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敌方领土”

当里根政府决定超越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制定的界限时，上层人士对此有一些担忧。1986年10月的军队授权法案中，美国国会两院都要求政府行政当局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遵守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所制定的界限。几个星期后，里根政府宣布，他们还是要超越这个界限的规定。一位政府发言人说，“国会不在城里，冰岛峰会也已经成为历史，……谁还能阻止我们？”①换句话说，警察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开，为什么不去抢商店呢？实际上，政府非常清楚，国会就算在城里，也等于“不在城里”，而且让一帮街上好斗的人去镇压那些毫无希望的反抗也不是什么难事，这些反对派尽管偶尔对策略问题会有不同意见，但基本上还是顺从的。

不足为奇的是，伊朗门事件听证会已经变成反政府军宣传的论坛。反政府军的支持者们至少有勇气坚持他们的信仰，可反对派们，虽然有很多战术上的异议，却仅仅因为别人对他们的批评早就放弃了他们的道德准则，因此在一篇又一篇激烈的“爱国”演说面前只能保持尴尬的沉默。

里根政府中主张国家统治经济的反动分子越来越频繁地使用传统的隐秘行动来逃避民众的审查，因此他们对国内敌人（民众）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对国会的藐视——也就是民众通过选出的代表在政治体制中发挥的有限的作用——在伊朗门事件听证会中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奥利弗·诺思的陈述中。民众的反应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当上层人士因为看到法西斯主义而受到干扰时，人们涌起了一股虽然短暂却值得注意的热情。这被广泛地理解为人民对国会的作用及行为不满的一种表示，也许这是对的，但我们应该记得“当涉及到解决国家重大问题时，公众对国会的信任相对于对里根政府的信任之比几乎是2比1”。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公众立即的反应也说明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见地，启蒙运动认为人们在行使自由的过程中才能懂得其意义和价值，被统治者是不能存有“所有自由的民族想要保卫自己不受压迫”（卢梭语）这个本能的愿望的，他们不允许参政，不能反对国家及其他当权者，总而言之，他们是受动者而不是施动者。②参加政治或其他社会机构和服从命令或批准决议是完全不同的，只要我们没有准许前者的组织形式，这种“本能的愿望”就会逐渐消失，那么极有性格魅力的领袖们就有机会召集民众的广泛支持。

从里根政府一个官员所谓的“大规模心战行动”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权力机构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次行动目的是明确一场大的假情报战役的期限（关于尼加拉瓜的争论），这次战役被称为“真理之战”，戈培尔[1]如果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战役非常成功，顺便对利比亚也实施了类似的行动，还有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军备竞赛等一些事情。现代极权主义的先驱们若是知道了国务院公共外交办公室的构成也会点头称赞的，外交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下由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控制着，致力于诸如泄露“机密情报（实际上是国家宣传伪造的情报）给媒体，用来削弱尼加拉瓜政府”。这个“大规模、昂贵、复杂、世界范围内的战役目的是要影响国际上对桑地诺主义者的舆论”，重要的是，这次战争目的是要控制国内的媒体和舆论，“影响国会的讨论以使其支持袭击尼加拉瓜的反叛者”，在1985年3月奥利弗·诺思给罗伯特·麦克法兰提交的“长达十五页的备忘录”中解释了这次心战行动，而对于其中主要目标之一的媒体却没有提及。公共外交办公室是“里根政府中最不出名但却有影响的一个部分”。③(https://www.daowen.com)

控制“公众思想”的这些手段，用公共关系行业的术语说，非常成功地确定了讨论的议程并且明确了严密的界限。一个“熟悉这次行动”的美国高级官员把这次行动描述为“在一个被公众否定的区域或是在敌方领土上用军事行动影响人民的大规模的心理战”。在当代“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民众和国会的观念由这个术语精确的表述出来了：敌方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