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1］我的弟弟昆图斯，每当我想起往昔的日子，那些幸福的人总是在我面前浮现，他们生活在这个国家最美好的时代，享受着他们的成就给他们带来的崇高声望和名誉，终其一生，既能参与各种没有危险的活动，也能享受庄严的安息。我有时候想，我也拥有这样的权利，等到我的公务生涯[1]结束，而我的一生也开始趋向终结，无数的公共演讲和游说带来的无穷辛劳趋于停止，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带着几乎所有人的批准，有机会享受闲暇的时光，我可以再次把精力用在我们俩共同钟爱的高尚追求上。然而，由于公共危机的频繁爆发，又由于我个人的多重不幸，我的希望、想法和计划受到了愚弄。因为，这个被应许为完全稳定与和平的时代已经被事实证明是灾难深重和动荡不安的。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弃希望，尽管我的闲暇无法得到保证，我仍旧深深地期待着在你的陪伴下重操旧业，研究那些你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热衷的技艺。在我的早年，我正好碰上旧秩序被推翻的日子；[2]然后在我担任执政官的时候，我被卷入党争和危机的中心，自从担任执政官以后，我的全部时间都耗费在平息那些朝着我冲来的风潮，防止国家的毁灭。但不管怎么说，无论政务多么繁忙，时间多么有限，我都会倾听要我们学习的召唤。在防止敌人的出卖，完成我的朋友和我的政治义务对我的要求以后，剩下的每一刻闲暇我都会首先用来写作。弟弟，每次你鼓励我，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都不会令你失望，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权威或期盼能与你对我的影响相提并论。
［2］现在我必须用心回忆一个很古老的故事。我承认，它在细节上已经不那么清楚，但我认为它很适合你的提问。通过这个故事，你可以明白那些在雄辩方面超过其他任何人的人对演讲术的整个主题是怎么看的。就相同的论题我应当出版某些更加精致和完整的东西，这是你的希望，就像你经常跟我说的一样，而这些不完整的、粗浅的文章出自我少年时期而非青年时期的笔记，几乎配不上我现在的年纪和我从亲身经历的许多重要场合得来的经验。在我们偶然讨论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一般不同意我的意见，因为我拥有的口才依赖于高度有教养的人的训练技巧，而你认为，口才应当与精细的学问分离，它实际上依赖于某种天生的才能和练习。
每当我想起那些地位最高、能力最强的天才，我就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为什么这样的人比那些仅仅从事演说的人更应当在其他所有学问上取得成就。因为，你的心灵和思想无论朝着哪个方向，都能看到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卓越的事物，不仅有日常的技艺，而且也有这些几乎是最伟大的学问。例如，有些人想要根据有用性，或者根据成就大小来衡量杰出人物拥有的理智，他们中有谁不会把将军置于演说家之上？还有，又有谁会怀疑，我们从这个国家中可以列举无数有着赫赫战功的军事将领，但是在演讲术上出类拔萃的人却是屈指可数？进一步说，凭着他们的建议和智慧就能控制国家和指引这艘航船前进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许多，在我们的祖先乃至远祖的时代更多，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难以发现优秀的演说家，有时候在整整一代人中间都很难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演说家。我们不能认为其他与抽象的研究部门有关的学问，或者被我称作拥有各种研究领域的学问，可以和演讲术相提并论，我们倒不如说，演讲术类似军队统帅的能力，或者元老院政治家的智慧。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各种技艺，环顾四周，看看有谁，有多少人在这个领域中是杰出的。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做出判断，当代的演说家有多么稀少，而以往的演说家又有多么罕见。
［3］你不会不记得，一些最博学的人认为，希腊人把“哲学”称作一切著名技艺的创造者和母亲，哲学过去确实起过这种作用，然而即使在哲学领域也很难数出有多少人是杰出的学问家，有多少人有着广博的研究，因为那些献身于哲学的人并非献身于一个独立的知识部门，而是凭借科学的考察或者辩证法去掌握他们能够掌握的一切。提到所谓数学家，有谁不知道他们研究的学问有多么晦涩，他们所从事的技艺有多么深奥、复杂和精确？然而在这门学问中，有那么多人有着卓越的表现，只要真诚地在这个知识部门中辛勤工作，就能实现他想要达到的目标。有谁会不限制自己的知识与观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缪斯[3]的祭仪，或者完全献身于文学？这是那些所谓文人承认的，这些技艺的学问几乎是无边无际的。
我想肯定这一点才对，在那些从事无限冗长的学习和掌握了与这些技艺有关的知识的人中间，杰出的诗人和演说家数量最少；即使在这些少量的人中间——在一个很少出现天才的领域——要是你仔细比较一下我们国家贡献了多少，而希腊人贡献了多少，那么能够找到的优秀演说家就比优秀的诗人更少。这一点更加令人惊讶，因为其他技艺的学问普遍来自隐秘的、遥远的源泉，而演讲术的整个技艺却是完全公开的，与人类的共同实践、习俗和语言的某些标准相关。在其他所有技艺中，最优秀的技艺是那些没有经过理智和心智活动训练的人完全无法理解的，而在演讲术中，偏离日常语言和由整个共同体的感觉所认可的习惯用语就是主要的罪过。
［4］然而，说有比较多的人热衷于其他技艺，或者说有些人是在更大的快乐、更高的期盼、更丰厚的回报的激励下才献身于演讲术的，这样说都不对。实际上，不用提在演讲术上已经居于领先地位的希腊，也不用提一切学问的发现者雅典人——演讲术的卓越力量就在那里发明，在那里得到完善——就连我们自己这所城市，也肯定没有其他的研究者像研究演讲技艺的人这样有活力。
我们这个世界性的大国一经建立，持久的和平使我们的闲暇有了保证，几乎所有渴望成名的青年都把努力掌握演讲的技艺当作他自己的义务。确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方法一无所知，因为他们以为没有什么确定的训练过程和技艺规则，他们自己曾经凭着天生的能力和通过反思就获得过某些技能。但是后来，在听说了希腊的演说家、熟悉了他们的文献，把他们称作希腊老师以后，我们的人民对演讲术焕发出极大的、难以置信的热情。那时盛行的各种类型的诉讼的重要性、多样性、频繁性，有效地推动着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学习这门技艺，再加上大量的练习，其作用胜过所有大师的格言。在那些日子里，也像现在一样，学习这门技艺的回报是很丰厚的，以名望、财富、荣誉的形式表现出来。至于在能力上——有许多事情是能力的表现——我们的同胞在这个方面又一次远远地超过了其他所有民族。考虑到上述因素，又有谁不会对此感到惊讶，为什么在以往漫长的历史记载中，能够在各个国家找到的演说家少而又少？
然而这种演讲术事实上比人们想象的更加伟大，它的源泉存在于多门技艺和学问的分支之中。
［5］因为，在学生数量众多、能提供非常优秀的教师、天赋能力很强、案件纷繁多样几乎没有限制、演讲术的回报极为丰厚的地方，除了演讲术这个主题确实难以置信地广泛和困难，人们还能想到优秀的演说家如此稀罕的其他理由吗？开始学习演讲术的时候需要掌握许多知识，否则，演讲术就是空洞、可笑、杂乱的空话；然后要确立独特的风格，不仅要依靠对语词的选用，还要依靠对相同事物的排列；再次，对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心灵的情感要有深刻的理解，因为演讲术的全部力量所起的作用就是平息或激发听众的感情。此外还应加上某些幽默、机敏、得体的绅士教养、向对手发起攻击时的镇定和言词的精练，整个讲话都要拥有迷人的魅力和做到彬彬有礼。还有，对以往的历史和大量的先例一定要有清晰的记忆，并且不能忽略我们一般的成文法（statute law）和国家法（national law）的知识。我为什么要继续描述演讲者的表达呢？它需要控制身体的仪态、姿势、面部表情和嗓音的变化。演员的表演和舞台对白自身就能完全表明表达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人都在努力规范表达方式、声音和肢体运动。无论谁都知道有多少演员或者曾经有过多少演员是我们可以耐心看完他们表演的！我们需要谈论记忆这个万能的宝库吗？除非能像最卓越的演说家那样使用这种能力来控制重要的思想和词语，否则记忆就只能白白地浪费。
因此让我们停止对演说家的稀少表示惊讶，因为演讲术是所有这些事情的结果，任何人在这方面取得成功都是一项伟大的成就。让我们宁可鼓励我们的孩子，以及其他名誉和声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人，真正理解他们的伟大任务，不要相信依赖规则、教师和人人都在使用的练习方法就能实现他们渴望达到的目标，而要借助其他某些帮助来确信自己的目标能够实现。
［6］在我看来，要是不能掌握所有重要的学问和这门技艺的知识，那么一个人肯定不会成为十全十美的演说家。因为演讲术的美妙和圆满必然从知识中产生，除非演讲者完全掌握和理解了相关的知识，否则他在演讲中必定会显得空洞和幼稚。我不想把沉重的担子压在演说家的肩上，至少不想在罗马现有的生活娱乐中把这样的重担全都压在我们自己肩上，以至于认为演说家应当全知全能，否则就是不允许的，尽管“演说家”这个名称的意义和演讲的行为似乎在许诺演说家应当掌握任何学问，能够用丰富的知识体面地处理它们。但是考虑到掌握这些知识对大多数人来说显然过于艰巨，不仅要有天才，而且要有充分的闲暇，而热爱学习的希腊人已经对这门技艺做了划分，所以不是每个演讲者都要涉及全部领域，而是应当把他们的工作与演讲术的其他用途分开，从中去掉法庭的公共辩论，剩下的部分才留给演讲者。本书不想涉及所有类型的演讲术，而只想涉及由最杰出的人士在对演讲做了长期研究和争论以后一致认定的这种演讲术。我也不想回忆我自幼就已学过了的一长串教条，但要复述我听说的由我们国家最雄辩的演说家讨论过的某些事情，他们地位最高，名声也最响。我并不轻视希腊演讲术的艺人和教师留给我们的东西，但这些书本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轻易拿到手，而我自己也不能把它解释得更好或者更清楚，所以，我的弟弟，你要原谅我，我确实相信那些在演讲术上得到我们自己的同胞夸奖的、享有最高声誉的希腊演说家的权威论断。
［7］记得有人告诉我，那个时候，尽管腓力普斯[4]是执政官，但他猛烈攻击一些领袖的政策，而当时的保民官德鲁苏斯[5]虽有元老院的支持，却开始显示出胆怯和软弱的迹象。克拉苏[6]在图斯库兰精心聚集自己的力量，在这场罗马权力之争的游戏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曾经是克拉苏的岳父的昆图斯·穆西乌斯来到这里，与克拉苏关系密切的政治谋略合伙人马库斯·安东尼乌斯也来到这里。当时与克拉苏在一起的还有两位青年，他们是德鲁苏斯的朋友，他们的父辈对他们保持高贵等级寄予厚望：一位是盖乌斯·科塔，正在谋求国家的保民官职位；另一位是普伯里乌·苏皮西乌，人们都以为他会成为下一任地方行政官的候选人。这些人聚在一起，第一天他们谈得很晚，长时间地争论当前面临的危机和国家的一般性政治问题，这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聚会的原因。科塔带着深深的懊悔讲述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是三位执政官等级的讲话人在讨论中提到的。以这种激动人心的方式（这是科塔自己的话），科塔说这些人认为很久以前就笼罩着这个国家的邪恶并没有真正降临。这场谈话完全结束以后，克拉苏表现得极为彬彬有礼。他们冲了澡，然后在餐桌边就坐，早先的讨论带来的忧郁感一扫而光。这就是这个人的快乐时光，他的幽默具有很大的魅力，就好像在元老院开了一整天会，最后以在图斯库兰的晚餐结束。
然后科塔继续讲到，第二天，这些老人休息够了，就到户外散步，在花园里转了两三圈以后，斯卡沃拉提议说：“克拉苏，我们为什么不能模仿一下苏格拉底，就像他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中所做的那样？你的梧桐树使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它树叶茂盛，有大片树阴，就像苏格拉底想要寻找的地方[7]，尽管在我看来它还比不上柏拉图所描写的‘小河畔’的美景。我们可以像苏格拉底那样到树底下坐一会儿，苏格拉底的脚已经走得僵硬，他躺在草地上说话，就像沾了仙气一样。我想，我的脚更有理由得到休息。”克拉苏答道：“没问题，但我们还要弄得更舒服一点儿。”按照科塔的说法，这个时候，克拉苏要仆人搬来躺椅，然后他们都在梧桐树下坐着休息。
［8］据科塔说，就在那里，克拉苏想要让大家从昨天的讨论中摆脱出来，于是就提起了演讲术。他说，苏皮西乌和科塔似乎已经不再需要鼓励，而是需要评价了，因为他们那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艺，他们的水平不仅超过同龄人，而且可以与他们的长辈相比。克拉苏继续说道：“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演讲更加神奇的力量了，凭着演讲可以掌握民众，赢得他们的善意，指引他们的行动方向。在一切自由的国度里，在所有享有和平与安宁的共同体中，这种技艺总是比其他技艺更加繁荣，成为技艺之王。在众多的族类里，只有人类，或者只有极少数的族类，能够有效地使用这种天赋能力，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更加神奇？对于人的心智和耳朵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精心修饰、庄严得体的话语更加令人愉悦？由于一个人的雄辩而使民众的冲动、法官的良心、元老院的法令发生变化，还有什么成就能比它更伟大，更光荣？还有什么可以超过演讲术所起的作用，它使人自由，帮助乞援者，救人于水火之中，维护人们的权利？为了保护自己、挑战恶人、必要时进行报复，还有什么样的武器比它更加不可或缺？
“为了不让你们再去考虑公务、法庭、广场、元老院，我们来谈些别的事情。你们想，还有什么事情，或者还有什么更加有教养的事情值得我们谈论，还有什么话题能够比谈论这种优雅的、到处有人传授的技艺更加令人愉快？与动物相比，我们人类最大的优点在于我们能够相互交谈，用语词再现我们的思想。因此，有谁不崇拜这种技能，把在这个领域里研习当作自己的责任，藉此可以在这个人优于动物的主要方面提升自己？除了在口才方面达到最高的成就，其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强大得足以把散居的人聚集在一起，或者带领他们脱离野兽般的生存处境，进入文明时代，成为真正的人，或者成为公民，或者说，在共同体建立之后制定法律、建立法庭、确定公民权？不用再提其他的例子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几乎数不清。我要对整件事情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我的论断是：完善的演说家实施的聪明掌控主要不是为了自身的尊严，而是为了无数个人和整个国家的安全。因此，我的年轻朋友们，沿着你们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进吧，把你们的精力用在这种学习上，使它成为你们的力量，使它成为你们的光荣，使它成为你们为自己的朋友和共和国的有益成员做贡献的力量源泉。”
［9］这时候，斯卡沃拉以他彬彬有礼的方式说：“克拉苏，你的许多观点我是同意的（我不想轻视这种技艺，也不想诋毁我的岳父盖乌斯·莱利乌斯[8]或者我在这里的这位女婿的名声），但有下面两个要点我无法苟同：第一，你认为最初建立共同体的人就是演说家，但他们的事迹很少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第二，你宣布，哪怕我们不考虑广场、民众集会、法庭、元老院，演说家仍旧完全掌握着语言和文化。因为有谁会同意你这样的看法：人们把自己关进城墙环绕的城市，而起初他们散居在山区和森林里，不大会受到聪明人雄辩的语言的诱惑，或者说，与国家的建立和保存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有益的安排，国家并不是由聪明人或勇敢者，而是由雄辩者和善于言谈的人建立或保存？你也许会想，凭着雄辩，而不是凭着良好的建议和简单的智慧，伟大的罗莫洛把他的牧人和避难者聚集在一起，与萨宾人联姻，控制了周围的部落，不是吗？但是努玛·庞皮留斯[9]身上有什么雄辩的踪迹可寻？塞维乌斯·图利乌斯[10]有什么口才可言？或者说，在其他国王身上，他们的雄辩口才对国家建设真有那么大的贡献吗？这些国王后来被赶走（我们注意到这样的放逐本身也要用卢西乌斯·布鲁图[11]的心计，而不是用他的舌头来完成），我们难道还看不出这就是空洞的计划和空谈的后果吗？确实，我应当从我们自己的共同体和其他一些共同体中举例，我能够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技艺带来的危害，而不是证明拥有一流口才的人是国家安全的原因，并把其他一切都束之高阁。克拉苏，在我听过他们讲演的人中间，除了你们俩，口才最好的是提比略·塞普洛尼乌和盖乌斯·塞普洛尼乌[12]，他们的父亲审慎而又富有个性，但绝不是一位演说家，这在他担任监察官的时候有明显的表现，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获得解放的时候。然而，他把自由民迁入城邦部落，这时候起作用的不是一连串流利的话语，而是他点了点头和说了一个字；要是他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了法律，留给我们的只有困难。另一方面，他的两个儿子是优秀的演说家，具有演讲的天赋，接受过演讲的训练，但是当他们由于父亲的推荐和家族的军功而掌管这个国家的时候，却由于使用这种雄辩而使这个国家翻了船，而按照你的说法，我们的国家仍旧还要寻求他们的指导。
［10“我们的祖先创制的那些法规与习俗是干什么用的？克拉苏，你和我都会占卜，占卜术是干什么用的？我们的宗教祭仪和典礼是干什么用的？那些长期以来在家族中实行的私法（private law）规定是干什么用的，尽管我们并不享有雄辩的名声？这些东西是由演说家们发明、考察，或以任何方式得来的吗？我确实记得，说话像神一样的塞维乌斯·加尔巴[13]、马库斯·艾米留斯·波喜纳[14]，还有你在年轻时候就已经把他摧毁了的盖乌斯·卡玻[15]，他们全都对我们祖宗的成文法和制度一无所知，从来没有接受过罗马法的教育。只有你自己是个例外，克拉苏，但你这样做是因为热爱学习，从我们的家族中学习了罗马的法律体系，而不是因为有什么要雄辩的责任，我们这代人对法律的无知有时已经到了让人脸红的地步。
“至于你在讲话中宣布了某些论断，这是你的权力，无论讨论什么论题，演说者都可以对它做充分的处理。但要我们在这里受你的控制，那么我无法忍受。我会充当一群人的首领，联合起来与你搏斗，或者按照法庭程序传唤你，因为你如此荒唐地想要支配其他人的财产。
“从毕泰戈拉[16]和德谟克利特[17]开始，他们的所有门徒都会用法律程序来反对你，其他自然哲学家也会走上法庭进行裁决。与这些能言善辩的演讲者在一起，你无法挣脱险境。此外，以伟大的苏格拉底为源头的各个哲学学派也会围攻你。他们会证明，你没有学习生活中的善恶、心灵中的情感、人的行为、指导生活的真正理论，你没有对这些事情做过任何研究，因此完全不懂。在这样的一般性攻击以后，每个学派都会采取具体行动，从细节上来反对你。无论你做出什么论断，学园派[18]都会打击你的脚踵，迫使你否认自己的论断。然后，我们自己的朋友，斯多亚学派，也会用他们的争辩和问题来纠缠你。逍遥学派会证明，哪怕是这些你们认为可以由演说家提供的具体帮助，人们也应当向他们寻求帮助，以增强雄辩的能力；他们会告诉你，关于这些主题，亚里士多德[19]和塞奥弗拉斯特[20]不仅撰写得更好，而且他们写的这方面的著作比所有修辞学教师所写的东西加在一起还要多。关于数学家、文人、缪斯的忠诚追随者，我就不说了，你们的修辞的功能与这些人的技艺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最遥远的。所以，克拉苏，我认为你不应该做出如此广泛和巨大的表白。你能保证的只有一件大事，亦即在法庭上，无论为什么案子辩护，你都能把它陈述得比较好、使它显得比较合理，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里，你的演讲术在进行投票时能发挥最大的作用，最后，有了演讲术，你既能对有理智的人流利地言说，也能与无知者真诚地交谈。如果你除此之外还取得过什么成就，那么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你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你是克拉苏，你发挥了自己某些特有的才能，不是运用了一般的演说家都具有的才能。”
［11］然后，克拉苏回答说：“斯卡沃拉，我非常明白，你的这些观点在希腊人中经常提出来讨论。当我作为一名财务官，从马其顿出发到达雅典的时候，在那里我有幸听到最优秀的希腊人的演讲。那个时候，学园处在它的最佳时期，由卡尔玛达斯[21]、克利托玛库[22]、埃斯基涅斯[23]掌管。还有梅特罗多洛[24]，他与其他人一道，一直是最杰出的卡尔涅亚得[25]最勤奋的学生。人们说卡尔涅亚得是一位最有活力、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他的才能超过其他所有人。涅萨库斯[26]也在那里，他是你们伟大的帕奈提乌[27]的学生，还有狄奥多洛斯[28]，当时在逍遥学派的克里托劳斯[29]门下学习。此外还有许多人享有哲学家的名声，从他们的话语中我察觉到，演说家被排斥在国家的领导岗位之外，不学习各门学问和更加重要的知识，他们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法庭和公民的小型集会，就好像被关在磨坊里一样。但是我既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也不赞同此类讨论的始作俑者的看法，他的话比所有哲学家的话更有分量，更加得体。我这里指的是柏拉图。我在雅典的时候，在卡尔玛达斯的指导下，我仔细阅读了他的《高尔吉亚篇》。关于柏拉图，我从这本书中得到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在嘲笑演说家的时候，他本人就是一名成熟的演说家。事实上，关于语词的争论已经长时间地折磨着这些无足轻重的希腊人，他们喜欢论证胜过喜欢真理。如果有人认为演说家的惟一力量就是在监察官面前，或者在法庭、公民大会、元老院中侃侃而谈，进而给演说家添加一系列的限制，说他们不能广泛地处理各种公务、不能掌握法令、习俗和一般的法律，没有关于人的本质和性格的知识，那么他就不会带着必要的技能参与这些有限的活动。没有这些知识，当然不能恰当地确定这些主张的基本内容，但对于一个已经学习过这些知识的人来说，他还会缺乏属于这类最高事务的知识吗？另一方面，如果你把演讲术仅仅局限为有序而又优雅地侃侃而谈，那么我要问的是，你的演说家既然缺乏这些知识，而你们的人民也否认他拥有知识，但他为什么仍旧能够有很多的收获呢？如果对所谈论的事务缺乏充分的理解，那么演说家就不能清晰地谈论它。由此可见，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要是口才很好，那么他就能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优雅地谈论那些著名的、属于自然哲学家的主题，我也认为他曾经这样做过。但是他在措辞方面的优雅应当属于演说家的范畴。如果柏拉图用像神一般的声音谈论某些远离政治争论的事情，我会允许他这样说，如果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卡尔涅亚得以雄辩的口才谈论他们所处理的主题，展示出迷人的风格和文体，那么可以肯定，他们谈话的论题虽然可以在某些其他研究领域找到，但他们的实际风格只属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和考察的这种学问，而不属于其他学问。我们看到，有些作者在处理同样的主题时显得没精打采和软弱无力，例如克律西波[30]，他被认为是最敏锐的争论者，他的失败不在于缺乏哲学知识，而仅仅在于他没有从一门外在的技艺中获得雄辩的口才。
［12］“那么，在我提到的这些讲话者的措辞和语言的优雅中，你认为有什么区别，或者用什么办法能够区分丰富冗长的或者软弱的？惟一的区别就在于优秀的演讲者会带着他们特有的和谐风格优雅地讲话，他们的演讲带有某些人为的和修饰过的标志。然而这种潜在于主题之下的风格要是不能被演讲者理解或掌握，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失去作用，甚至成为普遍争论的焦点。因为疯子在发出雷鸣般的吼声时决不会事先选择措辞和表达方式，那么由此推论，在他的话语后面就没有思想或知识吗？因此，无论什么主题，无论来自什么技艺或知识部门，演说家，就好像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一样，会比实际的发现者和专家把它陈述得更好、更得体。如果有人进一步肯定某些想法和主题专门属于演说家，关于某些事情的知识会被阻挡在法庭的栏杆之外，那么我要承认，我们在这个领域中的实施的演讲活动并不比其他领域更间接，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论题确实有许多是修辞学教师既不能教授又不能理解的。有谁会不知道演说家的作用首先体现在激发人们内心的愤怒、仇恨、蔑视，或者使这些激情保持适度与温和？因此，除非演说者对人的性格、全部人性、使我们的灵魂产生冲动或退缩的那些动力有深刻的洞察，否则就不能用他的语词来实现他的目的。这些内容都被视为哲学家的领地，演说家（要是接受我的建议）也不会坚持他们的主张。但若演说家承认他们拥有关于这些事情的知识，这个时候由于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只用于演讲术，所以他仍旧要肯定自己的主张，对这些事情进行演讲术的处理，当然，要是没有关于这些事情的知识，他也就根本无法对这些事情进行这样的处理了。这就是演说家最关注的问题——一种庄严、优雅、与一般思想和判断模式一致的文体，就像我以前经常说的一样。
［13］“我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塞奥弗拉斯特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写了出来，然而，斯卡沃拉，请你考虑这样讲是否就对我完全有利，我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借用那些他们与演说家共享的内容，他们承认自己对这些主题的讨论是演说家的事情，因此他们从他们自己特有的技艺中取来名字给他们所有其他的论文命名，而把这些具体的著作当作修辞学来处理。确实，当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像通常发生的那样——会提到这些常识，会按照需要提到不朽的诸神、义务、和谐、友谊、公民的权利、一般人的权利、国家的权利、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灵魂的中庸或伟大、各种各样的美德，等等。我确实相信，所有学园和哲学流派都会大声叫嚷，无论演说家有无涉及这些事情，对这些事情进行研究都是他们的领地。但是在我允许他们到处讨论这些问题以消磨时光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要把这样的任务托付给演说家，这就是把他们讨论这些主题时使用的苍白无力的风格发展为完善的、有说服力的。我在雅典时与哲学家有直接的接触，在和他们的争论中我曾经使用过这些观点，我这样做的动力来自我们的朋友马库斯·马尔采鲁斯的敦促[31]，他现在是市政官，要不是去参加运动会，他现在肯定也会参加我们的交谈。他在年轻的时候确实就已醉心于这些学习。
“但是现在涉及法律的创制，就像涉及战争与和平、同盟和义务、按不同的等级和年龄给各阶层的公民规定合法权利一样，要是这些希腊人喜欢的话，就让他们说莱喀古斯[32]和梭伦[33]（尽管我认为他们应当算作是雄辩的）在这方面的知识比叙培里得斯[34]或德谟斯提尼[35]多，而只有这些演说家才是真正完善的、优秀的演说家；或者让我们自己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以‘十位委员’[36]为例，他们制定了‘十二铜牌法’，必定也是拥有实际智慧的人，但与塞维乌斯·加尔巴和你的岳父盖乌斯·莱利乌斯相比，他们在雄辩方面的名声才是牢固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有些技艺只属于那些把全副精力用于政治和实践的人，我的看法是，完善的演说家能充分而又多样化地谈论他能够谈论的事情。
［14］“确实，在处理这些任何人都承认仅属于演讲术领域的问题时，需要使用或引进其他事情，这并不稀罕，但这些事情不是从公共演讲的实践中引来的，这是你们允许演说家从事的唯一的事情，而是来自知识的某些更加深奥的部门。比如，我要问，没有战争的经验，或者没有关于各种陆地或海洋的知识，我们能对一位指挥官进行攻击或者为他辩护吗？如果缺乏完善的政治学知识——实践的与理论的——我们能够在公民大会上讲话，使法案得以通过或遭到否决吗？如果不能精心研究由哲学家揭示的关于人类天性和行为习惯的所有理论，演说能够激起或压制听众的情感和欲望吗？而这是演说家首要的功能。
“我宁可假定我的下一个观点不会令你信服，但我在想要说什么的时候不会犹豫不决。你的自然科学，你的数学，以及你刚才提到的属于其他技艺的各种学问，确实与教导这些技艺的教师的知识有关，但若有人希望轻松地谈论相同的技艺，那么他必须寻求演讲术这门技艺的帮助。还有，为雅典人建造武库的建筑大师斐洛[37]要是非常雄辩地向民众描述他的工作计划，那么他的口才一定不能归于他的建筑术，而要归于他的演讲才能。同理，要是马库斯·安东尼乌斯在这里受他的当事人的委托，代表赫谟多洛斯[38]谈论他的建造船坞的计划，那么他会讲述得非常优雅和得体，因为他对演讲术并不陌生。阿司克勒彼亚得[39]也一样，我们对他很熟悉，既是一位医生，又是我们的朋友，他的演讲才能超过他的其他职业技能，他的优雅演讲展示了演说家的技艺，而不是医生的技能。事实上，苏格拉底最著名的论断——一切人都有足够的口才谈论他知道的事情——似乎有理，但这句话并非真理；与此相近的真理则是，任何人对他不懂的主题都不会有口才，要是他非常了解这个主题，但不知道如何形成或修饰他的文风，那么他仍旧不能流利地说出他知道的事情。
［15］“同理，如果有人希望以综合的方式确定语词的全面的、具体的意义，那么在我看来他就是一名演说家，在谈话中无论提出何种论题，都能凭借他的知识、采用适当的方法、以极大的魅力和良好的记忆力对其进行谈论，把这些素质与某种独特的姿态结合在一起，他便配得上这样的称号。然而，要是有人认为我的说法‘无论提出何种论题’太宽泛，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嗜好加以修剪，但有一点我还是要强调的，尽管演说家可以对其他所有技艺和知识部门的发现一无所知，仅仅知道如何参与争论和公共演讲的实践，但不管怎么说，他要是必须讨论这些主题，那么在向那些掌握了这些主题的人学习了各门技艺的专门术语以后，演说家谈论起它们来，还是要比那些有技艺的大师好得多。例如，要是我们的朋友苏皮西乌在这里必须谈论战争的技艺，他会向我们的亲戚盖乌斯·马略[40]咨询，在他得到马略的指点以后，他讲起战争来甚至连马略也会自叹不如。如果他的论题是有关私人权利的法律，那么他会向你咨询，尽管在你教给他的这些事情中你的知识和技艺是完善的，但是他会在解释这些事情上超过你。如果他面临的论题必须谈及人性、人的邪恶、人的情欲、节制或自制、悲伤或死亡，那么他要是认为适当的话——尽管一名演说家必须拥有这样的知识——可以接受在伦理学上有深厚造诣的塞克斯都·庞培[41]的建议。他肯定会有所收获，无论他的主题是什么，无论他的指导者是谁，他都会比他的老师本人都要更为优雅地表达自己。不管怎么说，要是他能听从我的建议，那么由于哲学分成了三个部门，分别处理自然的奥秘、辩证法的精巧、人生和行为，让我们放弃声称我们要涉足前两个部门，而是宣布它们是我们青年时期学习的内容，但我们要坚持说第三个部门是演说家的领地，否则我们就没有给演说家留下任何发挥伟大才能的空间。至于其他事务，尽管没有研究过它们，但他仍旧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在这些事情引起他的注意或有人把这些事情描述给他听的时候，用他的口才美化它们。
［16］“确实，要是文人圈里的人都同意，阿拉图斯[42]不懂天文学，但想要用完善优美的诗句歌颂天空和星辰，科罗封的尼坎得尔[43]对乡村生活一无所知，但能够很好地描写乡村事务，那么他们使用的是诗人的技艺，而不是农夫的技艺。既然如此，为什么演说家就不能用他专门的论证在特定场合鲜明而又优雅地谈论他所涉及的主题？事实上，诗人是演说家的近亲，诗人更多地受到韵律的限制，但在选取词汇方面有更大的自由，而在使用各种修饰手段方面，诗人和演说家极为相似，或者说他们是同盟者。对于任何存在的事件，由于演说家没有给自己规定什么边界或限制，因此也没有什么东西会阻碍他，使他不能享有像其他人那样的自由和许可。关于你的评论，斯卡沃拉，要是你没有受到我的控制，那么你就不会忍受我的论断，演说家一定要掌握各种演讲方式，要能够谈论各种文化部门，如果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努力进行描述的人，我肯定不会做出这样的论断来。但是，正如盖乌斯·鲁西留斯[44]常说的那样——他不太讨你喜欢，由于这个原因他也无法像他所希望的那样与我接近，但他确实是这个城市有学问的评论家和典型的绅士——我的看法是，如果不能掌握所有这些有助于教养的技艺，就算不上一名演说家；因为尽管我们在讲话中并非真的在实施这些技艺，但无论如何可以证明我们对这些技艺是陌生的或是已经学习掌握了的。正如打球的人没有在比赛时使用他们体育方面的灵巧身手，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表明他们有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或者他们是否对这种技艺一无所知；又比如绘画，尽管他们的动作不是在真的使用画家的技艺，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些动作，不难看出他们懂不懂绘画；哪怕是在法庭、公民大会、元老院讲话也一样，即使承认其他技艺不能在这里起作用，但仍旧可以比较容易地察觉讲话者对演讲仅仅是踉跄行事，还是在完成演讲任务之前已经在所有技艺上接受过训练。”
［17］这时候，斯卡沃拉微笑着宣布说：“克拉苏，我不想跟你再吵了。你的这番讲话是反对我的，你用了某些伎俩，即承认我说的那些事情不属于演说家，然后又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东西夺回来交给演说家，当作他们的固定财产。当我作为一名执法官抵达罗得岛的时候，我和修辞学这门科学最卓越的大师阿波罗尼乌斯[45]谈论过这些主题，我还和他谈过我从帕奈提乌那里学到的东西，帕奈提乌曾经嘲笑哲学，表示过对哲学的轻蔑，他希望更加自由地以一种比较优雅的方式谈话，而不是采用严肃的方式；而你的论证却不仅约束了对任何技艺或科学的轻视，而且把它们全都说成演讲术的侍者和婢女。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应当精通所有技艺，那么他也应当能够把它们全都与这种可以增添力量的优雅表达结合起来，我不否认这样的人是一位值得崇敬的能人；但若真有这样的人，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人，从而使你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那么在我和其他人看来，你会使所有其他演说家——我要请他们原谅我的话——黯然失色。但若你本人，尽管丝毫也不缺乏从事法律和政治演讲的知识，但仍旧没有进一步掌握演说家的知识，那么让我们来看，除了那些案例允许你说的事实以外，你是否可以不把其他事情归于演说家。”
这时候克拉苏打断了他的话。克拉苏说：“请你记住，我谈论的不是我自己的技艺，而是演说家的技艺。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学了这门技艺，或者已经有机会学习这门技艺，我在进行理论学习之前也已经有了实践，在竞选公职时，在政治活动中，在处理我们朋友间的事务时从事过公共演讲这种职业活动，对我们来说，由于参与这些活动而在心中产生的它们的重要性观念怎么会消失呢？但若你在我身上发现了这种优点——你也许会认为我并不缺乏能力，但肯定需要学习和闲暇，（说实话）需要有得到指点的必要热情——那么你认为一名演说家应当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和气度，他应当拥有我没有学到过的所有东西，能够把它们与像我一样的或比我更强的人拥有的能力结合起来吗？”
［18］这时候安东尼乌斯说话了：“克拉苏，在我看来，你已经陈述了你的看法，我不怀疑，要是有人已经掌握了这些原则，掌握了各种主题的性质，掌握了各门技艺，那么作为一名演说家，他会得到更好的武装。但是，首先，这样的知识很难获得，尤其是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从事的活动中；还有，存在着偏离我们讲话的传统风格的危险，而这样的风格是公众接受的，适用于辩护。在我看来，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的雄辩口才完全属于另外一种口才，尽管他们可以优雅、有说服力地讲话，要么谈论自然哲学，要么涉及人类的事务，但仍旧有另外一种精致的、辞藻华丽的措辞，在训练学校及其相关地点，而不是在我们的政治喧闹或在法庭上，散发着它的芬芳。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回想起一件事，我很晚（或者说很少）才接触希腊文献，但在担任西里西亚的地方行政官前去赴任的时候，我途经雅典，由于海上的原因而在那里逗留数日，尽管我本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属于最有学问的人，与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所差无几，但是不知何故，那里兴起谣传，说我像你一样，通常担负着比较重要的事务，于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轮流前来跟我讨论演说家的功能和方法。
“就像你们的权威涅萨库斯[46]本人一样，他们中有些人认为那些被我们称作演说家的人其实只是一类比较高明、训练有素、有着能言善辩的口舌的工匠，但是除了聪明人，没有人能够成为演说家。演讲术被视为一门关于如何能言善辩的科学，但雄辩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德行[47]，而拥有一种德行的人也就会同时拥有所有德行，因为所有德行都处在同等地位，相互平等，可见一位雄辩的人拥有各种德行，因此他是一个聪明人。但这是一种有争议的、抽象的说法，与我们的想法完全不同。不过，卡尔玛达斯说起这个论题来会使用更加丰富的词汇，他这样说不是想要表明他自己的看法——这是学园派的习惯，对所有在争论中站在另一边的人都要表示反对意见——而只是为了指出那些注重文体的修辞学家和那些关于雄辩的规则并不包含对任何事物的清晰理解，除非学习那些哲学家的发现，否则没有人能够通过讲话来获得技艺。
［19］“某些雅典人在政治集会和法庭上是优秀的、老练的演讲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中有美涅得谟斯[48]，他后来作为我的客人来到罗马。他断言有一种专门考察城邦政治、城邦的建立与统治的智慧。但这个时候激怒了一个脾气急躁的人，他知识渊博，对各种事实的掌握也多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告诉我们，同一种智慧的每个部分都应当到哲学中去寻找，比如这个国家的风俗、不朽的诸神、青年人的训练、正义、忍耐、自制、中庸等，而那些所谓离开国家就不能存在或者不能获得幸福的原则，在修辞学的文章中都不能找到它们的位置，因此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要是在这些修辞学教师的书中找不到与这些主题相关的一个字，那么在他们的著作中那些与开场白、结束语相关的规则以及大量废话又如何能与考察国家的组织、法律的起草、公平、公正、忠诚、克制情欲、人性的教化相关的高尚主题相关呢？至于他们提到的实际规则，这个人会嘲笑它们，他的办法就是指出这些规则的创立者不仅躲避这种他们冒称拥有的智慧，而且他们对于雄辩的真正原则和方法也是无知的。他认为，演说家的主要目标是使他自己在他想要引导的人面前显得像那么回事（这一目的需要通过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来实现，而修辞学教师在他们的教导中对此并没有留下什么建议），使听众的心灵能够受到触动，就像演说家想要它们受到触动一样（这个目的只有那些考察了所有方式的演说家能够达到，在使用了各种措辞和诱惑以后，人们的判断会倾向于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按照他的说法，这样的知识存在于别处，埋藏在哲学的心脏之中，那些修辞学家凭借他们的口舌能够品尝到的东西并没有多少。美涅得谟斯的这些论断努力否定与之对立的看法，他使用的是引证而不是论证。当他复述来自德谟斯提尼的大量段落时，他要证明的是演说家在用他的口才影响民众的判断、使他们朝着演说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他非常明白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达到卡尔玛达斯所说的这种若无哲学的帮助就无法取得的后果。
［20］“对此，卡尔玛达斯回答说，他不否认德谟斯提尼拥有完善的智慧和最高的雄辩力量，至于德谟斯提尼的这种能力是否如人们一般所说的那样是天赋的，那么作为柏拉图的一名忠实门徒，他认为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德谟斯提尼能做什么，而在于那些修辞学家在教什么。他也不止一次地在他的谈话中提到根本就不存在雄辩术这门技艺，然后通过论证来证明这一点。因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我们生来都有一种相同的哄骗的能力，能用甜言蜜语来讨得某人的欢心以便从他那里谋取好处，用威胁性的语言吓唬我们的对手使他们感到气馁，能够解释一项行动应该如何完成，能够提出我们自己的指控、否定他人的指责、在讲话结束时表示某种抗议或悲哀（他宣称在这些活动中演说家的各种手段都会发挥作用），能够遵循习惯并通过练习来提高识别能力，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还能够用大量的例证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首先（他会说）修辞学的作家——就像为了确定目标似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是得体的，他研究了以往所有修辞学家，一直追溯到科拉克斯[49]和提西亚斯[50]的时代，人们公认他们是这门技艺的创始人和最早的实践者；而另一方面，他引述了无数的雄辩者，但这些人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修辞学的规则，或者从来都没有费心去熟悉它们。无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在表达他的真实想法，还是他听别人这样说过，他在列举这些人的时候提到了我，把我说成一个从来没有研究过修辞学，但又（按他的说法）拥有某些演讲能力的人。对他的这些观点之一——我从来没有学习过修辞学——我打算表示同意；但对他的其他观点，我想他要么是在和我开玩笑，要么是他自己弄错了。然而他说，‘技艺’都存在于知识和对事实的清晰感觉之中，知识与感觉都趋向于同一结论，不会有大的误差，而演说家处理的事情都是可疑的、不确定的，因为所有演讲者都没有真正把握他们的主题，而所有聆听者又都不具有传达给他们的知识，只有某些暂时的既不真实又不清晰的意见。简言之，他看起来想要令我信服，除非掌握了最博学者的哲学方面的教导，否则就不能灵巧熟练、词汇丰富地讲话。克拉苏，卡尔玛达斯在这些讨论中没有对你的才能表示热烈的崇拜，而是做了一些解释，他发现我是一个思想上有准备的聆听者，而你却是一个最凶猛的反对者。
［21］“所以，受到类似观点的影响，我实际上写了一本小册子——我不知道是谁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把它发表了，并在公众手中流传——我在里面说自己确实知道有些演讲者非常有才能，但至今没有一个人是真正雄辩的，因为我认为任何人其实都有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用必要的、清晰的观点表达他的思想，这一点与我所说的人的平均精神面貌相一致，而我所说的雄辩者只限于那些能够以一种更加令人崇敬和满意的风格夸大或修饰他所选择的主题的人，他的心灵和记忆能够包含与演讲术有关的一切资源。如果对我们自己来说这是一件难事，因为在进入这种必要的学习之前我们就在全力追逐公职和处理法庭上的事，但不管怎么说，让我们承认按其本性演讲术是可以习得的。就个人来说，只要我能构成一个陈述，我的各种才能中有下判断的能力，而我的同胞公民也都拥有这种才能，那么我就不会对我的过去表示失望，因为过去确实有过一些比我们更加热心学习的人，他们有更多的闲暇，他们开始学习比我们早，他们的学习机会比我们多，而从使用的角度看，那些更加勤奋的人会像我们所寻找的演说家一样热心地聆听、阅读、写作，他们确实不仅可以称作有造诣的，而且真的是雄辩的。毕竟，在我的心目中，克拉苏已经是这样的人，若有某些人拥有克拉苏这样的天生的能力，比克拉苏聆听、阅读、写作得更多，那么他的造诣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这时候，苏皮西乌喊道：“真没想到，太好了，克拉苏，这正是我和科塔热忱期待的事情，我的意思是你们俩刚才陷入的这场特殊的谈话。我们原以为在你和安东尼乌斯谈论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你们的谈话中听到某些值得记住的事情，这就已经够愉快的了，但是你们就演讲术的整个问题——无论它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技艺，或是一种天然的能力——进行了一场宏大的、极为详尽的讨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实际上，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热心地想成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对你克拉苏我忠心耿耿——因为只要一有机会我就陪伴在你的身旁——但一直没有机会听你谈论雄辩术的性质和理论，尽管我个人也参与过诉讼，此外还通过德鲁苏斯的帮助参加过一些审判。在这个主题上，你，安东尼乌斯——我说的是真话——从来没有对我的提问和质疑置之不理，而是多次向我解释在实际演讲中你不会遵守那些规则。现在，你们俩已经开辟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抵达我们探索的目标，因为克拉苏引导我们进入了这场讨论，仁慈地为我们解释细节，而你令人尊敬的讲话涉及演讲术的每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确实能从你们俩身上得到这种恩惠，克拉苏，我们无比感激你这所位于图斯库兰的学校，我们要把你这所郊区训练营视为比闻名遐迩的柏拉图学园和吕克昂学园更加优秀。”
［22］这时候，克拉苏说：“不，苏皮西乌，让我们还是问问安东尼乌斯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他们俩都有能力满足你的需要，也习惯于回答我们的问题。至于我，你自己刚才告诉我们，我不可避免地会逃离所有这类讨论，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顺从你的意愿和服从你的要求。我曾经这样做不是由于固执或粗暴，也不是因为我不愿满足你完全合理的要求和可敬的热忱——我一旦认识到你超过其他所有人的天赋能力和对演讲术的适宜，那就更是如此了——而是为了求得神圣的真理，你的要求缺乏某种论证，在处理那些关于技艺的理论时也显得笨拙。”
然后，科塔说：“我们已经确定了看起来最困难的事情，而你克拉苏应当有能力谈论它们，至于剩下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你还没有向我们解释已经考察过的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就让你走，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了。”克拉苏回答说：“我想，还是把我们的考察限制在我的知识和能力的范围之内吧，就像格言所说的那样，量力而行。”[51]科塔又说：“那没问题，超过你的能力或知识范围的事情，在我们中间又有谁能大胆地说在他的能力和知识范围之内呢？”克拉苏答道：“要是我可以否认那些我不拥有的能力，可以承认我不知道某些事情，那么你们爱怎么问就怎么问吧？”苏皮西乌说：“好吧，我们要问你的首先是，你对安东尼乌斯刚才提出来的观点有什么看法，你是否认为有演讲的‘技艺’这样的东西？”克拉苏大声说：“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你以为我是满脑子学问但又愚蠢饶舌的希腊人，老是问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以为我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吗？你想想看，我什么时候自找麻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去嘲笑这些人的好辩，他们坐在学校的椅子上，从听众中随意叫起任何人来提问，然后给予回答？林地尼的高尔吉亚[52]是这种练习的首创者，当他声称自己可以谈论听众所能想象到的任何主题的时候，人们认为他在从事或传授某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后来，他们到处这样做，直到今天还在这样做，结果就是没有任何主题有他们的主题那样庞大，那样不可预见，那样新颖，于是他们再也不宣布说自己准备好了，可以谈论所有要说的事情了。但是我对你，科塔，或者对你，苏皮西乌，要是我假定你们希望听取这种事情，那么我必须在这里谈到某些希腊人或其他人，让你们对这样的讨论产生兴趣，这一点甚至现在也很容易做到。因为与马库斯·庇索（一位年轻人，拥有很高的才能，对我非常忠心，但已经放弃了这方面的追求）在一起的还有一位逍遥学派的斯塔昔阿斯，我对他非常熟悉，据我所知，专家们一致同意他在这个方面是非常杰出的。”
［23］“斯塔昔阿斯！什么斯塔昔阿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什么逍遥学派”？穆西乌斯说。“克拉苏，对年轻人的愿望做出回应是你的责任，他们不愿意每天去和一些没有实践经验的希腊人聊天，或者在学校外面听一些老人的陈词滥调，而是想听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雄辩的人讲话，这样的人不在书本上，而在最重要的事件中，在这个伟大国家的权力宝座上占据着判断和雄辩的首席位置。他们急于想听到他们长期追随的那些人的看法。还有，正如我一直把你当作理想的演说家一样，尽管我还没有说你的雄辩比你的仁慈更值得赞扬，但仁慈的品质会使你利用眼前的机会尽力发挥。你可千万不要逃跑，因为这两位才能出众的年轻人正在期待着你的加入”。
克拉苏回答说：“对我来说，我急于满足你朋友的要求，以我简洁的风格，要谈论我对每个要点的看法并不难。对这第一个问题——斯卡沃拉，我不认为轻视你的论断有什么罪过——我会回答说：‘我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讲话的技艺，或者说，即使有也非常空洞’，全都是学问圈里的人的语词之争。如安东尼乌斯刚才所解释的那样，如果有这样一门技艺可以界定为由彻底考察并清晰地加以理解了的事情组成，不受意见的控制，需要掌握精确的知识，那么在我看来，似乎就不存在所谓演讲的技艺。我们自己在公开讲话时使用的各种语言是变化的，要适合一般听众的理解。然而，要是那些掌握了讲话的技巧，富有讲话经验的人注意到了这些实际的讲话，并且记录下来，用术语来界定这些事情，然后通过分类进一步把它们弄明白，归入若干部分——我想这样做是有可能的——那么我就不明白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被当作一门技艺了，尽管这样说不完全精确，但至少按照民众的一般看法还是可以这样说的。无论这种事情是一门技艺，或者仅仅是类似技艺的东西，但我们肯定不能轻视它。我们必须明白，其他某些素质实际上是拥有口才以后产生的更大的后果。”
［24］这时候安东尼乌斯说他衷心赞同克拉苏的看法，既不像那些醉心于演讲术的人那样委身于这门技艺，也不认为演讲术的全部功效就在于它是一门技艺，所以就像大部分哲学家那样并不完全排斥它。他继续说：“但我认为，克拉苏，如果你能够谈一谈对演讲术的看法，那么你还是要帮助一下这两个人，这样做给演讲术带来的好处甚至超过这门技艺本身。”
克拉苏回答说：“一旦我开始谈论，我肯定会提到我的看法。但我恳求你们不要对外公布我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见解。尽管我也会约束自己，不让自己显得像是一位大师或职业演说家，而只是作为无数罗马公民之一自愿提供我自己的某些观察，我由于处理公务积累了许多经验，在这方面也可以说是训练有素，但并非毫无局限，我只是偶然碰巧参与了你们的讨论。事实上，在竞选公职时我曾经劝说斯卡沃拉离开我，我对他解释说我打算装傻[53]，也就是说，要想成功地赢得公职，就要使自己变得很有吸引力，就需要装傻，然而在这里，在我们的一位朋友面前，我是最不愿意装傻的。然而，命运之神似乎指定了要由他来做我装傻的见证人和观察者。因为世上还有什么事比谈论讲话更愚蠢？讲话本身就是一件蠢事，除非在无法避免的时候不得不讲。”
穆西乌斯说：“不管怎么样，克拉苏，开始吧，因为我会消除你的担心。”
［25］于是克拉苏言归正传，他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首先，天生的能力对演讲术的功效起着主要作用。确实，在这门技艺的作家那里，其中有刚才讲话的安东尼乌斯，主要缺乏的不是演讲术的原则和方法，而是自身的能力。因为某些活生生的理智活动和才能一样不可缺少，比如在开题时非常敏捷、在解释和修饰时语词非常丰富，在回忆时非常可靠和稳固。如果有人认为这些能力来自技艺，那么这种信念是假的——如果技艺能够增强或者削弱人的能力，那么这确实是件好事，然而能力都是自然的馈赠，某种确定的技艺不可能输入或赐予能力——他想要说的那些属性无疑内在于人本身：灵活的舌头、圆润的嗓音、强大的胸腔、朝气蓬勃、适当的体型、整个脸部和身体的样子，对吗？这样说，我的意思不是技艺不能在有些情况下起到修饰作用——因为我非常明白良好的能力可以通过教导变得更好，尽管不可能变得最好，但不管怎么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增强——但有些人的舌头就是那么不灵活，有些人的嗓音就是那么难听，有些人的体型和姿势就是那么粗俗，哪怕他们的才能是健全的，他们对这门技艺是在行的，他们还是不能进入演说家的行列。而其他一些人在这些方面都那么适宜，由于自然的恩惠而完全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就好像它们不是凡人所生，而是由神塑造出来似的。
“这样的人要担负的责任和完成的任务是重大的，在同胞们集会的时候，他一旦挺身向前，人们就会安静下来听他讲述重要的事情。会场虽然静悄悄的，甚至连鬼都不会到场，但人们的热情期盼和穿透性的目光都会盯着演讲者的缺陷而不是他在演讲中的亮点。因此，任何惊慌失措的表现都会伤害那些值得赞扬的地方。我并不想用这些考虑来吓唬年轻人，阻止他们追求演讲术，但他们可能缺乏某些天生的才能。有谁看不到与我同时代的盖乌斯·科厄留斯在演讲术上取得了成功，他出自一个新的家族，经过合理的追求而取得很高的名望？又有谁不知道你们自己的同时代人昆图斯·瓦里乌斯，一个性格粗野、令人反感的人，通过这种练习，在公共生活中取得很大的声望？
［26］“但我们现在要寻找的是‘演说家’，我们在讨论中不得不为自己描绘一幅演说家的形象，去掉他身上的各种缺点，把他说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我们的公共场所有许许多多的诉讼、争论，还有乡下人的吵架，哪怕是最差的演讲者也有讲话的机会，我们不要由此而失去对我们想要研究的这个对象的关注。对于我们正在寻求的那些技艺——不是为了任何必然的用途，而是为了能够时不时地给理智带来愉悦——我们的评价有多么不满，我几乎要说有多么轻视啊！因为当人们在法庭上冷漠地对待演讲术时，法庭或争论并没有通过恶劣的行为迫使人们就范。因此我们的演说家必须小心地注意到这一点，他不仅必须使某些喜欢演讲术的人得到满足，而且要使自己在那些拥有自由判断权利的人眼中被视为极好的。如果你们想要了解这一想法，我会用简洁的语言在我最熟悉的朋友中间公布我的想法，对此我以往一直都保持沉默，并且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是适宜的。在我看来，哪怕是最优秀的演说家，那些能够以最轻松、最优雅的风度讲话的人，在如何展开演讲上是不同的，演讲的开头也不同，他们似乎丝毫也不知道什么是难为情，但二者的界限不可逾越。演说家越是优秀，他对演讲的困难理解越深，对演讲的效果和听众的反应越是感到捉摸不定。另一方面，在创作和表达上无能，配不上演说家的称号，也配不上听众耳朵的那些人要是在讲话时也能毫不犹豫，那么在我看来他似乎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难为情，因为这不是对那些可耻的事情感到难为情，而是在要不要做某事时产生的难为情，所以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所谓不知羞耻的指责。至于讲话不知道脸红的人——我想大多数演讲者都属于这种情况——我认为他不仅应当受到惩戒，而且应当受到处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快要开始演讲的时候，我的脸色确实会变得苍白，四肢和全身都会发抖，而按我的一般判断，你们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事实上，由于年轻，我曾经在开始讲话时惊慌失措，幸亏昆图斯·马克西姆及时帮了大忙，替我压住了阵脚，要听众们安静下来，这个时候他看到我已经吓坏了。”
这时候，在场的人开始面面相觑，或是点头赞同，或是相互攀谈起来。这是克拉苏表现出来的神奇的谦虚，他这样说不会对他的演讲术有所贬损，反而以提供见证的方式有益于他的演讲。
［27］这时候，安东尼乌斯说：“克拉苏，我经常注意到你和其他一类的演说家——尽管在我看来还没有人能够与你匹敌——在开始演讲的时候都感到深深的不安。考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什么演说家能力越强，他就越是紧张不安——我发现有两种解释：首先，那些从经验中学习的人和那些对人性有深刻认识的人明白，哪怕是最杰出的演说家，从演讲者的期盼来说，语言有时候也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他们的害怕是有理由的，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会真的发生。第二，有些事情是我经常抱怨的，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尝试改进技艺，我们付出的劳动总是与获得的成功不符，真正起作用的是人们的天生的能力，而不是他们关于如何做好这件事的知识，我们看到的缺乏幽默或者困窘都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人们说‘洛司基乌斯今天不在状态’，或者说‘他今天有点儿不高兴’）；如果把这种情况也当作演说家的缺点来批判，那么产生这种想法的原因就是愚蠢。但这种愚蠢却找不到原因，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愚蠢可以建立在他‘有点儿不高兴’或‘有某种倾向’的基础之上。所以在演讲中，我们遇到一种更加苛刻的要求。讲话就要下判断，一个行动错误不会始终不断地宣判某个无知的行动者有罪，但一个演说家就不同了，只要他的讲话中的某些观点受到批评，人们就怀疑他整个儿是个笨蛋，这样的印象至少会保存好几天。
［28］“至于你说演说家有许多素质必定来源于自然，或者说演说家通过教育得到的帮助不大，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在这方面，我尤其要赞美一位杰出教师的做法，阿拉班达的阿波罗尼乌斯，尽管他受雇于人，但他决不愿忍受那些按照他的判断无法成为演说家的学生，为了不让他们白费气力，他会把他们打发走，敦促和鼓动他们去学习其他适宜的技艺。确实，能够获得其他技艺也就够了，做一个与其他人相同的普通人，能够在心灵中理解，能够在记忆中保存老师的教导也就可以了，哪怕是让他死记硬背，他也有机会超过那些不学习的人。不需要圆滑的舌头，不需要流利的语言，也不需要我们自己无法塑造的东西——天生的相貌、表情、嗓音。但是做一名演说家，我们必须要有逻辑学家般的精细，哲学家般的思想，几乎像诗一样的措词，律师般的记忆力，悲剧演员的嗓音，最完美的演员的相貌。同理，没有比在人的儿子中发现了完善的演说家更为稀罕的事了。因为一个人只能获得中等程度的受赞扬的品质，而要是演说家具有这些受称赞的品质，就不能得到从事其他职业的工匠们的认同，除非这个演说家身上具备了所有品质。”
这时候克拉苏说：“请你注意，从事一门极为低劣琐碎的技艺所需要的练习要比这门最伟大的技艺多得多。我一次又一次地听洛司基乌斯宣称，至今为止，他从来没有成功地发现过一个得到他认可的学生；不是由于没有人可以接受，而是因为，要是他们身上有任何缺点，他本人就不能忍受它。世上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像你讲得这样引人注目，或者要在心中牢牢记住。就像你讲述这些事情可以脱口而出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拿这位演讲者作为我们衡量演说家的能力的标准，你们难道看不出他有多么完美、多么迷人、多么得体，以至于可以吸引每个人吗？同理，他很久以前就提出，一个人无论在哪门技艺中是杰出的，都可以称作他是这个行当的洛司基乌斯。而对我来说，在向演说家提出这种绝对完善的要求时，我本人已经远远够不上这个标准了。我这样做是不怕难为情的，因为我想原谅我自己，但我不能原谅其他人。简言之，没有能力的人要是犯了错误，有谁会声称这是他的耻辱，而根据我的判断，就像阿波罗尼乌斯所说的那样，我会让他去承担这样的工作，认为这是他力所能及的。”
［29］苏皮西乌说：“那么你能指导我和科塔学习习惯法或者士兵的技艺吗？有谁能达到你所要求的这种伟大而又普遍的完善？”克拉苏回答说：“我看是可以的，因为我知道你们俩非常优秀，拥有演讲术的天才，我虽然已经提出方方面面的考虑，但我对有能力的人从事演讲的鼓励不亚于使没有能力的人沮丧，这才是我讲话的目的。然而，尽管我已经注意到你们俩的极高的才能和勤奋，但仍旧把这些长处视为依赖于人的外貌，关于这一点，我也许说得太多了，而希腊人是不会这样说的，苏皮西乌，这你明白，那些希腊人真是神人。我想，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演说家的仪态比他们更优雅，或者有演说家嗓音比他们更洪亮，而在这些方面天赋较少的人无法获得像他们一样恰当地使用这些天赋能力，无法表现得尽善尽美。缺乏演讲的天赋能力是首先要避免的错误，但要制定什么规则来避免它，不仅对我来说是困难的，我谈起这些事情来就像乡村老人立法，即便对伟大的洛司基乌斯来说也是困难的。我经常听人说，他肯定这门技艺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注意文雅得体，尽管能否通过学习这门技艺来做到这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请你们原谅，现在让我们把谈话转到其他主题上去，让我们用自己的风格讲话，而不要以修辞学家的风格讲话。”
科塔回答说：“怎么都行，因为你让我们继续考察这门技艺，而没有把我们打发到其他技艺上去。我们现在一定要请你为我们解释一下你自己的演讲能力，不管你能讲多少——我们不会太贪婪，我们对你所说的‘日常的口才’相当满意——（你的解释范围不必超过你所获得的演讲者的最基本的技艺），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不太缺乏那些源于自然的素质，但我们想要从你这里知道，有哪些素质我们需要进一步获取。”
［30］克拉苏微笑着对科塔说：“科塔，你认为还需要什么，不就是热情或者像爱情一样热烈的欲望吗？缺乏热情，人们在日常生活之外就不能取得任何成就，更不用说获得你们追求的这种成功了。我并不认为你们二位需要这方面的激励，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你们在这方面惹来的麻烦比我还要大，因为你们的热情太高了。然而，无论要达到什么目的，你们都只能努力把握可以引导你们实现目的的事情。所以，你们给我压上的担子是比较轻的。你们不是在考察我的演讲术，而是要我讲一讲自己的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有多么弱小。我要向你们解释我的习惯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神秘或极端困难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而只是我以往曾经遵循过的计划，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像你们一样随心所欲地求学。”
听了这些话，苏皮西乌大声说：“科塔，你要让我们白等了！我从来不敢保证我们通过恳求、埋伏、监视而听来的消息是可靠的——我指的是有机会听到克拉苏为了练习演讲术在做些什么，我们的消息尽管不是第一手的，但至少是从他的秘书兼读者狄菲卢斯那里得来的——这些事情你我已经听说过了，我们现在要从他的口中了解我们一直想要知道的事情。”
［31］克拉苏继续说道：“我想，苏皮西乌，听了他们的谈论以后，你对我的看法就不会感到那么神奇了，你会知道你们的期待毫无理由。因为我已经说了，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没有什么秘密，也不值得你们期待，也没有什么是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或者说对某人来说是新鲜的事情。因为提起自由人的文化艺术教育，我不否认自己学过那些一般常识，也知道老师们的那些出名的规则：首先，一名演说家的任务就是以一种恰当的风格讲话，使听众信服；第二，每次讲话都必须考察某个一般的问题，但不要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或者涉及与某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时间有关的某个问题；还有，在两种情况下，无论争论的主题是什么，通常要考察的是某个行动是否已经完成，如果是已经完成了的，那么它的性质是什么，或者这个行动的名称是什么，或者再加上这个行动是否合法；还有，从书面文件的构成中也会产生争论，要么是含义模糊，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文件的字面含义与真实意图有出入；还有，确定哪些证明的模式是适宜的。我还听说，这样的问题与一般的争论不同，有些在正义的法庭上起作用，有些在商议事情的时候起作用，还有第三种与赞扬或批评具体的人有关。有些话我们可以用在法庭上，以公平为目的，有些话我们可以用在商议性的场合，为的是接受我们建议的人的利益；还有一些话是赞扬性的，这时候的惟一考虑就是被赞扬者的伟大之处。由于演说家的所有活动和能力可以分成五个部分，我学到了首先要说明自己的主旨，然后不仅要有序地把握和安排自己的各种发现，而且要全面地估量它们的分量，就像对待每个论证一样；其次，要以一种得体的风格把它们逐一提出来，然后牢记在心；最后要有效地表达，要能够吸引人。[54]我还学到，在讲述某个事件时，我们首先要得到听众的善意，然后要陈述我们的案例，界定争端，然后确定我们自己的主张，否定对手的主张，在结论中尽力夸大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削弱或消除那些有助于我们对手的东西。
［32］“我还听说过如何修饰演讲本身的那些传统规则：在我们必须讲话的时候，首先，要使用纯粹的、正确的拉丁语；其次，要清晰明白；第三，要优雅；最后，要用与主题的庄重程度相宜而又得体的方法。关于这几个要点，我还学了具体的规则。还有，我看到这门技艺有助于增进那些天赋的能力和素质，例如，关于表达和记忆，我曾经尝试过某些规则，尽管很简单，但需要大量的练习。
“这些事情几乎就是你们的修辞学教师的全部学问。如果我把这种学问称作无用的，那么我是在撒谎。事实上，它包含某些对演说家的提醒，比如，在每个场合他必须运用什么样的标准，要是他不想信口开河，他必须记住什么。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规则的作用不是演说家遵循了它们就可以赢得雄辩的名声，而是某些人注意到，或者回想起，有些人天生就有很好的口才，因此口才不是这门技艺的产物，而是倒过来，这门技艺是口才的产物。即便如此，如我前面说的那样，我并不排斥技艺，尽管它对正确的讲话并非最根本的，但它对正确知识的帮助不容忽视。还有，某种实际的训练是你们必须接受的——尽管你们俩确实已经完全合格了——我指的是那些刚刚处在起跑线上的人，他们在参加比赛前要是事先能够接受某些训练，那么他们在比赛中就能取得较好的成绩，在法庭上也一样。”
苏皮西乌说：“我们希望了解这种训练，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想听的是这门技艺的规则，你已经简要地提到了，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内容。现在，我们想听听你对训练本身的看法。”
［33］克拉苏答道：“我肯定同意你们自己做事情的习惯，当你们思考某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也像在法庭上打官司一样，喜欢马上进行争论，就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吵架。然而，大部分学生在训练时，仅仅是练习他们的嗓音（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和他们的体力，练习加快他们的语速，学会一整套冗词赘语。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听说，讲话才是成为演说家的捷径。但是另一句格言也是正确的——讲话讲不好的人最容易变成不好的演说家。由于这个原因，你们自己进行的那些练习，尽管具有锻炼即席讲话能力的价值，但要讲话前先进行考虑仍旧是可取的，准备得越仔细，讲得越好。但是说实话，我们做的最少的事情就是最主要的事情（因为这种事情需要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令我们畏惧）——尽可能地写。笔确实是最优秀、最杰出的作者和演讲术的教师。如果说即席发言很容易被精心准备过的讲话击败，那么后者转过来肯定会被精心撰写下来的讲话击败。实际上，当我们带着天然的精确性探讨和考察某件事情的时候，所有演说词，无论来自技艺还是来自个人的才能与智慧，凡是与我们撰写的主题相关的，都会涌现出来，所有在它们所属的类型中最优秀的思想和表达也一定会接连不断地涌向我们的笔端。最后，在写作过程中，实际的修辞和语词的安排也会以一种适合演讲但有别于诗歌的节奏和尺度得到完善。
“在优秀的演说家那里，这些事情会引来听众的鼓掌和崇敬。一个人无论如何持久地锻炼讲话，若不接受这样的训练，无人可以取得这样的结果。他也可以通过长期写作来接近演讲术，给他的演讲任务带来益处，只要他一说话，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像书面写下来的文字一样。还有，他要是在讲话中引用一段书面文字，那么他在谈到其他问题的时候，他的讲话的其他部分也会从一种固定的风格开始。好比一艘正在快速前进的船，水手们停止划桨，船本身仍旧会继续前进，尽管划桨提供的动力已经停止；同理，在一篇完整的讲话中，引用书面文字结束了，但讲话的其他部分仍会继续前进，讲出来的话会和书面文字相似，具有书面文字般的力量。
［34］“年轻的时候，我平时进行过演讲练习。我给自己规定了一项主要任务，这是我的死对头盖乌斯·卡玻不愿意做的事。我选了一些能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可以像某些演说词一样朗读的诗歌，把它们牢记在心，然后根据所选的主题大声朗读，并且尽可能选用不同的语词。但是后来，我注意到这种方法有缺陷，因为这些语词有它们自己最适用的主题。如果我用恩尼乌斯的诗歌做练习，那么恩尼乌斯已经抓住了最优雅，实际上也是最优秀的语词；如果我用革拉古[55]的演讲词做练习，那么革拉古已经掌握了最优雅的词。因此我看到，使用相同的表达对我没有益处，使用其他人的表达方法对我来说肯定也有障碍，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养成了一种不太适宜的习惯。后来，我开始随意翻译最优秀的希腊演说家的演讲词——这种练习到我成年以后还继续保持。这样做的结果是，我读的是希腊文，然后把它们转换成拉丁文，我发现自己不仅使用了最好的语词——又是相当熟悉的——而且通过类比铸造了某些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是新的语词，只要它们是恰当的。
“练习一开始，就是控制语音、呼吸、姿势和言语本身，我们宁可说它们是一种使用而非技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必须仔细考虑我们应当以谁为榜样，我们希望像谁。我们必须向演员和演说家学习，这样的话，不好的训练才不会引导我们养成不良习惯。记忆力也必须训练，方法是尽可能地仔细背诵那些选自我们拉丁作家和外国人的名篇选段。还有，要是你们习惯的话，我在这项练习中也不会完全厌恶和放弃使用记忆术，也就是把常识与符号联系起来。[56]最后，我们在家中进行的不对外公开的演讲训练一定会投入行动，进入硝烟弥漫的公开争论的营地和战场。它一定会在这样的场合面临挑战，证明和考验它的才能，有计划的准备也必须在光天化日下使用。我们还必须阅读诗人的作品，熟悉历史，学习和掌握各门优秀的技艺，以练习的方式赞扬、阐释、修正、批判、驳斥它们。我们必须就每一问题的两种对立的观点进行争论，谈论每一个论题，无论这些论题中的观点是否合理。除此之外，我们必须精通习惯法，熟悉成文法，还要考察元老院、政治哲学、盟邦的权力、条约和契约、帝国的政策，等等。最后，我们必须从各种令人愉悦的形式中选取有吸引力的幽默添加到我们整个演讲中去，就像给菜肴加盐。
“好吧，我已经把我的想法都倒出来了，也许我就像一位族长，你们在集会中抓住他提问，而他能给你们的回答也就这样了。”
［35］克拉苏说完了这番话，这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尽管大家都认为他已经回答了要他解释的问题，但他似乎进行得比大家预料的更为快捷。斯卡沃拉说：“喂，科塔，你们俩为什么哑巴了？你们有什么想法，不想进一步再向克拉苏提问了吗？”
科塔说：“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他的讲话好极了，速度又快，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个劲地往前飞，我几乎跟不上了。我就好像进了一所别墅，里面丰富的收藏品都是没有登记过的，银盘、绘画、雕塑都没有摆出来，所有宝贝都杂乱地堆放在一起。刚才克拉苏讲话的时候我已经察觉到他的巨大才能和富有，就好像被包裹起来的财宝，尽管我期待着想要亲眼看一看，但我几乎没有机会窥视一下。所以，我无法说我对他的财富的范围一无所知，也无法说自己清楚地看到了它们。”
斯卡沃拉说：“要是你来到某个堆满艺术品的别墅或乡下的庄园，为什么就不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呢？像你所描述的那样，如果这些艺术品被收藏起来，而你又很想看到它们，那么你会毫不犹豫地要求房子的主人把它们拿出来，尤其你是他熟悉的朋友。所以，你现在也可以恳求克拉苏把他堆放在某处的丰富宝藏拿到光天化日下来，把每样藏品都摆放在恰当的地方，而我们刚才就好像是透过花格窗看到了一个影子。”
科塔答道：“不，斯卡沃拉，我求求你别这么做（出于礼貌方面的考虑，苏皮西乌和我不太愿意向这位最杰出的人提这种要求，因为他总是轻视这种争论，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是那些学校里的学生所关心的），还是问一些对你有益的问题吧，劝克拉苏把他刚才高度浓缩了的讲话再扩大一下。”
穆西乌斯[57]说：“说真话，我一开始提的要求是为你着想，而我自己最想从克拉苏那里听到的并不是能给我带来愉悦的讲话，像他在法庭上的讲话一样。但是，克拉苏，现在我要为自己提一个要求，我们现在的闲暇比我们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闲暇要多得多，所以不要认为提供一个你已经开了头的完整结构是件麻烦事。因为我明白，要是你能提供这样的整体结构，那么它肯定比我自己找到的更好，更广泛，我一定会衷心赞同。”
［36］克拉苏说：“斯卡沃拉，你也会问这些事情，我实在不能不感到惊讶，我对这些事情的理解与那些教这些事情的人对它们的理解不一样，即使我完全理解，它们也不会就因此而变得配得上你们的智慧和耳朵。”斯卡沃拉回答说：“你可别这么说！哪怕你认为这些平凡陈腐的规则几乎不值得我这样年纪的人注意，我们就能因此而忽略这些你告诉的演说家必须知道的事情吗？各种各样的人性、伦理、历史、遥远的古代、国家的统治、使人心情激动或平静的方法，最后还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法等。我知道在你的智慧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所有知识和各种事情，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一位演说家的装备有这么豪华。”
克拉苏说：“你们能不能问些别的事？事情那么多，又那么重要，好比说，谈谈你们最喜欢的习惯法吧。我参加过一次诉讼，在场的人一半在欢笑，一半在发怒，等候了好几个时辰，然后匆匆忙忙地开始一场殊死搏斗。叙赛乌斯声嘶力竭地与执法官马库斯·加图争论，他是为了克拉苏才出场的；而格乃乌斯·屋大维[58]尽管是一个执政官等级的人，也在用非常冗长的讲话表达反对意见。由于另一方的愚蠢，他在诉讼中击败了他的对手，使他自己的当事人摆脱了在担任监护人期间不诚实的指控，也摆脱了其他麻烦。斯卡沃拉，你认为这些人是演说家吗？”斯卡沃拉说：“不是（我记得我从穆西乌斯那里听说过这个故事），这样的人我认为甚至不适宜出庭，更不用说享有演说家的称号了。”克拉苏继续说：“然而，在诉讼中取胜凭的不是口才，不是讲话的技艺，也不是诉讼者的丰富词汇，而是关于习惯法的知识。他们中有一方提起诉讼的依据是成文法，而非十二铜牌法的条款。如果坚持这种立场，他的诉讼必定失败；而另一方认为，起诉他是不公正的，反倒是原告更应当被起诉；要是以这种方式界定争端，那么他的对手会输掉这场官司。
［37］“还有最后几天，当我们作为陪审团成员，与我们的朋友、城市的执法官昆图斯·庞培，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很有口才的律师没有代表债务诉讼中的被告提出使用一项古代的人们熟知的限定条款的要求，‘这样的钱应当按自然增长物来处理’。他不明白这一条款的设置为的是原告的利益。最后，一笔钱如果在它变得可以支付以前已经被认领，那么原告的要求不应当废止，而是可以根据一条专门的理由，‘这件事已有争讼’，而提起新的诉讼，对吗？还有什么事比这种事更难想象，每个人都参加争论中的某一方，为他的朋友的利益争辩，成为他们遇到麻烦时的帮助者，成为他们受到苦难时的治疗者，成为他们堕落时的拯救者，但是他们反而在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上出错，引起一部分人的遗憾，另一些人的嘲笑。
“我确实认为我们的亲戚、绰号‘雄辩家’的普伯里乌·克拉苏，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很有品味和才艺的人，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作为普伯里乌·斯卡沃拉的兄弟，他曾经不断地告诉斯卡沃拉，按照习惯法绝不可能用技艺来行使正义，他没有掌握丰富的语词（而按照他的儿子的看法这肯定是一种恶，他的儿子与我一同担任执政官[59]），而他本人在开始处理他的朋友的事务之前已经掌握了习惯法。
“杰出的马库斯·加图又怎么样？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伟大时代，他没有把他的口才与他很不相称的关于习惯法的知识结合在一起吗？这个论题我们讨论过很长时间，有一定的难度。现在，最伟大的演说家和我们在一起，我把他当作独一无二的演说家来崇拜，胜过其他一切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轻视习惯法。由于你们似乎也分有我的观点和判断，所以我就不想隐瞒我能说出来的任何内容，我要把我对每个要点的看法都摆在你面前。
［38］“安东尼乌斯在我看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神奇的、无与伦比的天才，哪怕没有这种法律知识的保护，他也能很容易地用其他的实际智慧来捍卫自己。所以对他我们就不要起诉了，至于其他人，我会毫不犹豫地投票，判他们‘有罪’，他们的罪名首先是懒惰，其次是厚颜无耻。这些人在法庭周围游荡，在执法官的法院和法官席周围闲逛，参加涉及重大利益的民法诉讼，但与此相关的争论主要不涉及事实，而涉及法律的公平。他们在‘百人委员会’[60]审理的案子中自吹自擂，争论长期使用者的权利、监护权、部族权、男性间的关系、淤积地上的收入、岛屿的形成、义务、买卖、公共墙、光线不受邻居阻碍、来自屋檐的雨水、契约的废除、遗嘱的订立，以及诸如此类的无数的事务，但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他自己的，什么是别人的，甚至不知道公民和外国人的基本区别，或者奴隶和自由民的区别，这就是他们非同寻常的那种厚颜无耻的标志。
“他做出的推断肯定会受到嘲笑，因为他自己只是一艘只需要一名桨手的小船上的船主，却声称自己能够给一艘五排桨的大船掌舵。当我看到你们被对手牵着鼻子参加那些私人会议，封存你们的当事人的契约，契约中包含着他被对手击败的记录，这时候我还能认为可以把任何真正重要的案子托付给你们吗？我发誓，他很快就会驾着停在港口的那艘双排桨的快船出海，像阿耳戈英雄一样在尤克昔涅海上航行！然而，假定案子并非微不足道，而是非常重要，与涉及习惯法的争论有关，那么我要问你们，在没有任何法律知识的情况下，这些辩护者有什么脸面，竟然敢于从事这些诉讼？比如，那个出名的士兵的案子，还有什么案子比它更重要？关于他的死讯的虚假消息从军队里传回他的家乡，他的父亲相信了这个谣传，更换了他的遗嘱，另立财产继承人，然后这位父亲也死了。然而这位士兵后来回来了，把官司打到‘百人委员会’，要求按照成文法得到他父亲的遗产，而这些遗产已经按照遗嘱被另一个儿子继承了。这个案子的争论焦点确实是习惯法，也就是说，当这样的父亲在遗嘱中既没有把某个儿子立为财产继承人，也没有点名不让他继承，这时候他还有没有继承权。
［39］“还有马尔采鲁斯家族和贵族克劳狄家族之间的争讼，由‘百人委员会’审理。马尔采鲁斯家族的人断言他们得到的遗产来自一位自由民之子的捐赠，而贵族克劳狄家族的人则宣称按照部族的权利，这宗遗产应当转移给他们。在这个案子中，双方律师不是都必须讨论有关后裔的全部法律和部族权利吗？我们听说过的在‘百人委员会’发生的其他争论又怎么样？一个外国人在罗马被判处流放，但他有合法的居留权。按照法律不能做出这种审判，除非他已经成为某个当地人的附庸，受这个人的庇护，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外国人令人厌恶，应当去死。然而在这个案子中，法庭上的律师并没有对附庸法，一项真正神秘的、人们不熟悉的法律做出解释。还有，最近我代理了一项民事诉讼，代表盖乌斯·塞吉乌斯·奥拉塔，我们在这里的一位朋友，安东尼乌斯，则代表另一方。我们的辩护难道就不会涉及法律事务吗？马略·格拉提狄亚努卖了一所房子给奥拉塔，但在买卖合同的条文中没有说明房屋的某些部分是附属部分，当事人敦促我们说，卖主要是知道财产有缺陷，而又没有告诉买主，那么卖主要对已出售房产的任何缺陷做出补偿。
“我们的朋友马库斯·布库留斯也参加过这种诉讼。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个傻瓜。他很聪明，热心学习法律，只是后来在某些问题上出了错。因为在把一所房屋出售给卢西乌斯·富菲乌斯的时候，他在转移所有权时提到了这所房屋的视线不受邻居阻碍的权利，‘视具体情况而定’。[61]然而，在从城里的某个地方可以看到这所房子起，也就是从他的房子可以看到城里的其他房子起，富菲乌斯就对布库留斯提起诉讼，因为他感到他的视线权受到了影响，不管是什么东西挡住了他的视线，也不管它有多么远。
“最后，记住前不久在‘百人委员会’审理的那个案子，玛尼乌斯·库里乌斯起诉马库斯·科波尼乌斯，当时法庭上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群情激奋！当时昆图斯·斯卡沃拉也在场，他是我的同时代人和同伴，是所有人中最精通习惯法、最富有才能和经验、最擅长遣词造句的。确实，我常说，在律师中他是最优秀的演说家，在演说家中他是最优秀的律师。他在那里要论证这个案子中的遗嘱所用的术语所表示的权利，认为由遗嘱指定的第二继承人应当取代遗腹子的第一继承人的位置，假定遗腹子出生后又死去，无法真正成为继承人，除非这样的遗腹子在死去以前已经有自主权利。另一方面，我肯定，立遗嘱的人的真正意图就是让玛尼乌斯·库里乌斯在假定没有遗腹子出生的情况下成为继承人。在这些法律程序中，我们俩不停地做决定，心里想的则是各种先例、各种形式的遗嘱、提问、事实、习惯法，等等，难道不是吗？
［40］“我还要提出一些最重要的案子做例证，这样的案子多得数不清。有一种诉讼经常发生，涉及由法律规定的我们的公民权利。实际上这也是盖乌斯·曼昔努斯的经历，他地位很高，人品端正，曾经担任过执政官。元老院下令要随军祭司担任使者[62]把他押送给努曼提亚人，因为他与努曼提亚人签订了一项条约，然后率军投降。但是罗马人拒绝承认他们的投降合法，而曼昔努斯一返回家中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元老院。马库斯的儿子，保民官普伯里乌·鲁提留斯命令他离开，说他不是公民，因为按照传统规定，被其父亲或部族出售的人，或者被祭司使者递解出去的人，没有回归的权利。
“在整个公共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司法争论？比较重要的问题可以涉及等级、国民的权利、卸任执政官的自由和完整的权利，尤其像这个案例，我们看到最后结果并不取决于对某些事实的指控（被告可以否认指控），而是取决于对习惯法的解释。在一个对地位卑微的普通民众有影响的类似案子中，如果有一位同盟国的公民在罗马成了奴隶，然后又获得自由，返回家乡，这就涉及一个我们的祖先争论未决的问题：按照回归的程序，他能否恢复他以前的国籍，或者说他是否已经失去了他的罗马公民的身份。至于自古以来最严重的自由问题，难道就和习惯法无关吗？一名奴隶的身份应当从他的主人同意把他登记在监察官的花名册上算起，还是应当从涤罪仪式[63]结束算起？在我们祖先的回忆中，发生过这样一件真人真事。有一位家族首领从西班牙来到罗马，离开了他的妻儿所在的行省。后来他在罗马又娶了一位妻子，但并没有把休书寄给第一位妻子。后来这位首领令人厌恶地死去，而他的两位妻子分别都有了儿子。这只是一件普通争讼吗？这件事确实与两个人的公民权有关，即第二位妻子和她所生的儿子的公民权。要是第一位妻子没有按照一般的方式离婚，而第二位妻子也没有再婚，那么第二位妻子的身份和地位就是妾。
“同理，要是有人对这些事情及其所属共同体的相同法律一无所知，但却在一大批人的跟随下从一个法庭到另一个法庭，狂吼乱叫，昂着头讲话，对一切都表示轻视，目光贪婪，言行举止都那么傲慢，既扮演当事人的保护者的角色，也为朋友提供帮助，向几乎每一个公民展示才能和为他们提供建议，这样的事情难道不会令人反感吗？
［41］“由于我已经谈论了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让我们继续追踪他们的马虎和懒惰。学习法律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它的巨大用途会敦促人们不辞劳苦地学。但是，天哪，有斯卡沃拉在这里听，我好像不应该这样说，他肯定想要掌握任何一种技艺，而又没有哪一门技艺是比较容易的。由于某些具体的原因，大多数人确实不这么想：首先，古时候掌管这类学习的人想要保持和增强他们自己的权威，因此不想把他们的技艺变成公共财产；其次，在法律公布以后，格乃乌斯·弗拉维乌首先确定了诉讼的形式，而当时还没有人能够把这些事情分类，并加以很好地排列。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转化为技艺，除非已经掌握了某个主题的人把和该主题有关的内容组织成一门技艺，而他也已经具备使他能够这样做的必要知识，可以用这些还没有包含在技艺中的具体内容来创设一门技艺。我希望我的讲话能够简洁，我明白我已经讲得有点晦涩了，但我要试着用比较清晰的术语来表达我的想法，要是我能做到的话。
［42］“构成一门技艺的所有成分原先几乎都处于无序的状态，或者相互之间缺乏联系。例如，音乐中的韵律、声音、节拍；几何学中的线、图形、面、体；天文学中的天穹的旋转、星辰的升降、天体的运动；文艺中的诗歌、历史、词源、音韵；最后在演讲术的理论中有开题、风格、排列、记忆、表达，这些内容曾经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的，相互之间也都是分离的。所以一门技艺可以从外部得名，从另外一个确定的范围内产生，而哲学家们对此表现得非常固执，想要为这些没有联系的事情提供一致性，把它们以某种纲要的形式组合起来。所以让我们把习惯法的目标确定为，在公民的关心和争论中维护以成文法和习俗为基础的公正。接下来，我们必须确定案例的一般类别，我们要把类别限制在很小的确定的数量上。所谓一般的类（a general class）可以包含两个或更多的种（species），这些种相互之间有某些共性，但又各有特性。种是部分，处在它们由之产生的那些一般的类之下。而所有的名称，无论是一般的类的名称还是种的名称，必须予以确定以表明各自的意义。当然了，我可以把定义描述为关于我们想要加以界定的事物属性的一个简约的、准确的陈述。
“要是我不在意这场谈话的听众的性质，我会对我已经说过的内容补充一些例子；但现在我要简要地总结一下我的计划。要是允许我现在就来做我长期从事的工作，或者有别人也和我一样想做这件事，或者在我死后还在做这件事，那么首先可以把整个习惯法分成一般的类别，这样的类别很少；然后再把它们分成所谓的种；然后再用定义弄清每个种的恰当意义；然后你们就可以拥有一门关于习惯法的完整学问，它意义重大、词汇丰富，但不会是无法接近的，也不会深奥无比。然而，与此同时，当这些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的材料被汇集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就可以任意地对它们进行挑选，接受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容忍的习惯法的知识。
［43］“你们认识罗马骑士盖乌斯·阿库莱奥吗？他是一个智力极高的人，但在一些技艺上修养不足。他一直和我住在一起，对习惯法掌握得很好，除了我们在这里的这位朋友，你们中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习惯法的所有内容都是公开的，存在于日常习俗中，存在于人们的相互交往中，存在于公共场合。习惯法没有被封闭在历史记载中，也没有被封闭在许多大部头的书中。有关习惯法的一些事情最初有许多立法者，他们把这些事情公布出来，在术语上有一些微小的差别，最后才由这些立法者确定下来。另外一件事对学习和理解习惯法有帮助（尽管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一点），这就是习惯法有它的迷人之处，学习习惯法能给人带来快乐。如果这些学习与埃利乌斯如何吸引人有关，如果埃利乌斯完全掌握了习惯法，那么在祭司使用的书中，在“十二铜牌法”中，他可以看到一幅完整的古代图景，可以从中学到一种原始的古代语言，也可看到某些诉讼形式和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如果他研究政治科学——斯卡沃拉不把它当作演说家的事情，有些人认为它属于一个不同的知识部门——那么他会发现整个政治科学的主题依赖于“十二铜牌法”，其中描述了各种人的利益和国家的整个组织；如果他热爱你们最伟大、最傲慢的哲学[64]——我要相当大胆地说——他能在其中找到他要讨论的问题的所有资源，因为这些资源都来自习惯法和成文法。从这些法律中，我们看到人们对荣誉的觊觎胜过其他东西，因为真正的、恰当的、可以获取声望的行动能赢得高位、奖励和荣誉，而人的恶行和欺诈会招致惩罚、降级、锁链、鞭笞、放逐和处死；我们也还了解到，不是漫无目的、充满反控的争辩，而是法律的权威决定，才能征服我们的激情，约束我们的欲望，我们的心思、眼睛和双手才会离开我们邻居的财产。
［44］“尽管整个世界都在抱怨，但我要说心里话。我要庄严地宣布，如果有人想要寻找法律的开端和起源，那么以权威性和实用性为衡量标准，小小的“十二铜牌法”手册本身胜过所有哲学家的图书馆。如果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我们说自己的祖国就是我们的喜乐——这种情感所具有的力量和性质使一位非常审慎的英雄追求不朽，以至于‘忘记他的伊塔卡，身陷大海中央四面环水的小岛。’[65]——有了这种强烈的爱，我们一定会充满激情，为她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力量感到骄傲，愿意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做贡献！我们首先必须学习她的心灵、习俗和制度，既因为她是我们所有人的祖国，又因为我们需要她制定法律的完善智慧，这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不可缺少的。
“如果你把我们的法律与外国人莱喀古斯、德拉古、梭伦的法律做比较，那么你们会从法律学习中得到进一步的快乐和愉悦，你们会很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在实际智慧方面远远地超过其他民族。因为其他国家的法律存在的难以置信的混乱，几近于荒谬，远甚于我们自己的法律。谈起这个主题，我曾经每天大讲特讲，赞美我们民族的智慧，反对其他民族的，尤其是希腊人的智慧。斯卡沃拉，依据这些理由，我已经宣布有一种关于习惯法的知识，而要想成为完善的演说家，这种知识是不可缺少的，是吗？
［45］“又有谁不知道这种学习本身给律师提供了多少显赫的职位、信誉、权威方面的保证？因此，在最卑微的希腊人中间有那些在他们国家被称作‘律师’[66]的人，他们仅仅为了得到一点儿小钱，就在法庭上为人帮腔，而我们国家正好相反，所有最高尚、最杰出的人都在做这项工作。例如，与这种关于习惯法的知识相关，最伟大的诗人对这些人做了描写，‘在最聪明能干的人中间有埃利乌斯·塞克斯都’[67]，此外还有一些人在获得了卓越的才能以后为人们提供法律咨询，他们的力气对他们的才能的帮助还不如他们的声望。
“还有，为了给老年增加伴侣和风雅，还有什么事比解释法律更有价值呢？我甚至从刚成年的时候就已经给自己做了这方面的准备，不仅注重法庭上的实践，而且也注意我的年纪给我带来的荣耀和显赫，以便当我体力开始衰退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来临了），我可以待在家里而不感到孤独。对一名已经离开高位、不用再为国家大事操心的老人来说，还有什么事比这更好呢？我可以说出什么是正确的，就像恩尼乌斯诗中那个伟大的彼提亚人阿波罗一样，要是不能为‘民众和国王’提供咨询，也要能成为他们的同伴，‘人们怀疑他们的善意，我为他们提供了帮助，消除了人们的怀疑，确认了他们的计划，我使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68]大律师之家确实是整个共同体的神谕宣示所。这一点可以由我们在这里的朋友昆图斯·穆西乌斯[69]家杂草丛生的便道和前院来证明，他不顾年迈和体弱，每天会见大批公民，其中不乏最杰出的人士。
［46］“还有，我们不需要长时间地讨论并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演说家也必须熟悉只与国家和同盟国有关的公共法（public law），以及以往事件的记录和古代的先例。因为在涉及个人利益的案子和诉讼中，他必定经常从习惯法中借用语言。所以我们已经说过，习惯法的知识对演说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正因如此，涉及公共案件，与在法院里相似，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中，所有这些古代的故事、公法的先例、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学问，都是有用的材料，可以供那些从事政治的演说家们使用。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们不是在寻找某些讼棍、装腔作势的人、夸夸其谈的人，而是在寻找这门技艺的大祭司，尽管独立的自然赋予人类从事技艺的巨大能力，但是人们仍旧视之为神的恩惠，所以专门与人有关的才能似乎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而是由上天恩赐的。这门技艺的大祭司甚至在战场上也可以不受伤害，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感到他确实配得上演说家的称号，而不是一名传令官。他还可以进一步用他的口才揭露同胞中的卑鄙，审判他们的罪恶，用惩罚来约束他们。他也可以以他的才能为武器，把无辜者从冤案中解救出来。他能够使一个冷漠的、屡次犯错误的民族发生转变，或者引导他们远离谬误，点燃他们抗击罪恶的勇气，使他们反对好人的激情舒缓下来。最后，他还可以用他的口才激励或安抚人心，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场合，也无论民众拥有何种激情。
“如果有人想象这种力量可以由撰写演讲理论的作家来解释，或者认为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解释清楚，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他甚至没有察觉到这个主题的广泛，也没有注意到我对这个主题的无知。因为我本人，确实如你们所希望的那样，适宜向你们揭示这口清泉，告诉你们如何去接近它，但我本人不适宜做你们的向导（这是一项无穷无尽的、没有必要的任务），我只是给你们指指路，以通常的方式用我的手指指出那口清泉的方向。”
［47］穆西乌斯说：“在我看来，你确实已经讲得够多了，如果你的朋友确实太热情了，我们要请你原谅。就好比伟大的苏格拉底，他的工作非常完善，在他的长期鼓励下，某些人开始追求知识，理解美德（因为进一步的教导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他们努力获取美德，胜过其他一切），所以我明白，如果你们俩同意进入克拉苏所说的这些训练，那么你们很容易穿越他已经为你们开启的大门，沿着他为你们指明的这条道路，抵达你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苏皮西乌又补充说：“我们确实非常感谢你的陈述，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但是我们还想再听你讲一讲，尤其是那些涉及技艺本身的具体内容。尽管你克拉苏并不轻视这门技艺，而且甚至也已经学习了这门技艺，但你对此讲得非常简洁。如果你能更加随意地讲解这些内容，你会令我们长期以来的每一个愿望得到满足。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必须追求的目标，不管怎么说它本身是伟大的，但我们渴望知道的是这些学问的方法和理论。”
克拉苏说：“我已经顺从了你们的愿望，而不是按照我自己的练习或天然倾向随意发挥。为了让你们更愿意跟我待在一起，为什么不可以请安东尼乌斯讲一讲他那本一直带在身边，但没有把它公布出来的书呢？他刚才还抱怨说，有一本小书一不小心溜出了他的手掌心，这本书揭示了演讲术的这些秘密。”苏皮西乌回答说：“随你的便，因为从安东尼乌斯嘴里我们也能听到你的观点。”克拉苏继续说道：“那么，安东尼乌斯，我请你接过这些年轻人放在我们这些老年人肩上的担子，说说你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你看，他们已经向你提出这种要求了。”
［48］安东尼乌斯回答说：“我明显地感觉到，并且看到自己将要身陷绝境，不仅要接受超越我的知识和经验范围的提问，而且还要忍受你的朋友，他们不会让我逃离，就像我以往总是尽力想要逃离法庭一样。克拉苏，我指的是跟在你后面讲话。但是我会鼓足勇气，尽力去理解你的选择，对此我希望在讨论中能够相当幸运。也就是说，你们不要指望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文雅的措辞。因为我不会去谈论一门我从来没有学过的技艺，而只能谈谈我自己的实践。至于那些常识，我已经记在我的笔记本里了，它不是某些人教给我的传统，而是已经在处理某些事务时，或在法庭上使用过了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愿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你这位取得完美成就的人，那么就请责备你自己的不公平，因为是你要我来讲这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能够很好地提升我的良好品性，那么这也是由于你的热情，而不是由于我的审慎。”
克拉苏回答说：“你就开始吧，安东尼乌斯。讲讲你自己不会有什么危险，你说自己没有这样的实际智慧，但我们中间没有人会因为敦促你参加这种讨论而感到后悔。”
安东尼乌斯说：“行，那我就开始。我先做我认为在每一场争论中首先要做的事，这就是清楚地确定讨论的主题，使谈话不至于漫无边际，使争论者不至于弄不清争论的焦点。
“假如要讨论的问题正好是将军的技艺的性质，我会一开始就提出谁是将军这个问题，这样做是恰当的。在把将军定义为负责战争行动的人以后，我们还应当添加一些具体内容，涉及部队、扎营、排阵、近战、围城、给养、伏击和逃离伏击圈，以及其他一切与军事有关的事情。那些拥有这些知识、从理论上掌握了这些主题的人可以称作将军，举例来说，就是西庇阿、法比乌斯·马克西姆[70]、厄帕米浓达、汉尼拔一类人。
“但若问把经验、知识和热情贡献给指导国家的人是谁，那么我会给这样的人下定义说：‘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懂得并使用这些东西使国家的利益得到保证和发展，都可以称作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和国家政策的发明者。’我会提到的杰出领导人有普伯里乌·伦图卢斯、提比略·大革拉古、昆图斯·麦特鲁斯、普伯里乌·阿非利加努、盖乌斯·莱利乌斯，以及其他无数的政治家，有些是我们国家的，有些是外国的。如果问题是谁可以称得上在法律方面有学问的人，我会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成文法方面是专家，在习惯法方面被人视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有能力提出建议，指导法律诉讼，保障当事人的利益，在这类人中我会提到埃利乌斯·塞克斯都、玛尼乌斯·玛尼留斯、普伯里乌·穆西乌斯。
［49］“现在我们来谈论对比较微小的技艺的追求。如果有人醉心于音乐[71]，那么我们可以考察语言学家或诗人，我可以按同样的方式解释他们的几项主张，说明他们各自最需要的东西。最后，关于哲学家本身，凭着他的特殊能力和智慧，似乎只有他可以声称自己无所不知。关于哲学家我们毕竟还有一个定义，说他是一个努力追求一切神的事务或人的事务的意义、性质和原因的人，力图掌握某种正确的生活理论，并以此得名。但是对演说家，由于我们正在研究演说家，我本人不愿像克拉苏那样去描述他们，克拉苏本人我想肯定也在演说家之列，在演说家这个职业和称号下，他们对各种论题和各门技艺无所不知。事实上，我把演说家当作能在法庭和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使用悦耳的语言和令人信服的论证的人。这样的人我称之为演说家，除了说他有优美的语调、表达的能力和某些迷人之处外，还说他有天赋。
“在我看来，我们的朋友克拉苏所说的演说家的范围似乎太宽了，不是这门技艺涉及的范围太宽，而是他规定的演说家的才能几乎是无限的。凭着他的判断，他甚至要把政治家的称号授予演说家。斯卡沃拉，我认为你们赞同他的这个观点实在是太奇怪了，也许有一天元老院会在这些极端重要的事情上同意你们的看法，尽管你们的讲话是简洁的，不加修饰的。我听说拥有最高政治权威的马库斯·斯考鲁斯的别墅离这儿不远，确实，要是他正巧听到与他的价值和智慧有着天然联系的政治影响被你克拉苏作为演说家的权力认领了，那么我相信，他一定会马上怒气冲天地开始与我们这些喋喋不休的人决斗。尽管他不是一个低劣的演讲者，但他依靠的是他较高的政治知识，而不是依靠演讲术的技艺。那么，一个人要是在两方面都有能力，他可以作为一名元老院的议员而且是国家政策的制定者，但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也是一名演说家；一位完善的演说家也不能通过他在讲话时的流利口才而获得专门知识，因此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有杰出表现。这些才能之间有巨大差别，它们之间也是分离的，并没有任何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能使马库斯·加图、普伯里乌·阿非利加努、昆图斯·麦特鲁斯、盖乌斯·莱利乌斯，以及所有演说家，具有自己的风格并使他们在整个国家享有声望。
［50］“无论是事物的性质，还是任何成文法或习俗，都要求人们学习不止一门技艺。所以，尽管伯里克利[72]是雅典最擅长演讲的人，并且多年来也是那个国家的政治领袖，但并不能因此而设想这两种成就或技艺实际上是一种；也不能因为普伯里乌·克拉苏把演讲与学习法律结合在一起，就从中推论习惯法的知识包含在演讲能力之中。因为，要是一个人在某些技艺和能力上表现出众，而同时又掌握了其他技艺，我们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信念，认为有关这种技艺的知识是他所掌握的最杰出的一门技艺的专门部分，那么根据同一原则，我们可以断言，打球打得好，或者玩‘十二斜线’的游戏玩得好[73]，是普通律师的特长，因为普伯里乌·穆西乌斯非常擅长做这两件事。按照同一论证路线，那些被希腊人称作‘自然哲学家’的人也可以讨价还价地被称作诗人，因为有一位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74]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但实际上，甚至掌握了各种知识、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哲学家本身也不敢把几何或音乐说成是道德哲学家的技艺，仅仅因为人们普遍公认柏拉图擅长这些技艺。
“如果我们一旦决定把这些技艺都说成是演说家的技艺，那么这样的说法可能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讲话的能力一定不会像个饿死鬼，或者是赤裸裸的，而会被喷洒养料，包裹在各种各样迷人的外衣中，它是优良的演说家的才能的一个组成部分，演说家需要尽可能多听多看，需要反复思考和阅读，他不是要把学到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财产，而是要品尝属于他人财产的滋味。我同意演说家必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没有哪个地方是他不能去的，在任何行动领域中他也不是陌生人和旅行者。
［51］“还有，克拉苏，对你提到的这些演员，这些哲学家喜欢的手段，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大的困惑。仅凭口头讲话，没有人能够点燃他的听众心中的情感，或者平息他们的激情（尽管这是演说家的功能，也是人们从演说家身上能够察觉到的主要作用），除非他能看到一切事物深藏的本质，包括人性和动机。与此相关，演说家必定需要掌握哲学，我们看到最有才能和闲暇的人的整个生命都耗费在这样的追求中。对于他们渊博的学问和多才多艺我决不轻视，事实上我反而极为崇敬，然而对我们自己来说，由于忙于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只要能够了解和表达这些有关人性的事情，对人性不要一无所知，也就够了。
“因为，有哪位伟大的、能干的演说家在试图表达对他的对手的愤怒时，会由于不知道愤怒是心灵的发热，或者愤怒是一种强烈的报复愿望，而遭到失败呢？[75]有谁在凭借他的话语，面对保民官，或者在公民大会上，试图扰乱他人心灵中的情感时，会引用这些哲学家的陈腐话语呢？对此，有些人否认情感在心灵中有任何合法地位，认为扰乱保民官的心灵实际上是在犯罪，而另外一些人希望用某些比较宽容的方法接近生活事实，断言情感应当非常有节制，或者认为情感所起的作用是微弱的。
“然而，演说家凭着他的话语极力扩大或夸张悲哀，而这种事情在日常生活中被视为应当回避的邪恶和麻烦。演说家又用他的口才夸大或美化那些人们一般认为可以托付给他人的事情以及人们向往的价值；他不希望自己的出场完全像是出现在一群傻瓜中的圣贤，使他的听众要么把他当作一名手脚笨拙的、卑贱的希腊人，要么完全赞同他拥有的才能，对他的智慧表示惊愕，然而又因为他们自己是愚蠢的，所以把演说家也当作有病的。演说家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人的灵魂，考察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他不需要哲学家们的定义，也不需要在他的讲话中考察‘至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能否定义为美德或快乐，或者二者能否结合在一起，或者（确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说这世上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是可以清楚地认识、理解和把握的。关于这些问题，我承认相关的学说丰富多彩，相关的理论也多得无法计算。但是，克拉苏，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思想敏锐、生来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的人。他要能够热心地考察他的同胞公民的思想、情感、信仰和希望，也要考察其他人的思想、情感、信仰和希望，凭着他的话语，他就可以在任何问题上说服他们。
［52］“他必须能够感觉到属于不同等级的人在不同生活时间里的不同程度的情绪和意向，要能够察觉他为之辩护或他想要为之辩护的那些人的思想和情感。他应当搁置那些哲学书，到休息的时候再用，就好像我们在图斯库兰休假一样。所以，哪怕他必须谈论正义和公正，也不要引用柏拉图，因为柏拉图想的是如何写书，当他阐述正义的时候，他在字里行间描述了一个不知何种类型的共和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与人类社会的习俗完全不一样。但若他的思想在真实的民族和国家中得到认可，那么，克拉苏，他们就会因为你作为一名伟大的政治领袖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允许你表达你自己的看法吗，就像你从前在你的同胞举行公民大会时所做的那样？‘救救我们吧，让我们摆脱不幸；救救我们吧，让我们摆脱仇敌的牙齿，他们要喝尽我们的血；不要让我们成为任何人的奴隶，我们宁可服从你们，成为国家的奴隶。’我可以省掉‘不幸’这个词，因为按照哲学家的说法，勇敢者绝不会陷入不幸；我也可以省掉‘牙齿’这个词，因为你们想要从敌人的牙齿下得救，害怕你们的鲜血会由于不公正的审判而被吮吸，而哲学家认为聪明人决不会遇上这种事情；但是讲到‘奴隶’，你们敢说与自己无关吗？不光是你们自己，而且还有你们白天还在为其利益辩护的整个元老院，都有可能成为奴隶。
“克拉苏，你们把这些权威的格言列入演说家的知识范围，那么按照这些权威的看法，美德是奴隶吗？美德永远是自由的，只有美德是自由的，尽管身体有可能成为战俘或戴上锁链，但美德仍旧会牢牢把握自己的权利，不让自己受到任何约束！至于你们还宣布，元老院不仅‘能’而且‘必须’成为国家的奴隶，我想问的是，有哪位哲学家会如此懦弱，在决定了一切事物快乐与痛苦的标准以后赞同这个建议，国家本身已经把控制权和指导权交给元老院，就像驭手交出缰绳一样，这个时候还要把元老院置于国家的约束之下吗？
［53］“所以，尽管我个人认为你的这些话是激动人心的，但是普伯里乌·鲁提留斯·鲁富斯，一位有学问的、献身于哲学的人，曾经说过，他们不仅缺乏审慎，而且确实是不体面的，可耻的。他也曾经严厉地批评塞维乌斯·加尔巴，说自己记得很清楚，为了取得公民大会的同情，当卢西乌斯·斯里伯纽提出他的迫害动议时，加尔巴的最麻烦的政敌马库斯·加图以辛辣的语气向罗马人民发表了长篇演讲，加图本人则把这次演讲记录在他的《早期历史》中。
“如我所说，鲁提留斯曾经当面挑加尔巴的毛病，用他的手直指加尔巴的肩头，旁边站着他的卫士昆图斯、他的近亲盖乌斯·苏皮西乌·伽卢斯的儿子。后来，鲁提留斯动情地回忆他杰出的父亲，他的样子足以使参加公民大会的人痛哭流涕，因为这位父亲已经让自己的两个小儿子献身于保卫国家。（尽管没有天平或铜牌）但他像士兵在军队中宣誓一样宣布说，在失去父亲以后订立的婚约中，他指定罗马人做他们的监护人。结果，按照鲁提留斯的说法，加尔巴尽管在那个时候深受民众的厌恶和痛恨，但却使用这些演员的手段使自己被宣判无罪。我发现这一事件在加图的书中也有记载，还有评语说‘但对他雇用男童和使用哭泣的手段来说，被告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放逐和死刑可能比这样的凄惨还要好受些，而鲁提留斯到处使用这样的方法来宣判他人有罪。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且还要亲自动手执行审判。你们知道，尽管这个人是实施正义的典范，在这个共同体中没有比他更高尚、更清白的人了，但他不仅拒绝为他的判决请求怜悯，而且拒绝任何超过清楚明白的事实真相所允许的更加雄辩和精致的辩护。对在这里的科塔来说，尽管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年轻人，是鲁提留斯的侄儿，但他在这个案子中也只留下一个讲话的片断。昆图斯·穆西乌斯也按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争论，没有表现出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他的措辞简洁明了，像水晶一样透明。
“但是你，克拉苏，刚才还在说演说家必须为了他的演讲材料而参加哲学家们的日常争论，假如你也在那一天讲话，允许你为普伯里乌·鲁提留斯辩护，不是以哲学的方式，而是以你自己的方式，那么尽管那些法官是一些应该受到诅咒的该死的家伙，但你的雄辩的力量无论如何可以从他们心底里驱除他们的野蛮。但事实上，我们失去了一位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尽管对他的审判就好像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进行的一样。他的律师没有一个发出呻吟或者尖叫，也没有人对任何事情表示痛苦或者抱怨，或是向国家提出请求，或者尽量表示谦卑。简言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涉足这些诉讼，无疑，他们怕的是这些事传到斯多亚学派那里去。
［54］“这样，我们就有一位执政官等级的罗马人以伟大的古人苏格拉底为榜样。苏格拉底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过着一种最无可指摘的生活，在受到严重指控时为自己辩护，以这样的方式表明自己并非屈辱的囚犯，而是这桩案子中的教师和胜利者。一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吕西亚斯给苏格拉底带来一篇写好的、供背诵用的演讲词，要是苏格拉底感到合适，就可以在受审时用来为自己辩护。苏格拉底不那么情愿地读了一遍，然后说写得很好。他说：‘但是，就好像你给我买了一双西徐亚人的短统靴，不那么容易合脚，所以我应当把它们当作女人穿的鞋子抛弃，尽管我认为你的演讲词表现了娴熟的演讲术，但它不是一个勇士应当说的话。’所以，苏格拉底被判决有罪，不仅仅取决于法官对所控罪状的裁决，而且还取决于法律规定的进一步投票的结果。因为在雅典，在裁定被告有罪之后，对被告的惩罚是不确定的，有点像债务评估，在法官投票之后，要问被告以往有过什么功劳，愿意承担的最高惩罚是什么。当法官向苏格拉底提问时，他回答说自己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应当得到奖励，由国家公费供养，这在希腊人中被视为最高的荣誉。他的回答触怒了法官，使他们最后判处这个完全无辜的人死刑。如果他确实像我衷心希望的那样无罪——虽然这不是我们的事——但由于他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我们怎能忍受你们这些哲学家的这位祖师爷仅仅因为不懂演讲术而被判处有罪，然而却又告诉我们说这些雄辩的规则应当到他们那里去寻找？在我看来，我不会与他们就他们的能力是否更好或者更加真实的问题进行争论，我只想说他们的能力和我们的能力是两回事，离开哲学，完善的口才也能存在。
［55］“克拉苏，我知道你为什么如此热爱习惯法了，在你谈论习惯法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首先，你已经为斯卡沃拉提供了服务，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和彬彬有礼。他心目中的演讲术是完整的、无需修饰，而你们使用了丰富的措辞修饰手段。其次，由于让这门技艺承担了太多的工作和辛劳，由于你们在家里就鼓励和教导人们追求这门技艺，因此你们担心，除非你们用口才来荣耀这门技艺，否则你们的劳动就会白费。
“但我本人与你们的这种技艺没有什么争执。不管怎么说，就让它成为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吧。因为它无疑是一门高尚的技艺，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有许多人对它表示关心，它一直拥有最高的名声，迄今为止有许多最杰出的公民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律师。但是，克拉苏，在你想要给习惯法的知识也披上一件新颖外衣的同时，你不能糟蹋演讲术，不能剥去这门技艺已经穿上的外衣。要是你说精通法律的人是演说家，演说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人，那么你就确定这两门技艺都是高尚的，并将它们放在同等地位，视之为从事同一工作的两名同伴。然而，由于你已经承认精通法律的人可以缺乏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演讲术，有许多人是这样的，同时你又否认有不懂法律的演说家的可能性，所以按照你的解释，有学问的律师、律师本身或者仅就律师本身而言，他其实什么也不是，只不过是一名谨小慎微的、精明狡猾的讼棍，一名在法律审判中又哭又闹的人，一名玩弄法律词汇的人，一名用语词设下陷阱捕捉猎物的猎人。但由于法庭上的演说家要经常借助法律提供的帮助，因此你就把你的法律知识和演讲术联系起来，就好像一名跟在演讲术背后的侍女。
［56］“至于有些律师对习惯法的细节一无所知，也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些细节，然而竟然敢在法庭上讨论习惯法的最高论题，你对这种人的厚颜无耻表示惊讶，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很明显。这就好比有一名男子不知道如何办理买卖婚姻的手续，但他却能够实施这样的婚姻。又比如我们驾驶小船可以用一种技艺，也可以用这种技艺为一艘大船掌舵。由此可见，一名不懂遗产分配的技术细节的人也可以提出有关财产分配的诉讼。为什么？就以你们在‘百人委员会’面前引用的最重要的程序来说吧，我们在这里转向法律问题。请你们告诉我，在处理这些案例的时候，能够进行最精致的论证、有口才的人能够不精通法律吗？确实，在所有这些诉讼中——你不久前提到的关于玛尼乌斯·库里乌斯的案子、有关盖乌斯·霍斯提留·曼昔努斯的争论，还有涉及在第一位妻子还没有接到休书之前由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的权利那件事情——涉及的法律即使在最精通法律的文人圈里也是众说纷纭。所以我要问的是，当一名有学问的律师受制于取胜的目的，不是凭着他们自己的机智，而是凭着一名陌生人的机智，也就是说，不是用法律知识，而是用演讲术的时候，法律知识在这些案子的诉讼中起什么作用？
“我也经常听人说起一件事，当普伯里乌·克拉苏还在竞选市政官，而他的上司，卸任的执政官塞维乌斯·加尔巴为了奉承他，安排了一桩他的儿子盖乌斯和某个名字也叫克拉苏的乡下人的女儿之间的婚姻，这个乡下人是前来向普伯里乌·克拉苏求教的。他把事情告诉克拉苏，然后带着从克拉苏那里得到的建议回家去。这些建议与其说比较正确，不如说更加符合他的利益。加尔巴注意到这个乡下人的懊恼，于是就走上去喊他的名字，与他说话，问他向克拉苏咨询什么问题。听了这位当事人的讲述，并注意到这个乡下人的焦虑心情，他说：‘我明白了，克拉苏在给你提建议的时候心事重重，精神错乱。’然后他用手抓住克拉苏本人问道：‘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竟然会提出这样的看法？’这时候，克拉苏用他确信的演讲知识重复了他先前的建议，并且重申他的观点是无可争辩的。然而加尔巴开玩笑似的提出了一系列类比，伴以各种各样的事例，敦促人们要从公平出发考虑问题，反对过分严峻的法律，而克拉苏由于在讨论中无法战胜加尔巴——尽管克拉苏也是很有教养的人，但在各方面都比不上加尔巴——于是就诉诸权威，指出自己的说法在他的兄弟普伯里乌·穆西乌斯的著作和埃利乌斯·塞克斯都的教科书中都可以找到，不过他还是承认加尔巴的论证在他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非常接近真理。
［57］“然而这些无可争议的、与法律相关的案例不能作为一个通则来遵守。有哪位家庭的主人在他的儿子出生之前就立下遗嘱，给他遗产？没有。因为根据后来的法律，有儿子出生会使原有的遗嘱作废。这样，在法律的这个部门就没有所谓司法判决。所以，演说家可以安全地藐视这个领域中的所有无可争议的法律，这肯定是迄今为止这门知识的一个较大的部分。至于在大多数文人圈中无法确定的法律，他们从中很容易找到某些有利于他本人看法的权威，可以从权威那里得到许多标枪，用来对付他的论敌。确实（由于我们这位朋友斯卡沃拉的仁慈和宽容，让我们说），你依靠你岳父的著作和格言为玛尼乌斯·库里乌斯的案子进行辩护吗？你难道不应当抓住这个机会，保卫正义，为死者伸张最后的意愿？
“不管怎么说，在我看来——我经常在你身边听你说话——你嘲笑斯卡沃拉过分精细的论证，对他的机智表示惊讶，因为他竟然能够做出一个人必须在他死之前出生这样的推论，你在这个时候能够征服大多数听众靠的是你的机智、迷人和幽默；而当你在机智幽默地开玩笑时，你从成文法、元老院的法令、日常言论中引用了大量的实例，这样一来，我们对文字的探讨，而不是对精神的探讨，也就被引向无结果的结局。所以法庭上充满了快乐和兴奋，但我看不到在这样的过程中你的习惯法的实践对你有什么作用，在这一过程中起作用的是你卓越的口才的力量，以及你的完美的快乐和风度。
“坚持传统知识，捍卫继承权的穆西乌斯在他反对你的那个案子中引进了什么论证？就像是从习惯法中借来似的。他读过什么成文法？他的演讲有哪些地方对不懂法律的人来说显得太晦涩？他的整个讲话确实有明显的意图，就是认为成文的东西必须具有最大的适用范围。然而这种事情是所有学校里的学生都要接受的训练，在嘲笑这种审判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教训是要坚持书面文字和追求真正的平等。
“我也假定，在那个士兵的案子中[76]，如果你为那位继承人或士兵当律师，你会依据霍斯提留的《诉讼判例》（Precedents in Pleading），而不会依赖你自己在演讲术方面的能力！如果你已经向有关方面提出这个遗嘱，那么正好相反，你肯定会注意到几乎所有遗嘱都有程序方面的问题；如果你已经为这位士兵辩护，那么你需要按照通常的方式，用你自己的口才把他的父亲从坟墓里召回来，展示给所有人；而这位父亲也会热烈拥抱他的儿子，流着泪把他托付给‘百人委员会’来照顾；我敢保证，他的话会影响每个人，连石头听了都要流泪，由此也就展开整个一节辩论。这种时候人们讲的话与你们视之为高于一切法律文献的‘十二铜牌法’无关，而仅仅是只有某些教师承认的道德化的打油诗。
［58］“你判定年轻人懒惰，因为他们不愿意努力记住你的技艺。你的第一个观点是这种技艺非常简洁，我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些由于实施这种技艺而变得非常傲慢的人去考虑，但你自己也明白，这门技艺同时又是非常困难的，你所谓的简洁的技艺根本不成其为技艺，而是要等到某一天学了其他技艺以后才能掌握这门技艺，也就是说要到这个时候这门技艺才成其为技艺；第二，你拼命地说这门技艺会给人带来很多快乐，希望人们都会任由你快乐，而他们自己则满足于不快乐，并且他们中间也不会有人学习某些作品，即使他们不得不学，不会为了这个目的而宁可选择巴库维乌斯的《透克洛斯》[77]，而不选择玛尼留斯的《买卖的条件》（Conditions of Sale）。以你的下一个观点为例，热爱祖国使我们有义务去掌握有关我们祖先的计谋，你难道没看到古代的成文法已经被湮没在久远的历史之中，或者已经被现代的立法所取代吗？你本人相信习惯法可以使人行善，因为习惯法有奖善罚恶的规定，而我肯定也认为美德可以传授给人类（假定从方法上来看美德是可教的），通过训练和说服，而不是通过恐吓、暴力，甚至恐怖。不管怎么说，我们甚至可以不学习法律也能学到美德，也就是说，它是一件极好的驱除邪恶的美事。
“至于我自己，你只允许我拥有行使正义的权力而无需任何法律知识，克拉苏，对此我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学过习惯法，而在面对执法官的诉讼中，我也从来就没有感到缺乏这种知识。因为在某个具体的行当和技艺中成为一名艺人是一回事，而在社会生活和人类的一般实践中是不是笨蛋或新手是另一回事。无论是进行有益的探讨还是在开玩笑，我们中有谁不能去调查他的家产，或者去看看他在乡下的庄园？没有人会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忽视这一类事情，以至于完全不知道播种、收割、剪树枝、摘葡萄、季节、农艺。如果我们中间有人有机会去看一看他的家产，或者去巡视一下，给他的管家下命令，询问一些农业方面的细节，这种时候他有必要去阅读迦太基的玛戈的长篇巨著吗？我们自己天生的智慧不就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尤其是当我们在处理法律和其他公共事务时，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习惯法，至少不会使自己显得像是我们国家里的一名旅客或者陌生人呢？如果某天有一个极为可疑的案子交到我们手里，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向在这里的斯卡沃拉咨询；尽管他们事实上属于不同派别，但他们处理过的事情可以为我们提供所有行家和研究者的观点。还有，如果争论与某个事实有关，或者与我们缺乏具体知识的领域有关，或者涉及账本或契约，我们被迫要去处理某些非常细致和麻烦的事情，如果我们必须掌握成文法或法律大师的观点，我们会仅仅因为年轻时没有学好习惯法而害怕处理不好这些事吗？
［59］“所以，习惯法的知识对演说家无用吗？我不能断定任何知识是无用的，至少不能对一名必须用各种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的演讲者说知识对他无用，但是一名演说家有许多重大的基本需要，这些需要很难说清，所以我不希望他的精力过于分散，学习的内容也不要过于广泛。
“有谁否认演说家在他的活动中必须像洛司基乌斯一样仪态端庄而优雅？但是没有人会敦促热衷于修辞术的年轻人像演员一样去学习各种姿势。对演说家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语调更重要？然而没有一位热衷于演讲术的人会按照我的建议变成他的声音的奴隶，去追随希腊悲剧家的榜样，在上台表演之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那里练习嚎叫，或者躺在那里练习提高嗓音，在演出结束后又坐下来从高音降到低音，以这种方式重新控制他的嗓音。如果我们想象着这样做，那么我们接手的这些案子，在我们反复演唱赞美诗或者单调地重复之前，就已经输掉了这场官司。
“如果我们不努力练习对演说家有很大帮助的姿势，或者惟一得到各方赞同的、无争议的、适用于演讲的语调，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精通程度能够与我们处理日常事务之后拥有的闲暇相对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一定要耗费精力背诵习惯法，因为即使没有专门的指导我们也能获得关于习惯法的一般知识。习惯法与其他事情不一样，语调和姿势不可能一下子获得，需要外在的帮助，而法律中的内容要运用于具体案例，它是可以获得的，哪怕再匆忙，也可以很快地从专家或教科书中得到！
“这就是那些最完善的演讲者[78]以及你前不久提到过的那些律师要用他们自己拥有的所有最精湛的技艺来帮助他们在法庭上的演讲的原因。通过掌握成文法和那些由最杰出的人士所制定的法令，我们自己的人民在这个方面已经有了许许多多更为杰出的表现。但若希腊人认为有必要，那么在他们中间肯定也会出现用习惯法来训练演说家的想法，而不是请求律师的帮助。
［60］“至于你的理论，习惯法的知识可以解脱老年的孤独，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幸运了。然而我们现在考察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演说家的基本需要。由于我们正在从一位艺人那里取来一系列细节作为与此相似的一名演说家的细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位洛司基乌斯说过的，年纪越大，想要听的笛声节奏越慢，声音越轻。现在他若是想打破某种具体的衡量体系的羁绊，想出某些缓解老年孤独的方法，那么他要是完全改变而不是弱化这些方法，岂不是要容易得多吗？你不会看不到，克拉苏，演讲术有多少种风格，我实际上几乎要把你认作最早使用简洁风格的人，你一直以来都以一种极为轻松、镇静的风格讲话。尽管人们都认为平静庄严的讲话适宜老年人使用，但我们知道有许多演说家，包括著名的西庇阿和莱利乌斯，用他们略带强调意味的演讲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来不像加尔巴那样扯着嗓子大喊。但若有一天你连这样的演讲都不愿意了，那么你会担心在这种屋子里的公民被共同体遗弃吗，尽管它已经不再是诉讼者的神龛？我确实没法同意你的看法，我不仅不认为老年生活的支柱是有大群人来向你咨询，而且我寻求你所害怕的孤独，就好像寻求避风港一样。因为我认为有闲暇是老年生活最好的支柱。
“但是其他学问——它们是有用的——我指的是历史、公共法律的知识、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各种审判的先例，如果我需要它们，那么我会从我的朋友康古斯那里借用，他非常精通这些事情。我不会反对这些年轻人去阅读和聆听这些事情，也不反对他们忙于追求各种适宜的学问和一般的文化，就像你刚才所建议的那样，但我发誓，他们在我看来好像并没有那么多时间，除非他们希望有所成就并遵循你的所有告诫。克拉苏，因为我想你提出来的条件相对于他们的时间来说太严格了，尽管这些条件对于实现他们的愿望来说有可能是必要的。如何取得进步，如何精心思考，如何练习写作，这些事情你刚才说过是在修辞学校里做的事。做这些事确实需要付出许多辛劳，要比较学生自己的论文和其他人的文章，要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对其他作品进行评价，要运用赞美、否定、认同、驳斥这些方法，还要在记忆和模仿两方面付出格外的努力。
［61］“你进一步宣布的内容是相当可怕的，在我看来它起的作用阻碍多于鼓励。因为你想使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成为洛司基乌斯，你说对演讲优点的认可与忍受由演讲的缺点激发的邪恶相比时间要短得多，而我认为对演员的批评比对我们的演讲术的批评更加吹毛求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看到，即使是在吼叫，我们也会引来更多人的注意，而伊索普斯的嗓子只要稍微有点儿沙哑，就会被轰下舞台。因为在这些技艺中除了耳朵的谢恩外，你不能期待得到任何尊敬，人们经常性的冒犯更是削弱了这种谢恩。但是演讲术有许多迷人的特点，哪怕并非所有特点都是完美的——有许多仍在发展之中——但那些真实表现出来的特点应当说是非常好的。
“所以，回到我们的起点上来，让我们像克拉苏所定义的那样，把演说家当作一个能够以精确的方式讲话，令人信服的人。但我们不要把演讲术限定在日常讲话和公共政治生活的范围之内。让演说家抛弃其他追求，而把演讲术视为高尚的、荣耀的，让他日以继夜地锻炼讲话，就像著名的雅典人德谟斯提尼，人们普遍承认他在演讲方面的崇高地位，他对演讲的热忱达到狂热的地步，用辛勤的锻炼来克服天生的缺陷。尽管他一开始甚至不能准确地发出他所热衷的这门技艺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但通过练习，他终于使自己成为杰出的演说家。起初，他的呼吸比较短促，但他后来成功地做到了在演讲时运气自如，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他吸一口气讲话，可以使音调升降两次。人们后来还传说，他把鹅卵石含在嘴里，然后高声朗诵诗歌，不仅站在那里练，而且在行走中练，甚至在上陡坡的时候也在练。
“克拉苏，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应当鼓励年轻人通过诸如此类的方法去严格训练，而其他那些你们从各种各样的技艺和学问中取来的东西，尽管你自己已经获得了一切，但我从来都把它们当作外在于演讲术和演讲者的作用之外的东西。”
［62］对于安东尼乌斯通过观察得出的结论，苏皮西乌，还有科塔，显得非常怀疑，为什么这两位演说家的谈话会如此接近真理。克拉苏则回答说：“安东尼乌斯，你把我们演说家说得像某种机械一样；我宁可相信你的真实观点不是这样的，你只不过是想让我们喜欢你的观点，在这方面没有人曾经超过你。这种演讲能力的锻炼专门属于演说家，尽管到了今天哲学家也在使用，主要用于那些长篇大论，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某个推论。现在我认为描述那些仅在法庭上出现的演说家的性质不是我的责任，这样的演说家不会超过案子的具体需要展示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在我的这些听众面前。但是，当我阐述我对演说家的看法，尤其是在我们自己的共同体中，说演说家一定要有很好的武装，这些东西不能缺少时，我有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另一方面，你把演说家的整个功能限定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所以你更容易向我们阐述你对演说家的责任和规则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我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必须放到下次再谈。因为我们今天的谈话够长了。还有，斯卡沃拉也要休息一下，他已经安排好了去他的图斯库兰庄园，只等热气消退。让我们也考虑一下今天的时间，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健康。”
这个建议大家听了都很高兴。斯卡沃拉说：“我衷心希望我没有安排莱利乌斯今天到我的图斯库兰庄园里来，我只想听安东尼乌斯讲话。”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又笑着说：“他把我们的习惯法驳得体无完肤，但对此我并不感到懊恼，因为他承认自己对习惯法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