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背景

第二章　文化 历史背景

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两次“大滑坡”反映出了美国政治和社会“向右翼的重大转变”，表明80年代的“破坏性”和“无政府主义”情绪正在被抛弃。与反战人士的呼声相反，有两位新闻评论员说道：“正直、爱国的美国人要求国民——作为个人，罗纳德·里根显然已经做到了——回归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要重新肯定那些遭到越战滋生的反文化践踏的传统价值与美德。”①我们要知道，这些“价值和美德”是在国外的里根主义和国内的里根社会经济规划中体现出来的。

里根时代的“向右转”确有其事，但真实情况与人们通常的想法不同。我们可以先考虑一下两个问题：第一，“向右转”到底是什么？第二，它怎样适应美国社会与国家政策中更深层、更持久的特点？在本书中我将主要讨论对外政策，尽管它只是大背景中的一部分。

首先，“向右转”到底是什么？具体地说，里根政府有哪些政策能说明这种变化？这些政策可以大体分为三类：

将穷人的财富转给富人

增加经济中的国有部分，增长整体国力

“积极参与”的对外政策

第一类目标主要通过财政手段和对劳工、福利体系的侵袭来实现（按照国际标准，美国的劳工与福利体系本来就很弱）。第二个计划则按照传统方式执行，即为高技术废品制造业扩大国家特许市场，从而强行对先进产业部门进行倾斜性补助；这被委婉地称为“国防开支”。②里根时代是美国有史以来在和平环境下军事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与此同时，政府开支的增长速度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快的。政府还采取种种措施，让日益强大的国家机器避开公众的监督。这些措施包括新闻审查、限制公众查阅文件；大规模增加隐蔽行动，从而尽量避免讨厌的公众干扰国家事务。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个“对几乎所有保护个人自由的最高法院判决持批评态度”的人，这个提名当然完全合乎保护政府权力的要求。这位大法官“作出的所有法律裁决都可以用一个原则来概括：如果案件是政府对个人，那么政府必胜”。③

计划中的第三条，即“积极参与”的外交政策，同样也属于传统外交手段范畴，只不过又是处在极端：干涉、颠覆、侵略、国际恐怖主义，以及一般性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就是备受称赞的“里根主义”。里根主义的最大成就是在萨尔瓦多组织起了一场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并达到了主要目的：通过摧毁罗梅罗大主教[1]所说的“为保卫根本人权而战的人民组织”，使萨尔瓦多免受民主与社会变革的威胁。罗梅罗大主教曾恳请卡特总统不要再为萨尔瓦多军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此后不久他就被美国支持的萨尔瓦多安全部队暗杀）；当时如果军政府获得了援助，无疑也会将美国的武器装备用于上述目的。卡特的有限度战争到里根时期被迅速扩展了，在残暴屠杀和恐怖程度上都有显著提升。军事行动由美国的雇佣军执行，这支军队由美国训练，用美式装备，听美国指挥。美国部队也曾直接参与战争。从海外基地起飞的美国空军编队协同发起空袭，这一军事创举使对敌“杀伤率”大大提高——敌人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村民和四处逃命的庄稼人。中央情报局的准军事特工指挥并伴随着萨尔瓦多小分队开展远程侦察行动，让“里根政府能在公开宣布的55名驻萨尔瓦多军事顾问之外秘密派出更多人”，并突破对美军介入战斗行动的人数限制；据一位美国官员说，这些战斗行动通过“呼叫飞机攻击目标”，“取得了惊人的成功”。④

一旦这些野蛮的恐怖行径达到了目的，开始成为美国继续为其雇佣军提供资助的障碍，华盛顿就会命令缩小战争规模，甚至停止行动，避免引起公众过多的关注。华盛顿也确实这么做了——这清楚地表明了是谁从一开始就在努力控制战争进程。华盛顿的指挥官们因这种故意展示出来的适可而止备受称赞。

里根还用另外一支雇佣军对尼加拉瓜发起了战争。这次行动至少也应该称为“恐怖主义行动，或是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行动”（前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1985年4月在国会作证时所说⑤），或者像国际法院裁决中暗指的那样，是更为严重的侵略罪行。行动的总体目标是“让尼加拉瓜重新回到中美洲模式中来”，并强迫它遵守“地区标准”——这是那些批评里根过于热心的鸽派人士提出来的⑥。

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最终目标是推翻桑地诺政府，用一个与美国为该地区制定的标准更为合拍的政府取而代之。新的政府将坚持“第五自由”这条在历史和文献记录中得到了充分阐明的关键原则⑦。美国的初步目标基本已经达成，包括两个方面：（1）阻止并逆转社会变革及将社会资源向大多数贫困人口倾斜的其他措施，例如为国内需求改进医疗设施，提高国内生产，让穷人参与发展建设，开展文化普及，等等；（2）迫使尼加拉瓜倚赖苏联生存，这样一来，美国就能在事后以此作为对尼加拉瓜发动进攻的借口（进攻其实是为了惩罚尼加拉瓜进行社会改革的罪行）。早在里根政府上任之初，人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政策是为了确保“尼加拉瓜或迟或早成为苏联的附庸国；因为美国对尼加拉瓜的重建与发展强加遏制，回绝了尼加拉瓜为保持友好关系而作的努力，还支持对该国的骚扰和干涉”——这些都是美国要颠覆或摧毁敌对国家时通常采取的政策。⑧

为了实现上述第二方面的目标，美国拒绝了桑地诺政府希望美国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的请求，并迫使盟国与美国采取同样态度，从而切断了尼加拉瓜的武器来源，确保它只能完全依靠苏联来武装国内部队；出于同样目的，美国还阻止了国际信贷机构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当美国在1985年5月宣布禁运的时候，尼加拉瓜与苏联集团的贸易额占全部的20%，这个比例大致与美苏贸易在国内所占的比例相当，而远远低于欧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中与苏联贸易的比例；尼加拉瓜与苏联的贸易占了20%，这种形势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加以扭转——这样一来，为美国国际恐怖主义政策辩护的人就可以说，美国宣布禁运是为了抵御苏联帝国主义⑨。其他美国政策也都是这样，其结果可想而知。《自由新闻报》在提到尼加拉瓜政府时称其为“莫斯科支持的尼加拉瓜政府”，这个说法带有不祥的暗示，但从字面上看却是正确的：里根政府已经成功地迫使尼加拉瓜向苏联寻求帮助，以抵御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自由的新闻界还可以将美国与尼加拉瓜的战争描述为一场“苏联支持的桑地诺政权”与“美国支持的起义军”之间的冲突，从而建立起政府宣传所需要的东西方对峙背景⑩。新闻界还可以一面祭起“苏联提供的武器”这个令人胆寒的名目，一面为反政府军的凄惨命运哀叹，说他们只有“靴子和绷带”这两种装备，却要与“苏联直升机”作战（下面我们回到现实）。这些形象能在国内民众中引起恐惧和焦虑情绪，那些不赞成里根政府政策（为了抵御苏联扩张并保卫国民而采取的政策）的自由主义批评家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评论家们经过深思熟虑，明智地认为尼加拉瓜即便不入侵得克萨斯州（里根警告国民尼加拉瓜人可能入侵得克萨斯），不给攻击美国的苏联轰炸机提供基地（约翰·辛洛布将军语⑪），也会侵占整个中美洲，将其变成苏联帝国主义的附庸。

在中美洲其他地区，“积极参与”的政策则包括：极力支持危地马拉发生的暴行，其血腥残忍自美国1954年颠覆危地马拉民主政府以来无出其右；将洪都拉斯改造为美国发动国际恐怖战争的军事基地；颠覆哥斯达黎加的民主政体，捏着哥斯达黎加经济崩溃的痛处，迫使其加入美国打击中美洲民主与社会改革的队伍。

里根主义要为在中美洲发生的大屠杀负主要责任。在萨尔瓦多，里根名下的死亡人数超过5万人，而在危地马拉，这个数字可能接近10万。在尼加拉瓜的屠杀不算特别成功，到1986年里根名下只有1万1千名平民死亡⑫；问题是，美国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进攻时尼加拉瓜民众有军队的保护，而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攻击平民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军队。里根政府仅在中美洲地区就使超过15万人死亡。另外，这并不是简单的杀害，而是大规模的折磨、强奸、虐杀、“失踪”，还有其他类似手段，以确保全体民众在精神上也受到足够的伤害。我们还可以加上1982年美国支持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死亡的2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死于国际恐怖主义、饥馑、疾病和苦工的人。(https://www.daowen.com)

“积极参与”政策的其他范例还有：1986年4月对利比亚的轰炸，据报道约有100人死亡，是当年最为严重的个别国际恐怖主义事件；采取阶段性措施，确保南非能维持其对纳米比亚的非法控制（媒体对此几乎没有报道），并干涉邻国事务，以防它们摆脱对南非的依赖（这是殖民主义体系造成的历史残留）；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恐怖行动，等等。

归根结底，上述种种就是“向右转”。现在有三个结论。

第一，这些政策与所谓“保守主义”大相径庭。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反动沙文主义”，哪怕用比这更为苛刻的称呼也不为过。在美国的政治圈子里，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的保守派；而“保守主义”这个可敬的称呼却被当作幌子，用来掩饰真正的政治目的：鼓吹将美国变成一个国力强大、无法无天、侵略成性、崇尚暴力的国家，一个为富人服务的福利国家，醉心于近乎疯狂的凯恩斯式经济干预[2]，从而以国家的未来为赌注，提高政府权力和私有权力。

第二，除了对一些策略性问题存有异议之外，各个政治派别的高层人士都对这种“向右转”表示支持。这些政策是由卡特政府发起的，其中包括按政府预想完成军事增长，将福利国家解体，在萨尔瓦多进行恐怖屠杀，等等。党派之间确实存在分歧，但这些分歧无关大局；上述政策在总体上获得了认可。在野的民主党对这些政策也很支持，甚至包括对尼加拉瓜的进攻——这是里根所有计划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因为它可能会让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在萨尔瓦多开展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同样引起了疑虑，有人担心恐怖行动会失败，而且行动的代价也很高。但随着暴力手段达到了目的，并被一场大选闹剧所掩盖，这些反对意见渐渐沉寂了，取而代之的是疯狂的热情。萨尔瓦多的大选闹剧简直比得上《真理报》所盛赞的苏联集团“民主”表演。不过，就当时形势来看，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萨尔瓦多大选还是太温和了些⑬。

我们还应该记住，里根政府的第二和第三类计划遵循的是约翰·F·肯尼迪制定的原则。肯尼迪政府不需要采用里根的第一类计划，因为美国的国力让他们相信，美国能够“在国内建设起美好的社会，在国外完成宏伟规划”（总统顾问沃尔特·赫勒语）。肯尼迪的“新自由主义”后来者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现在必须放弃国内的美好社会了。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对里根政府的暴行表示出了最热烈的支持，例如《新共和》杂志的编辑们（该杂志仍是美国自由主义的主要刊物）。他们曾敦促里根，“不管杀死多少人”，也要把萨尔瓦多的屠杀继续下去；现在，他们则对里根（还有他们自己）在这项伟大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祝贺⑭。在恐怖主义文化中，这种表演没有引起任何谈论。

第三，“向右转”遭到了普通民众的反对。在里根的所谓“压倒性”胜利中，选民中只有近30%的人投了他的票；这还是因为民众对前一届政府不太满意，而比起里根，民主党的候选人更加相形见绌；大多数投票者希望国会不要通过里根提出的立法，只有极小一部分（1980年有4%的选民，到1984年只有1%）支持里根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里根是一位真正的“稳健派。”历次民意测验都表明，公众的支持一直在逐渐向新政形式的政策倾斜，因为这些政策重视社会开支而不是军费开支，维护妇女、工人、少数民族和穷人的权利，等等⑮。公众还极力支持禁止使用核武器。如果当时有更多人了解到苏联已首先提出单方面禁止使用核武器，公众无疑会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也参与禁用行动。尽管高层人士都认为应该“遏制尼加拉瓜”，而在主流言论中根本听不到任何对桑地诺政府的正面评价（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还是有很多公众反对美国进攻尼加拉瓜⑯。到1987年，民意测验表明，希望“下一届总统与里根总统的政策保持距离”的公民人数超过二比一，“大多数人认为副总统布什与里根的关系对他今后竞选总统有弊而无利”，而“在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方面信任国会而非里根的公民人数接近二比一”；有近二比一的公众意见认为，这个国家“已经在歧途上走得很远”，“愤世嫉俗、悲观消极的情绪重新浮现，而它们曾标志着深受水门事件、石油禁运和通货膨胀伤害的过去十年”。⑰

总之，“向右转”确实存在，但撇开局部考虑和鲜有的几个例外，它所代表的是政界高层的共同看法。自始至终，这种转变与公众情绪是不一致的。另外，它根本算不上“保守主义”。

政界高层“向右转”始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是对那些主要由越南战争造成的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经济问题和纪律问题。

经济问题是：战争让美国付出了高昂代价，这对美国的竞争对手来说是有利的。例如，加拿大成了最大的人均战争出口国，它一边摧毁印度支那，捞取了巨大利益，一边谴责美国的暴行⑱。最重要的例子是日本。日本经济在朝鲜战争的刺激下开始复苏，但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军事采购才使日本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肯尼迪政府曾想方设法保持日本经济的活力，但在后越战时期，这已经不成问题了。1965年，贸易平衡开始向日方倾斜，到80年代这种倾斜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至于欧洲，自50年代后期起贸易平衡开始向欧洲倾斜⑲；由于越战的影响，美国的国力与以前相比开始显著下降，这让政界高层十分担心。韩国的“起飞”也要从那一时期算起，越南战争在当时为韩国带来了约20%的对外贸易收入，其中包括付给30万韩国雇佣兵的报酬——这支部队自1965年1月起对越南民众开始恐怖行动，以此“保卫南越”⑳。

这样一来，政府就需要采取措施以恢复美国的盈利能力和商业力量。早期的步骤从尼克松开始：他违反国际约定，宣布暂停以美元兑换黄金，并对进口商品强行征收10%的附加税。这些步骤在某些行业和经济圈内并不受欢迎，但此后几年政府采取的国内措施却赢得了上层人士的广泛支持：侵袭劳工与福利体系，通过军方体系强行为先进产业提供补贴，还有里根政府在这次必须完成的“向右转”中实施的其他计划㉑。

纪律问题则有两个方面：国际和国内。随着葡萄牙帝国崩溃，拉丁美洲局势日益动荡不安，第三世界国家中有一部分失去了控制。这些问题需要采取“积极参与”的对外政策，而“积极参与”则要求人们一致同意采取战争手段，至少上层人士和民众中的政治激进派对此要有共识。

国内同样也存在纪律问题，因为政府对很多民众也失去了控制。越南战争使美国社会走向了政治化。天真的人们可能会称其为民主，但世故的西方思想家认为这是他们所说的“民主危机”，必须加以克服；要让在一般情况下不受重视的民众重新回到被动状态，因为这才符合其身份。这些措施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它们才能保证奥威尔[3]所指的“民主”；在奥威尔的作品中，这个词指的是商业集团随心所欲进行统治，由上层人士作决策，偶尔故作姿态让公众批准一下；然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不能让公众在国家政策制定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必须让公众回到麻木、顺从的状态，在那些负有“教化青年”重任的机构中恢复秩序，消除媒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不和谐音，并在整体上阻止任何针对上层统治的严峻挑战。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全世界都出现了。由戴维·洛克菲勒发起、由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国高层组成的三边委员会在其第一本重要出版物中就讨论了这些问题；上面我所引述或重新组织的文字就出自他们1975年对“民主危机”的研究㉒。

20世纪的每一场大规模战争都会在社会统治阶层中引起相似的反应。这里的统治阶层包括以商业为基础的商界与政界上层，商业性媒体，拥有特权、掌控国内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阶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威尔逊政府以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威胁为借口，发动了一场“红色恐怖”[4]运动，成功遏止了（真正含义上的）民主的威胁，并强化了奥威尔意义上的“民主”。“红色恐怖”运动在自由派的广泛支持下成功破坏了工人运动，消除了不同政见，并加强了政府的权力。从那一时期开始政府持续进行了两个重要的体制化发展：一是公共关系行业的兴起，公开为控制“公众思想”服务；一是国家政治警察（联邦调查局）。也是在这个时期，诸如沃尔特·李普曼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家们开始探讨“制造共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用来控制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因为政府没有在思想上强迫社会民众的能力。这些观点在后来成了社会科学界和公共关系产业的一大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产生了类似的后果，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被误称为“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运动——它实际上是一场范围非常广泛的运动，由商业集团、公共关系行业及自由派民主党人士领头，目的是遏制当时正在滋长的“民主危机”。1938年，全国制造业董事会协会指出，“实业家所面临的危险”是“最近才引起人们注意的群众政治力量”；他们警告说，“如果不把他们的思想引向别处，我们肯定会走向灾难”。为遏制这一威胁，政府采取了重大举措，并取得了很大成功。1947年，国务院公共关系官员梅尔顿·戴维斯评价说，“巧妙的公共关系一如既往发挥了作用，今后还将持续奏效”，将“公众观点的大气候”急剧转向右翼——“反对社会变革，反对经济改革，反对劳工运动”，而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包括欧洲，“都已转向左翼，允许工人进入政府，通过了自由派立法”。他说，与欧洲相反，美国的气候“并非自己转向右翼，而是被巧妙地扭转到右翼来的”。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局势的发展引起了极大关注，美国投入了力量以扭转这种局势㉓。

问题的关键在于，战争以及其他动荡时期会引起人们的思考，或者让他们参与到社会和政治活动中来，从而产生“民主危机”，这是一种可能促使真正民主产生的威胁。统治阶层必须集合起来消除这种威胁，保护自己的特权和权力不受侵害。因此，当前的“向右转”只不过是一种政府经常使用也自然要使用的手段。与过去情况不同，这一次使用“向右转”措施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上层人士十分奏效，但对普通民众就没有起到什么效果。里根主义的一些核心特点就是针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反应，我们在下一章就会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