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自己的标准

只要后方根基安全牢固，在国外设立地区标准是毫无问题的，因此重要的就是要在国内确立恐怖主义文化价值的地位。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很容易就会陷入让人不可思议的恐怖中。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德国的文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正处于巅峰。作为一个“伟大的交流者”，只要他以小的代价在国外赢得胜利，并且在国内实行“希特勒式改革”（恢复家庭和奉献这些“传统的价值观”，通过军用品的生产来振兴经济，让国民为自己国家的荣誉和信念而感到骄傲），他很可能就会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然而，尽管希特勒有其个人魅力，他的种族屠杀计划从来没有得到过很高的支持率。在有关此事的一份重要研究当中，诺曼·科恩说，就是在纳粹党员当中，在1938年也有超过60%的人对于针对犹太人的“暴行表示明显的愤慨”，但其中有百分之五的人认为“对犹太人的暴力是合法的，因为‘以牙还牙’”。①1942年秋天，当种族屠杀全面展开的时候，有5%的纳粹党员同意把犹太人运送到“劳动营”去，70%的党员持无所谓的态度，而剩余的纳粹党员都“表示出对犹太人的关心”。民众中对大屠杀的支持更少。其实纳粹领导人并未期望民众对此有很高的热情，纳粹新闻界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对抗犹太世界罪犯的自卫行动”，是“解放非犹太人”，是“动员德国人民杀死体内的细菌”，通过消除“不可忍受的细菌、寄生虫和害虫”使得社会和整个世界变得纯洁。领导人认为，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消极顺从的心态”，是冷漠，愿意把头扭向另一边，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所得并不加置疑地接受伟大和力量的象征——所有这一切都要在鞭笞下确保得到执行。不用说，纳粹的暴行远远地超过了我们本书中谈论的任何一种残暴行径。但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和那些消极顺从的旁观者有本质区别的话，我们就错了。

我们的情况要幸运得多，国家用武力控制民众的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比喻和教导这样较为微妙的手法。在我们当中发展起来的恐怖主义文化是一个力量相当大的体系，它有很多手段能够保护自己不被外人看透，并且在主导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机构（经济政治机构，智育和大部分通俗文化）中都有牢固的根基。然而，尽管我们这个教导控制体系在有教养的和特权阶层中都有稳固根基，而且没有受到有组织的反对，但它的内部绝非没有裂痕，而且它也不是万能、普遍的；“敌方领土”上的居民有很多自卫和有效反击的方法。如前所述，在越战后期，民众就明显转向冷漠和顺从的状态，这是从“民主危机”爆发就开始了，但此次仅仅在大众中取得了有限的胜利。国家权力机构对付国内敌人的方法之一就是诉诸秘密的恐怖行动，国会和知识分子对此默许或者是公然热情地支持。

知识分子会要求独立并且真正承诺要维护这个教导体系虚伪地宣称的道德观，很显然，但凡有这样的迹象，特权阶级就会感到惊恐万状。所以在恐怖的“60年代”学生和其他群体在知识和道德水准上的明显进步引起了特权阶级极大的恐慌，学术杂志和超市货架上的畅销书上满是长篇激烈的演说，表明他们对那些年动乱的理解。那个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到处都是镇压，并且这个做法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其中包括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暴力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和关心，并且开始意识到美国生活中一些隐秘的事实：比如说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社会契约，是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的，他们包括土著人、妇女、黑人以及没有财产的劳动人民和其他“被遗忘的人”，在庆祝宪法颁布二百周年的时候历史学家把这些人称作当今政治宣传的“特别利益”。②这对于主流恐怖主义文化来说，是真正的反传统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没有一个能支撑它的制度性架构，但它的力量非常强大而且很可能会发展下去。

比起学术独立和道德正直来说，更危险的是一个能够把这些特性转化成民众用于投入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手段的稳固的组织机构。因此，对于特权阶级来说，首要的事情一直是阻止民众组织的发展。在一个运行正常的服从于确定特权的体系内，真正有工人（他们致力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参加的有效联盟是不允许存在的，同样不能存在的还有要求工人自治的组织，独立于私人和国家权力之外的信息体制，有广泛支持者的政党和政治俱乐部，还有那些有独立思维、能够亲眼看到宣传幕后真相的人们，比如尼加拉瓜的那些“目击者”，他们努力创立的正是他们的国家要摧毁的东西，他们的罪过就是关心人性和正直而且为此受到无休止的嘲弄和虐待。美国国内民主的一大特点就是成功地限制这样的发展。而对外政策对此也是优先考虑，这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是臭名远扬的，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重建时也如此，目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驱散反法西斯抵抗组织的影响，破坏要求工人自治的独立联盟，甚至如乔治·凯南说的那样，“用一堵墙隔开东德和西德使西德免受东德的渗透，把西德并入到西欧当中，不让德国统一”，这样就可以避免“一场致力于深远社会变革的统一的、集中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危险。③(https://www.daowen.com)

虽然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但国内的敌人还远远未被驯服。他们还有很多的不满和不安因素，他们频频举行示威活动，取得了有限但富有意义的成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公众也被召集起来加入恐怖主义活动中的话，中美洲的恐怖活动就远不止现在这样令人恐惧了。在一个不支持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正义的社会中，那些曾经为此付出的人会认为限制国家暴力确实是实质性的成就。

如果有了拥有稳固基础和广泛支持的有组织性的社团，那人们的不满就可以得到发泄，而不仅仅是愤世嫉俗和绝望无助。他们鼓励人们有自己的独立思维，还能提供一些方式让人们不受每天大量的宣传攻势的影响。这样的社团还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按照特权阶级规定的方式去生活，并且鼓励他们去追求那些满足他们更深层次需求的目标。如果没有这样的社团，人就被孤立开了，常常会感到无能为力并非常困惑。人总是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倾向，那些每天活在世上却没有满意的工作、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甚至物质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人们，他们不愿意面对这些不愉快的现实，因此也就不愿意为了赋予生活一些意义而放弃他们仅有的一点点东西，因而也就变得非常顺从：门口有神圣的守卫，敌人被拒之门外，我们的善意以及我们整个的装备部署都表明我们是多么的出色，而他们则是不值得信任的，邪恶且咄咄逼人。那些能享受特权的人也不愿意放弃用屈从于权力而换来的丰厚的回报，不愿意因为诚实而作出牺牲。不过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还是有很多人这样做了。

考虑到美国的实力和财富，我们为自己制定的标准一定能产生深远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