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损害控制

第六章　损害控制

1986年末，华盛顿的国际恐怖网络被部分揭露，这就要求启动损害控制方案，以免民众认识到或了解到任何实质性的问题。考虑到我们过去十年中在中美洲的所作所为，损害控制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损害控制所依据的借口是：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是愚蠢的、无用的，而且失去了控制。阅历极深的观察家们满怀灰心失望大摇其头，感叹道：“总统手下全是一帮侏儒。”①水门事件闹剧中他们的评价也是如此。观察家们的这种反应值得怀疑：每当美国政策原则的面纱之下开始显现出实际政策的轮廓，这种典型反应就会出现。一旦有违法行为被揭露（如现在被部分揭露的情况），政府的本能反应就是缩小调查范围，以掩盖违法行为有组织、有系统的实质。必须把所有责任推给个人，一切问题都是由于个人失职造成，但不能继续追查体制根源（不管怎么说，再好的制度中都可能结出一个坏苹果，或者冒出一个过于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关键是，美国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很高尚的，我们必须全力加以维护，不容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

在这些最高原则的指导之下，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关键性问题根本没有被列入媒体的议事日程：体现美国政策一般性指导方针（也是不变的指导方针）的历史与文献记录；政策制订的制度背景；这些政策最近在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实施的情况；处于美国长期影响与控制之下的加勒比海与中美洲地区目前的普遍生活状况，还有从中反映出的多年来美国政府政策的真实目的与特点；还有其他地区的类似情况，通过它们，我们对自己目前面临问题的缘起和实质可能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问题不适合用作报告、评述或辩论的主题。反之，整个媒体讨论的内容必须符合统治阶层的要求（一般由国家宣传机器制定）；不过，如果高层人士对策略性与程序性问题的看法意见不一致的话，辩论是允许的。在这些限制之下，政府的基本原则是不可能受到质疑和反对的，例如美国决策者对民主、经济发展与人权的坚定支持。对当前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必须符合这些条件，而历史记忆也需要进行一番塑造，这样人们就不会对政府的基本原则提出疑问，甚至不会觉得这些原则有问题。

借助“历史健忘”与“视野狭隘”技术，损害控制计划就容易得多了。这些方法让我们能够回避令人尴尬的（肯定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了一些问题，例如：

如何解释美国上层舆论的突然转向？1979年7月，美国高层突然对尼加拉瓜的人权与民主问题表示出强烈关注。就在1979年7月，我们的长期盟友索摩查被赶出了马那瓜，卡特政府也没能保住尼加拉瓜人痛恨的索摩查国民警卫队的地位，以便它能以新面孔来恢复旧秩序。

1985年在与伊朗进行丑恶军火交易之前，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做了些什么？据托尔委员会和国会听证会提供的时间表，1985年之前美以与伊朗就有过接触——当时并没有人质需要美国去营救。

在国会表决通过支持反政府军（美国政府官员称这一表决实际上就是战争宣言）之后的第二天，支持反政府军的《新闻报》被暂时停刊，这引起了国内的极大愤慨。然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发生的类似事件却没有引起美国人的任何反应：以色列勒令两家耶路撒冷报纸永久停刊，理由是“虽然我们给了它们言论自由的权力……我们还是不能容忍他们利用这种自由来损害以色列国”；以色列高等法院也说，“以色列国绝对不允许恐怖主义组织为了摧毁以色列而在其国内建立企业，哪怕是合法的企业”（《新闻报》的赞助机构是反政府军的一个游说组织，而该组织的资金来自进攻尼加拉瓜的那个超级大国）。这两个类似事件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应截然相反，这又该如何解释？②

如果某种话语希望受到肯定和尊重，至关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不能提出上面的这些问题。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损害控制方法的一些特点。

在国会，里根政策的一位主要批评者参议员迈克尔·伯恩斯表达了他对里根政府“崇高目标”的支持：“设法让尼加拉瓜‘民主化’。”但他补充说，利用反政府军“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③伯恩斯看到，该地区的“美国友邦”正在走向民主——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然而在这几个国家任何一个明白人说起“民主”这个词都会心惊肉跳。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把民主带给尼加拉瓜人民的承诺，不能因为一些小事分心——比如说130年来美国干涉别国的记录中所显示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转到媒体。在“极度自由的”新闻界，一位里根政府的批评者在新闻分析中写道，置身丑闻“漩涡中心”的奥利弗·诺思中校“对中美洲的民主事业越来越尽心尽力，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尤为关注”。④这时候诺思中校还没有在听证会作证（诺思的证词赤裸裸地反映出了他对民主的极端蔑视）。在当时，究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诺思关心民主事业（无论是在尼加拉瓜还是在美国），能证明他知道“民主”这个词的含义，能证明反政府军领导或美国政府对民主感兴趣，哪怕是曾经有过兴趣？什么证据都用不着，因为我们在此探讨的是原则性事实。

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这些原则是言论的前提条件，根本不能作为讨论的对象。不管真相如何，原则性的事实是：里根主义“是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将民主推广到那些自60年代起处于苏联傀儡政权统治之下的国家”。当然，问题还是有的，比如说我们是否应该援助“尼加拉瓜抵抗运动”（斯蒂芬·罗森菲尔德语）；“抵抗运动”指的就是从外国基地进攻尼加拉瓜的雇佣军，在战场上每天有飞机为他们运送补给物资，这都是因为赞助他们的超级大国非常慷慨。《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我们必须支持“中美洲地区的民选政府”，巩固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诸国的“民主政权”，支持它们的“民选总统”，保护它们不受到“桑地诺政府”的破坏——这个政府不是由“民选总统”领导的“民选政府”，也肯定不是一个“民主政权”（如我们的几个附庸国）。《华盛顿邮报》编辑对此表示赞同。中美洲的冲突让尼加拉瓜的“马克思主义政权”置身“萨尔瓦多民选政府”与“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夹击之下，我们必须帮助“该地区的友好政府来阻止桑地诺势力的极度扩张”——而不是阻止美国势力的极度扩张（在联合国压倒性的支持下，国际法院裁定美国在尼加拉瓜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同时让“尼加拉瓜的拉丁美洲邻国也背负起将该国推上民主轨道的责任”；阿里亚斯方案就是这么倡议的。通过自由媒体之外的其他新闻渠道，我们知道这个方案对中美洲各国一视同仁，不过就是没有提到尼加拉瓜。詹姆斯·赖斯顿在听取了波因德克斯特的证词之后，告诉我们说：“波因德克斯特将军认为，总统的根本政策是帮助反政府军实现尼加拉瓜民主化”；他补充说，“也许，悲剧最初是从谎言开始的”。他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谎言自然有自己存在的价值。⑤

当知识精英开始重建国人信念的工作时，我们看到了一出出低俗的喜剧。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新共和》的文学编辑利昂·维塞尔梯阿对我们说，（他的语气中似乎带有一丝绝望）“作为一个伟大而善良的国家的代表，里根政府在心底感受到的那种纯洁高贵用多么华美的语言都无法形容”。“这些纯洁的心灵梦想着让尼加拉瓜实现民主”，并带着“无与伦比的人道主义精神”投身其中；不过，在“里根先生的华盛顿一派思想正直”的气氛中，里根政府还是做错了事；很快，他们的错误就会在国会听证会上得到揭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显。为了从“里根时代的道德与学术沉醉”中清醒过来，我们需要在里根政府“崇高的理想主义”中加进一点“现实主义”。就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在激励着里根主义者，让他们因为中美洲15万人被杀而欢呼雀跃，满怀激情地支持以色列进行屠杀，并且在让他们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暴行”（国际人权监察机构的说法）的施行者的同时，又扮演这些暴行的辩护者。⑥但是，维塞尔梯阿接着说道，里根主义者与伊朗的交易“是对政府最严格的一个信条的嘲弄：那就是，绝不姑息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指使者”。⑦这种批评是很寻常的，而且作者们从来不会接下来多写两句：我们如果真的想避开国际恐怖分子，就得把华盛顿封锁起来。

至于尼加拉瓜问题，维塞尔梯阿则敦促我们放弃里根主义者那种“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用“现实的反共产主义”态度取而代之。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要求我们“采取行动阻止桑地诺政府加入苏联主宰的集团，并防止桑地诺分子干预邻国人民的生活”，而这些目标“不借助反政府军这把铁钳是无法实现的”。回到现实中我们很快就能发现，是里根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的政策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些结果是意料之中也是计划之中的）：迫使桑地诺政府依赖苏联，并放弃他们为保持中立所作的努力；这样一来，里根政府就有理由对尼加拉瓜发起攻击了，当然攻击的真正原因并不在此。另外，这也是美国干涉别国时的惯用模式，1954年美国干涉危地马拉就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至于美国必须防止尼加拉瓜干预邻国人民生活的观点（这种事情我们是绝对不会做的），我们有必要指出，虽然没有任何尼加拉瓜干涉别国的确凿证据（国务院宣传机构最近费尽心思寻找证据，同样一无所获），⑧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并未受到丝毫影响。其余的事情在原则面纱的遮掩之下仍在继续，不露端倪；这是符合知识界舆论规范的。

从我们先前介绍的情况来看，⑨这些舆论规范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外，而且这些例外与我们在拉丁美洲职业新闻界所看到的有相当大的区别。然而，两者之间的一致性仍然很显著，而且发人深省——它们都揭示出了主流思想文化的特点，但这些特点并不曾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我们应该指出，里根政府为了确保尼加拉瓜依赖苏联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内舆论对这些措施的成效没有丝毫察觉；然而，在他们宣称要大力支持的尼加拉瓜反对党看来，里根政府措施的效果非常显著。反对党议员马里齐奥·迪亚兹在对新宪法表示反对时说：

我们这个国家别无选择，只能将自己与东欧的军事经济集团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尼加拉瓜在某个时候真的成为了东西方冲突的一部分，美国采取的政策也就取得了成功。我并不反对从社会主义国家取得援助。当然，如果桑地诺政府不从华约组织那里获得武器，我们这个国家就会落到尼加拉瓜民主力量的手里，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而且，尼加拉瓜民主力量并不是一个民主的选择。艾德瓦尔多·弗雷[1]希望皮诺切特[2]将权力交还给人民，为此他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知道同样的事在尼加拉瓜也可能发生，甚至会更糟糕。我们反对尼加拉瓜民主力量，也不同意反对革命的选择。⑩

美国声称自己要把民主带给尼加拉瓜，这是损害控制的一个关键原则。评论者们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赞同。至于其中的一些问题，他们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声明出台的时机很奇怪；美国破坏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民主的行动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些问题都是不能被人认识到的事实；或者说，是根本不能怀有的想法。报刊社论对我们说，政府“始终不变的目标”是“让马那瓜实现民主与自由选举”，尽管“里根政府在努力把民主带给尼加拉瓜的时候，也必须要保证其邻国洪都拉斯已经实现的民主不受到损害。”⑪在新闻专栏中，我们读到的是这些消息：美国“一直在寻求建立一个全面的地区性协议，驱使该地区各国实现民主，特别是尼加拉瓜”；国会认为，“相对美国以反政府军促使尼加拉瓜极左政府走向民主的政策而言”，外交“是一种新的途径”。⑫在我们看来，如果美国的敌国（甚至所有非美国附庸国的国家）宣称自己的行动是出于某种目的，这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其政策的真实目的；但是，如果华盛顿表明了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成了无可怀疑的事实，针对它进行任何理性分析都是不允许的，连动这种念头都不行。

类似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但是，即便是在伊朗门事件听证会揭开里根政府鄙弃民主的真相之后，我们在媒体上也很难找到不受国家宣传魔咒影响的报道或评论——看起来，60年代发生的事件或此前的历史记录都不足以让人们对这种所谓的民主狂热作出一个理性的评价。

周围的种种现象（如舆论呼吁美国继续坚持其“保卫民主”的事业）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坚持官方路线的极大好处。美国的政党路线就是：不需要事实，不用管历史——历史只不过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统治层规定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真理，不需要证明，不允许怀疑。

这些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宣传和评论日复一日，确实达到了目的：把国家的原则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宝座。当然，做这些事的人无疑也把自己所说的话融入了自我意识之中，从而丧失了对国家原则提出质疑的能力。既然没有争论，要给人们灌输规定的看法就容易多了；这些规定的看法被当作最根本的前提，对此提出怀疑会显得非常离经叛道。由于政府上层对基本事实众口一词，政治与信息机构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与私有权力俯首帖耳，就算出现不同看法也不会有很多人知道；即便偶尔有些不同看法传播了开来，它们也会背上证据不足的沉重包袱，而吟唱官方口号颂歌是从来不需要提供证据的。这个体系的运作极有成效：它成功控制了人们（至少是民众中喜欢表达思想、对政治持积极态度的那一部分）的独立思想，并将其限制在政府可以允许的程度之内。

反政府军是“起义军”或“抵抗力量”，甚至是“民主抵抗力量”（罗纳德·拉德什语）或“尼加拉瓜自由战士”（参议院调查委员会顾问马克·贝尔尼克在询问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时所说）。⑬而按照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在新闻报道使用的术语，这些“极左的叛军”是“一群破坏分子”。⑭只有在反政府军说客的内部文件中，反政府军才被正确地称为“雇佣军”——我们必须设法为这支军队打下民众基础。

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批评家们担心的只是里根政府“积极推行民主的做法”可能会显得过于“咄咄逼人”。作为媒体中持极端批评态度的一员，汤姆·威克是这样批评里根政府的：美国没有“通过武力手段让尼加拉瓜实现民主的义务”；而另一位批评家索尔·利诺维茨则敦促美国及其中美洲盟友不要“放弃他们”在尼加拉瓜“开展政治改革的目标”——只有坚持这个目标，尼加拉瓜才能像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一样成为“民主国家”，安全地处于军队和寡头集团（与美国密切相关）的统治之下。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应该支持阿里亚斯方案，当然，支持这个方案“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在尼加拉瓜推进人权与民主政治的目标”——体现里根政府极大人道主义热情的目标；“实际上，阿里亚斯方案的核心是要求尼加拉瓜实行民主变革”——这种说法是美国思想体系曲解阿里亚斯方案措辞的典型例子，我们在后面将要提到；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中发现，按照美国政府的策略，“民主变革”在美国支持的恐怖主义国家之中是一个较为次要的问题。⑮编辑和评论家们都说，“华盛顿的最高目标是尼加拉瓜中美洲邻国的安全，以及整个中美洲地区民主政权的稳定”，国会支持“政府不断提高军事压力”也是希望这种手段“能对桑地诺政府造成足够的影响，促使他们不去干扰邻国，同时重新恢复尼加拉瓜国内的自由”。⑯

媒体报道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报道的作者们其实知道（或者说很容易就能认识到）桑迪诺政府自1981年以来一直请求国际社会对边境进行监督，这样中美洲国家就“不会互相干扰”；然而，这一请求却一再遭到美国的拒绝——这个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以武力干涉中美洲地区。这些作者们可能也知道（或者说需要经过一番努力才能知道），在1986年中期，尼加拉瓜是中美洲各国中唯一一个接受孔塔多拉倡议的国家（美国在该地区的附庸国拒绝了这个倡议）；按照孔塔多拉倡议的规定，各国应禁止武器进口，将外国军事顾问从中美洲地区清除——而这一事实被美国新闻界封锁了；⑰1986年12月尼加拉瓜边境发生冲突后，尼加拉瓜再次请求联合国向其边境派遣一支独立的实地调查团，“以查明冲突发生的原因，并就相应措施提出建议，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联合国大使诺拉·阿斯特加语），而洪都拉斯在美国的支持下拒绝了这一建议；和以往一样，国内也没有报道这一事件。⑱

同样，写下这些典型评论的作者们很容易就能够知道（如果他们还不知道的话）前面提到的其他事实：尼加拉瓜与苏联集团开始交易是在1985年5月里根宣布实施贸易禁运之后；里根同时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因为美国面临着尼加拉瓜对我们生存造成的威胁——从此之后每年尼加拉瓜都对美国人的生存造成新的威胁；⑲但是，对这些类似事实进行思考和探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与美国为尼加拉瓜规定的克里姆林宫阴谋同伙形象不符。这么做也会让人们对禁运的真实目的了解得太多：迫使尼加拉瓜放弃中立姿态，好让美国找到发动进攻的借口（当然，进攻是为了其他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这些作者们也有能力理解，孤立、禁运与恐怖袭击必然会造成尼加拉瓜国内民主实现的可能性减小，并加剧该国国内的压制状态。他们知道（或者说很容易就能发现），美国的一些盟国（如以色列）在国内也采取过类似的措施，当然它们遇到的情况远不如尼加拉瓜的局势严重；而美国国内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也采取过这些措施，不过当时袭击美国的并不是超级大国；实际上，在1812年英美战争之后，美国本土就从未受到过战争威胁。⑳假设有一支苏联组织的恐怖主义军队以爱达荷州为活动基地，在亚利桑那州和蒙大拿州之间纵横来去，通过空投获得大量补给；加拿大成了苏联的大型军事基地，大批苏联军队在该地区频繁调动，随时可能发起入侵，强大的苏联舰队在海岸附近游弋，苏联通过侦察飞行协同其雇佣军的攻击性动，而美国的广播电视则充斥着外国的敌对宣传；如果美国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无法想象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国内政策。美国在这种形势下会不会允许为恐怖主义势力游说辩护的苏联人在国内自由来去？这些说客在游说过程中说了无数关于美国的弥天大谎，现在来到美国明摆着就是要挖掘出更多的信息（或在必要时编造出更多信息），并利用它们来争取人们对进攻邻国行动的支持。美国会不会允许一帮聚敛了无数美国钱财的共产主义分子在苏联（恐怖主义分子队伍中的一员）的支持下出版一家大型刊物？根据美国在其他形势下（远远没有我们的假设那么危及）作出的反应，提这些问题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我们几乎无法将美国与其他国家作任何具有现实意义的类比。

作者们同样不难发现，尼加拉瓜在国内采取压制性政策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进攻尼加拉瓜时采用的恐怖袭击与贸易援助壁垒双重手段；美国在此之前就有所行动了。在国际法院的审讯过程中，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家戴维·麦克迈克尔作证说，1981年中情局经政府批准实施了一项计划，其目的是：利用雇佣军“挑动尼加拉瓜部队越过边界进行军事行动，以此证明尼加拉瓜的好战本性”；并迫使尼加拉瓜政府“在尼加拉瓜国内限制公民自由，逮捕国内反对派人士，暴露出尼加拉瓜固有的专制独裁本质，从而引起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破坏该国已经遭到沉重打击的经济。我们根本不需要麦克迈克尔的证词，因为这些行动可能造成的结果本来就是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但要想理解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脱离思想体系的控制，并对美国神圣而纯洁的意愿提出疑问。而这种做法是受到排斥的：它被视为对文化规范的背离，绝对不能容忍。

有一些国家从表面上看已经实现了公民自由，但我们不能去深究其公民自由的实质：这种做法同样是被排斥的。当然，公民自由的真实性并不是个小问题，即使对于哥斯达黎加这种拥有出色民主记录的国家来说（或者说是美国）也是如此。美洲事务委员会与全美报业协会（隶属美国劳工及工业组织联合会）在其对中美洲媒体的例行调查报告中谈到了这一问题。㉑他们指出，在哥斯达黎加这个所谓“拉丁美洲所有西班牙语国家中公民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国民“实际上……只能听到一面之词，因为富有的极端保守人士控制了各大报纸和新闻广播”；在哥斯达黎加，对信息的有效控制是由“思想的自由市场”来保证的，“自由市场”所处社会的社会资源都集中在私有权力手中；因此，按照美国思想体系所持的奥威尔式观点，哥斯达黎加的新闻自由并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美洲事务委员列出了几个对新闻自由侵犯最为严重的国家，萨尔瓦多在智利与巴拉圭之后位列第三。萨尔瓦多的新闻记者仍然“在不断受到骚扰甚至死亡威胁的情况下”工作；自1979年政变以来，至少有20名记者被杀，还有很多人“失踪”，或者被迫流亡国外。“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极大影响了持中立或右翼观点的记者”；很多出版物“因右翼杀人小队的暴力行径被迫关闭”，剩下的一些大都“被富有的极端保守人士控制”；当然，“言论自由仍因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而被暂时取消（1985至1986年间）”——萨尔瓦多自1980年3月以来就一直处于国家紧急状态，但在美国这种事根本就不能谈及。㉒同样，“洪都拉斯官方虽然没有宣布对新闻自由进行限制，但实际上无所不在的限制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审查体系”——这都是政府的黑名单和遍布全国的恐惧造成的。

其他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艾伦·奈恩在保护记者委员会会刊上登载的文章中写道，“危地马拉军队（民主伪装之下危地马拉的真正统治者）的主要新闻审查方法就是谋杀，大都针对当地新闻界人士”。他指出，“自1978年以来，约有47名危地马拉记者被暗杀，其中很多人被杀的方式相当引人注目——播音员在直播中途被拖出电台，著名新闻记者在闹市区驾车时遭到机枪扫射。”掌权的将军们对公民大肆屠杀，

但这些事件从未被危地马拉媒体报道过——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刊。这一点是在国内没有正式新闻审查体制的前提下做到的。危地马拉没有新闻审查机构，只有一个很独特的体系：胆敢谈论这些问题的记者都会被干掉。

鲁宾·马丁内斯在同一刊物上写到了萨尔瓦多的情况。他说当地局势已有所改善，因为与美国支持下暴力盛行的年代相比，恐怖行动已有所减少；但是，“对于那些不附和官方口径的人来说，新闻自由仍然极其有限”。萨尔瓦多两家最大的日报持“极端右翼观点”，两家报纸的编辑对国内新闻自由倍加称颂，说他们无论以怎样严厉的口气批评政府都可以——“因为目前国内形势很好，根本不存在对言论自由这种政治权利的限制”；马丁内斯补充道，这意味着这些编辑不会被与他们沆瀣一气的安全部队或杀人小队暗杀，也不会“失踪”。这两家大报甚至不接受左翼或中立反对派的付费广告，另一家规模稍小的报纸也是这样——该报与杜阿尔特的基督教民主党有密切联系。另一家小型报纸《世界报》接受反对派团体与人权组织的广告，是“目前为止最开明的一家日报”；这些广告呼吁政府释放政治犯，结束战争，并采取措施解决“工人阶级的经济困难”。萨尔瓦多“最敢于直陈事实的消息来源”是中美洲天主教大学出版的每周新闻公报，这家小小的大学公报是“限制发行”的，但它愿意登载反对派团体与反对党人士的文章。《世界报》摘自这家大学公报的一篇文章被称为“新闻自由最重要的标志”，文中最为激烈的一句话是说军队“取得的成功不仅仅是输掉了战争”，这样的言辞“在80年代充满恐怖气氛的时期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报纸上的”。美洲观察委员会也评论说，萨尔瓦多通过国家恐怖行动，成功地让“国内新闻界自1981年以来一直支持政府；就算新闻界对政府提出批评，也是从右翼观点出发”。㉓

我们在赞扬美国让萨尔瓦多实现“民主”的成就时，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些问题。同样，我们在国内也看不到以色列对新闻界采取措施的报道，如严格的新闻审查、关闭报刊、拘留或开除编辑，甚至拒不批准出版请求。萨尔瓦多（虽然有一支国际军事力量保护该国人民不受杜阿尔特安全部队伤害，这支部队却依然居于统治地位）国内强烈要求政府批准《纪事报》和《独立报》两家报纸重新发行，这样的消息我们也不可能在美国媒体中找到。实际上，有谁听说过这两家毁于国家恐怖行动的报纸？它们的编辑与工作人员被安全部队杀害、毁尸灭迹、驱逐出国、威吓保持沉默，报社机构也被完全摧毁，这些事又有谁知道？相反，虽说尼加拉瓜对新闻自由的侵犯显然远未达到谋杀或恐怖威吓的程度，却引起了美国国内的极大愤慨。

这些都是损害控制所需的重要条件。

从一开始，里根政府就知道可以指靠国内的伪君子。里根政府恐怖行动的所有后果本来全在其计划之中，却要让这些人故意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以崇高的公民自由准则（这些伪君子自己从未接受过这些准则，这一点通过比较分析很容易阐明㉔）来指责尼加拉瓜的种种罪行，如“共产主义者管理混乱”、“桑地诺分子狂妄偏执”，还有桑地诺分子那“与生俱来的极权主义本性”。熟悉美国历史和文化的人们会发现，这一切事件的进行都在他们意料之中。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编辑在文中表达了他们的关注，说我们应该采取行动，在尼加拉瓜“重新恢复国内自由”——这一关注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出于这一考虑，《纽约时报》才认可了阿里亚斯方案，因为它呼吁“恢复尼加拉瓜国内自由，并举行大选”。㉕——根据《纽约时报》的标准，尼加拉瓜此前从未有过大选。如果文字还具有意义的话，这些所谓“恢复尼加拉瓜国内自由”的愿望肯定是相对索摩查时期而言的，也就是说，希望尼加拉瓜重新回到索摩查时期的幸福时光。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国内对尼加拉瓜局势并未表达出多少关注：“从1969年到1977年，媒体网络总共只给了尼加拉瓜一个小时的报道时间——都是关于1972年地震的”，而萨尔瓦多当时也被媒体忽视了。㉖这些有趣的标准不仅是社论语言的规范，在所谓的“新闻专栏”中也同样适用；我们可以在新闻专栏中读到这样的消息：阿里亚斯方案号召“在尼加拉瓜建立民主政权”，而危地马拉则更希望“尼加拉瓜能恢复以前的民主政权”。㉗《华盛顿邮报》也要求美国必须“将尼加拉瓜重新转向民主方向”，并向我们保证，美国“正在借助反政府军努力恢复尼加拉瓜的民主”——也就是说，恢复到索摩查时期的民主；该报还说，里根也在想方设法“切断桑地诺政府与古巴和苏联之间的联系”——当然，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里根政府非常欣赏这种联系，还费尽心思去加强这种联系。㉘

所谓美国希望让中美洲实现民主、知识界舆论对尼加拉瓜（受到一个超级大国的攻击）未能实现民主确实非常关注，这些说法都是虚伪的矫饰；但实际上，如果从一个特定角度来看，这些矫饰是有真实意义的。我们只需要认识到，和大部分政治神学术语一样，“民主”这个说法有双重含义：一是字面的解释，一是为灌输信仰而发明的技术含义。前文中提到过，技术含义上的“民主”只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倾向于美国投资者利益的政治派别有足够能力控制当地的政治体系。在国内，这意味着政治和思想体系都必须处在商业利益的控制之下——这个条件很久以前就实现了。在第三世界国家，这种“民主”的要求是：当地媒体和政治体系处在寡头政治或类似政治派别的控制之下，这些当权者一心一意按照美国投资者喜好的方式进行“发展建设”；必须保证这些国家的民众处在无足轻重的地位（必要时使用暴力手段）；当地军队（与美国暴力体系之间有长期的联系）完全控制政局。

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罗纳德·拉德什和其他人把反政府军说成“民主抵抗力量”，而中情局选定的反政府军发言人埃德加·查莫罗（他“比华盛顿任何一个人都了解反政府军”）却把反政府军说成“中美洲‘最不民主’的部队，是中情局、索摩查和阿根廷军人的混合产物”。㉙作出这两种描述的双方都用了“民主”一词，而且使用的都很恰当：前者的民主是奥威尔式官方言论中的民主，后者则是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奥威尔意义上的“民主”是损害控制所必需的，与之一起出现的还有其他人常拿来炫耀的“人民民主”一词。

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奥威尔式民主概念，上层舆论大为称赞的中美洲“新兴民主国家”确实是“民主国家”。同样，在哥斯达黎加乡村俱乐部聚会、在主子的严密监视下提倡“进步”政治规划的“一群成功商人、银行家和律师”也确实是“民主人士”。这是因为美国可以靠他们来反对桑地诺政府将社会财富分给穷人的改革措施，而且这些人会牢牢抓住自己在国内的优越地位不放，这肯定会使尼加拉瓜保留旧有统治体系的一些残余——不过，坐在驾驶座上的毕竟还是这些人（不是索摩查党徒）；当然，他们对美洲的大统治者言听计从，而他们手下的“强制者”（查尔斯·克劳斯默尔创造的说法，用词精当，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时刻听从召唤，随时准备让不守规矩的人粉身碎骨。相反，尼加拉瓜就不是“民主国家”了，理由很充分：在大选之前的执政体系中，尼加拉瓜的商业与土地所有者们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没有远远超过其所占人口比例的代表（托马斯·沃克所说），而在1984年大选中，与美国国家和商业利益有密切联系的特权阶层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优势：除了控制经济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权力之外，他们还要主宰媒体与政治体系——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民主”的严重侮辱。这可能正解释了下面的一些现象：尼加拉瓜“政治温和派”离开了选举前政党团体；㉚尽管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他们还是拒绝参加1984年大选；而美国选择的“领袖们”（如阿图罗·克鲁兹）却从中央情报局得到资助。1984年尼加拉瓜的大选并未成功举行；按照美国思想体系的说法，尼加拉瓜的权力分布不能保证大选达到预期的结果。按照同一逻辑，尽管这些“政治温和派”没有政治规划，他们仍然是可敬的民主人士；因为他们在“流亡议会”中坚持说，在取得政治胜利后将“把桑地诺分子从政府代表中完全清除”（佩德罗·乔奎因·查莫罗，前《新闻报》编辑，曾在去哥斯达黎加之前公开表示支持反政府军进攻尼加拉瓜［此前是默许的支持］）——反之，桑地诺政府在1979年胜利执政之后在政府中给代表商业利益的政治团体留了一席之地。㉛“温和派”的这一立场完全符合美国使用的奥威尔式民主含义，这正如其他排斥“共产主义分子”（“新话”[3]中的另一个术语）的措施（包括美国国内的类似做法）在美国看来完全合法一样——甚至那些在我们帮助之下采取的极端暴力手段。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再展示官方“民主人士”的民主背景了，也不需要再考虑有关尼加拉瓜的其他事实。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美国政府官员为什么极力要让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民主”：例如，传奇的爱德华·兰兹代尔将军多年来就一直致力于东南亚地区的民主事业。美国成功颠覆老挝民选政府之后，他在为老挝打下民主基础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秘密报告中自豪地说，“在老挝还有一个退役军人组织和基层政治组织处于中情局控制之下，有能力开展宣传、破坏、骚扰等活动”。㉜老挝是这样，尼加拉瓜同样如此：中央情报局控制之下的民主。

这些原则也解释了新闻界的种种现象。自由的新闻界在刊登一篇关于菲律宾设立议会的报道时竟然没有发现任何奇怪之处：该文盛赞菲律宾“民主的全面回归”，并引用参议员斯蒂芬·索拉兹的话，他称议会设立“标志着菲律宾从独裁专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这篇文章题为“阿基诺下令取缔共产党”，文中第一段报道说，阿基诺总统在总统令中规定，加入共产党者将受到监禁的惩罚，从而彻底扭转了马科斯的独裁政策——在70年代中期，马科斯政府承认了菲律宾共产党的合法地位。㉝如果尼加拉瓜出现了类似取缔反对党的举动，我们不难想象国内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

本着这些原则，我们也能明白50年代早期国务院为什么会认为危地马拉政府过于民主了（该词的字面含义）——当时危地马拉将共产党视为“合法的国内政党，而不是苏联全球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㉞在美国成功摧毁危地马拉民主政府一年之后，据国务院1955年的一份秘密情报报告显示，

阿雷瓦洛遵照其政治规划，坚持维护公开的政治体系；被国内斗争削弱的军队与自私自利的政客都无法约束他的政策。在这种自由放任的政治气氛中，共产党得以扩大其行动，并受到了危地马拉不同阶层民众的欢迎……㉟

因此，危地马拉的民主政权必须完蛋。本着这些基本不变的原则，我们能够理解国内为什么会说萨尔瓦多的民主没有受到损害，因此在当地听不到任何批评言论——尽管当时萨尔瓦多军队对国内民众严加管制，担心左翼政治观点会污染民众的心灵。如果我们继续看一些不太显著的例子，在其中发现的问题也更为微妙，我们还是能够理解个中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按照华盛顿民间领导的授意，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和欧洲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对民主进行了相当成功的控制——将民主控制在美国在这些国家既定特权所允许的范围内。

只要我们明白了上层话语的规范，所有的一切就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