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现代史断代的比较与思考
张经纬
所谓“历史的长河”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形象的文学描述,其实这种描述也不乏学术意义,旨在告诉人们人类历史发展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的整体。然而,这个不可分割的连续的发展过程又不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时段常常表现出有别于另一时段的特征和趋势。这就为历史学家断代,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史学体系,从而为预测该时段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和可能性。每一时代和国度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评判,都难以摆脱其生存时代和国度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依据不同的史观和标准对历史进行断代会有不同的结果,据此构建的史学体系也各异。对于日本现代史的研究也是一样,中日两国不同时期的历史学者的断代是有区别的,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现代史体系也各有特征。本文拟就中日两国历史学者有关日本现代史的断代与体系做一比较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 中国史学界关于日本现代史断代的特点
近年,在中国学界有关日本近现代史的划界问题争论不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其实,近现代的划界问题既是近代史的下限问题,也是现代史的上限问题。从中国学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学者所撰写的日本通史和日本近代史来看,对日本现代史的上下限的划分还是有分歧的。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开端的两种划分方法,时间差距较大,并牵涉到世界通史分期和国别史分期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由于各个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特殊国情,国别史的分期与世界通史的分期不可能完全一致。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特别是19世纪以后的扩张,世界越来越联结为一个整体,日本已不再是一个锁国的农耕民族,其历史发展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这样就有可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接合点。究竟哪种方法更接近这个接合点呢?我们或可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写的世界通史、日本通史或日本近代史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可谓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世界史通史类专著之一。该书的现代史编上限定在20世纪初,下限定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末。该书对世界现代史的上限设定在20世纪初给出了如下理由:“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最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支配世界的局面告终。美、日两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崛起于北美和东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地跨欧、亚两大洲的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巍然屹立”(1) 。由于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历史剧变都发生在20世纪初,因此,该书主编认为把20世纪初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是合适的。关于该书下限设定的理由,主编并没有给予理论上的解释,只是说“世界现代史的进程尚在演变之中,它的下限暂时定在本世纪(即20世纪末——引者注)之末”(2) 。
世界通史和国别史的断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那么,在这部世界现代史里,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即如何选取日本现代史的内容呢?该书的日本部分以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为日本现代史的开端,并追溯了前十年的战争准备情况,这与全书的上限及设定上限的理由是基本吻合的。因为日俄战争发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东北亚地区,然而却震惊了整个世界。俄国战败,成了导致1905年革命爆发的因素之一,而1905年革命又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日本战胜,成了其扩张野心益加膨胀,成为日后影响亚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方霸主。该书日本史部分的下限与全书设定的下限稍有出入,内容也相对简单,主要介绍20世纪80年代寻求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国际关系和外经贸的内容也仅止于90年代初。对于在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这样的大国际背景下,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如泡沫经济破灭)表现出来的新特点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的一部集体力作。全书分为3卷,第1卷为古代,时间设定为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第2卷为近代,时间设定为从1868年明治维新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资本主义形成和帝国主义形成两个时期;第3卷为战后,时间设定为1945年至1992年。吴先生为该书写的前言极为简单,只是就成书的原委和写作的分工情况做了一个简明的介绍,对该书的断代分期、为何分为3卷、为何把1945年之后称作“战后”而不是“现代”等没做任何说明。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该书的体系框架及所叙述的内容思考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形态的更迭是该书分卷、分期的主要依据;第二,虽然没有冠之以“现代”,但从全书的分卷和脉络来看,该书的战后部分就是现代史;第三,该书在卷次内容的分配上是平衡的、协调的,但从社会形态更迭的角度看,它的卷次安排又是分裂的、不统一的。第1卷古代社会合三为一,即涵盖原始、奴隶、封建三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一分为二,即分为“近代”和“战后”两卷。(3)
万峰著《日本近代史》是改革开放之后较早出版的一部日本近代史专著。该书的上限定于19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开港前后,下限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前后。对于下限的设定,作者提出了两点理由:一个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久即进入现代史阶段;另一个是从日本史的角度看,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形成。关于后一个理由,作者做了如下说明:“日本自从甲午战争后出现后期产业革命的高潮以来,大体上到1910年前后,随着产业革命完成,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并逐步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为帝国主义。之后,经过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了帝国主义暴发户,垄断资本主义实力空前膨胀……已经挤进屈指可数的几大帝国主义强国的行列,俨然以‘东洋的霸主’自居,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日本的历史也和世界历史一样,开始进入自己的现代史发展时期。”(4)
吕万和在1984年出版的《简明日本近代史》引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近代的日本(1853—1945),史学界把它比作‘东方的彗星’”(5) 。毫无疑问,在他看来,日本现代史的起点应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他对于日本近现代的断代和分期没有大段的论述,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其观点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这在今天看来依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二,他是按照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历程来划分阶段的。可以设想,如果他续写日本现代史,对于战后日本史也会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特定阶段来处理。关于这两点,在该书的引言和结语中已经清晰地反映出来。比如,在引言中他把日本近代史分为四个时期,即1853年至1894年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期;1894年至1918年从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化期;1918年至1937年是向法西斯的转化期;1937年至1945年是法西斯的崩溃期。(6) 在该书的结语中,作者对战后至1980年代初的日本历史以“战后以来”给予高度概括,虽未冠之于现代之名,但习惯上可理解为他的日本现代史体系构想。(7)
王新生著《日本简史》分古代、中世、近代和现代四章。现代的开端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与改革,下限止于20世纪末的经济衰退与改革。该书言简意赅,观点新颖,选取各个时代的大事件阐述历史发展的大脉络,在体例上有所创新。然而,该书既无前言也无后记,无从考察著者把现代史开端设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理论依据,我们只从分章的情况来判定著者断代的特征。(8)
王仲涛、汤重南合著的《日本史》,从日本的远古时代叙述到20世纪末。该书没有明确划分出古代、近代和现代,也看不出按社会形态递进安排章节的痕迹。著者以时间为经,按时序撷取能反映历史发展重大变动的大事件分章叙述,这样就很难发现著者的断代依据和体系框架的指导思想。我们需要通过分章情况去揣摩隐含其中的断代理念。(9)
宋成有著《新编日本近代史》上限在幕府时代,较其他近代史专著在时间上更加提前。该书的下限设定在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该书虽然没有明言其断代的依据是社会形态的变化,但体系框架却是对这一依据的发展和创新。把近代开端的上限提前,分析幕府时代的历史遗产,在于寻找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内部动因。把近代的下限设定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是在从连续性和变异性上考察日本明治维新至战败投降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关于断代的理由,著者说得很实在,“将倒幕维新运动兴起至战败投降的近代日本历史全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不仅符合历史的真实,也有利于评论其历史进程中的成败得失与是非功过”(10) 。可见,在著者眼里,战后日本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特殊阶段,日本现代史的开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总体来看,国内的日本史学者,对于日本近现代史的划界,也就是日本现代史的开端问题,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20世纪初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另一种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以后者居多。关于这个问题,在此不多作论述,而在后文笔者的综合比较时再行详析。
二、 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现代史断代的演变
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现代史的断代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本,同样存在如何处理日本史与世界史断代的关系问题,日本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比起中国史学界的争论更加复杂、充分。对于这一点,我们主要通过对岩波书店出版的几个版本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了解并尽可能解读其断代方法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原因。
《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在战后已经出版过三个版本,每个版本的断代都有变化。我们可以通过对三个版本的比较,发现其断代及体例的演变。
(一) 20世纪60年代版本,日本通常称为“旧版”讲座,丛书名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全书有21卷加别卷2卷,1962年至1964年出齐,现代部分共有4卷,起止年代为1900年至1960年。(11)
(二)20世纪70年代版本,日本通常称为“新版”讲座,1975年至1977年出齐,丛书名仍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全书由23卷加别卷3卷构成,现代部分共有两卷,起止年代为1945年的占领期至1960年代。(12)
(三) 20世纪90年代版本,1993年至1996年出齐,丛书名改为《岩波讲座日本通史》。全书由21卷加别卷4卷构成,现代部分共两卷,1950年代的媾和时期至1990年代泡沫破裂时期。(13)
比较以上三个版本可以看出,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各版都不同。关于现代史的开端,1960年代版本以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1900年以后作为现代史的开端,井上清在现代第1卷的第一部分写了“现代史概说”就采用了这种时代划分方法。但1970年代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史的开端后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藤原彰在《现代史序说》中解释了这种新的时代划分论,他认为战败及战后改革是明治维新以后最大的划时代历史性事件,因此应以此为日本现代史的开端。(14) 此后,“战后史等于现代史”的划分方法渐渐成为日本史学界的主流,至1980年代这一划分方法几成定论。1990年代版本对于日本现代史的开端又略为后延,以1950年代的“媾和”为现代史的起点。这样,关于日本现代史的开端就经历了“20世纪初→战败→媾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国别史与世界史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我们有必要通过权威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来了解一下日本史学界对世界史的断代问题。《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已出版两个版本,即20世纪70年代版本和20世纪90年代版本。
(一) 70年代版本《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69年至1974年出版,全书由29卷加别卷2卷构成,断代和卷次如下。
古代6卷和中世7卷(略)
近代10卷:近代世界的形成——帝国主义时代
现代6卷: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5)
(二) 90年代版本《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997—2000年出版,全书由28卷加别卷1卷构成,该版本抛弃了传统的断代方法,方便比较起见,卷次全部开列如下。
第1卷:走近世界史(总论)
第2卷:中东世界(—7世纪)
第3卷: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2世纪)
第4卷:地中海世界与古典文明(公元前1500年—公元后4世纪)
第5卷:帝国与支配——古代的遗产
第6卷:南亚世界·东南亚世界的形成与发展(—15世纪)
第7卷:欧洲的诞生(4—10世纪)
第8卷:欧洲的成长(11—15世纪)
第9卷:中华的分裂与重建(3—13世纪)
第10卷:伊斯兰世界的发展(7—16世纪)
第11卷:中部欧亚大陆的统合(9—16世纪)
第12卷:遭遇与发展——异文化的视角
第13卷: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16—18世纪)
第14卷:伊斯兰环印度洋世界(16—18世纪)
第15卷:商人与市场——网络中的国家
第16卷:主权国家与启蒙(16—18世纪)
第17卷:环大西洋革命(18世纪后半—1830年代)
第18卷:工业化与国民形成(18世纪末—20世纪初)
第19卷:迁徙与移民——活跃的地域融合
第20卷:亚洲的“近代”(19世纪)
第21卷:伊斯兰世界与非洲(18世纪末—20世纪初)
第22卷:产业与革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演变
第23卷:亚洲与欧洲(1900年代—20年代)
第24卷:解放的光与影(1930年代—40年代)
第25卷:战争与和平——通向未来的信息
第26卷:经济成长与冷战(1950年—70年代)
第27卷:从后冷战到21世纪(1980年代)
第28卷:普遍与多元——面向现代文化(16)
通过以上两个版本目录的比较可以看出,1970年代版本的前近代部分,按古代、中世的时代划分介绍七个主要地域的历史。现代部分共有6卷,第24卷为现代的第1卷,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第29卷为现代的第6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下限。全书分古代、中世、近代、现代四部分,断代是清楚的。其对于现代的断代与1960年代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大体接近,与1970年代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却出入较大。
1990年代版就不同了,各卷在纵向的时间序列上没有明显的时代划分,没有贴上古代、近代、现代的标签,应该算作一部没有断代却是大体按时间顺序排列、自古及今的专题世界史。其选题一类是偏重某一时期的地域发展史专题,另一类是偏重某一时期的超越地域的世界史“共时”的专题。虽然各卷专题没有冠之以古代、近代或现代的时代称谓,但各卷的排列次序还是能反映自古及今的时间概念。第23卷“亚洲与欧洲(1900年代—20年代)”,与1970年代版第24卷现代史开端接近。第27卷“从后冷战到21世纪(1980年代)”,比1970年代版第29卷现代史的下限后延了近半个世纪。
为何1990年代版本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把断代问题作模糊化处理了?这与日本史学界有关时代划分争论的变化有关。战后至1970年代,日本史学界对于时代划分的意义和价值曾有过强烈的共识,于是有关中国史的论争(17) 及对世界史断代划分的论争就展开了。然而,1970年代之后这种共识不存在了,因此这些论争也就偃旗息鼓了。
社会是一种有着特殊结构的实体,各地域发展的速度不同,特征各异,在所处的特定阶段上发展,这种在特定阶段上发展的地域能够用共同的标准去衡量,这就是当时形成发展阶段论所依据的“共识”。“古代”“中世”“近代”这些概念都有确定的含义,史学工作者首先要知道这些概念是指各地域社会发展相继出现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然后才可以确认某一特定社会所处的时代,这样便形成确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在当时看来,认可这种方法并依据这种方法对所有社会进行带有普遍适用性的时代划分是有重大意义的。
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本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历了经济高速成长的日本社会,人们的社会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历史进步的价值意识变得淡薄,把人类历史看作进步过程的意识也渐渐失去,特别是在年轻一代中,这种倾向更加强烈。这种倾向影响到史学界,使史学界也产生了忽视既往研究课题的倾向。(18) 史学工作者对争论的那些问题产生了厌恶感,对时代划分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质疑,对其争论不再感兴趣。也就是说,上述所谓作为时代划分前提的“共识”出现了异动,几近崩溃状态,时代划分的基础不存在了,这是1990年代版本《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没再依据时代分卷的根本原因。同时,日本史学界也认为,还不能断言时代划分完全失去了意义,与旧的划分方法没有彻底决裂,新的划分方法又尚未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史学界出现的新特征。
另外,1990年代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把断代问题模糊化,这可能与1970年代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和《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出现了矛盾有关。前者的现代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开端,后者的现代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期为开端。也就是说,日本的史学家在如何协调世界史和日本史断代的关系时遇到了困难。一般来讲,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进入一个通过文字把世界联系起来的时代,对整个世界应作为一个“共时”的系统来理解。同时,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其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又不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这样,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协调好“共时”的世界与个别国家的断代的关系,便成为一个复杂的史学难题。因此可以说,1990年代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是由于对上述难题暂时束手无策才采取模糊处理的办法。
关于日本现代史的划界问题,我们还可以通过梳理战后日本一些史学家的史观发现其变化的脉络。20世纪60年代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以20世纪初为日本现代史的开端。远山茂树创造了一种“合力”理论和“内外因主导转换”理论来解释这种划分方法。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是由诸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即内部的、一国史的契机)与通过诸社会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世界史规律(即外部的、国际的契机)的合力决定的。同时,形成合力的两种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历史的发展从以一国内部条件规定的发展规律为主的时期,向以世界史发展阶段与日本史特有发展阶段这两者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为主的时期的质的转换,这样的时代便是“现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民族都不能从世界史中脱离出来独立发展。(19) 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远山茂树的观点是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还是修正抑或歪曲?不管怎么说,值得肯定的是远山茂树在努力寻求世界史与日本史断代的结合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依据社会形态划分社会历史阶段的。1900年前后的日本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远山茂树有关日本近现代的划界是否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在他本人看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另外,远山茂树一方面认为,日本历史发展的合力产生于“开国”之后,另一方面又认为“内外因主导转换”发生于20世纪初。表面上看似乎费解,仔细分析,无论其对立论前提的判断是否正确,在他构筑的理论框架内,两个理论还是能够衔接起来的。在他看来,19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为垄断,世界资本主义对一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弱。一国国内的历史发展条件与世界史的发展条件虽已纠缠在一起,但对一国历史发展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国内条件。日本之所以没有沦为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保持了独立,并取得了资本主义化的成功,就是因为存在那样的世界历史条件。1900年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这时一国史的发展条件与世界史的发展条件的主从地位发生了转换,因此把这个时点作为日本近现代史的划界是合适的。
20世纪60年代远山茂树的时代划分理论,是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也是对战后至1950年代盛行于史学界的过分强调经济基础的史观的一种反省和修正。
20世纪70年代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对日本现代史的开端做了重大调整,即从60年代版20世纪初后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于这一变化,大石嘉一郎给予了这样的解释:1960年代版日本历史重视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时代划分,当时大多把20世纪史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视作现代史;另外,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俄国革命后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或者普遍危机时代看作现代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然而,1970年代版本把现代史开端后延是更合理、更现实的。因为从日本史的角度看,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难以发现日本的社会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战后的民主改革使得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确立起来的近代天皇制和军事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得以解体,重建了具有新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结构的特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大石嘉一郎的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依据社会形态转换划分时代理论的又一种修正,他认为要坚持依据社会形态转换划分时代的立场,就应该承认战后改革是日本现代的起点。大石嘉一郎的修正是不完善的,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和概念上的混乱。“从封建结构的资本制社会形态转向新结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20) ,这个新结构是个什么样的结构?前后两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论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有何区别和联系?对这样的问题,大石嘉一郎没有给予足够的说明。他的时代划分论,一方面以社会经济结构的转换为基础,另一方面又以划时代的政治事件为断代的分界线。这种模糊化、多标准的处理手法,与其说是对唯物史观的修正,倒不如说是放弃或者歪曲。
三、 对日本现代史断代的若干思考
既然我们讨论的是现代史问题,那么就有必要首先把“现代”的含义弄清楚。“现代”所指涉的时间范围是变动不居的,现代和近代的分界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中国清代学者段玉裁所说的“三代为古,则汉为今;魏晋为古,则唐宋为今。”(21) 即是在说时代认定的相对性,把古今视为不定之名。我们常把昨天、今天和明天比作过去、现在和将来。今天既是昨天的明天,又是明天的昨天;现在既是过去的将来,又是将来的过去。这些都说明时代的定名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翻一翻各国不同年代出版的现代史也会发现这种情况。
对于“时代”定名的相对性还有一层意思,即由于历史发展存在着连续性,因此任何断代都不能绝对的“一刀两断”,都必然要追溯某一历史时代开端的历史渊源。这样,由于对追溯历史渊源理解的不同,历史学家对某一历史时代开端的确定会出现差异。就是说,不同历史学家著述同一个国家的断代史,其上限出现时间差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所述,日本学者写的日本近代史,其上限有“开国说”,也有“明治维新说”。现代史的上限更为复杂,既有同一时段的差异,又有不同时段的变动。前者表现在“20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米骚动”的不同,后者表现在“战败投降”“战后改革”及“50年代初”的不同。这些差异都是由于著者对追溯历史渊源的理解不同而引起的。
同时,主张时代定名的相对性,并不是说断代是无从下手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断定。由于历史的发展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断代是可能的。历史发展由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出现而发生转折,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转换,因此,分析历史可以据此划分若干阶段。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环境里,各国对某一历史时代的定名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相对稳定期。这个稳定期的长短,从20世纪主要国家的现代史编写情况看,与各国的国情有关。这样,我们可以把“现代”通俗地理解为“现在生活的时代”,把现在的政治经济制度或体制向上回溯到重大变动时期即为现代的上限,也就是现代史的开端。比如,1999年版《辞海》对“现代”做了这样的解释:1. 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历史学上通常指资本主义存在和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可作为世界现代历史的开端。2. 现在这一时代。
历史发展存在着互动性。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武力扩张遍及世界,这时一国历史的发展就与外部环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互动性对某一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世界史和国别史的断代是有密切联系的,两者在大的历史发展阶段上能找到吻合点或者接近点。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历史和国情的特殊性以及外来影响传播的速度与距离存在差别,世界史和国别史的断代出现时间差异也是正常的。
中日两国的日本史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虽都声称是依据社会形态更替划分时代,但划分的结果是不同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其实就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现代史的断代而言,都不是依据纯粹的社会形态更替来划分,而是依据体制的转换来划分的,或曰是依据社会形态的量变阶段来划分的,这都是对传统划分方法的某种修正。然而,不管如何划分,并没有影响两国史学家把握日本现代史的脉络和趋势,也没有影响普通读者了解日本现代史的基本史实。
对历史的断代包括对日本现代史的断代,到底依据什么?是某一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还是生产关系的性质?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是中日两国史学界长期争论却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了给日本现代史的断代提供一个较为平实的依据,这里有必要对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发展观及西方的某些历史发展观做一梳理。
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发展公式,影响中日史学界已有近80年的历史。这一公式追根溯源可能要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早年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书中提出了原始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态,但他们并未把它当作历史研究的公式。他们认为,通过对历史发展的观察抽象出来的东西“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2) 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排列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几种社会形态。(23) 从马克思晚年的著作看,他认为每一种社会形态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着若干次生形态。从排列的这几个概念看,第一个是空间概念,第二个是时间概念,第三、第四个是政治概念。这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内容的模糊排列,把空间概念、时间概念和政治概念这三者演绎为承前继后、依次交替并具有逻辑关系的公式,恐怕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关,也就是说由于国际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使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演变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论述从无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一般规律时,列举了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序列。此后国际史学界就力图把亚细亚社会、古代社会这两个空间时间概念涂上政治色彩,以方便纳入这一序列。例如,1934年苏联学者考巴赖夫在《奴隶制形态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就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奴隶制在亚洲的特殊形态”。1937年日本学者渡部义通在《奴隶制形态的日本特征》一书中,也以“变形的特殊奴隶制”来解释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日本的表现。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38年,斯大林才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提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24) 此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便成为一种定理和公式而居于统治地位。
近年,西方的现代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历史观,认为现代化就是人类社会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农耕社会之前则可视为由采集狩猎向农耕过渡的过程。这种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在国际学术界颇为活跃,而且无形中被人们当成了与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观对立的理论。
篇幅所限,不容许展开讨论这两种发展观的细节问题。但从以上的梳理结果看,五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公式所依据的是生产关系;现代化理论中“农耕→工业”的单线发展观所依据的是生产力。前者是从社会政治制度角度宏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工具,不可盲目否定和抛弃,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后者虽是来自西方的一种单线发展观,审慎地批判之余或许能发现有其可取之处。在历史的断代和分期中,两者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可以相互参照和包容的。一个农耕阶段,可以包括奴隶制、封建制等若干个生产关系类型的发展时期。同样,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也可以包括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等若干个生产力发展阶段。两者完全可以在历史的断代分期中结合起来,这样会更方便、更灵活。
鉴于此,日本现代史的上限定为日俄战争之后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都是合适的。从大的方面讲,在政治上,日本这一时期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日俄战争加入帝国主义行列。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进程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模式竞争的时代,在这一点上,日本史和世界史是吻合的。从经济层面看,这一时期,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与世界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无论中国学者还是日本学者,都采用过这种断代方法,这是从体制层面而不是从根本制度层面的划分,其实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划分方法的一种变通和修正,或者叫创新发展。
日本现代史的下限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20世纪末都是合适的。写作通史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微观实证研究不同,它所着意把握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脉络和走向。因此,现代史的下限不必拘泥于30年的档案解密期。我们知道,反映社会发展脉络和走向的大历史,依据政府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些公开的东西即可梳理出一个头绪,因此现代史的下限比30年再短些也无妨。因此,考察世界历史和日本历史的具体情况,把日本现代史的下限设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者20世纪末都是合适的。
(作者张经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文刊于《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1)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前言第1页。
(2) 同上,前言第2页。
(3)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4)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5) 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6) 同上,第3页。
(7) 同上,第405—406页。
(8) 王新生:《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王仲涛、汤重南:《日本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
(11) 参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目录部分,岩波书店,1962—1964年版。
(12) 参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目录部分,岩波书店,1975—1977年版。
(13) 参见《岩波讲座日本通史》目录部分,岩波书店,1993—1996年版。
(14) 藤原彰:《现代史序说》,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2》,岩波书店,1977年版,第2—8页。
(15)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目录,岩波书店,1969—1974年版。
(16)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目录,岩波书店,1997—2000年版。
(17) 有关中国史的论争,出现过东大学派和京大学派的争论。1948年,前田直典对京都大学东洋史时代划分说的批判拉开了争论的序幕。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认为,上古至后汉为古代、六朝·唐为中世、宋以后为近世。战后宫崎市定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不仅中国史、整个亚洲史都普遍存在“近世”,主张世界史分期不是欧洲的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而是更具普遍性地引入“近世”的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四分法。前田直典主张隋唐之前为古代,宋代以后为中世的古代、中世、近代三分法。前田直典的三分法在1950年得到历史学研究会的支持后渐成为有关中国史主流的分期法。详细内容参见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河合教育文化研究所,1993年版。
(18) 谷川道雄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永井和:《日本现代史序说讲义》,参见《京都大学文学部基础现代文化学系现代史学专修讲义》,第12页。
(19) 富冈信雄、梶村秀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世界书院,1981年版,第59页。
(20) 大石嘉一郎:《近代史序说》,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1,岩波书店,1975—1977年版。
(21) 段玉裁:《广雅疏证序》,参见王念孙:《广雅疏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