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
孙仁宗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一批法西斯青年将校打着“昭和维新”的旗号,掀起了“国家改造”运动。这个运动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特别是日本下层法西斯运动的重要部分。震惊内外的“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是其中的两起大事。这两起事件为大家所熟知。但是关于青年将校运动,我国史学界还没有专文涉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运动?它在思想上、行动上的特征是什么?本文试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
一
“青年将校”有其特定的含义。当年陆军中的青年将校运动领导人说:“青年将校大多是在部队中与下层官、兵同甘共苦的中队长(相当于连长)以下的军官,是各地驻军中年轻的大尉、中尉和少尉。但是绝不包括那些任职军部中央而声名显赫的人。”(1) 陆军青年将校主要专指各地驻军中带兵的尉官,海军青年将校也是指派驻各地的尉官。总之,青年将校是那些不掌握军部大权的下级军官。
1919年8月,一批民间法西斯分子组织了日本头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1919—1923)。在犹存社及其分化后的民间法西斯势力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他们都把争取、依靠军部放在首位,前者专注于青年将校,后者则同军部中央的幕僚将校往还密切。在民间法西斯的影响下,从1922年起,以西田税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将校和士官学校学生,经常私下讨论“国家改造”问题。他们特别热衷于传阅、讲读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有时则登门求教北一辉。从此兴起了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西田税等人曾建立自己的组织。1927年7月还企图建立全国性的“天剑党”。由于受当局压制等原因,已建组织先后解散,天剑党未能成立。青年将校运动主要以秘密聚会、相互串连、来往书信、散发印刷品等方式,进行宣传联络,发展队伍,扩大影响。1924—1925年,陆军的运动成员扩大到几年来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一批青年军官;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青年军官也于此时参与活动,并于1928年成立“王师会”,拥有四十余人。进入1930年代后,由于内外局势的激变,青年将校运动非常活跃,他们不时集会,密谋策划。陆军青年将校支持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少数上中层军官,与他们一起结成了“皇道派”。末松太平回顾1930年代陆军中的运动情况时写道:“大抵每个联队(相当于团)至少都有一二位同志或同情者。”另据《木户幸一日记》记载,被宪兵队列为皇道派的陆军尉官多达462名,其中被认为最危险的人物是42名。(2) 随着“五一五”、“二二六”事件被镇压,青年将校运动在海军和陆军中先后消失。
从以上概述中可以看到,青年将校运动拥有一定的力量,在下级军官中颇有影响。它历时十五年之久,不是迅起即逝的偶发事件。为什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一部分青年将校会掀起这样一场运动呢?原因大致有二。在一战之后,由于日本社会矛盾的激化,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际局势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了全面危机,明治政治经济体制暴露出明显的破绽,汹涌全国的米骚动即其表现之一。面对这种局势,进步力量固然要求改革现状,就连一些保守、反动势力也在寻求新的对策。从犹存社开始,不少右翼团体纷纷打出了“革新”“革命”的旗号。青年将校的“国家改造”运动在这种潮流中应运而生。不过,除了这种客观局势之外,对于这个运动的兴起有决定作用的,还在青年将校的自身状况。青年将校来自各方,情况复杂。然而他们多数人的出身、地位还是有相近或相同之处。他们是大多数出身中间阶层的下级军官。在二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出身和地位使得部分青年将校形成了共同的政治、思想倾向。1894年日本的帝国大学取消了补助金制度,此后公私立大学均需自费就学。中间阶层一般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日本的军官学校则实行公费制,并对各阶层子弟开放。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军国主义思潮弥漫全国,军官名声令人仰慕。于是,许多中间阶层的子弟,尤其是长子以外的子弟,竞相把考入军官学校作为报效君国、出人头地的门径。他们的学习、生活条件优于下层,不论学业或体格,在入学竞争中均占优势,他们在培养下级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兵学校中占了多数。
就1920—1929年陆军士官学校历届学生的情况来看,各类家庭职业的平均百分比如下:农户40.8%,军人16.9%,工商业者16.9%,文官公务员13.2%,自由职业者和企业职员12.2%。(3) 这里的“农户”,主要是中农(自耕农、自耕兼佃农)和中小地主(4) ,即农村中间阶层。可见出身这个阶层的青年将校占很大比重。“农户”加上自由职业者和企业职员,再加上公务员,“工商业者”中的中小工商业者,“军人”中的下级军官,那么出身中间阶层的青车将校显然占大多数。
中间阶层的经济地位不稳定,经常发生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财阀垄断势力的加强,竞争和经济动荡的加剧,中间阶层几乎普遍陷入了困境。占中间阶层50%—60%的自耕农和小地主,1899—1920年内188万余户降为150万户,更经常、大量的还是他们生存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其表现之一即农户普遍债台高筑,1922—1929年自耕农每户平均欠债额由258日元增为901日元。(5) 他们许多人都在破产边缘拼命挣扎。再从自由职业者、企业职员、公务员这些新中间阶层来看,他们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儿,曾经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可是一次大战之后,他们也遇上了生活难、就业难,当时人称求职、竞争和失业是他们面对的“三座鬼门关”。据1926年调查,80%靠薪俸为生的家庭(不包括工人家庭)入不敷出。1925—1929年,大学和专门学校毕业生的最高就业率仅66.6%(6) ,上述两类人的遭遇足以表明中间阶层处境的急剧恶化。30年代的经济危机更使中间阶层蒙受空前浩劫。与此同时,财阀资本却有增无已。这种状况使中间阶层深感世事衰乱,太不公平。他们有人大声疾呼必须“施行一视同仁之善政”。凡是日本人“都有权分享陛下赤子之荣誉与幸福”(7) 。
中间阶层的境遇和心情,不能不推动部分青年将校去寻求改变人世的途径。青年将校运动中先后起过重要领导作用的有12人,半数以上出身中间阶层。如西田税的家是乡镇的佛具商(卖祭佛器具);藤井齐的父亲是破产的煤矿主,“二二六”事件的主要发动者矶部浅一,他的父亲是农村泥水匠,因为农村不景气,主顾大减,收入不多,要靠母亲卖菜补贴家用;大藏菜一的家庭经营中小木材加工业,因生意清淡,八口之家仅够糊口。(8) 这说明青年将校运动同它的许多成员出身中间阶层,以及这个阶层的衰落密切相关。
而且青年将校不掌握军部大权,也很少有可能晋升为中、上层军官。日本的佐、将级军官一般都从陆、海军大学毕业,只有很少得到上司青睐的尉官才有这种幸运,如进入陆军大学的尉官不到总数的10%。青年将校屈居中上层将校之下,又位于士兵之上,这种地位相当于社会上的中间阶层。同时他们处在军队基层,经常接触士兵,而士兵绝大多数来自中下层,主要是农村中下层。因此许多青年将校,不论出身如何,能够了解和体会中间阶层不满不平的心声,投身“国家改造”运动。
如此说来,青年将校是否等同于一般中间阶层呢?当然不是。他们毕竟又是大日本帝国的军官。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和支柱,以维护大日本帝国为天职,这是一般青年将校的基本立场。他们许多人从少年起就经受多年严格的职业军人教育,养成了帝国军官的优越感和使命感,自认为是“国家的干城,皇室的屏障”,是有别于普遍人的国家中坚分子。他们的待遇较为优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刚就业时,一般月薪50日元,而一个新任少尉月薪75日元,外加何月20日元的演习津贴,比前者几乎高出一倍。(9) 凡此种种,使得青年将校把自身命运与大日本帝国的盛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鼓吹“国家改造”,用意也在拯救内外交困的大日本帝国。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危害、削弱帝国的举动。出于这一考虑和自身的利害,他们对政党内阁裁减军备“怒不可遏”(10) ,青年将校运动的不少骨干是1920年代前期的裁军年代加入运动的。
综上所述,青年将校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集团,他们不等于一般中间阶层,也不同于中上层军官,而是大多出身中间阶层的下级军官。中间阶层具有两重性,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它的各个部分两重性的具体表现会有差异。就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而言,自耕农、中小地主、中小工商业者占中间阶层的70%以上。而青年将校正是同这部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这部分人是中间阶层中的私有者,同财阀上层既有矛盾,又有割不断的联系。既接近下层,又同下层的进步力量格格不入。如米骚动后佃农的抗租斗争使中小地主“惶惶不可终日”(11) 。他们大多独立经营小经济,是中间阶层中最为动荡不安、分化激烈的部分,也是其中最为闭塞、散漫的部分;他们没有经历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洗礼,也很少受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思潮的影响;他一家一户保持着父权家长制的一统小天地,又是虔诚的忠君爱国分子,仰求以天皇为首的最高权力给予庇护和恩泽。因此,他们一方面渴望改变使他们困苦不安的现状,另一方面又留恋过去,力图改善旧制度,维护大日本帝国,包括它的对外扩张。从而在行动中显得动摇不定,前后矛盾。这种两重性的烙印在青年将校身上明显可见。同时,青年将校身上的军人优越感、使命感和军官的立场、利害,使他们有时显得十分急进、狂热,又往往显得更为保守、反动。
这种两重性使青年将校自成一伙,“精神与信念相同”、“在全国互通声息”,掀起了“国家改造”运动,但是,这个运动没有也不可能超出中间阶层的狄隘眼界,摆脱帝国军官的反动偏见。
二
为了判明青年将校运动的实在阶级内容,下面就它的主要特征作一些剖析。
第一,青年将校运动用来取代现存体制的改革设想,纯属反动的空想。青年将校没有自行提出一套改革纲领,他们的改革设想取自民间,即北一辉的《改造法案》和权藤成卿的“农本自治主义”。陆军青年将校较为倾心前者,西田税曾将《改造法案》印成袖珍本,广为流传,一些海军青年将校则特别向往后者。
《改造法案》把行使天皇大权,发动政变,作为“国家改造”的首要步骤。改革的基本准则是,个人私有财产以一百万日元为限,一家持有土地以时价十万日元为限,超过部分由国家没收或征收,凡资本超过一千万日元的企业,一律收归国有。
《改造法案》涉及内外种种政策,它不少蛊惑人心的提法,使青年将校为之倾倒。矶部浅一对北一辉钦佩得五体投地,说“改造法案每字每句全是真理”(12) 。它的限制财产、土地、资本三原则被青年将校奉为未来的社会理想。“三原则”旨在抑制大资本、大财主,同时保留私有制和剥削,这正好迎合了中间阶层力求保持自身地位的心理。《改造法案》宣称,“个人自由活动与享乐取决于私有财产”,并把贫富差别看成天经地义,甚至反对废除封建剥削,声称“小地主和佃农的存在乃是神意”(13) 。既要保留私有制和剥削,又想限制私有财产、资本,这反映了中间阶层的一己私利和他们的异想天开。
权藤成卿在《自治民范》(1919年11月)等著作中,承袭了明治以来的农本主义,强调人类离不开衣食,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同时鼓吹恢复古代的乡里自治,认为理想的治国方针应该是“听任生民自治,王者唯示规范,善于感化之”,主张从“人心觉醒”着手,健全农村共同体,大家(包括地主和农民)共存互济,以振兴农业。(14)
藤井齐极口赞誉权藤成卿:“先生治国之才略居当代之首。”(15) 日本农村是资本主义赖以发展的重要榨取源泉,是中央集权国家浩大开支的重要承担者,这种榨取和负担加剧了农户的贫困、分化,使农村经济日形凋敝。农本自治主义触及了农村的时弊,反映了农村中间阶层、小生产者寻求对策的愿望。但是,它回避了改革地主土地所有制这一根本问题,醉心于复古倒退的幻想,暴露了农村中间阶层、小生产者无力掌握自身命运,不敢正视现实,害怕展望未来的极大局限性。它并不根本否定旧制度,而是要把剥削和不平等万古留存下去。他们的改革空想同米骚动后方兴未艾的工农革命运动背道而驰,他们把马列主义的传播、工农斗争的发展视为大逆不道、心腹祸患,妄图用他们的改革空想去阻止和消除工农的革命觉醒。
第二,青年将校运动的基本着眼点,在于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君民一体”,以及把“国家改造”与对外侵略战争结合起来。他们由此提出的实际要求,与军部为中心的当权集团的主张相接近或相一致。
青年将校是天皇权威的热烈崇拜者,认为“一君万民,君民一体”是日本建国的根本,也是国家改造的基本原理。而“全权政治”如同幕府政治,破坏了日本特有的君民关系,以致国政昏暗,国民不能分享天皇的恩泽。他们热切盼望以天皇亲政来取代政党政治。他们的前述改革设想,正是指望天皇运用自己的权威,削弱或消除介于君民之间的特权势力。所谓“君民一体”,自然是主观臆想,天皇亲政也不现实。因为亲政不利于保持天皇超然于一切之上的神圣光辉。但是,反对政党政治,加强天皇权威的要求却适应了建立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需要。
海军青年将校发动“五一五”事件,把攻击的矛头直指政党内阁,杀死首相犬养毅。他们的行动与军部当权集团扼杀政党政治,扩大军部发言权的盘算不谋而合。日本军部历来是专制集权的化身,“五一五”事件后,军部权力的加强与农本自治主义显然大相径庭。
部分陆军青年将校受北一辉的影响,把天皇看作“国民的总代表”“国民天皇”,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带有民族色彩的天皇。他们宣称,昭和维新“不是无视、排斥天皇,仅由臣民进行的大众行动,也非排除国民在外的天皇独裁”,而是“君民一体的国民行动”。他们有人甚至主张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民主国家”(16) 。其实,在他们的心目中,天皇依然至高无上,大权独揽。国民只对天皇起“协赞”“翼赞”的作用,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天皇观与传统的“国体论”一脉相通,而与民主主义不两立。他们好称自己是“天皇的赤子”,这种君民观没有脱出旧有的“家族国家论”的窠臼。1935年发生了“国体明征”运动,用传统的“国体论”围薄怀口扼杀了政党政治的理论支柱“天皇机关说”。这场围剿由贵族院发动,得到军部当局的大力支持。这时,西田税、矶部浅一、村中孝次等人就积极推波助澜,并提出“国体明征、肃军(指肃清统制派)、维新三位一体”作为行动口号。村中孝次解释说:“维新首在实现国民精神革命,物质改造在其次。精神革命之根本在于对国体之觉悟。”(17) 他说的“物质改造”,指制度、机构等改革,认为这是次要的、表面的,最紧要的是树立国体观念。他们终于同上层集团一唱一和,站到了一起。
青年将校“国家改造”运动的终极目标,不仅要使日本成为皇道国家,而且要布皇道于东西,使日本成为君临世界的大帝国。《改造法案》所谓“举亚细亚联盟之义旗,执未来世界联邦之牛耳”,风靡一时的“国兼六合”“八紘一宇”,使他们心驰神往。但是,青年将校与中下层的联系,使他们深感社会动荡不安,难以进行对外扩张。“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要求先完成“国内改造”,再转向对外战争。以后,他们强调“国内改造”必须与对外战争同时并举。在青年将校运动的重要据点户山陆军学校,一些中、少尉写了《第二次大战之逼近与国家改造之急迫》的传单,指责当局只注重外战而不顾国内的问题,这“无异于幕末日本的轻率攘夷”,是“古今亡国者往往采取的可怕的亡国政策”(18) 。他们十分担心日本重蹈俄国、德国在一次大战中发生内部崩溃的覆辙,深感非实行“国内改造”不可。
如此考虑“国内改造”的紧迫性,反映了中间阶层出身的下级军官的狭隘和反动性。1930年代,对于侵略战争采取什么态度,是划分日本政治力量的基本界限。青年将校既然在这个问题上与统治集团并无二致,那么势必在有关实际主张上同上层接近与合流
他们的农本自治主义仅仅归结为推行救农政策。“五一五”事件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冬1932年春日本农村陷于令人目不忍睹的惨状。在“五一五”事件公审中,被告后藤映范(参与该事件的陆军士官候补生的头目)焦急地诉说,救济农村是刻不容缓的急务,否则士兵有后顾之忧,救济农村“实在是关系国防的大问题”(19) 。1932年,陆军青年将校营波三郎、安藤辉三在军官中活动要求捐献部分薪傣,救济士兵家庭。这时,受青年将校拥护的荒木陆相,也一再呼吁救济农村。
关于救济农村的轻重缓急和方式方法,青年将校与当权集团有一定分歧,不过救济农村要求丝毫没有超出统治当局的政策范围。日本当局历来主张保持一个以小农为主体的农村,它有利于维护天皇制,也是好的兵源。直到东条内阁时,鉴于农村人口大量流人军需工业,有人建议要使工厂也成为良兵的来源,东条却认为,不论体质还是精神状态,工人都不如农民,强调必须尽力在农村保留40%的人口。(20)
通过救济农村和更生农村经济运动,衣村经济有所回升,青年将校的“革新”劲头随之缓和,他们的主要注意力转向对外扩张,同时,他们有些人转而支持当局的统制经济政策。1934年10月,陆军发表了代表统制派观点的《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这一小册子。“战争为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是它开宗明义的第一句。从总体战出发,为建立高度国防国家,实行全面的政治、经济统制,是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小册子宣称,“只要不违反国家的需要,可以满足私人的创造精神和兴办企业的欲望”(21) ,支持财阀发战争财。对于这本小册子,青年将校运动的重要领导人村中孝次大加推崇,说它的发表是“昭和维新形势的划时期的进展”,要求大家“全力支持陆军当局的信念、方针,并使之扩大与加强。”(22) 在后来的统制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并获得好处的是财阀,这对于高喊反财阀的青年将校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当然,青年将校与当权集团仍然不无分歧,他们同统制派的明争暗斗特别引人注目。村中孝次写了长文指责统制派,为青年将校申辩,但是他们承认,他们与统制派之间“与其说是理论的对立,还不如说是感情的对立”(23) ,认为统制派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势,不许青年将校擅自行动,加以排斥、压制,从而导致双方的不和,他列举了邓方在“国家改造”的方式方法方面的分歧,却没有片言只语涉及“国家改造乃内容方面的差别。青年将校与统制派的争斗具有很大的派阀之争的成分,这种派阀之争的激化,成了“二二六”事件的导火线。青年将校在这个事件中向陆相提出的要求,除希望“国体真姿显现”,加强国防之外,大多是关于惩处统制派,任用皇道派将领的派阀人事处理。
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越来越同当局接近和一致起来,或者陷于派阀之争,这就是青年将校运动的发展趋向。
不论中间阶层还是下级军官,都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他们的实际地位,不可能使他们自发地侧向革命一边,只能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军部财阀等上层势力。列宁曾经指出:“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走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在历史上,凡是不懂得,不认识自己真正的实质,即不了解自己实际上(而不是凭自己的想象)倾向于哪些阶级的人们,集团和派别,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24) 青年将校运动正是如此,或者迎合上层统治集团的需要,或者受到统治集团的意志或既成局势的支配,除此没有别的结局。
第三,青年将校的行动方式是依靠少数人的密谋,破坏肇事,以对上层起惩戒压力作用。他们认为,实现维新,恢复君民一体,关键在于清除财阀、政党、元老、重臣、华族以至军阀这类君民之间的“疏隔群”,其手段就是恐怖暗杀。“五一五”事件以“清君侧之奸”相号召,“二二六”事件举起了“尊王讨奸”的旗帜。这两次事件加上1932年春天海军青年将校参与策划的“血盟团”事件,共打死打伤政、军、财界首脑七人。“清君侧之奸”日本历史上早已有之,但是如此两次三番地杀害上层人物,尚属罕见。
不过,青年将校并非要推翻上层统治集团,他们主要还是着眼于对上层施以惩戒和压力。后藤映范说,对于腐败无道的统治者,“讲尽千言万语,他们依然有恃无恐,如果对他们中的某个人施以天诛,就会使他们全都立刻受到强烈切实的警告”(25) 。海军青年将校曾与“血盟团”头目井上日召商议,把财界、政界二十名首脑列入暗杀名单。他们设想,“若能处死五人,或许能使统治阶级反省”(26) 。陆军青年将校发动的“二二六”事件,也仅仅停留于扮“兵谏”。青年将校对于统治阶级的抨击可谓恨之入骨,采取的恐怖行动十分酷烈,但是并未摆脱对于上层的依赖和期待。
与此相关,他们抱着“只管破坏,不管建设”的态度。他们声言“伟大的建设之前,需要彻底的破坏”(27) 。至于破坏后的建设,“五一五”事件的头目古贺清志说:“我们没有考虑建设问题。但是我们预料到,只要破坏了就有别人来建设。”山岸宏竟然认为,“破坏后的建设只好委之天命,别无他法。未到时候就作盘算是徒劳无益的”(28) 。他们倾心于“国家改造”,又对“建设问题”漠然置之,这似乎不可理解。其实这同样是把一些希望寄托于上层人物的表现。“有别人来建设”,“只好委之天命”,都不外乎这种想法以为只要一闹事,就会促使天皇授命荒木组阁,打开维新局面。他们在闹事之后,立即向宪兵队自首了。陆军青年将校也有类似倾向。矶部浅一埋怨同伙,说他们对于《改造法案》“几乎全都模糊不清,只知高喊狂言而已”(29) 。“二二六”兵变后,他们坐等天皇颁发“维新大诏”,仰仗上层出来收拾局面,直至束手归顺投降。
青年将校时而急躁狂热,杀人闹事;时而垂等观望,动摇退缩。他们以不顾身家性命的“志士”而自命不凡,又把最后的希望寄予天皇为首的上层集团身上。总的来说,他们对于当权集团的依赖心理压倒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青年将校运动的上述特征,也可在日本民间的各种法西斯势力中看到类似的这种或那种表现。青年将校因为大多兼有中间阶层的出身和下级军官的地位,他们既在思想上接受民间法西斯的影响,又在行动上比民间法西斯更为急进。因此,他们的运动集中地、突出地反映了日本下层法西斯运动的一般倾向。青年将校运动的这些特征,一方面反映了中间阶层切望改变不合理现状的要求,带有反对财阀的色彩,呈现出猛烈急进的外貌,另一方面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未能同统治阶级划清界限,反而是迎合了军部等反动势力对外侵略扩张,对内专制独裁的需要,并对上层有严重的依赖性。
青年将校运动的特征同时表明了它的法西斯主义性质。以反对财阀、反资本主义相标榜的改革空想,实质上是日本特有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蛊惑宣传,借助天皇权威,扼杀政党政治,加强专制独裁,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点,强调把“国内改造”与对外侵略战争结合起来,是法西斯主义区别于旧时军国主义的重要标志;对上层的惩戒压力行动,旨在加速法西斯化。这些都是青年将校运动的实质性内容,构成了运动的基本倾向。必须看到,这个运动的革新与反动、急进与保守,是互为表里,不可截然分开的,两个方面交错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它的法西斯主义性质。
“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的核心力量军部在内政外交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财阀则公然支持军部的内外政策。从广田内阁到第一届近卫内阁,法西斯统治在日本建立起来。
一方面,上层当权集团自上而下地逐步推行法西斯化;另一方面,下层法西斯运动对上层起压力作用。以前者为主,以后者为辅,相互结合,构成了日本法西斯化的运动方式。在这当中,加速自上而下法西斯化的进程,充当军部上层法西斯的垫脚石和法西斯化的奠祭品,就是青年将校运动及其成员的作用和结局。
(作者孙仁宗,浙江大学历史系,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86年第9期)
(1)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5·国家主义运动》,美铃书房,1964年版,第765页。
(2) 转引自竹山护夫:《陆军青年将校运动的展开与挫析(二)》,载日本《史学杂志》第78编第丫号。
(3) 据藤原彰:《二二六事件》一文的第1表,见江口圭一编:《“日本法西斯主义”论》(历史科学大系第12卷),校仓书房,1977年版,第227页。
(4) 关于来自农村的青年将校,有认为以出身中小地主为主,有认为以出身中农为主。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小地主经济(一般指有六旬以下土地的地主),大多主要不靠佃租收入,而是靠自耕或其他经营来维持,与自耕农颇有相近之处。
(5) 大桥隆宪:《日本的阶级构成》,岩波书店,1972年版,第26—27页统计表;楫西光速、大内力等:《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阎静先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3页。
(6) 《日本法西斯主义1—形成期—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9年版,第277、283页统计表。
(7) 朝日平吾遗书,见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国家主义运动1》,美铃书房,1963年版,第479、480页。朝日平吾是一个因学费无着而未念完大学的失意青年,于1921年9月刺杀了安田财阀的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并当即自杀了。
(8) 另外八人的姓名和父兄职业如下:大岸赖好,父事农业,本人曾对小林多喜二的《不在地主》产生共鸣;古贺清志,父职工长;三上卓,父北朝鲜日日新闻社社长;栗原安秀,父退役步兵大佐;村中考次,父退役陆军少将;管波三郎,父律师,兄少将;香田清贞,父退役陆军特务曹长、锅岛家总管;安藤辉三,父庆应大学宿舍监督。见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编:《日本陆海军的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版中的“主要陆海军人的履历”;须山幸雄:《西田税走向“二二六”的历程》,芙蓉书房,1979年版,第148、162、248页。
(9) 儿岛襄:《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10) 1920年代前期,日本陆海军都进行了裁军。在陆军方面,山梨裁军裁减将校2268人,宇垣裁军又使1200将校退役,另外近两千名将校,被派往学校任教官。被退役者绝大多数是青年将校。
(11) 大日本地主协会1926年陈情书,转引自日本《历史学研究》1980年6月号第12页。
(12) 大川周明、北一辉、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超国家主义》,筑摩书房,1964年版,第169页。
(13)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5》,第14、16页。
(14) 权膝成卿:《农村自救论》,学艺社,1936年版,第27、200—204页。
(15)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第55页。
(16)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5》,第11页;大谷敬二郎:《昭和宪兵史》附录资料,第699页,转引自前揭竹山护夫论文;矶部浅一:《狱中日记》,见《日本现代思想大系31》,第174页。
(17) 大川周明、北一辉、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第186页。
(18)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第522页。
(19) 大川周明、北一辉、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第162页。
(20) 丸山真男:《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81年版,第55—56页;河原宏:《昭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9年版,第40页。
(21)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5》,第281页。
(22) 竹山护夫:《陆军青车将校运动的展开与挫折(二)》。
(23)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第621页。西田税也有同样看法,见《二·二六事件秘录》(一),小学馆,1971年版,第375页。
(2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编:《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
(25) 大川周明、北一辉、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第159页。
(26)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第85页。
(27) 高桥正卫编:《现代史资料4》,第494页。
(28) 秦郁彦:《军队法西斯主义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62年版,第58—59页。
(29) 大川周明、北一辉、桥川文三编:《现代日本思想大系31》,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