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危险

第七章　外交的危险

美国在与第三世界打交道的时候，总是面临着前文中讨论过的那个问题，即：军事上强大，政治上虚弱。这个问题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美国总是要依靠武力手段来破坏第三世界的“群众组织”。另一个后果则是，美国需要不断想方设法阻挠第三世界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些事实显然是无法令人接受的，于是，美国思想界就有了颠倒黑白的任务。这一任务中尤其需要加以颠倒的是外交记录；经过改造之后，外交记录会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将来继续使用武力手段而非寻求政治解决，其根本原则就是：不管美国碰到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都是不可信任的（惯用的技术手段就是为这个敌人冠以“共产主义”的名目，因为“共产主义”就等于“国家公敌”）。

“共产主义国家不可信”这在美国成为一种结论性表述，不过，前提是我们要加上它的后半句：“其他任何国家同样不可信，特别是美国。”美国思想界在揭示“共产主义的罪恶”时使用的经典例证是苏联曾经违反《雅尔塔协议》及《波茨坦协议》；然而，即使是这个常被美国拿来作为最有力证据的事件，也恰恰能证明我们刚才补充完整的结论是正确的。在对目前已掌握的大量文献记录作过细致分析后，梅尔文·莱夫勒得出了以下结论：“事实上，苏联遵守国际协议的情况（指对《雅尔塔协议》、《波茨坦协议》及其他战时签订的协议）在本质上与美国没有什么区别。”①在其他事件中，我们同样能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样的一个事实：正是美国在政治上的虚弱促使决策者们竭力阻止争端的和平解决，并违反各种协议和条约。

在这一方面，美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记录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自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一直很清楚，无论是在起先支持法国重新征服印度支那时，还是在法国败退后自己接管这一地区之后，美国面对的主要对手实际上都是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力量。美国曾试图为自己强加于印度支那的代理人打下“政治基础”，但这一努力以彻底失败告终。于是，这种政治上的无能迫使美国很快推翻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1956年，美国颠覆了老挝民选政府；60年代初，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破坏越南各方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将在南越的战争升级，随即把战火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最后，到了1973年，美国再也无法回避现实，在巴黎签署了理论上结束敌对状态的和平协议；然而美国紧接着就开始破坏协议——它试图通过最后一次军事努力来捞回自己在纸面上被迫放弃的东西。②美国这样做，同样是因为政治上的虚弱。

美国在现实中的所作所为显然不能为国内思想体系所用；于是，为了满足政府的原则性要求，这些记录就虚构、改造成另外一副面目。不管事实如何，这些记录都必须表明是那些共产主义敌人在背信弃义。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美国在其他地区也注定要碰到同样的根本问题，也必须因此作出几乎完全相同的反应，我们就会发现粉饰历史的做法对美国来说越来越重要了。比如在现阶段的中美洲，同样是出于自己政治上的无力，美国又一次回避外交解决而诉诸武力。与此同时，它仍然不遗余力地试图消除不良影响，阻止人们认清事实真相。

在美国的原则当中，与“绝不相信共产主义敌人会信守协议”这条相比肩的，还有似乎与之有点矛盾的另外一条：我们力求通过谈判和政治努力解决问题，但他们拒绝合作；因此我们一定要用武力迫使他们回到谈判桌上来。这下问题就出来了：既然他们无论如何都会违反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迫他们回来谈判？不过，这个反诘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在实际行动中，美国根本不需要为这种有悖常理的自相矛盾伤脑筋。就像在印度支那问题和中美洲问题上那样，由于“政治上虚弱”这个大前提，美国从来没有考虑通过什么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相反，美国要使用武力来消除外交解决这一潜在的威胁。正因如此，指望美国会严格遵守协议也是不太可能的。这样的结论非常显而易见，而且在历史记录和文献记录中都有充分的证据。然而，这样的言论是不能被接受的，不能在大众中散布；它远远逾越了政府所能容忍的界限。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美国是如何用“历史改造”来处理这些问题的。

不妨回忆一下，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实际上都主张为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援助，因为他们一致认为反政府军的主要目的“实现尼加拉瓜的民主化”，这是一个“高尚的目标”。他们还声称，“反政府军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迫使桑地诺分子同意谈判”。罗纳德·拉德什解释说，虽然“民主党的左翼”不同意为反政府军提供援助，但他们仅持有反对意见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反对意见并不能促使桑地诺分子回到谈判桌上来”。③而一些自由评论家们之所以对援助反政府军持批评态度，是因为他们对这一武力手段能否真正实现预期目的表示怀疑；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必需迫使马那瓜的“马列主义政权”同意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的这条原则中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事实上，从冲突一开始，尼加拉瓜就一直谋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恰恰是美国，无论是在监视边界的问题上还是在撤出外国顾问及保证不建立外国军事基地的问题上，无论是在开展直接谈判的问题上还是在向国际法院及联合国申请仲裁的问题上，再有就是在孔塔多拉集团提议问题上（反复多次），自始至终都担心和平途径会占上风，因而横加破坏。不仅如此，美国针对尼加拉瓜策划的恐怖行动肯定会大大限制尼加拉瓜的国内自由——而且这种结果必然也是美国明确的目标。如果日本法西斯能够虚伪到我们这种程度，他们就会说自己袭击珍珠港完全合情合理：这是因为他们必须强迫美国纠正国内罪恶的种族主义现象，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真正的民主；他们还会辩解说，袭击之后，美国在夏威夷地区实行军事管制，临时取消了某些基本人权，把许多日裔美国人关进集中营，还采取了其他种种严酷措施加强国内控制和压迫本国人民，美国的极权主义本性暴露无遗；因此，日本必须把对美国的攻击继续下去。④不难想象，面对此种解释人们会作何感想。同样，美国对自己行为的一贯解释也是有些问题的。

尽管并不是所有支持美国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人都像罗纳德·拉德什那样极端，但历史改造的做法仍然比比皆是，这其中就包括对外交记录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已经看到了处理大量外交记录的运用实例：仅仅需要忽略事实或压制事实，或把国际法院诬为无足轻重的“敌对论坛”，等等。让我们看一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在面对孔塔多拉集团的种种努力时，美国都做了些什么。

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外交记录时，《纽约时报》作了这样的评论：

尼加拉瓜最后终于接受了一项协议，但它随即拒绝了美国及其他中美洲国家对协议提出的一些修改。于是，到了1986年，围绕新方案的谈判陷入了停顿。⑤

《纽约时报》版的历史将谈判失败归咎于尼加拉瓜，指责它故意拖延谈判，拒绝接受美国的提议；此外，1986年发生的其他几个问题与谈判失败也有关系，但该报并未指明。⑥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隐藏在这段文字后的事实。

直到1984年9月，美国政府还对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和平条约草案持热切支持态度。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称该草案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同时还强烈指责尼加拉瓜桑地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分子“拒不接受条约草案中的关键条款”。看到这些话我们不禁又想起了舒尔茨有趣的外交理念。1984年6月，里根向国会吹风说，为了向桑地诺政府施压，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援助必须继续下去；否则的话，“我们就仍然无法以孔塔多拉诸国提出的原则为框架达成中美洲地区的和解”。美国外交官们同时也谴责尼加拉瓜为美国支持的解决方案“设置障碍”。“（1984年）9月中旬，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举行会晤；当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致电与会的每一位成员国外长，要求各国‘不要向尼加拉瓜政府提供任何援助’，原因是‘该国拒绝签署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和平协议’。”⑦

1984年9月，尼加拉瓜无条件地接受了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协议草案，成为第一个做出此举的中美洲国家，这就是《纽约时报》所说的“尼加拉瓜最后终于接受了一项协议”那件事。此举大大出人意料，也给舒尔茨先生造成了小小的尴尬，因为尼加拉瓜恰恰是在舒尔茨先生的电报到达圣何塞之前宣布接受协议的。这下华盛顿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要求采取行动“惩治奥尔特加总统和桑地诺阵线，因为他们接受了孔塔多拉集团的提议”。这一报道显然是十分严肃的，没有丝毫嘲讽意味。当时，协议已经可以顺利达成，美国恰在此时突然发现它并不尽如人意；美国继而又向自己的盟国施压，让它们拒绝签署协议。这一招显然奏效，从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出的一份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当美国的压力“成功粉碎了尼加拉瓜和墨西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最新努力”时，美国是多么地喜形于色。

1986年的协议神秘地“陷入停顿”。在前文中我们提到，所谓的“停顿”其实就是：美国的附庸国拒签（这一事实并未得到报道），而尼加拉瓜则表示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也几乎被忽略了）。我们不应忘记美国国会针对这一系列事件所作的反应——他们立即投票通过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援助，以此迫使桑地诺阵线接受外交解决方案。既然是为了正义的事业，无论做出多么荒谬的举动都不为过。

美国国内的新闻专栏纷纷著文指责尼加拉瓜为孔塔多拉协议设置障碍——其实真正让美国恼怒的并不是设置障碍，而是尼加拉瓜已经在1986年接受了协议。因此，伯纳德·格韦茨曼在报道中说，孔塔多拉代表团在中美洲是为了“劝说尼加拉瓜及其他国家签署”他们的和平协议⑧——格韦茨曼文中指的是美国为说服其盟国效仿尼加拉瓜签署协议而进行的新一轮外交努力。显然，因为尼加拉瓜是美国官方的敌人，美国新闻界就一定要把尼加拉瓜说成所有紧张局势和冲突的罪魁祸首。

我们不妨把《纽约时报》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描述与哥斯达黎加的版本作一番比较。墨西哥的一家重要报纸曾刊载过一篇来自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的报道：

在1985年和1986年，美国不择手段地企图阻止中美洲国家签署《孔塔多拉集团和平条约》。今天，哥斯达黎加前政府（蒙戈[1]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在此间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美国还曾伙同洪都拉斯及萨尔瓦多向哥斯达黎加施加强大压力，迫使哥斯达黎加阻止谈判进程。

曾于1985年中期至1986年5月担任哥外交部副部长的杰拉多·特雷霍斯·萨拉斯说道：“作为直接当事人之一，我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我担任蒙戈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华盛顿曾不择手段地阻止《孔塔多拉集团和平条约》的签署。”

有关美国向自己的中美盟国施压以阻止“自1983年开始的和平进程”的情况，⑨特雷霍斯还透露了其他的一些细节。

显然，这种反映事实真相的报道不符合美国官方的口味。因此，美国报刊的读者们永远看不到这种报道。

1987年，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又推出了一项新的和平方案。美国对此项方案所做的反应进一步说明了它是多么急于消除于己不利的影响。

奥斯卡·阿里亚斯的方案虽得到了美国国会的支持，但里根政府却持反对态度。⑩民主党参议员特里·桑福德说，这一方案为“促使尼加拉瓜建立更民主的社会并约束其革命军的行为”提供了最佳机会——如果文字还具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一评论的潜台词就是：尼加拉瓜“革命军”为了保卫国家、抵抗美国进攻所做的一切努力全都是目无法纪的暴行，是对尼加拉瓜的肆意蹂躏。⑪斯蒂芬·罗森菲尔德在评论中说，阿里亚斯方案的“政治实质”是：“尼加拉瓜那些摇摆不定的拉美兄弟们应该对桑地诺阵线进行监督，督促桑地诺阵线兑现其在条约进程中作出的政治承诺”；而对于提案的失败（事实上尼加拉瓜已表示接受该提案，抵制它的是里根政府）尼加拉瓜也“难辞其咎”，因为“马那瓜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就本国的民主化问题进行讨论，还往大家眼里扬沙子，企图混淆视听”。《纽约时报》对阿里亚斯提案表示肯定，称其核心目标是“尼加拉瓜实现民主，美国也不再援助尼反政府军”；而桑地诺阵线“因惧怕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一直反对进行大选”。⑫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萨尔瓦多的情况。在萨尔瓦多的国内恐怖行动开始之后，杜阿尔特说，“与反政府游击队站在一起的广大萨尔瓦多民众”可以有自己的政治选择：他们选择的范围只有被军方与寡头集团控制的中右翼政治派别——这时该国的政治反对派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而支持反对政党的群众要么受到威胁恐吓，要么干脆被彻底消灭。

在整个美国政界（包括“鸽派”在内），对阿里亚斯提案的反应基本上大同小异。

阿里亚斯方案并没有直接提尼加拉瓜的问题。它只是号召在“确保各国按自身意愿选择本国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同时，在本地区全面推进民主。⑬

有一个事实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里根政府在想方设法破坏阿里亚斯方案时曾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便阿里亚斯方案在（中美洲的）领导人那里通过了，如果本届政府发现提案条款不符合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和想法，我们将继续为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援助。”这番话是里根的“和平特使”菲力普·哈比卜对“一些高级别参议员及其幕僚”说的。⑭我们不难发现，在中美洲问题上，无论是美国还是它的中美盟友们其实都不情愿接受阿里亚斯提案。为什么？我们看看这段话：“按照阿里亚斯方案的要求，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萨尔瓦多的游击队组织）将获得特赦，政府也要与其停火。萨尔瓦多总统荷西·纳波里昂·杜阿尔特和美国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⑮如果仔细搜寻一下美国报纸中的小字文章，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的主流媒体同样也看到了阿里亚斯方案中的这一严重问题。至于为什么中美洲国家始终无法实现国内自由和民主的提议（当然，除了那些美国扶植起来的恐怖主义国家，它们成功实现了形式上的自由与民主），全国性媒体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很清楚：

据报道，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官员对阿里亚斯方案深表忧虑，因为按照此提案的要求，他们的政府必须宣布赦免本国的游击队、与反对武装停火，还得同意这些反抗组织组建政党，允许他们利用国内媒体。⑯

由此可见，只要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继续处于恐怖政权的统治之下，这两国想要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任何努力都是不可能的。在美国干涉尼加拉瓜的战争中，尼加拉瓜的反对派确实受过政府的强力打压，可他们至少还能维持正常的政治活动，不至于担心掉脑袋。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发生的情况表明，只要美国对这两国的控制依然存在，只要由美国帮助组建或受到美国支持的安全部队仍在这两国称王称霸，这两国的反对派组织就一直会有性命之忧。而在洪都拉斯，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确保民众能真正参与政治体系，任何有关实行民主的承诺都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历史记录表明，在这些国家采取任何旨在扩大民众政治权力的做法都会招致美国的严厉惩罚，而惩罚的理由恰恰是“为了维护民主”。

我们必须明确这样一个事实：上述有关民主的提议是阿里亚斯方案中的核心原则，针对的对象是尼加拉瓜，而不是美国所青睐的“新兴民主国家”。对于那些唯美国之命是从的国家来说，它们推行民主原则时能有一个表面形式就可以了，并不需要采取任何实质性的举动。在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军人、政治寡头、商界及各行业上层人士掌握着国家资源。他们只要再压制住国内的民众组织，就能有效地控制国内政治体系与传媒机构；而要想压制国内民众组织，动用恐怖手段一般也就够了。是否愿意对民众挥起棍棒成了这些国家能否获得美国援助的标准；⑰近期的历史记录表明，如果哪个国家能像萨尔瓦多的杜阿尔特一样成功地运用恐怖手段，就能打动美国的开明舆论，获得其热情支持。如果恐怖行动变得过于残暴，实在难以继续遮掩，我们就会把暴行的罪责推给身份不明的人、杀人小分队（我们支持的“温和中间派”无法控制这帮亡命之徒），或是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一旦这些恐怖手段达到了目的，自然就会有所缓和收敛；这时我们就能以此证明我们对该国“温和中间派”的支持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性恐怖行动创造好了所有条件之后，这个国家就可以举行“自由选举”，从而得到美国开明舆论众口一词的称赞；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会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由于处在恐怖政策或暴力手段的威胁之下，新闻报道的内容已被严格限制在政府允许的范围内，任何异己的政治派别也已被定性为“共产主义”而清除干净，这样就听不到“要求言论自由”或“要求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发挥作用”之类的呼声了。所有这一切对于美国这个恐怖主义文化来说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些做法不仅仅限于中美洲地区；多年以来，处于美国势力范围之下的国家一直以此为规范。

相反，尼加拉瓜接受阿里亚斯方案或其他任何类似方案都是很危险的。即使尼加拉瓜真的按照方案要求行事，美国舆论也会把事实隐瞒起来，或干脆把事实歪曲成另外一副面目，以证明尼加拉瓜在本质上仍是极权主义的。1984年尼加拉瓜举行大选的时候，美国政府故意编造虚假歪曲的事实攻击大选，媒体则对政府言听计从，尽职尽责地散布歪曲了的事实。⑱还有，即使最终达成了一项正式协议，我们也没有多少理由相信美国会恪守它；美国这个信奉恐怖主义的超级大国仍然会继续使用颠覆、经济制裁等拿手伎俩。这些措施很可能会诱使尼加拉瓜做出违反协议的事，这样美国就可以变本加厉地实施恐怖行动，以惩罚尼加拉瓜背信弃义的行为。面对着这样一个张牙舞爪、肆无忌惮的超级大国，一个弱小国家是没有多少选择的。

从其他方面看，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由于思想文化要服从权力的要求，阿里亚斯方案或其他任何类似的提案肯定都会将尼加拉瓜作为主要的针对目标。对美国来说，“粉碎”孔塔多拉诸国的任何努力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些国家尽管都从属于美国，但它们形成的孔塔多拉集团却形成了国际舞台上的一股势力，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可能会抵制美国的要求；尽管该集团的影响十分有限，这种影响对美国来说仍然是无法容忍的。如果一个和平协议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中美洲国家，那么美国就能大大提高自己主宰和平进程的能力，因为美国能够对协议参与国施加足够的影响。萨尔瓦多政府是美国扶植起来的，目的是保护萨尔瓦多的军队控制与特权阶层；但如果这个政府对美国的要求背离得过远，它就会连同其维护的军队系统及特权阶层一起垮台。在另一个采取恐怖统治的国家危地马拉，政府不仅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它还必须仰赖美国来维持自己的军事系统和阶级统治。而对洪都拉斯的军队和富人而言，自己的国家简直就是美国赐给他们的一块封地；只要他们能对得起美国的支持，美国主子就会让他们继续剥削掠夺本国的穷人。哥斯达黎加本是一个拥有40年民主传统的国家，但它的社会是以商业为主宰的，经济也处于崩溃边缘。如果没有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哥斯达黎加根本无力维系保证国内稳定的社会福利体系，也无法保持相对开放的国内秩序。简言之，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外高度依赖于美国；而在政府内部，掌握主宰地位的都是特权阶层政治势力。出于特权阶层的本性，如果发现国内有任何力量想通过社会改革来改善广大贫苦民众的生活，他们都会采取敌视态度。里根政府在中美洲组织秘密恐怖主义网络的行动被部分曝光后，其行动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中美洲国家这才获得了稍许自由行动的余地，能够开始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以消除地区冲突不断扩大的危险。不过，美国仍然可以指望这些国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尼加拉瓜一国；同样，在评估中美国家的“民主进程”时或评估这些国家对某一外交努力结果的遵守情况时，美国国内的高层人士无一例外也都只盯着尼加拉瓜的问题。这样，如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没有遵守这样的协议，它们也不必担心会受到制裁。

毋庸置疑，美国的国内舆论将对上述问题持符合本国政策要求的态度。在美国的中美洲附庸国，恐怖政策使得民主改革遭受失败（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安全部队使民众无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任何实际作用，不把这样一股力量解除，真正的民主改革就无从谈起），而这样的失败只被轻描淡写或一带而过，丝毫无损于媒体盛赞的中美洲“民主”胜利。我们从下面这些事实中直接得到印证：危地马拉在签署了《中美洲八月协定》之后，又明确表示拒绝遵守的条款；可媒体认为此事无关紧要，根本不值得做任何报道；萨尔瓦多在执行条款方面只是故作姿态，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可这照样没人提及；协议甫一签署，萨尔瓦多就在国内变本加厉地采取高压手段，这也未引起任何注意。这种状况将毫无疑问地延续下去。按照美国舆论的奥威尔式标准，美国政府已经认定萨尔瓦多是“新兴民主国家”；同样，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对于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来说也都是如假包换的“民主国家”。

再来看看言论自由这个关键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尽管保证言论自由是件很重要的事，可在洪都拉斯甚至哥斯达黎加都未得到多少落实。而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形式上的言论自由是很容易得到保证的；当然，人们在享受言论自由的时候心里非常清楚，如果有谁真的去行使这种自由，就会面临折磨、拷打、失踪乃至处决的命运——这和过去完全一样。然而在尼加拉瓜，言论自由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原因我们已经在前文中讨论过。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即使是在战争期间广播和电视也是由外国广播公司控制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该国的《新闻报》（除了名称相似之外，该报与反对索摩查的那份报纸没有任何关系）是唯一一家具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刊物；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反对派刊物”定义为“对本国的基本社会与经济秩序持否定态度并可以自由对其提出批评的刊物”，再把“有影响力”定义为“刊物不仅限于小范围流通，大部分民众都能接触到刊物所提供的信息”，那么，在整个美洲，唯一称得上“有影响力的反对派刊物”的也就只有《新闻报》了。如果尼加拉瓜实现了真正的国内自由（我们一直坚定地认为该国应该保证国内的自由），那么，崇尚恐怖政策的超级大国、国际经济集团与尼加拉瓜国内的经济特权阶层就会集中起它们的力量，共同保证尼国内与美国利益息息相关的右翼势力左右媒体舆论——这么做并不复杂，只需要通过“观念的自由市场”的运作就可以实现——当然，市场运作要在尼加拉瓜的现有条件下进行。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自己的责任；只有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我们才不会在精心编织的欺骗之网中迷失方向——虽说这张网不过是我们自家经营的“民主”国家织起来的。

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们完全可以说，中美国家间的所有和平协议都是主要针对尼加拉瓜来制订的。而对于尼加拉瓜的敌对势力而言，他们只追究尼加拉瓜一个国家是否遵守了协议。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在1987年，里根政府为进一步破坏阿里亚斯方案而耍的外交手腕。当年，里根政府向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施加压力，要求他阻止定于6月份在危地马拉举行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据一位危地马拉官员说，正是因为里根特使菲力普·哈比卜，杜阿尔特才提出了延期开会的要求（哈比卜发挥了他一贯的作用）。他还透露，杜阿尔特曾“亲口告诉危地马拉总统，说自己要求延期开会完全是因为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⑲经过协商，总统会议被改在8月6日举行，而在此前组织孔塔多拉诸国进行初步讨论，作为会前协调；经过这一干预之后，提交8月6日总统会议的阿里亚斯方案是修订之后的版本。事实上，里根政府早就对成功阻止阿里亚斯方案的通过心中有数了。7月9日，菲力普·哈比卜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中美洲国家是否可能通过阿里亚斯方案。哈比卜不假思索地说：“绝不可能。”⑳

为破坏中美洲国家的努力成果，里根政府所做的最后一搏是在8月5日抛出一份自己的“和平方案”。美国在此时抛出和平方案，显然就是要破坏定于次日召开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并为重新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进行援助做个铺垫。这个方案是里根与民主党参议院发言人吉姆·赖特联合提出的，内容与阿里亚斯的方案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到，这一方案未对美国的中美盟友们作出任何规定，却单单要求彻底改变尼加拉瓜的政治制度，包括取消定于1990年举行的大选；要求尼加拉瓜单方面解除武装，作为回报，尼加拉瓜将得到“美国不再支持其雇佣军”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承诺”。在美国国内，里根政府的这一招起到了作用，国内人士都认为这个方案非常重要，应该认真对待；然而，颇有戏剧性的是，该方案在中美洲国家造成的影响却与其初衷适得其反。在危地马拉会议上，与会各国总统签署了一项以阿里亚斯方案为蓝本的协议。在美国媒体看来，该协议内容与里根政府的提案有着“本质区别”。㉑《华尔街日报》援引了一位危地马拉外交官的话：“长期互相敌对的中美国家走到了一起，这还得感谢美国方案所提供的‘粘合剂’。”他接着说：“我认为这次美国犯了一个重大的策略性错误”，㉒正是这个策略性失误破坏了华盛顿阻挠中美洲政治解决方案的图谋。危地马拉城刊物《中美洲报告》评论说，美国提出的方案让与会的哥斯达黎加及危地马拉代表团感觉“受到了侮辱”，从而“激起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危地马拉总统塞雷佐说：“任何人都不应该上里根方案的当，从而给这个方案过多的重视。我们谁都不应落入这种圈套”；在会上，洪都拉斯提议将里根方案列入总统会议的议程，这个提议被阿里亚斯总统“一笔勾掉”。㉓

里根方案刚一提出，欧洲国家就立刻认识到“里根的提案草率而拙劣，这对美国改变对中美洲政策来说不是个好兆头”，而中美洲国家则“认为美国抛出这个方案是要蓄意破坏中美洲各国自己的和平方案”。.伦敦《卫报》驻华盛顿记者亚历克斯·布鲁默在文中表达了他的诧异：里根方案是在伊朗门事件刚刚被披露之后提出的，但这个方案“在（美国）媒体却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好评”。布鲁默说：“全世界都认为里根提出这个方案完全是为了拆中美各国和平努力的台，唯独美国国内对这个方案推崇备至；这实在让人大感惊诧。”㉔这种事或许真的很令人诧异；可在恐怖主义文化中，它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在里根一赖特方案出炉之际，曾有人对其严肃性提出质疑。乔治·舒尔茨对这种怀疑予以坚决回击，声称“这个方案绝不是什么花招”，而是一个“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建议；这番话进一步展现了舒尔茨“令人振奋的坦诚、率直”，让白宫和新闻界欣喜万分。几天以后，美国阻止阿里亚斯提案通过的企图以失败告终，白宫官员的话又表明舒尔茨这些信誓旦旦的话是在撒谎。有新闻报道称：“白宫官员承认，他们起草赖特—里根方案时着重考虑的是美国自己的政治目标（其实就是为美国恢复对尼反对派武装的援助作一个铺垫：美国明知尼加拉瓜无法接受这个提案的苛刻条件，就等着它如美国所愿拒绝提案了），而不是出于什么外交考虑；不过，方案的结果倒是适得其反”——中美洲国家拒绝了里根提案，通过了为美国所不齿的阿里亚斯方案修正案。白宫官员证实，他们之所以抛出里根—赖特方案“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桑地诺阵线拒绝谈判，国会就更有可能批准追加对尼加拉瓜反对派或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他们指的就是桑地诺阵线如美国所愿拒绝里根—赖特方案。报道中还称：“白宫助理们说，他们认为宣布里根—赖特方案能扰乱两天后在危地马拉召开的中美洲国家总统会议，很有可能阻止会议通过一个反映中美洲各国自身意愿、却为美国政府无法接受的和平方案。”㉕

在整个1987年8月，虽说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不得不一再自食其言，还要用高深莫测的逻辑为自己辩护，美国始终还是在采取行动以尽量减少损失。这些行动必须达到以下几个目的：第一，确保最终通过的中美洲和平方案在本质上与里根方案无甚差别，也就是说，方案要把全部注意力放在尼加拉瓜一国的“民主化进程”上；第二，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协议流产的罪责必须由尼加拉瓜来承担；第三，给这段历史作一个恰当的结论。所谓恰当的结论应该是：美国施加的压力在迫使桑地诺阵线接受政治解决方案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历史事实则是：桑地诺阵线已初步接受了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里根政府却千方百计地要破坏这个方案；六年来，桑地诺阵线一直要求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而美国一面宣扬必须强迫桑地诺阵线接受外交和解，一面却在不遗余力地“粉碎”外交和解的努力。不幸的是，因为中美洲国家的总统们最终还是通过了里根政府曾不顾一切想要推翻的外交解决方案，历史结论中就必须体现出这一点：美国的暴力行径和那份直截了当的里根—赖特方案在促成外交解决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能有人会认为，如此书写历史是很难办到的事；不过，美国自由的新闻界向来足智多谋，办成这件事是绰绰有余的。如果我们一步一步地追随“历史改造”行动在事件最初的关键几周里的步伐，便能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阶段随着华盛顿公布里根—赖特方案开始。前文中曾经说过，即使是在伊朗门事件听证引起公众强烈关注的时候，人们显然也不可能认识到，里根关于尼加拉瓜一旦解除武装美国就不再援助尼反政府军的承诺纯属闹剧一场。里根—赖特方案刚一问世，美国报刊社论就称其为“一次崭新的机遇”，马那瓜政府可以借这个机会表示自己的诚意；社论中还说，“国会和白宫为推动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努力，值得称赞”（《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对于里根政府这一旨在破坏阿里亚斯方案的举动，《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表示欢迎，他们称“白宫通过里根一赖特方案进一步表明，美国支持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为实现本地区和平所作的努力”。这些编辑们还提醒国会要“擦亮眼睛”，并号召华盛顿“坚定地与包括尼加拉瓜反对派在内的中美洲所有民主力量站在一起，反对来自任何角落（无论是桑地诺阵线还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民主的破坏”。当然，对这些已“擦亮眼睛”的编辑们来说，“任何角落”这个说法是不包括华盛顿的。㉖

詹姆斯·莱莫尼在新闻专栏中称，“阿里亚斯方案的内核与里根先生的提案完全相同，都要求尼加拉瓜改变其国内政治状况”，他这是为了掩盖事实以迎合华盛顿的政策。他还说，根据来自白宫内部的“书面说明”，里根方案并不要求华盛顿减少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援助，“不过，里根政府是可以减少援助的，前提就是看桑地诺阵线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尼加拉瓜反抗力量参与本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这种解释很容易让人们忽略一个小小的事实：按华盛顿的这一理解，即使尼加拉瓜停止了动员、解除了武装，依照里根方案美国仍有继续对其实施战争手段的权力。莱莫尼接下来说，“除尼加拉瓜外”，所有与会中美洲国家都对里根方案十分满意；尼加拉瓜还甘冒被孤立的危险，对此方案“作了更为恶意的攻击”。㉗后来，中美洲国家以拒绝里根提案的方式回应了美国政府的这个“重大策略性错误”，并最终签署了为美国反对的、与里根方案“有着本质区别”的阿里亚斯提案。这使得莱莫尼的说法在顷刻间不攻自破，也使得“被完全孤立的一方”变成了华盛顿。

作为政界反对派的极端代表，汤姆·威克表达了自己对里根方案的怀疑。他指出：“和马那瓜的所有人一样，里根也不太情愿参加谈判”㉘——这是一种相当轻描淡写的评价。威克接着说道，美国“没有帮助别国实现民主的义务，这既不是美国的历史责任，也不是上帝赋予美国的使命”；即便这样，里根还是在努力帮助别国实现民主，因为这符合美国至高无上的国策。桑地诺阵线即使面临美国军事压力也不愿意按要求进行改革，那么，如果仅仅警告说“如不接受里根方案就恢复援助其反对派武装”，就更不可能使他们同意改革。汤姆·威克等于是在说：美国的军事压力非但不是迫使尼加拉瓜暂时取消国内公民权的因素，而是促使其恢复公民权的因素。如此解读史实简直可笑。前《纽约时报》执行主编A·M·罗森塔尔所持的是另一种极端态度；他为这一结果欢欣鼓舞，号召那些“宁愿让战争继续下去也不愿看看里根政府是否有可能终止战争”的人抛弃事不关己的态度，“给和平一个机会”。罗森塔尔说，里根方案“与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的方案十分接近”（不过他自己也承认，“两者之间有几处差异”）；尽管里根方案“可能导致桑地诺阵线在政治自由问题上做出欺骗性举动”，但这个方案毕竟是“妥善解决”中美洲问题的希望，因此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㉙罗纳德·拉德什表现出的热情更高：他称里根方案为“赖特方案”，说该方案是“为停止尼加拉瓜内战所做的首次重大努力”（译自“新话”：“赖特方案”是美国政府为停止尼加拉瓜内战所做的首次重大努力，在设计之初就是准备以失败告终的——方案刚一失败美国马上就承认了——这样，美国就可以为继续攻打尼加拉瓜找到借口）。拉德什还说，赖特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基于阿里亚斯总统的提议制订的，与阿里亚斯方案的精神实质完全吻合”——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拉德什说：反对尼加拉瓜政府的人认识到，“桑地诺阵线拒绝民主进程并不是因为反政府军发动了战争”，赖特方案的提出也正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的；另外，“绝大多数尼加拉瓜人”都清楚（拉德什这么说，肯定是仔细研究过了尼加拉瓜人的想法），“导致武装反抗不断升级的原因并不来自美国方面”，而是来自桑地诺阵线所执行的政策。媒体中还有很多与上述说法论调一致的言论，论者从来都是言之凿凿，丝毫不以事实真相为意。㉚

随着里根政府破坏阿里亚斯方案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控制损害的行动就必须转入第二阶段了。詹姆斯·莱莫尼在报道中指出，中美洲国家总统最终签署的协议与里根提案有“很大的区别”，与阿里亚斯方案相比则“十分接近”。不过，他说该协议中有关推进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条款“可以视为主要是针对尼加拉瓜的”。确实，华盛顿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协议的，因此自由的美国新闻界也就有了同样的认识。莱莫尼早些时候曾经指出，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不可能接受实行特赦、与反对派停火、“同意反抗组织组建政党并利用国内媒体”等条件，㉛可现在，他显然已经把自己的这些深刻见解都给忘了。莱莫尼在报道中接着说：“近年来，桑地诺阵线的官员们一直极力限制政治结社与新闻自由，如果尼加拉瓜接受了协议中的这些条款，则可视为该国的一大进步。”莱莫尼对中美洲的大背景只字未提；不提中美洲“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自由状况，更不提1984年监督尼加拉瓜大选的国际观察员在比较了萨尔瓦多选举之后，对尼加拉瓜大选作出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事实上，《纽约时报》已成功封锁了大量与上述事实有关的信息，美国的其他媒体也是如此。最为关键的是，莱莫尼还有意回避了另一个事实：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如果不去除受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国家机器，“协议中的这些条款”也不可能落实。但基于两条常见的原因，上述所有事实都是无关宏旨的：首先，只要是“我们这边的国家”，它们犯下的暴行就不算是暴行，而是在为崇高事业奋斗时犯的一些错误；其次，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如果有人愚钝得非要去翻不相关的旧账不可，我们就可以请出“路线已经转换”的法宝。

在“马那瓜的马列主义极权统治”这个焦点之外，有人认识到了其他的一些问题。危地马拉城的《中美洲报告》提出了“地区协定究竟能维持多久”的问题，并如此作答：“地区协定能否维持下去，这要看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施加影响，使其不偏离协议精神；还要看华盛顿民主党与自由派合作得怎么样”——这些自由派肩负着约束白宫恐怖主义分子的重任。我们还要注意，协议签署之后，危地马拉国防部长赫克托尔·格拉马乔随即发表声明，说“这个协议并不适用于我们的国家”。几周之后，圣萨尔瓦多基督教会学院的院长发表评论说：“尼加拉瓜将是中美洲最恪守协议规定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则“可能会不遵守”协定。㉜

美国方面的反应则有所不同。《纽约时报》前主编A·M·罗森塔尔谴责了“企图摧毁尼反政府军”的行动，因为“正是反政府军的存在为谈判创造了条件”。如此别出心裁的诠释，一望而知就是在践踏历史；不过，出于前文讨论过的已被我们熟知的原因，这种解释是政府需要的，因此也就是正确的。《华盛顿邮报》编辑戴维·伊格内修斯也认为，“在里根总统建议中美五国领导停止交火并接受和平协议之后，中美洲的和平前景看来有所改观”。可实际情况是：里根政府抛出方案试图破坏中美洲各国正在进行的谈判，和平前景就黯淡了下去。里根方案被拒绝之后，和平前景才有所改观；然而，由于美国方面的反对，中美洲的和平前景仍然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可在伊格内修斯看来，中美洲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美国仍在继续阻挠政治和解，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的尼加拉瓜”；这就是“（反政府军）战争的全部目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华盛顿政策的精神，因此它也是无懈可击的。伊格内修斯还说：在尼加拉瓜实现和解将很困难，因为“冲突双方的手上都沾满了鲜血”。他接着解释道，这就是说已有许多反政府军士兵在战斗中丧生，“而桑地诺阵线一方也有同样的伤亡报道和数字统计”。伊格内修斯在谈到尼加拉瓜暴行时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恐怖主义文化的标准，这种解释是非常公正的。㉝人们在阿布·尼达尔组织的宣传资料中也能看到同样的逻辑，也同样能言之成理。

《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在文中提到，“里根先生在接受阿里亚斯方案时表现得相当踌躇”，但他们又恳请民众“对总统要再宽容一些”，因为他走到这一步已经表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已经在“坚定地与中美洲忠实盟友站在一起”的立场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遵守协议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桑地诺分子来承担”，而不是由美国侵略者来背负。原因是：“在里根先生身后，有国会在严密监督”，国会将以鹰一样的警觉监督他的一举一动——过去几年的事件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桑地诺阵线则应该由整个美洲来进行监督。”至于美国在中美洲的那些附庸国，就没有必要去监督了，因为对它们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它们一定会为实行民主创造条件，也一定会为消除本国的国内压迫而努力；如果确实有必要，那么就让舒尔茨、艾布拉姆斯或《华盛顿邮报》去监督好了。㉞

当修改后的阿里亚斯提案在危地马拉城得到通过之后，《华尔街日报》也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了这一事件给华盛顿带来的窘境。该报的两名记者称，政府承认当初提出里根—赖特方案是一个骗局（当然，这是在方案失败之后），是为了诱使桑地诺阵线提出拒绝，然后以此为借口恢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援助。但是，控制损害的原则要求媒体将里根方案等同于阿里亚斯方案，虽说事实上后者正是华盛顿竭尽全力想要破坏的。于是，这两名记者便在文中接着说道，“白宫官员在私下说，里根方案的要求极高，像桑地诺阵线这样的极权政府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谁也没想到这个极权政府竟然真的签署了这个得到中美洲其他国家支持的和平协议”。如果如文中所说，里根方案就等于尼加拉瓜在危地马拉城同意签署的那份协定，那么这两位记者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说桑地诺阵线签署的是一项里根先生一致强烈反对并极力要破坏的协议，这个说法就根本讲不通。事实上，中美国家顶住了里根破坏谈判进程的图谋，签署了一项与阿里亚斯提案相似的协定。至于尼加拉瓜，它本来就一直明确表示赞成阿里亚斯方案。如果深究其实质，里根政府的这一方案只不过是1984年事件的重演——当时，尼加拉瓜接受了孔塔多拉集团的提议，这也是里根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的。㉟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内容：

为了在今天的会议上（会议由国务院召集拉美各国大使参加）恰如其分地表达出美国的疑虑，政府将发给每位与会使节一份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的副本。按照当时的协定，美国将不再介入越南战争；但是，协议刚刚达成就被北越方面抛在脑后了。(https://www.daowen.com)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接着说，政府对《中美洲协定》的前景之所以怀有疑虑，原因之一就是“在越南得到的教训”。这种荒谬提法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该报头条登出尼尔·刘易斯的文章，报道了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在华盛顿主持召开的会议。刘易斯在文中按照要求诡称《中美洲协定》“主要是针对尼加拉瓜制订的”；此外，他还提到了国务院将巴黎协定副本分发给拉美各国使节一事，并称此举的目的是“以该协定为例证，让人们认清事实：狡猾的共产主义政权会利用模棱两可的协定，甚至干脆置之不理”。刘易斯还为这一处文字加上了自己的注解：“1973年，北越违反巴黎和平协定，出兵横扫南越，并于1975年把越南的南北两部都统一到了自己旗下。”㊱

透过这些新闻报道，我们完全可以看清楚，为了满足国家政权的需要，效忠于美国政府的媒体都用了何等手段去精心修改历史记录。我曾经说过，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定》已经被遗忘，现在看来这样说还不太准确。实际上，真正被遗忘的是历史事实——更确切地说，历史事实自巴黎和平协定公布之日起就被掩盖了，而美国官方所提供的历史故事则深入人心。现在，为了破坏《中美洲和平协定》，美国又翻出了这段故事。

拉美各国使节们被国务院召集到一起，每人都拿到了一份《巴黎和平协定》的副本，还有亨利·基辛格及白宫在协议公布同时发表的声明。这些使节不太可能耐着性子仔细阅读这些东西。如果他们真的全都看了，就会发现一个颇有启发意义的事实：美国政府当时就已经用最明确的语言毫不含糊地宣布，它定将违反巴黎协议中的每一项关键条款，并会继续使用武力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按照巴黎协议中的规定，“美国及其他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1954年《日内瓦协议》中有关越南问题的规定，尊重越南的独立、主权、统一及领土完整”。巴黎协议将北纬17°线定为划分越南南北两方的“临时……军事分界线”，并规定越南的重新统一必须在“不受外国干涉的前提下”以“和平方式”实现。协议承认，越南南部的“冲突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冲突双方指的是受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与以全国解放阵线（美国舆论所称的“越共”）为基础的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协议要求充分保证越南公民的自由，“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得将自己的政治倾向及生活方式强加给南越人民”，“美国应停止军事介入，也不应继续干涉南越的内部事务”；南越冲突双方应在这些前提下通过和平方式达成民族和解。协议的其他内容还有：“北越在南越的军事存在问题”应由南越冲突双方在“排除外国干涉的前提下”来解决；美国不得继续向南越派驻军事顾问、技术人员或运送军事物资，已经派驻当地的人员则应在60日内撤出。

以上这些就是《巴黎和平协定》中的关键性条款。下面让我们看看华盛顿这一边。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基辛格和白宫就宣布美国将不再遵守自己刚刚签署的这份和约中的任何关键条款。此举他们做得直截了当、态度鲜明。华盛顿宣布，它将保留“继续为南越某些军种输送文职技术人员的权力”；此后，华盛顿我行我素，驻留南越的美国人员加上新派驻人员达到了7200余人，其中包括一批由一位美军少将指挥的“退役”美国军人。这样一来，和约中关于美国驻南越人员的规定就成了一纸空文。更重要的是，美国还宣布它将继续视南越政府为“越南南方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且“不应对其宪法结构和领导层作出任何变动”。这样一来，《巴黎和平协定》的核心条款又成了一纸空文——因为按照南越政府的“宪法结构”，越南南部冲突平等双方中的另一方（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碰巧正是个非法政府，而同样被南越政府定为非法的还有“亲共产主义的中间派”，以及所有“旨在传播共产主义政策、口号或思想”的言论。于是，南越政府就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对这些“非法”组织及行为，必须使用武力镇压。这样一来，《巴黎和平协定》中剩下的其他条款也全都成了一纸空文。

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1973年《巴黎和平协定》推出的前前后后。1972年圣诞节那天，B-52轰炸机对河内及海防的轰炸没能迫使北越按美国的条件提出和平请求，美国当即宣布它将不再遵守那一堆破纸头中的任何关键条款（这一堆破纸头正是当年10月美国万般无奈之下在巴黎签署的协议）。起初美国曾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协定，旋即又改变了主意；对北越的野蛮轰炸正是美国为迫使河内放弃1972年10月协议所作的最后努力。1973年1月签署的《巴黎和平协定》重申了10月协议中的关键内容，其实这些内容就是越南全国解放阵线早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些建议；因为“政治上虚弱”的老毛病，美国多年来一直在使用暴力手段阻止这些建议获得实施。然而，1月协议刚刚签署，华盛顿马上就宣布美国根本不打算遵守协议（这时美国再也无法破坏协议了），这些前因后果也就都无关紧要了。

如果拉美各国的使节当时再研究一下巴黎协定之后的历史记录，他们就会发现，美国政府在明确表示了不打算遵守《巴黎和平协定》的意图后立即采取了实际行动，公然违反自己刚刚签署的协定条款——这些条款的规定非常清楚，不会引起任何误解。在美国的支持下，它的南越代理人开展一系列暴力行动，扼杀一切可能使协定条款成为现实的因素。这些行动在初期取得了成功；美国官员在国会听证会和公开场合中都曾表示，政府为此深感欣喜。美国的媒体（包括那些最仗义执言的“鸽派”人士）则把政府表达的愿望奉为正式的协定条款；这样，美国违反和约的行为就不会招致任何非议，而北越敌人对美国的行为的必然反应则成了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又一证明。㊲媒体对政府如此百依百顺，这为发动新一轮战争创造了条件——可憎的敌人欲遵守协定而不得，美国支持下的暴力行动又按照其预想激起了敌人的反应，那么重新开战就不可避免。也正是由于媒体的媚从，现在政府就可以十分顺手地搬出“在越南的教训”来压服呼声——在美国看来，要想攻破中美洲国家那个讨厌的和平协议，这一招最管用。

对美国的新闻记者及其他许多人来说，认清上述问题的实质并不困难；但在高度服从政府的文化氛围中，要他们这样去独立思考几乎就是不可能的。㊳

顺便说一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的领导者们这次通过编织荒诞故事的方法抹杀了《中美洲协定》的意义，将来他们还会继续以这一手段为使用武力寻找借口。

在新闻界以外，很多人也在竭力鼓吹华盛顿为《中美洲协定》规定的解释。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声称，“一个由美国人组成的独立委员会请求他关注中美五国和平协定的实施情况”，因此，他将率团前往尼加拉瓜，考察该国是否严格遵守了协定。毫无疑问，他们肯定会在当地发现违背协定的行为；其实，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调查团只要去所谓的“新兴民主国家”走一趟，都会发现尼加拉瓜的违约行为与这些国家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不过，科克的这种核查由美国官方发起，由自由民主人士实施，考察范围是经过精确选定和严格限制的，“新型民主国家”根本不在考察范围之内。科克并未指明所谓的“独立委员会”到底是哪一个，但他提到了其中的一位成员查尔斯·罗布，说他是“‘自由之家’的成员；这是一个非赢利性组织，以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为宗旨”。如果继续刨根问底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自由之家”资助了这次核查尼加拉瓜执行协定情况的行动；而按照美国的规定，监督尼加拉瓜是唯一的要务。在新闻界眼中，“自由之家”是一个“真正”“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的组织；由于美国政府及社会高层们对该组织也持同样看法，新闻界的这个评价肯定是真实的，无需再作验证。如果我们再作一番调查，很快就会发现“自由之家”对“民主”的看法完全符合官方的口径；至于如何发动自由的新闻界为国家服务，他们的观点与官方也毫无二致。㊴

美国向来喜欢以“新闻报道”形式为伪装大搞舆论宣传，詹姆斯·莱莫尼就在一篇堪称经典的“新闻”中按照美国传统对《中美洲协定》进行了评述。经过他的改头换面，《中美洲协定》与被拒绝的里根提案就完全一致了。为了进一步体现美国的政策精神，莱莫尼还在报道中声明，尽管这个协定的范围是“整个中美洲”，但“毫无疑问，它的关键性条款主要是针对尼加拉瓜制订的，而协定给尼加拉瓜带来的影响将远胜于给其他签约国带来的影响”——当然，基于前文所述“新闻界服从政府”的前提，这种说法完全正确；但莱莫尼自己肯定不会这么想。他在报道中还引述了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外交官”的话，称《中美洲协定》要求桑地诺阵线“同意停止以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度统治国家”，并用“墨西哥式的一党制”来取代他们“古巴式的马克思主义一党专制”。暂且不谈莱莫尼的界定是否准确，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我们竟然可以像莱莫尼这样，在大笔一挥之间轻易勾销中美洲美国附庸国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如果不消除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安全系统，所谓“国内民主”的提法就只不过是黑色幽默。

尽管莱莫尼可以在“新闻报道”中任意解释事实，但他还是提到了中美洲和平方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该协定没有顾及一个关键问题——中美洲的地区性安全威胁。”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即“苏联对尼加拉瓜的军事援助”。显然，在美国这个“正义维护者”的庇荫之下，苏联的援助不会对中美洲地区构成任何安全威胁；同样，美国向其附庸国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也不会对中美洲人民的安全构成任何威胁，包括萨尔瓦多深山里的农民。莱莫尼举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萨尔瓦多游击队“一再拒绝”杜阿尔特要他们“放下武器、组成政党并参加大选”的呼吁——可以想见，如果萨尔瓦多游击队真的响应了这些呼吁，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国内安全部队案板上的鱼肉；而只要有需要（这种需要是不成问题的），安全部队会随时乐于像过去那样屠杀游击队员。莱莫尼还引用了几位获准就“尼加拉瓜为何同意签订协议”发表评论的官员的话；他们当中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官员、西方外交人员（很可能来自美国大使馆），以及哥斯达黎加的官员。为公平起见，他还引用了一个尼加拉瓜人的话——此人就是尼加拉瓜反政府军领导人佩德罗·乔奎因·查莫罗；他发誓要将战斗进行到底，直到他看到“尼加拉瓜出现不可逆转的民主洪流”。当然，他所说的民主是按他自己的理解来定义的，是不允许桑地诺阵线参与的民主。这一点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㊵

同一天，一家加拿大报纸（它在本国的地位相当于《纽约时报》在美国的地位）也发表了对《中美洲协定》的评论。该报引述了几位“地区政治分析家”的话，说中美各国总统“恰恰在峰会召开之前明确表示拒绝讨论里根总统的提案”，此举“大大削弱了里根总统的威望”。该报称，观察家和当事者们普遍认为，“中美各国总统无疑把召开此次会议视为对美国的抵制，视为长期被美国当作自家后院的中美洲开始自主自决的里程碑”。报道称，“在私下交谈时，拉美官员们经常表示出对美国轻蔑傲慢态度的愤怒”，这次发生的事也同样如此；一份保守的危地马拉报纸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这次峰会使里根先生形象大损。”㊶

几天后，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宣布他们维持自己的军事体系，并保留继续接受武器援助的权利，直到“永久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结社自由真正在尼加拉瓜得到保障”（当然，这种保障要按他们的标准来定）。他们还要求与桑地诺阵线进行直接谈判（在保留一支由外国援助武装起来的军队的同时）。无论怎么看，这个决定都是对中美洲地区性和平协议的拒绝。按照和平协议的规定，非政府的武装力量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应该被解散。因此，美国在报道此事时就以“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保证接受拉美和平方案”为题——题中这个“拉美和平方案”也就是反政府军刚刚宣布准备拒绝的方案。㊷华盛顿一直诡称尼加拉瓜的美国雇佣军纯粹是一支当地武装力量；为了使这一诡辩言之成理，华盛顿就对《中美洲协定》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协定要求尼加拉瓜政府与由里根政府一手扶植起来的反政府军民间阵线进行谈判。美国的解释与《中美洲协定》的实际内容大相径庭；但是，回顾一下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美国的解释肯定也能占上风。

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领导人还要求里根总统“设法使国会再次批准对尼反政府军提供军用及其他物资的援助；不过，军用物资可暂由第三方代管，一旦尼加拉瓜政府未能履行和平方案（目前正在商讨之中），就可以运给受援方”——其实华盛顿和迈阿密的人早已心中有数，结果肯定是“尼加拉瓜政府未能履行”。这些领导人说，“他们的运输渠道中还有足够的金钱和物资，就算白宫从国会获得的第一次军援许可到期，靠这些剩余物资他们还可以支持五周的时间”，直到提议的十一月停火得以实现。㊸不过，据其他方面的报告显示，反政府军手里的物资远远不止他们维持五周时间；而且，毋庸置疑，只要美国政府决心已定，它总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目继续为反政府军提供军事援助。受“考萨组织”（该组织是文牧师“统一教”[2]的一个分支机构）的邀请，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佩德罗·乔奎因·查莫罗还于9月上旬走访了乌拉圭首都蒙罗维地亚。根据乌拉圭媒体的报道，“‘统一教’是一个恐怖组织，它的南美总部显然就设在乌拉圭”。查莫罗来访是为了“请求东道主为他的反抗组织提供‘人道和军事的’援助”。㊹

与此同时，针对平民的杀戮仍在继续。就在和平协定刚刚被“接受”之时，“里根子弟”们便在希诺特加省北部发动了一起针对民用车辆的伏击，打死5名尼加拉瓜土地改革部雇员，打伤2名。这一事件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报道和评论。《纽约时报》故意忽略了该事件；该报更喜欢刊登其驻马那瓜的记者的文章，此类文章会就尼加拉瓜能否履行承诺的问题作出分析和预测。然而，《纽约时报》刊载的这些文章之前看不到任何华盛顿方面的按语，预测一下美国是否有可能突然开始遵守协议和国际法；也看不到任何纽约方面的按语，预测一下纽约这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报纸是否有可能效仿政府作出一个同样惊人的转变，开始监督华盛顿的所作所为，并在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承担起作为自由新闻媒体的根本义务。同样，这家所谓的“档案记录报”也忽略了尼加拉瓜外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向乔治·舒尔茨提出的正式抗议。㊺

尼加拉瓜政府很快就“以饱满的热情签署了（中美洲）协定”，并宣称：如果美国停止向尼反政府军提供援助，“尼加拉瓜就将取消紧急状态，全面恢复新闻自由与政治自由，允许前反叛力量领导人回国参与公开政治活动”。实际上，尼加拉瓜政府“比协议规定的内容走得更远”，宣布“尼加拉瓜打算让所有外国军事顾问从本国撤出”——协议内容中并没有提到此事。为组建协议中呼吁成立的“民族和解委员会”，尼加拉瓜政府还安排同反对派及奥班多大主教举行公开会晤。㊻

危地马拉协议在条款中明确规定，签署协议的中美洲五国都应建立各自的“民族和解委员会”，以确保本国行为符合民主等条件的要求。这种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包括：政府官员一名、以独立身份参加并有显要地位的本国公民一名、主教一名、反对派人士一名，另外两名成员由政府从教会及各反对党提交的候选人名单中选出。8月25日，尼加拉瓜成为第一个按协议规定组成本国“民族和解委员会”的国家，选出的委员会成员有：副总统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司法与人权委员会”主席古斯塔沃·帕拉乔（该委员会由本国耶稣教会建立）、大主教奥班多，以及来自全民社会基督教党的马里齐奥·迪亚兹（此人“在尼加拉瓜国民大会中一贯对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投反对票”，他所在的政党“对桑地诺阵线的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及其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都提出过批评”）。奥班多大主教被提名为委员会主席——他是桑地诺阵线的所有反对者中身份最显要、反对态度最强烈的一位。㊼

很难想象，还会有哪个国家在履行协议时比尼加拉瓜更雷厉风行。既然情况是这样，美国政府就立刻谴责桑地诺阵线“为了自身利益草草拼凑起这样的一个委员会”，以此证明他们“在落实拉丁美洲和平协定的问题上只会耍嘴皮子”——这一指责随后被大肆宣扬。至于其他国家的委员会组建得如何，始终无人过问。㊽

两周后，萨尔瓦多总统杜阿尔特在9月7日组建了本国的民族和解委员会。除了来自右翼反对派的成员，这个委员会中没有任何现政权的反对派人士。入选委员会的那位“身份显要的本国公民”是前总统阿尔瓦罗·马加纳。克里斯·诺顿指出，“1982年，美国否决了杀人小队领导人罗伯托·德·奥布伊松之后，萨尔瓦多军方提名身为保守派银行家的马加纳为总统人选”。马加纳被选为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一位保守派的主教任委员会秘书。其他成员有右翼政党“竞技党”的首脑，以及基督教民主党总书记。诺顿接着写道：

此地（指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外交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尼加拉瓜政府任命的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是一位政府最主要的反对者；恰恰相反，萨尔瓦多的委员会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物。一位来自拉美国家的大使说道：“萨尔瓦多的委员会里都是支持右翼势力和军方的人。杜阿尔特成立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就等于是关上了政治对话的大门。”㊾

随着协议的签署，中美洲国家又爆发了新一轮的镇压行动（我们在后面将会提到），可这仍未引起美国的任何评论。

如果将尼加拉瓜“民族和解委员会”的人选与萨尔瓦多的进行一番比较，就能发现两个明显区别：第一，尼加拉瓜的委员会由对现政权反对态度最强烈的人出任主席，成员基础十分广泛，而萨尔瓦多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仅限于中右翼人士，并由得到美国支持的总统候选人担任主席；第二，尼加拉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刚一出台，就招来了一片斥骂之声——人们纷纷指责狡诈的桑地诺政府居心叵测；而杜阿尔特推出的方案却被平静地接受了，根本没有人指出杜阿尔特如此组织委员会是对民族和解精神的背离，或者说他在执行《中美洲协定》时光耍嘴皮子。

如果我们再把尼加拉瓜与中美洲其他的“新兴民主国家”作比较，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危地马拉军方（该国的有力统治者）曾发表声明说他们的国家将不受《中美洲协定》约束，可这好像并没引起美国的多少注意。洪都拉斯也曾宣称，由于他们的国家“没有什么内部纷争，也没有尼加拉瓜那样的反政府武装”，显然没有必要通过建立“民族和解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来实现国内民主或组织大选。基于这一事实，洪都拉斯认为“阿里亚斯和平方案中有关组建民族和解委员会的条款对自己不适用”。㊿洪都拉斯这样做，美国也同样没有追究。另外，洪都拉斯也没有表示它将按照《中美洲协定》有关条款的规定，撤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设在洪都拉斯国内的基地（这些基地是尼反政府军开展活动的依托，也是他们接受空投物资的场所）。事实上，洪都拉斯即便真的想这么做也办不到——洪都拉斯国内的这些军事基地是美国下令建立的。危地马拉倒是在9月9日成立了本国的民族和解委员会，选出的成员中有副总统、保守党领袖和一名主教。委员会中的平民代表是该国最右翼的一家报纸的股东，据说此人与里奥斯·蒙蒂将军私交甚密。至于里奥斯·蒙蒂将军，在该国近期的一系列大屠杀行动中他应该算是下手最为毒辣的指挥者。危地马拉政府并没有把危地马拉城大主教普洛斯佩罗·佩纳多斯·德·巴里奥选进委员会，此人“具有崇高的威望，一向严厉谴责侵犯人权的行为”。在萨尔瓦多这个国内暴力冲突最为激烈、政府与游击队斗争时间持续最长的国家，这个民族和解委员会要面对国内从极右势力到中右势力的一系列政治派别，去解决这些派别之间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过，危地马拉的情况好像也没有引起美国的任何注意。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这些国家有的是美国的盟友，有的干脆就是美国的附庸，它们不管签署了什么协定都可以不遵守——美国政府会确保这些协定“都只针对尼加拉瓜”（詹姆斯·莱莫尼语）。

美国对此类问题的反应一如往常：政府先定下基调，整个思想文化界（极少有例外）认真领会政府的意图，然后遵命行事。

在随后的几周里，尼加拉瓜按协定要求作出了一系列举措，比如说开放新闻自由，准许《新闻报》重新出版。而在其他签约国，人们却察觉不出任何类似的动静。比如说在萨尔瓦多，就没人提出要《纪事报》和《独立报》重新出版。提出这样的建议是很愚蠢的——这个时候在萨尔瓦多，如果有人打算创办独立的新闻机构，安全部门（受美国支持）旗下的杀人小队还是会立刻找上门来；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只要这种独立新闻机构形成了一定规模，就会给创办者带来杀身之祸——在萨尔瓦多这种依赖美国生存的国家，新闻自由向来被视为“明确而紧急的危险”。在美国支持的另外两个恐怖主义国家，政府也没有在这方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让新闻工作者可以在不受政府恐怖威胁的情况下自由表达思想。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两国政府都没有给持不同政见的媒体提供言路。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新闻机构和美国一样，完全是按照市场要求运作的。这两国的新闻公司会完全按照广告商们的要求来摆布公众，因为这些广告商利用自己手中的财富控制着整个传媒系统的运转；当然，他们还有其他控制媒体的手段，不过这些手段也全都与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情况密切相关。

对于上述问题的评论遵循的依旧是人们意料之中的调子。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就连尼加拉瓜政府都愿意遵守和平协定，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持悲观态度的人则对尼加拉瓜马列主义极权统治者的真正用意表示怀疑。美国自由派的观点与阿里亚斯总统的想法一样，他们希望看到一个以工商业为中心、实行资本主义民主统治的尼加拉瓜；他们对中美洲那些由恐怖政权统治的国家则不太在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已达到了最基本的要求：它们尊重特权阶层的利益，而且坚信“第五自由”。诚然，阿里亚斯曾经指出“社会不公及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现象确实是中美洲的一个问题，但他又说，“在尼加拉瓜实现民主才是使中美洲地区获得‘永久和平’的关键”。美国方面明确表示赞同阿里亚斯的这一观点，这是两者之间鲜有的一个共识。按照奥威尔式民主的标准，拉丁美洲除尼加拉瓜以外的其他缔约国早已实现了民主；当然，它们再稍稍改进一下本国的民主就更好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民主国家的小小缺憾上，我们也有可能为它们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但前提是：在洪都拉斯，没有那么多人忍饥挨饿；在危地马拉，没有那么多人在军队枪口下的集中营里苦苦挣扎；在萨尔瓦多，自由派人士至少还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摆脱严刑和暗杀带来的恐惧。但是，只要富人与特权阶级的利益能得到保证，只要美国能继续主宰这些国家的命运，上面的这些小小缺憾都只能算是小问题。因此，新闻报道和评论为自己限定的范围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不难想象，以后的新闻报道仍会遵照这样一个范围。

杜阿尔特总统曾盛情邀请美国雇佣军领导人来到萨尔瓦多，并和他们进行会谈；此事没有引起任何评论。如果换作奥尔特加总统，哪怕他不过是和与同萨尔瓦多游击队有联系的民运领导人举行了一次类似的公开会谈，也会引起媒体的一片哗然。同样，当奥尔特加总统宣布“他已接受了莫斯科的邀请（同时接受邀请的还有其他100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在俄国革命七十周年庆典的主席台上就坐”时，媒体自然对此表示了极度的愤慨，称此举进一步证明奥尔特加只不过是苏联的一个代理人。1987年，洪都拉斯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商讨“扩大对东欧国家市场出口的可能性”，这个事件倒是没有多少人提起。

白宫紧接着宣称，美国仍然认为里根一赖特提案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同时它又说危地马拉协定“仅仅是一个初步方案，而非最终和平条约”（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语）。白宫还称，美国保留按本国需要对里根—赖特方案做进一步修改的权利。同时，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们表示，他们将允许政府在9月30日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援助停止之后，继续使用当年拨给政府用以支持尼反政府军的款项。他们这样做，等于是为确保尼加拉瓜的战争继续下去、为确保中美洲和平协定以失败告终，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

为了“粉碎”中美洲各国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政府抛出了最后一张牌。9月30日，里根政府派领军人物乔治·舒尔茨出马，到参议院宣布政府关于恢复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进行援助的要求。政府提出的这个要求极其露骨地表明美国政府将竭尽全力破坏《中美洲和平协定》——要求的内容是将下一年度甚至更长时期的援助额度大幅提高，准确地说就是在未来18个月里总共提供2.7亿美元。这样一来，整个援助期将延续到下一届政府的任期内。按照这一要求，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年平均援助额将由目前的1亿美元提高到1.8亿美元。舒尔茨以他一贯的坦率在国会宣称：“本届政府总统和本届政府的国务卿都不会对尼加拉瓜这种与我国非常接近的国家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如果我们坐视不理，不采取任何行动，苏联及其盟国就会以尼加拉瓜为前沿基地，对我们的友邦甚至我们自己形成军事威胁。”按照舒尔茨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更为慷慨地大把掏钱，去维持我们在尼加拉瓜的雇佣军，因为这支军队同普通的游击队不同，它无力在尼加拉瓜本土建立维系自己生存的根据地，如果不能从自己的“教父”那里源源不断地得到支持，它就只有垮台。舒尔茨并没有挑明自己话中的其他用意：将讨论导向政府认为正确的方向，为批判“胆小鬼”和“亲共产主义分子”作一个铺垫——这些人一看到风吹草动就要打退堂鼓。确实，鉴于目前中美洲地区的糟糕局面，即便美国能够奇迹般地彻底抛弃过去的一贯做法，开始遵守政治协议，该地区注定还是会频频出现“风吹草动”。

舒尔茨向参议院通报说，“中美洲地区的和平协议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美国能继续对仍在尼加拉瓜的反抗武装提供援助；这些反抗武装正在为推翻受苏联支持的现政权努力奋斗”。《纽约时报》报道了舒尔茨的这番话，却没有补充说明一下中美各国总统在协定中提出的呼吁：“所有以人力、武器、弹药、金钱或器材形式向非政府武装或暴乱运动提供军事、后勤、财政或舆论援助的中美洲国家政府或其他国家政府都应停止其援助行动，这是本地区实现稳固持久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条件。”

简言之，这个“实现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在协定中是作为中心内容提出的，而里根政府向国会提出如此的要求，显然是想破坏这一条件。再明白不过，乔治·舒尔茨是在号召国会和他一起进行努力，以彻底搞垮中美洲的政治解决方案；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自己最钟爱的武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人们熟悉的历史再一次重演了。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这个“实现和平不可或缺”的条件其实大可不必写进协定。原因在于：此前美国在洪都拉斯领土上为自己的雇佣军建立基地，并以此为依托组织对尼加拉瓜的进攻，这种做法已经违反了国际法；国际法院也裁定美国必须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在本国高层舆论的支持下，美国对国际法院裁决采取了公然蔑视的态度。就法律地位而言，中美洲国家协议并不比国际法和国际法院裁决来得高，而美国又不是协议的缔约国；因此，美国遵守《中美洲协定》的义务也不会高于它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法院裁决的义务（对后两者美国曾作出庄严承诺，表示一定会严格遵守）。如此看来，假若美国政府非要遵守中美洲地区协议的规定，那么这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与协定背道而驰可能带来的损失。美国的国内民众应该牢牢记住这个事实，因为只有他们才能让美国对这种损失心存畏惧。

9月17日，国会驳回了政府提出的立即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追加军事援助的要求，但同意为尼加拉瓜提供数百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国会作出这一决定等于就承认了反政府军供应网络中还有大量尚未使用的资金（而且，国会和往常一样装作不知道摆在眼前的事实——政府可以用这笔“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去做任何想做的事；而且肯定会继续通过其他方式为自己的尼加拉瓜雇佣军提供援助，只要它愿意）。众议院发言人吉姆·怀特解释说，民主党人“不想切断对反政府军的食品和药品援助。他们没那么残忍、没那么缺乏人性，也没那么愚蠢”。

怀特所用的三个形容词中，最重要的就是“愚蠢”一词。民主党人明白，如果他们反对向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将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后果。这伙武装是靠频频空投给他们的物资支撑下来的。显然，尽管按照任何可能的合理解释，这种空投行动都违反了《中美洲协定》，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它也必须要进行下去，就像这伙武装在洪都拉斯的基地也必须要保留下去一样。这种行动一方面含蓄地表达了美国对遵守《中美洲协定》所持的态度，另一方面等于在继续威胁尼加拉瓜——美国将在任何自认为适当的时候再次发动进攻。此举的必然结果是：尼加拉瓜只能把战争动员状态维持下去。民主党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并不“残忍”也不“缺乏人性”，我们可以通过问他们两个问题加以验证：第一，他们是否会通过提案，也给那些美国暴行的受害者们送点儿食品和药品；第二，他们是否会继续对白宫百依百顺，使其不但可以继续滥施暴行，还可以继续对尼加拉瓜实施制裁，让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状况继续受到严重影响。验证的结果将是：这些人确实很“残忍”，很“没有人性”，但他们并不“愚蠢”。各方都坦言，没有美国的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将不能生存。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他们都很清楚这伙武装根本不是什么真正的游击队，只是一支受外国操纵的雇佣军，在本国根本没有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没有人提议基于人道主义原因也给萨尔瓦多游击队提供食品和药品，让他们在停火期间能生存下去——比起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萨尔瓦多游击队起码还是一支真正的游击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美国这个恐怖主义超级大国不会提起的——萨尔瓦多游击队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他们拥有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到底是什么？

美国政府抛出旨在破坏和平协定的里根一舒尔茨方案的时候，亨利·基辛格也加入了摇旗呐喊的行列。或许眼前的事让他想起了1973年自己那次与之类似的大捷（当时也有忠于政府的新闻界鼎力相助），不由得暗自窃喜。他解释说：“国内的争论双方都应对向反政府武装提供军援表现出足够的兴趣。国会应投票通过将援助按现行规模（年均1亿美元）再延续18个月。这样，下一届政府就能够专注于制订自己的政策，而且不会因忙于大选年的纷繁政务而忽略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大局的问题。”注意，基辛格的话表露出了一种普遍的担忧：由于公众在“大选年”期间会比平时更加关注政府的行为，这些国内的敌人会对政府领导人的决策造成不利影响。以通晓历史闻名的基辛格对那些不同意提供军事援助的人提出了批评，说他们“拒绝接受现实——如果没有反政府军，谈判桌上的谈判就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在国会有一位说客，名为佩恩·肯布尔。此人的身份是“中美洲民主中心之友”全国委员会主席，该组织据称是“无党派公民组成的教育团体，历来支持中美洲的民主进程”（我们来翻译一下：该组织由美国政府提供赞助，历来支持在中美洲地区用恐怖手段破坏一切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进程）。肯布尔对基辛格的建议进行了补充。他说，为确保和平方案取得成功，“世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民主人士”应在11月7日齐聚马那瓜，以公开集会的方式对将于这一天返回尼加拉瓜的“抵抗力量领导人”表示支持。因为尼加拉瓜“周围环绕的国家向来都是民主国家”，这些“民主人士们”就不需要到它们的首都去举行集会了（这些民主国家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对了，还有危地马拉）。肯布尔还说，“美国一定要想方设法，确保抵抗力量能在尼加拉瓜维持下去”；这就是说，美国一定要继续通过日常飞行把军事和“人道主义”物资空投到“抵抗力量”手中，并公然违反我们将通过在马那瓜举行集会的方式表示支持的《中美洲协定》。在前面我们曾提到一份备忘录，文中提请美国政府设法为其“雇佣军”在尼加拉瓜打下群众基础，肯布尔便是该备忘录的撰写者之一。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肯布尔心里也很清楚：同本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境内拥有群众基础的本土游击队不同，尼加拉瓜的“抵抗力量”如果没有美国频频提供大量接济，就根本生存不下去。

为进一步刺激尼加拉瓜做出敌对反应，以使本国的宣传机器有素材可用，美国政府还把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派到了马那瓜。贝内特在当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还为700多名主要来自尼加拉瓜政治反对派的听众作了公开演讲。他在演讲中谴责尼加拉瓜是个暴虐的专制国家，并指出只要桑地诺阵线还在台上，尼加拉瓜就永远不会有自由。贝内特宣称：“我们支持反政府武装，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反政府武装。”他把尼反政府军成员描绘为“勇敢的男女战士”，说他们“是在为保卫自由而战”。当时正值《美国宪法》诞生200周年，贝内特还把尼反政府军比作缔造《美国宪法》的爱国者，然后又把美国爱国者大大称赞了一番。后来，在美国驻尼使馆官员的劝阻下，贝内特没有出席在社会基督教党（尼加拉瓜反对党）总部召开的会议；当时，大约有40人在该党总部门外举行了一场平静的示威，其中包括一些在战斗中负伤的尼加拉瓜老兵。据贝内特的助理说，“示威者高呼‘贝内特先生，我们只要和平，不要战争’”。一位美国驻尼使馆官员告诉记者，“我们不想让部长先生从那些缺胳膊少腿、缠满绷带的伤兵中走过，然后再让这种场面在桑地诺阵线的电视台播出”。美国为此还向尼加拉瓜提出了官方抗议。遗憾的是，尽管美国这次的挑衅十分露骨，却没能惹得尼加拉瓜方面作出任何过激反应。美国也承认，尼加拉瓜并未对贝内特的行程与公开演讲设置任何障碍，尼加拉瓜的报纸还在头版刊登了贝内特这些活动的新闻。尼加拉瓜的惟一反应是该国外长米格尔·德埃斯科托发表的评论。米格尔称，“很遗憾，贝内特此行再次体现了北美洲方面对尼加拉瓜的一贯态度。在尼加拉瓜的历史中，我们对这种态度已经见识得太多了。它反映的正是这个超级大国政府居高临下、从不知尊重别人的特点”。

贝内特敢于在桑地诺阵线的巢穴内部痛斥其暴政，这充分表现了他无比的勇气。在斥责桑地诺阵线的同时，他不避自吹自擂之嫌，不吝阿谀奉承之辞，把无比光荣的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大大称赞了一番。在结束了对马那瓜为期一天的访问后，贝内特还向记者们发表了自己关于桑地诺政府的高论。他说自己在访问中发现，桑地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民众支持；虽然它尚未彻底变成一个“马列主义极权统治的政府”，但它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贝内特先生也不考虑考虑，如果有一个国家（假设该国正在对美国、以色列，或是任何一个在贝内特心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发动恐怖袭击）的发言人也像他一样对正在遭受攻击的敌国进行一次类似的访问，也发表一番类似的高论，这种行为将会引起受访问国怎样的反应。当然，贝内特先生不需要这么想，因为美国根本就不会允许这个假想中的国家来访。根据新闻报道的内容，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和《美国宪法》的信徒在自己充满爱国热诚的言论中也没有提供任何结论，让我们知道在今天对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中发生的革命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个国家在革命中采取的措施正是美国建国者及其后裔一直在使用的：准许把人当作奴隶（是“奴隶”，而不仅仅是“奴役”），对原住民进行大屠杀，剥夺无业男性、女性（仅有130年）及有色人种（仅有180年）的公民权，等等；我们还应该记住，美国的殖民国家很可能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地区；即便是拿绝对数字来算，这些国家在很多关键标准上都远远超过了今天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当然，要想居高临下地谴责这些受害者，上面这些想法肯定是不合适的——在美国国内，这些想法同样不合时宜。

贝内特部长认为，对于政府派他去尼加拉瓜的原因问题，无须“躲躲闪闪、羞羞答答”。他理直气壮地承认，原因就是：在尼加拉瓜，《美国宪法》所保护的那种自由“没能获得保障”。在《美国宪法》颁布200周年之际，贝内特是惟一受总统之命出使海外的内阁成员，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在尼加拉瓜以外的地方，《美国宪法》所保护的那种自由已经获得保证；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作出以下的假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获得了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人的自由获得了保证；密西西比州黑人的自由也获得了保证——这个例子选自美国的国家安全未受到任何威胁的时期（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就在舒尔茨昭示华盛顿有意破坏《中美洲协定》的同一天，里根政府再次对误入歧途的哥斯达黎加总统表示了不满，因为这位总统辜负了美国的信任，竟然企图用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后来，白宫还按众议院发言人吉姆·赖特的建议，“取消了邀请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在1987年9月下旬的国会两党联席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说的安排”，这样，“据昨日来自国会的消息透露，他就只能非正式地与议员们交换意见了”。

紧接着，里根总统警告说《中美洲和平协定》有“致命的缺陷”。“他说自己认为协议的致命缺陷在于：协议要求美国停止援助反政府武装，但尼加拉瓜政府一方仍可从苏联获得援助，‘这是桑地诺阵线可以利用的一个漏洞’。”当然，只要尼加拉瓜在面对一个恐怖主义超级大国时能以其他的方式（除武力手段之外）进行自卫，这个“漏洞”就不会存在；然而，明察秋毫的美国新闻界显然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进一步阐述说，“中美洲协定还有挽救的余地，但唯一的办法是在协定中加入禁止苏联和古巴向尼加拉瓜提供援助的内容”。这样一来，尼加拉瓜的经济就会彻底崩溃（多亏了美国的进攻，这个国家的经济现在就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面对美国的下一步进攻时就会毫无还手之力；然而，美国仍可以为其雇佣军提供援助，并继续充分利用美国的强大影响力，让尼加拉瓜也不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支持。杰出民主人士阿图罗·克鲁兹就此问题作了更为透彻的阐述。他说，“希望那些国际主义者和团结组织不要再去尼加拉瓜捣乱”。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首先，必须阻止本·林德之类的人，不能听任他们在尼加拉瓜边远地区缺电的贫困村庄建设一个小小的发电站；其次，必须防止美国人从尼加拉瓜了解到第一手情况——这个国家是他们的政府千方百计要摧毁的。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克鲁兹曾反对“里根子弟”们以每月1万美元的高薪雇佣以色列人为自己服务（这份薪水甚至比克鲁兹当年作为一线人员为中情局和奥利·诺思做事时拿的钱都多）。他也不曾谴责任何为“自由战士”服务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志愿者。同样，对于那些前往以色列、在该国政府资助的军事化组织（这样的组织甚至都严格禁止非犹太裔以色列公民加入）中担任志愿者的“国际主义人士”，克鲁兹也从未明确表示过抗议。还有，对于美国政府旨在将本国发展模式强加给中美洲国家的任何计划，这位民主党尼加拉瓜行动委员会主席也不曾表示反对。只有在公民完全凭个人意愿参与别国事务时，这些国家政权中的“民主派”才会感到不安；不过，如果他们是奉官方之命办事，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里根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强调：“我们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决心不应有任何动摇。”按照美国记者的说法，这个武装正在为反抗“莫斯科支持下的政府”而战斗。至于为什么说此政府是“莫斯科支持下的”，里根并没有向我们作出解释。通过这个讲话，美国政府又一次宣布，美国不打算满足那个“中美洲地区实现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它还将继续非法使用武力。如果真的如一位美国记者所说，“谈判因某种不明原因破裂”，那么罪责将由那些不积极支持美国恐怖主义国际政策的人或国家来承担。这就为美国将来继续使用武力手段“保卫自由”创造了关键条件。

于是，中美洲国家的苦难从此进入了下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