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片山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
李威周
1980年,我的一本小册子《日共创始人——片山潜》出版之后,收到不少同志来信,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商讨的问题。贾纯同志亦撰文对片山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就我的某些论点提出了商榷意见(1) ,读后颇受启发。由于这本小册子是我二十多年前寄给商务印书馆,因十年动乱拖延了十几年才得刊印,已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片山潜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1903年发表的《我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他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他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发展过程,还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起的思想飞跃,等等。这些问题又包含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者,暴力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可否以人物的自我述评作为评价该人物的主要论据等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我对这些问题又做了一些探讨,愿与同志们讨论,向同志们请教。
一、 片山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片山潜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之所以会有不同看法,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有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身体力行的,便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说片山潜是“东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2) ,是因为他在20世纪初年已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争取日本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斗争。而片山潜于1903年发表的《我的社会主义》,则可以作为他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它是明治后期指导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被称为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三大理论著作之一。
《我的社会主义》在例言中旗帜鲜明地说:“此书发表作者年余来所坚持提倡的主义,即信条的说明,是对天下的宣言书,是对现社会即金钱万能、资本家横行霸道的社会的控诉书,是给资本家制度维持者的最后通牒。”(3)
这部著作,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总的认识;指明了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表明他已认识到夺取国家政权是革命的关键所在;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揭示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阐明了社会主义的理想;称颂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等。(4)
显而易见,作为全书主要内容的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据此论定它标志着片山潜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当然,《我的社会主义》也有不足、缺点和局限性,也有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地方,这些是:还没有完全清除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影响;对马克思的革命论和达尔文进化论的区别认识不够明确;受明治时期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有经济进化论的色彩;区分不清生产手段与资本、价值与价格、劳动力的价值与工资、剩余价值与利息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概念;把合作事业看作是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良好手段;把19世纪的自由民权思想也视同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比较重要的还有没提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等等。这些不足、缺点和局限性,与全书的基本观点相比较,虽不是主要的,我们还是正视和考虑了这些因素,才认为1903年片山潜发表《我的社会主义》时只是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非已经成为成熟的或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片山潜的革命活动,也表明他这时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了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已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片山潜于8月出席了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会上他与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在满堂的欢呼和喝彩声中紧紧握手,表示国际无产阶级之间决心相互携起手来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斗争,一时传为国际佳话,并且成了后来国际和平反战斗争的传统。在这次大会上,片山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反对日俄战争的演说,指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罪行。他的演说词由蔡特金译成德文,由卢森堡译成法文,一时曾广为流传,在世界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即社会主义者应否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问题。会上存在着赞成与反对的意见对立。片山潜根据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和日本议会主义失败的血淋淋的现实,发言反对参加资产阶级内阁,反对修正主义观点,支持以倍倍尔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见,对大会最后通过斥责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德莱斯顿—阿姆斯特丹决议”,做出了贡献。
片山潜等在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下,于1906年创立了日本社会党。该党成立以后,立即在东京召开了反对提高电车票价的市民大会,高举红旗进行了示威游行。有的同志认为片山潜为日本社会党起草的党章的第一条就写着“本党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5) ,论定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此,日本当代史学家井上清也谈过看法,他明确认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派是1906年以前形成的,日本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派,片山潜是日本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6)
当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提出“革命到来了”口号、宣传“直接行动论”,主张立即采取直接行动——同盟总罢工,而犯无政府主义错误时,片山潜曾设法与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就政党的策略问题进行会谈,希望协调一致,以便加强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但未能达成协议。他通过和西川光二郎创刊的《社会新闻》,宣布和幸德、堺等绝交,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鄙见》,又在《社会新闻》社内组织了“社会主义同志会”,继续指导工人运动。他和西川等在发动争取普选运动唤起劳动人民的政治斗争的同时,又发动了反对东京电车票提价、反对失业、争取制定工厂法等的群众运动。
在1909—1910年反动透顶的桂太郎内阁时期,片山潜和藤田、笹井等五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同志会”,继续在工人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指导工人运动。
有的同志认为1907年片山潜发表的《在宪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鄙见》,一方面批判无政府主义,一方面强调普选和议会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手段,1910年他又发表过《帝国宪法和社会主义》,希望帝国宪法会保护社会主义运动的自由等,从而认定他此时依旧是一个“议会主义”者和“合法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不论具体历史情况如何都主张一律要实行暴力革命的观点。岂不知如果片山潜当时高揭暴力革命的纲领,他的纲领可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日本得到的结果却不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该做那种蠢事。《孙子兵法》已经懂得“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7) ,不知审时度势,一味硬拼硬干,是“左”倾冒险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何况片山潜这时的活动并没有仅仅局限在议会活动上,所以不应论定他这时仍是“议会主义”者。
1911年除夕,片山潜等又领导了震撼日本的东京市内电车公司六千名职工的大罢工。罢工继续了四天,东京的电车第一次全线停车。
自从幸德秋水等于1911年被处死刑以后(直至1917年),在日本革命运动史上出现了黑暗的一页,日本的革命者把这个黑暗时期叫作“冬天”。在这反动政府处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惧和疯狂报复的黑暗时期中,片山潜仍旧不屈不挠地通过《社会新闻》,以当时面临的革命问题为中心,不断向工人们进行了生动的社会主义宣传,也仍旧英勇地到各地去宣传讲演,他又创立了“庶民协会”和“工人俱乐部”,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14年,片山潜移居美国。他在旧金山一上岸,立即向留美的日侨报告了“幸德事件”的真相,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天皇政府。片山潜和幸德在革命的观点和策略上早有严重分歧,但幸德被反动政府杀害,片山潜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悼念。直到他的晚年,他多次参加过悼念革命烈士幸德的群众性活动,还在他办的刊物上发表过幸德的遗作。这也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和胸怀。
片山潜移居美国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十年前在阿姆斯特丹和片山潜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无产阶级国际联系而握手的普列汉诺夫,已堕落到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之中。片山潜则始终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红旗,在美国的日文刊物《平民》《阶级斗争》《革命时代》上大力展开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保卫者,从而彻底破产了、片山潜坚决支持列宁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他参加了工人运动的左翼,即国际主义者阵营,向留美的日本工人和学生进行了国际主义的宣传。如果说这时的片山潜还没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非到十月革命后才承认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在事实和逻辑上都说不过去。
1916年片山潜在美国创办了《平民》杂志,杂志虽小,但直接参与了当时国际上无产阶级革命大事的报道和分析,影响却不小。他个人就为《平民》杂志写了《日本工人团结的必要》《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俄国二月革命的教训》等很多文章。
1917年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美国的片山潜旗帜鲜明地立即表示热烈拥护,并且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一面积极参加美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一面着手准备在日本也建立同样的革命政党。
从同志们的来信看,没有认为十月革命以后片山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所以他在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活动就不需赘述了。
二、 片山潜是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
对此,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片山潜是“通过实践”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一种观点认为是片山潜“参加革命实践”并“在实践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我认为前两种观点都不够精确,片山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如下三方面努力的结果:1.刻苦求学,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2.亲自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奋斗终生;3.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断对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运动进行了批判性的总结。这是思想认识得以提高的否定之否定规律。宛如马克思大量地批判继承了人类几千年来的优秀的思想成果,亲自参加无产阶级运动,进行过多年严谨的卓有成效的理论探索,富有自我批判精神,不断对革命运动进行批判性的总结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一样。
只说实践,失之笼统。注意到了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而忽略了对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运动的批判性的总结,也不够全面。这个问题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光辉论著中早已有明确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绝非仅在实践中便能发现和建立。所谓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人类有意识地能动地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如果这一概念在前边不加定语,无论如何也包括不了上述马克思在几方面努力的内容。道理十分明显,身受残酷的阶级剥削与压迫的人们并非在实践中都能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换言之,工人运动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
胡耀邦同志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报告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从根本上说,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的产物;但它同时又是吸取人类几千年文化知识的结果。如果只有工人运动,不利用人类文化成果去科学地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论证工人阶级的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那就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工团主义、经济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只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而不可能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8) 这些论述又一次阐明了不吸收人类几千年的文化知识成果,不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亲自参加革命实践,不深入钻研理论并联系实际不断总结提高,仅靠实践,或靠政治态度和阶级立场,或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建立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成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
片山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并非短时间完成的。根据他的《自传》《著作集》和遗稿《走向革命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日本共产党的文件和许多研究片山潜的论著来看,片山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道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马克思、恩格斯是创立马克思主义,片山潜则是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结合日本和国际的革命实践运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
片山潜是带着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观点,开始投身于日本的工人运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需要理论指导,片山潜从参加工人运动开始,便注意理论研究,并且能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对自己的思想和革命斗争经验进行批判性的总结。
1898年10月,片山潜和安部、村井、高木、幸德、河上等十余人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经常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他们既研究马克思,也研究圣西门、傅立叶、拉萨尔、亨利·佐治等;既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也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片山潜的思想仍有许多未能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观点。多少年来受儒家和基督教的影响,后来又受了伊利博士和拉萨尔的影响,要一下子把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清除干净,是不大可能的,在社会主义研究会上,他还提出过关于拉萨尔的报告。所以,在他推动工会运动的同时,议会和选举渐渐成了他的斗争目标。在残酷的斗争中,片山潜慢慢认识到只靠议会斗争和普选运动,无产阶级的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无产阶级也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他和安部等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到1900年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协会”。他们在协会中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日本革命问题。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者都还处在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之下(9) ,这个协会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片山潜说,这个协会“经过多次认真的讨论,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就是确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应该信仰和实践的真理”(10) 。这个协会是东方较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之一。
1901年5月,片山潜和安部矶雄等又建立了日本社会民主党。有的著述认为社会民主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不是受空想的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的指导而是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11) 。说该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还不尽确切,因为该党的纲领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同时又杂糅着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例如,没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认识,便与空想社会主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及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有关。片山潜的思想这时还没有发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阶段。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已传入日本,但这时的日本工人运动还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与社会民主党成立的同一天,片山潜与西川光二郎合著的《日本的工人运动》出版,这本书总结了日本工人运动的黎明时期的经验教训。两年后片山潜又发表了《我的社会主义》一书。这一著作是他投入日本工人运动七年来思想发展的总结。1911年片山潜领导东京市内电车职工大罢工后被捕下狱。在狱中他明确认识到只靠普选和议会斗争达不到社会主义,总结思想的变化写了一部分《自传》。出狱后,他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同志会,每月都召开两三次会议,研究工人运动。1916年他在自己创刊的《平民》杂志上发表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在一定意义上说,也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联系日本革命实际的批判性的总结。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受到莫大的鼓舞和启发。翌年他又写了一本《日本的工人运动》在纽约出版,记述了他亲自参加过的从19世纪末年到20世纪初年的日本的工人运动,并且明确指出日本无产阶级欲得到胜利,只有走布尔什维克的道路。这是片山潜的思想继承《我的社会主义》之后的又一次理论的总结,他开始认清只有联系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他对1918年日本“米骚动”失败原因的总结,便表明了这一思想。他指出,在日本国内社会主义者未能“积极地参加这个运动,也不打算领导群众走向正确的方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同工人阶级毫无联系,而且也不想去同工人阶级取得联系,他们仅仅满足于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教条”(12) 。1920年美国《共产党人》杂志连载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片山潜认真研读之后十分拥护和重视列宁所阐述的观点,并立即把这一光辉著作译成日文。墨西哥共产党委托他为《国家与革命》的西班牙文本写一篇序言,他在这序言中热情地宣传了列宁主义。研究和翻译《国家与革命》,是片山潜思想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理论联系实际,又一次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总结;他完全清除了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主义的影响,成为杰出的马列主义革命家。
从1900年的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成立日本社会民主党—1903年发表《我的社会主义》—1918年发表《日本的工人运动》—1920年翻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雄辩地证明了片山潜从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发展过程,是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的,而绝非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个短时间的思想飞跃。
三、 如何看待1903年片山潜未明确提出暴力革命观点的问题
有的同志之所以认为《我的社会主义》不能作为片山潜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主要论据之一是片山潜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出暴力革命的观点。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涉及暴力革命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或唯一道路,是否应以此作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等理论问题。
列宁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3) 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国家政权。如何达到这一目的,过去我国许多论著都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毛泽东强调暴力革命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批判言论和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4) 的观点,论定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和根本道路,甚至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水岭。实际上,暴力革命可以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道路,而非唯一道路;无产阶级要不要取得政权,这是个原则问题,不容含糊;而用什么方式取得政权,则是个策略问题,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证:1.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都是具体分析社会矛盾,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不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道路。2.从哲学上说,质变的形式是多样的,社会的质变也非只有爆破式这一种形式。3.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的指南,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应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定革命的策略,不能硬套一个模式。
革命导师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根据对社会矛盾的具体分析,曾就无产积极革命的道路问题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有一个随革命形势和革命斗争而发展变化的过程,绝非只强调暴力革命这一种形式。
19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德国等的历史情况,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认为无产积极革命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成功。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把暴力革命这一斗争方式绝对化,他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15) 。1871年,即巴黎公社革命爆发那一年,马克思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法国不会相同,他说:“在英国,工人阶级面前就敞开着表现自己的政治力量的道路。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用什么方式来达到结局,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16) 无产积极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应由各国的工人阶级自己选择,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观点。1872年,马克思在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说中,一面指出在许多国家暴力革命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一方面指出像英国、美国、荷兰等国的无产阶级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
普法战争后,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道路实现了统一,资本主义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工人运动也出现了新的高潮,在1890年2月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1/4以上的选票。根据这些情况,恩格斯认为曾在1848年以前到处实行过的筑垒巷战方式已不适宜,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积极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他赞扬德国工人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说“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17) 。显而易见,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倡过普选权。革命策略只能根据具体形势来确定,而不能把一种形式奉为永远不变的金科玉律。对此,恩格斯说得好:“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么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强化了国家机器,这时通过和平方式、议会道路争取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已经不大,所以列宁确曾说过:“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9) 列宁针对第二国际的议会迷们甚至强调过:“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20) 但是,列宁从来也没有完全否定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片面鼓吹和平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形式和道路。把和平方式绝对化,与把暴力方式绝对化一样,都是把一种斗争方式错视为普遍规律,因而都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都不是马克思主义。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列宁随即指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这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是因为“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证了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21) 。后来,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使用反革命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存在了,列宁才发动和领导了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
迄今为止,暴力革命是无产积极夺取政权的一般道路,这已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证实,但是,决不能视之为唯一道路。斯大林也曾预言过和平发展的可能性,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某些国家的资本家可能被迫“‘自愿地’向无产积极做重大的让步”(22) 。斯大林在晚年写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又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了事物的质变形式的多样性,从而也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也将是多样的道理。他分析了“新质要素逐渐积累,旧质要素逐渐衰亡”的事物质变的渐进形式,阐明了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事物的质变形式也是多样的,打破了关于事物质变是“爆发”的单一形式的传统观念。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当代的新形势,也提出了不一定要暴力解决问题的新观点,他在1984年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23) 问题提得十分明确,这正是具体矛盾具体对待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治国犹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不可一方乱投。由此可见,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把暴力革命视为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不科学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南辕北辙的。
那么,在1903年片山潜发表《我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日本无产阶级可否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片山潜没提出暴力革命的纲领,是否能因此就断定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对这些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在20世纪初,也就是片山潜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要求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以暴力革命推翻天皇政府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且规定如果他们不用暴力夺取政权,便判定他们不算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切合实际的。具体的社会矛盾要用具体的方法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当时的日本,从思想上准备武装夺取政权是正确的。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提到了革命,而没有明确提出应在思想上准备暴力革命是其不足之处,但要求把暴力革命付诸实际却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硬要这样去做,表面上很“革命”,实际上会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是对革命有害的“左”倾盲动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革命会有流血牺牲,因而无产阶级战士要能够面对淋漓的鲜血。然而,在没有胜利可能的情况下制造流血牺牲,绝不是正确的策略。对此,日本当代的史学家也是有总结的。例如井上清说:“在‘国法许可的范围内’的……社会主义也没有被允许继续发展。幸德秋水在社会党被禁止前不久,带着在美国受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回到日本,开始主张像日本这样的专制国家,除了工人的‘直接行动’——总罢工之外,没有其他革命的道路……正在工会似有似无的这个时期,总罢工是不可能的,幸德秋水的主张是无视日本现实的知识分子唯心论的革命主义的错误思想,却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的多数支持。他们的运动是唯心论的,是激烈的。这给政府提供了镇压的借口和机会。”(24) 井上清与铃木正四合著的《日本近代史》又说,幸德秋水主张“直接行动”,是“小资产积极的意识,犯了对形势估计过高的‘左’倾错误”。片山潜主张争取普遍选举权和通过议会来实现革命,“在当时的阶段上,比幸德路线的害处较小”(25) 。这些分析是实事求是的。今天再以暴力革命作为20世纪初日本革命者算不算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显然失之片面。
四、 可否以片山潜的自我述评作为评价他的主要论据
有的同志引证片山潜自己的话,论定他是1917年以后才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可否以片山潜的自我述评作为评价他的主要论据呢?换言之,可否以人物的自我述评作为评价该人物的主要论据呢?一般说来,自我述评有实事求是的,也有不实事求是的;谦逊者有之,吹嘘者也有之;势不得已者有之,别有用心者也有之;比较客观全面者有之,纯属主观片面者也有之。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当时个人认为正确的,后来历史证明却是错了;当时个人认为是错误的,后来历史证明却是对了……所以人物的自我述评只可以作为评价人物的参考或论据之一,而不能作为主要论据,更不可作为盖棺之论。评论片山潜也应如此。
片山潜曾做过这样的自我述评:“我投身于工人运动是明治三十年(1897年)秋天的事。自此以后直到今天我没有忘了为解放日本工人农民的斗争。”为什么他过去参与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呢?他说:“我的这种失败,就是由于合法主义者的观念而引起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我,在当时还是一个议会主义者,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而毒害工人和农民的,到最后也就是合法主义者。”(26) “当时”指何时,片山潜没有说,因此给研究片山潜的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从字面上看,当时是指他从投身工人运动到他不再是议会主义者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下限,从片山潜自己的著述中找不到具体答案。片山潜在他逝世的前一年所著《我的回忆》后附的《回顾抄略》中说:“给我的生涯以最强有力的感化影响的书是孔子的《春秋》、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特别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些是指导我行动的主要书籍。”(27) 这是就其“平生”而言的。孔子的《春秋》是寓褒贬,别善恶,讲大义名分,维护等级秩序的,如果以片山潜的这段自述为主要论据,那么片山潜终其一生恐怕也很难说是一位“真正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不能这样立论。
如果人物的自我述评可以作为评价他的主要论据的话,片山潜还有更早就确信应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如前所述,他和安部等于1895年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研究了马克思等,到1900年这个研究会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协会”,片山潜说他们经过多次认真的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确信唯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应该信仰和实践的真理。”(28) 能据此说片山潜在1900年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吗?如果可以这样立论的话,那么很多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外这样的人都很多)就都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当然是不正确的。
列宁说:“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个人所挂的招牌(‘实证论’、‘纯粹经验’哲学、‘一元论’或‘经验一元论’、‘自然科学的哲学’等等),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29)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也说过一句名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30) 评价片山潜也应以此为准则。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纵观片山潜生平的思想和活动,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但他不愧是“日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31) 。他对日本、东方和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作者李威周,青岛大学,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86年第6期)
(1) 贾纯:《片山潜是什么时候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于片山潜研究中的一点商榷意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
(2) 《中共中央致电纪念片山潜诞辰》,《人民日报》,1959年12月3日。
(3) 岸本英太郎编:《片山潜、田添铁二集》,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20页。
(4) 见岸本英太郎编:《片山潜、田添铁二集》所收《我的社会主义》。
(5) 岸本英太郎编:《片山潜》1,日本未来社,1959年版,第149页。
(6) 参见井上清:《日本的历史》下册,岩波书店,1979年版,第96页。
(7) 孙武:《孙子兵法·势篇》第五。
(8) 《人民日报》,1983年3月14日。
(9) 参见小山弘健:《日本马克思主义史》,青木书店,1956年版,第11—18页。
(10) 片山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编:《片山潜著作集》第3卷,河出书房新社,1960年版,第279页。
(11) 远山茂树、佐藤进一编:《日本史研究入门》,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94页。
(12) 片山潜:《日本1918年“米骚动”》,《前卫》1953年8月第83号。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12页。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
(1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7—48页。
(19)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88页。
(20)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24页。
(21)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
(22) 斯大林全集编辑部编:《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4页。
(2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页。
(24) 井上清:《日本的历史》下册,第97—98页。
(25)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合同社,1955年版,第250—251页。
(26) 片山潜:《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原为英文版,山边健太郎译,中译见片山潜:《日本的工人运动》,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1页。
(27) 片山潜遗稿:《走向革命社会主义的道路》,冈田宗司编,刀江书院,1970年版,第64页。
(28) 片山潜诞生一百年纪念会编:《片山潜著作集》第3卷,第279页。
(29)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221页。
(30) 《论语·为政》。
(31) 《中共中央致电纪念片山潜诞辰》,《人民日报》1959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