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恐怖主义的问题

第三章　秘密恐怖主义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讨论与之相关的美国国内社会四大重要特点：（1）有效地将大多数民众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2）思想文化体系从属于政府权力；（3）政府以武力控制公民的能力的限制；（4）由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普通民众的道德与思考水平有了显著提高。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十分复杂的影响。

我们来看看由美国组织的反政府军对尼加拉瓜发起的攻击。大部分公众反对为反政府军提供援助；里根政府提出的每一项重大计划几乎都会遭到公众的反对。但核心政策问题大都不会在媒体上出现，在政治体系中也很少被提出来讨论；这是参加投票者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之一：到1986年12月选举时这个数字只有37%了。

尽管如此，公众的政治异议仍然很大，而且不可能通过武力强行压制下去。对公众情绪有所响应的国会提出了一些议案，以限制美国对尼加拉瓜的直接进攻。这迫使里根政府想方设法创造出种种曲折的秘密手段，以保持美国雇佣军对尼加拉瓜的进攻。向反政府军运送武器是通过中央情报局附属机构和“私人”组织构成的地下网络进行的，这些“私人”组织由美国退役将领控制，他们与白宫仍保持着紧密合作关系②。臭名昭著的国际恐怖分子被招募进美国的行动，如路易斯·波萨达·卡利斯——他是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古巴流亡分子，被控策划1976年古巴民航班机爆炸事件，造成73人死亡，随后从委内瑞拉一所监狱中逃脱。当时，他被派到萨尔瓦多，协助在美国控制的伊洛潘戈空军基地[1]为反政府军组织物资供应网络。③里根政府还接管了世界反共产主义同盟。这个组织中有美国在二战刚刚结束之后招募起来的纳粹分子，帮助美国在全球范围打击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者；有暗杀组织的刺客，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刑讯专家和杀人能手。该组织曾由美国的附庸国提供支持，现在则被美国改造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行动范围从莫桑比克一直延伸到尼加拉瓜。④美国通过以色列向伊朗出售军火所得的收益，以及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经费本来都应该用于完全不同的目的，现在却通过瑞士银行转给了反政府军；除此之外还有近千万美元的经费，有的来自美国的长期盟友，如沙特阿拉伯；有的经费则是意外收获，如文莱国王的慷慨赞助。通过这些政府与私人网络为反政府军输送的援助数额极其巨大——一次国务院从文莱募集来的一千万美元拨错了地方，竟然没有人发现。政府利用此类秘密手段为反政府军提供了空中支持及各种军事装备，这违反了国会立法的明确规定，以及自18世纪中立法案以来的美国法律。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反政府军得以在尼加拉瓜境内保持部分武装力量，并继续开展恐怖行动——而美国媒体对这种恐怖行动一般都是视而不见的，那些为政府政策辩护的人则轻描淡写地把它们说成“桑地诺政府编造出来的暴行”。⑤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里根政府建立起了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其庞大复杂程度据我所知是史无前例的。里根政府利用这个网络实现了很多里根主义要求达到的目的。

伊朗门事件听证会公开阶段结束之后，公众得知“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在1984年早期通过了一项计划”，在得到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同意之后（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一条电讯显示），让南非也加入了支持反政府军的行动。根据中央情报局1985年2月的报告，伊登·帕斯特拉在尼加拉瓜南部的反政府军从南非得到了价值二十万英镑的武器装备。这一事件被披露后，很多人大为震惊。但经过围绕中央情报局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事件的“鼓噪”（杜安·克拉里奇的说法，他是中央情报局负责秘密支持反政府军行动的官员），有些人对美国将南非拉进来的“明智之举有了新的认识”（约翰·麦克马洪，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在1984年4月的二条电讯中所说），因此这个计划被搁置了。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政府“明确将有人权问题的国家以及依赖美国援助的国家排除在外”；国务院仅向那些“拥有良好人权纪录的国家”募集援助，如“韩国、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还有以色列等国。以《纽约时报》的标准而论，这些国家都有“良好的人权纪录”，“从不仰赖美国的援助”。⑥

我们很有必要记住一点：政府依靠秘密恐怖主义和雇佣军力量是为了免遭公众的批评，而且这些隐蔽行动不会在国会激起过于激烈的反响。然而，隐蔽行动对于其受害者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对外国势力和其他团体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打算大捞一票的商业集团，其他国家，还有像马努切尔·戈班尼法这样的阴险人物——奥利弗·诺思认为他身为以色列特工，同时又是个“骗子”；而诺思则依靠他出谋划策，研究怎样钻国会立法的空子，如此等等。这些行动的情况不能让国内公众知道；公众是不可能同意这些行动的，否则就没有必要保密了。我们会看到，国会与媒体一直在帮助政府掩盖这些行动，直到再也掩盖不住。这些策略是“向右转”的固有特点，因为向右转是限于上层人士小圈子的现象。

国家将国内民众视为大敌，必须加以排斥、压迫或控制，以维护统治阶层的利益，这是很正常的。政府对公民权和民主进程的轻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反映了“关注”：对公民权和民主进程的“关注”是里根政府的重大政策之一。虽然国会听证会讨论问题的范围很有限，而且有意回避公民权和民主进程之类的问题，里根政府对它们的“关注”在听证会中还是得到了相当明确的体现。众议员杰克·布鲁克斯在质询诺思中校的时候问到了他的一个计划：如果出现“全国性危机”，如“不同政见广为传播，且出现暴力事件，或全国出现对美国境外军事行动的抵制活动”，将暂时悬置宪法，实行军事管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控制权将移交给全国危机控制机构联邦应急管理局。该局局长路易斯·吉欧佛瑞达是里根和埃德温·米斯的亲密伙伴。1970年米斯在美国陆军战争学校时曾写过一份备忘录，建议一旦出现国内骚乱，就将所有“美国黑鬼”圈到“集中地点或重新安置营”中拘禁起来。听证会主席丹尼尔·井上很快就插进来中止了这个问题的盘问。同样，全国媒体也回避了听证会揭露出的这一关键事实。《纽约时报》就没有对此作出报道，只有寥寥几句话提到了半途中止的国会听证会。⑦

同样出于对国内民众的畏惧，里根政府在组织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的时候采取了秘密手段。恐怖主义文化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必须混淆关键事实，而实际上这一点也做到了。

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得到了大量援助，拥有供应体系，受到训练，有美国提供的情报支持，能对尼加拉瓜进行广播和电视渗透，在国外还有避难所——一支真正的游击队武装力量是绝对不可能拥有这样的件和待遇的⑧；如果一支真正的游击队（比如说萨尔瓦多游击队）能从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获得的慷慨援助中得到哪怕一星半点，这支队伍也会迅速成长为一支强大的部队，而美国强加于萨尔瓦多的政权早就已经垮台了。然而，这些由中央情报局指挥的雇佣军却只能进行一些零散的恐怖行动，因此中央情报局不得不再次动用自己的突击队。突击队曾在尼加拉瓜海港布雷，并袭击采油设施；现在，突击队被空投到尼加拉瓜执行破坏任务，而空投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雇佣兵（有比利时人、罗得西亚[2]人和美国人）。这些行动由各个指挥中心策划发起，有的指挥中心位于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有的则设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或太平洋海岸附近的美国军舰上。⑨《纽约时报》报道说，中央情报局“为反政府军选择了精确的军事目标”，给他们提供了“关于大坝、桥梁、变电站、港口设施的精确情报”，等等；这些“精确的军事目标”以前就是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和其他美国机构修建的，现在他们反过来为进攻尼加拉瓜的外国突击队提供地图、建筑设计图和平面图，以便突击队展开破坏行动。⑩

随着整编一新的雇佣军展开春季攻势，美国操纵者们指挥雇佣军部队“攻击脆弱的目标……不要（试图）直接和桑地诺政府军硬碰硬地打”。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约翰·高尔文将军在国会和媒体面前就是这么解释的。他还说，这种战术的目标是平民，而平民面对武装的恐怖分子队伍没有什么抵抗能力；采取这种明智的战术能让反政府军有更大的胜算。几个月之后，美国和西方军事观察员发现，“反政府军在尼加拉瓜并未获得引人瞩目的重大胜利……春季攻势没能越过桑地诺分子的防线从山区扩展到人口密集的城镇，更不用说城市了；也没有对重大目标发起打击。美国的军事分析家说，‘他们仍然在攻击农民合作社这类小而脆弱的目标’”。⑪

在里根主义指导下，美国在国际恐怖主义历史上创造了新的恐怖主义形式：组织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不将其用于作战，而是用于恐怖行动；通过规模巨大的供应网（网络由超级大国提供并保护）为这支部队提供给养，指挥它攻击“小而脆弱的目标”，让对手身上的血流干；而这个对手在超级大国攻势面前连社会稳定都已无力维持，更不用说坚持社会改革了。可以与这一出色成就相提并论的还有：在萨尔瓦多建立恐怖主义武装，通过大规模暴力行动压迫当地人民；通过附庸国为危地马拉国内类似的武装力量提供支持。这类计划在基本目标方面大都取得了成功，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我们有理由相信，不管在书面上能达成什么协议或约定，这些秘密恐怖主义行动还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下去；同样，毫无疑问，国内具有责任感的媒体会说：这些行动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体现了美国的良好愿望；当然，对其中偶尔的失误应该提出批评。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下面的事实：在尼加拉瓜战争中，美国频繁使用了战略武器系统及其军事干预力量。前者所起的是传统的“威慑”作用：撑起一把“核保护伞”，以阻止任何针对美国颠覆、侵略及国际恐怖主义政策的干涉——这是“威慑”的首要意义，而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奥威尔所说的“威慑”[3]。⑫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则是雇佣军能对尼加拉瓜进行持续进攻的关键因素。各种意见都认为，这支雇佣军和游击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从未试图制定政治纲领，或建立群众基础；连在不支持政府的地区都没有发动过群众。美国出于国内的考虑，为反政府军定下了代表民众的名目，以冲淡其恐怖主义形象；这样一来，反政府军连敷衍一下游击队所应该做的工作都没有了兴趣，也没有了能力。在战场上，这支由美国控制的军队只能依赖大规模的供应网络生存。他们得到的供应有：1987年中期每天进行的空投，由外国主子提供的一套情报机构，以及真正的游击队做梦也想不到的精良装备。下面我们要说一些细节，但基本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美国要通过空投向反政府军运送武器，所以必须确保尼加拉瓜无法得到防御自己领空的武器装备，如本国自己的空军，足够的防空武器系统，等等。美国各个政党一致认为，应该确保尼加拉瓜门户大开。就连参议员保罗·聪格斯和克里斯托弗·多德这样的鸽派人上都认为，不能允许尼加拉瓜对自己的领空进行防卫；聪格斯竟然声称，如果尼加拉瓜弄到了喷气式飞机，美国将不得不轰炸尼加拉瓜，因为“这些飞机也可以用来攻击美国”。这番奇谈怪论不值得加以评论，但至少他的话反映出了一个恐怖主义超级大国歇斯底里的政治气氛。⑬美国强大军事力量虽然引而不发，但它的威慑确保了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行动不受干扰，这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常规部队则较为直接地参与了中美洲地区的战争。他们不仅参与了对萨尔瓦多的协同空袭，也参与了对尼加拉瓜的进攻。美军在洪都拉斯的频繁调动一方面是为了建立美国军事基地（这是违反国会规定的），一方面是要迫使尼加拉瓜一直处于军事动员状态，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入侵。1987年5月调动5万名美军的部署则有更为具体的目的。这次调动是反政府军春季攻势的重要部分；美国的行动是为了将尼加拉瓜军队从人口密集的防区引开，这样恐怖主义军队就能向国会证明，他们也能在对“脆弱目标”的攻击中取得重大胜利，值得美国继续支持下去。

当美国的盟国因威胁性行动被迫进行军事动员，我们会认为这种威胁就等于是侵略，应该出于自卫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1967年5月末，阿拉伯国家将军队部署到威胁性区域，以色列被迫进行军事动员。当时，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以色列哪有能力长时间保持军事动员状态？——因此，以色列的攻击就被说成是自卫。[4]以色列并不是处于恐怖主义攻击之下的贫困国家；但是，美国的军事威胁迫使尼加拉瓜宣布全国处于无限期动员状态，并将部队从平民防区调开，让美国组织的恐怖主义分子能长驱直入，这个时候美国媒体竟然连一句批评都没有（在整个西方同样如此）——当然，除了那些针对尼加拉瓜的批评：尼加拉瓜仍保持着防御部队；特别是在遭到西方盟国拒绝后（迫于美国压力）向苏联要求武器援助，以抵抗美国恐怖主义袭击，这在根本上证明了尼加拉瓜人是苏联的附庸，是对我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他们简直都不配被称作尼加拉瓜人。且不论道德上的怯懦，这种反应在恐怖主义文化中是可以理解的。恐怖主义文化下人们的重要义务之一是要装作看不见这些明摆着的事实，它们在媒体和言论刊物中被故意压制住了。

虽然尼加拉瓜直接死于谋杀的人数不像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那么令人满意，尼加拉瓜的杀戮仍然是里根主义的一大成就，无疑值得庆祝；而与此同时成千的儿童又由于感染流行疾病死亡，这些疾病在桑地诺政府早期的改革中本来早已被消灭。然而，事实被颠倒了，这让华盛顿如释重负：消除传染病、文化普及、经济增长这些进步都被算在了美国头上——这都是因为美国针对“脆弱目标”发起恐怖行动，实施禁运，对盟国及国际信贷机构施加压力，并一再威胁要入侵。我们偶尔会读到一篇报道，说“在尼加拉瓜的偏僻村庄”，曾“大大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可预防疾病发生率的医疗保障计划现在是每况愈下。因为政府被迫“将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源用于战争”，医疗计划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另外，美国雇佣军攻击了医院和学校这样的“脆弱目标”，摧毁了60%以上的医疗中心，杀死或绑架了大批医务工作者。有一个村庄的150名儿童死于麻疹，因为反政府军让政府医疗人员（他们常成为刺杀目标）无法接近这个村庄；肺结核及其他疾病又达到了流行的程度，而医院和医疗中心没有足够的药品和医疗设备，营养不良也再度出现，如果美国的行动成功，营养不良状况甚至有可能回到早先的程度。婴儿死亡率在桑地诺政府的健康改革中曾被减少了一半，现在又重新上升；尼加拉瓜的医院本来只为全国2%的富裕人口服务，桑地诺执政后让医院免费向公众开放；但现在，由于美国的进攻和禁运，这些医院的“患者大大增多”，药品设备严重不足，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同样，尽管教师的人数增加了两倍，教学用品却几乎没有。《华盛顿邮报》的一篇大字标题是这么写的：“反政府军学会了攻击痛处”。随后的报道说的是“士气高昂、全身中情局装备”的反政府军如何在偏远的塔帕尔斯村成功烧毁一家诊所。“这家诊所是教会出资建设的，曾是当地人的骄傲”。这次行动被尼加拉瓜民主力量自豪地称为其“‘最重要的行动’之一”。⑭

上述种种只是美国致力让尼加拉瓜降到最低生存状态所带来的部分后果。

现真实世界中，尼加拉瓜人民必须为桑地诺政府所犯的罪行受到惩罚，因为桑地诺政府企图将财富分给大多数穷人。这一罪行说明了里根政府的“坚定信念”：“必须推翻桑地诺政府，至少也得让他们的革命变成一场灾难性的革命，给该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民留下可怕的教训，”⑮必须防止其他国家也干出类似离经叛道的事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带着不加掩饰的快意来欣赏他们的“灾难”，在《纽约时报》上自己祝贺自己，说“美国的咄咄逼人”迫使尼加拉瓜人“把自己的灾难关在自家门里”。⑯

美国在南越农村开展大规模恐怖行动时也有着同样的想法。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顾问马科斯韦尔·泰勒向国会解释说，“我们希望向世界表明，‘解放战争’……要付出昂贵代价，是危险的，注定要失败，”⑰同样，不管在哪个国家，忍受苦难的人民想要改变由强大支持者维护的国际秩序，都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些强大的支持者就是温斯顿·邱吉尔所说的“安居在自己家里的富人”，要靠自己的地位来统治世界。这个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里根政府的政策代表了统治阶层的共识，也解释了为什么如此简单清楚的事实在文化主流中却无法表达出来。

我们还应该记起，尼加拉瓜的悲惨事件与死亡（我们必须再次淡化这些情况）在美国的受教育阶层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正像发生在洪都拉斯等地的类似情况在今天无人问津一样。相反，有的国家试图改变美国近一个世纪的支配所带来的悲惨状况，这种努力倒是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愤怒（隐藏在通常的“反共产主义”伪装之下），使人们坚定决心要让尼加拉瓜回到“中美洲模式”中来——如前所述，《华盛顿邮报》的编辑们在文中就是这么写的。

对医疗所、学校这种“脆弱目标”进行恐怖袭击，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美国政府感到了桑地诺政府的威胁。尽管桑地诺政府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美国支持的索摩查政权垮台前又让国家满目疮痍，他们还是有可能开展改革，而这些改革无论对周边国家还是尼加拉瓜国内某些地区（索摩查政权在这些地区的农业人口中仍有一定支持。这些地区对桑地诺的政策怀有敌视情绪，因为桑地诺政府在推行某些政策时过于简单粗暴，特别是在改革初期）来说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摧毁医疗机构、学校、农村合作社可以克服对改革成功的恐惧。因此，指挥雇佣军袭击这类“脆弱目标”是很合情合理的，而正如人们偶尔看到的新闻报道所述，这些策略在恐怖主义武装分子可以深入的偏远地区实现了其目的。彼得·福特报道说，在靠近洪都拉斯边境的希诺特加省，反政府军成功地让平民中感到了恐惧：他们伏击民用卡车，造成无数平民伤亡，杀害了许多医生、医务工作者和教师，迫使政府关闭了新开办的学校和诊所；反政府军还不断烧毁房屋、教育设施、合作社仓库和社员食堂，四处肆意破坏，合作社“社员连自己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通过收获粮食获得利润了”。反政府军领导们也对合作社员发出了警告（按照美国的标准，这应该是“政治宣言”），如果社员能把合作社重建“一百遍，他们就会把合作社摧毁一百遍”，一位农妇这么说道。⑱美国政府希望这些策略能制止尼加拉瓜的改革措施，破坏国内统一，激起不满，最终让尼加拉瓜全国民众认识到，只有回归美国建立的“中美洲模式”，恐怖才会停止。

美国恐怖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们创造了一组特殊的语汇，用以掩饰他们对里根主义杰出成就（尽管可能有些“瑕疵”）的满意与赞赏。《新共和》的编辑莫顿·康德拉克警告我们，如果不能坚持这一路线，就可能“危及近年来美国在中美洲所做的一切努力”。⑲与此同时，作为言论领域的自由左派一端，查尔斯·莱恩在同一刊物上非常严肃地写道，里根主义在寻求“一种低成本方法，以协调美国希望第三世界走向民主的崇高目标与美国克服越战综合征的强烈愿望”。他接着写道，尽管在萨尔瓦多已取得成功，但在尼加拉瓜里根主义却受到了美国式冲动的威胁；“美国发现不能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尽快通过武装起义使这个社会和文化实现民主。”——很巧合，“武装起义”的支持者中有很多重要民主国家，如处于新纳粹将军们统治之下的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韩国，而起义在美国国内的组织者则是民主进程的热情支持者，如威廉·凯西、埃德温·米斯、约翰·波因德克斯特，以及他们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批评里根主义的人们则担心里根政府这样“积极推行民主”可能会显得过于“热心”（约翰·里利语）；我们为让“桑地诺政府改革符合美国民主模式”而作出的努力需要“冒风险”（约翰·奥克斯语），这么做可能并不值得；尼加拉瓜也许“远非我们的良好愿望所能拯救”（杰斐逊·莫利）。⑳莱恩、奥克斯和莫利在新闻界主流中属于接近边缘的持不同意见者。在这个受到重视的言论圈子之外，就只剩下那些被麦乔治·邦迪称作“旁边的疯子”的人了——他指的疯子是那些敢于对“第一梯队”提出质疑的人；正是“第一梯队”指挥了我们此前远赴越南的民主征程。㉑

面对关于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历史记录，国内对“我们良好愿望”的信心都没有受到任何损害，那些关于东南亚、非洲、中东及其他地区的记录就更不用提了。这其实是正常的。在恐怖主义文化中，历史与书面记录全都无关紧要，因为政府小心翼翼地回避针对体制的批评，而且在其他手段都不管用的时候总能使出“转变路线”的绝招。美国在中美洲支持的暴行是近年来最为可怕的，然而它所引起的思考只不过是有些问题“远非我们的良好愿望所能解决”。这种反应与1987年韩国事件[5]引起的反应很相似；美国长期支持韩国的军事独裁统治与国家恐怖，韩国民众的抵制在这一年已发展到不容忽视的程度。由此爆发的反美主义运动引起了一些人的思考，认为“将美国的道德标准强加于他国政体是件很麻烦的事”——仅此而已。㉒

“良好愿望”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人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至少在美国国内是这样。然而其他国家对此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其中有些还是我们的盟国。由于在二战期间美国就想接管英国的传统领地，侵占英国历尽千辛万苦换来的成果，英国外交机构看穿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假面具。在二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文献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记载：“美国帝国主义目前处在远东事务的最前沿”，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企图将我们挤出圈子”。英联邦自治领高级专员公署要人们警惕“美国商业利益中的经济帝国主义，它披着国际主义仁爱慈善的外衣在大肆活动”。至于美国所谓的“仁爱”（它已成为西方意识形态体系的重要部分），英国外交部部长理查德·劳在内阁阁员面前是这样评价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代表着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世界所需要的，是世界会喜欢的，最终也是世界不论喜欢与否都必须接收的”㉓——这句话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一贯的伪装作了精辟的总结。

这样的深刻认识一般只有受害者才能得出：英国，被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取而代之；中美洲、南亚及其他地区的农民，他们所受到的教训则更为严厉；还有欧洲工人阶级，在二战刚刚结束的时期，美国要他们承受重建资本主义的负担，以满足美国投资者及其当地合伙人的利益。知识阶层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些事实掩盖起来。他们鼓吹“美国目的”的崇高，宣传其他人们所熟悉的原则，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美国国内知识阶层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尤为众口一词，而且还满怀热忱。

在国外维持秩序往往比在国内困难。里根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引起了人们的批评和严重关注（包括保守派人士）。人们认为里根政府让国际形势变得更加紧张，而且“用狂乱的谵妄污染了国际交流的语言”（戴维·瓦特，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当美国在尼加拉瓜的恐怖行动仍处于“隐蔽”状态时——“隐蔽”意味着众所周知却仍未公开——加拿大的一家主要报纸（该报向来比较保守且亲美）对里根政府提出了批评，指责里根政府组织起了“一帮杀手”，在华盛顿“牛仔头目”的指挥下袭击尼加拉瓜，这种行为是“疯狂的”。华盛顿试图破坏1987年8月中美洲和平协定时，一向温和的英国媒体甚至恳请里根总统“接受中美洲的现实”，让和平计划能够继续下去，不要因为“一心想推翻尼加拉瓜民选政府”而继续为“杀人成性而又毫无能力的反政府军提供经济支持”，这一做法“已经给他本人和他的政府带来了耻辱”：

这种行为也是对国际法院裁决的蔑视，可以与苏联在阿富汗和东欧推行的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死亡，让一个已经饱受贫困之苦的国家蒙受了数百万英镑的经济损失。(https://www.daowen.com)

尽管华盛顿一再发动宣传攻势，国际社会仍然认为美国是失败者，而桑地诺政府是中美洲真正的民选政府之一。尼加拉瓜与苏联并没有什么同盟关系，戈尔巴乔夫已经中止了对尼加拉瓜的石油供应。与此同时，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的美国却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这些国家结盟，而它们实际上都是不折不扣的军事独裁政权……众所周知，美国共和党的标志一直是一头大象。看到一头大象与几只蚊子推心置腹，人们肯定会大感惊诧。㉔

然而，在国内的同类刊物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评论。美国的几个附庸国倒是有所反应——他们对里根政府的“疯狂”表示理解与支持。㉕

尽管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在盟国中引起了问题，但它同样也带来了补偿。国家统治者自然不会不清楚他们展示给国际社会的形象，他们还利用这种形象开展进一步的恐怖主义行动。1986年4月美国空袭利比亚几个星期之后，里根政府试图让西方各国也加入反利比亚阵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里根政府在当年5月召开的东京峰会上发表了一份意见书，警告各国“有必要采取一些行动了，这样抓狂的美国人就不会再一次孤军作战了”。这个策略取得了成功。里根的助理们对个中原因一清二楚：

一位美国官员说，“我们成功利用了疯子这个因素（他指的疯子是里根）。‘别让我再杀人了’。”㉖

关于离美国比较近的恐怖主义行动，媒体和其他评论者则向我们保证，桑地诺政府以受到袭击和侵略威胁的借口来为自己对国民的压迫开脱，并以此来解释自身无能与邪恶本质所造成的国内经济灾难。桑地诺政府的这种狡辩无需事实依据或逻辑推理，因为它们纯粹是宣传需要，不管怎样都是真实的。这样，对于其他国家在冲突时期发生的压迫现象我们就可以轻松坦然地置之不理——萨尔瓦多当然是不能提的，因为它显然与这个结论不符；不过，对于以色列等国或者美国本身存在的压迫现象（这些地方受到的威胁与尼加拉瓜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但压迫一样存在），我们还是要进行消息封锁。㉗

听话的评论家们也必须忽视经济方面的事实：例如，1983年，泛美开发银行（现在，迫于美国压力，该行被禁止向尼加拉瓜贷款）认为“尼加拉瓜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这为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个结论得到了慈善机构乐施会和其他很多不太听话的机构的支持；还有，尼加拉瓜国民生产总值净增长率“在1980至1985年间达到了4.4%，几乎是拉丁美洲整体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两倍”，远远超过了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我们必须忽视或贬低尼加拉瓜的福利体系，以及该国农业投入的大幅度增长——这可能带来尼加拉瓜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危险；同一时期（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农业投入都在下降，危地马拉下降了57%，哥斯达黎加则下降了73%。研究出口额数字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在1979到1985年期间，尼加拉瓜的出口额增幅超过了11%（在同一时期，由于贸易状况恶化，尼加拉瓜出口的商品贬值了近25%），而中美洲其他地区的出口额则下降了19%。我们必须忽视遍及拉丁美洲的整体经济危机（在中美洲尤为严重），以及恩里克·博拉尼奥斯作出的结论。博拉尼奥斯是尼加拉瓜私人企业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桑地诺政府的主要反对者之一（这使他在美国变成了重要民主人士）。他认为造成尼加拉瓜经济危机的是下列因素：战争（60%），国际经济危机（10%），中美洲共同市场的收缩（10%），以及商业和政府失误造成的资金流失（20%）。㉘

忘记以下内容也是很重要的：美国支持的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后，尼加拉瓜人取得了令人无法接受的巨大成就。索摩查垮台后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残留的最后一些财富也被洗劫一空；1980年10月，世界银行代表团的估计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尼加拉瓜国民人均收入也不可能在80年代末之前恢复到1977年的水平”。㉙尼加拉瓜面临的实际状况是：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战争不断升级，需要动员全国人民和物资；这种动员即使对一个富有而且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来说都是不堪承受的。

既然其他因素都不成立，尼加拉瓜的问题必定是美国的敌人所造成的，这一事实不需要更多的证明。享受着美国充足援助的邻国发生了问题，这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然更不会激起人们的强烈指责。

要严格控制住这些影响并不容易，这也是隐蔽恐怖主义行动固有的意识形态问题之一。但是美国政府必须这么做，人们在这个恐怖主义国家中也看不到什么偏离政策要求的现象。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美国对桑地诺政府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独裁”的指控，以及这种指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能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恐怖主义文化。《华尔街日报》上克利福德·克劳斯的一篇文章用的是以下标题：“尼加拉瓜在收拾自己造成的经济烂摊子时没有得到多少外国援助”。㉚在文中克劳斯承认，战争可能会造成尼加拉瓜政府的财政“紧张”，但他对贸易禁运及美国采取的其他措施所造成的影响却只字未提。美国措施造成的影响显然十分严重：市场和原材料供应都被封锁，甚至包括零部件；尼加拉瓜被迫求助于苏联，而这正符合里根政府的要求。㉛克劳斯坚持说，真正的问题是“政府采取了适得其反的价格政策”，从而导致了各种“荒唐的市场现象”，如为了保证城市贫困人口不致挨饿而人为压低香蕉价格。我们姑且先认为他的批评是对的。然而，我们却找不到其他针对美国领地，根据当地市场状况讽刺其价格政策的文章。以洪都拉斯为例，该国在大批人口活活饿死的同时向外国出口粮食。发生在洪都拉斯等国的现象只不过是市场运作的自然规律，而如此合理的价格政策虽说不符合当地农民的利益，却恰恰符合美国公司及当地合作伙伴的利益，对此我们只能表示赞赏。

我们可以指责桑地诺政府因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独裁”而导致国内经济崩溃，但一定要注意，不能将尼加拉瓜与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作比较。在这个国家，里根主义者的高超经济管理手段（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在1986年10月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中得到了这样的评价：“在短短几年之内，随着美国在国际市场中竞争优势的丧失，一个富有的债权国变成了头号负债国。”㉜“美国花了72年时间，到1982年才获得了拥有1500亿美元债权的优势地位……而现在，美国对外负债达2500亿美元。有分析家预测，到1990年美国的债务将达到或超过8000亿美元。”随着美国这个统治世界的大国与其竞争对手关系的演变，这个数字在此后数十年中还将继续增长到近1万亿美元：这将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说，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的巨额财政开支和贸易赤字”。㉝显然，作为里根政府留给我们的部分财富，这些出色经济成就让我们有充分的资本来轻蔑指责桑地诺政府的失误，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比我们好得多。

为了给里根政府的经济管理者开脱，有人可能会说他们一直在想方设法缩小美国与第三世界劳苦大众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或者说鸿沟）。因此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章：“第三世界疾病波及美国中西部地区”，在中西部“我们注意到农村孩子们患有甲状腺肿大和乳牙脓肿，这说明他们营养不良”。“专家称，饥饿与营养不良在堪萨斯州农村是从未有过的现象。”这确实是80年代的一大现象，但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的城市贫民窟和其他一些地方，人民健康状况恶化的现象不算新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专家说今天的农民比起大萧条时代的农民吃的苦头更多”，这是“很多提高效率的现代手段”造成的——农民种植玉米、高粱和小麦是为了出售，而他们自己吃的食物却要到超市里去买。㉞

我们还应该注意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即美国在第三世界的负债。自1981年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偿还超过了借贷（我们必须考虑跨国企业将利润转回本国及大规模资本外逃的因素，在拉丁美洲外逃资本几乎等于当地国家所欠的债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随着非石油类商品价格的下降和资本外流的迅速增加，近期的一项统计表明“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自穷国向富国转移”。㉟在美国统治阶层眼里，这种财富转移及其对穷国的影响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不过他们自己还不起银行贷款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里根政府违背公众意愿和国会规定开展的秘密行动其实一直是众所周知的。“丑闻”爆发之后，伦敦《旁观者》杂志的右翼记者就指出，“中美洲的记者很早就知道有人在向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军空运援助物资”。㊱“桑地诺政府军事情报局局长里卡多·惠洛克甚至告诉了我们有关这些空运的具体情况。但始终没人想按着这条线索追下去，直到1986年10月尤金·哈森福在飞机被击落后被俘。”同样，记者们也没有追踪其他更多新闻线索，它们都显示“奥利弗·诺思坐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里遥控反政府军作战”。诺思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大家都很清楚，㊲只不过真相被强行压制下去了。在“丑闻”败露一年多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反政府军在执行一次军事行动时“直接从华盛顿官员处听取军事建议”。这次行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一位军官组织，他“直接向里根总统报告”。这个人其实就是奥利弗·诺思；据编辑们说，由于担心公开诺思的姓名会给他带来生命危险，他们在新闻中隐去了他的名字。此后不久，里根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历来以态度尖锐自诩（这种所谓的尖锐通常很可笑）的华盛顿新闻界就15个不同话题提出了26个问题，却没人问到这些报告；㊳新闻界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就算这些军事行动危及到人们的生命，死去的人也全都是罪有应得。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反政府军还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以色列等美国的附庸国得到武器装备。这就意味着反政府军其实是从美国获得武器的，而美国提供武器给他们是违反国会规定的。㊴早在“丑闻”败露之前，中央情报局违反国会规定参与援助反政府军的事情就被揭露了出来，披露出来的情况包括资助军事行动、贿赂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两国官员。㊵众议员萨姆·吉丹森评论说，种种事实“就连最迟钝的人看了也会目瞪口呆”。然而，这样的揭露仍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总体说来，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仍然可以压制下去。伊朗门事件被披露时的情况同样如此。实际上，1986—1987两年间对伊朗门事件的揭露所产生的新认识只有一个：这两次秘密行动是有关联的，尽管人们不知道里根时期组建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到底有多么庞大，多么复杂；人们对此也没有兴趣。老挝和柬埔寨的“秘密战争”也是一样，虽然媒体对所谓的秘密了如指掌，但政府还是能够把秘密压下来。㊶

进而言之，我们无需直接证明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即便国会下令禁止军事接管，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政府也会找到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媒体对此很清楚，国会对此很清楚，就连处于里根主义支持下的恐怖主义分子领导者对此也很清楚。若纳斯·萨文比在1982年就曾对记者说，“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总有其他渠道……克拉克修正案（禁止为萨文比领导的‘安盟’[6]提供援助）毫无意义。”㊷那些不能自己作出判断的人可以看看里根政府的说法，以从中获得启发。1986年3月9日的《迈阿密先驱报》在头版头条新闻中概括介绍了里根为向反政府军提供援助提交国会的请求。报道中引用了里根请求的关键段落：要求国会授权中央情报局和其他“任何政府行政部门与机构”接管战争。“有官员称，如果国会拒绝了这个提案，那么里根就会放手用其他手段遏制尼加拉瓜。”㊸——“遏制”一词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委婉说法之一。到了“丑闻”再也无法压制的时候，新闻界就会引述秘密战争负责官员们的话，如“我们必须绕过行动合法性的障碍。这就是行动的实质”，然后再评论说“真正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过去几年中这些争议性行动以及违反法律向反政府军提供援助的做法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国会、里根政府和公众竟然过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关注它们”。㊹有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新闻界却没有问：新闻界为什么过了这么长时间才报道早已知道的情况？如此明显的事实总会有无数的其他迹象；不过，以新闻界服从于权力的惯例，不理会这些迹象会更省事。

尽管媒体没有理会美国为反政府军空运物资等事实，但美国情报机构对于这些事实是很清楚的；因此，国务院情报部门也了解这些情况。即便这些空运不是美国组织的，我们也很难想象美国情报机构竟然如此无能，连从美国控制的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空军基地有飞机飞向尼加拉瓜都不知道（当时尼加拉瓜领空所受到的监视极为严密，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或者说，美国情报机构连马那瓜记者司空见惯的事情都一无所知。所有这一切，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和乔治·舒尔茨肯定都是知道的。㊺在此我们不想评价这两人视而不见的本领，以及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中对上述问题敷衍了事的询问；我们同样也没有必要细细品味听证会上舒尔茨给国会和媒体留下深刻印象的“坦诚”：“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直言不讳，其坦诚令人无比振奋。”㊻

然而，随着反政府军补给运输机在尼加拉瓜被击落，贝鲁特的一家杂志和伊朗人又透露了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的德黑兰之行，里根政府不可能继续保守秘密了。从1986年10月起，复杂的欺骗之网被掀开了一角，这使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行动指挥者们大为尴尬。他们只好装作对自己下令执行的计划毫不知情。这些揭露可能会限制他们开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他们一直致力于此）的能力，至少在短期内将是如此。揭露也稍稍增加了正直新闻工作者报道他们所掌握情况的机会。这些情况不仅仅是关于中美洲的；和水门事件时期一样，很多其他真实情况也得到了披露，直到刚打开的大门又一次被砰然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