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
郎维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重大国际事件,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一事件中,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如内阁、军部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国内外史学界存在着不同认识。
“九一八”事变是一场阴谋策划的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有不少见不得人的诡计,为了“不留下使人认为是我方(按:日本)干涉内政的任何文字,尽可能以口头方式进行”(1) 。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夕,为了销毁罪证有计划地烧掉了大量机密档案(2) ,再加上战后一些与该事件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物,出于某种目的交出了不少个人保存的文献、日记和写了大量的回忆、传记等,给搞清这个问题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但是,只要结合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华的历史去认识,并对日本战后出版的有关方面的著述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是能够得出明确结论的。
一
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东北由来已久,这是日本大陆政策继吞并朝鲜之后又一个重大步骤。
早在第一次山县有朋内阁时就正式拟定了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日本政府正是根据他提出的“主权线”和“利益线”的侵略逻辑,“充实兵备”,于1894年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妄图从台湾、东北南北两个方面将其侵略魔爪伸入中国。
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为契机,日本确定了“南守北进”的侵华路线,要同西方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这样,南下的俄国和北上的日本于1904年发生了争夺东北的侵华战争。日本侥幸取胜,夺取了辽东半岛和中东路南段等“权益”,南满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辛亥革命时,第二次西园寺内阁制定了伺机独占中国的新侵华政策。关于东北问题,决定“专待对我国家有利之时机到来”,就一举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3) 。作为日本政府,这是第一次正式表示伺机占领中国东北。山县则急于出兵,1912年1月初提出了《乘中国骚乱出兵满洲》意见书,接着日本军人和大陆浪人就搞了“满蒙独立运动”,在此前后,日本政府还同俄国签订了四次瓜分东北、内蒙的密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日本统治集团看成是发展日本“国运”的一大“天佑”。大隈内阁以“参战”为名,侵略山东,提出了“日本外交史上野心最大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4) 。其核心内容之一的第二号,就是要永远占领“满蒙”。关东都督中村觉据此在五六月间接连向日本内阁提出了《满蒙开发意见书》《关于满洲驻扎陆军的意见书》《关于奉天省将军及巡按使任命的意见书》;日本驻华公使也于1916年10月照会中国,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满蒙”任何地方“有派驻警察之必要”(5) ;与此同时,又搞起了以日本内阁为后台,由军部直接掌握,目的在于从中国分离东北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妄图将东北变成第二个朝鲜。
西原借款是寺内内阁为了把段祺瑞政权“改良”为在日本“指导”下的维护日本在华“优越地位”的亲日政权,甘冒蚀本的风险,借贷给段祺瑞的最大一笔款项。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借此推行日本、朝鲜、“满洲”的一体化。至于诱使段祺瑞签订的“共同防敌协定”,其直接目的则是以出兵西伯利亚为名,将参与共同行动的中国军队置于日本司令官的指挥之下,占领北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已跻于世界“五强三大”(6) 之列的不可一世的日本,因战后立刻陷入内外交困的危机深渊之中,不得不收缩其向外扩张的势头。在华盛顿会议上,关于海军力量对比问题,向英美做了些让步,山东问题也表现出某些松动,但唯独“满蒙”的“权益”死守不放,不容讨论。所谓“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侵略思想就是从此以后逐渐形成的,日本吞并东北的意识更加牢固了。
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所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竟说什么“满蒙”在“国防上以及对国民生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为“维护我之既得权益乃至于悬案的解决”、“断然采取自卫措施”(7) 。田中内阁决定了武力侵占“满蒙”的方针。正因此,日本三次出兵山东,关东军也本着东方会议宗旨,制定了解除奉军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并作了部署。张作霖因此成为日本妄图吞并“满蒙”的牺牲品。但关东军所期待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出现,田中也感到国内舆论和国际疏通准备得还不够充分,便令军部停止执行武装占领东北的计划。日本想通过炸死张作霖制造混乱进而军事占领东北的阴谋虽未得逞,但并没死心,从中总结了教训,准备再干。实际上是为发动“九一八”事变做了一次预演。
上述内容说明,“满洲问题之根本解决”,是“帝国政府必须经常策划,不遗余力的”(8) ,但“九一八”事变前,虽有多起策划,均未得逞。二十年代末30年代初,日本认为国际形势有利于其对外扩张,本着“一旦遇到可乘之机自应加以利用”的精神,采取了“果断手段”(9) 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二
“九一八”事变的阴谋,首先是由军部策划的。远的暂且不论,仅从大正昭和交替时期的军阀头子宇垣一成说起。宇垣从大正十三年任清浦内阁陆相以来,除田中内阁外,连任四届内阁陆相,长达五年之久,是陆军由老军阀到新军阀转变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对昭和新军阀的形成有深刻影响。昭和初年,他就表示“要有大的策划”,以实现他“多年的抱负”(10) 。他还在《支那现局对策》中具体写道:“帝国必须以不成文的国策为基准”、“倾注全力”、“独断迈往”,以“使帝国在中国的权益得到比今天更大的发展”、“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在满蒙的特殊地位绝不允许有丝毫的损害”、“必要的话,当机立断”(11) 。显然,他的“最终希望”,就是侵略中国,向外扩张。(12)
众所周知,田中内阁是最富于侵华的内阁之一。但宇垣尤感不足,批评田中内阁的“满蒙政策”、“给人以胆小怕事之感”、“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13) 。所以当森恪(外务次官)从中国东北回到日本顺路访问他时,批评森恪说:“对满蒙的工作,同出兵山东一样,都是一些如同笨拙的外科医生似的琐碎动作”,并催促说:“要想确立帝国在满蒙、沿海的地位,就得显示出不惜以实力来维持东三省安全的坚强决心。”(14) 十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喂!向北满跃进!前进!”(15)
宇垣把自己要吞并中国东北的野心和盘托出的,应该说是他在1928年9月写成的《关于对华问题管见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他主张日本对“满蒙政策的基点”有四:“一、合并到帝国领土之内;二、使其独立,成为帝国的保护国;三、进一步图经济之发展和权益之伸张;四、维护现有权益。”“究竟以哪个基点发展之”,要视“立足点的坚实情况”和“施展外交手段取得英美各国的谅解程度”而定,并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些,“对付中国,达到预定目的,就像一举手一投足那样容易”(16) 。
军部根据宇垣的《纲要》,从1930年下半年开始酝酿,至翌年4月,拟成了《昭和六年度情势判断》(以下简称《判断》)。这个《判断》与以往的不同,是以“满蒙”问题为中心内容。它要求军部下决心“解决满蒙问题”,并规定了解决“满蒙”的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在中国中央政府下的亲日政权;第二步,成立脱离中国的“独立国”;第三步,由日本领有,成为日本国土的一部份。(17) 宇垣还在1931年4月初召开的师团长会议上强调“日本不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单位,非解决满蒙问题不可。”(18) 负责拟定《判断》的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更露骨地说:“帝国的国策就是不失时机地获得国外领土或扩大势力范围”,“适合这个目的的地方,从各个角度来看,就是(与日本)接壤的满洲及东部内蒙古……”(19) 不难看出,日本军部已经把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看成是贯彻“帝国国策”的必然步骤了。
“九一八”事变时,宇垣虽然已经不任陆相,但当时军部的负责人,从陆相南次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到次官杉山元、次长二宫治重,以及军务局长小磯国昭、军务课长永田铁山等,都是由于宇垣的推荐或提拔才得以担任这些被视为军部内部最有影响的职务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是由于宇垣的事先安排,才赴任其职的。军部完全被宇垣军阀系统控制了。所以当南次郎于1931年4月中旬一上任就称赞《判断》:“很好,我完全同意。”⑤并决定成立以建川为首的由永田铁山等五课长参加的申议“满蒙”问题的秘密机构,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以下简称《大纲》)。(20) 主要内容是:第一,一年之后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即发动侵华战争;第二,对内制造侵华舆论,争取国内的理解;第三,对外离间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争取西方各国对日本的谅解、同情;第四,制定侵略中国的作战计划。军部定下了侵华的时间表。
此后,军部为煽起国内的侵华舆论,开展了多方面的活动。7月初,小磯在杉山的指示下,向内阁成员介绍了“满洲情况”(21) ,16日又出席了陆军与新闻界人士的聚会,叫嚷“建立伪满洲国的必然性”(22) 。8月初,陆相南次郎在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发表“训示”,说什么“满蒙地方,无论从国防上、政治上、经济上来看都与帝国的生存、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鉴于当前“满蒙”、“事态的严重化”,要求军人“恪尽职守”,做好完成军人“本分”的“精神准备”(23) 。这实际上是对陆军高级干部的一次侵华战争的动员。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军部在大力制造侵华舆论的过程中,别有用心地利用了“中村事件”。在中日双方就这一间谍案件进行交涉过程中,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在日方的压力下,准备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了结此案。军部担心此案了结将失掉发动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借口,便抢先让报界公布了“中村事件”。8月17日《东京朝日新闻》晚报,以头版头条,用蛊惑人心的醒目标题,对“中村事件”作了歪曲报道,以此为契机,在全日本煽起了仇华侵华的沙文主义狂潮。8月24日,小磯向外务省递送了一份关于“中村事件”若得不到解决就占领北满的意见书,这是军部向外务省提出的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的正式文件。9月7日这一天,外务省亚洲局同陆军省军务局磋商决定“采取一切报复手段”(24) ;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就“中村事件”正式决定采取强硬态度,小磯还向贵族院一个团体表示,在“中村事件”交涉中,一定要“贯彻大陆政策的坚定信念”(25) ;十六师团第三联队的飞机,在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绘有日本在“满洲”所攫取的特殊权益图解的传单。11日,军部首脑就实力报复的具体做法研讨了两小时之久。同一天,三省二部(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的有关课长集会,一致认为应“利用中村事件解决铁路等所有(满蒙)悬案”(26) 。
日本朝野两大政党,在利用“中村事件”煽动侵华的歇斯底里的叫嚣中也不甘示弱。在野党与军部串通一气,该党的负责人森恪在一次集会上挑拨说:“满蒙实际上已处于交战前夕的可怕的对立状态中”,“只有发动国力”,才能“解决问题”②。执政党民政党在万宝山事件时就扬言“为保卫我国生存,将不惜任何代价愤然崛起”(27) 。9月7日又成立了所谓确保“满蒙”权益的“对华特别委员会”,该会还表示“满蒙”权益一旦遭到“侵害”,“决然行使自卫权”④。14日至16日间,贵族院各派围绕着“中村事件”也开展了各种活动。研究会的政务审査部集会听取土肥原关于“中村事件”等“满蒙”问题的说明。公正会也召开全体会议商议“满蒙”问题的对策。
一向以支持“协调外交”闻名,并敢于直言批评军部的《东京朝日新闻》,在“中村事件”之后,也改变了腔调。该报的9月7日社论,竟不分青红皂白,“衷心希望”日本当局“以果断态度追究中国方面的暴虐罪行”。
9月18日以前,以武力解决“满蒙”的主张在日本军界、政界、舆论界中已占支配地位。军部因此认为,军部武力解决“满蒙”的立场已得到了国内的“理解”,原定一年为期的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可以提前。于是,制定了准备向内阁提出的《中村事件今后处理案》和《中村事件得不到解决情况下的报复手段》两个文件。前者内容是:“中国第二次调査员(28) 回奉之后,奉天总领事立即追问调査结果,不论调査结果如何,限期(一周)答复我方要求,倘若拒绝就终止交涉,自由行动,进行报复。”(29)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后者内容是:“一、关东军占领洮南、郑家屯及通辽,在通辽截断打通线与四部线的联系;二、截断京奉线与满铁交叉点;三、占领奉天兵工厂。”⑦这是作战方案。“九一八”事变开始时的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路线,大体上符合这个方案。
但是,日本军部自己也知道,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出师无名,只能用阴谋手段,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不宣而战。因此,改变了先让内阁做出开战决定,然后由军部发动的打算,而决定采取先由军部发动,然后由政府承认的方式,没有将这两份文件交内阁讨论。为贯彻军部的这个意图,派建川美次赴关东军所在地,实际上建川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在现场批准了关东军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具体阴谋计划。
关东军在贯彻日本“国策”、侵略中国方面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7月就完成了发动战争准备,建川抵达奉天的前夕,制造柳条湖事件的具体部署也已完毕,只待军部批准了。建川完全了解关东军的情况,为掩人耳目,他没有直抵奉天,而是在中途本溪湖下车,与特意前来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会晤。建川随身带着一封南次郎给本庄繁的信,叫关东军“慎重地干”(30) 。建川就是本着这种精神,以不留下任何罪证的方式,批准了关东军按着军部意图炮制的阴谋计划。就这样,建川抵奉的当天晚上,关东军按原来的部署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三
“九一八”事变时,第二次若槻内阁当政,币原喜重郎任外相。币原从1924年至1931年底,除田中内阁外,连续在五届内阁中任外相,他的外交政策被称为“协调外交”。所谓“协调外交”,是日本“帝国烦闷”时期的产物。
币原开始任外相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大革命时期。币原鉴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觉悟是“无法扼制的,外部压力只会促其更加觉醒”的形势(31) ,制定了与日本传统的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手段的外交路线有所不同的所谓“不干涉”政策和“经济外交”。
“不干涉”是不存在的,但也确实改变了干涉的方式,采取从内部寻找、扶植代理人的办法来代替过去惯用的从外部进行武装干涉。正像币原的得力助手亚洲局长谷正之所供认的那样,“鼓励中国的稳健份子”,来“缓和收回国权运动迅猛发展”的势头,以“抵制该国的破坏份子(革命势力)的活动。”(32) 具体说来,就是扶植蒋介石国民党,分化革命阵营,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
币原所关注的不只是在中国某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而是在全中国确立日本的优势,将整个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他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写道,“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对别的国家来说,只有增加贸易的意义,但对日本来说是生死所系的存亡问题”(33) ,就反映了币原的这个思想,这也是币原外交的最大课题。在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为宗旨的华盛顿体制下,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币原对他的下属说:“今后对中国的基本方针,就是逆用九国条约。”(34) 也就是说,通过逆用九国条约,推行经济外交,凭借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发展日本的优势,从而排挤西方列强在华势力,恢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
币原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军事扩张,其实他的外交政策正是在继承了军事扩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又是以军事压迫为杠杆加以贯彻的。币原认为“中国应该把辽东半岛永久割让给日本”(35) ,肯定了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马关条约》。他还赞赏日本的十年“卧薪尝胆的悲壮决心”,终于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俄、德进行了“报复”,从而确立了“帝国今日的重要国际地位”⑤。他顽固坚持“二十一条要求”的“有效性”(36) ,在东北问题上,币原同军部的看法同出一辙,并无原则上的悖谬。他故意歪曲历史地说,中国东北是“俄国领土”,“是日本把俄国赶出了(东北)”,惋惜日本没有乘战胜俄国之机,直接将东北加以吞并,失掉了一次很好的机会。还说日俄战后,东北出现的“惊人发展”和“繁荣景象”,都是日本“投资”和“创办企业所带来的结果”(37) 。言外之意,日本吞并东北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币原认为,吞并东北的时机还不成熟,扶植亲日政权比直接武装占领对日本更为有利。他担心武力征服将引起中国的反抗,同苏联的冲突,西方国家的干涉,不但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并且在关内的“权益”也有丧失的危险,若槻内阁赖以组阁的两大支柱之一“协调外交”也将碰壁,无法推行。所以,当币原得知军部阴谋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后,在阁议上表示异议,并力求将军部的侵略计划纳入币原外交轨道。
军部,特别是关东军,并不像币原那样担心,相反地认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苏联为加强实力忙于经济建设,中国也因新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恰是日本大动干戈的绝好时机,所以仍按既定计划着着进行。
内阁对此并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加以阻止。这倒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内阁没有抑制陆军的能力。”(38) 其实当时内阁同以往内阁一样,仍有办法控制军部。(39) 之所以不加以制止,从根本上讲,军部的阴谋符合日本的“国策”,币原外交与军部的扩张政策也有一致之处;从现实来讲,日本国内正处在政治危机之中,趁此机会将国内注意力引向国外,未必是下策。与其加以阻止,不如在外交上给予配合,在国际上创造一个有利日本的环境,以争取实现日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侵略目标。像币原这样老练的政治家,是深悟将国内危机转向国外之奥妙的。他在日本第五十七次(1930年1月)议会上发表的外交演说中说:“不论哪个国家,当面临危难之时,当权者总是把民众的注意力从内政引向外交,对外采取冒险政策。”(40) 他为了稳定国内政局,甘愿修正自己的外交政策去适应军部的冒险。正像他自己回忆“九一八”事变是怎样发生的时候所供认的:“如果政府拒绝支给军部冒险活动经费,当然不会发生战争。但根据当时的形势,这将意味着加快动乱的爆发。”(41) 在币原看来,将国内动乱引向国外,一箭双雕,既挽救了国内政治危机,又贯彻了既定“国策”。乍看起来,这似乎违背了“协调外交”原意,其实不然。“协调外交”本身就是为推行日本大陆政策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权宜之计,“协调”对日本有利当然协调之,不利时就不必协调了。正因如此,内阁断定,中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币原也决心做好应变准备,“不管出现什么样的场合,在外交上都要作到让全世界理解日本的立场”(42) ,主动与军部协同动作。这从日军占领南满、北满、辽西的三个阶段中看得很清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内阁最担心的是国际干涉。因此,在国际上创造出一个承认日本在东北所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局面,就成了外务方面的当务之急。日本政府发表的所谓“不扩大方针”声明,目的就在这里。其实,“不扩大方针”币原“考虑到国际关系”(43) ,在19日的阁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是没有立刻公开发表,而是拖延了七天,占领南满之后于24日发表。显而易见,日本之用心在于肯定扩大战争基础上,回答23日国联对中日两国发出的紧急通告(44) ,麻痹国联。这个把外务和军部的意见归纳在一起的,由军部起草,以政府名义发表的声明,可算是国际关系史上贼喊捉贼的杰作。日本政府明明知道,“九一八”事变是由军部一手策划挑起的,但声明却说“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日军被迫“自卫”,日本内阁十分清楚,策划“九一八”事变的目的就是要一举占领中国东北,声明却说“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日本内阁刚刚批准驻朝日军越境侵入中国东北,扩大战争,声明却说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并诡辩说占领吉林是“解除威胁”,驻朝日军越境是符合国际协定的“合法”措施。显然,日本内阁妄图通过声明,既要肯定这场侵华战争,又想骗取西方大国的谅解。
与日本政府声明的同时,币原又分别照会国联和美国,表示日本“恪守不扩大方针”(45)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协定”,“尽快地”,“圆满地解决日中纷争”(46) ,在币原外交的积极活动下,美国相信日本的“诚意”,并认为日本政府能够控制局面。(47) 国联也于9月30日通过决议,承认日本政府声明中的“没有任何领土目的”的说法,支持日本提出的撤兵先决条件,即“确保日本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要求中国当局承担起这项“责任”。(48) 西方大国没有把“九一八”事变看成是国际重大事件,听任日本肆意侵略,形成了有利于日本侵略的国际环境。
其次,关东军占领吉林之后,集中兵力于长春,采取进犯北满的态势。外务省并不反对占领北满,但担心用军事手段强行北进,可能引起苏联干涉,甚而导致日苏冲突。币原外交的得力助手、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就曾顾虑重重地致电内阁,“万一我军开入北满,不难预料,将引起与俄国的冲突,事态可能恶化”(49) 。那么,釆取什么办法,既可占领北满又不至于引起苏联干涉呢?币原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植傀儡取代原来的地方政权,“不使用武力且能占领北满”⑥。所以币原放弃了事变初期对成立伪政权的消极态度,密电训令日本驻东北的外交机构,要与关东军密切合作,“参与”建立伪政权的工作,并为此提供300万日元的收买傀儡的活动经费。⑦10月15日,汉奸张海鹏在关东军指使下,从洮南向北进犯,同时关东军又用收买的办法,软化黑龙江省抗日将领马占山,妄图实现“和平接管政权”。⑧可是,张海鹏并不顶用,马占山也不肯就范。于是,关东军决心不惜与苏联一战,也要亲自动手占领北满。在军部的批准下,11月4日,关东军以马占山破坏嫩江江桥和保护日方修桥人员为名,向北出动,与马占山部交战于大兴附近,18日占领昂昂溪,19日进入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
这时,外务省立即主动地配合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照会苏联,提出“决不帮助(马占山)枪械及他种军用材料”等要求,并以此为条件,日方保证“避免使苏联利益遭受损失”。对此,苏联政府声明,“对日本政府力求不使中东路遭受损失”“深为满意”,并表示“严守中立”(50)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的第二天,外务省又通过日本驻苏大使广田拜访苏联外交委员,再次表示“尊重”苏联“利益”(51) 。22日,币原还通过驻美大使出渊向美国解释,要求美国信赖日本“诚意”,“充分谅解”日本立场,而美国则表示“放心”(52) 。正是由于苏联的“严守不干涉政策”(53) 和美国对日本“相当善意的谅解”(54) ,才保障了日军对北满的占领。
再看一看币原是怎样配合日军侵占辽西的。关东军占领了齐齐哈尔市之后,下一步就是进犯张学良政权临时所在地锦州,为此将其主力调往辽西,又从朝鲜调来一个师团司令部和一个旅团。对此,国民党当局进一步妥协退让,提出了中国军队撤入关内的锦州中立区方案。日本是想要吞并整个东北,当然不肯接受让中立国介入的中立区方案,中国人民对国民党的投降行为也义愤填膺,坚决反对,中立区方案因此破产。
12月28日,关东军向锦州发动进攻,张学良也曾下令准备抵抗。果真如此的话,在锦州的战斗,将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大会战。但实际上,张学良出人意料地丢弃了锦州,把部队撤入关内。翌年的1月3日,日军未经战斗就侵占了锦州。张学良为什么不战而撤?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币原以军事压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强迫张学良让出锦州。
早在10月8日关东军飞机轰炸锦州时,就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觉。美国得知日军南下辽西,逼进关内,感到震惊,于23日训令美驻日大使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表示不能置之不理。(55) 国联也因此于24日召开了紧急理事会。日本处境“艰难”,有“急转直下之虞”(56) 。币原为了扭转国际关系逆转的形势,一方面欺骗国联说“日本进攻锦州的说法毫无根据”(57) ,不给西方介入提供任何借口;另一方面,于12月初,训令日本驻北平参事矢野,会见张学良,用威逼利诱卑劣手段,迫使张学良“自动”撤入关内,以达到日本占领锦州的目的。张学良在日本压迫下,想抵抗,南京不给援助,要撤兵,南京又不答应,进退维谷,犹像不定。这时日本又诱使汤尔和多次向张传达币原催促张撤兵的信息,并恫吓说:“如不撤兵,战祸将殃及京津地区。”(58) 张的华北地盘也将难保。张权衡了对自己的利弊,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不得不决定从12月29日主动撤离锦州,一直到翌年1月2日,才从锦州撤完部队。(59) 日本占领锦州,与其说是关东军的军事行动的结果,莫如说是币原施展外交手段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期间,币原外交与军部之间既有对立又有统一,而以统一为主,二者互为里表,相辅相成,结果迅速地占领了中国东北。币原的“和平外交”同样是帝国主义侵略外交,若槻内阁也不是军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障碍。
四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发动的一场新的侵华战争,是日本大陆政策和“南守北进”侵华路线的必然产物。日本历届内阁为此煞费苦心,从未懈弛;军部也以侵华为己任,曾多次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不是几个关东军参谋头脑中的产物,当然也不是几个少壮派军人背离上司意图擅自“独走”的结果。这一点,在“九一八”事变已过去半个世纪的今天,仍有强调的必要。
以军部为首的军国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前,日本是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军部在国家生活中居于特殊地位。这是因为,一、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国家一切大权,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行政由内阁“辅弼”,立法由议会“协赞”,可是军队则由天皇直接统帅。军部以皇军自居,动辄以“干犯统帅权”、“帷幕上奏”、军部现役军官制等特权要挟内阁。战前内阁因军方不与合作而倒台流产的,就有四次,而内阁对军方内部事务却无权干预,军部在内阁中居于“治外法权地位”。二、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后,军部在日本国家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军阀头目还常常进入政界,成为党魁,亲自组阁。军阀直接参政,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三、日本统治集团鼓励日本军人,在推行大陆政策上要敢于“独断迈往”,因此军部不断地指使下属在中国制造事端,以致发生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策划“九一八”阴谋,所以不难理解,“九一八”事变为什么是由军部一手策划的了。
日本政府在贯彻大陆政策、吞并“满蒙”方面也是举足轻重的,更不能说日本政府反对军部发动战争。其实,阴谋策动固然是军部,但方针决策还是出自内阁。军阀内阁在这方面的作用如上所述,此不赘言,就是官僚、政党内阁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决定伺机一举从根本上解决“满蒙”的,是西园寺官僚内阁;乘大战之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妄图永远占领“满蒙”的,是大隈政党内阁;在华盛顿会议上坚持二十一条要求的“有效性”,死守“满蒙权益”的,是“平民首相”原敬内阁和无党派币原喜重郎外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上军部与内阁是一致的。
当然,也不应否认内阁与军部在决定侵华的时机、釆取的方式和施行的步骤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军部怎样“独断迈往”和内阁对军部如何不满,在侵华问题上始终都是以不妨碍贯彻日本的基本国策为前提的。所以二者的对立最终还是统一起来。“九一八”事变前,往往统一于内阁方面,但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机,此后则往往统一于军部方面。
(作者郎维成,东北师范大学外国研究所,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
(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1册,奥村印刷株式会社,1977年版,第519页。
(2) 清水秀子在《关于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一文中指出,有关满洲事变的外务省文献,约有一半被烧掉了。载日本杂志《军事史学》(1982年),第18卷第2号。
(3) 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4) 日本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外务省百年》上,原书房,1969年版,第788页。
(5)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62页。
(6) “五强”指美、英、法、德、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三大”指美、英、日三大海军国家。
(7)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6年版,《文书》类第101—102页。
(8) 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9页。
(9) 邹念之:《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9页。
(10)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I,篠竹书房,1968年版,第559页。
(11) 同上,第562页。
(12) 同上,第558—559页。
(13) 同上,第590页。
(14) 同上,第597页。
(15) 同上,第601页。
(16) 宇垣一成:《宇垣一成日记》I,第691页。
(17) 参阅小林龙夫等:《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之十四《昭和六年四月制定的参谋本部情势》和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2卷《满洲事变》之第1编第1章第3项。
(18)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1卷,《满洲事变前夜》,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388页。
(19) ⑤藤村道生:《研究现代史之课题》,日本《世界》杂志,岩波书店,1983年1月。
(20) 小林龙夫:《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篠竹书房,1964年版,第164页。
(21)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2卷,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4页。
(22) 胜田龙夫:《重臣们的昭和史》上,文艺春秋,1981年版,第115页。
(23) 小林龙夫:《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50页。
(24)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14页。
(25) 《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8日。
(26) ②④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414页。
(27) 《东京朝日新闻》,1931年9月20日。
(28) 东北当局在日方压迫下,对“中村事件”进行了第二次调査。
(29) ⑦藤村道生:《两个占领和昭和史》,日本《世界》杂志,岩波书店,1981年8月。
(30) 藤村道生:《两个占领和昭和史》。
(31) 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大日本法令印刷株式会社,1955年版,第278页。
(32) 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满洲事变》,鹿岛研究会出版会,1973年版,第17—18页。
(33) 同上,第11—12页。
(34) 同上,第13页。
(35) ⑤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第274页。
(36) 同上,第222页。
(37) 见币原和平财团:《币原喜重郎》,第457—462页,1931年7月,币原同广东政府陈友仁谈话。
(38)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2卷《满洲事变》,第34页。
(39) 币原在《外交五十年》一书中承认,如果日本政府拒绝拨给军费,战争是难以发动起来的。参阅该书第166页。
(40) 鹿岛和平研究所:《日本外交史》第18卷《满洲事变》,第10页。
(41) 胜田龙夫:《重臣们的昭和史》,第136页。
(42) 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①昭和的动乱》,原书房,1978年版,第25页。
(43) 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书房,1974年版,第170页。
(44) 国联这个紧急通告,不分是非地要求中日双方“交换意见,探讨立刻撤退各自军队的办法”,“不要采取恶化现状或有碍和平解决的措施”。貌似中立,实际是偏袒日本。
(45) 青木得三:《太平洋战争前史》第1卷,学术文献普及会,1956年版,第164页,日本政府对国联紧急通吿的答复。
(46) 9月27日币原对美国24日照会的答复。出处见前引书。
(47) 参阅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林出版株式会社,1972年版,第199页。
(48) 青木得三:《太平洋战争前史》,第165页,9月30日国联决议。
(49) —⑧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①昭和的动乱》,第26页。
(50) 日本政府对苏联政府声明和苏联政府答复日本政府声明,载《革命之献》(罗家伦主编第35辑),兴台印刷厂,1965年版,总第7844—7846页。
(5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619页。
(52) 同上,第104页。
(53) 见《革命文献》,总第7847页。
(54)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108页。
(55) 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第92页。
(56)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565页。
(57)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3册,第565、646—647、654页。
(58)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第223页。
(59) 关于币原压迫张学良撤兵一事,参阅币原同矢野的来往电报,载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第1卷第2册,第205—2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