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
李玉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它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与革命危机年代。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经济状况和民族特点不同,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及组成方式也不尽相同。
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始于1919年犹存社的成立。而整个法西斯化的过程包括20年代的准备期,30年代的形成期和40年代的完成期。其中,30年代形成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法西斯势力抬头,政党政治崩溃。“九一八”事变加强了军部的政治发言权,促进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开展。通过“五一五”事件结束了政党政治,建立了包括军部、官僚、政党在内的“中间内阁”。2.1932年5月至1936年2月。军部内部斗争加剧。“中间内阁”一再对军部让步(增加军费,扩大对华侵略,退出国联等)。三井、三菱等财阀,迫于形势,改变策略,改革人事制度,公开部分股票,向社会福利事业捐款,增加军需工业投资。“二二六”事件后,军部统制派压服了皇道派,恢复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确立了军部对内阁的领导权。3.1936年2月至1937年7月。法西斯政权确立。第一届近卫内阁于1937年6月成立,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迅速改革行政机构,把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会议制度化,由少数阁僚决定国策;把企划厅改为企划院,拥有“扩充和运用战时综合国力的权力”;设立指挥侵略战争的大本营及政府与大本营联络会议;将日本经济转入战时体制,颁布“产业统制法”等各种法律,制定“国家总动员法”,把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纳入战时管理体制,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上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
总之,与德国、意大利不同,日本是通过自上而下地、局部地改变原有的统治机构,加强天皇制机构的主要支柱——军部的地位与作用,最后建立了军部法西斯专政即天皇制法西斯专政。
下面,拟就30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形成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特点谈谈个人的浅见。
一
在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过程中,军部起了主要的推动作用,民间法西斯势力只起了辅助作用。
所谓以军部为主要推动力是指:1.在军中央部和下级军官中都存在着法西斯势力与法西斯主义运动。二十年代军中央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少壮军官组织了旨在“刷新陆军人事”、“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所谓“改造国家”的团体(双叶会、一夕会等)(1) ,1930年以军中央部的幕僚军官为中心成立了法西斯主义团体——樱会,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2) 。与此同时,陆军下级军官中出理了“天剑党”,它是“以军人为基础,联络全国战斗同志,并结成同盟,以期改造国家的秘密结社”(3) 。海军下级军官也成立了尊奉天皇的“绝对命令,断然实行道义的国家改造”(4) 的“王师会”。这些军部法西斯势力上下结合,能量极大,成为推进法西斯化的主力。2.军部在法西斯政权形成的各个阶段均起了重要作用。30年代初,依靠军部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民间法西斯势力迅速发展,并出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高潮。“五一五”事件后,民间法西斯团体的活动日益衰落,法西斯化的推进完全由军部承担。最后,法西斯政权的成立也是通过军部内部的斗争,经军部之手实现的。可见,离开了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就谈不上日本的法西斯化。
在日本法西斯化的进程中,民间法西斯势力之所以不能成为主力而依附于军部,只起辅助作用,是有其原因的。
从军部的地位与作用看,只有它才能成为推动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力。明治维新后确立的近代天皇制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主义色彩,天皇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通过军部和官僚机构总揽国家统治大权。军部是天皇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辅佐天皇行使统帅权,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负责国防和作战计划以及兵力调动的军令机关,它不经政府即可行使指挥权,也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帷幄上奏”)。陆、海军省从军政(军队编制、兵器配备等)方面辅佐天皇,陆、海军大臣虽为内阁成员,但地位特殊,只要对内阁持反对态度,内阁即垮台或难于组阁。总之,军部超然于议会、内阁之上,具有极大的相对独立性(专断性)。
法西斯专政是一种暴力的独裁政权。日本军部所拥有的专断性与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性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将军部的专断性进一步加强,它完全可以担负起法西斯主义的一切机能。因此,在法西斯化过程中,就不需要像德国、意大利那样,依靠民间法西斯势力,组成统一的法西斯主义政党,自下而上地夺取政权。而只需要部分地对原有统治机构进行改组,不断加强军部的力量,给它披上法西斯主义的铠甲,即可实现法西斯化。因此,军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力。
从民间法西斯团体的组织情况看,它不可能组成一个统一的法西斯主义政党,当然也就不会成为推进法西斯化的主力。日本民间法西斯团体多脱胎于明治、大正年间的反动的右翼团体。封建性强,奉行家族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其组织多以个人结合为中心,加上各团体主张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缺乏共同纲领。故派别林立,组织极不牢固,频繁地组合与解散,完全处于一种所谓“一人一党”的一盘散沙状态,团体数最多时达501个(1933年)。(5) 1931年法西斯主义运动高涨时,曾出现过两个大的团体,试图统一,均未成功。一个是“大日本生产党”,尽管野心不小,实际只网罗了以黑龙会系统为中心的18个右翼团体。还有一个是“全日本爱国者共同斗争协议会”,云集了玄洋社、犹存社等系统右翼团体,开展各种活动,以扩大影响,但终因内部帮派众多,成立仅一年即自行解散。
从民间法西斯各团体的所谓“改造国家”的方针看,它无意把自己作为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主力,只把自己置于军部的附庸地位。民间法西斯主义分子在搞政变时根本不考虑成功与否,“只考虑要成为昭和维新的奠基右”(6) 。他们以恐怖行动为手段,“进行直接破坏,扰乱人心,使军部以保护秩序为名”,“发布戒严令,置我国于军政之下”,“建设一君万民制的皇道日本”(血盟团成员橘孝三郎等的预审书)。②可见,他们只重视破坏,而忽视建设,认为“建设与破坏,一体不二,建设是建设,破坏是破坏”(血盟团成员池袋的陈述词)。(7) 而以破坏为己任,将建设,即建立法西斯政权之任寄托于军部。这势必使民间法西斯势力处处依靠军部,成为军部的追随者。
那么,民间法西斯势力在法西斯政权形成过程中的辅助作用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为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根据。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理论渊源于传统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其指导思想是日本主义(亦称日本精神、天皇主义、皇道等)。主要内容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和国体神圣不可侵犯。忠孝一致,维护天皇(父)与臣民(赤子)之间的类似家族的关系(家族国家观),向亚洲扩张,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大亚细亚主义)。这些传统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加上蛊惑人心的“革新”,甚至“革命”的口号(“限制私有财产”、“反财阀”、“反政党”等)就构成了民间法西斯团体的种种贫乏的理论体系。其中对军部法西斯影响较大,并为其提供理论的主要是大川周明和北一辉。
大川周明积极宣扬“革新的日本精神论”,提出为打破“内忧外患”,“确保日本帝国的发展”,要“兴民讨阀”(财阀),进行“国家改造”(8) ,实现以尊崇天皇为中心的道义国家,使国民忠孝一致,超脱“自我”,而维护和服从于天皇。(9) 对外进行“世界维新”,“打倒欧美帝国列强,建设东亚新秩序”③。大川通过行地社和大学寮同军部(主要是上层)接触,宣传其主张,扩大影响。1926年他同军部幕僚军官永田铁山等会面,向他们煽动立足于未来的争夺,“日本应当夺取‘满蒙’作为经济单位,进行政治统治,至少要确保自给自足”(10) 。1929至1930年大川又多次到陆军大学讲演,之后,又积极参与“樱会”策划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未遂),并被内定为政变后组成的新内阁的大藏大臣。(11) 总之,通过大川,法西斯主义的“革新论”渗入到军部上层。
北一辉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下简称《法案》)中宣扬日本的世界使命就是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建立亚洲联盟,以此进一步“执世界联盟之牛耳”,为此,必须扩充军事力,“领悟剑的福音”。同时在国内迅速实行“国家改造”,利用天皇大权,停止宪法三年,解散议会,实行戒严,建立“改造国家”的内阁,限制私有财产,实现国内改造。(12) 北一辉的《法案》,通过急进法西斯主义分子西田税等人在军队内散发,对下级军官影响极大。“二二六”事件参与者、皇道派军官磯部浅一曾谈到,当时给予许多军队和民间右翼团体“以理论,并鼓励其实行的,除了‘法案’,别无他物”(13) 。激进的下级军官大多是通过阅读《法案》,接受了影响,而积极参加法西斯主义运动,并以此为经典,从事“国家改造”。例如,皇道派军官在策划“二二六”政变时,曾指着放在桌子上的《法案》,拍案叫道“就按它干吧”(14) 。西田税甚至认为《法案》是“唯一体现日本精神”的“自豪于世界的思想”,只有它“才是同我一起战斗到底的精神武器”(15) 。可见,北一辉及其《法案》的影响非同一般。
其次,与军部法西斯势力勾结,制造恐怖事件和发动政变,自上而下地推进法西斯化。民间法西斯团体多次参与和发动了恐怖事件(血盟团事件,“五一五”事件等),其行动的目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促使稳健派的“猛醒”和国民的“觉醒”。他们说:“我们知道仅仅靠我们民间同志和海军同志起事必然失败,但我们下定决心点燃革命之火,做革命的奠基石。”(16) 血盟团头子井上日召在讲到为什么要采取暗杀手段时说,对于元老、重臣和财阀等的“铜墙铁壁,出版物,志士的诚意,均不起作用,只有使他们感到生命的危险,才能促使其猛醒”(17) 。因此,民间右翼频频起事,从1931年至1936年策划恐怖事件二十余起,被起诉人员154人,涉及的右翼团体达104个。(18) 这些恐怖行动冲击了日本社会,推进了法西斯化。
一是吸引了许多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使他们同情或支持法西斯主义。民间右翼团体煽动的“打倒政党”、“反对财阀”,尤能笼络人心。如在“五一五”事件的公审中,他们慷慨激昂,陈述农村的贫困,军队的危机,政党的腐败以及“天皇亲政”、“昭和维新”的迫切。结果,收到了效果,1933年7月审判开始后,各地展开了减刑请愿运动,截至8月19日,一个多月内寄给审判长、律师的减刑请愿书已达三十五万七千封。有的报纸写道:“不管怎样,政党的做法太残酷,所以国民对‘五一五’事件的被告,从心里表示同情。”更有甚者,新潟县九名青年每人砍下一个手指,浸在酒瓶中寄给陆军大臣,表示对“英雄”的“敬佩”。(19)
二是冲击政党政治,威胁元老、重臣、财阀,迫使其改变政策,追随军部。民间右翼团体的恐怖活动是军部威胁元老、重臣、财阀等稳健派,摧垮政党政治,乘机扩大自己势力的有力武器。例如,军部曾利用“五一五”事件对元老、重臣施加压力,叫嚷:“如果还让政党单独组织内阁,陆军大臣难以就任,将使组阁陷于困境。”(20) 结果只好以“中间内阁”代替政党内阁,宣告政党政治的垮台。还有三井、三菱等老财阀在这些急进的行动冲击下,为了缓和民众对财阀的不满,也被迫“转向”,即将财阀家族人员从部分财阀企业中撤出;公开了部分股票;以巨额捐款投向社会公共事业(如三井拿出三千万日元,组成“三井报恩会”),其意图如三井的池田成彬所说:“赚钱的地方最好不要用三井的名字,而在捐钱的地方用三井的名字。”(21) 即把三井的名字用于社会慈善事业,改变人们对财阀的恶感。更重要的是,在此之后,老财阀将投资及经营重点转向重化学工业,走上军需工业的道路,密切了与军部的关系。
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民间法西斯运动转入低潮,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成为主流,最后,实现了民间法西斯主义梦寐以求的“昭和维新”,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如同军部法西斯分子所说的那样“最初点火的是民间团体,最后出来收拾的是军队”(22) 。这句话最好地概括了民间法西斯团体自下而上推动法西斯化的作用。
二
日本法西斯政权是在对外侵略战争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
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的过程与德国、意大利不同,它不是先建立法西斯政权,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而是先发动侵略战争(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并在侵略战争不断扩大(从局部侵华战争到1937年7月后的全面侵华战争)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法西斯专政。因此,日本的法西斯化是伴随着战争进行的。
本来,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就离不开对外侵略。众所周知,日本资本主义是以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为基础,并依赖于强大的近代天皇制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半封建寄生地主制严重地阻碍日本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发展以及高额地租盘剥下农民的日趋贫困,使国内市场十分狭小。为此,日本只有向中国、朝鲜等国扩张,才能寻求市场与原料,如列宁指出的,日本以其“军事上的垄断权”,“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23) 。侵略战争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不可缺少的因素。30年代初,为了摆脱严重的危机,日本统治阶级更加乞灵于侵略战争。军部也更视战争为至宝。“九一八”事变策划者之一的石原莞尔曾对战争的作用做了解释,“实行所谓内部改造或举国一致十分困难,而且要实现政治的安定尚需相当长时间”,“如果制订战争计划,将会使资本家相信我等的胜利,这时就有可能采取摆脱现政权的积极方针。而战争初期军事上的成功也会使民心沸腾”,因此“视我国情况,较妥当的方式就是促使国家对外迅猛发展,并依照对外发展的状况,断然实行国内改造”(24)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军部十分重视侵略战争,把它作为实现军部法西斯专政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所以如此,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第一,对军部来说,侵略战争是吸引广大群众,特别是中间阶层,扩大法西斯主义支持层的最好的手段。30年代的日本,除广大农民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城市中间阶层)大量存在。一是小业主、小工厂主多,如1931年职工人数5—30人的小工厂占工厂总数的86%,而200人以上的大工厂仅占2%。(25) 二是小零售商多,1930年商业人口有491万(占全国有职业人口总数2 962万人的16.6%),其中从事物品贩卖的零售商就达330万人。(26) 三是自由公务者多,1930年职员、下级官吏、学校教员、医生等总数有180.9万余人。(27) 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因此,争取中间阶层的支持就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重要任务。但如前所述,日本民间法西斯势力四分五裂,难于统一,故无力担负此任。于是,这一任务自然落到军部身上。而在军部看来,争取中间阶层的最好手段就是战争。因为经济危机中,中间阶层深受其害,生活日趋贫困,如零售商的经营一蹶不振,停业、弃店逃走者层出不穷,有的小商贩一天平均收入才59钱,还不及职工的收入(一日平均186钱)。(28) 由此,其不满情绪,尤其对财阀、政党的仇视情绪与日俱增,国内阶级矛盾随之激化。军部抓住这一时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把它看成是“从天而降的神风”(宪兵司令部:《思想汇报》19号)(29) ,大肆进行排外主义的煽动,鼓吹“满洲广阔肥沃的土地……正等待着几十万几百万大和民族”。“向满蒙投资事业最理想的是由中产阶级组成的股份公司来承担”,而“为生活所迫的广大民众”也可以开发这个“无限的宝库”(30) 。这些煽动立刻引起了中间阶层及其他阶层的共鸣。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支持侵略战争的热潮。赞扬、支持日本军队侵略行动的讲演会、座谈会接连不断,事变后的一个多月中各地就召开了1866次讲演会,听众达165万余人。(31) 慰问信、慰问金、捐款源源流入陆军省。事变后的十天中,慰问信已达两万余封,有的要求“去满洲奉公”,有的“希望一定要经军部之手解决满蒙问题”(32) 。至1932年9月,各地的“国防捐献”已达587万日元(可买飞机50架)。(33) 排外主义的狂热必然导致对政党政治的攻击,当时,连一向讨厌军部的作家永井荷风也认为“今日要一扫政党政治的腐败,更新社会风气,除武断政治外,别无他途”(34) 。
这样,军部通过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既把民众特别是中间阶层的视线引向国外,又借机提高了军部的威信。同时,把中间阶层的“反财阀”、“反政党”的情绪引向所谓的“国家改造”,从而扩大了法西斯主义的支持层。可谓“一箭双雕”。正因为如此,陆军省在1933年9月散发的《满洲事变爆发两周年》的小册子中兴高彩烈地写道:“(事变)使沉寂的祖国意识和皇国的重大使命感觉醒……只有它才能推进国家大业的完成,只有这种精神,才是这次事变的最大收获。”(35)
第二,侵略战争是促使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元老、重臣、财阀等稳健派向军部靠拢,并与其妥协的重要手段。试以军部与财阀(主要是老财阀)关系的变化说明之。
日本财阀中,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是包括金融、商业、轻工业等部门的综合性康采恩,是明治维新后依靠天皇制国家的扶植发展起来的,可称之为老财阀。二十年代又兴起了一批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以及电力工业为基础的新兴财阀(鲇川、野口、森、中野等),其产业多与军需工业有关,故较早地与军部勾结,依靠军部求得发展。如在军部支持下,野口财阀在朝鲜兴南等地修建大型电力、化学联合企业,获取巨利(在朝鲜生产氮,利润率为31%—33%,在日本只有11%—13%)。(36) 鲇川(日产)则向中国东北发展。
与新兴财阀不同,老财阀与元老、重臣、政党关系密切,较为稳健与保守,原因是他们主要投资于商业、银行和轻工业,而不愿冒风险投资于与军需有关的重化学工业。加上他们资本雄厚,经济危机后,凭借政党内阁的产业合理化政策,兼并中小企业,推行卡特尔化,结果在近50个产业部门建立了卡特尔。卡特尔的数字也从1929年的12个,增加到1932年的83个(37) ,其经济实力更加强大。此外,老财阀因在经济上依赖于英、美,对外主张“协调外交”,对内实行健全财政方针,以防止过分的通货膨胀,同时也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过激行动,因此招致军部(特别是皇道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提出“打倒财阀”、“不让财阀进入满洲”等口号,笼络人心,利用中间阶层对财阀的不满情绪,以种种恐怖行动威胁财阀,迫使其改变政策,全面支持军部。
老财阀与军部根本利益一致,只是对于侵略时机的判断和对经济军事化的危险负担有所顾虑才不敢贸然追随军部。但是,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尤其是新兴财阀投资军需工业,获取巨额利润的刺激,加上社会上“反财阀”情绪的增长,老财阀改变了政策,开始“转向”,大量地向重化学工业投资,至1937年三井、三菱财阀的资本构成中,重化学工业资本的比重已分别达到48.7%和45.8%。(38) 走上军需膨胀道路的老财阀愈加认识到“军部应当掌握政权,现在的政治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39) (钟渊纺织公司经理津田语),因为“唯有依靠背后的军事压力,产业和贸易才能对外起作用”(40) (藏相马场锳一语)。于是,从1932年起逐渐抛弃政党,减少供给政党活动资金。1936年完全停止对政党的捐款,转而与军部进一步结合。另一方面,随着战争的扩大,军费开支急骤膨胀(1931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的38.1%,1933年为43.6%,1937年为75.2%)(41) ,军需生产迅速增长(1932至1935年的四年间直接军费46亿日元,其中30亿用于武器制造和其他重工业)。(42) 这种情况使军部(主要是统制派)越来越认识到,离开老财阀的支持,要确立战时经济体制,进行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于是,军部上层的统制派也进一步加强了与老财阀的联系与妥协。
1937年2月,在军部推荐下,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出任林内阁藏相,他在“以加强国防为首要任务”的借口下,大幅度增加军费和扩充军需生产。同时,结城又按老财阀的意志邀请三井的池田成彬任日本银行总裁,并把财阀的其他代理人拉入日本银行担任理事和监事,这样,老财阀通过军部将自己的代表派往国家经济部门,掌管经济,逐步将日本国民经济纳入了统制经济的轨道,实现了“军部、实业界相结合的财政”,即所谓的“军财抱合”。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老财阀进一步向军需工业投资,日本重化学工业迅速增长,1929年重化学工业的比重仅占24.6%,到1939年已占53.8%,超过了轻工业(43) ,日本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军需工业已占压倒优势。老财阀在战争中也获得越来越多的军需利润,如1931年至1936年五年间老财阀产业利润率激增了2—4倍。(44) 与此同时,与老财阀关系逐步密切的军部也在战争中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财阀的利润。如军部同三井物产、三菱商事勾结,在中国进行鸦片走私,从中牟利。(45) 此外,许多军人还直接参与财阀企业的经营,战时有13名陆军退役将军在三井系统的公司担任理事,类似情况,在三菱有11人,住友有8人。(46) 这样,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军部和财阀的合流最终实现。
三
日本法西斯政权是通过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特别是军部的统制派与皇道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而形成的。
面临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日本统治阶级认为只有通过对内加强专制统治,对外扩大侵略才能摆脱危机,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发展。但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所处的地位及利害关系的不同,在法西斯化进程中,各自的主张与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
元老、重臣、财阀(主要是老财阀)和资产阶级政党出于日本资本主义在资金、贸易、技术等方面对英、美的依赖性,对外主张与英美“协调”,避免与英美列强的冲突。对内则力图维持现存的政治体制(政党政治或网罗政党、军部、官僚的“中间内阁”)。他们属于稳健派。
军部和民间法西斯主义团体是急进派。他们认为采用武装政变,进行“国家改造”,打破政党政治,确立军部独裁,是使日本摆脱危机,走向世界的最好途径。为此即使与英美发生冲突也在所不惜。表现出对外的强硬性与对内的急进性。
急进派与稳健派因主张不同,各不相让,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军部政治发言权的增强,两派内部的各种势力的组合及各自的政策也随之变化。这一点在军部法西斯势力中表现尤为明显。军部中的上层(统制派)在推进军部主导的战时体制中,深感必须进一步加强与财阀的结合,故其急进色彩逐步减弱,稳健的、合法的倾向逐渐加强,同军部中坚持急进方式的皇道派的矛盾与斗争日益激化。这样,在日本法西斯政权建立过程中,稳健派与急进派,军部中的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相互交错,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激烈和错综复杂。由于日本的法西斯化以军部为主力,故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对法西斯化的进程也就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皇道派主要由下级军官(尉级)组成,其精神领袖是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等。因荒木有意利用天皇,频繁地使用皇道、皇威等词,连军队亦称“皇军”,故被称为皇道派。统制派由军中央部的幕僚军官(校级)组成,领导人为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因为此派主张军队的一切行动应由军中央部统制,故称为统制派。皇道派与统制派在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一致,但因两者的经历及其在军部中地位不同,所以在实现军部独裁的方法与手段上有较大的差异。
皇道派尉级军官多出身于农村中小地主、富农和城市中小工商业者。他们在军队中地位较低微,又受裁军及减薪的影响,生活极不安定。而且平时常与士兵接触,通过来自农村的士兵,深知经济危机中,农村贫困,民不聊生,并对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特别是对军队士气的影响,颇感忧虑与不安。“正当出征士兵处于生命攸关之际,其家属却因饥饿而啼哭,这种后顾之忧实为可怕”,“此情况如置之不顾,军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47) (“五一五”事件参加者、陆军士官候补生后藤映范的陈述词)。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们认为是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所谓特权阶级违反国体本义,蔑视天皇尊严,相互勾结,肆意谋取私欲,致使国政紊乱,国威失坠”。因此,“为恢复一君万民的皇国的本来面目,必须迅速打倒此等特权阶级,实行急进的国家革新”(48) 。为此,皇道派“以国体信念为基础”,力图摆脱军中央部的束缚,实行横的结合,“上下一贯,左右一体”、“组成昭和维新的陆军全军一体化”、“运用武力消灭反对国体的叛逆行为”(49) ,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
总之,皇道派在实现法西斯化的方法上,具有急进性和破坏性。他们偏重于精神主义,奉行“讨奸主义”,行动的目的在于摧毁天皇与国民之间的“奸臣”——元老、重臣、政党,认为只要铲除了这些势力,将现存体制破坏之后,军部上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建设法西斯政权的任务,实现“昭和维新”。所以,皇道派提出的施政纲领除了大谈应以“振兴皇国的观念和充实基于此的国力”外,有关政变后的具体政策十分空洞,缺乏周密的考虑。
统制派的校级军官多毕业于陆军大学,有的还留学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致力于“改造国家”的方式,尤其是总体战体制的研究。该派的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等人认为“近代战争已不是陆海军的专有品,而是国家和国民之间的战争”,即国家之间包括工业生产能力、军事技术和国民总动员的总体战。因此,为了最有效地发挥和运用国家所有的力量,平时就应该制定国家总动员计划,建立高度国防国家,使政治、经济、文化、国民生活等都服从于战争。(50) 故统制派在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上具有谋略性和建设性。即不仅考虑如何“改造”现存统治体制,确立军部独裁,还较周密地考虑军部主导下的战时国家总动员体制的确立与巩固。正因为如此,虽然最初统制派也一度主张以武装政变“改造国家”,但“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军部力量的增强,很快就改变看法,也就是说,“统制派看到了这样一点,即陆军大臣的政治发言权扩大了,即使不停止宪法,也可以改造国家,所以就改变了战术”(51) (统制派成员池田纯久语)放弃了急进的武装政变的方式,而改为合法的稳健的“改造国家”的方式,即利用急进的法西斯主义策动的恐怖行为和武装政变,不失时机地由军中央部“担负收拾局面的重任”,实行戒严,依靠天皇敕令,组成军部控制的内阁,实行全面统制经济政策,建立总体战体制,而在此过程中“军部本身决不采取非合法的直接行动”(52) 。基于上述主张,统制派在坚持军部强硬路线的同时,又在扩张军备,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等方面,与负责制定和管理统制经济政策的法西斯主义官僚以及经济实力雄厚,并逐步走上军需膨胀道路的老财阀进行妥协与合作,力图使他们成为军部法西斯专政的支持者与后盾。
正因为统制派与皇道派有着如上的特点,所以两派始终处于一种既相互倾轧,又相互利用的微妙的关系之中,在促进日本法西斯化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统制派与皇道派的斗争虽然是军部内部的斗争,但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军部,它反映了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在实现法西斯化上急进的非合法的与稳健的合法的两种方式的斗争。最后,统制派因担心皇道派的破坏行动影响日本军队的纪律,危及军队的威信,才断然镇压了皇道派,以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地建立了军部法西斯政权。可是,在日本法西斯化过程中,应该看到军部皇道派与民间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自下而上地推动与配合,日本的法西斯化也难于实现。由此,是否可以说,日本法西斯政权是以自上而下为主,采取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结合的方式建立的。
军部法西斯专政实质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的公开的暴力的独裁。然而,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中封建残余极其浓厚,近代天皇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部拥有极大的相对独立性。所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军部尽管极力维护日本垄断资本的利益,但它不单纯是日本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军部本身(即天皇制机构本身)仍保持着一定的相对独立性。日本垄断资本与军部结盟,参与政治,并给予政局以重大影响,但它的意志往往是通过天皇制机构的主要支柱——军部表达出来的。所以才把这种法西斯政权称之为军部法西斯专政或天皇制法西斯专政。
(作者李玉,北京大学历史系,原文刊于《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
(1)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王振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2) 田中惣五郎:《日本法西斯主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0年版,第53页。
(3) 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东洋文化社,1975年版,第68页。
(4) 同上,第81页。
(5) 中村菊男:《昭和政治史》,庆应通信,1963年版,第68页。
(6) ②江口圭一编:《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载《体系·日本现代史》第1卷,日本评论社,1978年版,第155、156、144页。
(7) 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中央公论社,1974年版,第164页。
(8) 荣泽幸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社,1981年版,第145—146页。
(9) ③同上,第114—116、168页。
(10) 刈田彻:《昭和初期政治、外交史研究》,创文社,1981年版,第140页。
(11) 木下半治:《国家主义运动史》(1),福村出版社,1971年版,第116页。
(12)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载《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水篶书房,1979年版,第2卷,第291—348页。
(13)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形成》,载《日本史研究》第123期,第40页。
(14) 历史科学协议会编:《日本法西斯主义论》,校仓书房,1977年版,第212页。
(15) 竹山护夫:《陆军青年将校运动的展开与挫折》,《史学杂志》第78编第6号,第22页。
(16) 高桥正卫:《昭和的军阀》,第163页。
(17) 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国家主义团体的理论和政策》,第227页。
(18) 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第1卷,第129页。
(19) 前岛省三:《昭和军阀的时代》,密涅发出版社,1969年版,第211页。
(20) 佐佐木隆:《陆军“革新派”的展开》,载近代日本研究会编《昭和期的军部》,山川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页。
(21) 石田雄:《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的研究》,未来社,1959年版,第253页。
(22) 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第79页。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24) 安部博纯等编:《史料构成·近代日本政治史》,南窗社,1976年版,第281页。
(25) 江口圭一:《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前提》,《日本史研究》第59号,第50页。
(26) 江口圭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载季刊《现代史》第2号,第22—23页。
(27) 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硏究所编:《日本的法西斯主义(1)》,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年版,第269页。
(28) 江口圭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22—23页。
(29) 吉田裕:《满洲事变中的军部》,载《日本史研究》第238号,第42页。
(30) 江口圭一:《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前提》,第50页。
(31) 江口圭一:《昭和的历史·4》,小学馆,1982年版,第94页。
(32) 安部博纯等编:《史料构成·近代日本政治史》,第281页。
(33) 江口圭一编:《体系·日本现代史》第1卷,第276页。
(34) 藤村道生:《日本现代史》,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35) 江口圭一:《日本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前提》,第50页。
(36) 后藤靖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有斐阁,1980年版,第178页。
(37) 辑西光速等:《日本资本主义的没落》(2),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471页。
(38) 森川英正:《日本财阀史》,教育社,1982年版,第217页。
(39) 转引自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页。
(40) 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金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页。
(41) 中村政则编:《战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载《体系·日本现代史》第4卷,日本评论社,1979年,第24页。
(42) 永原庆二:《日本经济史》,有斐阁,1979年版,第297页。
(43) 中村政则编:《战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24页。
(44) 日本历史学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第158页。
(45) 张效林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348—349页。
(46) 转引自野坂参三:《野坂参三选集·战时篇》,第18页。
(47) 木下半治:《国家主义运动史》(1),第172—173页。
(48) 我妻荣:《日本政治审判史录》,第一法规社,1970年版,第205页。
(49) 社会问题资料研究会编:《右翼思想犯罪事件的综合研究》,第284页。
(50) 安部博纯:《日本法西斯主义研究序说》,未来社,1976年版,第180页。
(51) 今井清一:《军部独裁和总体战体制》,载《战后日本史·V》,青木书店,1966年版,第218页。
(52) 秦郁彦:《军部法西斯主义运动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版,第312—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