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86年12月，我为自己《扭转潮流》①一书的儿个外文版本写了一篇“后记”。这本关于文化恐怖主义的文集就是在这个后记的基础之上写成的。我本打算把原先的这篇材料更新一下，加上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之后的情况，用作美国第二版的后记；但在写作过程中，这篇文字本身逐渐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因此我准备将它单独付印。不过，除非特别说明，在本书中我仍将主要以《扭转潮流》中的讨论和《论权力与意识形态》中的进一步阐述为背景。

这篇早期的文字探讨了几个问题：中美洲的艰难时期；文献记录所反映出的美国政策制定原则；这些原则在干预第三世界时的运用，特别是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同样原则在国家安全事务以及工业大国相互关系方面的运用；还有美国国内社会的一些相关特征。并不令人意外，从文献历史记录中得出的核心结论是：美国的国际与安全政策是植根于国内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保护我们所说的“第五自由”——粗略地说（实际上这种粗略的认识并不失准确），这种自由是劫掠、剥削和控制的自由，是采取一切行动以确保现存特权得到保护和提升的自由。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提出美国与其盟国要维护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当时，这第五条自由被忽略了。

美国政策制定的内部文献以及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历史事件本身都充分说明了美国在理论和行动中对四大自由的重视程度；它们表明，这四大自由是隶属于第五自由的——第五自由是行动准则，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美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一旦决策者觉察到四大自由可能与第五自由发生冲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它们就会被搁在一边，弃之不顾。

为了执行依照上述原则制定并实施的计划，国家必须编织出一张精巧的假象与欺骗之网。这需要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机构的合作——毫不奇怪，国家也给了这些机构可观的国内财富和权力，让它们能顺理成章地操纵“思想自由市场”，一个按照这些限制来运作的“市场”。这些意识形态机构必须以合适的方式来呈现历史事实，开展种种“历史设计”行动。“历史设计”这个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务于威尔逊总统的美国历史学家创造的，意思就是：“按照能让我们打赢战争的方式来解释战争问题”，不管事实本身究竟如何。人们都知道，严肃历史学家及政治学家的任务与政治领袖的任务一样，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欺骗公众。因此，著名历史学家托马斯·贝利在1948年说道：“大众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往往到了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才能发现危险。我们的政治家不得不欺骗他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长期利益受到了威胁。”这一观点最近得到了哈佛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的支持。亨廷顿在1981年写道：“宣传（对武力干涉或其他军事行动的宣传）必须要给人留下错误印象，让他们以为你是在和苏联斗争。美国自从杜鲁门主义[1]提出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这一评价十分准确，而且恰好可以用于现在的中美洲危机。学术界同样也必须被引到这条路上来。科尼尔斯·里德在1949年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演讲中说：

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持有明确的战争意识……对于一支战斗力强的部队来说，纪律是根本前提——不管这支部队是在星条旗还是铁锤镰刀旗之下行进……一场全面战争，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要求每一个人尽到自己的职责。在战争中，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一样肩负着重大责任。这听起来像是在宣传用某种形式的社会控制来取代另一种社会控制。简单地说，确实是这样②。(https://www.daowen.com)

通常，国家需要确保国内大部分民众在思维上处于怠惰状态，限制民众形成独立的思维与认知方式的能力，以及阐述与推行不同政策的能力（哪怕它们与政府政策相比只不过是机构设置方式有异）——一旦国家的思想体系受到挑战，这些不同的政策就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青睐。

本书的理论是在上文提到的后记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而后来发生的事件则为这些文字作了很好的注解。我在书中将探讨一些具体事件，包括1986年下半年突然冒出的几次“丑闻”及其后果，还有这些变化对国内思想体系提出的新要求。丑闻引起了对我国政治体制及其运作方式的诸多评论和反思。我认为这些评论和反思中大都没有瞄准真正的目标，个中原因我将会在后面解释。我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通过对近期事件和人们反应的探究，看看我们对自身能有怎样的认识，特别是怎样认识我们的主流思想文化，以及在文化深层起引导作用的价值观③。

“献身”于第五自由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社会疾病。当然，它也不是“白人部落”的发明创造；这些白人“用傲慢独断、以救世主自居的基督教强化了自己的侵略精神”；他们“为抢掠战利品的欲望驱使，从西欧的故乡扬帆出海，去探险、侵略、抢劫、占领和剥削世界其他地区”，在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欧国家和他们的移民一直让整个世界不得安宁”——一位颇有见地的非洲评论家就是这么认识欧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的，当然他的看法并非全无道理④。但是，强者所从事的这种行为在不断改换新形式，或者披上新的外衣——而与此同时，大国文化在支持强权的过程中则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道德懦弱与思想堕落。

作为这种可怕传统的最近一代继承者，我们至少应该能有在镜中直面自己、毫不逃避的勇气。如果我们不喜欢自己在镜中映出的形象（只要我们不自欺欺人，有勇气面对现实，我们肯定是不会喜欢这个形象的），我们就肩负着一种极为沉重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将显而易见。

1987年10月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