尊敬的美德，也会接受那些能够引起快乐和感恩的美德。
［85］“由于具体的美德有它们自己确定的义务和功能，每一美德都有一种适宜的赞扬方式，所以在赞扬正义的时候必须复述我们所颂扬的对象表现出的忠诚和公平的行为，以及任何这种品性所引起的正确行动；同样，在其他美德的名目下，我们对他的行为的解释要适合后续美德的意义和名称。但是最受欢迎的赞扬应当给予那些由勇敢者在那些似乎没有利益或奖赏可得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行为；而包括辛苦和个人危险在内的行为也为颂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论题，因为听众最容易接受以极为雄辩的风格阐述的事情；因为美德对其他人是有益的，在辛苦、危险，或在一些无利可获的事件中，美德堪称人的品性的突出标志。明智地对待逆境、顽强地抵抗不幸、在困境中不失尊严，习惯上也被视为伟大的、可敬的优点；担任公职会带来荣誉，天赋才能可以得到奖赏，人的成就可以被人判断为光荣的；颂扬这些事情比较恰当的做法是把那些仅仅是由于好运而获得的东西归于神圣智慧的裁决。我们必须选择那些极为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与行为者的实际能力无法比拟的成就来加以赞扬，因为微小的、司空见惯的成就不会得到特别的崇敬，或者说根本不配赞扬。还有，把赞扬的对象比做其他杰出人士，这是进行赞扬的一条很好的方针。某种精神在推动着我越出我原先许诺的范围，进一步阐述这一类论题，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在法庭上使用（我的整个讲话的主题就在于此），而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要是一名演讲者的功能包括颂扬（这一点无人否认），那么演讲者必须拥有关于一切美德的知识，这是建构颂词不可缺少的工具。所以很清楚，有关谴责的规则必须出自与这些美德相反的邪恶；同时也很明显，若无关于美德的知识，要想恰当而又充分地赞扬一个好人是不可能的；若无关于邪恶的知识，要想以一种给人留下十分深刻印象的、致命的方式谴责恶人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各类法庭上有大量的机会使用这些关于赞扬和谴责的论题。
“我已经向你提供了我的有关发现和安排论题的看法。我还会添加一些有关记忆的事情，为的是减轻克拉苏的负担，除了阐述这些主题的方法，其他就不让他再讲什么了。”
［86］克拉苏说：“噢，那你就继续讲吧，我很高兴看到你终于成了这门理论的大师，终于剥去了你原先假装无知的面具。最重要的是你不要再给我留下什么任务，我对你感谢不尽。”
安东尼乌斯说：“噢，至于我想要留给你的那些任务，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吧；如果你想要有公正的表现，那么我留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主题，但若你想要我继续自吹自擂，那么你应当考虑如何满足我们在这里的这些朋友们的要求。”他继续说道：“但是，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我本人不如塞米司托克勒[182]那么能干，以至于宁可想要遗忘，而不是想要记忆。我非常感谢开奥斯的西摩尼得，据说他是最先发明记忆术的人。有一则故事说，西摩尼得在一个富贵人家吃晚饭，这个人名叫斯科帕斯，家住帖撒利的克拉农。为了感谢他的主人，他演唱了一首自己创作的抒情诗歌。他遵循诗人的习惯做法，把一长段涉及卡斯托耳[183]和波吕克斯的装饰性的话包括在他的抒情诗中。在演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斯科帕斯非常吝啬地对西摩尼得说自己只能为这首诗歌支付一半的费用，要是西摩尼得愿意的话，西摩尼得可以为他演唱的廷达瑞俄斯的儿子[184]提出支付费用的要求。这则故事稍后讲到，西摩尼得走出屋去，因为有两个年轻人站在门口急切地要他出去，所以他离席而去，走到别人看不见他的地方。就在他离席以后，斯科帕斯举行家宴的厅堂的屋顶坍塌下来，把斯科帕斯本人和他的亲戚都埋在废墟中，压成了肉酱，以至于后来当他们的朋友想要埋葬他们的时候都无法认出他们谁是谁，而西摩尼得却凭着他的记忆力说出了他们当时坐在什么位置，使死者得以分别下葬。这件事给了西摩尼得一个提示，清晰的记忆力是发现事实真相的最佳助手，而这种记忆力是由有序排列构成的。他由此推论，想要训练这种能力的人必须选择地点，并构成他们希望记住的那些事实的心灵影像，把这些影像安放在这样的地点中，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地点的排列可以保持事实的秩序，事实的影像可以指称事实本身，我们可以分别使用地点和影像，就像蜡板和写在蜡板上的字母。
［87］“但是，我为什么要具体说明演说家的价值和记忆的有用性和有效性呢？不就是为了在你自己已经形成了简要的观点时保持它们吗？不就是为了把你自己的所有想法坚定地植入你的心灵，并且很好地安排你使用的词汇吗？不就是为了密切地关注你的当事人的看法，记住你的对手对你所说的、而你又不得不做出回答的所有观点吗？因此，只有那些有着很强记忆力的人才知道自己将要说些什么，要说多久，要以什么样的风格说话，有哪些要点已经做过回答，有哪些观点有待回答。他们也能记住自己从前在其他案例中提出过的，或者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许多论证。因此我本人承认，这种才能，以及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各种才能的主要源泉是自然。但是整个这门修辞学的学问，或者我宁可说它是一门伪学问，并非某种在我们的心灵中毫无根基的东西，而是某种我们生来就有的某种东西的培养和强化。尽管很难说有什么人能够拥有强大的记忆力，能够保持一切语词和句子的秩序而无须排列或关注事实，但也不会有人如此迟钝，以至于这方面的习惯性练习也无法给他提供某些帮助。西摩尼得，以及其他一些人，聪明地发现在我们心中形成的最完整的图像是由感官来传递和在我们心中打上烙印的，但我们所有感觉中最敏锐的是视觉，因此，通过耳朵得到的感觉，或者通过反思在心中轻易地获得的感觉，要是也能以眼睛为中介传递到我们的心中，就能使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或者并不存在于视觉领域中的东西能以某种轮廓、影像和形状为标志，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一个视觉行为来保持它们，而这样的东西依靠思想的行为是很难把握的。但是这些形式和物体，像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一切事物一样，需要一个处所，就像一个物体若无处所就难以察觉。因此，（为了使我自己在谈论这个众所周知的主题时不至于显得过于累赘和冗长）必须使用大量清晰、明确、间距合理的处所，必须使用有效的、轮廓确定的、独特的影像，这样的影像在面对心灵时能够迅速地渗入其中。通过训练可以提供使用这些处所和影像的能力并养成习惯，这样的训练包括通过转换或替代来区别同义词、从属转换为种、通过词的影像再现整个观念，这样的体系和方法就像一位成熟的画家通过修饰画中的人物形象来区别对象的位置。
［88］“但是使用大量的影像来记忆词汇对我们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有许多词汇[185]是用来连接句子的组成部分的，对这些词我们无法使用比喻——对这些词我们不得不塑造长期使用的影像，但记住事物是演说家的特点——但可以用一种能够再现它们的若干面具把它烙在我们心中，以便我们可以用影像来把握观点，用处所来把握这些观点的秩序。有些没有学问的人断言，记忆在影像的重压下会破碎，甚至连那些没有得到自然帮助而获得的影像也是模糊不清的，但这样的说法不对。我本人遇到过许多杰出人士有着超常的记忆力，比如雅典的卡尔玛达斯、亚细亚的司凯昔斯的梅特罗多洛，后者据说仍旧活着，据说他们各自都曾经使用影像和‘处所’写下他想要记住的事情，就好像在蜡板上书写字母。如果自然没有把记忆力赋予我们，我们就无法用这样的练习写下我们要记住的事情，但若我们的记忆力是隐藏的，那么这样的练习无疑就能唤醒我们的记忆。
“有一篇相当长的讲话在等着你们，我希望你们不要把这个人视为自负的！尽管不是过分谦虚，我敢肯定你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是我，因为我在一群不仅包括你，卡图鲁斯，而且包括卢西乌斯·克拉苏在内的听众面前，如此详细地谈论修辞学理论，但我不愿给我们在这里的上了年纪的朋友添麻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我相信，只要我向你们解释了促使我非同寻常地夸夸其谈的动机，你们会原谅我。”
［89］卡图鲁斯说：“噢，就像我和我的兄弟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做出这种回答一样，我们不仅要原谅你，而且还要高度赞扬你，向你表示衷心感谢。我们承认你的礼貌与温和，对你的知识和你表达知识时表现出来的流利心中充满敬佩之意。我自己感到有了进一步的收获，我所犯下的大错误被纠正了，我所谈论的疑惑得到了解答，[186]至于你在法庭上展示的堪称为天才的能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问题对我和其他人来说，始终是一个永久的谜。实际上，我曾经想象你从未处理过这些主题，但我现在明白你对这些主题付出过辛勤的劳动，收集了各方面的材料，并且使用你的经验对它们进行纠正或确认。对你的雄辩，我同样也感到敬佩，但令我更加肃然起敬的是你的勤奋和努力，同时，我也在确认自己一直持有的信念中得到欢乐，没有勤奋的学习就不会有超出常人的智慧与口才。尽管如此，我仍然要问，你说要是我们知道了促使你长篇大论的动机以后就会原谅你，你这样说到底是什么意思？除了满足我们的愿望，满足这些十分注意聆听你的讲话的年轻人的兴趣，你还能有什么动机？”
安东尼乌斯说：“噢，我想借此剥夺克拉苏推卸责任的所有理由，我看到前不久他在进入这样的争论时表现得太谦虚了，或者说太犹豫不决了——对这样一个令人愉快的人来说，我不愿意说他太爱挑剔。那么他能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曾经当过执政官和监察官的人，不是吗？我们可以再次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或者说他会以他的年纪为借口？但他比我要小四岁。[187]或者说他不懂这些主题？噢，我学习这些主题相当迟，只能在有闲暇的时候才涉猎一点，而我们这位朋友从小就在最好的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这些主题。关于他无与伦比的能力，我不想做任何评价。事实上，在听了我对他的看法之后，没有人会不希望他可以讲得更好，或者说希望他会讲得最好，克拉苏讲话的时候，没有人会自负到相信自己能与克拉苏讲得一样好。因此，这些尊敬的先生到这儿来绝不是无目的的，克拉苏，最后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你的讲话吧。”
［90克拉苏说：“安东尼乌斯，就算你说得有几分道理，你今天留给我的，或留给其他人的，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最好的朋友，让我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你：我‘经常’听那些有学问的人讲话。为什么我要说‘经常’，而不说‘偶然’，因为要是不像他们那样经常去酒吧，我怎么可能经常听他们讲话呢？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去那里，我不去那里的时间不会超过我担任财务官的时间。我昨天说过，我在那里听非常有学问的人讲话，其中包括我在雅典的时候，以及在亚细亚，在那里我听到你们的司凯昔斯的梅特罗多洛讨论这些主题。但我从来不认为有谁能在这类争论中比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位朋友讨论得更加详细和充分。哪怕不是这种情况，要是我察觉到安东尼乌斯忽略了某些要点，我也不会如此无礼，以免给满足你们的强烈愿望添加难题。”
苏皮西乌说：“克拉苏，你忘了安东尼乌斯给你安排的那个部分了吗？他自己揭示了演讲者的惯用手段，而把解释和修饰这些手段的任务留给了你，是吗？”
这时候克拉苏说：“我要问，首先，谁给了安东尼乌斯这样的权力，把这个主题分成几块，而他自己可以第一个选择？其次，我带着极大的快乐听他讲话，要是我对他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他好像把两个主题都合在一起讲了。”
科塔说：“事实上，他没有涉及演讲术的修饰，也没有说明演讲术是如何得名的。”
克拉苏说：“要是这样的话，那么安东尼乌斯投机取巧了。”
恺撒插话说：“要是他把比较困难的部分留给你，那么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听你讲话；如果他把比较容易的部分留给你，那么你没有理由拒绝。”
卡图鲁斯说：“克拉苏，你的诺言到哪里去了，你说过，要是我们今天待在你家里，你会满足我们的愿望？你不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光荣吗？”
科塔笑着说：“克拉苏，我对你表示同情，但请你注意我们没有让卡图鲁斯向你提出这种道德责任，这是一名监察官会注意的事情。不过你要小心，在一名前监察官面前，承担这样的责任是恰当的。”
克拉苏说：“好吧，要是你们喜欢，我就说吧。但是你们看现在是什么时辰了，我要去隔壁的房子休息一下。要是你们同意，我们可以下午再谈，除非你们愿意推迟到明天。”
大家都说想要马上听他讲，但若他自己愿意下午再讲，那就尽可能早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