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时期的“东亚协同体论”
史桂芳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实行了全民族抗战,日本“速战速决”计划破产。昭和研究会作为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担心中日战争长期化,可能导致资源匮乏、人力有限的岛国日本处于不利境地,危及已有的“特殊权益”,甚至给国家带来灭顶之灾。昭和研究会认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已非昔日比,单纯依靠武力无法达到目的。中日战争是总力战,经济、文化、教育等非军事因素的作用凸显,解决战争的关键是“把握”中国的民心。为此,昭和研究会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企图以“民族协同”化解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将抗日救亡“引导”到对日“合作”、“协同”上来,用“和平”手段结束中日战争。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提出中日在“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下,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对华政策调整意味着政府接受“东亚协同体论”,进而全面阐述中日“协同”、“合作”的必要性,为“建设东新秩序”提供理论支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比较关注日本亚洲主义的研究,对亚洲主义的产生、基本主张,亚洲主义与大陆政策等方面做了很多的探讨。(1) 然而,学界对“东亚协同体论”的研究尚属薄弱,对日本知识分子与政府决策的关系,“东亚协同体论”对“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影响等,缺乏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本文在使用中、日文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系统阐释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论”的原因,“东亚协同体论”的基本内容、目标,厘清“东亚协同体论”与卢沟桥事变、“建设东亚新秩序”等的关系,思考战后日本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原因。拙文若能为深化中日关系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贡献万一,将为笔者之大幸。(2)
一、 昭和研究会与“东亚协同体论”的提出
昭和研究会成立于1933年12月,是日本知识分子自发组织的民间“国策”研究机构,“作为近卫文麿的智囊团”而广为人知。(3) 昭和研究会由后藤隆之助创立,后藤是近卫文麿好友、高中校友,曾为“大日本联合青年团”(4) 干事,与右翼团体玄洋社骨干杉山茂丸、志贺直方等交往甚密。1933年在志贺直方的建议和支持下,组建了后藤事务所,年末改称“昭和研究会”。后藤隆之助回忆:“我是在志贺的经济援助下离开青年馆,成立了研究所。”(5)
昭和研究会会员为大学教授、专家、媒体人和政府官员,可以说集合了日本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领域的精英,一般称之为“知识分子团体”。1931年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立即诉诸国联,以为国联“对日本破坏条约之暴行,必有适当之制裁”(6) ,期待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事变。1932年4月,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1933年2月24日,国联召开特别大会通过了《关于中日争议的报告书》,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不符合国联精神,东北主权属于中国,否认伪“伪满洲国”的合法性,敦促日本撤兵。日本代表对报告书投了唯一的反对票,驻国联首席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大会上用英语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演说,称“远东纠纷之根本原因,在于支那无法律之国情及不承认对邻国之义务,皆唯自己意志行动之不合理现状所致。至今为止,支那长期懈怠作为独立国之国际义务,致其最近邻之国家日本,蒙受了莫大损害”(7) ,松冈洋右随即用日语说了声“再见”,扬长而去。松冈洋右在国联的表现得到日本媒体的追捧,认为涨了日本的志气,日本国内处于极度的排外、扩张氛围中。3月27日,日本政府发表《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文及诏书》:“帝国政府认为已经无与国联合作之余地,据国联规约第一条第三款,帝国宣告退出国际联盟。”(8)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高涨,引起了富于“理性”知识分子的担心,“为国家前途而忧虑的青年、有识之士汇集一堂,挺身而出组成团体,为研究国策出力”(9) ,他们认为日本退出国联不是什么值得庆贺的事情,由此可能招致国际孤立,凭日本现有的国力,难与列强抗衡。知识分子不是国家命运的旁观者,在关键时刻应挺身而出有所担当,为国“分忧”。他们决定成立专门的国策研究机构,昭和研究会应运而生。《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10) 开宗明义,“集合各方面的智慧与经验,实行各方面的总动员,充分融合政界、军界、实业界、学界、评论界等思想,综合社会各界的经验和智慧,以确立日本的政策”(11) 。昭和研究会每年都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修订《昭和研究会设立趣意》,并制定具体的年度工作计划。昭和研究会成立时仅有会员15人,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1935年3月,设置常任委员15名,包括青木一男、高桥龟吉、腊山政道、风见章、后藤文夫等政界、经济界、新闻界的名人。设置专任委员20名,并成立教育、农村、政治、外交、经济、金融财政等专门委员会(小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小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干事2人,会员若干。1936年6月,成立“中国问题委员会”和“中国问题研究会”。由于会员数量不多,会员交叉担任专门委员会。研究会每周举行会议在讨论基础上撰写报告,报告有以昭和研究会事务局名义形成的,也有以分委员会名义形成的。研究会根据报告内容,决定公开或“保密”,将可以公开的报告印刷成册发行,扩大研究会的社会影响。保密报告则直接“送给近卫公。会员还通过私人关系送给近卫公身边的人,送达总理官邸等处”(12) 。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又在内部设立一些联络感情的机构,如昭和亲睦会(1938年2月)、昭和同人会(1940年2月)、东亚俱乐部(1939年4月)以及培养人才的昭和塾(1938年2月)等。
昭和研究会声称政治上不持特定的立场,因而吸引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加,如腊山政道、高桥龟吉、后藤文夫、山崎靖纯等。昭和研究会包含了左、中、右翼各派人物,三木清、尾崎秀实属于左翼,持中、右翼立场者居多。三木清是日本著名的哲学家,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与羽任五郎主办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新兴科学的旗帜下》,在《思想》等杂志上发表过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卢沟桥事变后,三木清加入昭和研究会,从民间思想家变成近卫的智囊,他认为“既然谁都无法逃脱命运的安排,不如积极地挺身而出,参与解决现实问题”(13) ,从承认现实、把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角度来协助日本政府。三木清参加昭和研究会虽然比较晚,但是,其理论贡献很大,他撰写的《协同主义的哲学基础》《协同主义的经济理论》《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是“东亚协同体论”研究中理论水平最高的成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提供了思想基础。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既不满意军部的一意孤行,又不愿意放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内心十分矛盾与纠结,其思想、行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有意”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极端民族主义膨胀的形势下,多站在了国家主义立场上,开始政治“转向”(14) ,主动接近政府,“智力”协助、支持侵略战争。正如昭和研究会成员战后回忆中所言,研究会中“有人接近社会主义,有人与纳粹思想很近。在协同主义最大公约数下,组成了昭和研究会的人员”(15) 。有日本学者认为他们是“思想上的左翼,行动上的右翼”。尾崎秀实“参加权力中枢,赞同东亚协同体论,进而参与佐尔格事件都是因中日战争所导致的”(16) 。
昭和研究会一直与日本财界、官界联系密切,成员中不乏政府官员,贺屋兴宣是大藏省主计局长,“在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的支持下,昭和研究会成立了”(17) 。昭和研究会作为近卫文麿的私人智囊团活动,为近卫执掌政府筹划对策,后藤隆之助预计:“近卫先生早晚会掌控政权。为那一天的到来,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对外政策,现在就需要做相应的准备”(18) 。1939年1月,第一次近卫内阁解散后,后藤隆之助最先预见到近卫文麿可能再度出山,为近卫重掌大权多方活动。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后藤隆之助向近卫提出建立强有力政府、抑制军部势力等改革主张。近卫根据他的建议,组织大政翼赞会并亲任总裁,开展“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效仿德国的集权主义。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提出“支那事变爆发,我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国难,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需要制定紧急对策、探讨根本方针”(19) ,应该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寻求解决战争之道,对国家有所贡献。
昭和研究会不仅主动做政府的“智囊”、“顾问”,还进入权力中枢,不少会员位居高位,参与了日本内外政策的制定。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昭和研究会会员也开始掌握政府要职,马场锳一任内务大臣,有马赖宁担任农林大臣,大谷尊由担任拓务大臣。常任委员贺屋兴宣先后担任过近卫文麿内阁和东条英机内阁的大藏大臣,被誉为“理财圣手”。他在任期间制定奖励储蓄、战时财政等政策,使日本避免了战时经济倒退与停滞,为日本对外侵略免去了财政之忧,从经济上支持战争。笠信太郎是近卫文麿的顾问,近卫早餐会(20) (水曜会)成员之一,长期担任朝日新闻社论主笔,对“东亚协同经济”颇有“贡献”。风间章是第一次近卫内阁的书记长官,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司法大臣。有田八郎曾经担任广田内阁、平沼内阁、米内内阁的外务大臣。尾崎秀实则长期担任近卫的私人顾问。
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和“中国问题研究会”通宵达旦地研讨中国局势和战争进展,提出建议报告。为了解事变后中国的情况,1937年10月,昭和研究会的后藤隆之助、酒井三郎等到中国东北、内蒙古、华北、华中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通过数月的走访、调查,认为日本在中国有“特殊权益”,“对日本国民来说,不应否认支那问题是今后数十年需要关心的问题”(21) 。同时,提醒日本政府,民族主义在中国正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出路就是要根本克服中国的民族主义,实现中日两国的“协同”、“合作”。于是,昭和研究会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以此作为解决中日战争的方式。可以说“东亚协同体论是事变的直接产物,是直面事变造成的深刻、悲惨而困难局面所产生的”(22) 。
“东亚协同体论”被称为“日本思想上的创造”,昭和研究会与东亚联盟协会等亚洲主义团体不同,它没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基本主张反映在昭和研究会的专题报告、政策方案,以及会员发表在《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等杂志的论文中。“东亚协同体论”的代表性著作为昭和研究会编写的《日本经济改组试案》《协同主义的经济伦理》《政治机构改革大纲》,三木清的《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新日本的思想原理续篇》《协同主义之哲学基础》,尾崎秀实的《“东亚协同体”的理念及其客观基础》,山崎靖纯《作为长期建设目标的东亚协同体论之根本理念》,高桥龟吉的《我的实践经济学》等,从思想、文化、经济、政治等角度阐述了“东亚协同体”理论。20世纪60年代,日本出版了昭和研究会会员撰写的回忆性著作,包括后藤隆之助监修的《昭和研究会》、酒井三郎著《昭和研究会——某些知识分子的轨迹》、内政史研究会编的《后藤隆之助氏谈话速记录》(印刷品)等。2004年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整理出版了7卷本《昭和研究会资料》,收集了昭和研究会当年所有公开和保密的文件,为深入研究“东亚协同体论”提供了基本条件。
“东亚协同体论”内容庞杂,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国际关系等各方面,概而言之,就是建立以中日协同经济体制为核心、以文化提携为纽带、以地域合作为基本框架的“东亚协同体”,实现中日两国“民族协同”、“经济合作”,进而达到东亚各国的“共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的。它发展了近代以来以日本为盟主的亚洲主义,根本不顾及亚洲邻国的利益,一切以日本的需要为第一,是典型的侵略理论。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族抵抗侵略。昭和研究会多次研讨中日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有不同阶级、阶层、团体和派别,始终存在“离心”与“向心”两种倾向,国共两党“同床异梦”,矛盾无法调和,摩擦不断,破裂不可避免,“从支那社会构成来看,统一战线中包含着勉强的、不合理的成分,存在着可能破裂的危险因素”(23) 。日本要达到战争目的,就要利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矛盾和分歧,扩大“离心”力,以“协同”主义来把握中国的“民心”,使中国从抗日救亡转向对日“合作”。昭和研究会自信以“东亚协同体论”可以瓦解中国全民族抗日,因为近代以来中国人虽已萌生民族意识,但是,毕竟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形成时间不长,在一般百姓心中,国家、民族意识仍然比较淡薄,他们更重视个人利益。日本应乘机启发其“亲日”感情,“说到底,支那人是求利的,给其利益就能使他们走向亲日。救济支那民众的生活,就可以收揽人心,进而统治支那”(24) 。昭和研究会会员不乏中国问题专家,以为打着“协同”、“合作”为旗号,兼之以小恩小惠,就能消除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消除中国的民族主义。
中国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传统,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无论是政治上业已成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执掌国家大权的中国国民党,都以抗日救亡为第一要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虽然有分歧、矛盾、摩擦,甚至后来还发生皖南事变那样的激烈军事冲突,但是,两党最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政治上解决矛盾,避免摩擦升级,团结抗战。昭和研究会只看到中国不同阶级政治诉求、经济利益等方面的矛盾,低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传统在中国的影响,表明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国人民族意识虽有了解和重视,但是,其认识仍然多停留于表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东亚协同体论”,不可能成为解决战争的“良策”。
二、 “东亚协同体论”与卢沟桥事变
“东亚协同体论”因中日战争而产生,只有得到日本政府认同或者借鉴方能显示出其“价值”。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频频向近卫首相“建言”,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重点阐述“东亚协同体”在解决事变中的作用,希望日本政府加以吸收、采纳。1937年7月15日,昭和研究会发表《北支事变对策(草案)》,提出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不扩大战争等对策建议。由于事变后日本内阁迅速做出增兵华北的决定,中日战争扩大。昭和研究会思考如何早日结束战争之策,12月,发表《支那事变解决及战后北支经验的一般方针与对策(草案)》,提出中国应放弃一切抗日政策,在华北划定“非武装地带”等要求。卢沟桥事变后,昭和研究会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以肯定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为前提,希望能够以“东亚协同体”消除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日本的最终目标。昭和研究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东亚协同体论”与卢沟桥事变的关系。
首先,从东西方文明对立角度阐述卢沟桥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以亚洲解放者的姿态否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昭和研究会提出“东亚协同体论”的目的,就是要赋予卢沟桥事变以“进步”意义,找出事变发生的“合理性”。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先进国家,一直为实现亚洲解放的理想而不懈奋斗,制定了“解放”亚洲各国的大陆政策,“使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帝国的大陆政策不仅求日本的发展,而且要救济和解放东洋被压迫民族”(25) 。然而,中国人不理解日本的真实目的和一片苦心,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将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日本。日本为帮助同文同种的中国,与列强冲突,引发了卢沟桥事变。“从半殖民地支那驱逐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的层面上讲,具有进步意义,是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自卫战争”(26) 。昭和研究会“独辟蹊径”地从东西方对立的角度,阐述事变在中日两国共同反对西方列强上的“进步”意义,认为“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对支那的战争真是圣战,不是旧观念与政策指导下的战争,包含新的、积极的内容”(27) ,是建立东亚新关系的纽带,需要东亚各国协助,建立新的协同关系。昭和研究会认为中国人不对日本理解、感恩,“误会”了日本的好意,所以要阐述卢沟桥事变的进步意义,使中国改变抗日政策,与日本协同一致共同对抗西方列强,实现亚洲各民族的解放。
昭和研究会会员作为日本知识界的“精英”,比武力侵略中国的军人、军阀“理性”,为了表明中日命运息息相关,让中国人从对日抗战转向对日“合作”,他们把日本打扮成与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压迫的“弱者”,引发中国人的“共鸣”,“暂不说遥远的过去,就是近一两个世纪,东洋遭受西洋各国的统治。东洋完全隶属于西洋的统治之下。日支关系的复杂性就是因为东洋隶属于西洋引起的。与这种隶属性相联系,日支事变就不仅是日支两国的问题。东亚协同体理论的提出,首先是从东洋隶属于西洋这种现实中产生的”(28) ,所以,中日两国都有摆脱西方压迫的要求,卢沟桥事变顺应了世界潮流的发展,是东洋反抗西洋压迫的必然,是中日携手抵御西方列强的起点。昭和研究会对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目的了然于胸,却要挖空心思地为侵略“找理”,表明了其作为近卫的“智囊”,不惜指鹿为马、偷梁换柱的“本领”。
昭和研究会把卢沟桥事变与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认为卢沟桥事变不仅在东方各国反抗西方列强的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证明西方资本主义的没落、矛盾,世界历史将进入东方主导的新时代。在新东方主导历史潮流的新时代,中日两国不仅要反抗西方列强压迫,还要警惕苏联共产主义对东方的渗透,要在日本“领导”下实现亚洲的复兴,“此次事变绝非单纯的突发事件,是满洲事变以来东亚历史转换的继续,更是现实世界矛盾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无计划的资本主义体制走投无路,不适应生产力、军事力的众多小国分立,西洋列强统治下的世界出现矛盾,世界历史将进入大转换时代”(29) ,“现在大陆政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民族解放,让亚洲各国完全脱离欧美的羁绊;二是防止苏联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30) 。亚洲各国不仅要反抗欧美列强的压迫,还要防止苏联共产主义对东亚各国的侵蚀,实现亚洲的民族解放,从这个意义上可赋予卢沟桥事变以世界历史意义,“以事变为契机阐述日本精神的新发展”(31) ,让无比优越的日本精神普照东亚乃至世界,进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洋”。“东亚思想不是单纯的地域主义,即地域分离主义、地域闭锁主义乃至地域便利主义,或者是更简单的地理上的宿命论、风土主义等,那样就不会有世界史上统一的理念。特别注意不能将东亚仅仅限于地域主义,仅从地域考虑就难符思想之名。日本只有打出世界史发展统一的理念,才能使本次事变获世界史的意义”(32) 。昭和研究会从反抗西方侵略角度论述卢沟桥事变的历史意义,包藏着更大的野心,要把日本的文化、思想推广到全世界。拥有先进文化、发达经济的日本“领导”东亚弱国一同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世界舞台上与西方列强分庭抗礼,道出了其真实目的。
其次,建立“东亚经济协同体”,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战争需要经济的支持,战争的目的与经济掠夺分不开。昭和研究会在卢沟桥事变前就对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做过详细研究,深知如果战争陷于长期化态势,对日本非常不利,希望近卫首相能够遏制军部扩大战争的行动。而近卫内阁以为对中国“一击”可以结束战争,卢沟桥事变后,迅速做出了增兵华北的决定,并多次召集议员、财界、舆论界的会议,“本着朝野一致应对事变之目的,召集言论机关代表、贵众两院议员、财界代表齐聚首相官邸,言明政府的方针,要求与政府合作。又召集产业界、农会、产组、思想关系等各方面代表会议”(33) 。昭和研究会对近卫政府扩大战争的决策颇感“失望”,以为以日本的人力、物力难以支撑长期战争。但是,作为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又不能直接指责政府,他们一方面为首相近卫开脱,另一方面希望以“东亚协同体论”尽快解决卢沟桥事变,“近卫公竭尽全力不使事变扩大。日支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引者注)是军队搞的,内阁努力坚持不扩大方针,但是,缺乏抑制军队行动的实力”(34) ,是军部把政府拖入扩大战争的道路。现在需要创造新的理论来取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东亚协同体论”就是一种新的理论,它博采世界诸理论之长,“从更高的角度超越了已经破产的近代主义,比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全体主义等体系更具有优越性。它立足于传统,又非简单复活封建的东西,亦非止于空疏自负的言辞。通过对东洋文化和西洋文化的新反省,站在现在的历史阶段,是应世界环境而生的思想创造”(35) 。“东亚协同体论”综合了目前世界各种主义之优点,既可以克服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又能超越马克思主义,是防止东亚赤化,实现中日“共存共荣”的理论依据。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通过对外侵略战争中获取的经济利益,积蓄下次扩张的实力,具有侵略掠夺的惯性。中日战争的规模巨大,日本实行了举国动员体制,除在国内实行“国防献金”、“战争储蓄”等方式外,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更加疯狂。昭和研究会深谙经济与战争的关系,战争是以经济实力做后盾的,现在东亚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与西方抗衡的实力,需要建立东亚经济协同体制。现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经济民族主义思潮,东亚各国应顺应潮流发展,建立区域经济协同体制,彻底打破西方列强对东亚的经济压迫和束缚,实际是以反对西方压榨为由,为日本在东亚的掠夺披上“合理”外衣。“东亚经济协同体”是“多个国家或者民族结合起来,统一综合运营的经济”(36) ,现阶段主要是日本、“伪满洲国”和中国,这是东亚“经济协同体”的基础,通过“实行通货合作,日‘满’华‘三国’在人力、物力、资源、技术等方面分工协作,实现‘三国’的共存共荣”(37) 。卢沟桥事变为建立日、“满”、华经济协同体创造了条件。
实行“东亚经济协同”就需要在日本的“领导”下统一规划东亚各国的经济,实行有效的分工合作。昭和研究会制定了东亚各国经济协同的愿景,“建立中日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提高东亚区域经济圈的实力,使东亚区域经济得到有效的综合发展。日本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东洋经济协同体中核的精密工业、机械工业、兵器工业,为满支提供优秀的技术及资金。强化满支与日本不可分关系,根据以对苏国防为中心的适地产业原则,积极建设重要产业,为日本及全支那提供原料资源。支那与日本互助提携,首先开发国防产业,复兴经济,为日满供给原料及劳动力”(38) 。按照这种分工,中国只是日本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供应地,不能发展现代工业,无法建立足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国防力量,将永远置于日本控制之下,“在日、满、支区域经济圈内,确保粮食等农作物的自给化、增加出口农作物,为此,要进行农业开发、生产,综合统制配给,改善生产条件”(39) 。这种“协同”、“合作”是以有利于日本掠夺为前提的,完全适应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
中日战争期间,日军把掠夺魔爪伸向一切占领地。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各种经济掠夺的方式,经济掠夺与武力占领相配合,要求中国实行与东亚经济协同体相适应的关税政策,不要用关税壁垒阻碍日本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支那现有的进口税率需要按照日满支‘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合理改正。支那原则上不能实行保护关税政策”(40) 。所谓关税适应东亚经济协同体发展的需要,实际就是适合日本对中国商品、资本输出及经济控制的需要。“首先要从国防和经济的角度,去思考日满支区域经济以及更广泛的东亚地域经济。从国防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有长期构想,从大陆作战与大洋作战两个方面来考虑”(41) ,为进一步扩大战争奠定经济上的基础。昭和研究会断言“东亚经济协同”范围将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扩大,参与的国家将越来越多。
昭和研究会“控诉”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完全以营利为目的,造成私欲膨胀,危害国家利益,使得经济相对落后的日本不得不起而维护自身利益,发动“自卫”战争。“1929年以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弊端”(42) 。“在经济危机面前,各国都实行以自己为中心的‘利己’政策,世界经济的自由通商体制崩溃,世界一体的国际经济体制瓦解。1932年8月英国的《英帝国特惠关税制度》更是给世界经济最致命一击。当时英国处于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英帝国以外进口的商品实行限制,在英帝国内部实行自给自足有利措施(牺牲英帝国以外各国的利益)”(43) ,英国的经济政策不仅导致自由通商体制崩溃,还迫使日本不得不走向对外扩张道路。昭和研究会认为,《英帝国特惠关税制度》对世界政治有巨大的影响。对英、美来说,区域经济的自给自足经济政策属于国内问题。但是,这种政策实行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领土规模。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土狭小,要实行这种政策只能对外扩张领土,进而酿成重大的国际问题,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导致某些国家不得不进行战争冒险。领土面积比较小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了形成自己的区域经济走向了扩张领土的战争道路,“日本进入满洲,形成了‘日满区域经济圈’,又在太平洋战争中,举起了‘东亚共荣圈’(东亚区域圈)的旗帜,这是因为英国采取的‘英帝国区域’政策所引起的”(44) 。昭和研究会借批判自由资本主义追逐利益,损害东亚各国,为日本侵略扩张辩解称卢沟桥事变是西方列强封锁日本所致,是为了日本的生存。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把日本发动战争视为“自存”、“自卫”、“迫不得已”的行动,国土狭小的日本很“无辜”,对外扩张实属“无奈”之举。这种理论不仅是日本发动侵略的借口,也成为战后日本否认侵略战争的重要理由。
再次,日本有能力担当“东亚协同体”的领导,中国应承认这一事实,在日本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昭和研究会认为“东亚协同体”需要领导核心,担负领导责任的国家,必须有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目前东亚地区具有这样实力的国家就只有日本,“日本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当然也是亚洲的强国。日本与支那大陆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英美等国”(45) 。中国整体国力衰弱,近代经济成分微小,没有建设近代国家的能力,热切期望日本的“帮助”与“领导”,提高综合国力,“以日本为盟主,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东亚的经济、政治力量,开发满、支经济,提升满、支国民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46) 。昭和研究会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目标一直没有实现。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命脉被西方列强所控制,中国人能力低,如果中国接受日本的“领导”,就可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势力,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解放。这里,昭和研究会贬低中国人自主建设国家的能力,抹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为日本取西洋列强而代之制造依据。
“东亚协同体”贯穿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各个领域,相互之间关系密切。为让中国甘心接受日本的“领导”,昭和研究会强调“诸民族、诸领域间是互惠关系,不是隶属关系。由于协同体成员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自然需要有国家担负“领导”责任。能够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要在政治方面,阻止其他强大国家的侵略,防止在未发达国家建立殖民关系,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如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世界革命)扰乱协同体”(47) 。昭和研究会在“互惠”的名义下,要求东亚各国在经济上满足日本的国防需要,接受日本的领导和经济计划,与西方列强的“支配”、“隶属”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换了个名词而已。
“东亚协同体论”继承了近代以来日本亚洲主义以“连带”、“携手”扩张日本利益之衣钵,始终强调“东亚协同体”必须有中国人的协助、参与和支持,要“使支那民众了解日本始终在忠实地恪守东亚民族自主与协同的原则,以解决卢沟桥事变”(48) ,就是东亚各国从欧美列强压迫下解放出来。平野义太郎还提出超民族的大地域主义概念,要超越国家界限,把国防、财政、外交等放在东亚大地域单位内考量,同时保证地域内各民族内政、经济、文化、传统等最高限度的自主独立,超民族的协同体,它“与帝国主义不同,帝国主义引起母国与殖民地国家的对立,而大地域主义则以国防、财政、外交为大地域单位,最大程度的保留地域内各民族内政、经济、文化、传统的自主独立,是新的政治原理”(49) ,能够实现东亚各民族的团结,满足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要求。大地域主义自诩超越了西方帝国主义,在东亚地域内统一规划国防、财政、外交,其实就是东亚各国把自己的主权交给日本,是亚洲门罗主义的翻版。
最后,重视文化协同在战争中的作用,弘扬东方文化,为野蛮的侵略战争打上“文化”的标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昭和研究会深谙“文化”等软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昭和研究会中有不少“中国通”,对中日文化、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有到中国游历、考察的经历,认识到中日战争并非只是两国军力的较量,文化、民心等非军事因素将对战争走向起重要作用,希望日本政府重视文化的作用,通过建设中日共同文化,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感情,赢得中国的“民心”,维护日本的“特殊权益”。昭和研究会认为“和平”、“文化”与战争不是截然对立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加强中日文化沟通,可以创造符合协同主义的新文化。当然,日本文化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与世界各国文化相比,有优越性,日本文化具有包容性、进取性、智慧性等特点,“日本文化是以世界无与伦比的一君万民国体为基础的,是协同主义的根本所在。日本文化具有特殊的包容性、进取性和智慧性”(50) 。这就决定了建设东亚新文化中,首先要弘扬日本精神和文化,卢沟桥事变为向中国大陆传播日本文化提供了绝佳机会,“要把日本精神扩大到东洋连带可能的范围内,东洋连带与东洋和平,都是世界文化交流中实现世界康宁必不可少的”(51) 。从建立东亚协同体,弘扬新的东方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卢沟桥事变,不仅可以认识卢沟桥事变对于东亚解放的意义,还可以加强中日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实现东亚的长久和平。
人类文明进程中始终伴随着战争,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野蛮的,危害人类的和平与进步。昭和研究会很清楚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却硬要为野蛮的侵略战争贴上“文化”、“文明”的标签,“中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普遍重视文化阐释,其实当时“‘文化’这个词反映了日本国内的倾向(中略),提出部分与全体、个人与国家统一起来的全体主义。通过文化,更容易与德国、意大利合作。因而,1930年代日本人频繁使用文化这个词汇”(52) 。昭和研究会认为“协同主义”是亚洲新的文化思想,“亚洲各国民理解协同主义,就能团结一致”,“超越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全体主义的新思想是协同主义”(53) ,战争中精锐武器、先进科技固然重要,但是,要让中国人从心底里敬佩日本、服从日本“领导”,就需要重视文化的作用,文化才是根本的、最终起作用的因素。“文化是根植于我们身体中的文化力,事变(战争)时间越长越显示出其力量”(54) ,文化沟通可以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亲善,比政治、军事、经济更重要。“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文化与政治具有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民众”(55) 。最早提出“东亚协同体论”一词的杉原正己认为,“与西洋对立的文化意识,应创造新的世界观,致力于亚洲新文化意识。这个世界观拒绝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的原则是使亚洲觉醒、统一”(56) ,文化能对人的思维方式、行动产生重要影响,决定人的行动。昭和研究会成员基本是知识分子,比一般武夫更了解文化的重要性与作用,着重阐述“文化协同”的意义。
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文化的优势明显,“日本文化中同时存在着最古老和最新鲜的元素,它既积极吸收西洋文化,又最大限度地保留着东洋文化,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的代表,东洋文化所有重要的因素都在日本得以保留,并发挥着作用”(57) ,而中国虽为亚洲文明的发源地,但是其文化进步缓慢,保守的尚古主义致其不愿意接受先进文化,日本文化比中国文化更具有“智慧性”,“现在日本文化优越于支那文化”(58) ,中日之间的战争正在一步步从武力争夺演变为长期的文化斗争。文化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要在文化斗争中取胜,一方面要挖掘日本优秀的文化,在东亚传播、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则须使中国人认识到中日文化提携的意义,“东亚协同体论提倡日支文化提携,相互尊重民族的差异、社会发展的现实、文化传统的差异,才可能实现文化提携”(59) 。说穿了,所谓文化提携就是把日本的文化观念、神国思想强加于中国,泯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昭和研究会提出文化协同是“东亚协同体”建设的有机促成部分,“东亚协同体不仅包括区域经济,还应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诸方面形成日、‘满’、支紧密结合,协同体才名实相符”(60) ,文化相对于军事、经济等方面而言,具有渐进、隐性等特点,文化协同是长期的任务。
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文化协同”水火不容,要推行“文化协同”需要重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教育方针、政策、教学内容、生活习惯等方面,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感情,增加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昭和研究会提出“扫除排日侮日感情,首先要安定支那民心。实行亲日教育。改订教科书,普及日语研究;改良对支文化设施,增设类似同文书院等学校,改进教学内容,协助电台、报纸、杂志、电影、演剧、音乐等改进基本设施和栏目内容”(61) 。所谓“文化协同”,“毋庸讳言,客观上起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作用”(62) 。
三、 “东亚协同体论”与“建设东亚新秩序”
随着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做了调整。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的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帝国所期待者就是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政策,变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与建设新秩序,我方也并不拒绝”(63) ,调整对华政策,打出与中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旗号,企图以此来分化国民政府,引诱抗日营垒中不坚定分子对日“合作”,结束战争。
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提出“在互惠的前提下,实行日、满、华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等三原则,在此原则下,“建设东亚新秩序”(64)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强调“日满华三国应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原则。(65) 近卫文麿在广播讲话中专门对“东亚新秩序”做出解释,声称日本“不是要征服中国,而是与中国携手,促进中国的新生,共同分担建设‘新东亚’伟业,确立东亚新的和平体制,建设以道义为基础的东亚各国的自主联合”(66) 。“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表明,日本对华政策从注重军事进攻发展为加强“政治诱降”,从“破除”一战以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发展到“创立”以自身为核心的新国际秩序阶段。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政府于1938年12月16日成立“兴亚院”,首相近卫文麿担任总裁,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兼任副总裁,决定对华方针。“东亚新秩序政策”提出后,日本知识分子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这一政策,智力支持战争。认为“从政策层面到日常生活都要紧跟形势,适应这个变化,不言而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潮是‘东亚协同体论’”(67) 。
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提出,表明日本政府吸纳了“东亚协同体论”的主张,因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以“友好”、“提携”为基础的,与“东亚协同体论”的观点基本一致,对于消除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把中国的抗日引向“协同”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作为近卫智囊的价值,“东亚协同体论”也开始在日本社会受到更多的关注。昭和研究会详尽阐释“东亚协同体论”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关联,以及“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必要性和历史意义,希望以此诱使中国政府改变抗日政策,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使日本尽快从长期战争的泥沼中拔出脚来,为完全称霸东亚、继续扩张积蓄力量。昭和研究会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对策建议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表明日本与中国“合作”的诚意,定会得到中国的理解和协助,东亚有望实现长期“和平”。日本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后,昭和研究会很受鼓舞,认为这可以让中国真正理解日本“帮助”中国的“真心”,改变抗日政策转而与日本携手合作,共同承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昭和研究会“觉得(近卫声明)就像在迷途中看到了明灯”(68) ,要让中国理解“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目的,消除对日本的“误解”,从而理解日本为东亚安定和解放的苦衷。“日本首先打出东亚新体制,具有不可磨灭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要冲破建立在殖民地统治基础上文明末路的具体方案”(69) 。中国人认识到“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实现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途径,就会与日本携手合作,抛弃以往的对日抗战政策,东亚和平指日可待。
昭和研究会提醒政府在东亚建立新秩序,会触及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引发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抵制。日本除武力推进新秩序外,还要善于运用外交手段,减少来自列强的阻力,使列强认可亚洲的事情应由亚洲人来处理,承认日本作为亚洲强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承认“东亚新秩序中帝国理所当然地居于主导地位,避免受到欧美各国的掣肘,使它们承认帝国的指导地位”(70) 。当然,如果西方列强以维护现有国际条约和秩序为借口,否认日本的“领导”地位和特殊利益,也不能阻止“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脚步,“一切阻碍东亚新秩序建立的,例如东亚旧秩序基础的九国公约都是无效的”(71) 。由于“建设东亚新秩序”违背了华盛顿会议制定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要打破现有的国际体系,引起欧美列强的不满和反对。1938年12月31日,美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日本“无视既存的门户开放政策,很难承认其所谓的新秩序”(72) 。英国、法国也在1939年1月初,分别向日本递交照会,不承认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提出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即公开予以驳斥,认为日本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目标没有改变,中国将继续抗战直至最后的胜利。12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演说,指出近卫声明“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73) ,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推翻东亚的国际秩序,造成奴隶的中国以遂其独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总名称”(74) ,揭露“东亚新秩序”是欺人之谈,“善邻友好”是牺牲中国自由独立的神圣权力,中国抗战不是与日本的争霸,而是民族解放战争。昭告国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已经破产,中国抗战进入转守为攻、转败为胜时期,必将赢得最后的胜利。
昭和研究会认为蒋介石坚持抗日政策,日本无法与之“合作”。日本一方面应继续对蒋介石政权施加压力,加强军事打击和经济封锁,直至其彻底崩溃,“击溃中国抗日政权,促进支那民众从抗日的妄想中觉醒,消除欧美苏联等对中国的策动,只有遵循日本提出的东亚新秩序原则”(75) 。从目前形势看,蒋介石不会轻易放弃联共合作抗日政策,“东亚新秩序建设,不言而喻只能与防共亲日立场的新支那协同。到内地的蒋政权在事变后两年中,通过国共合作,已经根本变质,蒋政权不可能与共产党分离,因此,根本不可能建立以蒋政权为防共核心的东亚新秩序。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以蒋政权为对象调整日支关系,直接交涉或者通过第三国交涉,均无可能”(76) 。另一方面,日本要加强对国民政府的分化工作,策动亲日分子分化出来,在中国“建立亲日的新中央政权,必须认识到汪精卫的重要地位。建立新的中央政权,是帝国新秩序建设不可或缺的抉择”(77) ,这个新的亲日政权应该包括临时、维新、蒙疆等各个政府,统一中国境内的所有防共亲日要素,汪精卫是不二人选。汪精卫一直对中国抗战前途抱着悲观的态度,认为中国抗战的结果就是牺牲、亡国,不如与日本实现和平。汪精卫在日本诱降政策下,脱离抗日阵营,1940年3月,在日本支持下,建立了伪国民政府。
汪精卫伪政府建立后,遭到中国各党派、阶层的反对,世界主要国家也都不予承认,陷于十分孤立的境地,甚至政令不出南京城门。昭和研究会却大肆渲染汪精卫与日“合作”的意义,认为这表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理想已经在中国得到部分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顺应了亚洲各国摆脱西方列强压迫的要求,符合亚洲历史发展的趋势。当然,理想与现实总是不一致的,现在“以重庆为核心的国民仍然在激烈地抵抗,表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78) ,要让重庆政府意识到“东亚新秩序是东亚各国相互密切联系的纽带,而且这种结合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联系,是来自内部的最紧密的关系;东亚新秩序非排他的,是世界新秩序的一环。东亚各国保持其独立性,清算一国榨取他国的帝国主义殖民地”(79) 。重庆政府若有此觉悟,就会转变政策,由对日抗战转为对日“合作”。
为使重庆政府改弦更张,日本必须加大对其政治、经济、军事的打击力度。日军多次对国民政府战时首都重庆进行大规模的轰炸。1940年5月初的轰炸,“空袭重庆,扬子江北岸的中心城区弹如雨下,燃起了熊熊大火。中国方面受到巨大损失,大公报社起火被毁”(80) ,日军还频繁向长江南北中国军队控制的战略要地发动大规模攻势。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采取“封锁中国沿海、占领重要港口,向重要据点进攻。占领援蒋通道、向支援蒋介石的国家施加压力等等,这些都不是为了消灭支那,而是为了日本和支那的生存”(81) ,为了使中国从欧美的压迫下获得解放,如果中国人能够认识到日本最终是为了中国的自主、独立,现在采取的武力手段是迫不得已的。中国放弃对日抗战,中日就能实现“和平”,“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才有希望。
日本还加强了与致力于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德国、意大利的合作。1940年7月2日,日本陆、海、外三省提出了加强日德意提携案,“当前形势下为加强包括南洋在内的东亚新秩序建设,帝国须迅速与欧洲正在为新秩序建设而战的德意建立紧密协作关系,以达到帝国之目的,并增强欧战之后帝国应对世界形势中的国际地位”(82) ,呼应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昭和研究会认为,日本充分认识到自己在世界新秩序中承担的责任,率先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并全力实施之。“东亚新秩序”不是孤立的,是世界新秩序的重要一环,与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密切相关,“建设东亚新秩序与建设欧洲新秩序如车之两轮,东洋政治局势已经与欧美政局紧密联系在一起。日本应在世界政治发展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为达到目的首先要解决支那事变”(83) 。中日两个东亚大国相互理解与提携,发挥在建设东亚新秩序和世界新秩序的核心作用,不仅可以实现东亚的民族协同,而且可以建立世界新秩序,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东亚协同体论”与“建设东亚新秩序”建设呼应,要建立日本领导的世界新秩序。
其次,强调“东亚协同体”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作用,“东亚协同体”要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个方面适合日本的需要,接受日本的领导。昭和研究会认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是日本“新的使命,为了确立东亚永远和平的基础。要深入研究东亚新秩序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探究建设东亚新秩序目标的诸问题,提出具体方案”(84) 。
随着战争的扩大,日本国小、资源匮乏的弱点日益暴露。早在1938年7月,日本内阁就确定了下一年度财政计划的基本方针,“要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强化战时经济体制,按照计划供应物资的精神编制预算,节约重要物资和海外物资”(85) ,在物资调整局下设立对煤炭统制协议会,统一管理煤炭的生产、供给。战争长期化也给日本民众生活带来了影响。百姓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白糖、火柴、肥皂、布料等稀缺,这些物品全部凭票证供应。1938年7月2日,商工省发布《国策训令》,规定“棉织品、皮革制品实行限量销售,每人只能购买一件,囤积居奇为不爱国行为”(86) 。长期战争形势下,日本工业原料奇缺,粮食成了大问题,昭和研究会提出为解决粮食不足问题,日本“应向特定的社会阶层;例如:工人、下层职员、下层官吏、中小商人等购买廉价混合米面。强制各种大食堂使用混合米面,并增加代用食品”(87) 。长期战争的困顿,使日本民众对战争态度发生了变化,占领南京时的举国战争狂热随即消失。
昭和研究会急日本政府之所急,着力研究经济协同问题,要从中国获取更多的资源,扩大生产计划及日本商品在中国的销路,“为了扩大生产力,急需要发挥北支(原文如此)物资的作用”,要继续调查中国华北地区“煤炭、铁、黏土页岩、煤液化、电力、盐、棉花等各类物资状况,制定具有方案”(88) ,分阶段地推进经济协同。首先是日本、伪满洲国、中国华北、蒙疆地区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其次是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最后推进到南洋地区。
昭和研究会认为,“经济协同”固然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但是,也有重要的政治和国防上的意义。从政治上看,需要东亚地区需形成同质的政治合力,加强日、“满”、华的政治联系,要继续研究中国的政治状况,扶植亲日政权。从国防上看,东亚经济协同体首先考虑日本作为领导中枢对国防资源的要求,“以日本的国防要求为基础,以充实国防资源为目标”,这个经济协同的范围“以日满为基础加上北支组成一个经济单位,北支以外地区从属之,其次是亚洲大陆的一部分直到新喀里多尼亚的广义上的南洋都包含在这个经济圈内,进而强化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暹罗的关系,直到太平洋彼岸的美洲大陆各国”(89) 。
昭和研究会一直认为日本是东亚的先进国,在“东亚协同体”中处于“领导”地位,理所当然地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领导”,中国在日本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独立,“东亚新秩序建设唯一的实力者又负有道义责任、处于新秩序建设领导地位的日本,要注意打开围绕支那事变的国际关系是今后确立日本世界政策的问题”,“现阶段日本的世界政策目标是,废除使东亚特别支那陷于半殖民地状态的列国在支政治权益(租借地、租界、治外法权等),废除就东亚和平体制的九国公约,代之以新东亚和平机构取得国际承认”(90) 。这就是为日本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打破现有国际秩序。
再次,阐释文化协同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作用。“东亚协同体论”一直重视文化的作用,在日本政府提出“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后,昭和研究会加强了对文化作用的阐释,认为日本更加重视东亚“道义”的文化建设,东亚文化强调“道义”,融合了中日两个民族的理想,即中日两国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携手,复兴东亚的精神文明,“东亚新秩序的目标就是沿着解放与共同两个方向重新建设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解放是手段,共同是目标。共同是东亚社会及民族生活的传统原理”(91) ,这是东洋文化的精髓。确立东亚新秩序需要复兴东亚文化,使中国人认识到在废除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中的意义,“在东亚创建新秩序必然需要在广泛的领域内实行文化协同。现在文化协同远远落后于政治、经济方面,文化协同也更加艰难”(92) 。现在世界正处于新的转折阶段,是捣毁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时期。东西方都出现了要求打破旧秩序的呼声,在西方是德、意,在东方是日本。在破旧立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协同作用不可替代,“东亚新秩序的文化协同,就是振兴以日本文化为经,以王道文化为纬的新东方文化。从日本的角度看,东亚新秩序建设,实际就是首先在东亚大陆弘扬我国的理想精神”(93) ,显然,思想文化协同就是适合日本彻底征服中国的需要。
为给“文化协同”找到历史根据,昭和研究会将其与孙中山思想联系起来,认为“考虑以民族问题为基础的大亚洲主义(参照孙中山1924年11月在神户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这样就可以认识创建东亚新秩序的意义”(94) ,要赋予大亚洲主义以新的意义,促进中日之间的相互理解,携手创造适合新秩序建设的东亚新文化。以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附会日本侵略理论,是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文人的惯用手段。笔者已经做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95)
昭和研究会认为“文化协同”,不仅需要理论阐述,还应从学校、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加以实施。他们提出在伪政权控制区,实行亲日教育,修改“排日”教科书,普及日语。他们建议在东京成立文化工作中央部,统揽参加建设“建设东亚新秩序”的三个民族(即日、“满”、华——引者注)。伪满洲国、汪精卫政权的政治机构都要把文化作为工作的内容,对文化工作进行指导,增加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消除“西洋势力进行的宣传、教化机构,即报纸、电台、宗教、学术、社交团体对吾人的不利影响”(96) ,提出了为加强文化协同的影响力,制作宣传“建设东亚新秩序”、“解放、共同”目标的标语。文化对安定民心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工作应与治安恢复、经济振兴相结合,促进新秩序的建设。
昭和研究会认为,“在目前阐述东亚新秩序内容的语言中,‘东亚协同体’之理念最能体现其理想主义方面的特征,与倡导东亚新秩序的近卫思想最为接近”(97) ,表达了亚洲各民族摆脱西方殖民的理想,“东亚新秩序”表达了日本帮助邻国的善良愿望,是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结果,建立“东亚新秩序”是日本对大陆的新理解,必定得到中国人的理解与支持。
四、 提出新体制构想,强化对“共荣圈”的统治
1940年8月,第二次近卫内阁制定了《基本国策要纲》,将“建设东亚新秩序”发展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准备与欧美争夺对太平洋广大地区的支配权。“大东亚新秩序”的范围为“以日满支为基础,包括太平洋上的德国曾经委托统治的各岛、法属印度及太平洋岛屿、泰国、英属马来、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等”(98) ,即“日满华及东经90度至180度之间、南纬10度以北的南北各地区”(99) ,在这些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昭和研究会紧密配合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阐述日本向南方进军、扩大“东亚新秩序”范围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认为随着形势的发展,“东亚”已不是狭义上的概念,不仅包括亚洲地区,还应包含着南洋广大地区,因为日本的“防卫”需要延伸到更广阔的地区,且南洋的广大地区与日本有着深厚渊源,“历史上的西南亚地区特别是南洋与锁国前的日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德川三百年的冬眠时间里,欧美势力占领了这些地区”(100)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不仅要在东洋驱逐英美资本主义势力,而且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打破欧美压迫东亚民族的旧秩序,彻底解放中国与“南方”各国、各民族,“东亚新秩序”发展到“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历史的必然,“支那问题与南方问题的基本意义是民族问题。这些地区一直在西方殖民统治下呻吟,各民族的自我解放是东亚新秩序不可或缺的因素。通过支那民族的解放和自立,日支两个民族实行正确的协同,是确立东亚共荣圈的基础”(101) 。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各民族紧密团结,不仅日本能够获得经济、国防所必需的资源,而且整个东亚共荣圈内的社会经济也能够得到发展。
昭和研究会“清醒”地认识到解决中日战争对于日本“南进”、“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重要性,通过研究解决中日战争的方案来为“南进”提供实践经验,把中日“协同”扩大到更广泛的地区,昭和研究会中的中国问题委员会和经济专业委员会在解决中日战争与日本“南进”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新的对策建议,“支那问题与南方问题不是选择哪一个的问题,是日本以国家命运相赌的问题,与建设东亚新秩序是同一个问题”(102) ,要以同一个指导精神、同一个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创造世界新秩序有利于早日结束中日战争,而结束中日战争可以为“南进”提供更多的经验。因此,“东亚共荣圈并非日本一时的权宜之计,是为了日本国家民族的长远发展,也是为了东亚各国的自立和繁荣”(103) 。
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主要是为了掠夺资源,从经济上满足日本的战争需要,却声称日本与东亚各国利益相关,都要反对西方列强的压迫,企图获取东亚更广泛的支持。“东亚共荣圈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尊重东亚诸民族的自主,携手建设共荣圈内各方面的紧密联系”④。昭和研究会认为,现在东亚很多国家受到西方的压迫和欺骗,采取依靠欧美的外交政策,日本有责任“唤醒”这些受压迫的邻国,实现东亚的“解放”,确立东亚和平与稳定,“毋庸置疑,八纮一宇、世界一家的理想靠我国来强力推进,东亚建设是我国的历史责任,是百年大计”(104) 。一方面,阐述日本与东亚、太平洋地区有历史联系,寻找“南进”的依据;另一方面,提醒日本政府在“南进”时不要忘记解决中日战争,以解除“后顾之忧”。
昭和研究会强调建设东亚新秩序既包括对外政策,也包括国内政治改革。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阶段,需要日本国内建设强有力的政治体制,国内政治改革与军事上的“南进”,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两个条件。日本需要将一亿人拧成一股绳,强化政府的权力,掣肘军部,统合国民力量,以造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雄厚基础,“在中日战争期间曾出现多次解决事变的机会,但是,这些计划都被军部破坏了”(105) 。为了抑制军部的权力,昭和研究会提出建立直属天皇的“国防御前会议”,对现有政党进行重组和改造,效仿德国在日本建立“一国一党”的集权体制,以加强政府的权力等政策建议。现在日本政党“浮在国民各阶层的上面,不能提出打开非常局面的政策,他们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为此相互竞争,分散了国民的力量。因此,必须建立集合全体力量、代表全体意志的政治力量”(106) ,实现举国一致。昭和研究会的这一建议正中首相近卫文麿强化权力的下怀。在近卫文麿的支持下,日本成立了新体制准备委员会,后藤隆之助担任新体制准备委员会的常任委员。1940年10月12日,以首相近卫文麿为总裁的大政翼赞会正式成立,近卫新体制运动正式启动。近卫提出,“大政翼赞会的宣言、纲领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践大政翼赞之道’。翼赞运动非部分团体参加的,而是全体国民的运动,国民要时刻怀着对上御一人(指天皇,引者注)的奉公赤诚,这就是实践大政翼赞臣民之道,也是本会成立的唯一宗旨”(107) ,以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努力。大政翼赞会在东京设立本部,各道府县、郡市、町村成立支部。大政翼赞会一直到1945年6月13日才解散。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东条英机、小矶国昭、铃木贯太郎等先后任大政翼赞会总裁。
为了全力投入近卫新体制运动,昭和研究会于11月19日宣布自动解散,其骨干纷纷转到大政翼赞会各部、局任职。后藤隆之助担任大政翼赞会的组织局局长,常任委员后藤文夫担任大政翼赞会中央协力会议长,东条内阁时期担任大政翼赞会副总裁。原昭和研究会会员以“大政翼赞”的形式继续做政府的“智囊”。在近卫新体制下,日本国内禁止一切政治结社,民政党、政友会等既存政党,为了在新体制中占据有利地位,纷纷自动解散,与大政翼赞会合流。1942年4月30日,在日本第21次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又组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有81.8%顺利当选为议员。
大政翼赞会成立后,日本国内的各行各业、社会团体都被纳入“大政翼赞之道”,1942年5—6月,在大政翼赞会旗下,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国会”、“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会”、“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等外围组织。12月23日,又成立了“大日本言论报国会”,表示在政府领导下,“举国一致”完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使命。国民被编入町内会、部落会、邻组等组织,相互监视,其基本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等受到限制,事实上造成了“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近卫新体制运动使日本陷入空前的疯狂状态,一切不满战争的言论、团体都遭到排斥和镇压,“左翼”人士和政党纷纷“转向”,坚持反战的日本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然而,举国一致的新体制也未能改变日本失败的命运。
余论
日本战败投降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了审判,昭和研究会骨干成员或受到解除公职处分、或被远东国际法庭定为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判刑。研究会发起者后藤隆之助被解除公职。处分撤销后,他又发起组织了昭和同人会,负责编辑、出版近卫文麿传记。常务委员贺屋兴宣在远东军事法庭中被定为甲级战犯,处以无期徒刑,十年后获释。1958年,贺屋兴宣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是岸信介首相的经济顾问,后担任池田勇人内阁法务大臣,出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等重要职务,属于自由民主党的右翼。1962年,贺屋兴宣担任日本遗族会会长,与板垣征四郎之子正联合起来,多方为“表彰英灵事业”奔走,以实现日本政府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合法化,达到以国家名义保护靖国神社的目的。他是日本少有的战前、战后担任内阁大臣的官员,一直坚持反共立场,阻止中日邦交正常化。常任委员后藤文夫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犯被拘押在巢鸭监狱,后免于起诉,1953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常任委员高桥龟吉被解除公职,1956—1973年任拓殖大学教授,通商产业省顾问。常任委员腊山正道一度被解除公职,后担任御茶水女子大学校长,专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昭和研究会委员、近卫秘书风间章也一度被解除公职,1952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担任日本社会党顾问。1958年7月,与中岛健藏等联名发表“反省侵略中国的声明”,主张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被判刑的甲级战犯及甲级战犯嫌疑犯旋即出狱,有的被重新启用,甚至重新担任政府要职。昭和研究会会员重新活跃在日本政治、教育、经济等领域。
中日战争时期,以昭和研究会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一改往日的矜持与孤傲,主动替政府“分忧”,为国家担当,“为了向东亚新秩序建设的进步方向发展,学者也抛弃过去的静观态度,在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建言,协助新秩序”(108) 。昭和研究会的成员无论其政治倾向是左、是中,还是右,都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有内在的“合理”性,要维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与穷兵黩武的军部不同,提出以“东亚协同体论”化解中国的民族主义,达到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日本战败后,昭和研究会会员对战争有过一定程度的思考,遗憾近卫首相没有抑制住军部的一意孤行,做出扩大战争的决策,最终导致日本走向失败,认为这“既是近卫的悲剧,也是昭和研究会的悲剧”(109) 。从总体上说,战后只有少数昭和研究会会员明确表示反省侵略战争,多数人回避战争性质,没有反思以“东亚协同体论”、“智力”协助战争的错误。战后有原昭和研究会会员,在没有深刻反省协助侵略战争责任的情况下,重新担任政府要职,对日本的历史认识和政治走向产生了消极影响,也阻碍了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属于社会精英阶层,他们与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祖国,有关心家国命运的情怀,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以昭和研究会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明知日本发动战争的性质和目的,却打着东西方文化对立、东亚命运相关的旗号,为侵略战争打上“文明”、“解放”、“协同”的标签,从思想文化上协助此战争,其恶劣影响绝不亚于明火执仗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通过对昭和研究会及其“东亚协同体论”的分析,可以看到,在日本“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下,富于“理性”思维的知识分子,难以“独善其身”,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经批评过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对军部一味扩大战争表示过担忧和不满。但是,随着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他们站在了政府一方,主张以“合理”、“合法”的形式维护以武力取得的侵略权益,为日本对外侵略提供理论注脚。昭和研究会站在极端民族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东亚协同体论”,与政府沆瀣一气,成为侵略战争的推手。
战后由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经历了从“改革”到“复兴”的演变,日本战争罪行并没有受到彻底清算,尤其是没有批判和肃清“智力”协助战争各种侵略理论,这也是日本错误史观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对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各种侵略理论进行研究,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认识中日战争时期的复杂形势,了解知识分子与战争的关系,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
(作者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1) 相关研究成果有史桂芳:《东亚联盟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对中日战争时期的东亚联盟论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等做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东亚联盟论与日本战后军国主义暗流之间的关系);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对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产生、主要流派等做了比较详细的探讨,指出亚洲主义在理论、行动方面的作用;林庆元、杨齐福:《“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转下页)
(2) (接上页)对近代日本扩张理论做了系统梳理,但没有涉及东亚协同体理论;史桂芳、王柯:《从昭和研究会看战争中的日本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从知识分子与战争的角度,探讨了协同主义思想;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对亚洲主义相关思想、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分析。日本学者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荒川几男:《1930年代昭和思想史》,青木书店,1971年版;久野牧:《1930年代の思想家》,岩波书店,1975年版;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讲谈社,1985年版;马场修一:《1930年代ある日本知識人の動向》,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纪要》19号,1969年;竹内好:《アジア主義——现代日本思想大系9》,筑摩书房,1961年版;等等。他们对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演变有所涉猎,对日本知识分子与亚洲主义关系做了一些分析,但基本都没有对“东亚协同体论”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关系进行研究。
(3) 兵头徹、大久保达正、永田元也编:《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1卷 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4年版,解题第1页。
(4)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1924年田中义一创立的全国性青年组织,是支持田中义一的组织。
(5) 神户大学图书馆藏、内政史研究会编:《后藤隆之助氏谈话速记录》内政史研究资料第66集,内政史研究会内部资料,1968年,第30页。
(6) 《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讲话》,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2年版,第1195—1196页。
(7)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264页。
(8) 同上,第269页。
(9)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经济往来社刊,1968年版,第1页。
(10) “趣意”的中文意思为宗旨。
(11) 昭和研究会编:《昭和研究会設立趣意並に事業要項》,见兵头徹、大久保达正、永田元也编:《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1卷 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第48页。
(12)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15页。
(13) 三木清:《知識階級の参与》,《三木清文集》第15卷,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241页。
(14) “转向”是日本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有名词,杨宁一在《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中,指出转向用以概括20世纪30年代左翼和民主力量的一些代表人物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信仰,向法西斯投降,或者进而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现象。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15)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305页。
(16) 野村浩一:《尾崎秀实と中国》,《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劲草书房,1977年版,第387页。
(17)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14—15页。
(18) 马场修一:《1930年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动向》,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纪要》19号,1969年,第101页。
(19) 昭和研究会编:《昭和十四年度研究大纲》,兵头徹、大久保达正、永田元也编《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4卷 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8年版,第17—18页。
(20) 昭和研究会核心成员参加的聚会,于1937年近卫出任日本首相后成立。
(21) 尾崎秀实:《现代支那论》,《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劲草书房,1977年版,第195页。
(22) 桥川文三:《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第2卷,下册,有斐阁,1978年版,第358页。
(23) 尾崎秀实:《民族運動の特質》,《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270页。
(24) 昭和研究会:《一体支那はどうなるのか》,兵头徹、大久保达正、永田元也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第58页。
(25) 多田骏:《对支基础的观念》,《东亚联盟》1940年2月号,第140页。
(26) 昭和研究会:《支那事变に対処へ根本方策に就て》,兵头徹、大久保达正、永田元也编:《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2卷 昭和研究会资料》第2卷,第486页。
(27) 昭和研究会:《新段阶の東亜政治》,《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392页。
(28)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239页。
(29) 昭和研究会:《国民運動とは何か東亜協同体建設への道》,《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279页。
(30) 昭和研究会:《昭和研究会常任委员研究会记录》,《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第46页。
(31) 三木清:《現代日本に於ける世界史の意義》,《三木清文集》第14卷,岩波书店,1985年版,第145页。
(32) 三木清:《東亜思想の根拠》,《三木清文集》第15卷,第309页。
(33) 《関西財界も支持_昨夜首相官邸で会談》,《朝日新闻》,1937年7月13日,第2版。
(34) 《后藤隆之助氏谈话速记录》,内政史研究资料第69集,内政史研究会编(印刷品),1968年版,第120页。
(35) 三木清:《续新日本の思想原理协同主义の哲学的基础》,《三木清全集》第17卷,岩波书店,1968年版,第535页。
(36)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243页。
(37) 昭和研究会:《资金统制研究会要录》,《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第490页。
(38) 昭和研究会:《东亚经济协同特质及世界意义(未定稿)》,《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88页。
(39) 昭和研究会:《长期建设下农业政策要纲试案》,《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6卷,昭和研究会资料》第6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9年版,第97页。
(40) 昭和研究会:《日支貿易政策要纲案》,《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367页。
(41) 昭和研究会:《东亚ブロック経済研究会第十回会議記録》,《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419页。
(42) 昭和研究会:《ブロック経済の生成と其の意義》,《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199页。
(43) 高桥龟吉:《私の实践经济学》,东洋经济新报社,1976年版,第257—258页。
(44) 高桥龟吉:《私の实践经济学》,第258—259页。
(45) 尾崎秀实:《最近の段階における日支関係》,《尾崎秀实著作集》第1卷,劲草书房,1977年版,第66页。
(46) 昭和研究会:《ブロック経済の生成と其の意義》,《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205页。
(47)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244页。
(48) 昭和研究会:《常任委员研究会記録》,《昭和研究会资料》第1卷,第62页。
(49) 橘檏、细川嘉六、平野义太郎、尾崎秀实等:《東洋社会の構成と日支の将来(検討会)》,《尾崎秀实著作集》第5卷,劲草书房,1977年版,第306页。
(50)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昭和研究会》附录资料,第328页。
(51) 昭和研究会:《昭和塾趣意书》,《昭和社会经济史料集成 第35卷,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所,2009年版,第148页。
(52) 入江昭:《日中关系この百年》,兴梠一郎译,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101—102页。
(53)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303页。
(54) 三木清:《政治と文化》,《三木清全集》第14卷,第177页。
(55) 三木清:《新世界観の要求》,《三木清全集》第14卷,第77页。
(56) 入江昭:《日中关系この百年》,兴梠一郎译,第100页。
(57) 三木清:《満州の印象》,《三木清全集》第14卷,第337页。
(58) 三木清:《政治と文化》,《三木清全集》第14卷,第177页。
(59) 尾崎秀实:《東洋社会構成と日支の将来》,《尾崎秀实著作集》第5卷,第306页。
(60) 《新日本的思想原理》,《昭和研究会》附录资料,第319页。
(61) 昭和研究会:《东亚に文化に於ける文化的協同の着手》,《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300—301页。
(62) 铃木正、李彩华:《アジアと日本》,农文协,2007年版,第29页。
(63) 《国民政府ト雖ども拒否せざる旨の政府声明》,《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1页。
(64) 《日華新関係調整方案》,《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5页。
(65) 《近衛声明》,《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07页。
(66) 《日中国交調整の根幹》,《朝日新闻》,1938年12月23日,第2版。
(67) 池田浩实编:《大東亜共栄圏の文化建設》,人文书院,2007年版,第298页。
(68) 酒井三郎:《昭和研究会—ある知識人集团の軌跡》,中央公论社,1992年版,第163页。
(69) 昭和研究会:《東亜経済ブロックの特質とその世界史的意義》,《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86页。
(70) 昭和研究会:《支那事变の現段階に於ける帝国の外交方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266页。
(71)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の指導原理と具体的方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第174页。
(72) 《駐支米大使の報告、米の対支政策を左右》,《朝日新闻》,1939年1月19日,第3版。
(73) 蒋介石:《揭发敌国阴谋与阐明抗战国策》,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十五》,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670—671页。
(74) 同上,第672页。
(75) 昭和研究会:《東亜協同体の建設》,《昭和研究会资料》第3卷,第288页。
(76)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建設的外交方策(秘)》,《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91—292页。
(77) 同上,第292页。
(78) 昭和研究会:《新政治体制研究资料(第一号)》,《昭和研究会资料》第6卷,第209页。
(79) 尾崎秀实:《支那事変と東亜に於ける新秩序の要望》,《尾崎秀实著作集》第3卷,第152页。
(80) 《第三国の援蒋行為帝国厳重監視》,《朝日新闻》,1940年5月4日,第3版。
(81) 昭和研究会:《新内閣と事变处理》,《昭和研究会资料》第6卷,第211页。
(82) 《陸海外三省事務当局協議会に提出の日獨伊提携強化案》,《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34页。
(83) 尾崎秀实:《東亜共栄圏の基礎に横たわる重要問題》,《尾崎秀实著作集》第3卷,第221页。
(84) 昭和研究会:《昭和十四年度研究方针》,《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18页。
(85) 《物資需給を精査、極力節約に努む》,《朝日新闻》,1938年7月8日,第2版。
(86) 《国策べからず、訓令二弾》,《朝日新闻》,1938年7月3日,第11版。
(87) 昭和研究会:《東亜経済研究会覚書》,《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第54页。
(88) 昭和研究会:《東亜プロック経済研究会第十三回要録北支開発問題に関する》,《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3页。
(89) 昭和研究会:《東亜経済プロックの特質とその世界史的意義》,《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82页。
(90)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の政治的構成》,《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80—281页。
(91)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の指導原理と具体的方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第181页。
(92) 昭和研究会:《《東亜に於ける文化的協同への着手》,《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98页。
(93)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の指導原理と具体的方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第158页。
(94) 昭和研究会:《《東亜に於ける文化的協同への着手》,《昭和研究会资料》第4卷,第299页。
(95) 可参考史桂芳:《“同文同种”的骗局》,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96) 昭和研究会:《東亜新秩序の指導原理と具体的方策》,《昭和研究会资料》第5卷,第188页。
(97) 尾崎秀实:《東亜新秩序の現在と将来》,《尾崎秀实著作集》第2卷,第350—351页。
(98) 《日獨伊軸強化に関する件》,《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450页。
(99) 杉山元:《杉山ノート》下,原书房,1989年版,第88页。
(100) 尾崎秀实:《南方問題と支那問題》,《尾崎秀实著作集》第3卷,第196页。
(101) 尾崎秀实:《東亜共栄圏の基礎に横たわる重要問題》,《尾崎秀实著作集》第3卷,第223页。
(102) 尾崎秀实:《南方問題と支那問題》,《尾崎秀实著作集》第3卷,第201页。
(103) ④尾崎秀实:《东亚共荣圈の新课题》,《尾崎秀实著作集》第5卷,第186页。
(104) 中野登美雄:《新政治体制と行政の指導》,《昭和研究会资料》第6卷,第212页。
(105)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118页。
(106) 同上,第204页。
(107) 《翼賛会の発足をめぐって》,《朝日新闻》,1940年10月14日,第1版。
(108) 昭和同人会编著、后藤隆之助监修:《昭和研究会》,第239页。
(109) 同上,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