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史概述
苏崇民
南满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日文名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20世纪上半期日本帝国主义设在中国的巨型殖民侵略机构和首屈一指的经济垄断组织。从1906年到1945年,它在中国大陆上从事侵略活动达40年之久。(1)
考察满铁的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全过程,就满铁发展史上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初步看法,就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一
满铁的设立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统治阶级苦于国内原料不足和市场狭隘,急于向外扩张,扩大其殖民地势力范围,于是炮制了一条吞并朝鲜—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基本路线,即所谓“大陆政策”。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就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但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同沙俄的远东政策利益对立,矛盾尖锐。这两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都依恃其军事力量与地理上接近的条件,企图将富饶的中国东北抓到自己手中。日本和沙俄在东北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沙俄战败,日军攻占了旅顺、大连、沈阳,并将俄军赶到了公主岭以北。1905年,在美国的撮合下,日俄两国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它们无视中国主权和清政府的声明,就沙俄在我国东北的权益进行了肮脏交易。沙俄继续保留它在长春以北的一切权利,而将旅大地区租借权以及长春至大连的铁路及其一切附属权利完全让给日本。从此,日本强盗接替了沙俄强盗在东北南部的地位。日俄媾和后,日本除了立即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附条款”(又名“北京条约”),使清政府确认日俄和约中有关中国东北的条款外,还进一步向清政府索取了安奉铁路的“改良、经营”权,吉长、新奉铁路的贷款权和鸭绿江右岸的木材采伐权以及开放商埠16处等等新的侵略权益。
根据中日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日本理应逐步撤走军队,将东北的行政权归还中国政府,但是,处心积虑长期霸占东北的日本军部非但迟迟不肯撤兵,反而到处设置军政署,实行军事管制。它们设卡收税,殴官辱民,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的主权,激起中国官民的极大义愤,就连著名的亲日派如袁世凯、陶大钧之流也发出怨言,一再催促日本撤兵。另一方面,日本占领当局,利用军事管制为日本商人垄断东北的进出口贸易大开方便之门,而对英美商人严加限制,这也触怒了英美帝国主义。从1906年2月起,英美连续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并提醒日本,他们支持日本打败沙俄,为的是打开东北大门,而不是为了用日本的统治去代替俄国的统治。
经历一场激烈的战争,人力财力都已涸竭的日本,面对中国人民高昂的民气和英美的抗议,不得不在是继续其军事占领而冒同中国对抗和失去英美支持的风险,还是撤回军队、行使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侵略权益、徐图进取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为此,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亲自到中国东北视察情况,巡风摸底,并由通晓世界政情的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出面召开元老重臣参加的“满洲问题协商会议”(1906年5月22日),做出决策。这个“满洲问题协商会议”是中日北京条约缔结后,日本关于中国东北问题的一次最高级决策性会议。会上伊藤博文分析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面临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认为日本继续在中国东北实行军政统治必将激起全中国人民的反对,这对于在大陆上立足未稳的日本来说绝非良策,而且日本不能失掉英美在财政上的支持,开罪英美对日本也是非常不利的。因此,会议决定迅速撤兵,并撤销其各地军政署,将关东总督改为关东都督,由其掌管旅大租借地。对于东北地区则标榜维护中国主权和尊重美英要求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
这样一来,如何利用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侵略特权,首先是以什么形式经营南满铁路的问题,就被提上日程。实际上,从日军占领这条铁路之日起,关于经营该铁路的各种方案即纷纷出笼,其中的《满洲经营策梗概》《经营满洲策略》《满洲铁道纪要》等则成为后来满铁设立的蓝图。
1906年1月,日本政府设立了“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以陆军首脑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研究和起草所谓“经营满洲”,即在中国东北推行殖民侵略的具体政策和方案。这个委员会起草了一些文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设立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敕令草案”和“命令书草案”。这两个草案在“满洲问题协商会议”之后,立即被日本政府通过。当年6月7日以敕令第142号公布了“关于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问题”,7月13日组成了满铁设立委员会,8月1日由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向满铁设立委员会委员长发出“秘铁第14号命令书”,8月18日日本政府批准了满铁章程,11月13日任命后藤新平为第一任总裁,11月26日召开了成立大会。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始营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机构——满铁就是这样迈出了它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资源的第一步。可见,满铁是日本侵华“大陆政策”的产物。
满铁的设立,主要是依据上面提到的两个文件,即“第142号敕令”和“命令书”,“敕令”是公开发表的,“命令书”则是秘密发给设立委员的。“敕令”仅规定满铁的大体轮廓,凡“公之于世反而不利的事项”均载“命令书”中。这两个文件规定:满铁公司由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总裁、副总裁及理事由日本政府任命,日本政府设满铁监理官监视其业务,日本政府得以发布监督公司事业的命令:日本政府得以取消公司的决议和解除其干部的职务;日本政府规定满铁的资本总额并保有其半数,日本政府保证民间股份的六厘分红和公司债利息;政府可随时命令满铁接受新任务,政府得以随时使用满铁的铁路、土地及其他物品。此外,满铁每年收缴股款、募集公司债、事业计划、预决算以及关于会计及营业的规章都要经日本政府审查批准。由此可见,满铁在形式上虽然是独立的股份公司,实质上则完全处于日本政府的控制之下,无异于国家机关。正如满铁初代理事、日本法学“权威”冈松参太郎在《南满铁路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透露的,满铁是“假公司之名,行机关之实,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因此,它是个殖民公司,是国家的代理机关。
日本政府擅自设立满铁一事粗暴地践踏了有关条约。即使根据有关的不平等条约,南满铁路也应循中东铁路的先例由中日合办,公司的总办应由中国选派,钤记应由中国刊发,章程应由中国颁布。日本政府包办一切,这就进一步损害了中国保有的条约上的权利,更加暴露出它的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事情到了如此地步,甚至连腐朽昏庸、卖国媚外的晚清政府也曾就此再三提出抗议。然而,日本政府却蛮横地拒不理会中国的抗议,根本无视中国仅有的权利,悍然宣布了这个日本殖民公司的设立。所以,满铁自设立之日起,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侵略和掠夺的工具。
二
从1906年设立时起到1945年解体时为止,满铁约经历了40个年度,这期间发生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势力虽然有所发展,但整个东北地区,除旅大租借地及南满铁路沿线的所谓“附属地”外,仍然处于中国主权之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和东部内蒙古的所谓“满蒙政策”就是要变这个地区为第二个朝鲜,日本历届政府有关中国东北的决议、声明、指示、通牒,尽管五花八门,而其实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目标。
满铁作为日本“经营满洲”的中枢机构,在这个时期,占有突出的地位。它的任务即是所谓“经营满洲”,利用其拥有的各种特权和手段,努力发展日本在南满以至全东北的势力,力图变东北为日本的商品市场、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殖民地区。可以说,日本在东北的其他机关,都是围绕着满铁而转动的。
满铁拥有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所能得到的一切特权,包括修筑和经营铁路、港口、电信、航运,开采煤矿和山林,自行决定运费和费用,取得铁路沿线土地任意修建房屋,免缴不动产税、所得税、铁路材料的进口和交易税、印花税直至限制中国修筑平行铁路,甚至在所谓“附属地”排斥中国主权,形成名副其实的“满铁王国”。
满铁依恃其所拥有的这些特权,充分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和资本优势,采取了无孔不入的所谓“综合经营”方针,“表面上经营铁路,暗地里实行种种设施”(2) ,在铁路的招牌下经营“在满洲的一切有利润并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寺内正毅在满铁设立委员会上的讲话)。它以经营“铁路及开采其附属之煤矿为重点”(3) ,同时如同水银泻地一样,渗入到各个部门中去。
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及其副手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根据日本政府确定的政策,制订了满铁的经营方针。
后藤新平原是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具有丰富的殖民统治经验。日俄停战期间,他曾到中国东北“视察”铁路,并为儿玉源太郎起草了《满洲经营策梗概》。后经儿玉源太郎的推荐,他就任满铁总裁并兼任关东都督府顾问,参与都督府一切政务。1908年7月,他又在满铁隶属于递信大臣管辖的条件下就任了日本政府的递信大臣,同时提升副总裁中村是公为第二任满铁总裁,继续推行他所确定的经营方针。
后藤新平鼓吹在中国东北实行“文装武备”的殖民政策,“举王道之旗,行霸道之术”(4) ,即打着“亲善”的招牌,干着侵略的勾当。在后藤和中村的主持下,满铁将其总公司移至大连,确定了以大连为中心发展满铁事业的方针。
大连港是港阔水深的不冻港,又是日本和中国东北以至欧洲的海陆联络中转地。日本政府决定把它变成日本侵略东北的基地,因而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免除进出口税,交给满铁经营。满铁将其总公司迁到大连,以大连作为其“经营满洲”的根据地。它继续沙俄时代的筑港工程,修筑港湾和水陆运输设备,并且同海参崴港和营口港竞争,实行以大连为中心的运输政策。1910年大连港压倒了历来是东北地区主要吞吐港的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南满铁路代替辽河水运垄断了南满的出口农产品运输,于是南满的进出口贸易开始被日本操纵。满铁还以大连为基地开辟海上航路,经营海运事业。
在东北经营铁路,是满铁活动的主要内容。满铁设立时,从日军手中接收的是经过战争的破坏又改成窄轨的铁路和只完成一半工程的大连港,可以说是百孔千疮,要想使这条铁路运转自如需要一笔巨额资金,而满铁所有的只是民间股东缴纳的200万日元现金。满铁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在大藏省和兴业银行的协助下,采取了依赖外债的方针。从1907年到1913年,它在英国先后发行了一亿日元的公司债,并用这笔资金向美国、英国、德国和俄国购买了机车车辆、机器设备和钢轨,顺利地渡过了创业的难关。它将南满铁路由战时的窄轨改筑为与京奉铁路一致的标准轨距铁路,并在大连至苏家屯间铺设了复线,采用了由美国进口的新式机车车辆,又在大连沙河口修建了号称东洋第一的用德国机器装备起来的大铁道工厂。于是,一条拥有自己的出海口和强大运输能力的殖民地铁路开始了运转。在经济上,它将东北的农村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起来,从中牟取巨大利益。在军事上,它是日本进入东北的主要通道,日本守备队就驻扎在铁路沿线。此外,满铁还将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擅自修建的安奉轻便铁路强行改筑为标准铁路。这条铁路通过鸭绿江桥与朝鲜铁路接轨,成为日本通向东北的第二条通道,日本的朝鲜驻军利用这条铁路可以朝发夕至直达东北的首府,在军事上是极其重要的。它也是日本在该路沿线掠夺林木和矿藏、建立殖民统治的工具。
满铁还以“铁路附属地”名义在铁路沿线建立日本殖民地。满铁在南满、安奉铁路沿线占据了大量的所谓“铁路附属地”,其中除铁路用地外,还包括大面积的市街地、练兵场、农田和矿区。在“铁路附属地”的名义下,日本帝国主义在这广大的地区里建立起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殖民地,成为中国领土上的“独立王国”。
日本帝国主义将中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第六条,即“凡该公司建造、经营、防护铁路所必须之地……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条文中的“一手经理”的法文一词歪曲为“绝对的排他的行政权”,从而声称它享有条约规定的“附属地”行政权,这完全是强词夺理的虚构。条文中的“一手经理”的含意是十分清楚的,根本与行政权无关。日本帝国主义主要还是依恃武力,在“附属地”建立起殖民统治制度。满铁根据日本政府三大臣“秘铁第14号命令书”,在“附属地”、“经营土地及房产”,“进行关于土木、教育、卫生等必要设施”,“对居民征收手续费及分赋其他必要费用”等等。它在大连总公司设有地方部,在各地设地方事务所,总揽“附属地”一般行政。它并于1907年9月公布了“附属地居住者规约”,宣布“附属地”内住户和租地户必须遵守满铁发布的各项规则,并以公费和手续费的名目缴纳税捐。关东都督府则在“附属地”内遍设警务署及其分支机构,维护殖民统治,欺压中国人民。
“铁路附属地”逐年扩大,1907年它的面积约为149.7平方公里,以后每十年即差不多扩大一倍。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和扩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侵略活动的重要基地。日本的军、警、宪、特机关和各种侵略团体,莫不猬集于此。日本的冒险家、淘金者、浪人和投机商也以附属地作为他们的安乐窝,在满铁的庇护下,分享殖民侵略的利益。
后藤新平还根据在台湾的殖民统治经验,主张满铁需要考察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政法制度、风俗习惯,调查工矿农商及交通等一般经济情况以及与之有关的亚洲和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以便为发展满铁本身事业和为日本政府、军部制订侵略政策提供必需的参考资料。为此,满铁于1907年4月设置了调查部(后改称调查课);1908年9月设置了东亚经济调查局。它不仅调查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以及军事情况,并且逐步将其调查范围扩及中国内地、俄国远东、外蒙等地。它不仅搜集各种文字资料,而且派人深入中国内地实地考察和刺探情报,盗窃机密,大搞特务活动。
满铁为调查东北的自然资源,研究掠夺方法,垄断重要的工业原料,还在1907年4月设置了地质课(后改称地质调查所)。1910年从关东都督府接办了中央试验所,1913年又设置了产业试验场(后改称农事试验场)等科学研究机关。
此外,满铁还攫取抚顺、烟台煤矿,经营大连和铁路沿线的电气、煤气、仓库、旅馆等事业,投资营口水道电气公司、满洲日日新闻社、清和公司等,并资助日本农场主购买土地以鼓励农业移民。至1913年中村是公任满离职时,满铁已经打下了其综合经营和发展对外投资经营各种事业的基础,并且取得了超乎意料的成就。它不仅支付了总数达2900余万日元的公司债利息,还攫取了与此几乎相等的利润。因此,日本政府确认它“在营业方面经济的基础已经确立”(5)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为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口实,悍然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并且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野心,迫使他签订了“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其中关于东北的有:将旅大租借期限和“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日本人有在南满的土地商租权和在内蒙的农业合办权以及在南满和东蒙的铁路借款优先权,等等。据此,日本认为它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已经巩固,可以放手大干了。
1916年日本军阀头目寺内正毅组阁,积极推行“鲜满统一”兼并东北的政策。在“统一内政”的幌子下,着手调整在东北的侵略机构。第四届满铁总裁退役中将中村雄次郎恢复现役就任关东都督,并以关东都督身份“统裁”满铁业务,总揽大权。同时,废除满铁的总裁和副总裁制度,任命满铁副总裁国泽新兵卫为理事长,在关东都督“统裁”下,主持满铁日常业务。这就使满铁作为日本政府侵略工具的作用更为突出了。
中村雄次郎是陆军将领,曾任陆军总务长官,他对满铁的经营当然更多地反映日本军部的影响。欧战引起了当时经济上的虚假繁荣,这为经营基础已经巩固的满铁提供了大肆扩张的广阔场地。中村雄次郎采取了“向外部发展以谋求满铁的大量利益”的“积极方针”(6) ,迅速扩大满铁的经营范围和活动领域。
它插手山东铁路和煤矿的经营。1914年日军入侵山东,满铁当即要求“担任铁道、矿山、港湾、海运等各种设施的经营以及青岛市政的管理”(7) 。1915年3月满铁按日本政府指令,派出以藤田虎力理事为首的一批满铁社员组成了山东铁道管理部,协助日本侵略军从事山东铁路和煤矿的经营管理。满铁的企图显然是要变山东为第二个“南满洲”,只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日本在华盛顿会议后不得不交还青岛和胶济铁路,满铁的企图才落了空。
它把持吉长〔吉林—长春〕铁路,攫取东满吉林资源。1917年10月,日本根据“二十一条”同北洋政府签订了《改订吉长铁路借款合同》,由满铁“代为指挥经理营业”,实际上完全把持了吉长铁路,使它从属于南满铁路。日本利用它掠夺东满吉林的农林矿产。1918年满铁又在吉林设了公所,加强在吉林的侵略活动。
它操纵四郑〔四平街—郑家屯〕路,向西满东蒙扩张势力。1917年4月,满铁承揽四郑路筑路工程,派了总工程师;同年12月路成通车,满铁又派了营业主任,操纵该路。1918年,满铁又在郑家屯设了公所,对西满和东蒙进行调查,刺探情报。对于蒙古王公则采取笼络的方针,利用他们在经济上的困难,贷以款项,在他们的领地内获取土地和利权。
由于战时造成的虚假繁荣,煤炭市场急剧扩大。满铁大力扩大抚顺煤矿,不但开凿了新井和露天矿,并且兼并了大连矿区,使产量翻了一番,并修建了大发电厂。由于满铁急于开采煤炭,根本不顾工人死活,事故不断发生。1916年4月14日大山井发生火灾,中国工人死亡达150人。事故发生后满铁仍不采取安全措施,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终于在1917年1月11日又发生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爆炸,中国工人死亡者达917人。1916年7月,满铁还收买日本大仓财阀侵占的辽西阜新县新邱煤矿六个矿区的开采权,以中日合办大新,大兴两公司的名义经营,矿区面积达43000余亩。
1916年,满铁按照日本政府钢铁自给政策的要求,在钢铁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决定开办炼铁厂。它以“二十一条”规定的南满铁路沿线的矿业合办权为依据,指使汉奸于冲汉出面,以中日合办名义设立了振兴铁矿公司,在1917年和1921年前后两次取得了东鞍山、西鞍山等11个矿区的铁矿石开采权以及石灰石、耐火黏土、硅石、菱镁矿等矿区权。1918年开始修建鞍山制铁所,以年产13万吨生铁为第一期目标,1919年4月日产200吨的第一座高炉投产,从此,它就成为日本在海外最大的、也是东北最大的钢铁基地。
1917年满铁设立哈尔滨公所,在北满发展势力。十月革命后,日本出兵北满和西伯利亚并参加共管中东路,为满铁向北满发展提供了机会。1918年4月,满铁遵照日本政府的密令,设立了极东运输组合,利用俄国公司旗号,收买船舶,组织江上运输,为日军服务达数年之久。后来在1921年满铁又从白俄资本家谢夫谦克手中收买了大兴安岭400方里的扎免林区采伐权,在北满安下了侵略的据点。
在交通运输方面,1915年满铁设立大连轮船公司作为它的海上“别动队”,以加强以大连港为基地的中国近海航路。1917年7月,朝鲜总督府将“国有”的朝鲜铁路委托满铁经营,实行“满鲜”铁路的一元化,作为寺内内阁“鲜满统一”计划的一个步骤(1925年3月解除了这项委托)。
它还扶植日本私人资本在东北的经济侵略活动,对在东北经营工商业和农业的日本资本家,给了各种形式的“扶助”,并且投资新设的南满矿业、满蒙毛织、满鲜坑木、东亚土木企业等公司。与满铁有投资关系的企业1915年只有8个,1922年增加到37个,其中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为了促进日本棉纱、棉布对东北的出口,它从1913年起,还在安奉路实行所谓“三线”(日本国铁、鲜铁、满铁)特别减低运费。
总之,满铁已发展成为拥有培养线和海运能力,垄断东北出口货物运输,经营朝鲜铁路和煤铁等重工业,投资各种企业,活动范围扩及山东、北满、内蒙和朝鲜的规模巨大的超级殖民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形势变化很大。帝俄为革命后的苏俄所代替,德国完全退出了在远东的争夺。美、英、法等国又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别是占有经济优势的美国决心争夺在中国的霸权,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遂告结束。在美国的策动下,1920年成立了新四国银行团承办中国各项借款。1922年,又签订了华盛顿九国公约,重新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帝国主义共同支配中国的原则。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遭到挫折,在国际上被孤立,不得不采取与英、美“协调”的对华外交。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起点,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的斗争,此伏彼起。这些都迫使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改变其对中国的侵略策略,由剑拔弩张、动辄以战争相威胁改变为标榜“不干涉内政”,重弹“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老调,形成了1924年起占主导地位的币原外交。经济侵略又成为主要的侵略方式。不过,在中国东北,又有特殊情况。华盛顿会议实际上并没有触动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地位,新四国银行团虽然未接受日本的“满蒙”除外论,实际上却承认了日本已取得的筑路权。日本帝国主义从未放弃“二十一条”中关于东北的侵略性的条款规定,并不断地为所谓土地商租权、内蒙的农业合办权、铁路借款优先权等向中国当局提出交涉。“维护满蒙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追求的所谓“不能动摇的国策”,是它的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仅如此,由于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帝俄在北满的侵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认为有机可乘,急欲将整个中国东北置于它的独占之下,遂决定抛弃联合俄国划分南北满势力范围的一贯方针,大肆向北满扩张。日本法西斯军部更一再策划使东北脱离中国的阴谋。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推行的“满蒙”政策,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铺设以南满铁路为中心的包括北满在内的“满蒙铁路网”;第二,大量商租土地,增加在东北的日本移民;第三,扶植日本殖民者在东北经营的农业、工矿业和商业。而实现这些目标又主要依靠增加满铁的力量,发挥满铁的作用。于是,满铁的地位更加突出了。
满铁对于铁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作用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为了扩张日本的势力范围,在军事上同苏联对抗,限制中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发展,增加满铁的运输收入,扩大南满铁路的吸货区域,满铁向日本政府提出“积极铺设满蒙五铁路”的建议,1925年又制订了以20年为期的野心勃勃的“满蒙开发铁道网”计划,准备修筑35条总长8800公里的铁路,完成以南满铁路为中心的、包括北满地区多数铁路在内的、由满铁控制的“满蒙铁路网”,并且将修筑南满铁路的培养线和在北满筑路列在首要地位上。
与此同时,满铁同奉系军阀政权先后签订了洮昂〔洮南—昂昂溪〕和吉敦〔吉林—敦化〕路的“承造合同”,采取包工形式,通过派遣日本顾问和铁路总会计,分别把持了一部分经营权或财权。吉敦路是吉长路的延长,是日本梦寐以求的吉会〔吉林—会宁〕路的一部分。它的建成意味着日本和满铁在吉林省东部地区势力的明显增长。洮昂路则是四洮路的延长,它不仅是南满铁路向黑龙江省的变相的延伸,而且是满铁实现其北满政策,扼制中东铁路的重要环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满大豆等出口货物大部南下运往大连,曾形成满铁垄断的局面。满铁又乘与美国共同监理中东路之机同该路签订了对满铁有利的运费协定,致使满铁的货运收入直线上升。但是,到了1924年,中东路归中苏共管,同乌苏里铁路恢复联运,北满货物又可东行海参崴出口,这样就打破了满铁的一家垄断。满铁力图维持既得地位,掌握北满进出口贸易的控制权,乃制定了“北满政策”,与中东路对抗。它一面同乌苏里铁路签订“北满货物分配数量协定”,借以牵制中东路;一面投资设立了资本为1000万日元的国际运输公司,作为它争夺北满出口货运的别动队。这个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东北各地,它使用各种手段,如贷给货主收购和运输货物所需资金,组织马拉大车队,实行秘密运费折扣等,吸引北满货物南下,甚至以中国货栈成发东的名义,在哈尔滨高价抢购大豆,运往大连。满铁几乎垄断了南满全部货物和北满南下货物的运输。1929年由南满铁路运往大连港的出口货物达760万吨,其中煤炭、大豆、豆饼占80%以上。煤炭的7/10、大豆的2/10、豆饼的6/10被运往日本国内。这就充分说明了满铁在使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农矿产品原料来源地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
它还盗买大量农田土地,大力推行殖民侵略计划。大搞殖民侵略本是满铁设立时的既定方针。满铁曾经采取发放附属地土地、培植退伍兵农户、资助个人农场主直接或以商租名义盗买土地的办法,推行这一方针,但收效甚微。于是,1922年日本政府亲自出面,指使满铁、东洋拓殖公司和大仓组联合设立东亚劝业公司,在中国东北侵占土地,扶植日本农场主,推行殖民侵略政策。1928年,满铁收买了东亚劝业公司的全部股份,独自经营,利用该公司在辽吉两省盗买了大量土地,准备移殖日本农民,并对朝鲜移民进行管理和盘剥。1929年,满铁又设立了资本为1000万日元的大连农事公司,在旅大租借地内,强征中国农地,加紧进行移殖日本农户的试验。
此外,它还不断地扩大抚顺煤矿和鞍山制铁所,加紧对东北资源的掠夺,继续投资兴办工矿企业,垄断电力和煤气的供应;资助日本零售业成立“输入组合”,扩大日货在东北的市场,采取运费减价的办法,对中国自办的铁路发动激烈的竞争,千方百计破坏中国自办铁路的联络运输。
据满铁经济调查会后来公布的调查数字,1930年年底,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为1756636000日元,其中满铁的投资额为904646000日元,超过半数。至于在产业资本投资中满铁投资的比重就更大得多了,因为除大仓财阀有两三例外,其余日本投资都集中于商业和金融。如果再考虑到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对东北的总投资中,日本的投资占有95.6%这一情况,可以说满铁在东北经济领域已经处于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它掌握着长约1100公里的南满、安奉铁路和大连港、营口、安东码头,还有吉长、吉敦、四洮、洮昂四条培养线,它经营着抚顺、新丘二大煤矿和鞍山制铁所,它侵占了482.9平方公里的“铁路附属地”,它通过五十多个子公司,垄断南满地区的电力、煤气、玻璃、纺织等工业部门。在满铁的卵翼下,日本的大小资本家、淘金者、冒险家和浪人齐集南满特别是“附属地”内,形成一大势力。满铁拥有一个包括3万人的各种专门人才的队伍,他们组成社员会,大造“满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生命线”和“中国铁路包围南满铁路”威胁日本生命线的舆论,煽动战争歇斯底里。以满铁社员会的反动骨干为核心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公开叫嚣要成立“满蒙独立国”。他们同法西斯军人串通一气进行阴谋策划。满铁的机关报则充当了它们鼓吹侵略的喉舌。满铁的调查情报机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情报资料,更为制订侵占东北的计划提供了依据。正是满铁二十余年的经营活动,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至军事上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做了准备。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以其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积极配合日本关东军,为关东军提供运输手段,协助关东军占领和经营中国铁路,为关东军提供技术力量、通讯设备,配合关东军掠夺中国电台、工厂、银行;提供“附属地”房舍作为关东军的兵营、基地,组织自卫队协助关东军作战。关东军在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时,又是满铁为其各级组织输送了大量的骨干。因此,完全可以说,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和急先锋。
三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为止,在东北的历史上属于伪满洲国时期,就满铁来说,则是它发展的后期。
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成立了伪满洲国,将整个东北变成了自己独占的殖民地。从此以后,采取公司形式的满铁在东北的政治活动及其在“满铁附属地”的政治统治逐渐失去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目标是将东北建成为扩大侵略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加紧掠夺东北的资源,以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为此,它推行了以“一行业一公司为原则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政策。由于满铁拥有雄厚的资金、技术力量和丰富的经验,自然成为这一活动的核心。
垄断全东北水陆交通运输,是“九一八”事变后,满铁经营活动的主要特征。1933年3月1日满铁设“铁路总局”于沈阳,经营所谓“满洲”“国有”的铁路、港湾、水运及其所有附属事业,侵占了原来分属九个中国路局总长2939公里的18条铁路以及葫芦岛港和营口的河北码头。1935年3月满铁又接办原中东铁路的干支线1732.4公里,连同新建铁路在内,“铁路总局”管辖的所谓“国有”铁路总长达6857.3公里,为满铁自有铁路营业里程的六倍多。
1936年10月1日满铁将其各铁路机构合并,在沈阳设“铁道总局”,统一经营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成为管理整个东北水陆交通的总机关。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下设直属各课和经理局、营业局、输送局、工作局、工务局、建设局、铁道警务局,并且管辖五个铁路局和两个铁道事务所以及铁道学院和铁道研究所。各个铁路局下又设有铁路监理所并辖有学校、医院、农场、工厂、苗圃、种畜场、警犬训练所、汽车营业所,等等。铁道总局管下还有哈尔滨林业所、哈尔滨造船所及皇姑屯、新京(长春)、哈尔滨、松浦、齐齐哈尔、大连等地铁道工厂和北满经济调查所。
满铁经营铁路的主要任务是满足日本政府和军部关于“国防”、“开拓”和“维持治安”的要求。所谓“国防”就是支持和配合侵略战争,将军事运输和军用品的运输摆在首要地位。所谓“开拓”,就是掠夺各种资源,攫取高额利润,移殖日本农民和促进日货倾销。所谓“维持治安”,就是协助关东军和伪满政权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建立和加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除经营铁路外,满铁还垄断全东北的公路汽车运输和北满江上运输。这就是说,它控制了东北所有现代化的水陆交通工具,其目的仍然是为关东军的用兵和作战服务,同时用于掠夺资源和巩固日伪的法西斯统治。
修建军用铁路是“九一八”事变后,满铁的首要任务。满铁新筹集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投在“新线”的修筑上。这些新筑铁路都是根据关东军的要求,首先考虑军事上的需要而修筑的。其中特别是敦图〔敦化—图们〕路的修筑,实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二十余年梦寐以求的日“满”最短路线。日本能以最快速度经过北朝鲜将军队直接运到长春及北满,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地位。当然,这条铁路对于日本掠夺东满吉林地区的各种资源也是极为有利的。到1937年年底,满铁修建通车的铁路包括锦承〔锦州—承德〕、图佳〔图们—佳木斯〕、虎林〔虎林—林口〕、滨北〔三棵树—北安〕、北黑〔北安—黑河〕、京白〔长春—白城子〕、白温〔白城子—温泉〕各线在内计有28条,总长达3500公里。它的殖民地军事铁路网已基本建成。它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将东北建成为军事侵略基地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们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斗争,建立和加强日本的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在掠夺东北的财富和宝藏,盘剥和压榨东北人民方面,它们则是巨大的吸血管道。由于新线的修建,这种“国有铁路”的货运量在1936年度达到1865余万吨,较1933年度的891余万吨翻了一番以上,其货运收入达8 000余万元。
1932年1月,满铁还应关东军的要求,设置了经济调查会,协助关东军起草和制订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政策和各项计划、法令。这个经济调查会,虽然是在扩大满铁调查课的基础上成立的,它的人员和经费也都是由满铁提供,然而,实际上它是关东军的附属机关,一切按关东军的命令和要求行事。伪满洲国最初一批经济政策法令就是由经济调查会炮制出来的。后来,它又参与了伪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起草和对华北经济的全面调查。直至1936年经济调查会撤销,它的班底并入产业部为止,它起草的规划、资料近3 000件。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存在突出地说明了满铁和关东军的密切关系。
在经济调查会参与策划下,关东军决心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并决定以满铁为中心,进行经营。满铁以大量新设关系公司,增加社外投资的方式,成为这一“经济开发”的主角和实行经济统制的骨干。这就出现了满铁关系公司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931年到1937年,满铁的关系公司由57个增加到80个,满铁对关系公司的投资从11000万日元猛增为24797万日元。在1936年12月底,在东北地区全部新设公司455家中,满铁关系公司为29家,而这29家公司的实收资本却占实收资本总额的54.4%。可见,满铁关系公司规模之巨大和地位之重要。在具有“统制”某一部门或行业的特权的19个特殊公司和10个准特殊公司中,满铁关系公司分别占13个和8个。如果加上“九一八”事变前设立的满铁关系公司,它在东北地区共有67个。它们分布在各种工业、矿业、土建、水电煤气、农林、金融、通讯交通和商业部门,并处于垄断或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可以说满铁通过其关系公司网完全垄断了东北经济的命脉。
满铁新设关系公司的一个重大特点,是它们从属于日本军部的扩军备战计划,被用于增强日本的作战能力。由伪满洲国出土地、矿权和厂房,由满铁(吸收日本资本家的资本)出资金和技术,开办日本军阀急需的“具有国防经济意义的工业”和化学工业。1933年,满铁将昭和制钢所设于鞍山,实行钢铁联营,到1937年8月,它年产生铁70万吨,钢材28.5万吨,成为东北军需工业的基础和核心。1934年2月,满铁同伪满洲国合办了资本为1600万日元的满洲炭矿公司(简称满炭)。它是伪满洲国的煤炭业统制机关,管辖除抚顺煤矿和本溪湖煤铁公司以外的全部煤炭的产销。这样一来,满铁实际上包办了煤炭的生产,垄断了燃料的供应。1935年5月,满铁参与设立了资本为1200万日元的“满洲”采金公司,垄断了吉黑两省和东部内蒙古的金矿开采。1935年投资设立的“满洲”铅矿公司垄断了锦西杨家杖子铅锌矿的开采。同年设立的“满洲”矿业开发公司更独占了“国防重要矿产资源”的矿业权。1936年,在抚顺设立了资本为2500万日元的“满洲”轻金属制造公司,策划利用东北的矾土页岩,年产4000吨铝,加强了日本军需工业。1933年10月满铁同日本理化学兴业公司合作设立了资本为700万日元的日满镁工业公司,利用大石桥一带贮量极大的菱镁矿,冶炼金属镁。铝和镁作为轻金属都是发展军事工业的重要原材料。1934年3月设立了资本为620万日元的同和汽车工业公司,是汽车工业的统制公司,承担日本国产汽车的装配修理、车体制造和销售,主要是供应关东军所需车辆。满铁持有这个公司股份的46.8%。1934年11月设立的资本为9000万日元的“满洲”电业公司(简称满电),垄断并统制全满的电气事业,满铁持有它的半数股份。此外,为了发展与军需密切相关的基础化学工业,1933年,满铁在大连设立了“满洲”化学工业公司(简称满化),资本为2500万日元,年产18万吨硫铵。1936年又设立了年产苏打3.5万吨的“满洲”曹达公司。同年,满铁又参与设立了“满洲”盐业公司为日本化学工业提供原料盐。就是这样,满铁以其资本和技术,发挥其综合经营的长处,对东北各种资源进行系统的掠夺,为发展军需工业,变东北为日本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而不遗余力地活动着。
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刚一确立,即着手殖民侵略的准备,而具有这方面经验,掌握运输手段,并且拿得出资金的满铁又是这一侵略活动的得力工具。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满铁拿出300万日元,指使东亚劝业公司在东满、北满一带强制“收买”农地,并以“整地”为名大肆圈占土地。到1935年一共侵占土地一百多万公顷,为大规模殖民作了准备。1935年满铁又投资设立“满洲”拓植公司作为殖民机构,开始由日本大批移民。1936年日本政府通过了“二十年百万户”的殖民计划,殖民规模乃日见扩大。这一年,满铁还将东亚劝业改组为鲜满拓殖公司,专门组织朝鲜移民并对他们进行统治与盘剥。
随着军事铁路网的修筑和煤炭生产的扩大,满铁的木材消耗量成倍增长。1935年满铁兼并了中东路,攫取了该路沿线的三大林区(绰尔、东部、岔林河)和与之有关的海敏公司及亚布洛尼亚林区。这五大林区共占面积160万余公顷,年采木材约100万方。1936年满铁又与伪满洲国合办“满洲”林业公司,垄断吉林省国有森林的采伐权,扩大了采伐规模。满铁控制的扎免采木公司和满鲜坑木公司都扩大了采伐规模,加紧了对东北林业资源的掠夺。
1935年7月,满铁促使各地日本零售商“输入组合”联合设立“满洲”输入公司,给予各种优惠待遇,如贷款和提供担保,使之大量进口日本商品,促进了日货倾销。1936年10月,满铁又将它的商事部分离,同满炭合资,成立资本为1000万日元的大商业公司日满商事公司,满铁及其关系公司的产品由该公司统销,满铁及其关系公司所需生产资料也由该公司供应。这样,该公司就垄断了钢铁、煤炭、化工制品以及机械设备等各种重要生产资料的进出口贸易和市场交易。它成为扶植日本工业企业的重要杠杆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罪恶的绞索。
1933年以后,日本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随着日军大举侵入华北,满铁也加强了它在华北的经济活动,1935年2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和东亚课开始全面调查华北经济,制订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大纲方案”。同年11月,满铁设立了天津事务所,作为驻在华北的中枢机构,下设北平分所,并在郑州、青岛、济南、太原、张家口、绥远、多伦等地设驻在员。它伙同侵华日军的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而详细的调查,为日本侵占华北经济机构和掠夺华北资源做了充分准备。天津事务所还在日军的配合下,进行了攫取战略物资和铁路利权的活动。同年12月,满铁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又拨款1880万日元,设立了兴中公司。这个公司作为满铁在华北的别动队,打着发展“满华贸易”的旗号,以掠夺龙烟铁矿、井陉煤矿以及华北的棉花和长芦盐等重要战略资源和攫取津石铁路权益为目标而大肆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为了支持这场战争并准备入侵苏联,它急于在东北建立以工矿业为中心的军事工业体系,同时更加系统地掠夺东北的农林牧资源,以便将东北建成“旧满华经济集团”的基础工业和农产品供应的基地。为此,它扩大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的原定指标,将重工业部门的投资指标,由原来的25亿日元增加为36亿6千万日元。如此庞大的计划,仅靠满铁的资本和技术是无法实现的。日本政府和军部把希望寄托在“最为关心”东北的新兴财阀“日产系”的鲇川义介身上。鲇川义介野心勃勃,他计划引入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在东北建立巨大的汽车制造厂,并以汽车工业为核心,垄断全满重工业。鲇川的计划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于是他于1937年12月1日,将“日本产业”公司迁入东北。设立了由“日产”和伪满洲国各投资2.25亿日元的巨型公司“满洲”重工业开发股份公司(简称满业)。这个公司被赋予垄断伪满全部重工业的特权。这样,满铁不得不从重工业部门退了出来,将它属下的重工业移让给满业。从此,满铁就放弃了垄断一切的“综合经营”方针,而大力向华北发展,希图在华北建立新的垄断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满铁立即竭尽全力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将日军的增援部队和辎重弹药由东北源源运往华北,同时将它的天津事务所扩大成为直属满铁总裁的华北事务局,陆续接管了日本侵占的华北各铁路近5000公里,控制了华北的交通大动脉。这种由日军占领交满铁经营的形式,一直持续到1939年4月;满铁向华北派出的员工有2万多名,各种车辆达5000余台。
在这期间,满铁的别动队兴中公司也异常活跃。它紧密配合日本侵略军,接管了全部所谓“军管”工矿,包括井陉煤矿在内的19个主要煤矿以及其他铁矿、炼铁厂、电灯厂、盐厂、苏打工厂以及打包工厂等华北主要的大型厂矿,共计56个,同日本财阀串通一气,对这些厂矿大肆进行掠夺。满铁就是这样直接参加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参加了对华北的占领和统治,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以战养战”的反动方针,掠夺华北的各种资源。
1939年4月,伪华北傀儡政权宣布实行铁路“国有”,设立了日伪合办的华北交通公司,在资本3亿日元中,满铁占12000万日元。日本政府为统制华北经济,于1938年11月新设华北开发公司。1940年1月,满铁将兴中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华北开发公司,这就结束了满铁在华北的“综合经营”,它的地位基本上为华北开发公司所代替。
不过,满铁在华北仍然保持很大的势力。华北交通公司实质上不过是满铁华北事务局的变种。它的人员、周转资金和器材,完全是由满铁提供的。满铁和华北交通公司始终保持着“联合经营”。并且,满铁仍然控制着山西的大同煤矿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直到日本侵略者战败投降为止。满铁通过华北交通公司、大同煤矿公司和山东矿业公司,在华北铁路和煤矿方面,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
在东北,满铁则集中力量,发展交通运输事业。为支持日本侵华战争和准备进犯苏联,满铁在关东军的授意下,不断地进行交通运输的战时准备,赶建军用铁路和扩建港湾;并为配合日伪的产业五年计划,修筑了一部分以掠夺煤铁和木材为目的的“产业铁路”。到1943年,包括承古〔承德—古北口〕线、绥佳〔绥芬河—佳木斯〕线、兴宁〔新兴—城子沟〕线在内,建成了17条总长1500余公里的新线和近900公里的复线。此后,满铁即停止了新线的修建,专注于奉山〔沈阳—山海关〕、安奉〔丹东—沈阳〕等干线的复线的修筑。在此期间,满铁还扩建了大连西港、葫芦岛港和北朝鲜的罗津、雄基二港,新建了大东港和大连渔港。
从“七七事变”时起,侵华部队的运输即成为满铁的经常性业务,军用列车平均每月达200次。1939年日本开始推行“北边振兴计划”,日军参谋本部要求满铁扩大军事运输能力,使满铁处于对苏作战的准备状态。满铁为配合关东军在北满边境的集结,加强了军事运输的管理。1941年7月末至9月中旬所谓“关东军特别演习”期间,满铁发挥了高度机动的运输力。太平洋战争期间,满铁又将关东军的主力由北满运往南方战场。由于军事运输的频繁和日伪推行“五年计划”对战略资源的大掠夺,铁路货运量从1937年到1941年增加一倍,客运量增加一倍半以上,而实际运输能力只增加半倍,致使运输状况日益紧张。满铁采取压缩“营业品”运输量的办法以扩大军事运输。1942年以后,日本的海上运输能力日益削弱,原来由海路运往日本的华北煤炭、粮食等物资,不得不改由陆路,即经由东北和朝鲜的铁路运往釜山或罗津,再运往日本,实行所谓“陆运转嫁”。满铁的运输能力愈显不足,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又实行了所谓“高度重点原则”,将民用货物的运输量压到货运量的10%以下。结果,铁路运输的收益率明显下降,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依靠铁路高额利润支持的满铁财政的基础。满铁采取的超过设备能力提高运输量的办法,又使事故逐年增加,铁路经营陷于恶性循环之中。
满铁还根据关东军的要求,为建立交通运输的战时体制,一面加紧扩大长途汽车路线,一面加强对江上运输的统制。“七七事变”后,满铁即设立汽车局,开始推行庞大的“汽车事业四年计划”,妄图将它经营的“国营”长途汽车路线由6000公里扩大为60000公里,结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了1941年3月才勉强达到20000公里。这一年,运输人员约2000万人次,货物近10万吨,就因不堪亏累而停止扩充。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汽车零件难以进口,加上燃料不足,汽车运输的经营陷入停滞状态。满铁企图用加强对民营汽车事业的统制和通过大连都市交通公司与国际运输公司统制短途和城市汽车运输,以及改用木炭燃料等办法,苟延残喘。
在北满江运方面,满铁于1939年设立了北满江运局,强行收买了全部民船,一手把持了全部北满江上运输。它占有船只310只,每年运输量约为70万吨货物和70万人次旅客。
1938年,满铁撤销了成立不久的产业部,新设调查部;1939年又扩大了调查部,并将调查列为满铁“三大事业”之一。1941年度,满铁调查部拥有调查员及助手约1600名,加上拨归调查部领导的满铁中央试验所的技术人员500名,总数超过2000人,该年预算超过1000万日元。它是日本当时最大的调查情报机关,也是世界上有数的规模庞大的调查机关之一。它为日本军国主义建立“日满华经济集团”和“大东亚共荣圈”的政策,为在中国沦陷区和日军所到之处建立殖民统治秩序,为系统地掠夺日军占领区的物质财富,充当侦察前哨,起草掠夺计划。调查部组织的大规模调查有“中国惯例调查”“中国抗战力调查”和“日满华经济集团调查”,其目的是为日本政府和军部制订侵略政策提供依据。此外,调查部还进行“社业调查”和“北方调查”,并且派遣特务到东南亚地区直接配合日军的侵略活动。
为配合侵华战争,满铁还扩建抚顺煤矿,发展石油化学工业;设立制铁工厂,生产海绵铁和特殊钢。为配合日本的大规模移民侵略活动,它设置了满洲开拓青年义勇队训练所及义勇队开拓团。
上述情况表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铁作为“经营满蒙的中枢机关”的地位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它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活动中,仍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而又凶恶的角色。
由于中日战争的长期化以及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在战争泥潭中愈陷愈深。满铁同整个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及困难也日益加剧。战争提出的加大运输量和各种物资产量的要求同满铁的运输和掠夺能力的矛盾;满铁增加和扩大其运输和生产设施的要求同它所能筹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矛盾,都在加深并日益尖锐化。这些矛盾随着日本侵略者和中国人民之间,满铁同被它盘剥的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的日益激化而不断发展着。满铁曾用加强法西斯统治,强迫工人提高劳动强度直至实行所谓“总动员”等办法,妄图摆脱困境。但是,正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一样,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满铁,也摆脱不了覆亡的命运。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就在中国土地上彻底埋葬了日本帝国主义吸吮中国人民膏血达40年之久的侵略机构——满铁。
结束语
当年,满铁曾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一个缩影。
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与其穷兵黩武的侵略扩张政策和战争手段密不可分,满铁和侵略战争也有着不可解之缘。满铁本身就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又成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借口和支柱。它随着侵略战争的进展而发展和壮大,又随着侵略战争的失败而灭亡。
军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军国主义也给满铁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满铁的设立自始就在军阀头目的主持之下,满铁设立委员长一职始终由军阀头目担任,满铁初代总裁由军阀头目推荐,满铁一度归关东都督统裁,都是耐人寻味的。至于“九一八”事变后,满铁被置于关东军司令官的直接监督之下,满铁的经营完全服从于日本军部的“国防和开发满洲经济”的需要,就更加说明问题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先天性弱点之一是资本积累不足,日本国家政权在帝国主义发展过程中自始就具有重要作用。官商依靠国家政权赋予的特权急速成长为财阀资本,日本国家资本的出现也很早,满铁就是日本国家资本同财阀资本相结合向海外发展的一个典型。满铁的设立为日本财阀资本向海外输出提供了一个既能保证可靠的利润又不必承担风险的途径。
日本资源不足加上半封建农业造成的市场狭隘,促使日本资产阶级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寻求原料和市场,满铁正是它们手中最有力的工具。满铁利用铁路、港口将东北的粮食、特产大豆、煤炭、钢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和世界各地,同时也为日本商品开辟了一个广大的市场。
可见,满铁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历史,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满铁疯狂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它开采了抚顺、阜新、富锦、蛟河等地的煤矿,鞍山的铁矿,锦西的铅矿,复州的黏土矿,大石桥的菱镁矿,清原的金矿,等等;它到处砍伐森林;它插手农业、畜牧业;它投资盐田。
满铁为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在东北建立了钢铁工业、铝镁冶炼业、汽车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以及作为这些工业基础的电力工业。
满铁为使日货占据东北市场,从实行特价运费到组织日本零售商成立输入组合,从设立贸易馆到设立统制各种工业品交易的特殊公司。为操纵农产品的出口,满铁还在各地设立交易所信托公司,并通过国际运输公司和协和栈大搞囤积投机活动。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曾经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文明的事业。……事实上,几根资本主义的干线已经用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与整个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了,已经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压迫附属国〔殖民地加半殖民地〕里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十亿民众和‘文明’国里资本的雇佣奴隶的工具。”一部满铁史雄辩地证实了列宁的这一科学论断的无比正确。
(作者苏崇民,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原文刊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
(1) 本文所用资料,主要来自满铁和日本外务省档案,并参照了满铁的“社史”、统计报表、调查报告及有关回忆录和传记,这些都已编入《满铁史资料》一书;该书将由中华书局分卷陆续出版。由于篇幅关系,此处恕不一一注明。
(2) 儿玉源太郎、后藤新平:《满洲经营策梗概》。
(3) “满洲经营调查委员会”1906年3月17日报告书。
(4) 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2卷,劲草书屋,1965年版,第814—817页。
(5) 床次铁道院总裁:《对满铁的意见》,1913年12月。
(6) 中村雄次郎在满铁股东大会上的报告,1916年6月17日。
(7) 1914年10月14日满铁总裁致内阁总理大臣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