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众与国家暴力

对于那些想了解美国社会的人，特别是那些希望能改变美国社会特点和进程的人来说，1986年的几桩“丑闻”及其后续事件是很有指导意义的。这些丑闻至少暂时打乱了国家决策者与意识形态主义者的步调，让他们有所收敛；随着某些更为激烈的政策被部分揭露出来，人们对这些政策也不再抱有信任。这些事件促使中美洲局势向政治和解的方向发展。其实，如果美国起初不坚持要用武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政治和解可能早就已经实现了。然而，即使这些为实现和解而采取的行动能够成功，它们自身也不足以为解决中美洲根深蒂固的问题打下基础。中美洲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此前对该地区的干涉——在20世纪的中美洲，美国一直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外部力量。但是，如果国内的抵制力量能对华盛顿起到限制，阻止政府动辄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我们还能让这种最为可怕的恐怖稍有停息；我们还能打开一扇小小的机会之窗，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改写痛苦的过去。

反过来说，1986年发生的几件丑闻是对60年代以来大众运动的致敬。尽管在越战后商界、政界与知识界的上层人物采取了大力措施，他们并没有压制住这些运动。这一重要事实不会成为书籍和文章的标题，甚至不会进入正史——这正如我们这个一心为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体系不可能吸取多年越战所带来的教训一样。但是，对于关注社会的公民而言，自己对这些事件进行思考、得出结论，并且认识到公众有能力影响国家政策决定，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

越南战争时期，公众在影响国家政策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说这种作用是间接的。显而易见，公众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没有通过选举体制体现出来：1964年“和平候选人”二比一的得票率并没能阻止林登·约翰逊及其协作者推行加剧战争的计划。1964年他们赢得大选是因为承诺我们不再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但就在那时，加剧战争的计划已经在酝酿之中了。然而，随着越南战争一步步从颠覆、国家恐怖主义发展到美国的直接侵略①，公众的异议与抵制就成了一股重要的力量，成功阻止了政府宣布全国动员令——当时越南战争已发展为一场大规模战争，如要获胜是必须发起全国动员的。政府发动“大炮加黄油战争”[1]想要平息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公众情绪，却导致了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在社会高层人士中，有一部分人要求在1968年初缩小战争规模，或者结束战争。到1968年时，高层人士意识到民众的广泛异议（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军方也认为如果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显著加剧，需要保留足够的军事力量以控制国内秩序。关键词是“显著”；出于对公众力量的畏惧，那一时期的秘密行动大大增加。根据我们这种民主形式的普遍原则，如果公众不再处于被动状态，就要对他们进行欺骗——这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考虑。作战部队人员受到国内异议的影响而斗志崩溃，这也成为高层人士关注的问题之一。从中得出的教训是：用本国公民组成的部队来打这场血腥的殖民战争是一大错误，还不如采取传统做法，用在国外或当地招募的雇佣兵来打仗。1968年北越军队发动了新年攻势，显然美国的军事胜利还遥遥无期，除非进一步扩大战争规模；但这种扩大是不会轻易被公众容忍的。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经济界与政界的高层人士下决心在1968年之后改变战争策略。

在80年代，同样的因素也阻止了美国对中美洲采取干预行动。这次国内的异议更为激烈，而且与印度支那战争各个时期相比，其基础都更为广泛。这样一来，里根政府就没能实现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从国家恐怖主义到直接入侵的政策转变。如果公众安安静静、一声不吭，里根就很可能像林登·约翰逊那样派出海军陆战队——1965年需要采取措施阻止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民主威胁时就采取了这种方式；里根也可能模仿肯尼迪——派出美国空军轰炸南越，投放橙剂让当地树叶落光，来抵抗肯尼迪政府所谓的“内部侵略”。让美国高层人士大为惊慌的是，直接侵略现在被国内的国家敌人（国内民众）阻止了，而采取间接手段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种种问题。迂回手段不像直接使用暴力那么有效。另外，虽然意识形态体系在总体上是忠诚的，但暴露的危险依然存在。一旦事件发展到不能再采取压制手段，体系中的某些群体（在这一事件中就是国会）出于保护自己权力与特权的考虑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同样严重的是，一旦事情败露，政府用来安抚民众的措辞就会失去效力——特别是“与恐怖主义斗争”这种虚伪姿态。世界几大恐怖主义领导人都常常打出这一旗号，但人们发现他们在与伊朗做交易后，这个假旗号就挂不住了。(https://www.daowen.com)

国内异议是迫使国家恐怖主义在80年代转入地下的重要原因。在1986年的丑闻事件中，随着国家恐怖活动的某些方面暴露在公众面前，这种转入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我还将重新探讨最近的事件发展及其直接背景，但有一点非常重要：不能让纷繁复杂的细节淹没我们的中心结论。

从这些事件中，我们得出的最为重要的结论是：这些事件再次表明，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基本非政治化的国家中，尽管在商业控制的严格舆论之外没有反对政党或反对派媒体，公众的行动仍然有可能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虽说这种影响只是间接的。这是印度支那战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20世纪80年代中美洲事件的经历再次强调了这一教训。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为了我们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