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步履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些种子,一旦落地,必定是岁岁葳蕤;一些思想,一旦深入人心,也必定蓬勃不灭……
1929年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大逮捕,一度减弱了东海县党的力量,秋冬季节,随着党组织的整顿和秋收斗争的展开,党的骨干队伍和群众组织又有所发展。到1929年底,东海有党员73人,农民协会会员940人。1930年1月,中共东海县委根据省委巡视员的指示,召开了东海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3月,又根据江苏省委指示与1月会议决议,召开了东海县委全体委员会议。东海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而这一阶段,郇立三已经远赴上海。
当同学们渐渐知道郇校长出了远门,大家有一阵子好像失了魂魄一样。郇圩小学安静得像是拉走了几个班,整个南院空荡荡的。孩子们读书习字虽然都按部就班,可是没了活力,课间院子里也不热闹了,先生实在没法,最后只好编话说:“郇校长说了,你们在家要好好读书,他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查大家的书和字……”
“郇校长啥时候回来?”
“那说不准,三五天或者十天半月的?都有可能。”
稍微大一些的马志说:“我们要比校长在家学得还要好,那样才算对得住校长!”
于是孩子们动起来,背书、算数、临帖子,连唱歌也嗓门大起来……
再说郇立三,1929年秋他与董建华等一行四人辗转来到上海,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经历了政治哲学理论的学习与城市革命实践的历练。郇立三本人回忆:
随着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国民党反动派再次对海属地区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坐牢、通缉,仅东海被捕就有80余人,通缉70余人。四个支部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征求组织意见,我和董建华离开家乡与徐旭高等四人同行到上海。1929年秋见到了惠浴宇、吕镇中,接上了组织关系,介绍在建南中学学习。
建南中学是我地下党主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边参加革命斗争边学习。学校除设置普通中学课程外,主要是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革命理论,并介绍苏俄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教师有当时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新思潮派王学文教授和一位留苏归来的女大学生,王老师还经常到宿舍鼓励我们参加革命斗争。这使我们有幸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并为后来几十年教育生活中讲授这两门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0年上半年在上海建南中学期间,是我党“左”倾冒险主义高涨时期。在李立三“左”倾思想路线指导下,要求在全国各大中心城市举行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以至实行武装暴动。建南中学学生经常停课参加上述这些革命活动。我经常和惠浴宇、吕镇中、吕继英、董建华、祝培贤、冯永仁、周春如等苏北同乡在一起活动见面,但没有直接发生组织关系。和我单线联系的是江苏省委地下党员刘抱一同志。工作是散发标语传单,也经常参加一些集会、游行和示威等。二月份参加日本纱厂工人追悼会,在马路上集会游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剥削”“打倒帝国主义”“给死难者报仇”,董建华被捕;三月份参加三八节游行示威时祝培贤被捕;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示威惠浴宇被捕;5月29日在参加纪念五卅惨案游行示威时,我和周增祥被捕,和我同时被捕的有19人。
周增祥当时是政法大学学生,游行前夕给我一张游行线路图,叫我复写几份散发。周被捕后第一天和我同牢房,还有安徽的李某某、周某某。我学唱国际歌是在牢房里学会的。英国巡捕房是原告。审讯一次,我回答名叫黄华,是过路学生,最后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刑两个月,送公共租界西牢服刑。和我当时同审的有8人,其中有一个约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坐黄包车,车上查出我党印发的传单,是别人叫她带给路过某人,她不知包内何物,有律师为她辩护,年纪小,最后是无罪释放。刑满出狱后,有冯永仁同志接待我,安排食宿。冯是沭阳人,大学生(当时是地下党某区区长)。建南中学已被国民党封闭。继续参加过一些重要会议治安保卫工作,要我布置岗哨,从巡捕房到开会地点。
1930年秋,上海革命形势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各大城市的起义相继失败。许多革命同志被捕坐牢,甚至惨遭杀害。1930年底,按党组织指示,凡外地来上海的同志都要有固定职业,以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找不到职业的一是回乡,二是到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我没有门路找到工作,且身无分文,冯永仁和我商定共同回乡开展工作,找到刘抱一。刘说,东海县组织目前情况不明,带介绍信路上也不安全,你先回去,以后由组织通知东海县委。交通员李某陪我到南京顾浚泉处,顾第二早送我过江,到浦口后乘车回东海。
在建南中学,郇立三的收获是巨大的。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政治理论课,读过三民主义书籍和一些革命杂志,又有一段时间的革命斗争经验,郇立三对政治课的内容能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思索,常常感到茅塞顿开,豁然贯通。尤其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门功课的学习,郇立三弄清了“价值”“劳动创造价值”“剥削”“剩余价值”等关键性的概念与理论,他的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上海建南中学半年的学习是郇立三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知识的开端,是他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次最重要的学习,也为他日后从事党的教育工作、讲授马列学科、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郇立三他们在上海接上党员关系后,党组织与各个党员之间的联系全是单线方式。每人各有自己的单线联络人。横向之间,哪怕是与同学之间,即使是同从东海地区过来的老同学,互相之间虽然可以来往,但不能问彼此组织活动的事,更不发生组织关系。这是白色恐怖期间对职业革命者所采取的特殊保护手段。组织与郇立三的单线联系人是江苏省委联络员刘抱一。
在上海,每次接到通知后,郇立三总是积极参加,奋勇斗争。郇立三在建南中学学习阶段,正是李立三路线执行期间,组织上要他们外出去参加的革命活动较多:有时到指定地点去参加抗议集会、示威游行;有时去为党的重要活动站岗放哨;有时在夜晚还三三两两出去散发传单、刷写标语……每次活动既令人兴奋,又充满危险。特别是参加游行集会、撒传单、呼口号,其间常常发生同志被殴、被捕的惨事,那中间有多少险象环生、性命攸关?又有多少肝胆相照、郑重托付?后来的郇立三,因为组织纪律,从不讲述。然而郇立三在参加这些革命斗争的同时,思想上始终做好了被捕乃至牺牲的准备。董建华被捕了!祝培贤被捕了!惠浴宇被捕了……郇立三痛彻心扉,虽然也曾和吕德愚(吕镇中新名字)商议营救的办法,但是全无用处——为了营救惠浴宇,他们甚至连惠浴宇在国民党方面干事的哥哥都联络了,结果仍然无效,惠浴宇还是被转往龙华监狱。
郇立三的心里像有一团火在烈烈地烧,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更加坚决了,也更加做好了随时被捕或牺牲的准备。5月29日,郇立三接组织指示,参加纪念“五卅惨案”集会游行,一路上他想着董建华、祝培贤、惠浴宇这些老同学如今都还在敌人的监狱中受难,情绪非常激动。他在游行的队伍中手举红旗,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给死难者报仇”……整个队伍群情激愤,震耳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当他们的队伍游行到英租界附近,忽听见“嘟——嘟——”一阵警笛,英国巡捕、印度“红头阿三”和“中国黑狗”从各个方向冲出来,用警棍殴打群众,并逮捕活跃分子。郇立三因为个子高,喊口号又特别起劲,远远的巡捕早已注意到他。所以不等到他撤离,就被两个警察逮住了。
审讯前,组织上捎口信进来,叫什么也不要承认,有律师帮他们辩护。有了这个底,郇立三在审讯时没有慌张。
“叫什么名字?”
“黄华。”郇立三临时报了个假名,“黄”是“郇”的谐音,“华”是中华的意思。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学生。”
“哪个学校的?”
“建南中学。”
郇立三谎称自己和同学去书店买书,在马路上被游行的队伍挡住去路,所以被捕。一个星期后再审,仍然是那几句。为他们辩护的律师,以小女孩为突破口,极力辩护“黄华”等人是误入游行队伍的过路中学生。英国巡捕房找不到其他证据,只好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黄华”两个月监禁;那个小女孩当庭无罪释放。
1930年8月,郇立三出狱,建南中学已被当局勒令解散,他无学可上,也无处可去。组织上派冯永仁把郇立三安排在一户群众家中,装作是他们家苏北来的亲戚。至于他的活动,还是接受刘抱一的单线领导。出狱以后,郇立三最多的活动是为党的重要会议做保卫工作。党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有一批地下党员暗中进行保卫。方法是:从敌人警察局到开会地点,每个路口都有我们的同志站岗。只要警察出动或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保安人员就及时打手势发出信号通知会议。有一次是护送一个姓钱的同志,到某个地方去找一个姓曾的小姐开会;还有多次白天去繁华地段撒传单,夜晚去各街巷贴传单。
如果说1930年上半年,郇立三还是边学习边干革命工作;到下半年,他在上海成了一个真正的职业革命者。郇立三执行任务时,或大褂或短衫,或儒雅或素朴,都是根据任务装扮不同的角色,没有一次不圆满完成。刘抱一多次向组织上反映,东海郇立三这个小伙子面庞憨厚,乖巧性不够,但革命意志坚定,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志。而严谨、低调、忠诚,为保存有生力量勇于牺牲和配合,甘做革命事业的基石,是郇立三终生不渝的优秀品质。
秋风更兼秋雨,上海革命形势严峻,白色恐怖更加严重。郇立三接受组织安排,化装成商人,在交通员小李的护送下,经由南京交通站安全过江,回到阔别一年的郇圩小学。令郇立三终生难忘的是,在南京,走出军警林立、盘查森严的下关车站,当陪同人小李带郇立三来到南京交通站——三牌楼附近一条小巷内的独院,郇立三进屋与那交通员一照面,二人均眼前一亮,旋即开心地四手相握——交通员原来是顾浚泉!
昔日送别时沉默的友情格外厚重,简单的晚餐后,送别了小李,顾浚泉将自己的床铺让给郇立三,自己睡在地板上。这是郇立三第一次接触交通站,虽然交通站的组织原则是不允许互通信息,然而他乡遇故知,顾浚泉还是告诉郇立三,1929年2月他获江苏省委恢复党籍,这两年一直在组织安排下学习速记。交谈虽少,然而点滴信息,足慰老友。
第二天,顾浚泉陪郇立三乘早班渡轮过江,又将他送到浦口火车站,直到车厢门口,二人再次四手相握,依依惜别:
“立三兄,一路顺风,代问伯母、尊嫂她们好……”
“顾兄,你也珍重——”
“呜——”火车汽笛长鸣。顾浚泉后退,挥手让郇立三进车厢、回座位。然而他又忍不住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喊道:“立三兄,见了老同学,记得替我问声好!”这一句,多少情谊萦绕!郇立三眼睛湿润了。他从车窗中望着越来越远的顾浚泉,想着在上海入狱的董建华、祝培贤、惠浴宇,忽然想起孙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车窗外,那苏北平原上的屋子、河流、树木,那老乡在田间劳作的身影,甚至是一头牛、一只羊、一条狗,郇华民都倍感亲切。他觉得,这一切如果能生长在一种美好、温馨、自由的大环境里,任其自然,那该多么好啊!他转念一想,自己不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献身革命的嘛?
他又想起了家乡和亲人们,尤其是苍老体弱的母亲以及那些可爱的晚辈们,他无时不在牵挂着他们。在动荡不安的日子里,他们都好吗?……他真想一步就跨进自己的家里。
火车终于到了曹浦火车站……
历史的真相,往往需要时间的淘洗。个人在革命的浪潮中,常常如水花一溅,倏忽融入集体。多少革命同志,曾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别后却终生不见。张淦清是郇立三终生思念的同志,顾浚泉也是,甚至直到晚年,他还惦记着顾浚泉在东海那“热衷国共合作”“建党怠惰”的帽子摘了没摘……
在上海,郇立三不知道那位自称是沭阳人的冯永仁,其实是他的老同志冯硕仁的堂弟——东海县白塔埠冯永仁。
历史资料里的冯永仁,是东海县白塔埠镇“冯家三烈士”之一,另两位是冯永仁的堂兄冯硕仁和姐姐冯菊芬。冯菊芬和堂兄冯硕仁先后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冯永仁则是因革命工作积劳成疾而逝。
三兄妹都是1928年在东海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土地革命时期,冯硕仁曾任中共白塔区委书记、东海行委委员等职,冯菊芬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冯永仁是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区长。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对起义干部训练班学员进行讲课时被捕,后被押解南京。邓演达被捕后,第三党(1930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等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的前身,当时被称为第三党)的同志积极开展营救工作。俞济时、王敬久二人参与了营救工作。经商量,他们不宜出面,决定由俞、王各派4名亲信,加上冯硕仁挑选的两名绝对可靠的人员,组成营救队,由冯硕仁、李敬麟带领,化装前往汤山营救。在营救之前,他们便前往汤山侦查了环境,预先设计了营救和离开的线路。营救由冯硕仁负责,接应转移由李敬麟负责。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竟于11月29日清晨,在麒麟门外沙子岗将邓演达秘密残害了。不久,报纸上刊出邓演达被害的消息。为了安全,俞济时、王敬久、冯硕仁等人没有参加公开悼念活动。而是到李敬麟在南京借住的一处偏僻房屋内进行悼念。由于叛徒的出卖,冯菊芬和冯硕仁先后在南京被捕牺牲。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冯永仁积劳成疾,由上海返回家乡而逝。
1930年,和全国各地一样,东海县在李立三“左”倾路线指导下,许多行动在轰轰烈烈中惨遭失败。
1930年1月东海县委关于牛山斗争的决议,错误估计了牛山一带的形势,认为“牛山豪绅地主没有一点力量”,提出“争取公开活动,召集群众示威”。1930年春节(1月30日),郇圩支部委员郇立学等遵照县委关于牛山斗争的决议,领导牛山附近十几个村庄的农协会员几百人高举铁叉、土枪,进行游行示威,喊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殊不知当时的地主豪绅,在长期防土匪的斗争中,各家已经形成了相当的武装力量。人口稍微少一点或者警戒不够的地主豪绅遭遇土匪的次数往往不止一次,战斗的经验也积累了一些。当时东海西乡稍微有些土地的人家,外出下田都是带着武器,同进同出,甚至劳动过程中,也有人持枪警戒。不管是一家一个圩子的大户,还是一个宗族一个圩子的人家,夜里都有人值更警戒,白天,圩门口也有人把守。流行的枪炮有套筒洋枪、土盒子炮(按一下一颗子弹上膛,勾一下打一枪)、土炮(可装铁砂、钉头等)、土炸弹等。有的大圩子,洋枪土炮达到近百条,大多数掌握在有钱人家的手里……结果,因力量悬殊,斗争受到挫折。郇圩农协会成员大都是贫苦的农雇工,他们遭受土豪劣绅的压迫、连年匪患的侵扰、贪官污吏名目繁多的税收搜刮,个个苦大仇深、反抗性强,革命的火焰一旦燃起,即使遭到挫折或破坏,也不能遏制他们的反抗与斗争。
同年3月,县委委员李聚春、徐以忠(徐润斋)聚集郇圩、蔡塘、汤庄、吴庄等地农协会一二百人,在牛山顶上的大庙里焚香祭神、共饮血酒,大家对天发誓:“要生死同心,打土豪、分田地、闹共产!”两天以后,徐以忠又在自己庄上林疃村召集房山、林疃等地穷人喝“齐心酒”,讨论如何对地主豪绅展开斗争。这两次饮血盟誓后,几百农民高举大刀、梭镖、铁叉等武器到周围村庄游行示威,表现了农民斗争的决心,敲响了地主豪绅恶霸的丧钟。
1930年10月下旬,东海行委一声令下,牛山树大旗。郇圩和周边20多个村庄的农协会员500多人,手执武器,奔上牛山,召开大会,树起红旗。郇圩小学平民夜校的成员大都参加了暴动,虽然郇立三没有在家,郇立三的母亲还是让雇工们抬出一些粮食,供给村里参加暴动的人们做干粮。在牛山,郇圩村的农协会员们仰望着猎猎红旗,倾听中共东海行委成员徐以忠和吴庄农协领导人吴德香登台讲话,他们号召大家团结群众、夺取武装、打倒土豪,建立苏维埃。人们听得热血沸腾,大声高呼:“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会后,郇圩农协会成员不但在本村,还在周围袁圩、焦圩、陈圩、李庄、汤庄等村庄串联农户,鼓励、宣传农民参加斗争。当时郇圩村农协会员在私下里,有一句不甘心的话颇值一提:“俺们小爷(郇立三年龄小,但在村中辈分大)要是在家,在牛山顶上讲话的就不会是吴德香!那天的话,不都是他灯书课上讲过的嘛!”
党的活动一公开,反动势力如狼似虎般扑来,革命受到很大损失。虽然广大农民表现出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和建立政权的坚强决心,然而运动没能拉起武装坚持下去,过早暴露组织,反而使党和农协组织受到严重破坏。
据郇圩村李庆秀、汤贯英(郇耀中岳父)口述:
郇立三组织抗租后,农会会员发展才多。
树大旗前晚上在高粱地里开会,创“共产主义拖拉机”。到会的有牛山西的沈开德、吴庄的吴德青、朱全美,陆庄的陆维开、张庆华,汤庄的汤作兴、汤贯之、汤树云、付梁华,李庄的李再恒,大埠的冯秀春,大李庄的李湘同,郇圩的焦业普、李庆秀……还有进步地主吴德选。
牛山树大旗,旗子有半间屋大,农会会员名字全写在旗上,挂在大松树上。
郇立三就是在这个当口儿,回到了郇圩。第一次离家那么远那么久,况且出门时候是为了避难,如今平安归来,一大家子老少俱各欢喜。只是天擦黑匆匆进门的时候,瞥见前院西门郇圩小学似乎萧条了一些,与母亲钱妙贞、嫂嫂们和妻子简单地互叙了别后情况,郇立三忍不住问:“前院小学——”
“学校情况不太好,你走了不久,县里就派了老师来,来了就对学校的老师学生指手画脚,两下里搞不到一块。干不多久,也走了。来了走,走了来,现在县里也不管了。学校里老师少,教书也赶不上以前好,许多孩子都回家了——我也说不好,你回来了,学校自然就会好了。”
“是,妈,首先得把学校整顿好!孩子们的功课不能耽误。”
母亲一听,心里乐呀:“三儿这意思,是不走了!”小脚的钱妙贞,欢喜得简直坐不住。大人们自不必说,看看一屋子的小孩子,偎在唐氏怀里的郇耀中,站在桌前灯下的刘菊生,还有早就蹭到郇立三身边的郇霈、刘凤锦,欢喜又害羞的郇晓峰和郇钧,门口还挨挨挤挤一众侄甥和表弟们,全都热切地看着刚刚到家的郇立三。一家人又有了主心骨。
第二天,郇立三就早早来到学校。因为在建南中学的见识,他首先把以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次切实的修改;接着,又在西乡寻访贤能,聘请了几位有水平的教师来校任教。除了整顿教育教学秩序,整理校园花草树木,郇立三还为学校新购置了教学用具,风琴、图书、体育用品。郇圩小学的校牌,依然是白底蓝字的“东海县立郇圩完全小学”,只是似乎比先前明亮了一些;郇圩小学教室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遗嘱,郇立三也让校工一一擦拭干净;新先生戴着礼帽、穿着干净的长袍,拿着书本在校园里这屋走进那屋,开始上课了……很快,郇圩小学就旧貌换新颜,重新步入正轨。郇圩逢集,消息本来就传得快,原先回家的学生,都急忙背着书包来复学了!
母亲曾经多次这样评价她的小儿子:“一做先生,三儿便如鱼得水,快活得很!”
这一阶段生活,侄女郇晓峰在叔父去世当年撰文《缅怀叔父郇华民》回忆道:
叔父热情动员本村和邻村的青少年来入学,并一一为他们起学名。还安排亲友的子女来求学,当时寄居家中的五人,加上我们姊妹几人,共11名。叔父亲自教导我们刻苦学习,鼓励读书破万卷,温故而知新。讲匡衡凿壁偷光、孙康映雪、苏秦悬梁刺股等古人勤奋学习、报效国家的故事,启发我们勤学苦读,并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诗句,告诫我们珍惜时间。有一次我和耀中弟弟没有认真读书,出去打纸牌,被叔父发现,他非常生气,对弟弟严加训斥;对我,因为是女孩子,又很小失去父亲,因而进行婉言教导,直到知错表示悔改,方才罢休。虽然态度和蔼,但要求却是严厉的,我们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
当时我家人口众多,生活也比较好,在旧社会是所谓有社会地位的大家庭。旧社会很封建,讲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大家闺秀的清规戒律;旧礼教,旧习俗,同样也有较深的影响。尤其是农村女子,很少上学,要缠足,要大门不出二门不到,但是叔父思想进步,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积极鼓励女子上学。三姐秀荣已经16岁尚未入学,叔父极力主张她上学,因三姐年龄大,一开始就插入四年级。三姐虽未上过学,但由于学习刻苦努力,成绩很好。叔父非常高兴,经常夸奖秀荣是最聪明的孩子。秀春(郇钧)姐年八岁,家中老人趁叔父去上海,叫她缠足。秀春姐无力反抗,只有从命,她疼痛难忍,行动困难,只有哭泣。叔父自上海回来后见到这种情况,很生气地讲:“这要干什么?”马上给她放开,从此以后她不但不用缠足,还能到学校去读书。
小学发展到1—6年级,三个复式班,学生六七十人,开设课程:国文、算术、自然,高年级有史地等。教师宣传革命道理,宣传马列主义,发展进步力量。首届毕业生中有郇震、郇九龙、焦业芝、郇振中(解放后任沈阳飞机厂厂长,工程师,曾出国考察)、郇晓峰(现任济南27中校长)、郇钧(先后在山东省妇联、农林厅等单位工作)、杨士林(在泰兴)、王见高(抗战时期牺牲)、马志(离休后病故)、郇明爱、郇明德(云南部队)、郇振华、谭学宏(1960年曾任连云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朝
、宋明高(安徽省蚌埠市武装部负责人),还有徐国民等。他们都参加革命工作,有的后来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郇立三不但反对女孩子裹脚,还吸收女孩入学,给她们讲解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道理,反对包办婚姻,鼓励自食其力,购来《新女性》杂志供大家阅读。郇圩小学的学生郇振华曾著文《寸心难报三春晖》,回忆三祖父郇华民多次帮她反抗封建礼教,由一个农村女孩成长为国家厅级干部的故事——
1923年,我出生在东海县郇圩,父郇兴龙、母李氏。母亲在妊娠期间患伤寒病而早产,我是不足月产儿。出生后仅有小猫大,全家不喜欢,只有一个姐姐喂养我,并把我带大。命运注定我历经磨难。大约在我两岁时,经家庭包办,与沭阳县湖西湾章某之子订婚,换了柬子,收了聘礼。从此,我的小名就叫小章,意为章家的人。1930年,我得到三祖父的引导与支持,入郇圩小学读书,一直读到五年级。章家认为女孩读书,今后会远走高飞,毁了婚姻,千方百计加以阻止。
在郇圩小学读书期间,三祖父经常向我讲解妇女解放的道理,教我读《新女性》杂志,并说女孩子要和男孩一样,好好读书,不要裹脚;要向城市里的女先生学习,有了文化,自食其力。当时,郇圩小学调来个女教员,三祖父要我向她学习。这时,我真想当个小学教员。
但包办的婚姻迫使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时我的父亲了解到章家全家不务正业,以开赌场为业,在当地影响极坏,后悔不及;加之章家又频频催逼我退学,去他家当童养媳,我的父亲心里十分焦急,就把这事告知三祖父,请他老人家想想办法。三祖父知道以后,把我的父母批评一顿,千方百计保护我。
一天,章家用牛车拉来不少人,公开来郇圩抢亲,我的姐夫戈怀安出面周旋,安排吃住。章家惧怕三祖父,不敢下手。1935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时,为了躲避婚约,经三祖父多方联系,我去徐州培正女中读书,暂时脱离虎口。读了一年半的中学,遇上七七事变,敌机轰炸徐州城,学校解散,我返回家乡郇圩。
章家仍未死心,听说我回来了,又多次策划抢亲。由于三祖父的保护,我幸免于祸。在章家策划的又一次抢亲时,我越墙逃到三祖父家;三祖父征得我父母同意后,送我参加八路军。
1939年春一个夜晚,父亲按照三祖父的安排,带我来到周锦艺家。同行者除我和周锦艺,还有周朝
、周悦、李立纲、周锦芝共六人。从郇圩出发,当夜通过刘锡九的地下党关系,逃了出来,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郇振华参加革命以后,牢记郇立三的教导,一步一个脚印,为党和人民历风险,作贡献,由一个弱女子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后来党又把她送到速成中学和大学深造,担任过财贸系统和公安战线的重要职务。1984年,她在湖南省外贸局离休。
1930年底的东海县,因为牛山暴动带来的组织暴露,白色恐怖比郇立三离家时候更甚,城乡的所有组织及留下来的党员都已经转入地下。与郇立三一起入党的郇立学此时转移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郇立三欲向中共县委(后来他才听说,县委改称行委了)报到,更不知道找谁合适了。此后,郇立三一边忙于学校常规,一边热切地盼望着县委来人。他想:郇圩小学郇立三回家的消息,随着学校的日新月异,定会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
有一天,一个走街串巷卖油的男子来到郇圩小学,进门要讨口水喝,喝上水后就点名要见郇立三。校工见来人对郇校长直呼其名,恐有些来头,就到办公室禀报。郇立三刚刚下课,听说有人找,心头一喜,来到院中。来人见郇立三出来,微笑着取下头上的斗篷。
郇立三认出来人是刘秀文(又名刘士铭),他有些激动,却又十分谨慎地说:“啊——先生请这边来——”一边说着,一边做手势,引刘秀文往东走花园前的甬路,到隔壁院里会客室落座。
原来,其时刘秀文担任中共东海行委组织部长,白色恐怖日益严峻,行委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刘秀文装作卖油小贩,活跃在四乡,从事党的联络工作。郇立三把自己在上海一年的情况先向刘秀文做了简单汇报,并解释回来时没有带组织关系的实际原因。刘秀文说:“我会向县行委仔细汇报你的情况。县里原来的组织档案因为遭到破坏,确实已无从查考。这样吧,组织关系没到,你与组织在政治上先联系着,有些工作也可以照做嘛。等你组织关系转到以后,再正式参加组织会议!”
郇立三感谢组织上的信任。1931年1月,他与党员郇立学、马志等重新成立了郇圩支部。这一阶段,直到1933年5月,郇圩支部郇立学任支部书记、郇立三、马志任委员。“农民夜校还得办下去,老百姓吃的就是不识字的苦。”事实上,郇立三谨慎地把握着言语的分寸,他在讲“天地人”的时候,在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时候,把在上海建南中学学到的政治理论知识深入浅出地慢慢渗透到夜校课堂中,在与农民党员与农协会先进分子的秘密接触中,领导与推动着郇圩及周边村庄的农民运动。同时,县委组织部长刘秀文经常以油贩子的身份来到郇圩小学,向郇立三传达当前形势和县委有关指示。每次来,吃住都在郇立三家,郇立三在经济上也常给组织上一些支持。
虽然农协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进入低潮,可是东海西乡的地主豪绅警惕性很高。为防止农民势力的增长,他们自己表面上不出头,却暗地里勾结土匪对农民绑架、抢劫、杀害、奸淫,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孩子外出放牛放羊、妇女回娘家走亲戚、农民在场上看晒粮食,只要是人少的活动,都有可能遭到匪害,土匪甚至夜深人静翻墙入户。每当这样的消息传到郇圩小学,郇立三总是痛心疾首!在经过反复思考和向上级汇报请示,他开始鼓励与支持农民购买枪支弹药用以自卫,“以暴制暴”;他一边鼓励农协会员们:“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天下要变,共产党迟早要来,共产党到来之前,我们自己要行动起来保护自己!”一面帮助农协会员解决实际问题,“土炮、土枪、土炸弹,洋枪、子弹、汉阳造,有钱的买好点,没钱的买差点,只要武器有杀伤力就好”。他告诉农民夜校的学员们:“买了武器要会用,不但男人要会用,女人和小孩也要会用。土匪更怕死,出门别着家伙,他们想上前也要掂量自个儿的命。”郇立三不但在郇圩小学农民夜校宣传抵抗豪绅与土匪侵害的办法,还鼓励身边的农协会员们设身处地告知亲友。1931年秋,仅郇圩村洋枪土炮就有近百条,1929年入党的郇乘龙说:“三五个土匪进到郇圩,他还出不来呢!”郇圩村的农民武装发展又带动周边村庄农民武装发展,有的稍微有钱的农户甚至卖田地修圩子,买枪炮,他们深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另一方面,郇立三还想办法削弱地主豪绅的实力。其间最典型的一例是袁圩村徐宣德家遭地主老财袁佃坊买通土匪,多次暗算。1927年7月徐宣德父亲徐景昌赶房山集回来,途经村外五里远的黑石岭,被袁佃坊家的打手袁佃开勾结土匪绑进高粱地,后抛尸小刘圩北湖高粱地。同年9月,徐宣德的两个儿子大巴、二巴,一个10岁,一个8岁,相伴去袁圩村后岭放猪,被袁佃开看见,又勾结土匪把兄弟俩绑走。徐宣德一家经过十多天的请托说情,终于花80块银圆把两个儿子赎回家,可是两个孩子都已经骨瘦如柴,不会说话,不能吃饭,不几天先后死去。此后徐家兄弟的孩子分别寄养在各自的姥姥家。1931年3月,徐宣德的弟媳回娘家看孩子被袁佃坊的打手李盛光看见,遂受袁佃坊指使,勾结土匪,在袁圩村北后岭埋伏,等徐宣德弟媳下午返程将其绑架,并鸣枪警示村人勿追。二十多天后徐宣德花30块大洋赎回被土匪糟蹋得奄奄一息的弟媳,虽请医问药终不见效,1932年10月含泪而逝。1931年7月,李盛光发现徐宣德带着二弟三弟在场上看晒被雨淋湿的玉米棒,当即跑到曹浦勾结土匪,绑走徐宣德,所幸次日徐宣德伺机逃回……郇立三听说后,十分愤慨,他通过郇圩一带的董事郇乘龙提醒徐宣德,找足袁佃坊指使家奴勾结土匪害人的证据,把官司打到海州去!1931年8月,徐宣德到海州延请律师,起草并呈递诉状,状告袁佃坊与李盛光(袁佃开已暴病身亡)。此后,李盛光入狱,直至1933年7月近两年的时间里,徐家不停上诉,袁佃坊为自保不停地往黑暗的官府里送银子,前后花掉一万多块大洋。虽然国民党政府腐败贪婪与袁佃坊沆瀣一气,但也打击了袁佃坊之流的趾高气扬,削弱了其经济实力。
斗争中郇立三还指出,光有武装自卫,光有勇气与恶霸土匪斗争还不够,穷人兄弟们要联合起来,才能有更大的力量。1932年8月,东海特委作出“八一”工作总结与“九七”工作的决议,其中第六条明确提出要领导群众开展反富农路线的斗争。郇立三立即引导郇乘龙等人走村串户,组织穷人兄弟会。穷人兄弟会由不欺压人的老实的小财主、为人厚道的打长工的大工头,一般有碗饭吃的穷人和贫雇农组成,穷人占大多数,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目的是组织穷人自己的组织,反对有钱有势的老财的欺压。当时串联起来能出钱的有附近官路口村的朱先生、陈先生,乔庄村的乔高堂、曹佃英,王庄村的王静生、王家银、王朝山,东小庄的陈学汝、高怀玉,戈圩村的戈怀宝、戈三,焦圩村的焦广增、焦广浪,郇圩村的郇立三、郇立学等人,各庄各村的穷人100多户。1932年10月20日,经过周密筹划与精心准备,穷人兄弟会在徐圩徐宣德家举行成立大会,大会由郇乘龙主持,明确任务、公开账目,郇立学宣布会规并誊抄张贴,大会燃放鞭炮,开十桌八菜一汤吃米饭馒头,搞得轰轰烈烈声势浩大,极大地提振了石堂乡(三四十年代,区划经常变动,当时郇圩一带属石堂乡,郇乘龙在建立乡、保、甲制时任乡长)农民的士气。
此后,穷人兄弟会在与袁佃坊反对徐、杨圩划归石堂乡的斗争中,在惩治勾结土匪打死穷人兄弟会成员徐法有的斗争中,在与袁佃坊、袁淦章叔侄伙同土匪抢劫郇立学家并绑架郇立学二子郇乙龙、诬告郇立学致其入狱的周旋斗争中,均群起而攻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郇立学案中,虽然袁佃坊勾结官府未受严惩,但郇立学获救,郇义龙亦得保全,不得不说是穷人兄弟会的威慑力量让敌对势力有所忌惮。
1932年下半年,国民党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多次军事围剿,全国的白色恐怖也变本加厉,东海的反共势力更是空前猖獗。
1933年5月,中共东海特委组织部长刘秀文在沭阳东乡发动农民进行麦收斗争时,被捕叛变,中共东海特委书记曹甦、委员孔照明亦相继被捕。刘秀文无耻地充任国民党特务室主任,率反动军警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东海县百余名共产党员被捕,只有少数党员转往外地,东海特委及全县区乡各级组织被彻底破坏。
一天,刘秀文着新衣、执折扇,亲率两个小特务来到郇圩小学。几年来,郇立三的组织工作一直做得细致又谨慎,一看刘秀文的势头,什么都明白了,他绕着弯子不再接刘秀文的话茬。可是刘秀文不依不饶,除了大讲自己以往糊涂和共产党在蒋介石的围剿下马上要完蛋的混账话,还进一步要求郇立三“到海州去填表自首,悔过自新,万事大吉”。
郇立三怒了,这个一向温文的教书先生,被气得胸脯起伏不定,他疾言厉色道:“我去自首什么?我是共产党员吗?我参加过组织生活吗?这些,你这个共产党的县委组织部长,比我清楚吧?填表自首——我不去!”
刘秀文恼羞成怒:“要不是海州有人护着你,看你能这么横?我今天告诉你,他护得了初一,护不了十五,只要你不自首,天王老子也护不了你!”刘秀文新进国民党的“山门”,自然极想立功表忠心。他从郇圩小学败下阵来回到海州,即加紧汇报并谋划加害郇立三。
刘秀文说的“海州有人护着你”,是指谁呢?郇立三一边加强郇圩岗哨,准备随时转移,一边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几天后郇圩小学又来了客人,郇立三才明白此人是他的好友董建华。原来,1932年董建华在上海狱中寻求国民党东海县委中左派系领袖庞寿峰的帮助,因董建华在跨党期间十分受庞的赏识,庞寿峰亦不遗余力营救董建华。1932年下半年,董建华退出共产党重归国民党,出狱后随庞寿峰回到东海,此时已是国民党东海县委的常务执委,位置仅次于夏鼎文、庞寿峰等人。在国民党东海县委期间,董建华曾多次出面保护过郇立三,这也是郇立三数年来一直坚持活动却毫发无伤的原因。此次形势严峻,董建华赶在特务室行动前向庞寿峰请缨:“郇立三早在上海就脱离共产党了,他现在就是一名乡村教书先生。只是这人急公好义,书生气足,迂阔了些,给人落下口实。他的工作,我来做吧。”
庞寿峰是郇立三的姥爷钱聘卿的学生,从这一层面上,他也不想有负恩师。于是点头:“要做就把事做踏实了,别再让狗咬了。”
于是,董建华自1930年于上海被捕后,第一次见到了郇立三。
董建华与郇立三自幼交好,虽然政见不同,但在人格上仍然是彼此信任的。董建华将这两三年来早有人想对郇立三下手的情况简单说过,又诚恳地说:“可是,立三兄,这一次我挡不住了。蒋介石下了手令:‘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人。’夏鼎文他们说,全县的共产党员都已经解决了问题,怎么就一个郇立三弄不下来?他现在就是脱党了,也要填表,不然就叫他下大狱——当然,我也知道你是不怕死的,在上海,我们都经历了为革命献身。我现在是没资格劝你,我也不想为难你,但是你的处境非常危险,我已经保护不了你。再说,想想你的家人!何必让亲者痛仇者快?你想想,就是填了自首的表,你心里追求什么,谁又能真的管得了呢?”
郇立三不说话,他长久地盯着门外石榴树上刚刚绽开的那朵鲜艳的红花……
“你就去填张表,敷衍他们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呀!如果还有其他事,我给你挡着。你回来,继续当你的小学校长,继续教你的书,赡养老人,抚育子侄!”
思来想去,郇立三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沉默寡言地随董建华去海州填了自首表。回来的路上,自曹浦下火车步行回郇圩小学,他脚步踉跄,望着5月乡野深深浅浅的新绿,只觉得自己是断了线的风筝,一切生命的讯息都与自己无关了……
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中痛苦地写道:“直到1933年5月,刘秀文被捕叛变当了特务,地方党组织全遭破坏,我在政治上也失去了联系。”
1933年7月,中共东海县特委书记曹甦、委员孔昭明,农委书记范玉贤等许多党员干部也被捕叛变,特委领导机关从此解体。由于原东海特委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成为敌人的鹰犬,他们熟知党的情况,在党内又很有影响,所以,有的党员在被捕后,在他们的影响下当了可耻的叛徒,有的党员则被迫办了自首手续。原东海中心县委委员张鉴堂于1933年春在上海叛变后,同年7月返回东海,由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委任为东海县特务室主任,接替刘秀文,继续破坏东海县的党组织,强迫还在东海的大部分共产党员填写自首表,把东海县的党组织全部破坏。只有1931年在徐州入党的李立纲,年龄尚小,未曾暴露得以隐蔽,未办自首手续。至此,东海党组织的活动全部中断,陷入瘫痪。
那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郇立三的脑海中反复回想着父亲“女为君子儒”的遗训。深夜里,他为自己的软弱一会儿冷汗涔涔,一会儿又燥热难当,多少次,他披衣起坐,想着入党时的誓言,盼望着党组织的重新建立,一任月色如华时光流逝……经过大半个月的煎熬,郇立三的心反而像生石灰遇上了冷水一样,热起来了!他决定:第一,继续办好郇圩小学,孩子们是民族的未来,教好孩子就是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最长远的贡献。第二,继续以郇圩小学为掩护,团结地方上先进知识分子和劳苦大众,忠诚地等待党组织的检验。
心意已决,郇立三更加沉着了。
他将刚满6岁的长子郇晓农的名字改为郇忠(郇忠参加工作后改为郇耀中,取光耀中华意),意为永远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将郇忠和外甥女刘菊生都带进了教室,规定他们和其他学生一样背诵课文,写大、小字,每天早上都要参加早读,晚上到校去上自习。他更加仔细地检查高年级同学的课文背诵,《桃花源记》《吊古战场文》《木兰辞》《满江红》是他最常抽查的篇目——在至暗时刻,他用隐蔽又永恒的方式,曲折又顽强地表达着自己追求光明的执着……
郇耀中曾著文回忆当年爸爸严格管教自己的情形:
当面不敢叫爸爸
小时候我很顽皮。鞋子一个月穿一双,小褂子到身上不几天就磨坏了,几丈高的树几下子就爬上去了。爬高上天,到处跑个不停。爸爸早年参加党的活动,又不常在家,唯恐这个儿子长大不成人,每次来家就严加管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我当面从不敢叫声爸爸,有时也想叫,但一到他面前就叫不出来。或是先想好的几句什么话想对他说,一到他面前就忘了。
有一次我在西松林往家走,他在北门外往西松林园子里走。正好迎个面儿,他站住向我说了件事,叫我回家说。可是太紧张了,走到北大门口时就把他说的事儿给忘了。怎么办?又不敢回去问,于是就犯愁。想到书上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大门前是一条大路,门前有块空地,我看地上是像面粉一样的泥土,正好在上面写字,就拾起一根木棒在上面写“你叫小中做什么,他忘记啦”。写好就躲在门里边,望见他从园上往回走了,我就装没事人走回家来。他发现了那行字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伯母。大人们常当作笑谈。
爸爸始终是警惕的
1933年前后,我五六岁时,地方土匪很猖獗。南岭、北岭经常会有劫路的,有时图财害命把人杀死。在北岭石塘里、房山南石塘里经常发现过路人被害死。这种情况下,老百姓终日提心吊胆过日子。
有一天半路塘舅奶家来一个人,约40多岁,来带我妈和我到舅奶家过几天。我和妈的换身衣服已包好,给那个人背着先走一步,我和我妈要骑驴子,家中有人送去。在北大门外,我刚上驴子,我爸急匆匆地赶来,把我从驴身上抱下来,放到祖母怀中——祖母坐在门西旁的石头上。他向站在一旁的妈妈说,要走,你自己走,孩子不能去。我妈看孩子去不了,自己去又有什么意思呢?因此也就不去了。可是这时半路塘来的那个人,背着包袱过了圩墙向南走远了,无法喊他回来。
就在当天夜里,半路塘舅奶家出了事,被土匪抢掠一空,人全被绑架到房山山上,后又转到东南一带的土匪窝里,舅奶也受尽了折磨,家中卖地花了很多银圆,才将人赎回来。这都是事先地方人和土匪相互勾结,策划好计谋。从这件事来看,要不是我爸阻拦,我和我妈也会遭到绑架,花钱事小,死活也是难以预料的。
爸爸始终是警惕的,他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回家有事和妈妈意见不一,就会吵架。有一次在厨房吃饭时,他和妈妈拌嘴,吵到厉害时,伯母从中劝说。我坐在烧锅的锅门口,不敢动一动。
爸爸教我写字、扫地和做人
爸爸教我写字,不光要写得对,还要注意结构安排。特别是毛笔字,他说点如瓜子撇如刀,捺如小脚往上翘。要求身子要正笔要直,手心要空腕有力。
记得写一个“为”字,他拿着我的手写。那时候是繁体字,写前三笔还好,写到第四笔时,不由得就写多了,他要求第二拐不能超过第一拐,一超出头上就是一巴掌。但每到第二拐时又超出了,接着又是一巴掌。只听见他牙齿咬得咯咯响,虽然巴掌打到头上不太痛,但我被吓得已经不做主了。头上记不清挨了多少下。后来他看着我,叫我自己写,自己练。我一气写了几十个“为”字,他才让我罢手。等他走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常拿着笤帚在校园里扫地。他说:“要先洒水后扫地,这样没有灰尘。扫地手也要用劲,和写字一样,要顺着笤帚按住向前走,不能戗着笤帚扫。戗着笤帚用的时间短,地也扫不好;顺着扫,能把地面扫得干净,笤帚用的时间长。”他先演示几下给我看,然后叫我扫,直到他满意为止。
学校不大。可是院子里到处都是花草,从春天的迎春花到冬天的腊梅,一年四季都有花在开。他常常修剪、培土、浇水,有时叫我帮他打水浇水。我们小孩子经常在花丛中捉蝴蝶、蜻蜓玩。
更重要的,是爸爸教我做人,做一个有用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小事做起,要为人民做事,要有本领,有能力。这本领能力哪里来?要靠自己不断勤奋地学习才能获得。他还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要诚实待人,要老不欺,少不哄。不能三教九流,混世主义。活着要有价值,要有意义。要人家尊敬,首先要尊敬别人、关心别人,不能大丈夫主义、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那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不能脱离群众。
有时也向我讲孔子治学的精神,孟母三迁的故事,讲林肯小时候砍了树勇于认错的故事,讲孔融四岁能让梨,讲司马光砸缸救人……
每当课余,郇立三在院子里带孩子们洒水浇花或者拿着剪刀修枝剪叶的时候,他常常不经意地抬起眼睛,望向郇圩小学的大门,他多么盼望,门口突然走来一位久未联络的同学或者血气方刚的青年农民啊……
东海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大都类此。一天,郇立三到海州办事,顺道到李立纲家,正遇上睢宁县委组织部长武梦龄(在徐州与李立纲同一支部)逃到李立纲家,要李立纲掩护他。为了安全,郇立三与李立纲商议,海州人多眼杂不可久留,还是到乡下去。于是,郇立三带武梦龄一路西行,到白石岭樊家书屋,与樊家乐共同护送,将他安插到刘湾小学教书。李立纲也感到形势危险,此后长期隐蔽在郇圩小学。
此后的郇圩小学,郇华民在手稿里记述道:
革命进入低潮,郇圩小学的办学也进入一个相对寂寥的阶段。1932年到郇圩小学任校长的周朝锦被调往县农教馆;海师毕业的孙蔚森来校任校长;不久,孙蔚森调走,又调来一个海州的吴校长来校,将两个班减去一个班;又调来张校长……校长走马灯一样地换,县经费却不能按时发放,虽然教师吃住、往来办公费用一直都是我家中供应,然而连校长也渐渐不能按时到校。宋沛然、刘恒广等老师也先后离任,只有我一人维持上课;这一阶段,李立纲时常到郇圩小学教夜校课。到1934年,王子成、刘锡九等人常住郇圩,轮流上课,郇圩小学维持到1939年冬季。
这一阶段,前往海州二商小学参加会考毕业的有郇九龙、郇盛保、郇长明、郇甲龙、郇振等。郇盛保考取东海中学(即东海师范),郇甲龙、郇长明、郇淑华、郇霈分别前后到徐州入培正、培心、九一八中、徐州私立中学读书。
《东海文史资料》的记载让我们看见郇圩小学不可磨灭的凝聚力量:
东海地区的党组织被破坏了,但失去党团联系的人们仍在继续为党工作,仍在按照党的纲领开展宣传活动,有的还自发地发展党员。有些党员因形势所迫办了自首手续,但他们没有出卖组织,没有出卖同志。他们虽然苦闷,但始终相信党组织一定会重新建立,相信革命高潮必将再度掀起。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长征。1935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公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此后,东海的李铁民以及周晓江、郇华民、徐以忠等人聚集在郇圩,以教书为掩护,自发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籍,收听时事,讨论国家大事。李立志、李立沼兄弟以行医为名,辗转在东海乡村,进行秘密活动,他们时刻盼望着与党重新取得联系。参加牛山武装示威的东海吴庄农协会员吴德香,在斗争失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竖在牛山上的红旗保存下来,埋在家里。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强烈地震撼了东海人民的心。东海党组织先后组织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开展过声势浩大的宣传、抵制日货、游行示威等活动。党组织被破坏后,失去关系的党员虽然得不到组织的领导,但他们时刻关注党中央的声音。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1936年又促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海地区的一些早期党员便在这样的形势下积极活动起来,自觉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他们以抗日救亡为己任,广泛团结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使党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人心。1937年夏,东海的周晓江、李铁民、郇华民等人以郇圩小学为中心,聚集一大批爱国青年,举办读书会。这些活动都为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及中共东海党组织的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