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与日本的北进、南进政策
胡德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北进、南进政策,是它对外侵略扩张的重要国策。所谓北进,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扩张;所谓南进,是指日本通过中国向南洋一带扩张。不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必须先占领中国。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釆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1) 。因而,中国战场的发展如何,对日本北进、南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前,是日本北进政策的形成和尝试时期。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后,毗邻东北的苏联敏锐地感到了日本的威胁,从1932年起,釆取种种措施,加强远东防御。1931年,苏联远东军拥有6个师,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拥有3个师团;1932年,苏军增加到8个师,日军增加到6个师团;到1936年,苏军增加到16个师,日军却减少到5个师团;苏军处于优势。(2) 1932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1933年度的对苏作战计划,准备以东北为基地,用战时总兵力30个师团中的25个师团对苏作战,先以一部分兵力攻击苏联沿海地区,再用主力在大兴安岭一带与苏军决战,然后进击贝加尔地区,夺取整个远东。以后,日本陆军每年都制定了进攻苏联远东地区的作战计划,企图将苏联远东与中国东北、内蒙连成一片,作为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基地。
但是,日本为什么没有能够立即发动侵苏战争呢?除苏联做好了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之外,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受到了中国抗日斗争的牵制。
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立即遭到东北人民的武装反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四处出击,使日军疲于奔命。日本陆军省调査班在《满洲事变爆发三周争》中写道:“皇军东奔西走,真是席不暇暖。”(3) 当时,日军有人估计,在对付抗日武装、维持治安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东北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4) 。为了“扫荡”抗日武装,关东军不得不投入了仅有的3个师团的主力,并耗费了大量资财。据统计,1932年以后,伪满洲国用于围剿抗日武装的费用占军政部总开支的30%—40%以上。(5)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伪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⑤日军某将军也哀叹:“满洲并非日满提携之国,而是日满斗争之国。”⑥东北人民的武装反抗,迫使关东军不得不把“治安肃正”作为对苏作战的前提条件,致使日军无力发动侵苏战争。
1936年5月,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参与起草的本年度关东军谋略计划提出,扶植内蒙亲日势力,树立以德王为中心的内蒙独立政府,使其与“伪满洲国”合作,进而向西扩展势力,通过绥远、宁夏、青海、新疆,同东进的德国在中亚相遇,开辟一条包围苏联侧翼的防共走廊。(6)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同年11月,田中亲自率领伪蒙军进犯绥远,遭到傅作义将军率领的绥远军的英勇反击,伪蒙军死伤惨重。绥远反击战的胜利,粉碎了关东军的西进计划。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五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情》,正式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国策基情》虽然也同时提出了南进政策,但其重点仍在北进,在同日四相会议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中明确指出,苏联远东兵力的增强,是日本“推行东亚政策的严重障碍”,为此,“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7) 。
1937年,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其目的固然也包含有南进的意图,但主要还是为了巩固和扩大北进的战争基地。当时,任中国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后来回忆说,东北和华北是一个整体,要想解决东北的“治安肃正”问题,不占领华北是不可能的。(8)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也极力主张在攻苏之前,先给中国一击,以消除北进的后顾之忧。(9)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内阁和统帅部一片混乱,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争吵不休,两派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中国抗战力量的估价上。扩大派轻视中国的抵抗力,乐观地估计只以三或四个师团的兵力进行打击,中国就会在短期内屈服。陆相杉山元在给天皇的上奏中狂妄地宣称,“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解决了”(10) 。参谋本部的一个成员扬言,由于日本动员的声势,满载兵员的列车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另一个成员也趾高气扬地断言,充其量不过是进行一次保定会战,就万事大吉了。(11) 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为代表的不扩大派却不那么乐观。他们认为,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准备55亿战费的情况下,出兵便是失策。(12) 他们担心,把数个师送到华北,兵力被拖住,出兵西伯利亚便成了空话。(13) 近卫文麿内阁同意扩大派的意见,迅速决定增兵,扩大侵华战争。
日本法西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力量。战争初期,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也受到重创。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全歼日军第5师团一部三千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上海,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历时近3个月,打死打伤日军四万余人。中国的抗战,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使日军不得不渐次增加兵力。1937年末,在中国本部的日军达16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这时,日军虽然占领了我国的一些“点”(城镇)和“线”(交通线),与辽阔的中国领土相比,不过是浩瀚大海上飘浮的几叶孤舟。日本想使中国屈服的主要目标,并没有实现。这时,在北方,苏联远东军已增加到20个师,而关东军和朝鲜军却只有7个师团,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了中国战场。这种情况使日军统帅部焦虑不安,内部发生了争吵。以参谋次长多田骏为代表的参谋本部担心,对华战争会变成长期战争,而无力发动对苏战争,因而主张停止军事进攻,用政治诱降攻势来结束对华战争,转入对苏战争体制。以陆相杉山元为代表的陆军省则主张继续扩大战争,用军事进攻打垮国民党政府。杉山认为,多田等人的主张,“过于注意苏联,消极地看待中国,违反了应把战力指向重点的原则”(14) 。杉山的意思很清楚,只有征服了中国,才能谈得上北进。近卫支持后一种意见。内阁决定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继续扩大侵华战争。1938年3月,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吃了败仗,统帅部恼羞成怒,决定在四五月份组织大规模的徐州会战,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将华北、华中占领区连成一片。但中国军队化整为零,撤离战场,日军企图没有得逞。
此时,由于英法绥靖政策的纵容,德国法西斯并吞了奥地利,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大有东进之势。德国的侵略,吸引了苏联的注意力,为日本北进提供了有利时机。日本立即遥相呼应,5月,近卫内阁改组,把扩大派的头目杉山赶出了内阁,企图缓和中日矛盾,配合德国的东进,准备北进。接替杉山任陆相的板垣征四郎明确指出:“作为陆相,我的根本态度是,鉴于中日事变已使日本陷于全面战争的泥潭,而日本北方的苏联已完成了几个五年计划,国力有了飞跃的增长,在远东的军备大大充实,威胁着日军的背后,因此,我认为日本应当排除同中国之间的一切纠纷,从大处着眼,重建两国的邦交。”(15)
近卫内阁改组后不久,7月,朝鲜驻屯军在苏联边境挑起了张鼓峰事件,企图用“武力侦察”来试探苏军虚实。参谋本部认为,在进攻武汉之前给苏联一击是可许的,于是朝鲜驻屯军用一个多师的兵力进攻苏军,结果以惨败而告终。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一次尝试。这次事件使日本感到,不迅速解决中日战争,就无法充实军备,同苏联相对抗。于是,从8月到10月,日军动用了10个师的兵力攻占了武汉和广州。从表面上看,日军取得了赫赫成果,但从实质上看,日军的战略进攻已成强弩之末。从此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再也不能进行以歼灭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占地城市为主的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改变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将作战重心指向我敌后解放区。1938年11月18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在《(昭和)13年(1938年)秋季以后指导战争的一般方针》中指出,“期望早日达到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是不大的”,现在“必须防止日中再战”,“进一步做好确保占领地区的治安”,充实军备,“准备下次对苏中两国作战。”(16) 这就充分证明,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日军速决战彻底破产了。
1939年3月,德国法西斯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欧洲战争继续向着东方发展,苏联面临着德国侵略的威胁。这时,日本虽然急欲转换到对苏战争体制上来,但由于近百万大军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国内仅剩下一个师团,因而无力实现这种转变。在参谋本部制定的1938—1939年度对苏《八号作战计划》中,就已感到力不从心,丧失了对苏作战的信心。(17) 从5月到8月的诺门坎事件中,参谋本部已经不希望扩大事态。在《大陆命令第343号》中指出:“大本营的意图是,在处理中国事变期间,以帝国军队的一部在满洲戒备苏联,维持北方的平静。”(18) 但关东军独断专行,坚持同苏军作战,终以兵力悬殊而遭惨败。在这次冲突中,关东军共投入58925人,损失达18925人,其中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这是日本北进的第二次尝试,从此以后,日本的北进政策就逐渐降到了次要地位。可见,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才阻止了日本的北进,使社会主义苏联避免了日本法西斯祸水的冲击。
二
从1939年欧洲战争全面爆发,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是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时期。当时日本深陷于中日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迟迟不能转入南进。
日本北进、南进政策的演变是复杂的,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很难截然划分。可以这样说,在北进时期,包含着南进的因素,在南进时期也存在着北进的考虑。大体上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北进也可以看作是南进的准备,因为北进的主要目标是苏联远东地区,占领远东,是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南进基地。可见,从总体来看,在日本国策中,南进是主要的、北进是次要的,北进是从属于南进、并为南进服务,但这并不否认在某一时期仍有主次之分。严格说来,从欧洲战争爆发后,南进政策才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日本的主要国策。
德国吞并捷克后,于1939年8月,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9月,进攻波兰,欧洲全面战争爆发了。希特勒玩弄的声东击西花招,不仅迷惑了英法,连它的盟国日本也被弄得晕头转向。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断定德国是会东进的。所以日本国策的重点放在北进。虽有一部分人意在南进,却也不敢贸然放弃北进政策。欧战爆发后,欧美大国的注意力一齐集中于西方,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英法美等国继续对日实行绥靖政策,这是日本南进的好时机,但由于日军难以从中国战场脱身,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平沼内阁声称形势复杂离奇而下台,新上台的阿部内阁也不敢铤而走险,声明不参加欧战,致力于解决中国事变。
但是,法西斯的祸水总是要泛滥的,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堤防最易崩滑的地区。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就正确预见到:“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19) 当德国向英法开刀之时,英法忙于招架德国的进攻,亚洲的南洋地区便成了英法防务薄弱的一环,于是日本的国策重心便开始移向南进了。
1939年12月,日本《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中提出,要停止北进,准备南进。对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确保日苏两国“平静无事”;对中国,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实现“日满华”经济圈,为南进准备战略物资对美英,使之支持日本解决中日战争,以“便于实现南洋的对策”,“努力使我方有可能向南洋方面发展。”(20) 《纲要》明确地提出了南进政策,但它是以解决中日战争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想甩掉中日战争包袱,然后南进。
12月20日,在陆相、参谋总长上奏的充实军备四年计划中,准备将中国派遣军的百万大军逐渐减少到50万,将驻军地区压缩到上海、华北、内蒙一带,以便从中日战争的泥潭中拔出脚来。(21) 1940年1月4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在新年祝词中说:“无论如何,今年要解决中国事变。”(22) 但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打破了日本一厢情愿的计划。1939年冬,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冬季攻势。10月,中国军队30个师在南宁附近包围了来犯的日军第五师团,双方展开了激战,日军死伤惨重,旅长中村少将被击毙,日军不得不火速调动第21军主力增援,才使第五师团免遭覆没。11月30日,中国军队以71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周围对日军第11军发动了猛烈攻势,打死打伤日军近万人。在这两次作战中,中国军队士气旺盛,攻势凌厉,使日军感到中国军队仍有实力。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统帅部不仅不能实现从中国战场减少兵力的计划,相反,为了阻止中国军队的反攻,1940年4月,又从国内增派二个师的兵力参加宜昌作战。在宜昌战役中,中国军队虽然失利,但战斗力却有显著提高,战术机动灵活,给日军以重创。
1940年五六月份,德国法西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西北欧,击败了英法军队,迫使法国投降。德国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扩大侵略的胃口。它看到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认为是千载一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要加快南进的步伐,跟上德国的侵略速度,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7月22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的时局处理要纲》中,提出在形势有利的情况下,在迅速促进中国事变解决的同时,捕捉良机,随时准备武力南进。(23) 7月26日,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要纲》进一步提出,日本当前的目标是,“建设以皇国为中心,以日满华为基干的大东亚新秩序”②。“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它包括南洋一带的广大区域,表明日本已经正式把南进提到了国策的高度。这两个《要纲》已改变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的前提条件的看法,提出在中日战争不能结束的情况下,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但在解决中国问题与南进二者之间,前者还是第一位的。同年9月,日军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终于迈出了南进的第一步。这是南进的初次尝试,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切断经过越南的援华道路,以孤立中国,促进中国问题的解决。
为了摆脱中国战场上的拖累,集中力量南进,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威胁。从6月开始,日军以宣昌为基地,空袭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政府感到最危急的时期,也是最动摇的时期,而日蒋勾结的“桐工作”亦达到了高潮。(24) 这时,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从8月到10月,展开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据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记载,“昭和十五(1940)年8月20日夜,(八路军)一齐对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域(主要是矿山)实施突然袭击,特别是山西省,其势更为激烈,在袭击石太线和北部同蒲线警备队的同时,又爆破和破坏了铁道、桥梁及通讯设施,井轻煤矿等设施也被彻底毁坏。这次奇袭是在我军完全没有能预料到的地方进行的,所以损失极大,而且恢复需要很多时间和巨额经费。”(25) 在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战役中,八路军集中了100多个团、40万兵力,经过3个多月的激战,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这是日军自侵华战争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战役之一。百团大战牵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对国民党战场的压力,阻止了国民党内的投降暗流。到9月,日蒋秘密勾结的“桐工作”也就停止了,从而使日本的对蒋诱降活动遭到了挫折,打破了日本企图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的计划。
百团大战打痛了日本法西斯,使近卫内阁深深感到,要在短时间内从中国战场本身来解决中国问题是没有希望了,而把希望寄托在南进上。在田中新一所著的《突入大战的真相》一书中,引用了参谋总长杉山如下的话:“近卫也好,松冈也好,对中国事变都灰心了,对现在的方策失望了。他们说,中国事变照现在这样下去,已经没有希望解决了,应插足南方……(26) 1940年11月13日,御前会议决定的《日华基本条约案及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提出,“到昭和十五年末,同重庆政权间的和平不能成立的话,不管形势如何……强行转移到长期战的战略,彻底谋求重庆政权的屈服。”“从困境来看,想孤立地解决中国事变几乎没有希望了,中国事变的解决,只有作为欧亚国际大变化的一环,才有解决的希望。”(27) 这就是说,由于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日本深感难以做到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于是,不得不决定先南进,利用南进的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换言之,就是准备背上中国战场的沉重包袱南进了。
为了准备南进,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外交措施。1940年9月,日本与德意结成了军事同盟,明确地把东亚、包括南洋地区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把美英作为主要敌人,其目的是利用三国同盟对美英施加压力,使其放弃援华政策。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缔结了中立条约,一方面是希望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想削弱苏联的对华援助和支持。1941年1月,日本与美国重开谈判,企图利用日美谈判来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这些外交措施的一个共同点是:争取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利形势,甩掉南进包袱。可见,中国的抗战是日本南进的第一个障碍。
综上所述,欧战爆发后,特别是法国投降、德军逼近英伦三岛之时,是日本南进的最好时机,但由于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的后腿,使它迟迟不能转入南进,从而大大推迟了南进的时间,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给予了巨大支援,为美英加强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防务,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欧美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三
从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是日本南进政策的最终确立和实施时期。中国战场自始至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牵制了日本的南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和其他战场。
苏德战争的爆发,给正在致力于南进的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是南进还是北进?内阁和大本营意见分歧。外相松冈洋右是坚定的北进论者。他主张先北后南,配合德国从东方夹击苏联,夺取远东地区,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先南后北,或是南主北从,待苏联出现败势之后,只需举手之劳,便可轻取西伯利亚;参谋本部认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确实是日本北进的绝好机会,但是,陆军的大部分兵力正在对华作战,余力很小,应先解决中国问题,海军则主张不介入苏德战争,全力南进。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否定了松冈等人的主张,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的帝国国策纲要》。《纲要》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帝国均将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方针”,“向处理中国事变为目标前进,并为确立自存自卫的基础,跨出南进的步伐”。为此,“不辞对英美一战”。在北方,“如果苏德战争进展对帝国有利时,则行使武力解决北方问题。”(28) 《纲要》的实质是南进,或者说是先南后北。它标志着南进政策的最终确立。7月18日,主张先北后南的松冈被赶出内阁。接着,日本集中了70余万兵力,在东北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次演习虽然也包含有伺机攻苏的意图,但它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举行,实际上是掩护南进的烟幕。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参谋总长杉山就指出过,苏联远东军只有4个师调往西部,同日军相比,仍占绝对优势。(29) 8月9日,大本营陆军部在《帝国陆军作战纲要》中指出,“不管德苏战争如何演变,在昭和十六(1941)年度放弃解决北方的企图,专心集中于注意南方”(30)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日本的这次演习并不是真正要北进,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7月28日,日军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登陆,占领了整个印度支那。如果说,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占领印支南部则主要是为了夺取南进的军事基地。当美国破译了日本密码,获悉日本将占领印支南部的计划后,立即釆取了报复措施,7月26日,冻结了日本在美资产,8月1日,进而对日实行石油禁运。这是阻止日本南进的最后一招,但为时已晚,日本利用美国的绥靖,已贮存了足够用两年的石油,因而敢于同美国背水一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占领印支南部就意味着南进了,正如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所说,从那时起就是日美战争了。(31) 9月6日,御前会议在《帝国国策施行要点》中进一步决定,“帝国为了完成自存自卫,在不辞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下,拟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同美国谈判“到10月上旬尚未达到我方要求的情况下,立即下决心对美(英荷)开战”(32) 。至此,日本已如离弦之箭,沿着近卫内阁铺设的南进轨道疾驰,日美开战已迫在眉睫。
在这关键时刻,首相近卫文麿却提出了辞职。近卫是发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决策者,在对美开战前夕为什么又踌躇不前了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对战争没有信心”(33) 。近卫从对世界局势的分析中,感到日本非南进不可,但中国问题却一直是他心中的隐忧。他说:“现在中国事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再进入前途未有预料的大战争中,作为中国事变爆发以来痛感责任重大的我,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现在由于4年以上的中国事变,国力消耗,民心也稍有松弛样子。在这个时候,我深信,应该以卧薪尝胆的思想准备,保持没有受到损伤的海军力量,无论如何,先把中国事变加以解决,再慢慢地设法增加国力。”(34) 由此可见,近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岀于对中国战场的担心,因而丧失了南进的信心。由于近卫的辞职,日本不得不推迟既定的南进时间。
10月17日,东条英机组阁。东条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最骄横的悍将,一向以办事果断而著称,人称“剃头刀”。东条一上台,就加快了南进的步伐。11月5日,御前会议通过的《帝国国策实施纲要》决定,“为打开目前危局……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在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35) 。至此,日本终于走完了通向太平洋战争之路的最后一步。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基础——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仍然是东方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在开战时,日本陆军的兵力分配是:本土4个师团,南方10个师,东北、朝鲜14个师团,中国本部21个师团、20个旅团和一个骑兵兵团。陆军主力仍在中国作战。到战争结束时,中国派遣军还拥有105万精锐部队。
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日军始终不敢全力前进。1942年春,大本营想利用南方作战的胜利来解决中国问题。2月,大本营便设想在中国采取攻势。3月19日,参谋总长杉山在《关于今后的作战指导》的上奏中提出,在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以图迅速解决之”(36) 。但它仅仅是停止在纸面上的设想,同年9月3日,大本营指示中国派遣军准备五号作战(重庆作战),计划从南方抽出6万、从国内抽出12万、从东北、朝鲜抽出18万的庞大兵力,从西安、武汉两路进攻四川。对此,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河边虎四郎在给司令官畑俊六的报告中指出,进行重庆作战,完全是“赌博行为”,是“穷极之策”(37) 。1942年9月,正值太平洋战场鏖战方酣之时,日本还想从南方抽出兵力对付中国,日本深陷于中国战场的泥潭,由此可见一斑。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力地支援了苏联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德国要求日本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夹击苏联。但怎奈日本已力不从心。日本进攻苏联,主要是靠陆军,而陆军主力又不能从中国脱身,日本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怎能向德国伸出救援之手呢?日本甚至宁愿在德苏之间调停,也不愿出兵。(38) 在195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茹科夫曾这样写道:“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攻远东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数众多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他们在中国把日军的双手束缚住了。从而,中国人民给予苏联人民以很大帮助,使苏联人民易于在反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中进行巨大的斗争。”(39)
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战场给了美英等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以巨大支援。战争初期,日军曾席卷整个南洋地区,但由于陆军主力仍在中国作战,南方兵力单薄,无法跟上海军的进展速度。1942年春,日本海军在新加坡歼灭了英国远东舰队之后,乘胜西进,远击锡兰的英国东洋舰队,并把它赶到东非海面,大有夺取印度洋的制海权,在中东与德国会师之势。这一行动使英美感到惊慌失措,英国首相丘吉尔气急败坏地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对印度洋的控制,“将造成我们在中东整个局势的崩溃,这不仅是由于这样就阻止了我们去中东和印度的海上运输,并且还由于中断了来自阿巴丹的石油供应。没有石油,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在印度洋地区的无论是海上或陆上的地位。”如果日本切断了经红海到埃及的交通线,德日就有在中东会师的可能。(40) 但此时,日本陆军战线还仅仅停留在缅甸,致使海军无功而还,才使英美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一次危机化为一场虚惊。同年春,大本营陆海军联席会议上,海军提议进攻澳大利亚,由于陆军无力组织一支规模宏大的十几个师团的远征军,便否定了海军的建议。
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线节节败退,南方兵力吃紧,计划从中国抽出一部分兵力转用于南方,但由于1944年,日军在中国发动一号作战(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而未能完全实现。不仅如此,大本营还不得不在1945年初,将国内最后一个现役师投入中国战场。在一号作战中,日军虽然击败了国民党军队,但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发动了局部反攻,严重地威胁着日军后方,使日军进退两难。1945年,解放区军民开始了大反攻,日军不得不放弃广西、湖南、江西等地,退守华北、华中。中国战场的反攻,为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起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南进仍然起着抑制作用,对太平洋战场、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援。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从1931年起在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时间里,同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像一根钢针,卡住了日本的咽喉,使它咽不进,吐不出;像一根铁索,捆住了日本的手脚,使它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中国战场,是世界上最早开辟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存在,阻止了日本的北进,延缓了它的南进。即使在日本南进之后,中国战场仍是打击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和牵制日本南进的决定性的因素,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作者胡德坤,武汉大学历史系,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82年第6期)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476页。
(2) 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1》,水篶书房,《资料解说》,1973年日文版,第16—17页。
(3) ⑥江口圭一:《日中战争的全面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近代7》,岩波书店,1981年日文版,第129页。
(4) ⑤藤原彰:《日中战争》,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岩波书店,1971年日文版,第280页。
(5)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2·日中战争1》,青木书店,1972年日文版,第90页。
(6) 藤原彰:《日中战争》,第275页。
(7)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文书》,原书房,1978年日文版,第345页。
(8) 江口圭一:《日中战争的全面化》,第130页。
(9) 朝日新闻法廷记者团:《东京审判(下)》,东京审判刊行会,1977年日文版,第612页。
(10) 秦郁彦:前引书第246页。
(11) 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日文版,第85页。
(12) 秦郁彦:《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1937—194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日中战争下》,朝日新闻社,1963年日文版,第9页。
(13) 秦郁彦:《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1937—1941)》,第12页。
(14) 同上,第43页。
(15)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二卷,金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2页。
(16) 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水篶书房,1978年日文版,第549页。
(17) 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1》,《资料解说》,第30页。
(18) 角田顺:《现代史资料10·日中战争1》,《资料解说》,第141页。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77页。
(20)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第421—423页。
(21) 秦郁彦:《日中战争的军事展开(1937—1941)》,第64页。
(22) 臼井胜美:《日中战争的政治展开(1937—194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4·日中战争下》,第228页。
(23) ②稻叶正夫、小林龙夫、岛田俊彦、角田顺:《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36年日文版,第322—323页。
(24) 1939年12月,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中尔,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会见了在港的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双方开始了接触。不久,日方派出今井武夫为正式代表与宋子良会谈,一直持续到1940年9月才告结束。这是日蒋之间的一次重要的勾结活动,日本特务机关把它称为“桐工作”。
(25)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18·华北的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68年日文版,第338页。
(26) 藤原彰:《太平洋战争》,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现代4》,岩波书店,1963年日文版,第163页。
(27) 藤原彰:《太平洋战争》,第163页。
(28) 实松让:《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水篶书房,1978年日文版,第121页。
(29) 稻叶正夫、小林龙夫、岛田俊彦、角田顺:《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第466页。
(30)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一卷,鳟书房,1953年日文版,第162页。
(31) 秦郁彦:《进占法属印支和日军的南进政策(1940—1941)》,日本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6·进占南方》,朝日新闻社,1963年日文版,第271页。
(32)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544页。
(33)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4·太平洋战争1》,青木书店,1972年日文版,第117页。
(34)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责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57页。
(35) 实松让:《现代史资料35·太平洋战争2》,第123页。
(36)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50·华北的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日文版,第110—111页。
(37) 田井正成:《太平洋战争》,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近代8》,岩波书店,1981年日文版,第80页。
(38) 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39) 耶·马·茹科夫主编:《远东国际关系史(1840—1949)》,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32页。
(40) 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1942—1946年的远东(上)》,第150—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