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上帝国迷梦与“南方共荣圈”的幻灭
毕世鸿(1)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相继占领东南亚各地,取代了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欧美殖民地宗主国,将东南亚变为日本海上帝国统治之下的所谓“南方共荣圈”。(2) 战争初期,日本自称“亚洲人的解放者”,鼓吹通过战争“赶走西方殖民统治者”,并与东南亚各地共建“南方共荣圈”。但日本很快就原形毕露,为维持其战争机器,日本对东南亚实行残暴的军政统治,并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给东南亚各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造成无以复加的损害,并对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国家构建、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日本对东南亚的统治,学界开展了一些研究。在日本,矢野畅概括了日本“南进”论的思想起源、发展和演变历程。清水元阐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与东南亚各地及其殖民宗主国的关系。吉川利治对近代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后藤乾一深入论述了东南亚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地位、日本军政统治所造成的冲击及其遗产。细谷千博对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全过程进行了回顾和反思。(3) 在欧美国家,约翰·托兰从战争的角度描绘了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历程。琼斯论述了日军对东南亚各地的占领和军政统治等情况。(4) 在中国,陈奉林对日本在战前对东南亚的认识及其殖民东南亚的政策安排等进行了论述。孙福生阐述了日本侵占东南亚的目的及其统治方式。刘冰对日本占领东南亚政策的目的和效果进行了研究。高芳英对日本在东南亚的军事侵略、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进行了论述。李玉和骆静山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战争造成的损害及战后处理。毕世鸿则系统分析了日本对东南亚经济统制的演变历程。(5)
上述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发。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日本自幕末至近代的海上帝国构想与东南亚的关联,论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单独统治东南亚的政策演变过程,继而阐明“南方共荣圈”的若干特点,并证明日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将本国意志强加于人、动辄使用武力来控制他国之路行不通。
一、 日本海上帝国构想及其对东南亚的认识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日本大多使用“南方”或“南洋”称呼东南亚。1914年,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中趁火打劫,占领了原德属马里亚纳群岛(关岛除外)、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1922年,国联将上述群岛交由日本“托管”,日本在当地设置南洋厅实行殖民统治。此后,这一地区通常被日本称为“内南洋”,而其他东南亚地区则被日本称为“外南洋”。吉野作造1915年在《现代丛书》中对“南洋”作了如下定义:“南洋是指除澳洲、新西兰之外的荷属东印度、内南洋诸岛”(6) 。一战爆发后,日本国内一般使用“南方”来表示日本以南的地区,其地理范围与“南洋”大致相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使用“南方共荣圈”来称呼东南亚,以区别于范围更广的“大东亚共荣圈”。
自18世纪末起,经世学派思想家开始为日本推行的对外扩张呐喊助威。本多利明在《西域物语》中鼓吹:“以虾夷为根据,经略满洲,征服南洋诸岛,国号移于堪察加,置郡县,命有司抚育附属土人。”(7) 1823年,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中妄言:“开发南洋无人岛,继而拓展至其南诸岛并以之为皇国郡县,采其物产并输入本邦,以供国家之用……攻取吕宋、巴刺卧亚(现雅加达),以此为图南之基,进而经营爪哇、渤泥(现加里曼丹岛)以南诸岛。”(8) 佐藤信渊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的路线图,完全是“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也是“南方共荣圈”的原案。吉田松阴继而主张“北割满洲,南取台湾、吕宋诸岛……然后爱民养土,慎守边圉,则可谓善保国矣”(9) 。
自19世纪末起,日本一些知名学者不断著书立说,为建设海上帝国制造舆论。1888年,志贺重昂在《南洋时事》中大肆煽动:“何谓南洋,这是一个尚未引起民众丝毫注意的偏远之地,而吾辈却要将南洋二字首次摆在诸君面前,期盼诸君能重视此地。”(10) 菅沼贞风在《新日本图南之梦》中鼓吹:“取荷兰陀所占爪哇和苏门答腊诸岛,支持暹罗抗击英国,复马六甲而握新加坡之峡门,后支持朝鲜与俄决战。……其后约束朝鲜、暹罗而钳制中国之头尾……此为东亚霸国之上策。”(11) 1910年,竹越与三郎的《南国记》提出:“我之未来不在北方而在南方,不在大陆而在于海洋,应将太平洋变为自家湖沼之大业。”(12)
如前所述,早期南进论对江户时代的“图南”、“南进”、“南方经略”等概念进行了演绎和升华,继而发展成为“海防论”、“开国攘夷论”等海外扩张思想,呼吁汲取西方的文明和技术,通过发展海运、增加贸易、加强海军、移民东南亚等各种措施,全面提升日本的海洋实力,建立独霸东亚的海上帝国。早期南进论虽然内涵多元,但其所包含的鼓吹扩张与征服的内容,则成为日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战略的理论基础,也是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思想支柱。(13)
189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署《马关条约》,将中国台湾攥为其殖民地,从而拉开了日本南进的序幕。日俄战争后,日本成为东亚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战爆发后,日本于1914年占领赤道以北的前述德属南洋群岛,并将其置于殖民统治之下,这是日本继台湾之后获得的又一个南进基地。这一阶段,可谓日本实施南进东南亚政策的初期准备阶段,其初步建立起了在东亚地区的海上帝国。
一战使日本大获其利,但也促使美、英进一步压制日本的扩张空间。这使得日本走上了公开挑战华盛顿体系的道路,企图建立自己单独主导的海上帝国。1919年,北一辉发表《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鼓吹日本以“解放亚洲”的名义割占满蒙、苏俄远东西伯利亚和东南亚等地,建立“世界联邦”。北一辉还提出对外扩张的三大国策,即“确保中国完整、取得南方领土、援助印度独立”,并纳入日本版图。(14) 石原莞尔在《东亚联盟建设纲要》中鼓吹“东亚联盟”论,认为“南洋有重大战略价值”,主张要将东南亚的人力物力置于日本控制之下。(15) 由此,“大东亚共荣圈”论调开始登台亮相,“解放亚洲”、“打破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霸权”等“南进论”层出不穷(16) ,并同法西斯运动和军国主义势力汇合到一起。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并侵占中国东北,但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日本遂主张“亚洲门罗主义”,并与德意结成法西斯轴心。1936年8月,广田弘毅内阁出台《国策基准》,规定“对南方海洋特别是外南洋方面,……以渐进的和平手段谋求我国势力进入该地区”(17) 。《国策基准》在确认明治以来日本对外政策的轴心即大陆政策(北进)的同时,首次将南进东南亚纳入官方政策。该基准首次表明了日本除完全占领中国以外,还想侵占东南亚的侵略计划。《国策基准》的出台,意味着“南进”方针成为日本的基本国策。
“七七事变”爆发后,欧美列强的对日绥靖政策宣告失败,华盛顿体系土崩瓦解,日本肆无忌惮地扩大侵华战争。1938年11月,近卫内阁发表声明宣称:帝国要“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这种新秩序的建设,应以日、满、华之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18) 。这表明日本企图以“东亚新秩序”为幌子,试图建立以日本为金字塔顶的东亚海上帝国,并为日后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所继承。
1939年9月1日二战爆发后,日本企图把对侵略中国与南进东南亚结合在一起。在“不要误了最后一班公交车”的叫嚣声中,日本遂与德意法西斯结盟,并最终确立了南进政策。1940年7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宣称:“作为我国当前的外交方针,应遵循皇道之大精神……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是日本首次使用“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词汇,松岗还提出要实现“亚洲民众的繁荣”这一口号(19) ,为日本南进东南亚打上了合理化标签。同月,近卫内阁出台《基本国策纲要》,明确提出了要建设以日本为核心的“大东亚新秩序”的国策。这是在“日、满、华”的新秩序上,又包括东南亚的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基本国策。(20)
从认识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订以及实施过程来看,日本近代在构建海上帝国的过程中,其对东南亚的认识和策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过程。在幕末维新时期,与南进有关的思想初露锋芒。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先是“处分琉球”,进而殖民台湾,其后又占领德属南洋群岛,其构建海上帝国的行动初见成效。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对东南亚的重要性的认识日渐深刻。1936年,广田弘毅内阁确定《国策基准》,日本明确了向“南方海洋扩张”的新国策。而1940年近卫文麿内阁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则是日本南进东南亚、建立海上帝国战略的综合性表述。(21)
二、 日本“南进”东南亚与海上帝国迷梦的幻灭
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的1941年11月20日,日本通过《南方占领区行政实施要领》,确立了对东南亚实施统治的大体框架。其中包括:“在占领区暂且实施军政统治,迅速获取战略物资,占领区的最终归属问题另作规定。……尽量利用既有的统治机构,并尊重以前的机构和民族习俗”,对当地的统治机构不进行大规模调整。(22) 这表明至少在开战前,日本还没有决定要全面实施强制性的占领政策,而是尽量保持与欧美殖民地统治政策之间的连贯性。但对于东南亚各地的未来归属,日本决定“尽量避免过早诱发独立运动”,对当地民众的独立诉求采取模糊态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旋即占领了东起中部太平洋的吉尔伯特群岛,西至缅甸、马来亚,南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北迄阿留申群岛的广大区域,加上原先所占领的中国等领土,其占领区总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形成了连欧美列强都未能实现的独霸东南亚的局面,这是日本以武力构建海上帝国的最大版图。1942年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发表《大东亚战指导之要点》,阐述了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对于为保卫大东亚所绝对不能放弃的地区,由帝国自行处理;关于其他地区,根据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及战局的发展等,做出适当处理”。对于东南亚各地,要占领马来半岛,作为“保卫大东亚的据点”;对于菲律宾和缅甸,准备给予其“独立的荣耀”;“对于荷属东印度,要击溃其抵抗势力”;对于泰国和法属印支,要令其与帝国共建“大东亚共荣圈”(23) 。为有别于包含整个东亚地区在内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将东南亚称为“南方共荣圈”。
日本在包括“南方共荣圈”内,究竟想建立何种秩序。海军省1942年制作的《大东亚新秩序内部政治结构图》强调,圈内各地“必须符合加强帝国长期国防实力的目的……继而在帝国的指导之下建立有机的等级关系”,各地“应考虑历史背景和开化程度,分为指导国、独立国、独立保护国、直辖领等”。这暴露了日本统治东南亚的目的和方针,日本在此后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即是这一政策的延续。
具体而言,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地的地位做了如下规划。第一,“指导国”即日本,负责保持“大东亚共荣圈”的“自主安全”,防御内外威胁,对圈内各国发挥指导性作用,并主导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相关事业。第二,“独立国”虽与独立国家拥有相同性质,但这些“独立国”要接受日本的指导,没有完全主权。伪满洲国、汪伪政权和泰国即属此例。第三,“独立保护国”承认日本的宗主权,并将其军事和外交主权让渡给日本。“独立保护国”虽然在形式上拥有独立国家的统治范围,其国内统治者也由当地人担任,但在政权运营上,均由日本官员进行“指导”。这些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国”相比少得可怜,可谓“不完全独立国”。缅甸、菲律宾和爪哇即在此例。第四,所谓“直辖领”,即是日本将该地作为本国领土,并派官员进行直接统治。“直辖领”允许当地居民担任官员,但也要分步实施。根据战争需要,日本会适时将“独立国”和“独立保护国”的战略据点纳入“直辖领”进行直接统治。第五,在“大东亚共荣圈”内,尚有印度支那、帝汶和澳门等外国殖民地。这被日本视为异端,未来应通过“合适的方法”进行清算,从而将这些殖民地变成“大东亚共荣圈”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当时体现日本为“指导国”的论调中,把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比喻为“宇宙之秩序”的主张最为典型。大鹰正次郎指出:“作为太阳的日本,认可各民族的自转(等同于自治或独立),在发挥统领作用的同时提供光和热,从而实现各民族的繁荣。各民族通过接受日本的光和热实现自身的自转,同时也支持作为太阳的日本,在其周围进行公转”(24) 。但上述各地只能与日本建立单边关系,不能与其他国家直接建立联系。这是由于如果各地之间建立起了没有日本介入的直接关系,就会“危及到帝国的指导地位”(25) 。这一海上帝国在统治结构上形成了以日本本土为圆心,以东南亚为第三同心圆的结构。
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中,日本海军主力损失惨重,“美攻日守”的战略格局形成,这迫使日本调整策略。1943年5月,日本出台《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并决定,对于菲律宾:要“尽快使之独立”。对于缅甸:要“根据《缅甸独立指导纲要》,采取相应措施”。对于法属印支:要“加强既定方针”。对于泰国:要“迅速助其收回马来亚失地;部分掸邦(缅甸)领土,应划给泰国”。还规定“把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苏拉威西视为帝国领土,将其建设成为战略资源供应地,并努力争取民心”(26) 。日本试图借此诱使各国对“南方共荣圈”建设给予配合,但其决定把马来亚、印尼视作“重要资源供给地”而并入日本领土,其野心暴露无遗。
1943年11月,东条英机召集上述五个“独立国”、即汪伪政权、伪满洲国、泰国、菲律宾、缅甸的首脑等,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会议发布的《大东亚共同宣言》极力避免使用令人联想日本盟主地位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词汇,将发动战争的目的改为“建设共存共荣之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独立,消除人种歧视”,鼓吹“将大东亚从美英的桎梏之中解放出来”,企图以此来确保东南亚各地的民心与合作。(27) 对此,美英中三国首脑于12月发表了《开罗宣言》,决定剥夺日本自一战以来夺取的一切领土。
自1944年3月日军在拉包尔陷入孤立之后,日本被迫再次调整策略。1944年9月,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发表了“将来准予东印度(印尼)独立”的声明,这改变了之前将印尼作为本国领土的既定方针。1944年底,日本出台了《以昭和20年中期为目标的战争指导方案》,“对法属印支,按将来使安南独立的方针采取措施”(28) 。1945年3月,日军在法属印支发动军事政变,扶持安南傀儡皇帝保大宣布安南脱离法国而“完全独立”。同月,日本宣布琅勃拉邦王国以独立国家的名义加入“大东亚共荣圈”。(29) 8月11日,日本任命苏加诺为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日本给予上述国家的“独立”,不过是为了延缓失败的缓兵之计。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其对东南亚的统治宣告终结,其苦心建立的海上帝国轰然崩塌。
三、 日本统治“南方共荣圈”的四个特征
从南进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来看,日本企图在东南亚构建排他性的海上帝国,即所谓“南方共荣圈”。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脱亚入欧”,与欧美列强为伍,打破东亚地区长达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并在20世纪初期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帝国主义列强,初步建立起海上帝国。一战后,日本在东亚地区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挑战华盛顿体系,这暴露出日本统治集团继承幕末思想家“统一世界”的野心、妄图构建海上帝国的迷梦。(30) 纵观日本在东南亚建立起的“南方共荣圈”及其统治,有如下特征。
其一,日本建立“南方共荣圈”的目的在于实现东南亚的对日附属化和一体化。日本对东南亚名义上为实现“共存共荣”而实行短期的军政统治,但实质上采取了作为本国领土的各种强制统治措施。从国际法角度来看,军政统治属于由占领初期到正式实施殖民统治之间的过渡形式。但在东南亚,日本先后废除了各地的立法机构和中央行政机构,建立军政统治机构。日本对东南亚各国要求独立的呼声表面同情,但一直模糊处理。直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日本才不得不做出让步。此外,日本强行改变各地的地理名称、纪年律法,强制要求占领区居民学习日语,强推神道教。这些同化措施实际上是将占领区变为其永久领土的强制性安排。(31) 通过在各领域强推同化措施,日本将东南亚变为维护其战争机器的“补给地”,构建排他性的海上帝国,从而使东南亚各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与日本本土保持同步。概言之,日本建立的“南方共荣圈”,政治上统治东南亚各国各民族,经济上垄断东南亚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军事上占领东南亚战略要地,思想文化上用法西斯思想奴化占领区民众(32) ,目的就是要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海上帝国。
其二,与“南方共荣圈”的“共存共荣”这一虚像相比,日本的军政统治这一实像更为残酷。表面上,日本在“解放亚洲”的口号之下,鼓吹要与东南亚人民一同建设“共存共荣”的“南方共荣圈”。对于东南亚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要求,日本也部分同意并做出了相应的安排,但实际上是试图将东南亚作为“永久性殖民地”来对待。日本强其统治政策,从而在东南亚建立起绝对性、排他性的法西斯统治。这与东南亚民众借日本之力来推翻欧美殖民统治并实现独立的愿望相左,使得东南亚民众最终走到对立面。比起欧美殖民者的所作所为,日本在东南亚是破坏有余,无从建设。印尼著名作家莫赫塔尔·卢比斯(Mochtar Lubis)就此评论道:日本的残酷统治使“绝不能再度沦陷为殖民地”思想在印尼人心中深深扎下了根,并成为其后印尼独立运动的精神支柱。“日本完全无视我国人民,与荷兰的殖民统治相比,日本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残酷的侵略者”(33) 。
其三,日本对东南亚的统治行为呈现出典型的“二元化”特征。太平洋战争期间,战局瞬息万变,日本中央制定的政策往往无法确切反映各占领区所面临的现实。一般认为,近代日本实行以天皇为顶端的金字塔式寡头统治体制,就如何对东南亚实行统治,各地军政当局理应完全服从中央,严格执行中央的各项政策。然而,在整体保持一致的同时,东南亚军政当局与日本中央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乃至冲突。例如,东南亚大多数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佛教或基督教,如果在当地强推神道教、普及皇民化思想,无疑会引发诸多冲突。特别是对于希望到西方麦加朝圣的东南亚穆斯林而言,面向东方遥拜位于东京的皇宫是无法接受的。换言之,穆斯林拒绝偶像崇拜,无法赞同对日本天皇的崇拜。对此,日本统治集团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亦有研判,曾有考虑逐步实行教化。但军政当局派遣大量军政官员进驻各地,大批日本企业进入东南亚接收所谓“敌产”,并大肆宣传皇民化思想,在各地开设日语学校推广日语,设立南方特别留学生制度接受东南亚留学生,以达到教化东南亚民众的目的,甚至禁止各地民众唱本民族歌曲,取消当地民族节日,禁止悬挂本民族旗帜等。(34) 这使得各地军政当局很快丧失民心。
其四,日本对东南亚各地的统治政策和方式不尽相同,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对于那些有着最具价值资源的地区,尤其是东印度群岛和马来亚,就将其置于日本直接统治之下;对于那些不至关重要的地方,如缅甸和菲律宾,就让其得到所谓的“自治”或“独立”;为了扩大圈内盟友,日本甚至还组织了泰国等所谓“同盟国”。但即便是所谓“独立”,也是要以协助日本为条件,而非基于民族自决或主权平等的原则。(35)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曾认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幻想借助日本来推翻欧美殖民者。但当日本进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推行野蛮的民族同化奴役政策的时候,他们便幡然醒悟。(36) 在盟军的有利反击和东南亚各地人民的反抗下,日本企图在东南亚建立的“南方共荣圈”最终无法逃脱失败的命运。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才对日本海上帝国的解体带来了历史性冲击。(37) 日本的统治使东南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东南亚民众的首要任务。
四、 结论
太平洋战争前,对于东南亚,日本人普遍认为:经济上,东南亚“大量尚未开发的资源”被长期搁置;政治上,东南亚各地“被迫隶属于欧美列强的殖民统治”;文化上,东南亚与台湾和朝鲜的“同文同种”不同,属于异文化圈,文明开化程度非常低。(38) 基于东南亚的此种状况,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及“同为亚洲人”的日本人,以“解放亚洲”为基本国策,理应打破这种局面,南进论喧嚣尘上。加之一战后遭受英美排挤,日本深感通过进一步的“富国强兵”来扩大统治范围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遂不断强化“亚洲盟主”意识。但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遭受美英谴责之后,上述意识蜕变为独霸东亚地区“大东亚新秩序”构想。(39) 这使得日本贸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并建立起日本史上版图最大的海上帝国。
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和初期,日本不断鼓吹和东南亚人民有共同利益,曾有帮助东南亚各国驱逐欧美殖民列强,实现经济和社会近代化的说辞和伪装。但日本对“南方共荣圈”的统治,既非周密计划,也未对东南亚各国未来的国家构建持一贯立场(40) ,对东南亚人民的独立要求口是心非。在战场上连遭败绩后,日本转而大肆掠夺东南亚,这在本质上与对台湾、朝鲜和中国的侵略无异,给东南亚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表明日本决不是亚洲人民的“解放者”,所谓“共存共荣”不过是日本掠夺东南亚的幌子,“南方共荣圈”亦不过是“南方共贫圈”。但上述伪装确有一定的欺骗性,甚至成为今天日本右翼和保守阵营竭力否定日本侵略历史乃至鼓吹修宪和向海外派兵的理论依据。
总之,“将太平洋变为内湖之大业”、“谋求日本的利益”,才是日本推行南进政策并建立海上帝国,对东南亚实行统治的主题,绝不是促进东南亚各国的独立或发展。日本对东南亚统治结束了欧美殖民统治东南亚的旧格局,但所谓“南方共荣圈”的新秩序并没有开创东南亚历史的新篇章,日本不可能维持对东南亚的长期统治。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对东南亚统治的终结,才真正为东南亚各国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日本肆无忌惮地侵略东南亚,建立了排他性海上帝国,但以失败告终。二战后,日本改以和平的方式,以赔偿、援助、投资和贸易等为抓手重返东南亚。当前,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在各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建立起了比“南方共荣圈”时代更为紧密的关系。很多东南亚国家也希望日本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双方在民间层面的相互理解、特别是对那场战争和血腥统治的认识仍有不小差距,二者之间依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南方共荣圈”解体70余年的今天,日本对近现代史的认识依然受到强烈质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国家在崛起过程中,试图以武力改变地区秩序的方式行不通。未来东亚地区的新秩序应该是一种合作、开放与和谐的新秩序,并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为目标。
(作者毕世鸿,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原文刊于《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1) [基金项目]2017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17JZD035)、云南大学2018年度边疆治理与地缘政治学科(群)特区高端科研成果培育项目(Z2018—04)、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周边外交研究理论创新高地项目、国家级高端智库与教育部新型智库培育建设(周边外交研究中心)项目。
(2) “南方共荣圈”是自1941年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地之后开始频繁使用的政治口号,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法属印支、泰国、荷属东印度、马来亚、缅甸、菲律宾、新几内亚东部、所罗门群岛、东帝汶等地。日本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将上述地区的丰富物产与日本本土的需求结合起来,借此实现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协同体”、“大东亚共荣圈”等构想。
(3) 矢野暢:《日本の南洋史観》,中央公论社,1979年版;清水元编:《両大戦間期日本·東南アジア関係の諸相》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6年版;吉川利治编著:《近現代史のなかの日本と東南アジア》,东京书籍,1992年版;後藤乾一:《近代日本と東南アジア―南進の「衝撃」と「遺産」》,岩波书店,1986年版;细谷千博编:《太平洋战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
(4) 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F. C. Jones,Japan's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ts Rise and Fall,1937⁃1945,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陈奉林、靳颖:《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源流》日本学论坛,1997(2);孙福生:《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东南亚政策》,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刘冰:《试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政策》,历史教学,1987(8);高芳英:《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奴役和掠夺》,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李玉、骆静山主编:《太平洋战争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6) 矢野畅:《日本の南洋史観》,中央公论社,1979年版,第88页。
(7) 林庆元、杨齐富:《“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8)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东京书籍株式会社,1991年版,第41页。
(9) 山口県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岩波书店,1936年版,第596—597页。
(10) 矢野畅:《「南進」の系譜》,中央公论社,1975年版,第57—59页。
(11) 吉田三郎:《興亜論》,旺文社,1944年版,第36页。
(12) 竹越輿三郎:《南国记》,二酉社,1910年版,第12页。
(13) 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14) 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69页。
(15) 林庆元、杨齐富:《“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354页。
(16) 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17)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5—137页。
(18)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撰稿:《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郑均等译,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
(19) 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18—19頁。
(20) 林庆元、杨齐富:《“大东亚共荣圈”源流》,第392页。
(21) 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第77页。
(22)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史料集—南方の軍政》,朝云新闻社,1985年版,第91—92页。
(23) 内阁制度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歴代内閣総理大臣演説集》,大蔵省印刷局,1986年版,第303—307页。
(24) 大鷹正次郎:《大東亜の歴史と建設》,辉文堂书店,1943年版。
(25) 山本有造:《「大東亜共栄圏」経済史研究》,辉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年版,第23页。
(26)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78年版,第583—584页。
(27) 波多野澄雄:《「大東亜戦争」の時代》,朝日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28) 参谋本部:《敗戦の記録》,原书房,1967年版,第134—165页。
(29) 马树洪、方芸编:《列国志—老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30) 毕世鸿:《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统制》,第130页。
(31) 立作太郎:《戦時国際法論》,日本评论社,1944年版,第23页。
(32) 胡德坤、罗志刚:《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页。
(33) 萩原宣之、後藤乾一編:《東南アジア史のなかの近代日本》,みすず書房,1995年版,第133页。
(34) 小林英夫:《大東亜共栄圏》,岩波书店,1988年版,第51—52页。
(35) 倉沢愛子:《アジア太平洋戦争(7)―支配と暴力》,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18页。
(36) 日本历史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四卷,金锋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7页。
(37) 中野聡:《東南アジア占領と日本人―帝国·日本の解体》,岩波书店,2012年版,第25页。
(38) 後藤乾一編:《近代日本と植民地(6)》,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93页。
(39) クリストファー·ソーン:《太平洋戦争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市川洋一訳》,草思社,1989年版,第305页。
(40) 油井大三郎:《20世紀の中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岩波书店,2006年版,第1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