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世界中的表达自由
在尼加拉瓜这个问题上，关于美国是否该干涉的“争论”明显暴露出美国对掌权派的顺从。在1986年前三个月当国会准备支持反政府军时，这场“争论”达到了顶峰。在这期间，国内两大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这个问题上刊登了不下85篇专栏作家的评论，并且还邀请投稿。①所有这85篇评论对桑地诺主义者都持批评态度，绝大多数还充满了敌意；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就达成了一致。桑地诺主义者政府不管有多么罪恶，他们从不残杀自己的人民，在这一点上和我们忠诚的盟国和附庸国们有天壤之别，可这85篇评论中对此却连一个词都没有提及；这个显然无关紧要的事实只是个枝节问题，但它再次表明我们是多么能忍耐“我们这一方”所犯下的可怕的暴行。在这85篇报道中，有两处提到了桑地诺主义者政府试图进行社会改革，但这一危险的尝试却因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而夭折了。
但据慈善组织乐施会报道，“在乐施会美国负责区域的四国当中（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只有在尼加拉瓜有实质性的努力去提出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问题，并且给贫穷的农民家庭提供健康、教育和农业方面的帮助”；从乐施会在76个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验看，在政治领导层“努力改善人民生活状况并且鼓励人民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过程中”②的力度这方面，尼加拉瓜是一个特例。诚然，这些都不可能改变这场“争论”的结果。乐施会补充说，尼加拉瓜被迫将他们的精力从发展转移到战争救济上，这对于美国战争来说是个极大的成功，也为美国的道德家提供了一个期待中的机会去公开指责桑地诺主义者的失败和“管理不善”。关于这一切，知情的人少而又少，况且当关于加大袭击尼加拉瓜力度可行性的“争论”开始的时候，国家的新闻界评论都避而不谈这些问题。
媒体的顺从和统一是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赞赏的，对于美国来说，它成功地掩盖了美国袭击别国的真实原因，但有时政府发言人也会公开承认这些原因。中美洲记者朱莉娅·普雷斯顿报道说，“目前美国官员都不相信反政府军很快就能把桑地诺主义者赶下台”。“反政府军迫使桑地诺主义者把用于社会发展的紧缺资源转向战争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政府官员说看到这一点他们就感到很满意了。”③关于这些令人震惊的言论的报道很平淡，也没有引起多少评论，很快就被人们忘却了。美国决不允许在它自己的领地上有建设性的发展，因此必须确保把它们统统摧毁以终止“榜样的威胁”。而且掌权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必须确保这样的话题不得列入讨论的范围，相反，“真理行动”建立起来的讨论框架必须被采纳，不能有任何一点偏差，当然，关于政府是否会选择正确的方式达到其“高贵的目标”提一些含蓄的问题还是可以的。
媒体的这种顺从既是出于国家宣传体制的需要，也是为了确保它的有效性。这项任务的完成一直以来是自觉、稳妥的。比如说，媒体很少邀请研究拉美问题的专家做评论，而与之对比明显的是，涉及到其他区域和话题的时候，学术专家就成为最可信赖的人，他们能够发表期望中的观点，因此也维护了新闻界虚构的“客观性”。比如说，“真理行动”主要就是要得到这样一个结果：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是毫无希望的欺诈，而同时在萨尔瓦多的选举就是民主的伟大成功。因此，有必要禁止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关于尼加拉瓜选举的官方报道，以及经核实的一个爱尔兰议会代表团的报道和其他一些报道，因为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在详细咨询了美国研究尼加拉瓜问题的专家后简单地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同样地，在两个国家选举中的国际观察员的评论也有必要被排斥或篡改，甚至是那些支持美国计划的人员的评论，因为他们对比了两国的选举，其结果非常有利于尼加拉瓜，尼加拉瓜的选举“比萨尔瓦多的选举更公开”，而且通过这次选举“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巩固”。④显然这些素材是不合适的，因为编辑和其他的评论员们责任重大：他们必须对比“新兴民主国家”的“选举政府”和尼加拉瓜马列主义独裁者的“选举总统”，就像俄国真理报那样，要颂扬东方热爱和平国家的“人民民主”，贬低法西斯控制的战争贩子。
实际情况要更加普遍，而且也可以理解。在报道“新兴的民主”和对尼加拉瓜暴政的“反抗”是如果要保持一贯的客观性，那么国内新闻界就绝对不能报道国际观察员总结出来的结论，因为观察员发现萨尔瓦多1984年的选举是在“恐怖、绝望和令人毛骨悚然的谣言中”⑤进行的，媒体也不能发表主流学者们的评论，因为他们把反政府军描述成“一群毫无希望的嗜血的雇佣军”，并且说，“正是尼加拉瓜人民保卫革命的愿望阻止了反政府军的袭击，并且使得美国的政策策划者们暂停了入侵尼加拉瓜的图谋”。⑥
实际上，媒体已经被迫发展了一批新的专家骨干力量，可以让这些人去定义可靠的言论的界限，因此在《纽约时报》的新闻专栏里，R·W·阿普尔刊登的都是负责任的观点，从美国恩特普赖斯大学的马克·福尔科夫到反政府军说客罗伯特·莱肯。福尔科夫告诉我们，他支持的那些里根派一直以来都是“愚蠢笨拙的”，而“国会中的那些民主党人却一直声称现在的尼加拉瓜政府是社会民主的人道主义政体，他们正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民主”（但现实情况是国会的观点和新闻界一样是反对桑地诺主义者的⑦）。莱肯的评论是，“双方都是歇斯底里的”，他们拒绝“面对现实”，现实就是尼加拉瓜目前处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争夺当中”，他们在国内的代表一方是“以苏联为后盾的扩张主义的桑地诺主义者政权”，民众对这一方的支持“实质上是零了”，另一方就是莱肯本人支持的以农民为基础的“反抗者”，代表着“尼加拉瓜人民反对霸权的立场”，而且必须进行一场“武装抵抗桑地诺主义者政府”的“长期斗争”，保卫拉丁美洲反对“苏联霸权主义”。⑧除了福尔科夫和莱肯的评论，我们从《时报》的新闻专栏还可得知，“事件的奥妙之处”“隐藏在表述性词语中”，仅仅是“揭发隐私”，完全是不严肃的。
尽管媒体的意识形态控制得很严格，我们还是能够发现一些其他的观点。其中不仅包括在此地区和其他地方有丰富经验的慈善机构和拉丁美洲研究专家，还有和美国有长期紧密联系的拉美名人：比如，哥斯达黎加民主创立人、三届总统荷西·佩皮·费盖雷斯说，尼加拉瓜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美国应该允许桑地诺主义者“完成他们为争取和平所做出的努力；这是他们应得的”：
毕竟，桑地诺主义者政府是由人民公平选举出的，就像中美洲其他国家的政府一样，哥斯达黎加是个例外，因为我们有一个真正民主的传统，而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我的一生都致力于反对索摩查家族的斗争，因为他们是扩张主义者。他们在哥斯达黎加拥有大量财产，并且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另外，他们毫无疑问是虐待者和恶棍。马那瓜的美国大使馆是帮助他们的。我曾经帮助组织了无数次推翻他们的行动，我很感谢桑地诺主义者最终把他们赶下了台。现在，尼加拉瓜首次有了一个能够关心人民的政府。否则我会用另外一种态度对待马那瓜政府。我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我支持新闻自由的选举体制。对于最近关闭《新闻报》一事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我明白尼加拉瓜目前是一个战乱国家，被美国和地方寡头集团长期困扰。索摩查1948年和1955年两次入侵哥斯达黎加的时候，我们也建立了新闻审查机构，直到威胁停止了才结束。尽管我不同意关闭《新闻报》，但我理解他们为何这样做。⑨
显然这些观点并不是“真理行动”需要的，所以媒体必须谨慎保护“敌方领土”的居民不受中美洲主要的民主人物的毒害。
与莱肯以及其他受媒体宠爱的人不同，费盖雷斯说他从最近的一次访问中发现，“支持政府的人出奇地多”。其他的访问者观点也一样，比如说英国电视台记者特雷弗·麦克唐纳得出的结论是丹尼尔·奥尔特加“最伟大的成功在于他让大多数尼加拉瓜人民相信，桑地诺主义者的革命值得大家为之去奋斗、去受苦”。⑩
虽然哥斯达黎加民主创立者的话不中听，但哥斯达黎加的观点并没有完全被媒体排除在外。因此，极右刊物《民族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还能找到地方发表文章，谴责“尼加拉瓜诽谤哥斯达黎加”——意思就是，尼加拉瓜在国际法庭上根据国际法指控说美国利用哥斯达黎加来袭击尼加拉瓜，按照恐怖主义文化的标准来判断，这个违反常理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发指。⑪
新闻界也没有报道阿根廷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多弗·佩雷斯·埃斯基韦尔到中美洲调查得出的结论：“美国在此干涉、镇压并且严重违反人权”，而且他还谴责美国违反国际法并且破坏谈判。⑫伦敦天主教国际关系协会把“拉美大陆上贫富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导致美国和尼加拉瓜冲突的根本原因”：
桑地诺主义者上台后掌权阶级由富人变成了穷人，因此在国内他们主要的反对者就是在这场革命中失去了财产和地位的人。美国在拉丁美洲就是和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经历的人在军事上结盟，方式有多种，有通过投资的，也有商贸关系或友谊的。历史上已经多次显示了这些联系所带来的结果，从1954年的危地马拉、1973年的智利，到现在的萨尔瓦多。因此，对于拉丁美洲的人民来说，里根总统关于自由的演说意思就是富人享有凌辱和欺诈穷人的自由，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甚至还有杀害穷人的自由。
——这种“第五自由”在美国的政策规划中是一个决定性因素。⑬他们还说，“尼加拉瓜革命的实质性成就”就是为穷人提供“另外一个榜样，使尼加拉瓜成为希望的象征，尽管有很多的困难，但生活总会得到改善的”。⑭
同样，在美国的媒体也绝对不可能出现1985年11月26日巴西神职人员委员会主席Fr·曼纽尔·亨里克致电给尼加拉瓜人民的内容：(https://www.daowen.com)
我们要团结在一起为争取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而斗争，这是一项正义的事业。我们谴责里根政府对你们国家的侵略，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大国以任何形式奴役我们这些贫穷的国家。这种奴役是罪恶的。
尼加拉瓜教会组织有些声明是批评桑地诺主义者的，但只要这些言论不利于美国的侵略，即便对桑地诺主义者是持批评态度的也不合适。比如1985年尼加拉瓜浸礼会在致教友信中谴责了“美国政府的非法封锁”，说教会对尼加拉瓜的情况深表“痛心”：
在过去几个月中，有150多名儿童在美国赞助和支持的侵略中被杀害……9000人死于反革命运动，900家成人教育中心被迫关闭，其中259人被杀害；17家学校被彻底摧毁，360所学校被迫关闭；170名教师被杀害，180名被绑架，150家农业合作社被毁坏，11所幼儿园被关闭。这一切对我们的伤害严重，像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既小且穷，负债累累还灾害连年——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10亿美元。⑮
美国自由新闻界同样痛恨的还有1987年4月到5月在马那瓜召开的国际议会联盟大会的决议，此次大会共有90个国家的代表参加，除了萨尔瓦多代表的提议（要求在决议中增加一点，说明他们的国家正受到另一个国家的侵袭）被否决之外，其他代表都一致通过了大会决议“要求美国注意国际法庭的裁决，停止在尼加拉瓜国内以及一切反对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并且谴责了美国的禁运。⑯这些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中都未报道（据我所知，在其他地方也未见报道），不过新闻界还是报道了这次会议，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⑰——实际上，在美国新闻界“真理行动”的原则与势力之下，这次会议确实没有什么意义。
同样要掩人耳目的是，1986年4月，在世界议会联盟的支持下，拉丁美洲立法机构代表举行会谈，公开指责美国政策，代表一致通过发表宣言，“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尼加拉瓜问题的干涉应特别受到谴责，”“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这样的干涉是“对拉丁美洲共和国主权的威胁”。⑱
尼加拉瓜的形象应该是极端主义的地牢，而美国则是致力于一项“崇高的事业”，为尼加拉瓜受苦受难的人民带来“民主”，就像美国在里根主义的指引下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所做的那样，然而上文中提到的那些结论以及其论据都与这样的形象不符。因此，媒体必须谨慎严格地排除诸如此类的认识，至于如何选择、陈述和解释事实要和既定的指导方针保持一致，服从公共外交办公室的命令。事实上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一贯都保持一致，只有个别时候有些偏差，关于国家新闻机构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
让人吃惊的是，对于尼加拉瓜反对派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和他们的鼓吹者来说，媒体对国家宣传系统如此的顺从还不够，因此在《洛杉矶时代杂志》的一篇封面专题中，小阿图罗·克鲁兹告诉我们，“反政府军在尼加拉瓜有超凡的能力，但他们在美国的公共关系方面搞得一塌糊涂”，在这一点上，桑地诺主义者“轻而易举地赢了这场（麦迪逊大街）宣传战”。“他们懂得怎么让美国开心，如何操纵美国的公众舆论……桑地诺主义者雇佣了有战斗力的美国雇佣军：不是士兵，而是公关公司——美国有一些人从观念上为他们服务。”美国一些参议员想和桑地诺主义者“结盟”，“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个合作关系带回美国，在支持者面前摆出姿态，”这就是为什么在议会和大众传媒中总会有支持桑地诺主义者的宣传。他在《新共和》杂志中解释道，反政府军面临的问题是，“他们在和美国记者交流时不能表达出记者们想听到的内容”；对于控制着美国新闻界的极左派来说，他们对问题的回答问题“过于呆板低俗，不像是真正的革命者”。⑲最重要的官方民主人士老克鲁兹对此也表示赞同。和荷西·费雷盖斯及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想法被《自由新闻报》报道出来，他的观点自然就被认为是准确的，他也因此成为“中左派领导阶级”的代言人：
克鲁兹先生指出，看到尼加拉瓜左翼桑地诺主义者政府始终如一地在美国的公共关系中赢得支持，奥利弗·诺思发表声明扭转了这一局面。克鲁兹说，“这可能是反政府军第一次在法院，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走运”。⑳
最终，通过伟大的民主人士奥利弗·诺思的干预，反政府军得以从那些充斥着美国媒体和国会的支持桑地诺主义者的宣传的层层阻碍中突破出来，而且还越过了桑地诺主义者操控的媒体树立的一道屏障，原来媒体不允许报道任何批判尼加拉瓜的言论，肯定也就不允许出现支持反政府军的言论，因此反政府军的支持者们一直被迫保持沉默。
老克鲁兹和他的合作者们还在不损害里根政府成员名誉的前提下，提供了他们的另一些典型的白日梦。因此南美洲国家的政府也就假装反对反政府军；“通常他们在中美洲按照他们自己的极端左翼的支持者的主张去行事”（克鲁兹），因为他们也害怕他们“少数的马列主义者”（阿方索·罗贝洛）。㉑
同样，美国国内反政府军的支持者抱怨说，“反政府军支持者的左翼反对者们在学校、教堂和新闻界的宣传战中已经打败了政府”（莫顿·康德拉克）并且告诉我们“美国社会已经陷入一场关于尼加拉瓜的激烈的宣传战”，这场战争发生在里根政府人员和桑地诺主义者们“精心组织的一个由‘反对派’人物、‘证人’、‘记者’和给编辑写信的职业作家组成的网络中”（罗伯特·莱肯）。面对桑地诺主义者的说客们令人敬畏的权力，颇有挫败感的A·M·罗森塔尔公开谴责“在新闻界和政界支持桑地诺主义者的人们”，说他们“有辱于尼加拉瓜政治民主的目标”，因为“他们的兴趣在于能让桑地诺主义者继续执政，而不是实现和平，”而且在他们眼里“似乎美国应该立即摧毁反政府军，谁要是建议说反政府军的存在使双方有机会谈判，因此美国不应该立即行动，那简直是天大的罪孽”。㉒
简言之，对可表达观点异常的压制以及媒体和国会对“真理行动”基本原则的忠心耿耿都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桑地诺主义者坚定的反对者们为了“崇高的事业”而提出的战术上的反对也是不能容忍的，证明了媒体是被支持桑地诺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雇佣军”所控制的，而且还证明，这些评论家们如此效忠于桑地诺主义者的统治，说明他们的目的就在桑地诺主义者的统治本身而不是民主与和平。只要教会中的演讲能够继续，只要在尼加拉瓜工作或生活过的人有机会写信给编辑，只要还有人不随波逐流、不屈从于国家，那么就证明敌人还有机会，也表明我们全盘皆输了。
这样的声明当中清晰地暴露了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