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挑战

第一章　挑战

1986年秋天爆发的丑闻及其带来的反应让人们看清了政治体制，以及在背后阐释并维系政治体制的文化。我们在后文的详细阐述中将看到，这些丑闻表明美国仍然信奉武力原则；表明政界高层支持并在实际上坚持国家对武力原则一直这样信奉下去；它们还表明致力于暴力和非法勾当已成为了这些高层人士自身形象的一部分，那些欺骗言辞几乎都遮不住他们的真实形象了。从实际记录中我们可以很轻松地得出上述结论，只要我们能诚实地、不带任何幻想地面对这些记录。这些结论对未来有着重大的意义。就像那些人们在早年得出的相同结论，结论的得出同样容易，得出后也曾频频受到压制，但在过去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中美洲问题上，丑闻打破了高层人士固有的一致意见，主要是因为对一致目标之中的策略性细节产生了分歧。这些丑闻对意识形态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意识形态体系必须控制住丑闻在国内造成的影响，确保影响局限于很小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范围；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体系还必须致力于重大的、持续不断的任务：为80年代发生的真实丑闻塑造一个合适的版本，让人们觉得美国采取的行动是合情合理的，以确保在今后有必要采取类似政策的时候能够顺利付诸执行，不受到重大的阻碍。

1986年6月，这一任务又变得紧急起来：国际法院宣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谴责美国入侵尼加拉瓜；而国会则投票通过向当地反政府军提供援助，准许非法使用武力，并“断言这是让桑地诺分子好好谈判的唯一办法”——这是在尼加拉瓜接受“孔塔多拉条约”[1]最新草案之后的第五天，美国及其盟友是抵制这一条约的①。“这是来真的。这是真要打仗了。”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这么说道。他证实了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的判断——国会表决“等于就是战争宣言”。②

媒体与普通的知识分子阶层基本上都已接受了政府行事的原则性框架，并且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宣布了战争，就必须竭尽所能再次把一套合适的原则体系强加于民众。因为我们已经对尼加拉瓜宣战，还在萨尔瓦多建立起了一个恐怖主义国家，那么以下说法必然是真实的（后来果然成了真实的）：尼加拉瓜是一个野蛮的一党独裁国家，残酷折磨并压迫其国民；国内抵抗力量曾英勇地与“前任独裁者”索摩查③开展了斗争，现在，为了争取自由与民主，他们又在与苏联强加于尼加拉瓜人民的新独裁者奥尔特加进行斗争。同样，萨尔瓦多自然也和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一样，是一个“刚刚起步的民主国家”，因为有了我们对自由的无比挚爱，正在走向四大自由。如果事实与这些说法不符，那么事实就更糟糕了。

在1987年夏天，编织史实与现状、使其为国家所用的任务遇到了进一步的阻碍。尽管美国付出了巨大的军事努力，“里根子弟”们（雇佣兵们冲下山坡时就是这么自报家门的；这些掠夺者向几乎毫无防御的农场和村庄发起进攻，四处杀戮破坏）所发动的那场颇具声势的春季攻势并没有获得什么可资炫耀的军事胜利，以此来让那些摇摆不定的议员相信采取暴力手段能够取得成功；而组织起尼加拉瓜民众这样的成功根本不在人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更糟的是，丑闻造成的混乱也让美国的盟友——特别是哥斯达黎加——敢于冒激怒华盛顿的风险，继续本国的民主进程。

里根政府成功地破坏了拉丁美洲国家寻求政治和解的行动（这一行动体现在孔塔多拉诸国所作的努力中），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直致力于阻碍类似的行动。尽管如此，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在危地马拉的支持下继续推行着华盛顿所不能接受的方案[2]。方案得到的回应是我们对它的不断破坏，并因哥斯达黎加不守规矩而对其直接进行惩罚。1987年3月，阿里亚斯总统不顾华盛顿的反对推行自己的方案，美国停止了对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援助，美国银行也不再为哥斯达黎加提供贷款；华盛顿第一次拒绝为哥斯达黎加出面，从而对哥斯达黎加争取其他国际贷款带来了负面影响；政府出台的禁令和限制大幅削减了哥斯达黎加对美国的出口；美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迫使阿里亚斯总统的一位顾问辞职——据哥斯达黎加官方说，这位顾问在制定和平计划中曾发挥很大作用。两位圣何塞的记者评论说，在哥斯达黎加被拉进美国颠覆桑地诺政权的征讨队伍时，“美国援助曾猛增到每年两亿美元。阿里亚斯政府的一位内部人士讽刺地说：‘和平计划努力刚一开始，哥斯达黎加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一分钱（的美国援助）。当然，这纯属巧合’”。美国的美洲事务委员会报告说，“据哥斯达黎加官方消息，里根政府最近一位新大使的任命推迟了七个多月，这表明了美国对阿里亚斯在该地区开展的外交活动的不满。阿里亚斯的一位助手说，对于华盛顿而言，‘在这里开大使馆不是要开展对话或促进哥斯达黎加的政治进程。在这里开大使馆仍然是为了建立南部战线（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南部战线）’”。④

尽管这些问题显然十分重要，它们却大都被置之不理。这与政府选择关注事项的原则是一致的——只选择那些能受到好评的事项。在这个原则下，适当的争辩是合法的，但绝对不能突破界限。既然有公众不平就加以欺骗的要求在先，这个原则就是必然的结果。在后文中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的例证。

虽然美国对和平方案极度敌视，寻求外交解决的努力还是坚持到了1987年。在孔塔多拉诸国的支持下（它们起了关键的调解作用），中美洲各国总统于1987年8月达成了初步的和平协议。这一进展让里根政府大为震惊，因为这可能使美国政府在过去多年中阻止外交解决的努力付诸东流。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无人可比的武力手段，但它在该地区并无政治吸引力。只有在当地享有特权的军界高层和富人才对美国感兴趣，而美国也极力要保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和特权。这样，美国政府自然希望有一个武力而非外交的舞台——而它也如愿以偿了。与此相反，尼加拉瓜自始至终都在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呼吁国际社会对边境进行监控，清除外国军事基地与顾问以减少安全隐患，等等；尼加拉瓜接受了由孔塔多拉诸国提出的和平倡议，按照国际规则要求将冲突问题提交给了国际法院、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与联合国大会。

下面我们将回到细节问题。毫无疑问，这些细节都是根本不被接受的基本事实。

1987年8月中美洲的和解为净化历史事实带来了新的任务。新的任务要求有新的姿态——对此罗伯特·亨特有详细的描述。亨特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美洲问题两党（基辛格）委员会的顾问，也是知名的国际问题评论家。他的描述是这样的：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利用反政府军来“把多元化强加于桑地诺分子”的做法并不合适，而“尼加拉瓜民主”只能通过“牺牲美国人的生命的代价”来实现，对我们这个仁爱、善意的国家来说这种牺牲实在是太大了：

相反，反政府军在实现另一个不引人注目的美国政策目标时似乎很有作用——使尼加拉瓜接受了和平进程，从而降低了该地区的安全威胁。这个目标没有推翻桑地诺政府那么野心勃勃，但其好处在于能够在美国政界获得更广泛的支持⑤。

亨特认为不太引人注目的目标有自己的好处，但他的解释忽略了论述中的一个小漏洞：如果采取尼加拉瓜敌人一再敦促并寻求的外交解决，这个目标在前几年就可以轻松实现了；但是里根政府却一直坚决反对外交解决方案。这一认识既然绝对不能被政府接受，那么就要坚决将其祛除，并且按照亨特描述的脉络重新铭刻出一段更为合适的历史。正如《纽约时报》的詹姆斯·罗沃尔所说，是“美国在前些年表现出的咄咄逼人”迫使尼加拉瓜接受了和平协议中的条款（也就是说，尼加拉瓜顶着美国的反对意见争取了六年之久的条款），这些条款能确保边界的安宁，排除安全威胁，防止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尼加拉瓜侵占其邻国，并迫使这些希特勒般的侵略者把“尼加拉瓜的灾难关在自家门里”——当然，尼加拉瓜的灾难完全是由这些侵略者造成的，与“美国的咄咄逼人”毫无瓜葛⑥。在恐怖主义文化中，这种“咄咄逼人”及其后果只会赢得崇敬和赞许。

虽说罗伯特·亨特提供的标准观点荒谬得一眼就能看透，詹姆斯·罗沃尔的版本用“荒谬”两字还不足以形容，我们还是能想到一个复杂一点的版本：“美国的咄咄逼人”迫使极权主义的桑地诺政府接受了和平条件。这些条件要求桑地诺政府实现民主化，并减少对邻国的威胁。这就是1987年8月和解的条件，而此前桑地诺政府一直拒绝接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论证并不是由谁提供的，这是由于其他的原因：国家在念咒一般的政治宣传中并不需要任何论证。不过，还是让我们想想这个观点吧。它非常容易验证。我们只需查看一下外交文献记录，就能明确美国（或是其他任何国家）是在何时给了尼加拉瓜接受条约的选择。在这个条约中，美国同意停止支持其雇佣军，交换条件是尼加拉瓜要接受8月该地区诸国协议中提出的国内改革要求。我们可以问一问，尼加拉瓜是在何时拒绝了这个选择，从而迫使美国变得“咄咄逼人”，以达到这些它一直想实现的目标。我们很快就能再一次发现，美国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且从一开始就在破坏外交解决的进程，直到现在也没有停手：一旦外交或国内法律干涉到了美国所青睐的暴力路线，里根政府马上就表现出了对1987年8月协议的敌视态度。“美国咄咄逼人”的真实原因并不在此。这些原因相当明显，但无法被政府接受；因此，主流文化在探讨问题时是不可能考虑这些原因的。

毫无疑问，这种改造历史的行为就像过去的类似事件一样能取得成功。历史改造中显而易见的荒谬无稽则不太可能对居于支配地位的思想文化构成障碍。下面我们回过头来仔细看看这些问题的发展演化过程，人们是如何应对它们的，以及国家如何打下基础，确保这些问题能像过去一样，通过令人惊叹的协调一致、频频展现的爱国忠诚及个人正义感顺利得到化解。

必须反复而有力地申明和强调原则性事实；如果单单对发生的事情加以辩解，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更大。一般来说，政治解决方案是不可能满足美国的要求的，因此必须想办法破坏掉——那么就必须为继续使用暴力手段打下基础：政治协议因敌人背信弃义而遭到破坏。无论事实如何，我们都必须得出这一结论，然后以此结论作为原则性事实。只有使用武力才能把敌人赶到谈判桌边来——还有比这个“历史事实”更合适的理由吗？另外，在以后肯定还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所以历史改造必须步步紧跟形势，准备好合适的舆论弹药以备政府不时之需。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需要针对当前情况混淆视听。可以严格遵照官方认可的原则，采取选择性关注和选择性诠释这类常用技巧；或者干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对不能被接受的事实则强行加以压制。在过去，这些则完全无关紧要，因为我们经历了一次奇迹般的转变，已经改变了路线——然而，造成过去种种暴行的体制结构与政策制定体系仍然纹丝不动，没有受到冲击；只有一些大众而非高层的观点反映出了“越南战争综合征”的冲击，除此之外，思想界和普通大众对事实真相并没有多少认识。

不管过去出现了怎样的丑恶行径，“转变路线”这个原则都能在谈笑间将其一笔勾销。在恐怖主义文化中，这一原则是非常有用的。1987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查尔斯·克劳斯默尔以最通俗的形式提出这一原则。克劳斯默尔在文中断言，“今天的美国不再是特迪·罗斯福的、艾森豪威尔的美国，甚至不是罗纳德·里根竞选总统时所想象的美国”。现在，“左翼和右翼人士一致认为，让第三世界实现民主已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根本目标之一”。确实，“过去，自由并不始终是美国的目标”，但现在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信仰自由。”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遗忘，连同我们从过去事件中认识到的美国体制及其运作方式⑦。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同样也要以查清事实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来仔细对待——这是我们以前一直采取的态度；当然，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以前可能偶尔出现过一些小问题。

保守的伦敦《观察家报》编辑为这个宝贵的原则提供了一个比较复杂的版本。在文中，他们说能够感觉到“美国突然对中美洲（特别是尼加拉瓜）的多元民主化发生了兴趣”，结合历史来看“这可能会让人觉得奇怪；有些人认为这种虚伪姿态让人们对美国失去了信任”。然而，他们接着说这种反应是正常的，因为这种想法“认为一个国家的行为必须和历来的行为完全一致，否则就没有权力采取行动”；“应该就事论事，看事件本身有没有好处”，就美国对尼加拉瓜开战这件事来说，行动的好处对大家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只有那些身在西方却抱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才看不出——这些人又一次被弄得不知所措，就像以前他们看到低成本住房规划、女性运动和普遍麻疹接种这些巨大成就时一样。相反，西方的富有和特权阶层对美国的突然转变却表现出了恰如其分的蔑视。他们提到了温斯顿·邱吉尔在1943年观察盟友约瑟夫·斯大林后说的一段隽语：(https://www.daowen.com)

世界各国的政府必须托付给富足国家来管理。富足的国家什么都有了，不想再为自己谋私利。如果各国的政府落到了贫穷国家手里，那就总会有危险。不过，我们这些国家谁都没有理由再要求更多。只有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存野心，世界才能和平。我们国力强大，自然处于上层。我们就像安居在自己家里的富人一样。

这种幸福状态是我们用自己的美德和努力获得的。享受着幸福的同时，我们有权轻蔑地嘲笑这些荒谬的事：抢救病重的儿童，为衣食无着的人们提供救助，让妇女摆脱奴役和堕落的命运，还有在不满自身命运的其他“贫穷国家”中开展的类似幼稚行为⑧。

虽说编辑们如此明察秋毫，他们还是遗漏了一些小问题：（1）和他们的说法不同，根据历史记录，美国（还有其他“富足国家”）在选择施暴对象和关注目标的时候很有连贯性，其原因在内部文件中也阐述得相当清楚；（2）思想控制者们在掩盖这些频发事件上也是很有连贯性的，但只要我们能摆脱宣传教条的限制，就马上能认清真相；（3）美国对“中美洲的多元民主化”并无兴趣，而是一直在（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致力摧毁任何能让民主产生的机会⑨。1979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被推翻，美国从那时起突然对尼加拉瓜国内美国意义的民主发生了兴趣，这完全合情合理；不过这种兴趣在此之前可没有。而就在同一时期，美国却在萨尔瓦多展开有组织的野蛮行动，破坏有可能为真正的民主打下基础的大众组织。除了舆论控制者们的解释外，在力图适应不断变化的事件方面，美国政府的行为中并没有什么不一致、不连贯之处。

“转变路线”原则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很有用处：无论对美国社会和历史所作的分析性研究能揭示出什么，所有这些研究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转变了路线，就可以抛开历史教训，重新开始，而不会因为人们了解了美国社会的本质、或是掌握了文献和历史记录而背上包袱。所有围绕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搁置起来，因为除了文物收藏价值之外，这些研究都已无关紧要。此外，如果针对目前形势的研究得出了不能被政府接受的结论，也可以置之不理——如果事实真相非常清楚，难以压制遮掩，我们总还是能再次转变路线，回到正义之路上重新开始。上层思想体系要想发挥其功能，那么它所宣扬的最高价值必定是：我们应该对自己和自己在世界中所作所为完全视而不见，无知无识，因为“无知即力量”。然而有了事实，有了事实所揭露出的真相，这个原则派不上什么用处，也没有任何意义。

在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中，故意让国内民众处于无知状态的原则总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一旦有比较麻烦的事实需要处理，这种将大众蒙在鼓里的做法就能使政府毫不费力地完成“路线转变”。例如，在1987年的伊朗门事件[3]听证会中，整个国家和媒体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蓄意欺骗、口是心非——这毫无疑问地向公众证明，我们不能期望里根政府会听从国会的命令，或者遵守国际协定。听证会一天天过去，随着里根政府的中美洲问题被逐步揭开，这个结论也一次次地得到印证和强调。人们至少对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公开听证会于8月3日结束，而两天之后里根政府就为中美洲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在下文中我还要详细介绍提出这个方案的时机及其背景，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基本内容。里根的这个方案呼吁废除尼加拉瓜的政治体系和已安排好的大选；暂时中止尼加拉瓜因美国进攻而实行的紧急状态，“遣散桑地诺政府军和叛乱军队”；呼吁“共产主义国家”停止向尼加拉瓜运送武器——这意味着停止一切的武器运输，因为美国早在多年前就成功采取了措施，使尼加拉瓜在军事上只能求助于苏联集团。作为交换，美国将保证不再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运送武器——而这支反政府军是美国在洪都拉斯组织起来进攻尼加拉瓜的⑩。

我们姑且先不管这个“中美洲和平方案”为什么只号召尼加拉瓜一国单方面解除武装，并在美国势力控制下实施国内变革；我们先来看看停止对“双方”的武器运输这件事：一方指的是尼加拉瓜政府，一方指的是从海外基地向尼加拉瓜发起进攻的美国雇佣军。尼加拉瓜想要接受这些条件，美国就可以很方便地对它是否遵守协定进行监控。此外，华盛顿还能轻而易举地编造出尼加拉瓜不遵守协议的罪名，而且有把握让这些无中生有的消息登在头版头条——过去常常就是如此。人们熟悉的例子有：美国指责桑地诺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游击队——尽管媒体报道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条想当然的消息还是作为基本事实被证实了；散布有关苏联米格式战斗机的假情报（看来是奥利弗·诺思⑪的恶作剧之一）也精心计算好了时机，让人们惊惶失措，无暇顾及报纸上对不受美国欢迎的尼加拉瓜1984年大选的如实报道，以免给政府带来危险（这危险微乎其微）。在官方原则和媒体评论看来，这种选举只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事⑫。相反，里根政府对协议是否遵守则完全无从验证；就像万众瞩目的听众会所证明的那样，政府只要愿意就能够故伎重演，为雇佣军提供新的武器装备，并指挥他们对尼加拉瓜发动持续进攻，根本不顾白纸黑字上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有人认为美国媒体和国会会揭露这些行动；只要看看刚刚被公开的文件记录，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太可笑了，根本不值一提。因此，尼加拉瓜应该解除武装、受到严厉制裁；而美国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继续甚至加紧对尼加拉瓜的进攻，不用管协议里有什么规定；实际上，这个协议只要求尼加拉瓜一方遵守。

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人只要花上些许时间认真想一想，就可以马上从前几个月看过的电视报道与报纸头版新闻中得出这个结论。然而，媒体对这些事实却视而不见。无论是鸽派还是鹰派，他们审时度势的方式都一样（这种方式我在下文将继续探讨），但对这一“和平方案”根本上的荒谬之处都未作任何表示：方案要求尼加拉瓜解除武装，以此换取罗纳德·里根及其雇佣军遵守协议的保证⑬。所有派别都认为，里根政府又会经历一次奇迹般的转换，会突然转变路线，能在没有任何监控或关注的情况下遵守法律，并服从协议的规定。政府中有人担心尼加拉瓜会像所有共产主义国家一样言而无信，玩弄骗术，但却根本没有人怀疑美国能否兑现一个无从验证的承诺。几天之后，中美洲国家拒绝了里根方案，达成了它们自己的初步和平协定。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拉丁美洲事务部主任就“协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出了严重警告：“协定没有写明对破坏协定行为的处罚方式。”当然，这确实是个问题，但为什么要如此煞有介事地发出严重警告？政府给出的唯一原因是：尼加拉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可能会“践踏协定”。⑭仅此而已。

对里根政府崇尚武力手段持批评态度的人们能感觉到，尼加拉瓜也有自己的担心。韦恩·史密斯一向反对美国动用反政府军解决问题，而且是批评者中最激烈、最坚持己见的一位。他在探讨自己所倾向的外交途径时，要求我们与尼加拉瓜签订一个双边安全协定，作为“中美洲条约的一个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需要有合适的验证方式，以确信对方遵守了协定。桑地诺政府同样也需要得到同样的确信；他们没有理由相信我们，就像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一样。遵守协定不仅要靠反政府武装，还要靠美国的力量与荣誉。⑮

简而言之，我们的力量将确保他们遵守协定，而我们的荣誉则会确保我们遵守协定，这样尼加拉瓜人就不用担心了。读者需要记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国内所能表达出来的最激烈的不同政见。

我们不可能期望整个媒体或思想界会去审视美国遵守协定情况的早期记录：例如，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和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定——这两个协定刚一签署就被美国破坏了⑯。也许我们也不可能指望人们会对事不关己的异国问题表示关注，质疑一下美国的附庸国萨尔瓦多能否遵守中美洲各国和平协定中有关国内自由的规定——萨尔瓦多仍然处于军队的实际统治之下，而正是这支军队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并在真正意义上摧毁了自由媒体和政治抵制。然而，我们要特别注意，蓄意欺瞒国内民众的原则早已根深蒂固，从十个月前直到政府奇迹般转变路线，带给人们新希望的这一天，这十个月中发生过的所有令人关注的新闻事件都能在瞬间被抹得一干二净。蓄意欺瞒的原则牢牢控制着社会，甚至不容人们讨论这个问题。即便是最简单的观察和思考也被置之不理。美国是好的，美国的领导人是好的，事实无关紧要，不管它们是多么的明显。

在意识形态体系内部统一言论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式民主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确保民众在面对官方与非官方势力时都是孤立无援的个体，没有任何组织能帮助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或开展有意义的政治行动；民众也得不到公开陈述事实或见解的途径，以免此种陈述危及官方的原则。这些思想控制的成就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处于分散居住社区人们的经历可以从反面作为佐证：他们通过收听非官方电台广播等手段成功摆脱了思想控制，建立并维持了一些亚文化群体，能够及时获取信息，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评论；在高度原则化的社会上层群体和被他们控制的信息与原则体系中，这是不可想象的。

坚信原则性事实能带来很实际的好处：不仅能被吸收进权力体系，打开特权之门，还能得到一种无法估量的巨大回报：可以摆脱思考、质询和争论的沉重压力。保持顺从能使人卸下寻求证据的重负，而你一旦加入了官方支持的盛大队列，理性的争论也就是多余的了。相反，对于那些敢于提出疑问的人们来说，他们在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据、进行论证时必须面对更高的要求；而作为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往往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既然是不同意见，与它如影随形的就有“孤立片面”、“缺少引证”这类批评。除此之外，独立思考总是让人觉得格格不入，很容易被忽视或歪曲。毕竟，独立思考得出的结论大都是异乎寻常的，也很少有人理会。我们在此探讨的不是科学，因为至少科学精神认为一种思想应该按照其自身价值来评判，而不是看它在权力体系中有没有用处。如果一般手段都不管用，持异议者就会被说成在为斯大林主义者辩护，他们提出的证据和见解对权力而言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⑰。如果有人在尼加拉瓜问题上不能与政府原则保持一致，那么这就证明他是“桑地诺政权的支持者”，因而也就是不可靠、不客观的；只有那些反对桑地诺政权从而合乎美国权力要求的人才称得上客观公正，才能登上公共话语的舞台。至于那些在萨尔瓦多问题上不能与政府原则保持一致的人，他们就成了“游击队支持者”，同样也是不可靠、不客观的；只有那些支持美国计划的人才能免受这些缺点的影响。政府为独立性思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名目，以便将其祛除：“马克思主义”，“激进”，“被利用的笨蛋”（还有其他许多关于列宁的无中生有的罪名），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称呼早已失去了其原本意义，现在都成了一种大而化之的攻击谩骂，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国内的言论不致越轨。其实，大可不必使用这些手段。意识形态体系能许可的范围非常有限，其严密的束缚是难以摆脱的。因此，任何对权威看法的挑战和质疑都会被忽视、受排斥。

让我们看看上面这些任务是如何完成的。让我们想一想，在观看这场表演的时候，我们能对国内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有怎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