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
易显石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发动的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使中国陷入空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次事变不仅极大地震动了全中国人民,而且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世界各国人民同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各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当时已成为世界大国的美国对此持什么态度呢?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历史学界不少人将美国视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帮凶,而且认为是头号帮凶。回顾一下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发现上述结论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本文丝毫无意否认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犯的一些侵华罪行(如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支持蒋介石政府反共反人民等),只是试图从实际出发,对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中所持的态度,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以便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矛盾重重势难合伙
为了弄清美国对待“九一八”事变的真实态度,首先有必要探讨一下“九一八”事变前的美日关系,特别是它们之间围绕中国问题的关系。
为了争夺势力范围,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的角逐,从20世纪初即已开始。当时,美国的势力范围已扩展至夏威夷与菲律宾;日本帝国主义早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日俄战争后,沙俄帝国主义的势力被逐出中国东北地区的南部,日本帝国主义又乘机向这个地区扩张势力,而美国也想染指东北,提出过锦瑷铁路和“诺克斯计划”,试图取得东北的铁路建筑权和贸易特权。此后,日本又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机,夺取了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权益”。至此,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深深地侵入到了我国东北和山东内地。在这以后,日本在我国的经济势力也迅速增长。据统计,1930年日本对华贸易总额为六亿零一百九十三万海关两,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7.3%;对华投资为二十七亿日元,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96%。(1) 特别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势力更是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1930年日本对东北地区贸易总额为二亿七千九百七十四万一千海关两,占东北对外贸易总额的40.1%;1928年对东北的投资额为十五亿一千零七十五万四千日元,占东北地区外资总额的73.2%。
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不断扩张其在华势力、妄图独霸中国、特别是变中国东北地区为其殖民地的做法,同标榜“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美国的利益是不相容的。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所获得的势力范围和殖民地比较少,但经济发展很快,实力雄厚。经济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有一个广阔的商品市场。这就是美国在华关系中实施“门户开放”政策的根本前提。这一点从美国对华经济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据统计,1930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为三亿六千四百二十八万六千海关两,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6.5%。②美国的对华投资,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其对华贸易所占的比例,这表明美国最重视的是商品市场。而且就连美国的对华投资部门,主要也都集中在商业、金融业方面。例如,1927年美国对东北地区的投资为二千六百四十万日元,其中商业、金融业为一千九百二十万日元。这样的经济利害关系,决定着美国的政治立场和态度。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打破现状、独占中国、变中国东北为其殖民地的做法,势必严重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尖锐利害矛盾,迟早将导致战争。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们早就预见到了这一点,而且已在认真地进行战争准备了。1930年5月,“九一八”事变的实际策划者石原莞尔,在他为陆军大学学生编写的一份讲话材料中明确指出:“日美战争必将到来之命运,是二十世纪最大、最重要的事件,将成为世界历史的转折点。拯救没有和平之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唯一途径。因此迫切需要排除美国之干扰。”(2) 1931年3月,“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说:“我认为,如果出现太平洋波涛险恶的时刻,那必定是由中国问题引起的;如果有干涉我帝国对满蒙问题政策的国家,那必定是美国。”(3) 1931年4月,石原莞尔又代表日本关东军制订了一个《解决满蒙问题作战计划大纲》,或称《对美战争计划大纲》。这个大纲明确规定要将我国之东北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区菲律宾、关岛、夏威夷,化为日本之领土,并以美国为敌国。(4) 这样两个矛盾重重、尖锐对立的国家,是很难想象它们之间能够联合发动侵华战争的。
二、 从观望到对抗
美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前后两个阶段里,其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从事变爆发到同年11月中下旬为第一阶段。在这个时期里,美国基本上是釆取消极观望、无所作为的态度;虽然在10月8日日本飞机轰炸锦州后,其对日政策渐趋强硬,但并没有釆取什么积极行动。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对美国的震动颇大,因此美国迅速同国际联盟取得了联系,以图釆取比较一致的行动。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的发生表示“惊讶”。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一份,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命令军队,避免再有战争,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令附合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并避免足以妨碍用和平方法,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5) 在这里没有区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只是笼统地希望以和平原则、按国际条约解决争端。这表明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暧昧的,是消极的。
10月8日,日本侵略军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开始轰炸锦州,激起世界各国的公愤。10月9日,美国内阁会议第一次讨论“九一八”事变问题。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张废纸”。会议同意向国际联盟理事会派出代表,参加讨论“九一八”事变问题。并于10月10日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就日本飞机轰炸锦州事,向日本提出警告。但也只是空喊一阵,缺乏实际行动。美国政府采取这种消极态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美国正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高潮之中。为了应付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混乱、阶级斗争激化等问题,政府头目忙得不可开交,疲于奔命,没有更多的精力顾及外交事务。史汀生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假如有什么人从可以避免世界干涉的观点出发,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确实是选了一个最好的机会。”(6)
第二,恐战病的影响。美国政府看到了日美之间的尖锐矛盾,并预料到未来的日美战争难以避免,但十分害怕当时发生日美战争。1931年10月间,史汀生向美国总统胡佛提出了两条行动路线:其一是对日本实施某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制裁;其二是运用外交和世界舆论的力量支持中国。当时胡佛的态度是,对第二个方案表示完全同意,对第一个方案则表示十分担心。他认为“经济制裁如运用于大国,则意味着战争”。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说:“我们不可进行战争,并且不可实施任何形式的经济制裁或军事制裁,因为那将是导致战争之道。”(7) 美国之所以害怕当时发生战争,主要是认为军事上的准备不充分。当时胡佛曾令其军事顾问就对日作战问题进行研究,结论是,准备工作还需要4—6年才能完成;而且在战争期间,可能还得被迫从菲律宾等地撤退,这是美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第三,反苏主义的影响。美国同日本之间虽然存在着尖锐的利害矛盾,但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反对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这是美国政府在事变发生后的初期持观望、消极态度的原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政府确实希望日本北上进攻苏联,以便坐收渔人之利。1931年10月中旬,美国总统胡佛在内阁会议上散发了一份备忘录,其内容是:“假如日本人明确地这样声明,即‘我们(日本人)已不能遵守各项条约,因为在中国,这些条约所期待的秩序没有恢复,这是必须注意的。中国的国土大半已经布尔什维克化,并与俄国合作……满洲陷于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北面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那就将危及我们的生存。为了恢复中国的秩序,九国条约签字国是否协助我们,让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恢复秩序吧!’美国不参与这项活动,但也提不出更多的异议。”(8) 这份备忘录充分地反映出了美国政府反苏主义的心理状态,但它没有成为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因此,不应当简单地把这看成是美国政府协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即作为日本侵华帮凶的罪证。
第四,错误认识的影响。“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初期,美国政府的一些头目错误地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关东军的少数法西斯军人搞的,似乎同日本政府无关,因此对日本政府存在着幻想。史汀生在他9月23日的日记中说:“我的课题是要日本知道,我们在监视着他们;同时又要协助站在正确立场的币原(9) ,使之不陷入国家主义煽动者的圈套。”他还说:“我们相信,让日本外务省与币原自由地收拾时局是明智的。”(10)
由于上述几个方面原因的存在,使美国政府初期对“九一八”事变持消极观望态度,因此可以说,在事变后的前一个时期里,美国没有起什么积极作用。
11月中下旬以后,随着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侵害。即:在政治上,日本武装进攻中国,是对明确规定保障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华盛顿条约)和非战公约(凯洛格公约)的侵犯,也是对上述两项条约的主要签字国美国的挑战。是否维护这两项条约的基本原则,直接涉及美国的国际信义和威望;为了美国本身的利益,至少也需要从道义上维护这两项条约的基本原则。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前一个时期里,由于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几个方面的原因,美国政府采取消极应付、委曲求全的态度;而到这时,美国政府已经发现,过去认为日本能够很快撤退侵略军和进行反苏的设想,是很不现实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已没有继续忍让下去的余地。在经济上,东北地区是美国对华贸易的重要商品市场,1929年的美国对东北贸易总额,为三千五百八十一万四千海关两,占美国对华贸易总额的10.3%。特别是东北地区作为一个潜力很大的商品市场,美国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日本侵占东北后,这里就将成为它的独占市场,再也不会容许别国的经济势力存在。对美国说来,当然就意味着它在东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将损失无遗。作为世界大国和海军强国之一的美国,当然不会甘心接受这种近似屈辱的局面。这样,就促使美国逐渐改变其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消极观望态度,而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同日本侵略者相对抗的政策。
美国政府这种政策上的转变,从日军轰炸锦州起,即已逐步开始。当史汀生接到日军轰炸锦州的报告时,他表示:“尽管出渊答应撤军,但日军不仅没有缩小军事行动,反而扩大了军事行动。”因此,“我们可能将不得不对日本釆取断然的积极立场”(11) 。美国的这种态度虽然没有立即化为实际行动,但毕竟比前一阶段要积极一些了。
11月19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指出日本的行为是“对非战公约和九国条约的侵犯”,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比较明确的谴责。出渊在会见史汀生后,心情沮丧地告诉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说:“现已全无乐观之余地”。同时,美国过去对日本政府的错误认识,这时也开始有所改变。史汀生在同一天里曾经这样说:“我们以往与之交涉的日本政府已不掌握统治权,时局完全掌握在疯狗手中。”(12) 对日本政府所抱的幻想开始破灭。接着于11月22日,史汀生再次召见日本大使,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行动提出警告,并指出:“派遣国联调查团而不规定停止战斗是没有道理的。……对锦州的进攻,没有辩解的余地,是侵略行为。这种进攻如果进行下去,那么为和解而做的努力是无益的。”(13) 美国政府一面警告日本,一面谋求具体的对策。史汀生曾在11月27日,提出一个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方案,但因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未能实施。
12月8日,美国政府通知日本:美国对东北局势极为关切,将认为日军占领锦州为极不幸事件,并指出九国条约规定保障中国领土之完整,非战公约则规定不许以战争为达到国家政策之目的,因此要求日本政府尊重对上述两项国际条约所承担之义务。接着又于24日照会日本政府,警告日本不要与锦州方面的中国正规军发生冲突。(14) 由于美国政府的严厉警告,以及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迫使日本侵略军曾经一度停止对锦州的进攻,使锦州地区的沦陷时间推迟了一个月。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顾世界舆论的反对,于1932年1月2日占领了锦州。至此,日本为侵占中国东北而发动的军事进攻已基本结束。对于这样的局势,美国当然是不愿意接受的。1月7日,美国照会日本政府(并以内容相同的照会致中国),宣布对东北地区改变了的现状不予承认。这就是有名的“不承认主义”,或称“史汀生主义”。照会中指出: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15)
从这份照会的内容来看,美国政府釆取这种行动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维护其在华利益;它重申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等原则,明确宣布不承认日本武力侵华所造成的现状,也是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的。但这样一个由世界大国美国提出来的外交声明,对不断扩大侵华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至少是等于向它大喝了一声,起到了警告作用。这不是反映了美日矛盾趋于缓和,而是反映了它们的矛盾有所发展;不是有利于日本的对华侵略,而是不利于日本的侵略。美国的照会当然有利己的动机,但把它说成是个骗局,我们认为是不公平的。
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看出,在“九一八”事变中,美国政府的态度在几个月内是有所变化的。美国的种种表现,尽管对中国谈不上什么积极的支持,对日本却也不是什么帮凶,这看来是很清楚的。
在这里,我们想引用一段一个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关于美国的评语,这对我们正确地评价美国在“九一八”事变中的表现,也许不无助益。
日本海军少将匝瑳胤次在1932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是这样评价美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的:“美国立于国际联盟之范围外,始终保持不即不离之态度,有时唆使国联,有时单独行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漠视事变真相,将一切罪恶,加于日本人身上,诚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尤以对于满蒙民族自主的建设新政权,乃对日通牒,引用九国公约,拒绝承认,留作他日交涉之口实,其横暴骄恣,远在国际联盟之上。”(16)
这样一个人的评语,当然不能作为我们评价美国对“九一八”事变所持态度的标准,但是至少可以从这里看出,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眼中,“九一八”事变中的美国形象,也是很“坏”的。他们不仅没有承认美国是其侵略中国的同盟者,而且对美国抱着相当敌视的态度。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所谓“美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说法,是很难理解的。
三、 对几个问题的看法
下述几个问题,涉及如何评价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在这里准备谈谈我们的看法。
关于美国是否从经济上支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问题。有的人认为,美国是日本最大的物资供应者,如果没有美国这种经济上的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是难以发动侵华战争的。因此认为美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我们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诚然,美国同日本之间的经济往来是频繁的,经济关系比较密切。在整个二十年代里,日美之间的相互贸易额,均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不过这是在长时期中形成的传统贸易。例如1920年的日美贸易总额为十四亿三千八百万日元,其中由美国输入日本的贸易额为八亿七千三百万日元;1929年的日美贸易总额为十五亿六千八百万日元,其中由美国输入日本的贸易额为六亿五千四百万日元;1931年的日美贸易总额为七亿六千七百万日元,其中由美国输入日本的贸易额为三亿四千二百万日元。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日美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是长期形成的,而不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突然建立起来的。相反,如果从贸易额看,1931年还比前几年差不多减少了一半(当然,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造成的)。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美国同日本的经济关系,是正常的相互贸易关系,不能看作是从经济上支持日本侵华的特殊关系。至于从美国输入日本的物资,是否在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这倒是可能的。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家是追求利润的,在美日两国还没有直接交战的情况下,要求资本家自动放弃传统的、有利可图的日美贸易,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这里,我们只能从道义上谴责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而不应得出支持日本侵华的政治结论。
关于如何看待美国报刊舆论的问题。有的学者往往引用当时美国某些报刊支持日本的言论,作为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华的根据,然后做出美国是帮凶的结论。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的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的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曾经发表过一些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纽约日日新闻》在9月25日的评论中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17)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则说:“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②应当怎样看待这些评论呢?大家都知道,美国是一个标榜言论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危害垄断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无论个人和报刊,均可自由发表言论,包括发表与政府意见不同的言论。因此,不能笼统地认为所有的报刊舆论都能代表政府的观点。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美国报刊舆论的情况看,既有支持日本的,也有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的,而且大多数都属于后者。如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条约,连把保证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的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国民周刊》在10月7日说:“……日本在南满已夺取了一切利权,即使日本方面所说的事实正确,然他突然以武力攻击许多南满的城市,总是无可宽恕的。这种武力的侵略,实违反开洛非战公约。”③我们认为,上述的报刊舆论,无论是支持日本的,还是反对日本的,都不能完全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因此,以这些舆论,特别是以一个方面的舆论作为评价美国政府态度的根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最后谈谈关于美国政府是否反对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问题。情况是这样的:1931年11月16日,当国际联盟理事会在巴黎再次开会时,国民党政府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提出,要求按照“盟约”第十五条的规定,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国联方面则要求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对此表示态度。美国政府代表当即表示:美国如果要对别国实行经济制裁,必须经美国国会批准,当时国会正在休会,美国政府无权决定;但是国际联盟如果有意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美国当然不加反对。(18) 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只是表示自己无法决定参加此项活动,并没有反对国际联盟各成员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因此,当国际上传说美国反对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时,美国政府立即公开声明否认此事。1931年11月17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否认所传“美政府私告日大使,如国联决定对日经济绝交,或召回驻日大使,美国不愿与闻”之说,但表示美国政府将自行考虑将来的惩戒问题。(19)
当时美国之所以没有明确答应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除了怕因此立即导致日美战外,还有两个原因:其一,担心在国内遭到反对和攻击。长期以来,美国国内比较普遍地存在一种反对对别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情绪。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时,美国虽然是主要发起国,但因盟约中有对其他国家实行军事和经济制裁的规定,在国内遭到攻击和反对,终于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其二,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以国务卿史汀生为代表的一派主张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以总统胡佛为代表的一派则持相反意见。如前面所引材料提到的那样,1931年10月上旬,史汀生就提出了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的行动路线方案,11月27日又一次提出了这个意见,但都没有被胡佛接受。胡佛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追述了这件事说:“是由美国单独进行制裁,还是同国际联盟的主要国家一起进行制裁?史汀生主张,即便是美国一国,也打算进行制裁。可是我认为,单独进行制裁将导致战争。因此,如果选定这条路线的话,就必须做好进行战争的思想准备。”(20) 但由于美国统治集团当时缺乏不惜一战的勇气,当然也就不可能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不过胡佛也只是在内部表示不同意由美国出头露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并没有公开反对其他的国家这样做。再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真的反对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恐怕也难以仅仅根据这一件事,就得出美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结论。
(作者易显石,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原文刊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1) ②《国闻周报》第8卷第50期《最近列强与中国之经济关系》。
(2)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原书房,1971年版,第48页。
(3)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7,三铃书房,1965年版,第142页。
(4)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第70页。
(5) 《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第7页。
(6) 转引自江口圭一等:《太平洋战争史》1,青木书店,1974年版,第290页。
(7) 高木八尺:《日美关系之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年版,第61页。
(8) 岛田俊彦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356页。
(9) 币原:即币原喜重郎,当时的日本外相。
(10) 岛田俊彦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第346页。
(11) 绪方贞子:《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原书房,1966年版,第142页。
(12) 高木八尺:《日美关系之研究》上,第61页。
(13) 岛田俊彦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第361页。
(14) 《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第11页。
(15)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16) 匝瑳胤次:《日本军人眼中之日美危机》,杨敬慈译,大公报社,1932年11月版,第424页。
(17) ②③《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8) 史汀生:《远东之危机》中文摘译本,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年版,第34页。
(19) 《国闻周报》第8卷第47期。
(20) 岛田俊彦等:《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第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