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军部政治化与法西斯主义的确立
徐勇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首魁,也没有德意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政党,它是在军部的控制下,通过连绵不断的对外战争,借助天皇权威确立起来的。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点,同时也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疑难所在。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政治体制的认识,否定论者认为是战时体制或者军国主义体制,肯定论者认为是天皇制法西斯或者军部法西斯。许多著述都重视军部的主导作用,但又常常忽略近代化之后的日本政军关系,忽略军部的政治化和法西斯化,并将军部与法西斯党、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不同实体简单地归结为一体,从而在研究中发生歧义。本文试图从政治学和军制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点新的探索。
一、 军部在明治宪政中的地位
战前的日本军部,是在明治维新之后伴随军事近代化组建起来的,它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陆军省、海军省、侍从武官府等部门。军部这一名称,据井上清先生考证出现较晚,20世纪一二十年代才逐渐被广泛使用。最初只用于区别政府行政部门与军事部门,或作为军阀的别称。由于形势的变化,最后成为表示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军方势力的独特概念。
军部势力的变化和崛起经历了渐变的历史过程。明治初期近代天皇制初创,国家军制尚未定型,兵权和政权的关系时有变动。在1878年陆军参谋部建立之前,基本沿袭大村益次郎的设计,采用法国式的兵权从政主义,兵部省归属于太政官,兵权归属于政府。但在实际用兵时,往往派出“讨伐总督”负责军事指挥,出现“独立于太政大臣和陆军卿的军事机关,造成了政治和军事一元化组织的破坏”(1) ,从而显露出背离兵权从政主义的端倪。后来在山县有朋等人主持下,模仿普鲁士,建立直属于天皇而分管军令大权的陆军参谋部,海军也分立出相应的军令机关,从而使“军令大权”和“军政大权”分立,废弃了兵权从政主义之下的军事一元制。所谓“军令大权”与“军政大权”,两者的权限难以截然相分,据日本宪法学家和军制学家的介绍,“军令大权”(又称“统帅权”“兵马大权”)包括平时的战略计划、临战动员及作战指挥等事项;“军政大权”包括编制、训练、后勤供给等内容。军令大权被分立出来,只将军政大权归属于内阁,这在军制学上称为“军事二元制”。1889年颁布的明治宪法,又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这种变化了的新的政军关系。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并赋予军令长官“帷幄上奏权”,即凡有关军令事项,可以不经过内阁直接上奏天皇,由天皇裁断。这就是战前日本盛行的“统帅权独立原则”。按照西方宪法学的解释,这一原则就是政军关系中的兵权独立主义。日本的“统帅权独立”,既是学习普鲁士进行改革的舶来品,又是自身军国主义传统的再现。古代的武家政治是幕府的军事专制,明治初期新组建的国家军队的雏形“御亲兵”也直属于天皇。日本学者指出,统帅权独立原则的成因在于日本的“传统”和“实际习惯”。(2) 所以,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确立,既是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改革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彻底的结果。
政军关系是战前日本国家政体中的关键,人们甚至称为“明治宪政之眼”(3) ,正是在这个要害上,军部孜孜以求,以逞其雄。从军事一元制的兵权从政主义到军事二元制的兵权独立主义,反映了战前日本政军关系的变化。按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兵权不能脱离代表民意的议会的约束,应归属于对议会负责的行政机关——内阁。而统帅权独立原则,使军部独立于内阁之外,内阁失去了兵权,无法执行控制军队的职能。虽然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也是内阁成员,但他们作为军部的派出代表,在内阁中享有特殊地位。他们具有特殊地位的依据是所谓的军部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自1872年陆海军省分设后,长官资格没有完全确定,初期还有非武官的胜安芳任海军大辅(相当于海军大臣)的情况。但随着军部势力的增长,军部逐渐强化其政治地位。1901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改订官制,以敕令形式规定,陆海军大臣须由军方推荐,由现役上、中将担任,次官由现役中、少将担任。这一制度背离了议会制原则,直接地危害了内阁的存在。因为第一,在组阁之前,假如军部不满意该届内阁,便不推荐陆、海军大臣人选,内阁只好流产;第二,军部若与现任内阁意见相左,则让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再推荐继任人选,迫使内阁辞职;第三,当内阁辞职后,陆、海军大臣可以不与其他阁员共进退,继续留任。所以陆海军大臣并不介意内阁的更迭,而仅仅依据军部的利益办事,执行军部的政见。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是军部势力的两大支柱,前者已经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于太政大臣并立”(4) ,后者则进一步掌握了内阁的存亡。
从法律角度来说,只有天皇能够管辖军部。明治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军部应对天皇负责。但近代天皇制的特点是“廷政分离”,天皇无实权,不亲政,即使在御前会议上裁决争端也是只听不答。故此,名义上直辖于天皇的陆海军,实际上无所约束,自成中心。在天皇权威的神圣光环中,军部成了日本学者所说的明治宪政的“权力核”(5) ,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战前日本的历史表明,军部这一“权力核”不断膨胀,逐步地摆脱了政府的控制,成为与内阁并立的“双重政府”(6) ,最后在天皇大权的名义下实行独裁,把日本引向战争。
统帅权独立原则与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的实行,其初衷主要是保证军事力量的独立发展,防止各种社会力量和政府官僚对军事的干扰。为此目的,明治宪政的缔造者们为军部设置了一道不准逾越的藩篱,这就是根据西方民主政治原则而确定的“差别主义”。
所谓差别主义,就是履行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和责任方面,军人与普通公民有所差别,即要求军人不得干政,军人在政治上应采取中立主义。明治宪法第32条规定,在履行日本公民的权利方面,作为军人不能与“陆海军法令或纪律相抵触”,陆军刑法也规定:“军人上书建议或者谈论有关政治事项,或者用文书将其广为传播者,处以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禁锢。”(7) 海军刑法也有相同的规定。1900年实施的治安警察法规定:现役和征集中的预备、后备役陆海军人,限制其结社自由。在选举法方面,1883年规定,陆海军现役军人不能作为府县等地方官员的选举人。1889年制定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陆、海军人现役期间不得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差别主义并不只是限制普通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同时也限制高级将领以及各层军事机构。明治维新功臣之一,陆军中将谷干城就曾因“干政”而被转入预备役。1931年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一次会议上对军、师头目作有关满蒙问题的“训示”被报界披露之后,也引起一场风波,许多人认为陆军当局干预政治,触犯了陆军刑法。1934年陆军省新闻班发布有名的“陆军小册子”,被政党方面斥为“军人干政”。可见,军部所受的来自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差别主义的约束,是不能忽略的。差别主义的确立,一方面是藩阀政府要集中力量发展军事势力,另一方面也是力图阻止官兵参与自由民权运动,防止议会民主主义扩散到军队。
按西方政治学原理,差别主义是兵权从政主义的必备条件,民主政治总是以差别主义来保证政府对兵权的统属。但在日本明治宪政的条件下,内阁不但因统帅权独立而失去了兵权,还被放进了特洛伊木马——两名听命于军部的现役大臣。因此,由各种法律条文确定的军人不参政的差别主义原则,终究是要破裂的。
军部势力不断发展着,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急剧膨胀,不再担忧内阁和官僚的干预,而且要求扩张它的政治权益。对军部来说,差别主义乃是无益的羁绊,不拔掉这道藩篱,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政治。因此,军部必然要努力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如果不发生军部对政治的干预、不产生军部的政治性演变、就不会带来1930年代那样的国家政体结构的变化。日本军部在政治上不断介入的历程,就是军部突破差别主义向政治化、法西斯化的历程,就是其由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从而改变国家政体的历程。
军部在明治宪政中的权力核地位及其所受差别主义限制,是军部政治发展史的前提。为此,我们不仅要注意统帅权独立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的作用,更应重视长期为人们所忽略的差别主义的影响和军部自身的法西斯化的演变过程。
二、 军部的政治化与法西斯化
所谓军部政治化,就是指军部突破差别主义,全面干预国家政治,由单纯的军事机构演变为政治军事集团。政治化的结果就是法西斯化,法西斯化既是政治化的继续,也是政治化的高级阶段。政治化和法西斯化代表了日本军部势力发展的历史进程。
明治维新伊始,军阀头目便是社会政治的基本操纵力量之一,他们中的某些人厕身于明治元勋的行列,作为军队的“大御所”和代言人积极参与国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近代政治史的发展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的历史”(8) 。但是在明治时代,军部仍依附于藩阀元老等明治元勋们,还不是完全独立的政治势力,在差别主义原则的制约下,只是存在着“军部政党化的危险”(9) ,而不是政治化的展开。进入大正时代以后,军部政治化的基本特征日益明晰。由于自然淘汰,明治元勋们相继死去(仅余西园寺公望一人),为军部独立发展创造了客观前提。更重要的是大批军校出身的少壮军官担任了军队要职,形成所谓“天保钱组”(即陆大派),军部势力以这些少壮军官为核心,摆脱了对藩阀元老的依附。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废除差别主义原则,却以蚕食性的渐变手段,使差别主义形同虚设。军部逐渐成为公开的正式的社会政治中心。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资产阶级要求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掀起了大正民主运动。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资产阶级政党取代了藩阀元老,组织内阁,执掌政权。政党与军部同是日本统治阶级的工具,他们的利害基础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各自主张以不同的政治方式来巩固统洽。政党要求采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方式,军部则主张采用专制主义的方式,这种分歧造成了政党与军部之间的权力争夺,产生了代表议会民主政治的政党与代表专制主义的军部势力之间日益加剧的对抗。对于有利于政党发展而不利于军部扩张的任何政策和措施,军部用种种手段予以破坏。1913年山本内阁在第一次护宪运动的影响下,修订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将现役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同时又颁布新的文官任用令,使政府可以任用没有官员资格的政党成员。山本内阁的变革遭到了军部的忌恨,于是军部便利用西门子公司事件迫使山本内阁辞职。“这次倒阁运动的费用由陆军参谋本部支出,总务部长山梨半造是策划的中心人物”(10) 。陆海军对于削弱军部特权地位的任何想法都极为敏感。如桂太郎曾设想组织新的政党并由文官出任陆、海军大臣,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少将写信给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说,“这次桂公的政党,恐将修改陆海军大臣官制”,他对此表示忧虑,并希望“陆海军协同一致,屹立于政党之外”(11) 。
大正时代是军部全面介入政治,对抗议会民主,力图把日本纳入专制主义轨道,从而取得“政治人格”(12) 的开始。军部在内政、外交等方面都增大了自己的发言权,试图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在内政方面,它积极地配合政府镇压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势力,1921年出兵镇压了东京市电业工人大罢工,1923年趁东京大震灾的混乱之机,残酷地杀害了早期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夫妇及其6岁的外甥;在对外方面,1928年策划了“皇姑屯事件”,妄图一举侵占中国东北,只是因为统治阶级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才未达到目的。1930年民政党内阁派代表团出席了伦敦裁军会议,接受了英美提出的方案,没有完全满足军部的要求,于是军部在民间法西斯分子北一辉等人的支持下,攻击内阁“干犯统帅权”,要求内阁辞职。这是军部与政党内阁大规模的公开对抗。日本学者对此评论说:“像这次伦敦会议期间国务和统帅分裂之剧的事例,迄今为止未曾见过。”(13) 从而“激发了革新派(按即法西斯分子)青年将校的危机感”(14) 。军部全面介入政治是其政治化的集中表现,反映了军部势力的迅速发展。
在大正民主运动时期的军部与政党的权力争夺中,军部并不占有太大优势。原因在于,军部尚需在政治化的过程中积蓄力量,而政党却有了蓬勃的发展。在1918年,以“米骚动”为契机,原敬内阁上台。原敬作为无爵位的政党总裁组阁,被称为“平民宰相”,原内阁则被评论为“名实俱备的真正的政党内阁”(15) 。在国际上,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日本的军备规模,不利于军部的势力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界,有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广为传播。特别是民本主义,强调“政治要依据民众意志而实施”,“政治的目的在为民众”。在1924年兴起的第二次护宪运动中,还实现了普选法(男子),建立了护宪三派内阁,从而使战前日本的民主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达到顶峰。
政党政治虽然给军部专制势力造成很大威胁,但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原内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将军令大权收归内阁,原敬首相认为时机不成熟,让高桥撤回了提议。从此再未触动过“明治宪政之眼”。在现役武官专任制方面,虽然扩大到预备役、后备役,但实际上从未出现过预备役、后备役大臣,更不用说文官了。正因为这两大支柱没受触动,军部的地位才有泰山之安。政党政治的兴盛及其对专制政治的压力只不过徒有声势,并没能改变多元政治的局势。以政党和军部为主,加上官僚、贵族等多种社会势力的均衡和僵持仍在继续。在这种多元政治下面,随时都潜伏有逆转的危机。
政党的兴盛和军部势力的膨胀,都是在天皇制的框架内完成的。天皇、元老、贵族、军部和政党均为近代天皇制的组成部件,是日本统治阶级不同阶层或集团利益的代表。在不同的时期,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统治阶级可以调节它们的关系和位置,以维持其根本利益。因此,当政党政治经历了1920年代的鼎盛期,仍无法解决日本的内外危机的时候,统治阶级就不得不进行新的政治抉择,再次引发了各个政治集团新的角逐。与此同时,军部为反击政党,摆脱多元政治的僵局,不能不加速其政治化进程,从而步入其法西斯化阶段。
军部法西斯化就是军部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化。它并不只是通常所说的“披上法西斯铠甲”或“拿起法西斯武器”的问题。而是彻底地法西斯化,在思想、理论和运动中推行法西斯主义,其中心目标是在国家体制上否定议会民主主义、实行专制和独裁。
军部法西斯化的组织条件是完全具备的。天皇的精神权威可以代替法西斯的领袖权威;军队所特有的严密纪律,军部在国家政权中的权力核地位,使军部能够发挥德、意法西斯政党那样的组织作用。所以,“从根本上说起来,法西斯政党和团体就是一个非正式的军队,反之,军队可以说是非正式的法西斯主义的政党”(16) 。政治化的军部,就能以一个武装的政治集团而代替政党,并释放出政党组织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政治能量。
从理论上说来,法西斯化并不就是政治化的必然归宿。军部介入政治,其抉择应该有多种可能。但是在日本的特定条件下,军部走向法西斯化,既是上述时局演变的推动,又是民间的、更主要的是军队中法西斯运动的产物。日本的法西斯运动起自民间。1919年北一辉发表《日本国家改造法大纲》,标志着这一运动的兴起。在北一辉法西斯理论的影响下,一些人组织了法西斯小团体,并不断发展,终于形成一股反动的潜流。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军队中特别是中下级军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军队中的法西斯分子也蠢蠢欲动。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了归国后将全力推动改造日本的盟约,东条英机也参与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又称“三杰条约”)。它是日本军队中的第一个法西斯性质的小团体,也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的起点。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军部法西斯化在时间与进程上都是与军部政治化交叉发生的,不久在军队内部出现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它们有在巴登巴登密约基础上组建的二叶会,石原莞尔等人的木曜会,深受民间法西斯运动的鼻祖北一辉影响的天剑党,海军中的王师会,还有1920年代末出现的规模较大的一夕会、樱会等等。这些团体严格说来并不是政党组织,但他们有法西斯性质的政治纲领,有密切而广泛的人事联系,有目标明确的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这些团体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政治操纵,不再停留于军国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极力倡导法西斯主义的独裁和极权,构成了势头汹涌的军队法西斯运动。
1920年代的军队法西斯运动主要集中在下层,各法西斯团体成员多为中下级军官,因此它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进行推动、扩展的特点。随着法西斯团体主要成员地位的升迁,各团体的影响日益增强,成为能够左右发展方向的势力集团。这些成员地位的变化,也使法西斯思想扩散到军部上层,促使在政治化发展过程中的军部迅速地走上了法西斯化的道路,并使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呈现出自下而上、上下结合的特征。主要法西斯团体一夕会的发展就是证明。该会建立于1929年5月19日,其成员在1920年代大多属中下层校尉军官,建会时多半成为军部的中坚幕僚,遍布于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以及航空部等机构和部门,握有很大实权。到1930年代,他们中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等人,便成了军部的重要头目。而该会建会时拟定的三条政纲,则决定了其后军部法西斯的政治发展与对外战争的基本方向。
日本军部法西斯的发展还具有内外结合的特点,它不仅不断从民间法西斯那里汲取理论和思想,而且与民间法西斯团体和成员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如中上层军官与著名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在大川周明实际控制的“大学寮”中,军部的永田铁山、荒木贞夫、冈村宁次及天剑党的西田税等人,都曾与大川一起任教,故“大学寮”又有“昭和军阀的贮水池”之称。进入1930年代后,军部法西斯分子与民间法西斯分子开始把他们的理论付诸行动,将日本法西斯运动推向高潮。1930年伦敦裁军条约签订后,北一辉与军部一起攻击政党内阁干犯统帅权。1931年军队中的法西斯团体樱会与大川周明等人两次阴谋举行暴动,推翻政党内阁,拥戴军部独裁政权。虽然因种种原因而流产,但其用武力“完遂昭和维新大业”(17) 的企图却成为军部法西斯所期望的目标。与此同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在军部的授意下,按照一夕会的既定计划,策动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他们的目的是借发动对外战争来推动国内改造。石原莞尔甚至洋洋得意地称道“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在实质上是昭和维新之前驱”(18) 。由于军部法西斯的发展以及它处的地位和采用的手段,使其迅速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导力量,民间法西斯等极右翼分子则成为它的坚强的社会支柱。
军部的政治化表明军部要积极全面地参与政治,而军部法西斯化则表明军部不仅仅要参与政治,而且要掌握国家政权,在全国实现军部独裁统治。因此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政党也不甘心俯就。政友会的犬养毅在组阁时,就试图“要压一压军部”(19) 。在不久后举行的大选中,政友会获得303席,赢得大胜,这也增强了政党反击军部的信心和力量。1932年5月1日犬养毅首相发表广播演说强调:“近来,在某些阶级中存在着否认议会的论调。……吾辈与此相反,确认这是能够改善的。”(20) 5月10日民政党若槻总裁发表演说:“最近有一部分人欲否定立宪政治而推行专制政治……推行专制政治的人都要背叛其最初诺言而实行恶政”(21) ,猛烈抨击军部。
然而,在政党“顺利地推进‘振兴议会政治’的时候,法西斯分子却再度使用暴动手段,在5月15日杀死了犬养毅首相,推翻了政友会内阁。这次暴动并没有具体纲领,只是企图对政党及其财阀伙伴予以袭击,促进国家改造(按即法西斯改造)的气氛”(22) 。并希望在制造混乱之后,由荒木陆相为首的军部来收拾局面。果然,在暴动后的第三天陆相就向元老西园寺施加压力说:“陆军是反对政党内阁出现的。”(23) 军中还传出:“假如颁发大令让政友会继续单独担当政权,将使陆相辞职而不派继任者,以此挫败组阁”。(24) 结果,组成了原海军上将斋藤实的“中间内阁”,“既不是政党内阁,也不是军部内阁,而是军部、政党加上官僚的联合政体。”(25) 或者说“是军部和政党僵持着共同维持政权。”(26) 此后,单独的政党内阁再也没有出现。
日本政党内阁的结束是日本议会民主政治的历史性的重大挫折,是军部法西斯在执政前的最大胜利,同时也带来了军部的内部分化,形成了皇道派和统制派。他们的分歧表现在两个问题上:第一,对于国家改造的手段,是自上而下地以合法手段进行,还是自下而上地搞非合法的政变。北一辉、西田税及其影响下的中下级军官坚持后者,而幕僚派将校却坚持前者。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力量再度膨胀,“统制派看到了这一点,即扩大了陆军大臣的政治发言权,即使不停止宪法,也可以改造国家。”(27) 第二是改造的次序,是先内后外还是先外后内。毫无疑问,他们都是要进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但根据板垣征四郎所主张的“满洲第一主义、国内革新第二主义”(28) ,又可以说:中下层皇道派军官是“国内第一主义、幕僚派是大陆扩张主义。”(29) 所以,法西斯一夕会纲领规定:“把满蒙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
军部法西斯内部派别的分化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在组织上促进了军部法西斯阵营的分化和改组,凝聚起新的核心;其二是促进了法西斯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政治纲领并指导其行动,从而加快了军部的法西斯化进程。1933年10月斋藤内阁举行第一次五相会议,荒木陆军大臣提出了《皇国国策基本要纲》,要求扩充国防,救济农村,这一提案被看作是“皇道派革新政策的集大成。”(30) 但它与次年10月军部统制派以陆军省新闻班名义发表的《国防的本义及其提倡》的小册子相比,还是逊色得多。在此书中统制派以国防问题为中心,阐述了军部的战争观、国防观,并对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变革设想:一是要求在国防组织方面,为将来的战争而整顿出优于对手的组织系统;二是在国内安定国民生活,使农村山地渔村获得新生;三是搞好教育,要培养“国家观念”和“为了国家和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崇高牺牲精神”,“要芟除极端的国际主义、利己主义、个人主义”,要建立平时战时通用的思想战体系;四是积极发展武器装备,特别强调发展航空武器;五是经济方面,要改变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抑制自由竞争,纠正贫富不均,实行“统制经济”,确立战争经济。
小册子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在小册子发表的第二天,东京的股票立即下跌,持股者看到了军部强大的政治势力的存在,惧怕军部的统制经济的主张。政党方面评论道:“作为陆军而就有关社会改革或经济改革向国民发表指导意见,令人遗憾,万千之至唯有哑然而已,在有秩序的国家之中,岂有此等事情发生。”(31) 在野党中政友会反对最为强烈。参与政权的民政党则认为,这是“军人干涉政治”,小册子“内容当否另当别论,像如此全面涉及国家政策的文书,理应是属于政府的职责。”(32) 斥责军部在政治上的专横。
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对此坚决支持。法西斯右翼刊物《皇道》发表了长篇连载文章《军部论》,不仅大加称颂,而且进一步阐述和宣传法西斯理论。《军部论》解释了军部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和介入政治的原因,说军部本来不介入政治,只因为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民主主义”在各方面都出现了“动脉硬化症。”(33) 而“政界又腐败堕落致使皇国出现危机”(34) ,故军部不得已而介入,取得“政治的人格。”(35) 它认为欲拯救皇国必须按陆军小册子所强调的办法去“匡正富之偏在,实行统制经济”,不能只靠物质手段,而要发挥日本的皇国主义,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以精神方式去解决日本的社会政治问题。《军部论》要求日本国民“首先要信赖军部”,“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36) ,并强调说:“统制的强化,无论理念上还是事实上都是最迫切的问题。”(37) 这些论述与德、意法西斯的理论如出一辙。《军部论》的序言还强调“皇道的第一要义在于实行”,这更使人联想到法西斯的行动哲学。
陆军小册子是二三十年代军队法西斯运动的“结晶”,它是军部统制派的政治纲领,阐明了其内外施政方针。可见,军部法西斯完全突破了明治宪政所规定的差别主义原则,它已不再是简单地介入政治、参与政治,而是推行一整套明确的、系统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因此,陆军小册子在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史上所具有的意义,正如一位日本史学家指出的,只有北一辉的《日本国家改造法案大纲》能够与之类比。(38) 就是说,两者是日本法西斯运动发展史上的界标,北一辉的“大纲”的发表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而陆军小册子的发表则是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三、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确立及其政治特征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军部利用其权力核地位,突破差别主义的限制和束缚,并与民间的和发自军队中下级军官的法西斯运动相结合,迅速地走上法西斯化的道路,这是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发展的自然的、亦是必然的进程。军部自身完成了政治化,实现了法西斯转变。这就意味着明治宪政的权力核已经发生了“癌变”。先有军部的法西斯化,进而才有日本国家的法西斯化,由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确立的基本顺序。
1936年2月26日,以作为皇道派势力大本营的陆军第一师调离东京为导火线,皇道派军人发动暴乱,为军部统制派镇压。军部借此肃军,清洗了皇道派势力,确立了法西斯统制派的全面专政。傀儡政权广田内阁被扶持上台,这是军部与政党对抗之中的法西斯运动的产物,又是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确立的标志。鉴于史学界存在分歧,我们需要阐述一下确认这一标志的理由。
首先,广田内阁在军部的安排下,恢复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专任制。这一制度曾在1913年大正民主运动中被修订,放宽到预备役、后备役,力图使内阁摆脱军部的控制,这一修订本身就是民主政治的胜利。而广田内阁对旧法制的恢复,为军部控制政权提供了法律条件,政府再度受控,沦为军部的傀儡,大正民主运动所获得的成果付之东流。
第二,按军部的意志确定施政方针并改组国家机构。军部在广田组阁之初就向其提出了四条施政大纲:明确国体、充实国防、刷新外交、安定民生。广田内阁以这些要求为基准,在该年七月正式颁布了“充实国防”等七项国策。在内阁机构方面,军部对阁僚中的吉田茂等人不满意,逼迫广田更换。同时又插手机构调整,合并外务与拓务二省、农务和商工二省;改组内务省,新设管理朝鲜、台湾及南洋等殖民地的机构。还要求统一铁道、航空、通信等部门。其目的是在既定的政权中全面建立法西斯的统治秩序。
第三,确立了对外侵略方针,由内阁召集首、陆、海、外、藏等五相会议,制定“国策基准”。其主要目标是:“鉴于帝国内外形势、帝国应确立的根本国策是依靠外交和国防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上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39) 这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法律上的确认。
过去军部对政治的干预,或是就某项政策进行干涉,或是就某些内阁人选发表意见。像广田内阁时期这样全面的施政纲领,全面地改组并控制政府,极其罕见。这只能说明,日本的国家权力和内外政策均已从属于军部法西斯。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历史变化。
军部控制了政府,其后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无论是通过傀儡政府,还是军部自己组阁,军部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法西斯主义;第二,内阁的傀儡化与法西斯军部的膨胀相结合,初步结束了分裂已久的“二重政府”局面,使已分离的国务和兵权在服从军部的条件下,重新结合,达到了新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统一。正因如此,广田内阁上台就意味着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形成,同时也就是日本国家法西斯主义的确立。
对于军部的法西斯统治,立宪政治派曾试图反击,但无法阻挡军部法西斯主义对其统治地位的强化和巩固。例如广田内阁下台后,经元老西园寺推荐,敕令宇垣一成组阁。宇垣为预备役上将,在1920年代的政党内阁中曾任陆相,配合政党实行裁军,改进陆军的新式装备,颇得政党和财界好评。因此,在倾向于立宪政治的元老西园寺公望等人眼中,宇垣是对抗法西斯军部的最后一个据点,但自然也是军部所不欢迎的人。在天皇所谓“大命”颁布之初,军部法西斯就直接派人劝说宇垣不要受命。宇垣受命之后,军部不合作,不推荐陆、海军大臣。宇垣企图再度依靠天皇权威压军部合作,但宫内府表示无能为力。连天皇的权威也奈何军部不得!对这一事件,宇垣自己评论道:“现在正处于是要法西斯还是要日本固有宪政的分歧点之上。”(40) 法西斯军人则得意地说,扼杀了宇垣内阁,这是“第二次合法的二二六事件”②。它进一步巩固了军部的法西斯统治。广田内阁后,政党只能苟延残喘,不久就被全部解散,议会也是名存实亡,不起作用。军部可以通过广田内阁这样的傀儡换掌政权,也可以自己出面组织政府。
至此,我们可以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整个发展作一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期,1936年广田内阁上台标志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其后近卫新体制与东条独裁为其发展高峰,直到1945年因战败而彻底崩溃。
在日本法西斯问题的研究中,否定论者往往将广田内阁以后的各届政府看作是战时体制,是军国主义,否定其法西斯属性。而肯定论的许多著述中,又常忽略对日本的政军关系的研究,忽略军部突破差别主义,完成法西斯化的演变历程。把军部集权与法西斯极权,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总体战思想的形成与法西斯思想转变等不同实体简单归为一体,故而缺乏说服力。
所以,究竟是法西斯主义还是军国主义或战时体制,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回答。军国主义,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释,其最大特征就是以军事为国策中心,对内实行军事专制,对外实行侵略扩张。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出国家这种政治形态之后,军国主义就相随问世。军国主义是一种政策体系的特征总括,军国主义可以依附于各种政治形态而不改变国家政体。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斯巴达,是古代军国主义的典型,其政体是奴隶制贵族共和制,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是奴隶制民主制的鼎盛期,但也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并与斯巴达等国争霸。在实行专断和集权方面,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以有的日本学者说:“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一对孪生子。”(41) 而不同点在于,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近代政治范畴,它必须要在近代的工业化社会条件下,实行资产阶级的公开的恐怖的独裁专政。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的否定,是民主政治的直接对立面。
澄清了这一理论问题,再来看看日本,情况就很清楚了。日本的军部政治化,是在明治维新后的近代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首先是作为兵权机关而打破宪政的约束,突破差别主义,全面介入政治,取得了“政治的人格”。军部全面介入政治的结果,就是其政治化的展开和法西斯转变的完成,并最终执掌政权,相对地统一了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改变了国家的政体结构,实现了国家体制的法西斯化。
如果要说准战时体制或战时体制,这在日本是有的。1933年的农村救济和更生运动,1938年的总动员法,1939年的米谷统制和价格统制令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准战时体制或战时体制的政策表现。但这些都概括不了政治体制上的状况。况且,政党内阁结束、陆军小册子,皇道派和统制派的争斗等等事件,也绝不是准战时体制或战时体制所能解释清楚的。因此,只有还原其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本性,才能得出这一时期的政治结论。
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是日本法西斯头目所明确意识和供认不讳的。东条英机说:“日本独特的制度——统帅权的独立使军部的发言权在政治领域膨胀。”(42) 石原莞尔供认:“由于自由主义政党的没落,使军队担负起了政治上的重任。”(43) 这就是说,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确立,是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抉择,是以完成了法西斯主义政治化的军部作为代理人的。
由此而确立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必然在领袖原则、执政集团、发展过程、确立形式和政体结构等诸方面都与德、意法西斯有相当大的区别,构成了日本法西斯的独特色彩。那么,其政治上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是天皇制法西斯、还是军部法西斯?
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是在君主立宪的近代天皇制的框架内确立的。天皇不亲政、无实权,是政治上的权威“机关”而不是现实政治的决策力量。天皇制之下的国家政体的结构变化,好比是一框积木,摆出了各种小房子。出现有藩阀元老政治—政党政治—法西斯政治—战后民主政治这样的演变和递嬗,这是日本近现代政治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如果把日本法西斯规定为天皇制法西斯,就是只见积木的框架,却忽略了小房子的屋顶。特别是把军部——这个控制了日本政治方向、为日本和亚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恶魔抹掉,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妥当的。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史,就是法西斯军部所领导的反对议会民主、否定政党政治的历史,就是法西斯军部控制国家政权的历史。因此,本文的结论是,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就是军部法西斯主义,军部法西斯主义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最恰当的概括。
(作者徐勇,中国军事科学院,原文刊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 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2)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有斐阁,1956年版,第297页。
(3) 内阁制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内阁制度百年史》上卷,大藏省印刷局,1985年版,第65页。
(4)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第15页。
(5) 安部博纯:《日本ファシズム研究序説》,未来社,1975年版,第151页。
(6)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第493页。
(7)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卷,第525页。
(8) 福地重孝:《军国日本的形成》,春秋社,1959年版,第64页。
(9)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下卷,第505页。
(10) 福地重孝:《军国日本的形成》,第79页。
(11)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三卷,马黎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9页。
(12) 永井三郎:《军部论》,先忧社,1925年版,第130页。
(13) 判泽弘:《昭和期リシチル抵抗と主張》,《思想》1976年第6期,第67页。
(14) 须山幸雄:《西田税二·二六への軌跡》,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179页。
(15) 内阁制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内阁制度百年史》上卷,第263页。
(16) 丸山真男:《ファシズムの諸問題》,《思想》1952年第11期,第137页。
(17) 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3年版,第28页。
(18)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91页。
(19) 枫元夫:《震撼の昭和政治50年》,日新报道出版部,1975年版,第65页。
(20) 林茂:《日本内阁史录》卷3,第一法规出版社,1971年版,第279页。
(21) 枫元夫:《震撼の昭和政治50年》,第71—72页。
(22) 前岛省三:《昭和军阀の时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过程》,米涅法书房,1974年版,第161页。
(23) 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56页。
(24) 林茂:《日本内阁史录》卷3,第289页。
(25) 部川猪佐武:《近卫文磨重臣们》,讲谈社,1972年版,第16页。
(26) 枫元夫:《震撼の昭和政治50年》,第80页。
(27) 《战后日本·V》,青木书店,1966年版,第218页。
(28)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未来社,1995年版,第209页。
(29) 林茂:《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18页。
(30) 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72页。
(31) 斋藤三郎:《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综合的研究》,东洋文化社,1975年版,第264页。
(32) 《军事史学》第14卷第4号,原书房,第7页。
(33) 永井三郎:《军部论》,第103页。
(34) 永井三郎:《军部论》,第129页。
(35) 同上,第130页。
(36) 同上,第76页。
(37) 同上,第129页。
(38) 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95页。
(39) 林茂:《日本内阁史录》卷3,第405页。
(40) ②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第189页。
(41)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第106页。
(42) 《东条英机寻问录》,东京ニュース社,第146页。
(43)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年版,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