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威胁

担心“榜样的威胁”（这是上文提到的乐施会宣传册的副标题，与文中内容非常吻合）一直以来都是美国政策的主要特点。①里根政府官员对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尼加拉瓜社会改革的满意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担心的是哥斯达黎加民主的创立者所表达的观念，即“尼加拉瓜第一次有了一个关心人民的政府”，会在没有寄托的人民当中引起共鸣，从而得出让美国无法接受的结论。美国在拉丁美洲部队司令约翰·高尔文将军指出了主要问题所在，他解释了为何扩大在邻国的部队和增加在拉美的驻军是“攻击错误的目标”，用这个方法来反对桑地诺主义者的进攻是不合适的。问题在于“桑地诺主义者袭击的方式是意识形态的‘颠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且‘在他们的边境驻军并不能抑制意识形态上的战争’”。②

《华尔街日报》的编辑也发出类似的警告，谴责众议院民主人士和欧洲国会议员对现实视而不见，“联名写信给国会议员，反对帮助反政府军，因为他们和被欧洲人称作‘民主选举的尼加拉瓜政府’作对”。这些编辑又补充说，“欧洲人这种荒谬的行为至少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们对军政府的大部分帮助（比如对他们荒唐地称作尼加拉瓜‘选举政府’的支持）无疑是对自己国家左派的贿赂”，就好像尼加拉瓜官方民主人士和他们的支持者感叹的那样，在南美洲和美国，媒体都被左派控制。然而，《华尔街日报》的编辑没有受到关于尼加拉瓜那些幻象的影响，他们明白外交手段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桑地诺主义者仍旧执政，他们肯定会履行诺言在整个拉丁美洲实现变革。美国则别无选择只能援用门罗主义，增加国防预算通过封锁或侵略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来保卫自己国家的南部边境。③

大概这些编辑们也并不期望尼加拉瓜会直接征服邻国而美国只能束手旁观（尽管这种理解可能过于仁慈了）。那么必然发生的事情就是尼加拉瓜即便不用“意识形态的颠覆”来侵略邻国也会达到邪恶的目的，从而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美国附庸国的领导们也感觉到了同样的担忧，而且这些担忧是非常有必要的。《华尔街日报》准确地报道说，他们不喜欢反政府军，“但他们也不信任桑地诺主义者”，理由是：“没几个人真的相信尼加拉瓜会侵略邻国，但是官员们担心尼加拉瓜会培训一些激进的组织、农民领袖或者是游击队，这些足以带来很大的麻烦”④——因此也会威胁到美国政府的垄断，一直以来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和美国工会机构联合培养工人和农民领导，给他们提供大量的资金和资源让他们继续按照美国的传统在第三世界建立顺从的工联主义，培养资助被美国称作“非正规军”的代理部队，并且明知一些准军事性训练营为南部国家培养雇佣军和国际恐怖分子却假装不知道。考虑到美国这些附属国政权的性质，他们确实有必要像他们的主人美国那样担心尼加拉瓜对工人和农民阶级领袖的培养，如果尼加拉瓜有机会继续前几年那些发展和改革的话，那么这种担忧就更有理由了，幸好尼加拉瓜早几年的改革和发展都因里根政府的恐怖行动而中断了。

《纽约时报》在新闻专栏这样报道：美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恐吓在马那瓜的桑地诺主义者政府，让他们停止输出他们的左翼意识形态”，其语言中没有讽刺的痕迹，因为根据其理解，美国既然这一次又是政治上软弱但军事上强悍，就必须依靠暴力去阻止不必要的观念的散布。⑤尤其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洪都拉斯的同盟。“洪都拉斯总统的参谋长威廉·霍尔·里维拉抱怨说，‘我们没有一堵墙可以阻止尼加拉瓜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破坏分子’‘这场斗争不是为了争夺土地，而是为了控制思想’”——正是这种竞争美国和其盟国都深知他们是赢不了的，除非在洗牌时暗中做些手脚。记者克利福德·克劳斯描述了弥漫在此地区的这种恐惧。他总结说，“事情本应该更糟糕”，他的措辞表达了媒体有时掩饰在“客观”面具之下的承诺；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美洲的左翼运动的气焰已经逐渐消退，也没有任何要发动革命的迹象”——不过他没有注意到的是，这一切都归功于恐怖主义行动成功地摧毁了“民众组织”。然而，仍旧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尼加拉瓜会借助受过马克思主义培训的学生、组织或农民领袖来宣传尼加拉瓜的‘革命无国境’，从而渗透（相邻）国家。”⑥

《纽约时报》的编辑考虑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很可能会失败，于是建议美国政府去冒一个“精打细算的风险”，并且“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邻国能够被条约和尊重基本人权的承诺束缚住，那么还是可以容忍它的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话，桑地诺主义者必须同意“让苏联和古巴在尼加拉瓜的军事基地、顾问和导弹都撤出尼加拉瓜”，还必须尊重人权，这是和美国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美国政府和其在中美洲的盟国“正确地理解了国内行为和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⑦我们很难搞清楚这两个想法到底哪个更奇怪一些：一方面是要求尼加拉瓜遵守条约规定，禁止外国军事基地、顾问和导弹进入（其中导弹这一项是时报编辑毫无根据加上去的，目的是引起彻底的歇斯底里）——这些协议是尼加拉瓜一贯支持的，它还要求阻止跨国军事行动，但后者的提出无异于徒劳，因为美国是不可能答应这样的约束的；另一方面是担心尼加拉瓜侵犯人权，这些担心是实实在在的，但和时报所青睐的那些人（他们的残暴显然没有给“国内行为和对外行为之间的关系”出丝毫难题，而且无论如何都是毫无意义的）的所作所为比起来，矛头指向了自由出版社的天敌——穷苦的大众。(https://www.daowen.com)

美国的策划者们真正的担忧，以及媒体为掌权阶级所做的事情，在桑地诺主义者政府的指挥官托马斯·博奇⑧的演讲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他说他希望尼加拉瓜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他解释说尼加拉瓜不能“输出我们的革命”，只能“输出我们的实例”，而“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能发动他们自己的革命”。他说，从这个意义上看，尼加拉瓜的革命“超越了国境”。这些话经过“真理行动”的改造，就变成为了追求“无国界的革命”而进行军事占领的威胁。这个欺骗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韦恩·史密斯说，国务院颁发的文件“国外的革命”内容基本上是对博奇演讲的完全歪曲，其中引用了外国广播讯息处作为其消息来源。然而就像早先的骗局被揭穿那样，这个谎言立即就被美洲事务委员会曝光了。但是这个伎俩对于美国来说太有用了实在是不能放弃，现在博奇所提倡的“无国界的革命”就成了美国假情报传播的主要内容，经常会被记者引用（比如克劳斯和其他数不清的许多记者），很多专栏作家也会引用这些内容并且发出警告说“桑地诺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发动一场‘无国界的革命’”很可能是认真的。⑨

正像上面提到的，这一欺诈行径为美国断言尼加拉瓜在武装萨尔瓦多游击队这一缺乏证据的尝试提供了框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告诉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正如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标一样，桑地诺主义者在“提倡没有国界的改革”时也暴露了他们真实的目的，这又表现出了他使人振作的“坦率”。舒尔茨问到为何在尼加拉瓜军队会有如此“可怕的集结”，他说答案就在博奇的话里：“这场革命超越了我们的国界。”⑩这句话反复地被里根和其他官员引用，只是有时候表述地更加详细，里根说尼加拉瓜比南非更糟糕，因为他们“把他们的政府强加给周边的国家”，只是其手段还不明确：其实，他们的手段是“意识形态颠覆”，他们榜样的力量。

在1986年6月众议院投票表决是否支持反政府军的前夕，里根总统发表了一次讲话，其中也用了公共外交办公室玩得很出色的这一手；里根的运用非常有趣，被认为是这个“伟大的交流者”或“说话支吾的人”的一大成就。⑪在提醒了大家尼加拉瓜给我们的生存带来的威胁之后，里根慷慨激昂地说，“共产主义的尼加拉瓜，用他们自己领导人的话说，正致力于一场‘无国界的革命’”。简言之，他们自己承认要征服并摧毁我们。⑫

包括反对里根的自由报社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未加评论地报道了里根总统所言的这个戏剧性的共产主义供认。《波士顿环球报》的编辑写道，“国务院的文件中从未记载他们支持桑地诺主义者‘无国界的革命’”，“他们拓展革命的失败以及对此保持羞辱性的缄默应该被看作是放心的一种标志，但美国政府却忽视了这一点”。⑬因此，桑地诺主义者因为美国的恐怖行动而未能实现以多数穷苦人民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改革这对于自由人道主义者来说，就是“放心的一种标志”。“保守的”评论家自然是很喜欢“真理行动”的弥天大谎。

让我们暂时撇开美国现行的假情报不说，我们应该想想桑地诺主义者如果真的“吹嘘”他们要征服整个美洲——这的确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恐慌的威胁，那么他们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呢？

我们确实害怕桑地诺主义者的成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因此可以理解的是，我们赖以掩盖这种恐惧的方法就是疯狂地制造一些有关苏联导弹和军事基地的言论，并且忽然开始前所未有地关注起农民的不满和民主人权问题。这些恐惧也解释了为什么媒体和国会毫无例外地采纳里根理论的框架，当然还会附加一些战术性的评价。只要有残暴的镇压性统治存在，就可以阻止那些为自己人民负责的“民族主义政权”的建立，而大家一致认可的是，凡是对这些残暴的镇压性统治构成威胁的因素美国都无法容忍；而美国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反对民主和人权。媒体所发挥的功能就是明确地界定可表达观点的范围，把新闻报道锁定在“真理行动”假定的范围之内，剔除不合适的事实，这个做法和我们通篇的论述保持了高度一致。⑭国会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在表明支持里根政府“崇高的目标”的同时把他们的注意力限定在严密的程序性问题上。这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一经采纳——美国对民主事业的贡献，桑地诺主义者的极端主义⑮以及他们对苏联主子的效力，中美洲作为东西方冲突的舞台，新兴的民主，以及残余的空话、谎话——那么就再也不会有结合事实或由理性引导的讨论了。在这个政策体制限定的范围内，人们可以在自由的新闻界自由地发表言论，越多越好，因为这些言论服务于权力阶级，并且有利于保持美国社会及其内在公开性的一种假象，所以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巩固了这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