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民主国家

第十三章　新兴民主国家

前文已经谈论过，美国对中美洲的干涉是不得人心的，不过美国为此只付出了最小的代价，当然，尼加拉瓜是个例外。相对而言，只有在尼加拉瓜这个问题上，精英群体才在一定限度内说出了民众的担忧。对于国际恐怖主义的监管者来说，萨尔瓦多遭受的更野蛮的袭击都没有付出如此严重的代价。因此，1981年到1983年当美国及其雇佣部队诉诸武力这条路行不通的时候，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也相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实报道。但是，一旦国家恐怖主义有一点点可以达到其目标的迹象，精英的忧虑就消失了，真实的报道也就戛然而止。萨尔瓦多仅存于媒体和国会的意识当中，只是不能说明美国致力于民主和人权事业，也不能体现出美国在实现这些崇高的目标时所取得的成就。

60年代的情形也是如此。那时美国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南越，但是直到人民运动开始发挥作用以后美国才开始这个“崇高的事业”，因为对于精英群体来说，摧毁南越无损于他们的利益。相反，因为考虑到要冒险和中国与苏联发生冲突，将进攻范围从南越延伸到北越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争论。关于这件事到处弥漫着怀疑、讥讽，以至于美国政府矢口否认有美国进攻南越这件事，但这件事确确实实是发生了，虽然1965年才明朗化，但实际上从1962年就开始了。但整个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注意也不承认美国进攻南越这件事，这就说明了国际舆论对美国这个大国的屈从。在权威的历史记录中我们也找不到关于这个事件的记载；联合国也从未批评过此行径，甚至都不承认这件事曾经发生过，更不会去准备文献记载美国在进攻南越（或其他地方）时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但是在苏联进攻阿富汗的时候，国际舆论和联合国所做出的反应与此简直是天壤之别。西方舆论对美国最终的裨益在于，整个世界都佯装忽视了苏联袭击阿富汗一事，①而“为了保卫南越”严厉地反对美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但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政府是支持美国进攻印度支那的，要么默许，要么就公开的支持——这反而为本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行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恰恰相反，苏联对阿富汗的进攻却遭到世界舆论的公开谴责。

这个模式是很常见的，在其他事件中也使用过，而且决不仅存于美国。

让我们回到萨尔瓦多这个问题上来，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安全部队政治屠杀的人数降到了大约每天4人，②一位持保守观点的英国记者说，政府的杀人小队已经“把工会和群众组织的人杀光了”，所以“这个数字有所下降，而且尸体也被小心地扔到伊洛潘戈湖中央，只是偶尔被水冲到岸上，提醒那些来洗澡的人：镇压还在继续”。③很少有人知道——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在意——“政府人员定期地折磨监狱中的犯人，实施‘失踪’，而且为了清除政府的反对派还进行政治屠杀，”“那些涉嫌侵犯人权的萨尔瓦多人却未被调查或迫害，”“主要的受害者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他们主要的目标是“逃亡工人、工会运动家和大学师生”，“拘捕、折磨、最后杀害他们”。④由于美国组织的杜阿尔特恐怖主义行动已经“斩首”并且粉碎了那些本可以成为民主的根基的劳动和民众组织，《新共和》的编辑告诉我们“推动我们这个地区民主进程的真正的典型”就是萨尔瓦多，因为萨尔瓦多向里根政府建议“不管杀多少人”都继续他们的攻击，原因是“美国的优先权比萨尔瓦多的人权重要”，⑤而且萨尔瓦多还为这个建议的成功沾沾自喜。美国和萨尔瓦多都很赞赏这个在杜阿尔特的庇护下由其他一些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动。

萨尔瓦多教会报道说他们国家的社会工人们正面临死亡的威胁，而“当警察反复指控说教会有意支持左翼的游击队组织后”政府却在美国大使馆的帮助下，“与教会进行对抗”，然而对此报道没人做出反应。“三年前被拘捕并折磨”的路德教会主席注意到罪名在逐渐累加到了死刑，他表示了对禁止社会事业以及和逃亡者并肩作战的运动的担忧。一位妇女指控说，“她之所以认罪是因为警察威胁她说要伤害她18岁的女儿”，在这个控告的基础上，杜阿尔特政府恢复了为时甚久的努力，与美国大使馆合作破坏人权组织，拘捕“声称被警察虐待了两个星期”的人权工作者。1986年7月，“政府驱逐了23名外国宗教激进分子，其中包括19名美国人，这些人想要陪着逃亡者回国”。6月份，一名年轻人呼吁红十字会让军队不要再把回国的人从他们自己的家中赶走——农民们说，“他们烧毁我们的房子、庄稼和土地”，之后有人发现了这名年轻人被肢解的尸体。与此同时，美洲事务委员会报道说，美国6、7月份在华盛顿的一个“警察训练项目”中“包括3名萨尔瓦多杀人小队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这些人想借此机会“提高技能”，就在这几个星期内，“萨尔瓦多安全部队逮捕了十几个独立的人权积极分子”，据大主教说，其中一些人被虐待，这一切都是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之下。⑥

萨尔瓦多唯一得到联合国承认的人权组织——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的5名成员在被监禁后写了一份长达160页的备有详细证明文件的研究报告，调查了400多名政治犯以及在马里奥纳监狱的同住者，其中大多数都说曾遭受虐待，报告就是关于这些“定期的”、“系统性的”虐待，报告经大赦国际审查证明是可信的，但在萨尔瓦多新闻界中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份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虐待的细节、姓名、日期以及详细的描述，其中有一份宣誓证词说有一次是以美国军队为主实施的电刑。这份报道被投到各个媒体，⑦但除了《旧金山检查者报》，其他媒体对此都未予理睬。相反，马那瓜的对人权积极分子的骚扰和萨尔瓦多报道的这些暴行实质上差不多，有关的报道却在《纽约时报》⑧上占了一页的篇幅。

1986年5月财政部警察基本上逮捕了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的所有成员；1987年逮捕了建立人权委员会的8名萨尔瓦多人，其中4人被杀害，2人“失踪”，1人被放逐，还有1人下落不明。人权委员会主席马里亚内拉·加西亚·维拉斯在收集美国使用汽油弹的证据时被美国训练的精锐营杀害。⑨5月的拘捕事件发生后，马林郡宗教特遣队派了一些志愿者到萨尔瓦多去保护剩余的人权工作者们，帮助他们继续他们不屈不挠的事业。他们说总是有成群的农民和城市贫民找到人权委员会未做任何标记的办公室来，诉说他们的苦难并且询问关于他们失踪的家人的消息。那5名被拘捕到马里奥纳监狱的人权委员会成员仍旧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成功地偷带出一盘录有虐待证据的录像带；这盘录像带也被投送到媒体，也如石沉大海般未得到任何回音。这盘录影带中还有一部分是一位欧洲记者录制的，他设法去了一个禁止记者进入的地区，采访了一些在1987年1月被炸弹袭击弄得家破人亡的村民，并录制了采访过程，但这些也未被报道。⑩

这些暴行仍旧在肆虐，但只是偶尔才会被报道。1987年4月，合作社组织联盟报道了军队在圣卡洛斯合作社的杀掠事件。几天之后，法学院的一名学生在圣塔安那被杀人小队杀害，他是学生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工会社论报道说在一次警察袭击合作社的事件当中有5名工作人员被杀害，2名妇女遭到性虐待，20名工会成员被警察抓走，在圣米格尔省的全国农业工人联盟总秘书长在为一个农业合作社安排贷款时被士兵抓住，在虐待、杀害他之后还砍了他的头。⑪5月15日，一名带领CoMadres游行示威的妇女被一辆显然是由国家警察开的汽车撞死。5月22日，5名被称作是游击队“卖国贼”的人被因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的阿斯精锐营杀害，遭到了大主教的谴责。27日，5卡车穿着平民服装的人闯入路德教会办公室，用枪口指着人权工作者们对他们进行恐吓，然后偷走了他们的记录。第二天，Co-Madres办公室被炸弹袭击，其中4人受伤，一个正在大教堂示威的流亡组织被开枪射击。一天之后，3卡车的人带着机关枪闯入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办公室，不过当他们得知记者有可能会来时就逃走了。30日，教师联盟的总秘书长在马里奥纳监狱外要求特赦政治犯的示威中被狱警开枪打死。⑫

6月份，据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报道，在1987年的前5个月就有14起政治暗杀事件，有100多人失踪。7月中旬，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报道说“杀人小队悄悄地复兴”的前一个星期，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就找到了至少13具尸体。人权委员会断言“这些受害者有明显被虐待的迹象”，但司法机关却说没有详细资料。⑬与发生在边远地区的那些暴行截然不同的是，这里发生的越来越明显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外国人权分析家和外交人员的怀疑，他们认为杀人小队在城市中心又逐渐开始了定期的行动。对越来越孤立的杜阿尔特政府的反对呼声在逐渐增强，这很可能就是导致城市恐怖主义行动复苏的因素之一。军事行动指挥埃米利奥·庞斯上校说，在城市里“游击队又回到了秘密组织的初级阶段”，“开始动员民众。”然而天主教会办公室主任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每当反抗在升级而政府已无力控制的时候，杀人小队就出现了。根据这些杀人小队所掌握的情报、他们的财力及基础设施来看，我们坚信他们后面有一个军事组织。只有和军事组织有联系的人们才能建立这样的团体——私人组织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⑭

导致杀人小队在城市地区复苏的另外一点原因可能是，因为杜阿尔特加入政府以及恐怖行动充分发挥威力而在1980年宣布进入的戒严状态于1987年1月结束。军队不再享有实施镇压行动的“合法”权力，结果“人权组织官员及外交人员说他们担心这样以来安全部队会直接杀害而不是逮捕那些被怀疑是左翼分子的人”。⑮戒严状态的结束完全是技术性的，原因就是保守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但是《纽约时报》通讯记者詹姆斯·莱莫尼却把戒严的结束看作是杜阿尔特政府为了使局势“正常化”而做出的决定，他们报道说杜阿尔特政府“取消戒严法”的目的是增强“政治开放性”，可是《时报》忘记了几个月之前他们刊登在最后几个版面上的评论。⑯

1985年10月尼加拉瓜宣布实施戒严，新闻界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与公开谴责，要求恢复对反政府军的公开援助，让他们来制止这种恶行。然而，两天之后萨尔瓦多宣布继续实行戒严（自1980年3月起萨尔瓦多每个月都要这样做），新闻界却是一片沉默。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萨尔瓦多的戒严，《纽约时报》众多关于萨尔瓦多的社论也没有提到戒严，而且从来不报道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时报》喜欢报道的是有关“杜阿尔特领导的改革派民主人士”的传奇故事，说这些改革“民主人士”无法制止“左派和右派”⑰实施的暴力。尼加拉瓜戒严状态下的镇压，和美国在萨尔瓦多设置的政府在其未提及的戒严中所施行的残暴行径相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但媒体对于这两处事件的关注程度和愤怒程度却恰恰与事件本身的残暴程度相反，不过媒体还是直接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的。

在萨尔瓦多保持一种恐怖气氛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确保“民众组织”在美国雇佣部队的野蛮攻击下无法抬头，不能创建实现“民主”的有利条件。同时，“警察到村里和贫民窟抢走16岁大未受过教育的孩子们，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并且迫使他们参军成为雇佣杀手，而此时“街上奔驰和宝马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佐纳·罗萨区时尚的饭店和夜总会人满为患，”“城市里的精英实施暴力、掠夺钱财，并且因为新闻和电视宣传部门的奴性而变得麻木，他们的生活就是聊聊天、跳跳舞。”⑱在城市里，人民的反对越来越强烈，而统治阶级认为这些都是游击队的颠覆活动导致的；克里斯·诺顿报道说，在农村，反抗者定期地攻击军队的前哨阵地，“在过去的两年中赢得了警惕保守的市民们支持，”因此他们“洋溢着新的信心”，而且他们“缓慢、有耐心的政治工作”也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他们在农村“忙于建设基础设施”，在那里人们“欢迎的似乎是游击队而不是军队”：

对这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人民采访的结果表明，游击队得到了人们尤其是农村地区人民的坚定的支持……一位天主教会的官员说，“人们认为游击队更加人道，而且他们本能地感觉游击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一位以前的农工领袖补充说，“军队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农民们心知肚明。”⑲

据美国政府说，这些游击队之所以能够继续他们的行动就是因为得到了尼加拉瓜的支持。作为美国伪装的一个重要假象的一部分，这点声明是很有必要的，这个重要的假象是，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外部支持，而且已经被美国组织的恐怖行动驱赶至农村地区，这点和袭击尼加拉瓜的美国代理军队是相似的，如果没有空投和美国的其他支持，它就不能“保持士气”。据报道，真理行动的这些声明得到了国家媒体的回应：詹姆斯·莱莫尼肯定地说“反叛者否认他们得到尼加拉瓜的帮助，但是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尼加拉瓜确实支持他们，而且如果没有这些支持他们还能坚持多久都是个问题”。⑳

假设这个指控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我们有一个疑问：即便我们承认美国情报机构和《纽约时报》的无能，那么他们从来没有找出一条可信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论点，这点是否也太说不过去了，而尼加拉瓜就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充足的证据证明美国对这支代理军队的支持。这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的确让人感到好奇。

我们还可以想想在第12个注释中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也是不允许的。

组成杜阿尔特政府政治根基的中右派基督教民主人士也屈从于这些平常的诱惑。“基督教民主党的官员自觉地准备取代寡头集团，”克里斯·诺顿写道，“他们准备自己代替寡头集团。”杜阿尔特的儿子亚里杭德罗拥有两个大庄园；美国商会的执行会长说基督教民主党的官员们挪用专供穷人的生活必需品，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私人批发商，他们借此及类似的做法每天都能牟取暴利。耶稣派的中美洲大学的副院长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评论说，“这个国家的传统就是谁掌权谁就可以利用这个位置牟利。我们本期望基督教民主人士能表现得有所不同，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和以往的掌权者是一样的”。诺顿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尽管他们接受的是基督教的教化（据他们说是建立在天主教会社会教育的基础上），基督教民主党是由中产阶级的职业人士组成的，他们认为阻止他们和整个国家进步的就是萨尔瓦多资本主义的半封建性质。”他们把自己看作是补救这些不足的“舵手”，作为一个“拥有广大穷苦人民支持的人民党”向人民承诺进行改革，但是很快他们就走回老路，成为腐败的暴君。美国为将近50万无家可归的萨尔瓦多人拨款设立了食物和工作项目，而政府却利用他们对这些项目的控制权强迫人们参加政府的游行和集会，威胁他们说如果不照做就得不到这些救济金。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府的政策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里就是为富人谋福利，而大多数人把“民主”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但是，随着一个真正“得到广大穷苦大众支持”的运动被国家恐怖行动成功的制止，大多数人只能看着“民主”的闹剧，它的作用就是特权阶级们在安全部队和美国大使馆的密切注视下玩儿的一场游戏，不管谁占上风都不成问题。

当基督教民主职业人士们也要求分享特权和权力的时候，寡头集团在美国对“民主”的监视下利益丝毫未受损害。据萨尔瓦多大学校长赫克托·马罗奎因·阿雷瓦洛说，“比起土地改革以前，国家的财富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了，”“富人的权力也比以前大了。”这个结论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认可。中美洲大学社会学教授胡安·加西亚研究了这次改革的影响后补充说，“现在寡头集团享有更大的权力，”“如果说改革发挥了作用的话，那就是加剧了财富的两极分化。”《纽约时报》记者林赛·格鲁森说，由美国在1980年发起的这场土地改革，使得“应该肩负经济变革重任的富人们发了横财”，而且“让合作社歉了一屁股的债”却无力偿还，因为条款规定他们要给土地所有者赔偿，可是“很多合作社都被地主们非法地剥夺了他们的机器和牲畜”。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份报告“发现有多达百分之九十五的合作社都无力支付他们所歉下债款的利息，总数将近八亿美元”。马罗奎因校长估计有百分之九十八的合作社“实际上等于是破产了”。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顾问说，除了甘蔗以外的其他出口农作物的产量大大降低，萨尔瓦多的农业也遭受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更糟糕的是，经过这次改革，农民们被限制在面积小产量低的土地上，农民们还不起债也没得不到技术上的支援，于是这些土地很快就变得贫瘠因而也就荒废了，“1980年改革中根本就没有提及的180万农民”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格鲁森的报道没有注意到对于美国发起的这场改革，美国和萨尔瓦多政府的批评家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这些结果，这场强行的改革根本没有涉及到穷人，甚至还回避了萨尔瓦多政府的专家。美国实施的这个计划，就像是进步同盟、里根政府的加勒比流域优先权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一样，完全就是愤世嫉俗的做法；这些计划的实施并不是因为美国突然间意识到了穷人的疾苦，而是他们害怕这些穷人反应过激，会组织集体呼吁，最终使得他们以一种与第五自由不相容的方式从苦难中解脱出来（这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虽然美国所掌握的消息决不比他们的敌人尼加拉瓜少，但关于美国此次失败行动的主管人的“失败”管理不善”和“无能”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可笑的评论，这就是有关“困境中的马列主义管理者”媒体报道的标准内容。㉒

1987年早期和平协定的签署之后紧接着城市地区的镇压就达到了高潮，这件事也如往常一样并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克里斯·诺顿评述说，

外交人员说，在萨尔瓦多实现和平要比在尼加拉瓜更困难，因为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和美国在尼加拉瓜支持的反抗者不同，他们是本土的革命运动，不依赖于外部的援助。

政治分析家说，越来越多的工人领袖和其他反抗组织的成员被拘捕并失踪，这对于国家和解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自从8月7日签署了和平协定以来有十几个工人积极分子被逮捕。8月31日大学工人联盟的主席被绑架。而政府还是拒绝和工人反对派谈判。

一位政治分析家说：“如果这一切发生在尼加拉瓜，［国际观察员］会发疯的。”㉓

“发生在尼加拉瓜的一切”无法和这个记录相比，媒体的报道和愤怒程度又一次和镇压的程度成反比，还是一如既往地优先考虑美国的利益。

1987年春夏两季萨尔瓦多的镇压程度加强，这点并非没有引起任何反应。8月31日里根政府通知国会他们准备给萨尔瓦多的警察提供价值900万美元的武器装备，他们向国会证明“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萨尔瓦多在消灭侵犯人权现象这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侵犯人权的现象包括虐待、单独监禁的拘留、只因为人们用非暴力手段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就对其实行拘留，或者是未判刑就延长拘留期”。同时还有一篇报道说美国的援助计划“达到，甚至超出了全体成员的期望，并且一律符合安全部队人权准则的要求”；其实这个期望不过是罗纳德·里根和乔治·舒尔茨的期望，而这个准则也是为他们的政府服务的准则，就在几年前他们在萨尔瓦多组织的恐怖行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他们也给温顺的国会提供了同样一份乐观的证明，考虑到以上两点这份报道的内容还是很真实的。8月29日，美洲观察委员会报道说安全部队仍旧在继续到处杀人并侵犯人权，因此违反了中美洲和平计划的要求。㉔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此事，实际上整个事件对于媒体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国家已经决定只有尼加拉瓜的人权侵犯事件才应该引起媒体关注；自由的新闻界是不能挑战这些权威的。

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一样，也被认为是美国致力于发展“民主”的一个成功典范——因为人民已经完全被美国支持的接近种族灭绝的恐怖行动恐吓住了，所以伪装一下也未尝不可。㉕而现在杀人小队仍旧气焰嚣张，新选举的总统坦言实权在军队和寡头集团手里，他实在是无能为力，平民政府只是“深陷破产和痛苦深渊的管理者”。㉖农民联合委员会在1981年有10多万名成员，而受到过去几年恐怖行动的影响，“如今他们都不敢开始公开的组织活动”，“而且联合行动也是在高度警惕的状态下进行”。基督教民主政府在其“作出承诺的那一年”（1986年）中，虽然在军队和富人的支持下实行了有利于私营成分的政策，但并未进行社会改革，而“绝大多数危地马拉人民的社会经济状况在持续恶化”。军队密切监视着“政府的方方面面”。比萨尔瓦多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政府根本不敢起诉军官侵犯人权的行为。㉗(https://www.daowen.com)

问到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选举政府的国防部长有关侵犯人权之事时，他说军队“保护我们的国家危地马拉”，“危地马拉人民的伤亡”不是军队的错误，因为军队只是“对付恐怖主义分子，防止他们夺取政权”。赛雷佐总统在1987年8月的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指出，大多数“失踪的人”都去国外生活或加入了游击队，《中美洲》评论说，“赛雷佐总统非常不愿意因为处理危地马拉的人权状况而和军队发生冲突，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讲话中也表达了这一点”。㉘

武装部队准许平民政府就职的时候就做过解释，平民政府只不过是军队的一个“计划”。斯蒂芬·金泽报道说，“从外交人员以及危地马拉的政府官员来看，赛雷佐总统还没有从军队手中夺取实质性的权力”，而且把他的政府描述成“一个‘过渡政府’，在这样的政府中平民是不可能巩固他们的实权的”，但他希望“他们能够保证当权，从而对武装部队起到抑制作用”。国际人权互助组织主席加西亚九世说，“在这里，民主只是个掩饰手段，真正的权力还是在军队手中……”一位西方外交官员说，杀人小队的组织“还存在，只不过现在不活动了”，但不排除一些偶发事件例如“杀人小队现在正致力于更加有选择性的镇压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必要的，因为“民主”以其预期的方式在发挥作用。㉙

美国媒体也是如此，根本不考虑国际人权互助组织的报道，原因是他们“仅仅代表极少数人的观点，其中大部分是乡下的印第安农民，而这部分人长期以来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都是被忽略不计的”。实际上，这“少数人”就是人民大众。但是我们可以说自从1954年美国成功地破坏了危地马拉的民主努力以来，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一直被“忽略不计”；这就是无视他们苦难的充足原因，这一点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㉚

电视台记者伊丽莎白·法恩斯沃思描述了危地马拉“明显的恐怖阴影”。她在寻找采访对象的时候发现，“只有那些在媒体曝光度已经比较高的人，比如教会和选举的官员，才敢以自己的身份发表看法”；“我们在主教荷西·拉米罗·佩雷索接受采访时犹豫及谨慎的措辞中也能感受到这种恐惧感”，“但是我认为他是在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担忧，”伊丽莎白补充道。伊丽莎白让主教“描述一下选举产生的赛雷佐政府领导下的危地马拉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说，“我们在努力地实现民主，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尽管“真理行动”及其走狗们持不同见解，但在萨尔瓦多民众看来，他们国家的情况和危地马拉是相同的。佩雷索说，平民政府就是“军队用来遮蔽自己的面具”。杀人小队在“埋伏等待着，并且确保几样东西不失控”，在“离首府越远的地方”他们就越残暴。“一切都和从前没有什么区别。”媒体也没怎么变：“平民政府受到攻击，以前就发生过。但媒体仍旧对军队没有任何批评，”实际上实权都在军队手中。㉛

美洲事务委员会仍旧将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描述成“目前美洲人权状况最糟糕的国家”。地处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讯息出版社报道说，在1987年5月，危地马拉政治屠杀的频率为每天一起，这在逐渐升级的暴力中只是一小部分；农村发生的事情鲜为人知。墨西哥新闻界报道，“对工人的镇压和迫害行为”尽管比以前“更有选择性了”但仍在继续，并且“自从赛雷佐总统就职典礼后，伪装成杀人小队的安全部队一直在绑架暗杀工会领袖”，然而“基督教民主权威人士找到了迫害和镇压的新手段”。同时美国媒体准确无误地报道说游击队因为“不能保护印第安人使其不受军队侵犯”而失去了支持。监控农村状况的国际人权法律组织的一名律师肯·安德森说，“印第安人已经移交给军队控制。从1987年1月起，每个月都有100多人被杀害或失踪，对这个地区的改变我不抱乐观态度”。㉜

穷人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难以忍受的贫穷状况”严重到在危地马拉城，“司机故意目不转睛、冷漠地看着前方，为这样的不幸感到沮丧”。新实行的经济紧缩方案目的是要抢救逐渐下滑的经济。“主要受害者是收缩的中产阶级成员以及城市和农村贫民。大多数危地马拉人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十五年前的水平。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经济方面有活力的人失业，“而与此同时平民总统却”倾其精力去打击劳工运动”。㉝

回到洪都拉斯的问题上来，洪都拉斯人权保护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文件报道说有数百名洪都拉斯农民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到难民营去加入反政府分子和洪都拉斯第六军的联合行动，他们的家和财产被反政府分子霸占，那些被怀疑是与桑地诺主义者勾结的农民都被反政府分子杀害，有关这些报道媒体仍旧是只字未提；根据人权保护委员会和其他一些消息来源，洪都拉斯政府和在边境拥有大批不动产的古巴-洪都拉斯烟草大亨们把一个地区转让给了反政府分子，而他们却用大规模的绑架和其他恐吓方式迫使约1万6千名农民背井离乡。洪都拉斯议会少数派领袖尼古拉斯·克鲁兹·托里斯说，有35个村庄被反政府分子清洗，这个局面“不是由洪都拉斯政府造成的，而是美国政府，因为他们给反革命分子提供资助”。㉞

从1984年3月到1985年2月洪都拉斯军队的总参谋长，沃尔特·洛佩兹·雷耶斯将军在特古西加尔巴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贿赂了洪都拉斯政治家，所以这些政治家就会继续支持美国对反政府分子的援助，“无数的人民因为反对反政府分子”而遭到他们的暗杀或者失踪，美国中情局“甚至准备控制洪都拉斯警方的秘密行动，最后渗透到阿斯科纳总统领导的整个政府”。洪都拉斯人权保护委员会报道说，有300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还有130人在被警察扣留期间失踪。㉟

年轻人被迫参军，从“电影院、公交车和大街上被立即征召入伍”，然而“富人的孩子就幸免于难”；“一般都是抓所需人数的三倍，选其中最好的入伍，剩下的让他们的家人以一定的价钱赎回去。”㊱在萨尔瓦多，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更加残忍，阶级特点更加明显，但做法是相同的；在另外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危地马拉情况也一样，国防部长格拉马乔在1987年8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军队不从上层阶级中征兵，而且有四分之一的新兵都是被迫入伍的。㊲这个在美国的领地内非常普遍的做法并未引发任何评论。相反，尼加拉瓜采用在民间征兵的方法，原本在战时或在能感觉到的危险状况下是很正常的做法，却引起了新兴的公民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公开谴责极权主义者这种做法，激动地报道了对尼加拉瓜征兵的强烈反对。后来政府使用了一些典型的极权主义的办法，使得反对的声音逐渐消失，而且人们逐渐明白在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军队发挥着使国家一体化的作用，因此对于新兴的公民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热情就被一种敢怒不敢言的烦恼取代了。政府的做法是，运送一批批的母亲去慰问战场上的战士们，并且组建了母亲委员会来处理一些个人问题；一位西欧外交人员说，“孩子们回来时都非常自豪”。㊳

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约翰·弗尔什坚持将平民政府而不是军队看作是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这对于乔治·舒尔茨和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来说是一个观念性的错误，因此约翰·弗尔什于1986年6月被免职，而他把美国在洪都拉斯扮演的角色刻画得淋漓尽致。《纽约日报》发表了他的评论，说他之所以被撤职“是因为美国想要一个足够强悍足够像地方官的人去那里任职，这样任何一届洪都拉斯政府都不敢有任何反抗了”。㊴约翰·弗尔什被撤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他都反对美国国务院的欺骗行为，他们以尼加拉瓜宣称要“入侵”为借口，引诱洪都拉斯接受军事援助，而显然这些军事援助都通过某些渠道运送给反政府分子，这就是1986年3月非法供给行动的一部分。那么中央情报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训练的军队参加了杀人小队的活动，除此以外，一名洪都拉斯军队的叛逃者说中情局还逼迫一个被绑架的犯人伪造“供词”说自己领导了一个“游击队团体”并且多次策划了对美国军事装置的袭击；这个人在一定的诱惑下记住了他的台词，之后将被由美国支持的执行种族灭绝的危地马拉将军们展示出来，这是对“真理行动”的又一贡献。㊵

在这个地区工作的中美洲食品第一组织分析人员美狄亚·本杰明1986年揭露，“这个国家南部地区的食物严重不足”，该组织报道说，“我们警告了美国的媒体，但是他们对于这个现象不予采访报道”。他们报道说有成千上百的农民快要饿死，阿斯科纳总统却拒绝提供食品援助。但是，其他地区有富余食物，而且1986年政府宣布说洪都拉斯在谷物和豆类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还能够向萨尔瓦多出口豆类。南部地区的大主教对于政府拒绝承认危机的做法提出抗议，他说：“我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景象，孩子们腹部肿胀，老人就如同行尸，妇女儿童乞讨食物，男人们则在街上游荡寻找工作”，因为他们没有钱去买吃的，据国家大学一位研究营养不良的物理学家说，其中有数千人都是“被反政府分子赶出自己的土地的”。㊶

回忆一下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以及桑地诺主义者司令官的“极度无能”这个可笑的评论，使得他们通过干预市场机制来确保穷人有东西吃，这是大规模虐待罪犯的因素之一，这些可怕的罪犯让我们想起希特勒和斯大林。尽管自由的新闻界并不需要从食品第一组织那里得知在洪都拉斯与尼加拉瓜交界的地方情况有多么严峻，但他们把目光从此地转移开还是很明智的，在这里到处都有记者在搜寻有关军队勇猛“反抗”的消息。对洪都拉斯的视察能够得出一些不必要的结论，这些结论是关于如何将市场原则运用在一个以寡头集团和军队的需要为目的而组建的国家，而他们这些经验都是从美国那里学到的。所以最好还是像危地马拉城的司机那样，故意朝另一边看，眼不见心不烦。

为了他的政治抱负而到洪都拉斯南部和尼加拉瓜去的总统候选人参议员罗伯特·多尔深受“中美洲人民的苦难”的影响，正如他亲眼所见，这些苦难是“非常普遍的”。他说，尤其让他触动很深的是“当我拜访红衣主教米盖尔·奥班多·布拉沃，马那瓜的大主教，以及经过审查的反对派报纸的出版商瓦奥莱塔·查莫罗的时候——他们的勇气让我意识到我们正在为非常珍贵的东西而努力：自由和尊严”。这就是全部。在洪都拉斯不再出现“孩子们腹部肿胀，老人就如同行尸，妇女儿童乞讨食物，男人们则在街上游荡寻找工作”的景象，而在特古西加尔巴富人们也可以享受到“民主”；在尼加拉瓜不再有美国恐怖主义活动的受害者，在洪都拉斯也不会再有农民被“反政府分子赶出自己的土地”从而在乡村游荡，同时要“努力实现所有美国人都共享的目标：民主和结束苏联对中美洲的侵扰”（多尔）。简言之，他是非常适合总统位置的一位候选人。㊷

用多尔的话说，他和他的代表团到马那瓜的访问就是一场“马戏表演”，因为奥尔特加总统执意要将他们的会谈公开，斯蒂芬·金泽报道，总统说“最好让采访在有目击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之后就不会有虚假的报道”。会谈中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首先发言，他告诉奥尔特加总统他刚刚见了索摩查国民警卫队的反政府军指挥官恩里克·博姆兹，他说，“博姆兹上校表达了他最真挚的问候”。奥尔特加总统回答说，“博姆兹上校和罗纳德·里根应该停止杀害尼加拉瓜的儿童”。他还问道，“为什么里根总统不接受我和我的国会议员呢？你们不论何时需要我们都接受你们，甚至有的时候你们都不提前征求我们的意见，这点表明你们缺乏对我们的尊重，你们就告诉我们哪趟班机，我们就来了。”㊸

奥尔特加总统的这番话还有些保守。美国支持雇佣军的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自由出入被美国袭击的地区，他们甚至公开发表讲话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号召“自由战士”去再次攻击尼加拉瓜，他们表扬这些“自由战士”帮助中情局维护自由，而同时教父自己的势力范围却处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因此，当一个由尼加拉瓜国会议员包括六名反对派代表的代表团准备访问美国，正式提出他们对美国支持反政府军的抗议时，他们的签证被延期了，目的就是要取消他们的访问，这件事情在恐怖主义文化当中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评论，被杜阿尔特政府的安全部队虐待的那些母亲们也被禁止进入我们神圣的领土，因为她们有可能会告诉教会的一些人不好的消息，从而威胁到美国的民主。㊹

有两名反对派的律师因为参加了未经批准的抗议集会（这个在紧急情况规定中是禁止的）而被判监禁30天，当参议员多尔对此表示反对时，奥尔特加总统拿出“美国牧师罗伊·布儒瓦的一张照片，他在4月份参加反对美国支持反政府分子的抗议活动中被逮捕”。他提出可以立即释放这两名律师，但交换条件是给布儒瓦自由。布儒瓦是曾经在越战中负伤的一名海军退伍老兵，现在是马利诺教士会的一名牧师，他因为非法侵入在军事基地的一个示威活动而被判在路易斯安那联邦监狱监禁9个月；用奥尔特加的话说，“因为反对你们总统杀害尼加拉瓜人民不道德的行为而被囚禁在你们的监狱里”。后来这两名反对派的领袖被众议员托马斯·哈金保释出来，而布儒瓦神父却还被关在监狱里，媒体对此无进一步的报道，最后还是极权主义的桑地诺主义者提出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参议员多尔的新闻助理将这次交换描述为一个“花招”，他说，“把我们的体制和他们的做对比是很可笑的”。看到牧师被捕时被两名警察揪住的照片时，多尔回答说，“你把我们和苏联混为一谈了”。㊺这个之前未被报道的布儒瓦神父被捕事件被新闻界看作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而多尔在这场“马戏表演”中出色和有胆识的表现成为他竞选总统的杀手锏。

这个事件和诸如此类的其他事件，以及对此的反应，反映出在19世纪后半叶非常显著的一种帝国似的傲慢，当然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可能利奥博德国王的代表就这样做了。大家可能会问如果我们的领土没有受到袭击，那1942年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立法者在华盛顿会受到怎样的欢迎呢，应该还会带来东条英机将军的问候吧。

同时，美国继续将洪都拉斯转变为他们在这个地区进行颠覆和进攻的主要基地，取代了在索摩查统治时期尼加拉瓜发挥的作用。洪都拉斯除了有实现这些目标的地理位置优势外，还有其他的好处，南方司令部行动指挥约瑟夫·卢卡斯上校说：

我们在我们建造的飞机场上训练，这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做不到的；在美国就没有一个可以建造飞机场的地方。在美国国民警卫队只要想修建一条长一点的公路，就必定会和协会或承包商发生碰撞，（另外一个南方司令部的发言人补充说，“关于环境影响的言论就能把你杀死。”）所以使我们受益的是可以训练这个方面，训练可以从展开部署到雇佣到再次展开部署到国家（原文如此）。㊻

对于洪都拉斯是没有什么担忧的，在我们眼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传统的寡头集团及其外国合作人以及新兴的暴富阶级，军队和接受美国援助的政客们都对这个地区进行掠夺，而绝大多数民众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疾苦。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处于军队的有效统治下，而人民大众所能扮演的角色就是消极的旁观者。20世纪80年代早期随着美国的影响增强，人权状况越来越差，腐败、卖淫成风，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一些以出口为主的、与美国企业相连的农业综合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破坏生态环境，就连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都被移交给美国尼加拉瓜的雇佣兵。这些变化没能引起任何媒体评论，没有人提出抗议，也没有举行任何公共会议，国会也没进行任何调查——实际上，有的只是掌权阶级自己圈内一贯的阿谀奉承，看看我们在民主和人权事业上又取得了多么丰硕的成就啊。

如果我们跳出恐怖主义文化的限制，可能会发现其他值得关注的话题，这些话题或许是关于“新兴的民主国”的，甚至有可能涉及的是哥斯达黎加已经在发挥作用的民主。比如说，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对待本土居民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真理行动”报道数十人被桑地诺政府军杀害，并且在美国早期袭击尼加拉瓜产生的冲突中有几千人无家可归，借此报道，真理行动成功地引起了媒体对尼加拉瓜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关注。在这样的社会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好奇的现象，这是一个在对本土居民进行种族灭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不承诺改正错误，也不关注其他地方的土著居民的命运。罗纳德·里根模仿肯尼迪总统的做法，到比特堡公墓去悼念所有战争亡灵（包括纳粹党卫军），他庄严地宣告，“我是一个犹太人……我是尼加拉瓜的一个米斯基托印第安人，”而伊利·威塞尔[1]则飞到尼加拉瓜亲自调查米斯基托印第安人的艰难处境，唤起全国的良知；相反，这位具有崇高道德风范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却发现连和以色列政府私下进行一次谈话都不行——他想通过谈话让以色列政府停止在危地马拉的大屠杀，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被杀害了。㊼

当对米斯基托人的关注不再能帮助调动公众对尼加拉瓜战争的支持时，媒体对他们的关注就到此为止了，㊽但让人震惊的是，这种要求公平对待美洲土著人的空前的热情甚至都没能越过尼加拉瓜的国界，比如说在危地马拉，印第安人还在被大规模地屠杀，他们被迫到所谓“模范村”的集中营里去生活，在那里接受美国的热情援助，有些人则逃到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地方去。例如，在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美国公司经营的农场里，瓜伊米印第安人就过着如同地狱般的生活，他们做诸如清理下水道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他们整天泡在齐胸高的水中——这水污浊、泥泞、蛇虫出没，还有农药和残留化肥的污染”。这样的工作很适合他们去做，因为工头说，“瓜伊米人不像拉丁人和黑人，他们‘不介意’清理下水道，”而且对于公司来说这些劳力都很便宜，不用支付他们医疗费用，随时都可以剥削他们或者克扣他们的工资，如果他们死于疾病或过度劳累，还很容易就可以找人替换他们。㊾我们也不用组织雇佣军去给政府施压让他们改善这些状况，更不用在纽约的董事会上提出什么问题了。

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被排除在议程之外，因为它们丝毫不能为美国的权力和特权服务，同样不被考虑的还有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中美洲的饥荒。另外一件被冷落的事情是1987年5、6月间，美国的毒品执行局在危地马拉西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喷洒了剧毒的落叶剂，导致14人死亡，后来因为危地马拉国会的反对而终止喷洒，实际上这些地区并不是因为出产毒品而出名的，而是游击队战争的“冲突区域”，因此“一些观察员总结说，这个禁毒运动是危地马拉军队镇压叛乱战略的一部分”。㊿另外，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农药的40%都出口到中美洲，“使得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上人均使用农药最多的地区，”由此造成的环境和人类的灾难对于当地多灾多难的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不用多想我们就知道，这些又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后来，只有尼加拉瓜对此事件提出了抗议，1979年尼加拉瓜政府“为了跟几十年的生态环境破坏作斗争，大胆地发起一项环保政策的新实验”，这个决心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都罕见的”，但谢天谢地的是被美国的自由远征军破坏了。

在索摩查独裁统治被推翻之前，尼加拉瓜也出现了同样的犬儒主义。尼加拉瓜最严重的污染源就是美国的佩恩沃尔特公司，他们为了逃避美国的环境保护法就跑到尼加拉瓜来办公司，结果排放出的好几吨水银污染了马那瓜湖。在60和70年代，尼加拉瓜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原来的三倍——这是发展联盟的一个大胜仗。而与此同时，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也加倍严重——这是发展联盟赞助的特殊发展模式所取得的成就。1970年，一半人口的卡路里摄入量只有应该摄入量的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五岁以下儿童都营养不良，其中四分之一为严重营养不良，这是造成婴儿死亡率过高的一个因素。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引起媒体的关注。相反，自从1979年革命在美国引起恐慌之后，政府就努力避免这种人类的灾难，只不过是打着追求“民主”和“人权”事业这个旗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