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文化

第五章　恐怖主义文化

通过围绕中美洲事件的争论（与其说是争论，不如说是众口一词），我们对本国的道德与思想文化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已经提到了争论中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早期的关注是关于萨尔瓦多，随着恐怖行动取得成功，避免了美国被拖入战争并付出巨大代价的危险，这些关注渐渐平息了。危地马拉则从未引起过很大关注，因为美国利用附庸国掩盖了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危地马拉本国军队来干暴力镇压之类的事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洪都拉斯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加拉瓜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关注则一直很强烈，这还是因为有人担心国家恐怖主义可能会失败，从而给美国带来损失。

关于美国支持雇佣军问题的争议反映出了这些特点。媒体解释说，“反政府军及其在华盛顿的支持者强烈地意识到，整个计划的前途将取决于”在国会下一次对援助进行投票表决之前“反政府军能取得多少军事胜利”。他们很清楚，美国援助的目的在于“让战斗在我们这边的人能使用更多暴力”——这是副国务卿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的话。①因此，反政府军指挥者们并没有对国会说，他们能通过推行先进政治计划和组织发动民众获得尼加拉瓜人民的支持；相反，他们坚持说，只要有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中央情报局的指挥，反政府军就能杀掉更多人，并对“脆弱目标”造成有效的打击，从而扭转形势。指挥者们的这一公开姿态表明，他们知道上层圈子里的争议大都是关于方法问题；他们也明白，在恐怖主义文化的氛围中只有通过暴力手段获胜才能算数，其他的一切都一钱不值。

上述认识得到了报刊社论以及其他评论的有力支持。这些评论（它们的议论总是安守在上面这一套假设的框架之中，决不越界）警告说（我们在此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反政府军“还需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让美国人民相信他们有能力迫使桑地诺分子回到谈判桌旁，也有能力取得军事胜利”，而且，对反政府军的进一步援助“有可能被取消”，“除非国会确信他们能胜任这些任务”。结合那些不方便谈起（因为不方便谈，所以也无关紧要）的外交记录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说“迫使桑地诺分子回到谈判桌旁”这种话就是在对官方宣传鹦鹉学舌，目的是为了掩盖真实的问题：“获得军事胜利。”联合（Syndicated）专栏作者史密斯·亨普斯通担心“里根将很难为反政府军弄到为期两年的军事援助”，不过，在政府再次提出拨款要求之前“获得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胜利对局面将很有帮助”。②几乎无一例外，这类评论等于就是在承认，反政府军指挥者们很好地领会了美国统治阶层的意图：在这些圈子里，凌驾一切的原则就是以暴力取胜。如果暴力一直达到了（如在萨尔瓦多）暴行的程度才取得成功，这就证明了我们对民主与人权怀有的坚定信念；如果暴力可能会失败（如在尼加拉瓜），这就表明尼加拉瓜人“远非我们的良好愿望所能拯救”。

基于“转变路线”的指导性原则，我们可以承认过去发生的事件反映出了我们的“国家目的”中较为丑恶的一面，但现在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实在现实中什么都没有变，我们从前的受害者将重新经历过去的恐怖和苦难，而且还要忍受我们在迫使他们安分守己时不断花样翻新的谎言与自鸣得意的姿态。人们不禁会想，不管是什么罪行，不管这些罪行有多么惊世骇俗，这个非凡的思维自卫系统都能把它们消化得一干二净，而且丝毫不动声色。

越南战争时期，国内对暴力是否有效表达出了同样的关注。为此，威廉·邦迪在1965年6月要求“我们针对南越的空中行动应该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包括动用B-52轰炸机进行轰炸；但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只有一个——“如果这些行动（B-52空袭）不能取得显著战果，我们就会显得很可笑，而且还会招来批评”。与此同时，B-52对湄公河三角洲人口密集区域进行的空袭在摧毁贫民居住区方面取得了“显著战果”，这自然缓解了人们的疑虑。③

因此，我们知道下面这些情况的时候就不应该觉得吃惊了：美国军方为在指挥恐怖主义雇佣军袭击“脆弱目标”中取得的成功深感骄傲，《纽约时报》则把这些目标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其他“脆弱目标”包括医疗中心、医务工作者和学校这些被反政府军成功“瞄准”的地方，而按照反政府军头目阿多弗·卡莱罗的解释，老百姓的农场是合法目标。④在1986年7月1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发言人查尔斯·雷德曼证实了美国对这一策略的支持。他解释说，合作社农场“往往具有军事和经济的双重目的”，农场居民则“持有武器，而且接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美洲观察委员会引用了雷德曼的声明，并评论说：

雷德曼的声明为乔治·奥威尔的“真理部”[1]增了光。我们很想知道，国务院有没有想过，所谓“合作社兼有‘军事与经济双重目的’，从而是合法攻击目标”的理论用在别处会怎么样？比如说，在一座不设防的以色列集体农场，袭击者伤害、杀死儿童，烧毁房屋，绑架平民。这时候美国还会认为袭击是合法的吗？⑤

我们需要探究恐怖主义文化的实质，但更为重要的是，国务院所宣称的原则一般都被接受了，即使对政府政策持批评意见的人也不例外。媒体对散布暴行传言的桑地诺支持者不屑一顾，说他们没有考虑到被反政府军暗杀的平民可能持有武器，或是受到武装民兵的保护；至于那些谋杀以色列集体农场（拥有自卫武器）工人的凶手，或是针对这些设防农场发起的突然袭击，媒体的看法就有些不同了。《新共和》编辑迈克尔·金斯利按美国舆论标准算是一位自由主义的鸽派人士，他在文中写道，国务院为“反政府军对政府资助的合作社农场发起血腥攻击”辩护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一个全力进行战争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官员、士兵和平民之间已经没有明确的分别了”——这个借口倒像是阿布·尼达尔随口说出来的。⑥金斯利接着写道，对其他“脆弱目标”的袭击也是恰当的，因为这是“对政府的士气与信心进行打击”的一种手段，“如果你坚信这项事业，就会发现这个目的是完全合理的”——当然，他本人是坚信的——“但是，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那么，“一项明智的政策必须能经得起成本效益分析的检验，也就是说，要权衡两端；在一端倾注的鲜血和痛苦，会在另一端产生民主的希望”。⑦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根据“成本效益分析”的明确显示，这种政策是很明智的：15万具尸体，100多万难民，无数被拷打、强奸、饿死的人被“倾注进去”，而“在另一端”，经得起美国自由舆论标准检阅的“民主”产生出来。

金斯利的同事，《新共和》编辑莫顿·康德拉克则对成本效益分析提出了自己的根据，其观点更为明确。他的结论是，“看来反政府军运动已为争取重新拨款尽了自己的努力”，因为据里根政府官员的说法，反政府军“已摧毁了一些要塞与合作社”，“反政府军领袖声明，这些合作社并非平民农业设施，而是用于军事用途的”——和以色列集体农场一样。以暴力取胜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而且按照康德拉克的标准，反政府军完全有理由得到进一步的援助；特别是因为反政府军军事头目恩里克·博拉尼奥斯已用事实使他确信，反政府军在尼加拉瓜是深受民众支持的——比如说那些被他手下英勇无畏的战士们烧成白地的农村合作社。⑧

我们可以从消息的来源出发对这些让康德拉克敬佩万分的军事胜利作一番仔细研究。反政府军发言人博斯科·马塔莫罗斯所说的（《纽约时报》起初当然是按照他的说法一一加以报道）“我们在尼加拉瓜北部进行的最为重大的军事行动”与记者后来在当地看到的情况不尽相同；这次“重大军事行动”只不过是对“尼加拉瓜北部山区偏远村庄”的又一次袭击，袭击者根本没能接近“城镇的土质临时机场或作为尼加拉瓜政府军当地总部的小木屋”；在这次重大军事胜利中，反政府军只是成功地烧毁了附近一个粮食合作社的大部分村舍，偷走了“发狂的”农民的牲畜（他们对记者说，“我们是从山上逃到这里躲避反政府军的”，“因为怕反政府军杀我们”所以不能回家）；反政府军在村民四散奔逃的时候用机枪扫射民房，杀死了3名儿童和1名孕妇，还有其他18名平民因此受伤或死亡。⑨康德拉克也承认，在这次军事胜利（他所提到的唯一一次胜利）中“反政府军向房屋内投掷手榴弹”，造成几名儿童死亡，这显然无助于他大加赞赏的反政府军“获得民众支持”；所以，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有“摧毁农村合作社”这一句话，康德拉克认为它足以说明反政府军应该获得新的支持。

经过调查，其他“军事胜利”的真相也都大致如此。伦敦《泰晤士报》指出，“尼加拉瓜叛军4月的军事行动报告中列出了一大战果”，称他们摧毁了“桑地诺政府军设在维多利亚的一个要塞”。⑩但记者来到这个地处尼加拉瓜中南部的小村庄之后，却“没有发现任何能证实反政府军说法的证据”。相反，他们发现，维多利亚“这个在两年前由躲避反政府军袭击的北方农民组成”的村庄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要塞，只有45户人家；全副武装的反政府军嘴里喊着“里根的子弟们，冲啊！”对他们发起了攻击。这些里根的子弟们成功摧毁了这座由手持步枪、未经训练的民兵们（其中有一个13岁的孩子被打死）防守的农庄，杀死村民，烧掉庄稼。报道接着写道，“根据能接触美国情报的西方外交界消息来源”，中央情报局“称他们试图制止美国支持的反桑地诺叛军袭击几乎没有防守的国有农场，屠杀无辜平民，但这种努力没有取得成功”（《泰晤士报》接受了中央情报局的这一可疑说法）；到目前为止，“他们没能将政府军的形象从一群残暴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一支拥有伟大民主理想的精锐部队”——显然，后一种形象是中央情报局的重要任务之一。

然而，《泰晤士报》是一家整日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恐怖行动义愤填膺的报纸。反政府军的“形象”对这家报纸的开明编辑来说是很合适的，因为“在美国的影响之下，反政府军是民主的希望，正如在美国的影响之下萨尔瓦多已经建立起了民主”。这两个结论都很有说服力。⑪

整个政界都一致认为，暴力手段的成功是反政府军继续获得美国支持的前提；不过，如果我们能改变他们的“形象”，也会有所帮助。至于这些公开表达出来的态度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却很少有疑虑和认识，在恐怖主义文化中这是可以想见的。

在其他地区，类似的看法也大为流行。美国国际主义向来并不仅限于中美洲。前文已经提到，1986年最为严重的国际恐怖主义个别事件是美国对利比亚的空袭，据西方报道至少造成100人死亡。我们知道，美国发动空袭的借口是编造出来的，但当时媒体掩盖了这一情况。现在，美国政府很策略地承认了此事，但却没有留下任何足以让人下结论的把柄。在当时，就连里根最激烈的批评者们都兴奋不已，说空袭造成“无辜平民伤亡是完全应该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些杀戮成性的国家就不会对报复感到害怕”（安东尼·刘易斯）。⑫而且，尽管现在政府承认发动空袭的借口是编造出来的，可敬的评论家们（如1987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查尔斯·克劳斯默尔）仍继续赞扬美国这一“确保自身安全的行动”，若无其事地说美国必须扮演全球保护者的“角色”。克劳斯默尔在文中进一步对联合国提出抨击，说联合国竟然敢谴责这次袭击违背了国际法。实际上，联合国在提到这一事件的时候已经大打了折扣，只是“对空袭利比亚等西方报复行动表示谴责”，根本没有提到利比亚所谓的“挑衅”——而现在美国政府已承认这一“挑衅”是编造出来的，没有丝毫价值。正是这些话进一步证明了联合国“极力要破坏西方思想、体制和利益的正统地位”，还要搞其他“恶作剧”。克劳斯默尔极力主张我们出于这些原因废除联合国机构，因为它现在不再听从美国的命令，已经毫无用处了。⑬

在严守纪律的西方思想领域里，没有人能理解如果按照安东尼·刘易斯的理论，全世界无数的人都有权轰炸华盛顿并造成成千上万人员伤亡，以此报复当地的恐怖主义头目；这些头目在华盛顿指挥恐怖主义行动，而且没有因其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⑭恐怖主义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这样的想法永远不能流露出来；如果远离主流的领域表达出了这种想法，那它们肯定无法让人理解，因为这些远离主流的地方从来不以丧失理性、毫无真诚为耻。通过仔细研究目前各方面对中美洲里根主义实施结果的解释，我们对恐怖主义文化的实质有了更多的认识——不要忘记，里根的这些政策只是对卡特政府计划的推进，并将其残暴程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美国历史上不乏类似的先例。由于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成功屠杀已被上层人物从关注范围中剔除，公众也已几乎看不到与此相关的讯息，让我们把眼光转向对尼加拉瓜的进攻——尼加拉瓜仍然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可能让我们付出代价。白宫的内部文件相当坦率地承认，美国政府组织的反政府军是一支“雇佣军”，美国必须想方设法在尼加拉瓜为其建立一个“政治基础”，而显然“当地抵抗力量”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的。在哥斯达黎加，“一群成功商人、银行家和律师”聚集在一家“提供美食及露天酒吧”的豪华乡村俱乐部——这群人就是美国以传统的共产主义“前沿组织”的样式组建起来的反政府军民间领导层。他们在聚会上说，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利用一个模糊而保守的政治规划，淡化反政府军主要作为一支军事力量的形象”，并建立起一种能在尼加拉瓜受到欢迎的进步形象。这些问题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新闻界几乎从未注意到他们的“流亡议会”；但是，他们却没有谈及自己对“民主”的看法（我们将在后面提到）。另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因国内宣传需要而被迫选用的“温和派”人士（阿图罗·克鲁兹和阿方索·罗贝洛）“并不太受欢迎”，“民众对他们反响冷淡”；相反，提起唯一拥有真正权利的民间领袖阿多弗·卡莱罗，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⑮

哥斯达黎加禁止卡莱罗入境。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作为恐怖主义的忠实支持者，卡莱罗是反政府军主要军事组织尼加拉瓜民主力量的极右翼民间领导者。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基于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建成，受国民警卫队恩里克·博姆兹上校指挥。五角大楼1982年的一份秘密情报报告将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定性为由前国民警卫队指挥的“恐怖主义”组织。在接下民间傀儡领袖的角色之前，这位最受人尊敬的反政府军头目阿多弗·卡莱罗曾承认，雇佣军对平民犯下了“应受到谴责的残暴罪行”，而他们的胜利可能会让“我们的优秀青年大批大批地死亡”。在他拿着中央情报局的丰厚津贴成为反政府军代言人之后，他解释说，无法劝说部队放弃残暴行径，因为这样会“让战士们丧失斗志”。⑯自那时起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美国统治阶层也认为美国支持的暴行无关紧要。直到本书写作的时候，由人权组织、尼加拉瓜传牧师和其他人士记录下来的反政府军暴行仍未停止。两位调查员在记录中引用了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话；据这位官员说，美国对其雇佣军所犯暴行的态度是“故意忽视”。媒体与国会的态度也大致如此。让我们随便选几个例子：美国记者报告说，圣何塞村的一个农业合作社有4名平民被打死，另有9人被绑架；我在报纸上没有找到任何报道。密歇根州议员戴维·博尼奥尔和底特律的托马斯·冈布尔顿主教在他们1986年底发表的报告中详细记录了反政府军犯下的谋杀、强奸、绑架等其他种种罪行，但这个报告似乎根本没有引起注意。一位西班牙牧师写的书里也记载了大量反政府暴行受害者提供的证据，这本书同样也无人过问。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能列出一大串。⑰如果有人提起这些琐碎小事，用“转变路线”原则就可以打发了。

利用当地的同伙与雇佣军袭击、压迫并控制国内民众，这是传统的做法。例子有很多。“英国征服印度要干的大部分事都是印度政府做的”，⑱英国当时靠当地雇佣军来控制印度民众。在刚果自治共和国，利奥博德国王在二十年间用纳粹式暴行将人口成功地从2000万减少到1000万，这期间为数2万人的刚果本地军队“大肆抢劫强奸”，帮助国王把刚果变成了一座比利时奴工营[2]。在南非，白人政权“找来非洲酋长作盟友，并利用强行征召入伍的非洲人”，而南非发生的很多暴行都是出自黑人警察和部队之手，现在仍然如此。⑲在二战期间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纳粹分子也让当地部队来执行德国的杀人计划。在法国和美国先后占领的印度支那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势力所到之处，也有同样的情况。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招募当地人执行刑讯、刺杀、屠杀和恐吓任务。从寻求海外殖民地的第一天起，美国在征服美洲大陆、占领菲律宾群岛、攻击印度支那的过程中一直组织当地力量开展恐怖主义行动，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曾招募Hmong部落的人从事以谋杀为目的的“秘密战争”（执行这场“秘密战争”的人有很多参与了美国针对尼加拉瓜军事行动的秘密阶段⑳），在他们失去了利用价值之后就弃之不顾。

在加勒比海地区和中美洲，这些做法同样是长期以来的惯例。美国官方的最高政策一直是依靠本地军事力量镇压当地民众，我们在后面还要提到。农民常常会被组织起来干这些事情，如萨尔瓦多的民主国家主义者组织，以及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尼加拉瓜国民警卫队是索摩查在1926年为开展其早期行动“从当地贫困农民中”招募出来的，后来的主要由“目不识丁、穷困潦倒的农业工人”组成。㉑海地的情况也一样：杜瓦利埃独裁政权招募类似人员建立起了可怕的“马库特大叔”特务组织——这个组织如今还在从事其恐怖活动，其成员仍然持有“恐吓、敲诈及杀人许可证书”，这种证书只需他们“一次性缴纳15美元”。在1987年7月的一次大屠杀中，上百人被狂热的佃农用镰刀剁成了碎块，因为地主煽动这些佃农去杀“共产主义牧师”——地主们采用的煽动手段对于贫困潦倒而又担惊受怕的农民一直很有效，顺带着又使教会将社会差距悬殊地区的穷人组织起来的努力遭到毁灭性打击；此后不久，一位备受尊敬的反共产主义政治领袖与两位随从被“一群狂热农民砍死；他们说受害者是共产主义分子，然后就下手了”。㉒

由于主流社会（往往是外国力量）拥有大量经济与宣传资源，国内经济状况困难、种族冲突、宗教控制、对人们的恐惧和无知的利用、暴力行动愈演愈烈，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前面所说的种种暴行就很容易实现了。

为美国的恐怖与压迫行径辩护的人总是会说，由于当地的亲美势力被发动了起来，这些行径应该属于“自卫性质”，甚至是“人民性”的。如果纳粹分子、比利时国王、南非种族主义者，受美国支持的加勒比海与中美洲独裁者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他们可能也会给出类似的理由，说服力应该也差不多。美国上层人士突然对“强壮的农民”（就是那些被美国招募开展恐怖行动的农民）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这个文化现象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我们在美国媒体上经常会了解到，反政府军的步兵是农民，这和第三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士兵一样，包括那些被强行编入萨尔瓦多军队服役的士兵，还有索摩查国民警卫队中的士兵，他们大都是从反政府军（依靠美国空投支持）目前活动的地区招募而来的。尼加拉瓜的农场众多的中部地区曾是“维护索摩查独裁政权的国民警卫队的传统招兵地区”；另外，由于这一地区的私人农场经营状况比较好，因此现在是反政府军的主要补给中心。㉓乔治·卡斯塔涅达写道，由于桑地诺政府在索摩查政权垮台后的几年中忽视了“北部地区贫困落后的农民”，再加上索摩查国民警卫队与偏远贫困地区（拉丁美洲军队传统的招兵地区）一直存在联系，这一部分农民很快就成了反政府军征召士兵最理想的人选；而这时桑地诺政府没有来得及通过土地改革和冲突地区人口重新安置来“安抚”农民，并进一步削弱反政府军少得可怜的“民众支持”——对反政府军的支持很分散，而且一般都处于偏远地区。㉔因此，下面这些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入反政府军的前国民警卫队成员似乎丝毫不以此为耻”；很多人参加反政府军“要么是因为他们身为国民警卫队成员，要么有亲戚在国民警卫队中干过”，而其他人则说，由于他们在美国人训练的精英部队中服役，萨尔瓦多的乡村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㉕米斯基托地区曾是反政府军早期征兵的主要地区，此后不久，似乎是因为桑地诺政府在当地推行了改革和其他措施，这一地区成了反政府军通过绑架和恐怖手段暗中破坏的目标。㉖尼加拉瓜还没来得及从索摩查垮台后留下的遍地狼藉中恢复就陷入了战争，人们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事实上，尽管反政府军有外国主子提供的大量援助，“反政府军指挥者承认，在过去的一年中，自愿报名参军的人数［尼加拉瓜全国范围］几乎降到了零”。㉗

美洲观察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反政府军恐怖行径仍是造成尼加拉瓜恶劣人权状况的主要原因，尽管报告中也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了谴责。美洲观察委员会称“尼加拉瓜政府在军事行动中没有任何有组织、有计划地违反战争法的行为”，并指出，“如果按照美国所采用的标准，尼加拉瓜只有两名政治犯”，后来因逃避征兵被捕的一人被“无罪释放”，这样政治犯就只有一个了。据大赦国际目前掌握的情况，尼加拉瓜没有“因信仰问题入狱的囚犯”。㉘

在米斯基托地区，有的农民参加政府军是因为确实蒙受过冤屈，但是他们所受的冤屈无法与在美国附庸国统治之下或受到美国雇佣军袭击的人们所受的苦难相比。至于他们在桑地诺政府时期能不能伸冤报仇，我们现在只能凭空猜测了；因为美国已经迅速介入并大大加剧了农民所受的冤屈，以防桑地诺政府的改革取得成功。美国新闻界有时会拿出惯用的曲解手法，满怀悲哀地感叹这些冤情本来是能够得到申诉的。《华尔街日报》一篇题为“马那瓜加紧对前反政府军据点的控制”的文章报道说，桑地诺政府“将国有农场交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并用外币兑换来鼓励牧民提高肉食品产量，以此赢得民众的支持”，还开始建设新奶品场项目；而在米斯基托地区，“政府在修复粉刷学校和诊所，还把电影放映机第一次带进了这些印第安村落”㉙——从而损害了美国拯救当地人于压迫之中的目标。

伊登·帕斯特拉曾在中央情报局和南非的支持下，领导反政府军从哥斯达黎加向尼加拉瓜发起的南部攻势。当时他一度是反政府军支持者的宠儿，但后来由于不服从命令被中央情报局开除，从此失去了“伟大的中美洲爱国者”㉚的地位。不过，他并没有保持沉默。他说道：

在尼加拉瓜，人们提起“反政府军”时称他们为“警卫队”。这个说法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前索摩查国家警卫队强迫年轻农民参加卫队，还把他们带到洪都拉斯的营地去……警卫队并没有培养他们的品质，让他们成为出色的游击队员，而是让他们丧失人性，抛弃道德。这些农民被变成了警卫队员，变成了用于压迫的杀人机器。警卫队员连战俘都杀，不停地说“是，长官！”这些“反政府军”永远也不可能打进马那瓜。

他称反政府军领导阿多弗·卡莱罗是“中央情报局的忠诚战士，是一枚被人利用的卒子，唯一长处就是做过可口可乐推销员”。他向法国新闻界透露，“法西斯主义的反政府军”一朝重新掌权，“连自己的母亲都不会放在眼里”。他说，“反政府军是为华盛顿对付尼加拉瓜政策服务的工具。他们在美国开会，甘愿为帝国主义效命，大把大把地收美钞”。㉛

美国媒体也曾经采访过帕斯特拉，不过类似上述的评论在新闻播出时都被省去了。㉜在与反政府军一起作战的美国雇佣兵（包括负责阿多弗·卡莱罗安全保卫的约瑟夫·亚当斯）看来，帕斯特拉是“遍布全国的暗杀事件”的首要目标。这些暗杀与“反政府军最高级领导有关”，他们“还有一个马那瓜平民的名单——既有桑地诺政府成员，也有教会成员——一旦尼加拉瓜民主力量进入首都建立‘民主’，这些人就会成为暗杀目标”。㉝

帕斯特拉对反政府军的看法在当地得到了很多人的同声回应，但是在这里我们却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因此，反政府军“民主抵抗力量”的地位没有受到任何不利影响。洪都拉斯一位种咖啡的农民说反政府军是“成为战争走狗的有钱军官和穷人炮灰”，是“一帮匪徒”，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信仰，内部还极不平等”；他们使用武力强行征兵，保证会用“胜利”来报答人民，而同时钱都“流进了大人物的口袋里”。㉞洪都拉斯右翼刊物《时代》（刊物老板钱姆·罗森塔尔曾呼吁美国入侵尼加拉瓜推翻桑地诺政府）的一篇社论说道，“我们知道为什么恐怖主义蔓延的速度比人们预想的快得多［在洪都拉斯国内］：这是因为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存在，其内部的民间权力与军方权力纠缠不清”；文章还反映了公众对反政府军的不满，说反政府军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㉟以色列军队的一位退役高级军官（他曾在中美洲做过四年军火生意）则说反政府军是“媒体与五角大楼心理战部门创造出来的”，“只要美国能给我们很多钱……让我们当他们的兵，放放民主的狗屁”，他们就会一直战斗下去。他们的指挥官“蹲在丛林里，一边抠着屁眼一边琢磨着怎么才能从华盛顿那帮笨鬼子那儿榨出更多钱来，就和当时南越的将军们一样”；他们把美国记者领到洪都拉斯的丛林里，告诉他们是在尼加拉瓜——这些是他看到洪都拉斯媒体工作情况之后的评论，还有很多其他话就没有这么好听了。㊱

目前，关于“新反政府军”（靠美国官方提供的援助重整旗鼓）情况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是罗德·诺兰的报道。诺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在工作中取得过出色成就。1987年，他在尼加拉瓜北部和一支反政府军分队呆了一个月，随后又和桑地诺政府军一起穿越同一地区。㊲他发现，这两支队伍差别极大。

从洪都拉斯基地出发的时候，反政府军的“士气看来很高涨，他们鼓鼓囊囊的背包里装满了最先进的军需品。天空中传来C-47运输机的轰鸣，那是慷慨的中央情报局派来为他们空投补给的飞机”；还有运输直升机在运送军事装备，不过装备都“伪装成了红十字会物资”（诺兰报道中所附的一张照片所示，这是里根政府又在以惯用的狡猾手段违反战争法；《新闻周刊》登载这张照片后，日内瓦的红十字会组织对这种违反国际战争法的行为［卡特政府在营救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军官的时候也用过这一手段］进行了谴责，但此事在国内没有引起多少注意㊳）。他们配备有美国卫星侦察地图，作为攻击目标的桑地诺部队军事基地在图上“显示得一清二楚，连每一处厕所的位置都标了出来”；他们还带着便携式电脑，用以译解密码。

简而言之，这是一支典型的游击队。

不过，没过多久，反政府军就堕落成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所说的“一群残暴的乌合之众”。他们从惊恐万分的农民手里抢走食物和牲畜，有些农民被“武力逼迫”做向导，“甚至让他们走在排头兵的位置开路，确保我们不会中埋伏”。反政府军抢掠当地农民的本领无人能敌，农民们“看到我们来都吓得动弹不得，只有一名惊恐的妇女专心致志为我们磨玉米粉，连自己的婴儿在一边哭都顾不得”。反政府军士兵俨然是一群四处劫掠的强盗，他们“亮出手臂上的骷髅与大腿骨文身”，这个说自己名叫“灭绝者”，那个说自己是“猛龙”，用这样的强盗行径恐吓村民。“他们‘擅长撤退’；至于进攻，从来就干不好。”尽管“思想自由的山区农民”受到了“经济崩溃的沉重打击”，从革命中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让他们“成了桑地诺分子的天敌”，反政府军也没能够在这一地区传播任何政治讯息，好像从来就没有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任务。诺兰描述了反政府军是如何让一位敌视桑地诺的农民变得“更为忠诚”的：

我们吃了他的鸡、豆子、玉米饼、香蕉、大蕉、木薯、茄子；先来的反政府军部队已经把可吃的猪都吃了，对此我们和他一样都感到很遗憾。我们在他的屋子里睡觉，尽管部队的命令要求我们在远离民房的地方露营，以免我们受到袭击时造成平民伤亡。晚上我们派他到山上去侦察桑地诺分子的踪迹，早上天不亮我们就让他去当排头兵……毫不奇怪，我们把他和妻子分开询问时两个人谁都没有说经过此地的桑地诺部队的坏话。他们说桑地诺部队说话温和礼貌，宣传政治思想，不过一般只向他们要点咖啡喝……在心灵和思想的战场，反政府军同样是失败者。

他们即使是在最有可能获得支持的偏远地区也没有赢得民心。而在那些家中孩子被绑架并强迫加入反政府军的老百姓中间，反政府军就更加失败了。诺兰和反政府军在一起的时候碰到了一个14岁的孩子，后来对这个孩子进行了采访：“桑地诺部队胜利后分给了他家里一块地。他母亲总是想不通，‘他们怎么会去破坏革命呢？革命帮助了我们还有好多其他人’。”

诺兰还采访了一位“比较大的地主”，他本以为此人应该是敌视桑地诺政府的。这位地主告诉他：“先生，如果战争就这么一直拖下去，它很快就会变成强盗行径。”诺兰的最后结论是：“先生，已经是了。”

后来，桑地诺部队在一次反攻中（这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反攻，也是最快的一次）很快扫清了当地的反政府军，诺兰在反攻期间随桑地诺部队重返同一地区。这次诺兰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情景。反政府军小心翼翼地避开军事目标，（在抢劫掠夺之余）“集中攻击防卫较为薄弱的民兵和没有防守的目标”；桑地诺部队的行动“与反政府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仅仅在两天之后就找到了反政府军并打响战斗”，而且此后也一直这样做。在偏远的山区，“经过了好几个月，桑地诺部队依然纪律严明”，尽管他们大多只是“服两年兵役的义务兵”。“在同一山区，我们伴随的反政府军只过了三个月就变成了一群无法无天的强盗，而桑地诺部队一路上从不在农舍旁停留，除非征得军官同意——然后在屋子外面等村民给他们送来喝的水……他们在征用食物的时候肯定会付钱，这是当地农民告诉我们的。”农民们还说，只有反政府军“才强迫他们做向导，或是当排头兵”。

另一篇报道中引述了罗伯特·欧文写于1986年3月的一份备忘录，他在国会作证时曾说自己是奥利弗·诺思的“耳目”。他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没什么好话”。欧文说，对于反政府军的很多头目而言，战争“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这场运动中所谓的领导中很少有人真正关心战场上的士兵”。反政府军的南部战线以哥斯达黎加为基地，其指挥官费尔南多·查莫罗“整天喝得烂醉，不仅可能带着手下人在战斗中投降，也可能为了赚钱而投降”。另一位指挥官“可能参与了毒品交易，还暗中卖掉美国政府提供的商品”。就算给反政府军再多的钱，“也等于是扔进无底洞”。

然而，这些代价对于美国来说毕竟很有限，美国人招募来为自己服务的这群“乌合之众”还算能干，至少他们成功完成了阻止桑地诺政府进行改革，并确保“桑地诺政府的革命成为一场痛苦的革命，让它在当地人眼里成为一个可怕的、活生生的例子”（皮埃罗·格里吉斯）。

阿图罗·克鲁兹是反政府军民主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象征——直到他在1987年辞去领导职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指责说，他辞职“是因为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而并非出于对民主革命的关注”。在克鲁兹有悖情理地放弃了自己的职务之后，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发现，这位所谓的英雄其实只是个泥足巨人。他的性情“像水银一样多变”，“在外国生活了20多年之后，于1979年7月重返尼加拉瓜为桑地诺政府服务。在很多尼加拉瓜人看来，他在尼加拉瓜的政策框架下工作总是不太舒服”。柯克帕特里克说他是个“专家治国论者”，而不是“政治家”，他这样的人“似乎在北美洲人中间会更受拥戴，在尼加拉瓜就不会太受欢迎了”。与此同时，国会伊朗门事件委员会公开了一份文件。据文件显示，奥利弗·诺思额外付给克鲁兹报酬是因为担心国会可能发现，克鲁兹的名字其实也在中央情报局的工资表上；在作为候选人参加1984年尼加拉瓜总统竞选的时候，克鲁兹就在中情局拿钱了。㊴披露克鲁兹名列中情局工资表的报道被反政府军支持者斥为谣传；关于克鲁兹身上新发现的弱点的评论等等都没有让读者想起下面的事实：1984年尼加拉瓜选举期间，美国政府、媒体和言论杂志都称克鲁兹是尼加拉瓜民主的唯一希望，并虚构了很多消息，以此指责桑地诺政府因为看到克鲁兹在尼加拉瓜深得民心，就通过暴力等手段阻挠他的竞选活动；而现在，由于克鲁兹没有按照美国的吩咐行事，这些民心突然之间就烟消云散了。

克鲁兹说，反政府军的行动“非常糟糕”。㊵反政府军的主要问题是“部队是美国在很短时间内拼凑起来的”，而且美国“还以尼加拉瓜人民痛恨的索摩查国名警卫队作为这支部队的核心”。军队的民间领袖不过是“一帮商人和老派政客组成的‘派系’，连一个明确的政治态度都表达不清楚”。1987年，在美国的提议下组成了一个新的反政府军领导班子，“一位曾与反政府军合作多年的美国高级官员说，‘团结纯粹就是表面现象，这帮人是靠主持人中情局才绑在一起的——至少在美国大选之前还不至于分家’”；一位“自由派反政府军官员”在谈起“民主新希望”阿尔弗莱多·西泽的时候说，这些领导人是“机会主义者”，“既无政治原则也无道德原则，对尼加拉瓜的穷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情”。㊶菲利普·贝内特报道说，“反政府军患有政治贫血症，总是避开军事目标，而是对代表桑地诺政府改革成果的脆弱目标大肆抢掠，如农村合作社，经常会造成无辜平民的伤亡”。在战争地区进行的实地采访反映出，“四处游荡的反政府军根本就不传播政治讯息”。“有些反政府军领导说，萨尔瓦多的马克思主义起义者对民众作出了具体的土地和社会服务承诺，他们很难想出一个可媲美的政治纲领。”㊷一位支持反政府军的“重要的美国知识分子”（估计他支持反政府军之后才成了大人物）抱怨说，他们无法“设计出一个受人民欢迎的社会服务体系，然后再把这个体系放到某种语境中”，而且他们对所谓政治计划或草根的体系不感兴趣。这位重要的思想家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很难让尼加拉瓜人对政府产生敌对情绪。

因为政府给他们提供了社会服务。这样，桑地诺政府一直将不满情绪控制在发牢骚的程度。你怎么反对这样一个政权？我觉得反政府军根本就不知道。㊸

实际上，反政府军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这位“重要的知识分子”）对此非常清楚：通过肆意开展恐怖行动、利用崇尚暴力的超级大国提供的资源来反对这个政权。这种方法与威廉·凯西的真知灼见是一致的：“要破坏一个小国的国内安定和经济稳定，所需的人手和物资相对也要少一些。”㊹

克鲁兹离开了美国政府为了瞒过国会而凑起来的反政府军领导班子，他估计要丢掉每月7000美元（免税）的薪金，还有此前三年中通过秘密援助网络得到的几百万美元（对这些钱政府从来没有公开解释过）；而继续留在领导班子里为“民主”装门面的富商阿方索·罗贝洛每个月估计会拿到1万美元，作为对他工作的回报。㊺

在“流亡议会”中，克鲁兹（当时他还扮演着规定的角色，因此还是民主事业的英勇保卫者）对代表们说，“一切条件（胜利的条件）都已就绪，只不过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政治立场”，㊻算是个小小的缺憾。与此同时，美国高级官员哀叹“反政府军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收获”，尼加拉瓜国内“几乎没有什么组织支持他们”。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从外国基地进攻尼加拉瓜的雇佣军“不像萨尔瓦多左翼叛乱分子那么有战斗力”；萨尔瓦多的左翼叛乱分子一直在本国国内作战，几乎没有任何外来援助，他们面对的部队比尼加拉瓜守卫部队的装备要好得多，有将近80架直升机，11架A37轰炸机和12架C47武装直升机，有美国空军直接介入支援，还有其他美军部队协助进行侦察、空袭和协同地面行动。㊼

反政府军指挥者抱怨说，“他们刚刚起步的空军缺少飞机和飞行员”，其他部队还缺少“用于河道巡逻的小艇”。反政府军的问题是：他们的部队每个月需要几十架次飞行运送物资，这样才能在尼加拉瓜正常活动；这种“空中再补给系统”是“反政府军把大批战士留在战场上的关键”。㊽据在马那瓜追踪反政府军行动的一位西方外交官员（估计是一位美国大使馆官员，有可能是中情局特工）说，“空中行动对战争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它，反政府军是撑不下去的”。㊾根据尼加拉瓜和西方国家的估计，从1987年4月起，美国派出的空运飞行达到了每月30至40架次，运送了成百吨的物资，目的就是要保证已经造过声势的春季攻势能够打得够猛烈，好让国会刮目相看。㊿中央情报局“为叛军配备了一个计算机中心，每天能截获并破译几百条桑地诺部队的密码”。反政府军的信息“通过装有特制译码器的便携式电脑发送给战场上的叛军小分队”。另外，美国通过广泛侦察为雇佣军提供关于尼加拉瓜军队部署情况的最新情报；而政府军则必须应付中央情报局组织突击队的行动，美国不断发出的进攻威胁，还有很多在与真正的游击队作战时不可能碰到的情况。跟随反政府军进行采访的英国记者说他们往往“装备得比桑地诺部队好”：他们有高质量的、“最为先进”的武器及通讯设备。英国记者还解释了反政府军征兵的基础：“桑地诺政府冻结了农产品的价格，这就意味着很多农民现在挣的钱比在前独裁者索摩查时期要少”——这是桑地诺政府在战时采取措施，维持本国穷人生活水平的结果。而在美国控制之下，这些穷人不会有人过问，只能坐等饿死——这符合备受称赞的“中美洲模式”。(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反政府军支持者言之凿凿地对我们说，是“军队指挥官的暴行”导致了“人们现在所看到的内战——内战并不是像桑地诺分子所说的那样是由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造成的”。

尽管大量物资源源不断涌来，尽管美国军队直接参与，但这些都无济于事。就连对反政府军成就啧啧称赞的记者也说，“没有接连不断的飞机运送物资，没有美国重新给予援助，反政府军根本不可能作为一支有战斗力的游击队生存下来”，这样说其实也就巧妙地承认了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击队”。这位记者还在报道中说，美国官员担心反政府军让人无法理解的失败会“让我们付出长期的代价”。

比起邻国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失败就显得更为惊人。在离几千名政府军士兵开展清扫行动不远的地区，游击队在一个村子里“满不在乎地开着居民大会”，这个村子离已经被游击队“彻底摧毁”的一个政府军军事基地只有4公里。居民大会“就关系绝大多数萨尔瓦多人的人民基本需求及社会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交流，虽说政治性并不是很强”，听众显然都很感兴趣，而且非常支持。与此同时，据军事分析家说，“政府军还是采取小队突击形式进行战斗，并没有提出什么受农民支持的政治观点，从而成为支配性的力量”；“美国官员和杜阿尔特自己的党内成员都说，尽管有美国提供充分的援助，杜阿尔特先生还是没能推行有效的社会计划；他们还说，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已经成了一架腐败的政治机器，在其统治下绝大多数萨尔瓦多农民找不到工作，甚至连干净的饮用水和医疗保障都没有。”美国经济援助支持“富人的生意，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财富，因为税务征收毫无规律，美元也可以悄悄藏到迈阿密的银行里”；富人的儿子“也很安全，因为当地没有征兵制度，负责强拉壮丁的部队也不会到富人居住区里来抓人——这是战争的阶级特点的一个表现”。美国的援助“似乎很少能分到大部分赤贫的萨尔瓦多人手里，他们有的住在城市贫民区，有的在农村”，这些地方负责援助的美国官员很少去光顾。“穷人被强行征召入伍，”而“政治权力仍然掌握在城市精英手里”；“大多数萨尔瓦多人害怕警察和士兵，没有哪个穷人会想到和地主打官司争取法律救济，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法官会作出支持穷人的判决。”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萨尔瓦多的武装力量“曾经执行过焦土政策”，“在地面指挥杀人小队[3]，从空中进行轰炸”。现在，他们在已经控制住的地区可以“稍微仁慈一点了”；“但只要左翼势力还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军队就不敢完全丢掉手里的缰绳”（着重号为作者所加）。曾被政府恐怖行动摧毁的埃尔巴瑞洛村后来又重新修建了起来，一位天主教牧师说现在的村子“是个集中营”。村民说他们“不敢”和美国记者谈话。一位国际人权工作者说，村民们“被踩在军靴下面”。“埃尔巴瑞洛的村组织比较好，军队就担心这是左翼残留影响的体现”，因为在政府统治下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

“民主”，美国式的民主。

这些比较再一次显示了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之间真正的“对称”。这并不像意识形态系统所说的那样，两国都是游击队与中央政府作战，从而反映了全球范围的“东西方冲突”。实际上，美国在两个国家都组织并指挥了一支恐怖主义力量；这种恐怖主义力量必须使用暴力来实现外国主子和本国富裕阶层（他们仰赖的是外国势力）的目的。这两支恐怖主义部队都无法进入政治斗争，因为它们不能给人民带来任何东西，只有新的灾难和奴役。如果要说“对称”、“东西方冲突”，以及“美国的安全忧虑”，我们可以从苏联在萨尔瓦多做过的事说起：当时苏联组织雇佣军从尼加拉瓜基地进攻萨尔瓦多，以恐怖手段压制民众。苏联通过每天进行的空投为其雇佣军提供了精密而先进的军事装备，克格勃组织动用其“当地资源”[4]在萨尔瓦多大搞破坏活动；制造出苏联极可能随时发动直接入侵的危急形势，迫使萨尔瓦多进入全国动员状态；在尼加拉瓜建立永久性苏联军事基地，在萨尔瓦多领海部署海军舰只形成海上压力，用敌对宣传充斥萨尔瓦多的电视和广播，频繁通过上空飞行[5]搜集萨尔瓦多军队行动的情报，再发送给那些在农村四处劫掠的“戈尔巴乔夫子弟”；协同苏联在萨尔瓦多雇佣军各部之间的军事进攻，等等。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美国描绘的“东西方冲突”背景有多么可笑。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连《真理报》上对美国入侵波兰（东西方冲突的真正受害者）提出抗议都被斥为无稽之谈。

另外，现实世界的模式是传统的，这一点在秘密计划的文献记录甚至是公开评论中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解释；而且，这种传统模式也是美国国内社会受到内部干预的必然结果。知识界人士如果希望保持自己的声望地位，就不能设想前面我们提到的种种事实。在知识界这个圈子里，我们顶多也只能苦苦思索“美国怎么总是支持独裁者”这样的“不解之谜”，至于谜团如何解开，还是让“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智者们去回答”，因为它实在是太深奥了，非我等凡夫俗子所能领会。我们还可以努力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尼加拉瓜人就是不能接受“我们的良好愿望”呢？

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商业界似乎没费什么功夫就看透了这个让美国人苦恼不已的不解之谜。在谈到美国支持费迪南德·马科斯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引起了美国人的烦恼）时，伦敦《经济学家》一语中的，“马科斯先生多年以来对美国企业和美国基地都很好”。这个见识虽然谈不上有多深邃，但足以驱散这个问题的迷雾；对于无数其他类似问题，这个见识同样也适用。

反政府军支持者（其中有些人民主自称自由或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美国创建“雇佣军”并试图为其打下政治基础的做法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反映了他们控制底层民众的方法。这样一来，他们自然对“颇具魅力的反政府军新的民间领导”满怀热情；这些新领导者们控制底层民众的方法和他们差不多。美国的独立记者为数寥寥，其中有一位对反政府军领导层作出了精确的评价：

反政府军领导层代表着尼加拉瓜的旧商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些人正是美国官员和商人愿意交往的“第三世界人民”。这也说明了华盛顿为什么挑选他们来领导反政府军。克鲁兹、罗贝洛和卡莱罗三个人身上都反映出了尼加拉瓜政治生活中的种植园心理——这是美国数十年对尼加拉瓜的控制和干预造成的。他们都认为，尼加拉瓜其实是属于美国的，将要上台的领导从华盛顿那里找到获得政治合法地位的捷径，这完全正常。

国内还有一些人也在寻求通往政治合法地位的捷径：他们称赞反政府军领导是品德高尚的民主人士；面对美国强加于萨尔瓦多并极力要保护的社会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与美国希望在尼加拉瓜恢复的社会政治体系大体相同），他们要么拍手称好，要么就把目光转开。

一位研究拉丁美洲事务的美国学术专家说，反政府军的民间领导层“往往都是（或者在1979年之前曾经是）有钱人，代表着极少数富人或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人在革命中“被孤立了起来”，因为“革命威胁到了他们的特权”，创造出了“一个颠倒的世界，竟然认为富人的福利应该与以前无家无业的穷人平等”。“在中央情报局的工资表上，几乎所有的反政府军领导都榜上有名。尼加拉瓜民主力量领导层的7名成员每人有8万4千美元的年薪，免税：这是山姆大叔的一点小意思。”阿方索·罗贝洛是个富有的棉花种植园主，还做加工食用油的生意；他以前是“私人经营最高委员会的主席，该组织是大多数私人经营的保护性组织”。阿图罗·克鲁兹（自1960年到1985年间他只在尼加拉瓜呆过一年）是“一位国际公务员，为泛美开发银行工作”。阿多弗·卡莱罗在尼加拉瓜经营可口可乐，与中央情报局有长期的关系。阿里斯蒂德斯·桑切斯是个有钱的地主，与索摩查关系密切。这些人最终反对索摩查的原因和其他人反对特鲁希略[6]、马科斯等美国支持的独裁者的原因相同：索摩查不仅抢穷人的钱，连他们的也一起抢。这些领导人“根本没有发表过关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详细计划”。埃德加·查莫罗（他被中情局选中，作为反政府军发言人工作了两年，随后化装出逃）说这些人没有为尼加拉瓜做出任何贡献，只是让国家“又一次回到了过去”；反政府军“被中央情报局和里根政府当成美国推行对外政策的工具……前索摩查分子也利用反政府军夺回他们在1979年丧失的金钱和权力”。在加入美国建立的反政府军民间阵线之前，阿图罗·克鲁兹曾说阵线中的领导是“公民的死尸”，并指出“他们当中掌握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军权的大都是前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逆国内人民意愿行事，无条件地誓死支持索摩查”——实际上，在1984年中期，反政府军的48名指挥官中有46人是前国民警卫队成员。1985年10月，克鲁兹表达了自己长期以来对反政府军的不满：“反政府军几乎完全被右翼派系控制，其中很多人是索摩查的追随者。”他从中情局民间阵线退出之后重申了这一观点。

知识界培养出的历史健忘与视野狭隘保护了媒体和其他评论者，让他们不至于感觉到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决策者在实施国际恐怖主义的时候总是为一个奇怪的技术性问题所困：要激励“我们的朋友”，为他们打下政治基础。当然，关于国际恐怖主义有很多委婉的称呼，比如“秘密行动”、“低强度战争”、“叛乱反制”、“安抚”，还有“遏制尼加拉瓜”。在整个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政府的专家也为同样的问题大伤脑筋：美国在军事上很强大，但在政治上却很羸弱；美军缴获的越南文献和美国政府的分析报告都常常谈到这一点。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是被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所困扰：“我们没办法训练并且激励他们（我方的越南人）干出任何行之有效的事情，我们找不到任何能起作用的程式或催化剂”；他还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杀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则把“共产主义者部队”那种让“民主部队”相形见绌的高昂士气归结为“献身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神秘产物”。马科斯韦尔·泰勒将军则感叹道，南越人的“国民特性决定了在他们中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族精神”，而“越共总是能在遭受打击后重整旗鼓，补偿自己受到的损失”，“对这种游击战争中的不解之谜我们仍然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至于谈到“国民特性”时明显的自相矛盾，其实很好解释：我们应该认识到，既然叫做越共，他们肯定就不是南越人——因为我们在屠杀越共的家人，摧毁他们的家园（都在南越）。美国大使洛奇于1965年提出了“十点制胜计划”，其中第一条就是：“清洗人民的头脑，消除他们的社会意识与不安定思想，以防这些思想转化为行动”——这与阿图罗克鲁兹和其他“重要的美国知识分子”此前不久提出的建议如出一辙。然而，清洗思想是做不到的，因此有必要用炸弹和全面的恐怖行动把乡村清洗一番。

美国宣传机构的困惑不亚于此。约翰·梅克林在60年代早期负责在南越的宣传活动，他说越南农民“只知道几百个词汇”，其“思维能力仅仅比6岁美国儿童高一点”，“思维没有经过训练，因此退化了”。那么，我们在把越南农民赶进集中营、屠杀其家人的时候，他们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良好意愿？他们又怎能理解我们为“建立国家”而采取的复杂措施？然而很奇怪，越共在其政治与军事战术中利用的是“与越南农民的生活和特点密不可分的技巧”，这种农民战术却“让美国部队和吴廷琰[7]政权的独裁领导者们不知所措”。越共部队“建制之复杂令人惊讶……有设在丛林的军工厂，有无线电网络，有隐蔽的医院，有印刷宣传中心……越共还有摄影师，负责在伏击或其他类似行动中拍摄作战情况”。对于美国组织的部队来说，越共（“头脑退化”的南越农民）似乎一个个都有“八英尺高”。如此奇怪的悖论又怎么解释呢？

老挝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1958年，美国在老挝颠覆了民选联合政府，因为控制这个政府的是左派人士。后来美国对老挝北部开展了有史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以摧毁该地民间社会：这就是美国阻止这个原始农业地区进行社会改革和民众组织的惟一手段。此后不久，美国在柬埔寨故伎重施，只不过屠杀的凶残程度又有所提高。老问题再次出现，美国记者和美国指挥官们对此都大惑不解。美国的直接轰炸结束时，西德尼·尚伯格在他从金边发回的最后一篇总结性报道中提出了“没有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叛乱分子没有自己的飞机，没有政府军部队拥有的炮火支持，只有轻武器和便携式武器……他们不仅仅顶住了两倍于己的政府军，而且还迫使政府军后撤；他们的攻势已经持续了六个月，仍然没有要减弱的显著迹象；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些的？”这个问题恰恰是现在《纽约时报》尚伯格的记者同事们就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提出的问题。尚伯格在冥思苦想之后说，“叛乱分子并不是超人。他们取得成功肯定还有其他的原因”。也许，他们如此“意志坚定、英勇善战”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这边的高棉人那么听天由命；他们相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美国大使馆官方文件）。如此说来，这些来自柬埔寨内地农民阶级的“敌人”和尚伯格所说的“柬埔寨村民”有着很大的不同。尚伯格所说的“柬埔寨村民”“一般没有政治观念”，“没有兴趣加入任何派系，只希望能清清静静地耕田捕鱼，养家糊口，偶尔在佛教节日的时候庆祝一下”。他们和越南人、老挝人，还有现在的中美洲人一样。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我们这边的人”得不到民众的支持，也无法在政治竞争中获胜；当然，在这些条件下情况会有所不同：民众组织已经被摧毁，思想体系、军事、生产、商业、财政——简言之，整个社会决策体系、生活来源、暴力手段全都被我们所认可的人物牢牢掌握。我们的思想文化崇尚武力统治、崇尚为外国主子利益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改革”方式，所以我们这边人表现出来的无能让人无法理解。现在，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占尽优势却一再遭到失利，萨尔瓦多游击队一无所有却仍然坚持战斗，我们由此产生的困惑只不过是老调重弹。

这些矛盾现象引起的困惑其实不难解决，只不过对这个解答我们无法接受：因此，我们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解答，哪怕它是由备受尊重的主流人物提出来的。法国军事历史学家、越南问题专家伯纳德·福尔是一位激烈的反共产主义者，他在美国侵略越南的早期阶段就对这些困惑作出了明确的解答。他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和此前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必须动用最出色的精锐部队，那些美国、英国、法国或澳大利亚突击队员中的佼佼者”，为他们“配备先进科技所能提供的最好装备”，来打击越南、阿尔及利亚和马来亚地区的叛乱分子？这几个地方的叛乱分子“几乎没有人受过类似的专业训练，拥有的火力也无法与大国的火力相比”。“答案非常简单，”福尔写道，“我们必须动用国家所能提供的一切科学优势来弥补我们的劣势：我们在当地的群众中所获的支持少得可怜，而到目前为止西方国家扶植起来的所有傀儡政权都极度缺乏政治能力。”西方国家雇佣军的民间阵线也同样如此。福尔其实还可以加上一点：必须动用国家恐怖主义支持者的全部辩才，才能掩盖事实；同样，要让我们看不见如此昭然若揭的事实，恐怖主义文化在面对令人不快的真相时那种视而不见、封锁消息的本领也是必不可少的。福尔在当时警告说，美国很快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他说对了。今天，在整个印度支那、中美洲和其他备受蹂躏的地区，美国都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和福尔一样，美国记者丹尼斯·沃纳也激烈反对共产主义。沃纳在印度支那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整个东南亚的几百个村子里，只有共产主义者在社会底层开展工作，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美国却极力要恢复压迫与腐败的旧秩序。这种解释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美国思想家们不得不给出了另一个答案：越南南部的战争是东西方斗争的表现，南越人民因为曾深受其害，所以非常麻木被动；而比起正直的美国领导人，莫斯科和北京那些狡猾的共产主义领袖更善于操纵人们的思想，而“我们这边的越南人”（还有老挝人、柬埔寨人）不是“悲观宿命”就是“腐败无能”。同样，在今天人们也不能认识到中美洲形势和美国进攻南越具有共同的基本特征。相反，情况肯定是这样的：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人因受东西方冲突之害，都成了被动的旁观者；而正直的美国人则不像苏联集团那些共产主义骗子那样诡计多端。

于是，“客观的记者们”从事实出发，把上面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们。詹姆斯·莱莫尼在文中说道，“对游击队来说，建立群众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这是80年代的重大发现——“古巴训练者们向萨尔瓦多起义军领导和桑地诺部队军官强调过其重要性”，这些军官显然自己不可能想出如此高明的见识。他接着写道，“反政府军的美国顾问不太擅长游击战战术”，而且“把强调个人选择的民主作为革命战争的一条原则”，这么做有些欠考虑。因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就需要向萨尔瓦多的起义军学习，学习他们在组织民众、获得民众支持中的成功经验”，正如美国人在越南模仿南越敌军的策略。

但是，莱莫尼比在印度支那搞宣传的记者更进了一步。他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面临的问题比在萨尔瓦多与游击队对抗的政府军碰到的问题要多：桑地诺政府的独裁政权“对反政府军进行封锁”，并极力阻挠反政府军建立政治基础的行动。他指出，“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虽然也面临着类似的限制”，“但在那儿这种限制不像在尼加拉瓜这样严重”。通过暴力在根本上消灭自由媒体的存在，袭击国立大学并大开杀戒，利用安全部队谋杀政敌，刺杀为“群众组织”说话的大主教（群众组织后来被美国的恐怖行动完全摧毁），屠杀工会的政治激进分子、记者、人权工作者、牧师、修女、学生、教师，还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实行焦土政策，使村庄成为废墟，让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虐杀、毁尸等严重伤害社会的恐怖行径——在《纽约时报》驻中美洲记者眼中，所有这一切加起来都没有桑地诺政府的压迫严重。在同一期《纽约时报》上，莱莫尼谴责萨曼·拉什迪“拜倒在桑地诺政府脚下，为他们写了一大堆满怀崇敬景仰的胡言乱语”，因为这些文章，“我们完全应该把他写的小册子扔到火堆里去，这种自欺欺人的东西就应该有如此下场”。莱莫尼说，拉什迪“被外国的一场革命完全吞没，至于其阴暗面，他想尽办法让自己一眼都不去看”——而莱莫尼这位意志坚强的记者却没有被“共产主义者”欺骗，他用冷静客观的态度分析了发生在中美洲的美苏冲突，而且也没有“一眼都不看”美国保卫民主行动中的“阴暗面”。

在《纽约时报》这位首席记者从中美洲发回的报道中，这些内容是永恒的主题。应该指出的是，按照一般媒体的标准，此人所作报道的质量很高。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无论事实真相如何，尼加拉瓜肯定是一所“斯大林式集中营”，而萨尔瓦多则肯定是在美国协助下为民主而奋斗。回顾一下美国的意识形态体系我们就能发现，政府在展示这种规定情景时一直很坚定，而且很有技巧。

在美国官方看来，尼加拉瓜是一个希特勒政权的国家，不仅残酷压迫国内人民，还企图对外扩张，对邻国构成了极大威胁。里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南非和尼加拉瓜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他说，“在南非我们说的至少还是一个国家。确实，我们和南非存在意见分歧，而且认为该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很令人反感；但是，他们从不试图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周围其他国家”——以尼加拉瓜侵略者的方式；举例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南非军队违反国际法出现在纳米比亚；也没有看到南非采取任何行动破坏博茨瓦纳、莱索托、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稳定。

国务院与国防部在一份联合文件中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这份文件题为“中美洲民主面临的挑战”，于1986年12月10日为庆祝国际人权日发表：

在整个美洲大陆，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桑地诺政权那样野蛮血腥，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像桑地诺政权那样怙恶不悛地对人权进行侵犯。

美洲观察委员会就此发表评论时说，在美国进攻愈演愈烈的七年时间内，尼加拉瓜政府军造成平民和非战斗员死亡的人数可能达到300人，其中大部分是死于1981—1982年的米斯基托印第安人。比较一下其他的数字：就在这几年之内，有4到5万名萨尔瓦多平民“被政府军和（或）隶属政府军的杀人小队谋害”；索摩查在位最后一年中屠杀的平民“人数大致相当”，“其中大部分死于国民警卫队对平民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危地马拉平民的死亡人数则更多。所有这些暴行都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甚至由美国直接组织——这与很多人的虚幻想法恰恰相反。

此外，应为这些事件承担责任的人（中美洲和华盛顿都有）现在依然掌握着政权，除了索摩查国民警卫队和富有商人阶层——不过美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民主”概念，尽一切努力让他们重新上台。在莫顿·康德拉克造访萨尔瓦多、为其民主进程欢欣鼓舞的时候，欢迎他的人是杜阿尔特总统——正是他指挥了屠杀；杜阿尔特的国防部长维迪斯·卡萨诺瓦将军负责屠杀的执行，他的原则是：“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者接管政府，军队准备杀掉20—30万人。”康德拉克的结论是，里根政府应该为其在80年代取得的辉煌成就得到称赞；里根在“控制萨尔瓦多方面比上届民主党在尼加拉瓜做得好”。康德拉克的编辑们也肯定地说，到目前为止，尼加拉瓜“指挥官们造成的破坏比索摩查政权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经过多年的折磨、谋杀、抢劫、“民主人士”敛财自肥、广大民众忍饥挨饿，索摩查政权造成的破坏中包括4到5万的死亡人数。

《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总结说，杜阿尔特“做了很多工作；他以民主方式管理国家，开始着手控制屡屡犯罪的右翼分子，让武装力量服从政府，控诉战争与社会革命，并尽一切可能保护经济，不让其受到战争、落后与社会变革带来的剧烈打击”。事实上，“屡屡犯罪的右翼分子”指的是国内安全部队成员，杜阿尔特对他们袭击民众、疯狂杀戮的行为大加赞赏，还竭力说服国会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手段；武装力量仍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们在过去和现在犯下暴行无数，却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足以说明统治权在谁手中；而杜阿尔特的种种建设性政策只是编辑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根据他们自己报纸上偶尔登载的一两篇报道捕风捉影。但杜阿尔特确实是在做指派给他的工作，因此编辑们接下来写道，“美国完全有义务支持萨尔瓦多的民主政权；它虽然不算完美，却在努力奋斗着”。编辑们还断言，要不是因为“邻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政府”，萨尔瓦多的游击队不可能维持“这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这么说证据何在？和国家说话时一样，证据一直是无关紧要的小麻烦。

虽然杜阿尔特在美国大受欢迎，萨尔瓦多国内民众却不买他的账。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在1986年组织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全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选民愿意在新一轮大选中支持他；如果左派人士没有被排除出政党，如果民众没有受到恐怖行为的沉重伤害，那么谁也无法预料这个数字会变成多少。不过，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杜阿尔特在加入政府并随即全面开始屠杀时说的话；当时他承认，“群众是站在游击队一边的”。而且，尽管西方自由媒体盛赞杜阿尔特政府取得的出色民主成就，萨尔瓦多民众对政府的印象却完全不同。萨尔瓦多大学公共舆论学院在1987年1月和2月组织了民意测验，其结果显示10%的民众“认为目前国内在推行民主与自由”，而18%的人认为国内情况正在恶化，28%的人认为“进步是有的，但是压迫仍然存在”；其余的人（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则认为“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大多数人认为杜阿尔特的新经济政策会损害穷人的利益，而认为富人利益将受损的人则很少（分别是63%和9%）；相当多的人说土地改革“本来应该能带来好处”，但杜阿尔特政府的“承诺都是谎言”（41%，相对于认为土地改革肯定会有好处的22%）。

在南美洲，杜阿尔特也不再是英雄了。在他最近访问

南美洲新兴民主国家的整个旅程中，温和派对他避而远之，愤怒的人群却盯住他不放。他在阿根廷国会准备发表演讲，会议大厅里超过半数的代表起身鱼贯而出。他在乌拉圭议员大会演讲的请求遭到了拒绝，自己还遭到了乌拉圭基督民主党的谴责，说他“显然与里根政府串通一气”。在他从巴西到秘鲁一路上所作的短暂停留中，类似的抵制情绪也非常明显。

哥斯达黎加的《中美洲》杂志报道说，“杜阿尔特在抵达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的时候受到的欢迎相当冷淡”。一位工会官员宣称，“乌干达的工人阶级反对他抵达我国进行访问，因为他并不代表民主”，而是“领导着一个因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的政权”；他还“为美国侵入尼加拉瓜提供便利”。“在巴西，愤怒的人群挥舞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杜阿尔特是凶手，是种族灭绝’，杜阿尔特的女儿在他们的嘘声中放声大哭。”“杜阿尔特来到巴西以后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抵制，这迫使他改变或取消了原计划中的一些公开仪式。”“杜阿尔特在巴西议会遇到了最令他尴尬的场面。议会召集全体议员对来宾表示欢迎，但到场的人寥寥无几：479位众议员只来了30人，而69位参议员只有7人到场！”

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三国都有过类似萨尔瓦多的经历，这里的人民看到杀手一眼就能认出来。

杜阿尔特在美国大受欢迎，这不由让人联想起美国眼中的另一位大英雄安瓦·萨达特。美国记者赶到开罗报道萨达特被刺后举行的纪念仪式时惊讶地发现，萨达特在埃及并不那么英雄。杜阿尔特对军方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能保证国会源源不断地为军方提供资金；出于同样的原因，商业界对他也表示了暧昧的支持。至于普通民众，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要杜阿尔特能按照美国的思想体系继续当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者，完成指派给他的任务，他的前途自然会一片光明。

反政府军说客布卢斯·卡梅伦在指责“自由左派”时使用的是双重标准。按照他的标准，桑地诺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没有萨尔瓦多那么严重”，而民主社会主义者罗纳德·拉德什却说“我们必须对这个政权（桑地诺）施加压力”，“还要为民主抵抗运动提供保护”，这些要求“比任何时候都要紧迫”；他补充说，“必须增大对桑地诺政府的压力，要强迫他们干出不亚于杜阿尔特在萨尔瓦多所做的事”。我们又一次看到，哪怕再残忍的暴行，只要它们是“我们这边的人”干的，政府都可以如此轻易地容忍，甚至根本不加考虑。如果这样的说法乍看起来有些骇人听闻，那么我们就应该记住，拉德什的看法其实是很有洞察力的。假设桑地诺政府像拉德什建议的那样采取了杜阿尔特政府的做法，通过消灭自由媒体、谋杀政治对手、恐怖行动、大规模屠杀民众这些方式来打击群众运动，并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为自己搜刮财富、为外国主子服务的军队和特权阶层统治），而民众则像牲畜一样死于疾病、营养不良、奴隶般的沉重劳动和杀虫剂的毒害。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美国将很乐于支持桑地诺这个“虽不完美但在努力奋斗的民主政权”，而美国思想界则会对此报以礼貌的掌声，或是视而不见——这些思想家们曾向我们保证过，他们将致力于保护中美洲受苦的人民的伟大事业。美国国内面对“新兴民主国家”中发生的一切所作出的反应已经表明，上面的那个判断是准确的，极其准确。

在恐怖主义文化中，知识阶层就是以这些方式发挥着自己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