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抹煞的事实：伊朗和尼加拉瓜
有些国家狂热地追求民主而偏离了美国式民主道路，出于控制损害的需要，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愚蠢和无能表示出极度的失望。然而真实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我们看到，在里根这位傀儡总统的领导下，策划者们制定出来的政策无非就是将原来的那些惯例和原则稍作调整以适应目前的状况，而这绝非愚蠢之举。我们应该回忆一下，里根派掌权后，随着中美洲那些一直被压制的人民的有意义的加入，在这块土地上一度出现了实现民主和社会变革的可能。但最后这些希望还是化为泡影。洪都拉斯变成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国内军队和寡头集团的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巩固，然而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国家的恐怖活动成功地保护了独裁统治，使之不受任何民众的威胁。同样，尽管恢复公认意义上的“民主”这个进一步目标的实现还很渺茫，但阻止尼加拉瓜实现重大的改革和经济变革取得了成功，并且让其因脱离屈从于美国权力这个“中美洲模式”而受到惩罚。此外，美国人的眼里几乎看不到流血和苦难——从其规模和特点上说，这真是个显著的成就——并且国内的花销也在减少。总而言之，这些在世界恐怖主义编年史中绝非平淡的一章。
再笼统些说，里根主义的运用显示出其老练，另外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够放眼全球，制定和执行上层人士一致同意且广泛支持的计划。在1986年末部分暴露的行动是：（1）袭击尼加拉瓜，或更广义地说，是建立了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去执行此次以及其他的秘密行动；（2）伊朗问题的处理，也和这些恐怖主义行动有关，但目的完全不同。现在让我们先不提历史健忘症（尽管这个问题讨论起来会占很大篇幅），来看一看这些话题。即便是粗略地回顾一下最近的历史，那些被暴露问题的最基本的细节无非就是如何计划和执行——实际上，这些问题除了细节以外的绝大部分早已广为人知了。
直到1979年，尼加拉瓜和伊朗都处在美国委托的管理者的统治下——靠美国暴力上台（伊朗礼萨·巴列维国王，1953年靠美中情局政变上台；尼加拉瓜索摩查王朝，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海军干涉）并且在美国的支持下一直掌权到最近几年，以色列在两国的统治上都助了一臂之力。另外，尼加拉瓜和伊朗在美国的战略策划中都是最主要的部分，因此1979年失去了这两个附属国无疑是很严重的事情。
索摩查家族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在这一地区实行颠覆和恐怖活动的主要基地。伊朗则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三国联盟（伊朗、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一分子。尼克松主义认识到美国不再具有四处实施军事干预的能力，因此必须依靠代理国，于是就组建了三国联盟。正如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所言，“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了，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在国界的巡逻区域多派些警察”——但是大家都明白，警察总部还是设在华盛顿的。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其他国家必须在美国制定的“整体秩序框架”中追求自己的“地区利益”。在中东，以色列和伊朗就是警察，保护沙特阿拉伯及其周边盛产石油的国家，而通常要抵御的敌人就是本地的人民，因为他们有可能会被奇怪的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影响，要求在他们的土地上控制我们（属于美国）的资源。这些重大事务通常被冠以“抵御苏联”之名。参议院在此地区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在以色列，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发展联盟（指一个能够控制沙特阿拉伯并且和美国联系紧密的小型实力集团），促成了这些目标的实现。①那么，接下来自然就要努力在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两国的合作下重新建构一个权力体系，正如1986年末的丑闻所示，用一位以色列分析家的话说，②以色列已经“成为美国的又一个联邦机构，当你想秘密地做什么事时招之即来的机构”，而这也无疑是沙特高层人士所希望扮演的角色。
在这两件事情上，美国全球权力的亚体系都与其地缘政治这一更广泛的框架相吻合。失去对伊朗的控制是尤其严重的事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对波斯湾及附近主要能源储备国的控制。而德黑兰的原教旨主义政权，如果成功实现其目标的话，就会激发伊斯兰民族主义者要求控制此地区资源的行动，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产油地区的众多什叶派人民会积极响应霍梅尼的号召。整个伊斯兰地区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更加恶化了这一问题，而导致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的部分原因则是世俗民族主义的失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霍梅尼政权威胁了美国的霸权，使人联想起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激进民族主义”，这也让美国无法忍受。单这些原因就致使美国和伊朗冲突频繁，所以美国自然要努力再次把伊朗作为一个顺从的参与者并入他的全球体系中；如果不行，那么就在邻国提供基地的前提下，靠海军和波斯湾附近的基地对波斯湾实施直接控制。
用国务院鸽派人士的话来说，美国在中美洲主要关注的问题是“保护我们的资源”。他们还解释说，我们的这个任务往往需要依赖警察国家，因为靠自由派人士是无法平息异议的。③一些秘密文件进一步表明，拉丁美洲的法律制度给美国的任务带来了很多问题，因为它们要求有能够证明犯罪的证据，所以阻止了对“反美颠覆活动”的镇压；最近CoMadres（萨尔瓦多失踪和被刺杀政治犯的母亲及亲属委员会）中的一员刚被杜阿尔特政府从监禁和折磨中释放出来后，美国政府拒绝她到其小镇去参加由国家妇女组织举办的庆祝国际妇女节的会议，当然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事是不值得被高品位的报刊报道的，但糟糕的是，在这个时候拉丁美洲的国家并没有在边境设置关卡以阻止一些不必要的观念对这个自由国度的危害。④过分自由的拉美文化对“反美颠覆活动”的容忍，——按照通常惯例，乔治·舒尔茨称之为“异己意识形态”⑤——对于文明的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严重的困扰。
《多伦多环球邮报》在评论舒尔茨的话时写道，“由选举产生的尼加拉瓜政府的意识形态对于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是‘异己的’，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苛刻。似乎尼加拉瓜人民可以依自己意愿选举任何一个政府，但前提是美国能够和这个政府共存”。这家加拿大报纸和前面引用过的英国主流报纸评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把选举产生的尼加拉瓜政府称作“由选举产生的”，而在美国的报纸中绝对找不到类似的错误说法。
实际上，公开的和秘密的报告中都表明，一直以来美国的政策就认为，美国在美洲有权要求其他国家都服从其命令，而这对于我们摆出的“我们相信自由”的姿态而言，只是个小小的补充说明（克劳斯默尔）。相反，1968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坚持要东欧的各附属国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正因此苏联在二十多年前受到攻击并几乎被摧毁——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堕落的终极体现。
美国要求其他国家都服从于他的意愿，但凡有些许的不顺从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因此在对尼加拉瓜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民主党人”讲话的时候，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把苏联对尼加拉瓜的影响描述为“从美洲以外而来的一个毒瘤”，“自从美洲获得自由以后对我们统一的最大威胁”（他没说在美洲是那些国家获得了自由）。里根警告说，尼加拉瓜可以被用作“登陆海滩”去“动摇墨西哥的稳定”，而得克萨斯州就紧挨着墨西哥。⑥同样，美国有权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有敌意的部队出现在其边境线附近，⑦而苏联的边境线上却布满了强大的军队，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导弹指向其心脏地区——这就是所谓的“遏制政策”。
我们应该仔细审视一下美国国内言论的前提；这些言论所表现出帝国的自命不凡在历史上罕有其匹。
有关拉丁美洲的秘密文件进一步解释说，“要求立即改善人民低生活水准的呼声愈加强烈”，而对此做出回应的“民族主义政权”，急于“扩大生产并使经济多样化”，我们必须予以反对。这些政权所响应的是错误的“国家利益”——是国内社会的利益而非由美国的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我们必须鼓励面向出口的生产，保护美国的投资，并且在美洲阻止“反美颠覆活动”。这就需要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军队中享有“主要的影响力”，而且确保他们“理解并倾向于美国的目标”。拉丁美洲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国内安全”；尤其是像肯尼迪自由主义者说的那样，“在拉美的文化环境中”，军队的作用就是“不论何时，只要军队觉得政府领导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就可以把他们赶下台”——一旦这些军队理解并接受了“美国目标”，这个国家利益就变成了美国老大哥的利益。美国的策划者们意识到，“当前拉丁美洲的政治动乱助长了目前阶级结构中主要群体争权的革命斗争气焰”。自然，美国及其在当地的一些附属国就要找好自己的定位，控制住这种阶级斗争的成果，鉴于国内安全部队“在拉丁美洲有可能是各种政治团体中最不反美的”，他们被作为主要的考虑因素。所有这些都源于一个事实，美国在拉丁美洲利益的首要根源是包括投资和贸易在内的“经济根源”。⑧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国家计划的文件记录和经济文献记载中，把世界放在一个非常通俗的马克思主义框架中去理解，这种情况决不罕见。
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在内部文件中有清晰的表述，他们知道这些目标的实现要依靠武力以及组织一批能够适当地实施武力的本土的部队。这种思维也说明了美国外交政策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系统性——不仅指在拉丁美洲这一个地区。文献记载和美国政策传统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必须坚决忽略前者。
按照这种想法，卡特的人权政府本应该支持索摩查和伊朗国王。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就反映不同政见的国会立法，限制了对索摩查的直接援助，所以当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在最后一次突发暴力事件中杀死40000到50000人时，卡特政府就被迫依靠以色列来提供军队并出谋划策。⑨
当挽救索摩查政府希望渺茫时，卡特政府试图确保国民警卫队的统治，并把桑地诺主义者赶下台，因为他们是响应错误的“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者”。当这一切又不能实现的时候，国民警卫队被挽救并重新组建为一个恐怖主义部队，从洪都拉斯的军事基地袭击尼加拉瓜，最初是以这些我们公开称为“代理”国为媒介的⑩：萨尔瓦多，阿根廷（当时处于新纳粹将军的统治下，因此是个可接受的“代理”）和以色列。1981年11月，里根政府甚至派飞机把它的朋友送到华盛顿，让他“去设计一个协议；一位熟悉此协议的政府官员说，根据此协议阿根廷的军官可以训练尼加拉瓜的反叛者”，莱奥博尔德·加尔铁里将军是一名阿根廷战犯，“他显然对于他在这场肮脏的战争中命令逮捕并折磨嫌疑犯的事情毫无悔意”。⑪这些行动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美国很快就直接接管了这些事务。⑫
伊朗国王常常被大赦国际等其他人权组织引为与他同时代最恶劣的人权违犯者，而1978年10月31日，美国训练的伊朗军队屠杀了几千游行者之后不久，卡特总统却赞扬伊朗国王的“进步政府”和“在走向民主方面采取的措施”。更早些时候，卡特曾说过，伊朗国王是“我最感激并且私交最好的一位领导人”。卡特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伊朗国王伟大领导下的”伊朗的“稳定”：他宣称“陛下，这是对您和您的领导才华的颂扬，这是您的人民给予您的尊重、景仰和热爱”。同时，大批的美国军队进入伊朗，在以色列专家的帮助下，中情局指导巴列维国王的秘密警察使用纳粹设计的刑讯技术。⑬
伊朗人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国王的热爱，因此把他赶下了台。罗伯特·哈伊泽将军被派遣到伊朗，如果美国支持的政府无法保全自己，就由他组织伊朗军队发动军事政变。正如罗伯特·哈伊泽将军对这些事件的个人记录中所说，他在接触伊朗将军的时候，认为当地军队和美国的监督者扮演的就是上文刚刚提到的绝密文件中规定的角色——不仅是“在拉丁美洲的文化背景中”。当首相巴赫蒂尔似乎不愿意“面对军事接管”时，哈伊泽将军“坚决有力地予以反驳，并坚持认为作为军人，我们期望执行的就是那样的命令”。当哈伊泽将军认为伊朗军队司令“不是领导军事政变的人”时，他意识到“如果到达了底线，我们无论如何会换另外一个人掌权”。他感觉，经过“谨慎的策划”，军队能够“夺取控制权”，“人民也不会驱逐他们”。反对派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控制（经济），并可以在任何时候切断经济的发展，他们是绝对正确的。改变这一事实的惟一方法就是介入军事控制，并使之发挥作用”。“如果人民失控”，军队就必须接管。但是与“这个普遍运动的基本权力”相比，“我们没有什么进展”。军队领导者们并不适合来完成这项任务，虽然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确信“拖延和官僚破坏阻碍了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这场政变本可以把伊朗从霍梅尼政权中挽救回来。”⑭
发动军事政变的努力失败后不久，美国就已经——至少是秘密地——批准通过它的附属国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这在当时以色列和伊朗国王统治下的伊朗关系非常紧密的情况下是很自然的。⑮这也不是在1986年后期才出现的状况，1981年7月，一架载有军事装备的飞机在从以色列飞往伊朗的途中，坠毁在苏联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这次事故暴露了以色列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制造的多余的武器装备和军火弹药）的安排，牵涉到多次飞行和军需品供给行动。布热津斯基在1983年他的回忆录中写到，1980年卡特政府就知道以色列向伊朗秘密运送美国的军备。⑯1982年，现任的《纽约时报》编辑莱斯利·盖尔布发表了一篇轰动的文章，说伊朗的武器有一半是“由以色列提供或安排的”——鉴于美国与其雇佣国之间的密切关系，美国肯定知道这件事，并且表示了许可——其余部分是由免税的军火商提供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有联系，而中情局则是从土耳其东部的军事基地采取反霍梅尼政权的秘密行动。以色列最主要的一份杂志的公共记录上有一个冗长的年表，很恰当地命名为“最公开的秘密”。⑰这些事在1986年秋的丑闻以及一些“独家新闻”爆发后就不足为奇了，比如说1987年8月，《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弗洛拉·刘易斯披露，“中情局知道”以色列向伊朗“输送武器”，后来她回忆说这些是中情局副局长博比·雷·英曼1982年中期告诉她的，但绝对是在这些消息被《纽约时报》和其他地方公开谈论之后。⑱
《伦敦观察家报》报道说，他们掌握的一些文件表明以色列军火商雅克夫·尼姆罗迪与以色列政府及摩萨德关系密切，并且在早期就与伊朗军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自1981年起，“他一直向伊朗出售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包括长矛导弹和“最先进的激光制导铜斑蛇反坦克炮弹，这些武器都是去年才投入生产的”。这些文件包括1981年尼姆罗迪公司和伊朗国防部长签定的一份和约。定单的数目非常大，以至“伦敦、华盛顿和耶路撒冷的军队和外交机构都确定”这笔交易“一定是经过官方批准的，仅定购的‘铜斑蛇’反坦克导弹就比美国在1981年订购的数量多”。这些交易都是在英国政府及美国政府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⑲
《伦敦观察家报》根据他们掌握的文件资料报道，在1984年11月——距托尔委员会和国会听证会首次考虑向伊朗出售武器还有很长时间——诺思上校就联系了英国的军火商向伊朗运送导弹。这次的交易牵涉了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前中情局特务西奥多·沙克利、伊朗商人马努切尔·戈班尼法（此人在后来的几次交易中表现突出）、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官员，以及“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有紧密联系的前雇员”，这个人由美国空军护送到法兰克福去和凯西见面，并送一封信给驻波恩的伊朗大使，日期是1984年12月6日，“这封信证实了这笔交易”。所有这一切得到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证实，但却和诺思宣誓过的证词不符，他说他是在以色列政府1985年6月开始向伊朗出售武器后才参与进来的。西德的新闻报道说，1984年诺思在汉堡与伊朗驻西德大使见面，并计划购买20000枚美国制造的陶式反坦克导弹，后来因为一个伊朗的联络人带着一张信用证消失了，这个购买计划最终成为泡影。根据海关备忘录的记载，1985年10月，美国国务院阻止了美国海关对美国经以色列向伊朗运送陶式导弹的调查，建议海关工作人员“忘记整个事件”；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声称，他到1985年12月才知道出售武器的事情。⑳
现有的记载表明，在巴列维国王下台后不久，就有武器在美国政府的批准下从美同盟国运往伊朗。
在1986年11月丑闻暴露前就一直有公开的报道说以色列在向伊朗运送武器，包括美国提供的武器，尽管这些报道是可以被禁止的，就像在违反国会指示的情况下给反政府军提供大量的供给这件事一样。在1986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阿维·帕兹尼尔，1982年以色列就已经在美国的许可下向伊朗运送军事装备，包括一部分美国制造的喷气式战斗机。㉑5月，帕特里克·西尔报道说，因为以色列现在放弃了“通常使用的迂回武器运输路线”，“以色列和欧洲的军火商在竞相为伊朗运送战争供给”；“比如说，现在海上有一艘船，运载着25000多公吨以色列的大炮、军火、炮筒和飞机零部件”，它接到的命令是直接驶向伊朗，而不是经扎伊尔转运。㉒
这些运送武器的行动主要目的就是找到所谓的“温和派”。因此《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以色列从1979年哈伊泽将军的军事政变失败后不久就开始向伊朗运送武器，目的是“保持和伊朗的温和派及实用资源的联系，特别是军队，他们总有一天会推翻并接替现在的政权”。㉓这个术语（“温和派”、“实用”）是标准的新闻用语，但这篇报道在陈述原因这方面表现出异常的诚实。前以色列驻伊朗（巴列维统治时期）大使，现在负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行动（实际上就是恐怖主义行动）的劳动党人尤里·卢布拉尼解释了“温和派”这个概念。1982年2月在BBC节目中，他概述了以色列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动机，他说：
我坚信德黑兰政权会被一个人数相对比较少的部队接管，他们坚定、无情、残忍。我的意思是，统领这支部队的人必将在感情上适应杀戮万人这样的未来。
简言之，从奥威尔式的理论意义上说，这些人就是“温和派”，他们会发动一场政变，恢复以色列-伊朗-沙特阿拉伯联盟。1982年10月，以色列驻美大使莫什·阿伦斯告诉新闻界，以色列正在“和美国政府合作……以最大规模”为伊朗提供武器，希望和伊朗军官建立联系，他们是要发动军事政变，或在后霍梅尼时期“有可能掌权”的人。1982年其他一些以色列官员也公开了同样的分析，但是对美国人还是保密的，这些以色列官员包括戴维·金奇和雅克夫·尼姆罗迪，这两个人被认为是1985年以色列向伊朗秘密运送武器最早的中间人，还有可能是位发起者。㉔
媒体时不时拐弯抹角地提到这些事实，也都隐藏了这些以色列高官们明确提出的原因。因此时报报道说，以色列“自1979年起”往伊朗运送武器是一个“大战略”的一部分，也就是保护伊朗的犹太人，延长两伊战争。那么还有一个和美国政府合作的“更大的战略”就没有提到过了。㉕
以色列主要刊物《国土报》报道说，“据（以色列）可靠消息，事实的真相”是1985年戴维·金奇提出了要建立美国-以色列-伊朗联盟，目的是消除乔纳森·波拉德间谍事件对美以关系造成的负面影响。参议院罗伯特·麦克法兰证实了确实是戴维·金奇提出向伊朗运送武器这个想法。㉖近来，金奇和尼姆罗迪都公开表示他们从1985年就开始参与“援救美国人质”的努力，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精神。至于他们是从何时开始变得人道主义了，以及为什么放弃了几年前同样政策下他们的初衷，便无人问起了。(https://www.daowen.com)
在伊朗发动军事政变的努力于1982年2月得到了美国评论员的公开认可（有一些人对其前景还是表示怀疑），其中包括理查德·赫尔姆斯（前中情局局长和美驻伊朗大使），罗伯特·科默（卡特政府时期五角大楼高官，以及负责越南“安宁”的官员），及其他人。同样，所有这一切除了出现在一些最容易被忽视的出版物上以外，是对美国公众保密的。
尽管这些计划执行起来有困难，但它们从未被搁置过。以色列官员说，他们的伊朗联络人在“60年代中期”被捕并处死，因此他们在“1985年早期”就换了新的联络人。㉗美国自1985年起在沙特阿拉伯的资助下通过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很可能就是这些早期努力的延续，它们在美国的发动下，早就开始了。
尽管1986年秋季事件的部分暴露导致这些行动一度中断，但它们还是会继续下去。以色列劳动党新闻社从哥本哈根报道说，“以色列继续向伊朗运送武器”，报道引用了丹麦海员工会的记录，丹麦海员工会公布了一份丹麦海运的记录。在1986年9月到1987年3月的记录中，“以色列位居榜首”；每24次运输中有10次是从以色列出发，紧接着是西德、西班牙、智利、南非和葡萄牙。新闻界大多都忽略了此来源早期的一些报道，直到1986年丑闻爆发后才开始引用。同一家以色列杂志报道说，以色列为伊朗革命护卫队提供后勤及武器操作培训——而《国土报》在1987年报道说，据以色列军方消息，以色列指导者有可能是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给洪都拉斯培养反政府军。㉘
显然，以色列这些行动都是在美国的批准下进行的，至少是默许。以色列新闻界把以色列比作“教父的信使”，为教父做“肮脏的事情”，而教父“看起来往往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大企业的主人”。㉙这个类比十分恰当。
托尔委员会引用了他们认为是出自奥利弗·诺思的一份备忘录，很明显这份备忘录是国家安全顾问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给国防部长舒尔茨的报告的基础部分，其中概述了与伊朗“交易”中美国的利益。其中之一就是“一个更加温和的伊朗政府”，这“对于波斯湾和中东的稳定至关重要。而只有建立一个可靠的军事组织，才能更换伊朗政府”，这个军事组织要建立在伊朗职业军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发动一次军事政变）。如果对“温和的”和“稳定”做出合理的解释，那这对美国首要的和坚持不懈的目标就是一个似乎合理的描述。其他的利益包括：阻止“什叶派原教旨恐怖主义”的扩张，以及“返还美国人质，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出人道主义，还减轻了国内和国际上的债务”。㉚
毋庸置疑，里根政府非常希望被捕的中情局间谍威廉·巴克利能够被释放回来，否则他会被虐待供出情报。当然，释放其他的人质在政治上也是个有利条件。退休的众议院发言人托马斯·奥尼尔可能是公开说出所有观察员真实想法的第一人：“1986年大选前，白宫想要回被扣押的人质以继续共和党对参议院的控制，因此他们想到了要和伊朗做武器交易”，并且适时地在选举前安排了在白宫草坪上接受记者采访的拍照时间。㉛然而，在没有任何人质被扣留之前美国就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事实表明，诺思给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给舒尔茨的备忘录中对目标的规划是现实的，将公众谈论里根营救人质时强调的人道主义热情撇开，这是里根主义中明显暴露出的一个特性。㉜
进一步说，这笔“交易”的模式是传统的；和某个政府敌对的结果往往是和其军队加强联系，原因显而易见——卡特的特使哈伊泽将军在早些时候引用的1965年五角大楼备忘录中的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些原因：军队的作用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夺权，根据他们“对美国目标的理解和倾向性”推翻不能令人满意的平民政府，这些美国目标在他们与“教父”合作的时候就灌输给他们了。
例子数不胜数，其中几个和伊朗事件相似。例如，50年代美国和印尼的关系恶化，以至美国1958年入侵印尼并发起一场军事政变，结果并未推翻苏加诺政权，但后来美国还是继续为印尼军队提供武器。1965年末，亲美将军苏哈托发动了军事政变，屠杀了成千上百万人民，大多是没有土地的农民，并且摧毁了印尼唯一一个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于是印度尼西亚又恢复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界，任凭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公司的掠夺和剥削，还有统治阶级的贪婪和他们强加给人民的腐败、残忍的独裁统治。而西方文明的舆论却非常欢迎这样的变化，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是美国进攻越南南部的一个辩护，有了这个“盾牌”，就可以鼓励越南的将军在他们的社会中展开一次必要的清洗。在这次大屠杀后的参议院会议上，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解释了在美印两国关系紧张时期向印尼提供武器的事情。当被问及这些武器供给是否得到了“已付股利”时，他予以肯定——据他的印尼朋友说，是70万股息。一份国会报告中声称，在推翻苏加诺政权时和印尼军官的交流和培训使美国得到了“巨额股息”。㉝
当然，苏哈托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个合格的“温和派”：新闻界这样报道，“西方很多国家都希望培养雅加达的温和派领袖苏哈托”，其中“温和派”一词是广为认可的奥威尔意义上的温和。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刊登了一首长诗，歌颂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他们认为苏哈托对国际企业是非常友好的，于是把这次大规模的屠杀描述为“发自内心的仁慈”。在同一期《经济学家》杂志上，有文章继续对“桑地诺主义者”进行批评，认为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是错误的。㉞文章附带一个表格，列出了自1979年以来在中美洲发生的“政治屠杀事件”，包括危地马拉15000人，尼加拉瓜70000人（最高纪录），读者很可能会把这些事件的发生归咎于“桑地诺主义者”。而这些事件在商界引起的异常的兴奋看起来是很奇妙的。
再举一个东南亚的例子，泰国在以美国为后盾的腐败残忍的军事统治下几年后，于1973年开始为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而努力，这在华盛顿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害怕他们威胁到美国在此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的主要基地；美国要想进行秘密行动破坏1954年日内瓦公约关于印度支那部分的条款，泰国是其“焦点”，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以秘密行动来应对已感知到的政治解决印支问题这一“灾难”，此后泰国将是为美国在老挝和越南作战中提供雇佣兵和炸弹基地的渠道。美国对初期的泰国民主没有提供丝毫甚至是口头上的援助，取而代之的是大大的减少了急需的经济援助，却对其建立的安全部队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最后这批安全部队在1976年发动了血腥的政变，消除了美国的担忧。㉟
回到拉丁美洲，根据五角大楼消息，“在1964年推翻巴西左翼总统若昂·高拉特的军事政变中，美国军队对当地指挥官的影响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的，”㊱这次政变受到了肯尼迪政府自由主义者的热烈欢迎，建立了一个到处都是痛苦、压迫和外国投资者利益的完全国家安全状态。几年后同样一幕又在智利上演了。在阿连德执政期间，美国在努力打击其政权的同时又为军队提供武器，最后得到的回报就是皮诺切特政变，同样受到了美国的欢迎。
在伊朗的行动符合政策设计的一般模式，可以理解，而且也很现实。“美国可能确实是想救回人质，”美国广播公司中东记者查尔斯·格拉斯在欧洲报道，“但他也想在伊朗找到一个皮诺切特。”㊲
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取得的这些成就绝非小事，如果美国的决策者们无视其中的教训，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在巴西发动了血腥的军事政变后不久，上文提到过的1965年国防部备忘录——解释了军队在推翻平民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在美国的影响和控制下）——就传播开了，几个月后，印度尼西亚也爆发了更加凶残的政变，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理论。而且巴西的政变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拉斯·肖尔茨在研究了人权和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后指出，从以美国为后盾的巴西政变开始，横扫整个大陆的“军事独裁主义”的新形式是新鲜事物，因为它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将大多数人（主要就是工人阶级，或用一个更广泛更精确的词说，是人民大众）排除在政治之外，永久性地摧毁现有的社会经济特权结构所面临的威胁”。他说，这些国家安全状态就是应“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政治”而发展起来的。㊳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政治这种现象于美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它和美国政策中一向愿望良好的反民主目标不一致，80年代中美洲发生的事件就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事情按照标准的程序也在其他地方发生。比如说海地，一旦海地内部发生分裂，并且和美国联合的中坚力量开始反对当权者杜瓦利埃的政权，美国就开始反对杜瓦利埃独裁统治，菲律宾情况亦如此。㊴当独裁者不能继续下去的时候被唤起的这种“民主”热情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时报》中有一篇题为“暴力危及海地民主”的文章给予了解释。文章警告说，“海地被暴力笼罩，选举能否进行值得怀疑”——这里用了被动语态，暗示这些暴力来自于安全部队，以及地主手下的暴徒和其他一些右翼分子。那么结论是什么呢？“认为选举是恢复国家秩序最佳途径的美国却给海地四十多万美元用来控制暴乱”，并且为其安全部队训练“控制暴乱技术”，㊵这些措施根本无视选举能否正式举行，只是进一步加强了反民主的气氛和军队的有效控制。
与伊朗的关系恢复到前几年便利的格局，是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盟的利益所在。不足为奇的是，沙特阿拉伯会以亿万富翁阿德南·哈肖吉为中介，在美国的协调下，与默认的同盟国以色列合作向伊朗运送武器——这些武器对于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互相残杀是不够的，但是对于找到伊朗军队中的“温和派”来说，应该是足够了，这个“温和派”要完成苏哈托、泰国、巴西的将军们，以及皮诺切特的任务。
只要不被暴露，把这些努力和对尼加拉瓜的袭击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还是很英明的，也许还可以把安哥拉算在内，㊶其他情况仍需调查。相反，所有这些计划反映出极度的老练和对地缘政治的深刻了解，而其应用却受到持不同政见者的限制，因此绝对不能唤起这些人的积极性。
里根的政策完全在美国政治策划和地缘政治的框架之内。诚然，里根政府的决策者们和前辈一样，是通过“秘密小组”来工作的，而且还建立了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但政策无非还是自由政府和保守派政府秘密记录中提出的那些已经实行了多年的政策。当他们无法通过正常的手段排除民众的政策的影响时，自然就想到了采用隐秘的手段、秘密的行动，以及特别的执行组织。在国内同在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一样，美国再也不能忍受民主起作用了，其原因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经济制度中，尤其是产生于具有其特性的美国多样化环境当中。如果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不带着幻觉和教条，那么还是可以理解它的。
然而，里根政府的决策者们在努力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无法避免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迫使尼加拉瓜依赖于苏联，但同时又不让它生存下去。这些策划者们一定想到了，基辛格风格“联系原则”的一个计划可以通过和一个早就为此目的而建立的国际网络秘密联合，把苏联卷入扼杀尼加拉瓜的行动中来，可能用于交换的就是美国在里根时期一直回避的一个武器协议。里根在广播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一点，这个协议是“保密的”，但对于苏联政府来说，这是个对全世界宣布其军事冒险主义的“绝好时期”。里根总统特别强调，“他们可以终止其对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者扰乱他们邻国的帮助”——总统讲话的言外之意是，他们不要再帮助尼加拉瓜抵御美国的袭击了。“如果世界想实现真正的和平，”总统继续说，“苏联务必放弃这些军事冒险主义。”㊷有迹象表明苏联有过这样的动机，比如苏联决定切断急需的石油供给。可是苏联必须确保尼加拉瓜对它的依附，这样才能在东西对抗中为了必要的自我防卫而对尼加拉瓜本土发动袭击，于是上述的那些行动就得终止。这对于最老练的策划者来说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主要敌人，美国对付起来也有一些困难：美国人民。如上所述，里根政府的主要计划都受到大众的反对，尤其是右翼的凯恩斯主义者的计划，要通过军队给高科技工业提供资助。要得到民众对他们强烈反对的政策的默许，有一个传统的方法：恐吓。如果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的生命、财产正受到一个可怕的敌人的威胁，那么他们就很可能会接受他们原本反对的政策，尽管不幸，但还是必要的。要进行恐吓，我们就必须用宣传的方法召唤当前的撒旦。其他大国有他们自己喜欢的方法；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期，英国、西班牙和德国都曾被视作敌人来为美国的侵略、颠覆和诉诸恐怖行动正名，但到了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威胁已是美国最拿手的手段。因此里根做了邪恶帝国的威胁正在逼近要消灭我们的再次呼吁。
然而，在这一点上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与邪恶的大国对抗代价是昂贵的，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我们要对抗的敌人应该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使得我们可以调动起来国内的民众，但又要足够软弱，这样我们的行动就可以没有什么损失。那么答案就是，我们不能对抗邪恶的国家本身，而要和它的代理国，那些小喽啰们作对，打击那些非常软弱的、毫无防备的国家和团体，我们就不用担心自身利益会受到损害了。那么，可以预言的是，里根政府上台后会宣布他们将致力于消除世界恐怖主义灾难，而同时却准备好发动规模空前的世界恐怖主义行动。同样可以预言的是，这一切为国内及国外有教养的人们全盘接受，直到现在亦是如此。㊸
里根的公共关系系统立刻开始行动，创造出了一批适当的魔鬼：卡扎菲、巴解组织、桑地诺组织，等等。我们和我们的盟国都可以袭击这些组织，还不用担心在袭击的过程中会危害到自身，而且我们还可以指定或强迫他们成为苏联的附属国。美国国内反对阿拉伯这个种族歧视的大背景下，利比亚就非常适合这个角色，里根政府的宣传鼓动部门专家就成功的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和威胁，每一次事件都适时地迎合了国内政治的需求，而里根和舒尔茨在每次事件中都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㊹桑地诺主义者也被描绘成妄图作为苏联的代理来征服此半球的恐怖主义分子，于是媒体和国会的自由主义者呼吁要“牵制尼加拉瓜”，并且迫使尼加拉瓜“处于革命军队的统治中”。里根于1981年3月说，萨尔瓦多的“恐怖主义分子”也“想要称霸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最终目标还包括北美洲”。㊺要想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些魔鬼对我们的生存是一个威胁是很难的，但如果他们都是邪恶帝国的触角，布置在我们的周围，时刻准备摧毁我们——正如林登·约翰逊感叹道，他们要“横扫美国，抢走我们的东西”，他指的是在我们周边的十五个国家——那么这个威胁就令人信服了。毋庸置疑，宣传活动是行之有效的一个手段。
关于这些（精心计划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宣传之所以能天衣无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夸张的辞藻告诉大家和这些罪犯国家划清界限的必要性；这些话能从里根、舒尔茨和他们的合作者口中说出而不被全世界所耻笑，这就是美国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进行文化殖民的尺度。总而言之，这个方法非常见效。但当伊朗行动暴露时，说明美国违反了自己规定的“打击恐怖主义分子”的崇高目标，那么这个方法也就不再起作用了。
关于美国政府有可能牵扯到国际贩毒诈骗活动中一事，如果媒体继续曝光，将会发现其他类似的问题，他们把毒品问题当作另一个手段去调动民众，使其接受国家权力的增强，让他们知道“保守派”议程上下一个条款就是对公民自由的攻击。㊻
整个1986年，媒体主要就围绕着这个事件。其中有趣的一件事是，1986年3月16日，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公开谴责桑地诺主义者，给他们加上了任何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罪名，其中包括参与毒品交易；他情绪激昂地说，这会使“每一个美国家长……愤慨万分”。他的话最初报道出来的时候未加任何评论，但后来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公正的揭露和捏造。㊼然而，关于总统晚间讲话的报道，对于当天《旧金山检查者报》晨报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却避而不谈，这篇文章说，“根据联邦法院的证词以及对走私犯的采访，海湾地区一个大的毒品团伙资助了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叛乱”。㊽另外，《检查者报》拿到的密封的法庭记录表明，“一个被定罪的走私犯交出几封反政府军领导者写的信后，联邦当局还给他36020美元没收款，这个走私犯说这些是‘尼加拉瓜恢复民主的’政治资金”。这些钱是美国的一个地方检察官主动提出返还的。这篇报道又继续谈论了几个月前美联社发布的证据，证明是反政府军参与了毒品走私。因此媒体在报道总统讲话的时候应该提及他们知道的两点事实：对桑地诺主义者的指控早已被尼加拉瓜的毒品执行机构撤诉，美国联邦当局却很有可能犯了此罪行。不过这两点一个也没有被提及。㊾
更全面的新闻分析还应该指出美国政府早在中情局建立初期就卷入了毒品走私活动，那时候中情局和美国的劳动部门从黑社会召了打手队和一批恶棍，专门破坏法国的劳动党，阻止法国重新夺回印度支那半岛，这些活动在印度支那战争中一直持续。如果美国政府官员一直参与毒品走私给反政府军提供武器，或者说他们对此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这里面话就长了。㊿
这些就是国际恐怖主义复杂老练的全球计划中产生的一些问题，恐怖主义活动则因民众的不同意见而被迫转为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