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游击学校——滨海中学
一只苍鹰在鲁东南绵延的丘陵上空翱翔!
鹰眼的瞳孔很大,能够让进入眼睛的光线产生的衍射达到最小的程度,因此目力遥远而准确。鹰的脚爪强而有力,而鹰的翅膀一旦展开,天空便成了一曲任其拍打的乐章。
鹰在飞,一只苍鹰带着一群雏鹰在飞!
鹰是力量、勇敢、朝气蓬勃的象征!
蓦地,一首歌仿佛在岁月的长河里响起,这是一首名为《滨中颂》的校歌:
啊!英勇的鹰!
在这茫茫无际的天空里,
自由自在地飞翔。
鹰啊!鹰啊!鹰啊!!鹰啊!!!
你生长在这自由的乐园
——滨海中学的怀抱里,
丰满了你的毛羽,
伸展开你的两翼,
肩起民族解放的任务。
武装我们的头脑,
锻炼我们的体魄。
向前哪!
青年健儿们休畏缩,
莫胆寒,
在这黎明前的黑暗,
高举新民主主义的大旗,
前进!前进!!前进!!!
闪耀在眼前的是独立自由、
自由幸福的光芒。
青年们,前进吧!
青年们,前进吧!
奋力追求,向着太阳!
奋力追求,向着太阳!
1942年春,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沭海地委与滨海地委合并为滨海地委,即沭海所属的临沭、海陵(东海)、赣榆、郯城四县划归滨海,沭海地委书记王永福去滨海地委任副书记,专员是谢辉,副专员是崔介。4月,滨海地委经过讨论酝酿,决定将沭海、滨海两所中学合并为滨海中学。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原“滨海中学”,其实它的办学时间比“沭海中学”还要早半年。
1938年,日寇侵入滨海区(山东省东南部,东滨黄海,西邻更早建立的鲁中区,南跨东陇海路,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相接。北端绕过日寇盘踞的莒城与胶东、渤海两区交插)后,我党即领导军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开辟了以莒南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对于军政干部的需要越来越多,只办小学、识字班之类的初级教育形式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迫切需要文化教育能跟上时局的发展。
1941年初,为贯彻“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方针,领导广大军民在敌后开创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军事政治斗争的同时,在经济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重要的建设工作,山东省战工会(1940年7月底,山东省联合大会制定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山东省战工会,下设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教育、民众动员5个组。先后辖鲁南、鲁西、胶东、清河、滨海5个主任公署以及鲁中行政联合办事处、冀鲁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布该年度《文教宣传工作计划大纲》,规定“各个行政区要有一个公学”,“每个专区要有一个中学,要有师范科”。根据这些指示,在中共滨海独立地委领导下,1941年1月,莒南、日照、临沭、赣榆四县联合办事处成立,四县联合办事处根据上级指示筹建滨海中学。当时办事处主任谢辉主持这一工作,并由负责文教工作的刘震(原名刘去病)做具体筹备工作,第一次滨海中学筹委会议于1941年初在莒南洙边镇召开。会议决定按照抗大一分校的建制在滨海地区北部建立一所干部学校——滨海中学。
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滨海中学的必要性。其一,战争前国民党政府在临沂创办了省立第五中学,有一定的影响。日寇侵入临沂前,这所中学被遣散。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所中学,将会以事实粉碎国民党顽固派散布的“共产党游而不击”“共产党尽是土包子”“破坏文教事业”等谰言,提高我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同时对于争取中间力量,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有一定的意义。其二,发展战时文教事业是抗战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建立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对于提高滨海区抗日军政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对于宣传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抗战必胜”的理论,批驳投降派的“亡国论”和顽固派的“速胜论”,都会有重要作用。其三,建立一所学校对于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千百万群众都懂得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紧密地团结在我党周围共同抗战,将有重要作用。
于是开始动员组织教师,布置、督促各县保送学生等。
1941年春,学校开办之初,从地方上吸收的办学人员主要有:庄佐宸,大学专科毕业,热爱教育工作,从事小学校长多年,有真才实学,他既是一位知识分子,又是大店地方有名声、要求抗日、思想进步、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人,是年近50岁;孙俊生,临沂五中毕业,七七事变前任大店小学高年级算术教师,爱好教育工作,责任心强,为人正直,是年约40岁;李德贤(1949年改名为李黎民),山东大学肄业,1940年秋在莒县金墩抗日小学任教师,1941年2月由莒县文教科长刘建仁(原名刘去恶)介绍到滨海中学任教师。
1941年3月,教师庄佐宸带领他的侄女庄淑明和邻居少年张大千等人,孙俊生从他的家乡西林泉也带了几个学生,李德贤当时是金墩小学教师,率领金墩、垛庄一带8名学生去了滨海中学。大家陆续齐集于办事处的驻地——现在的莒南县洙边村,由刘震宣布了学校的名字为滨海中学,崔介兼任校长,高燮宸任副校长(不久即任校长)。高燮宸当时尚未到校,学校的工作,暂由教务主任主纪先负责。
高燮宸,名佩礼。1905年生,日照市东港区秦楼街道高家村人。1921年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考进北京大学物理系,因患肺病休学。1927年夏,北伐军到达日照,高燮宸被选为民众动员委员会商人部长。翌年秋,他和老乡范景蘧(原名范宝经,号庆典,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奎山乡傅疃村人,1944年牺牲)等人在县城领导群众抵制日货,打击洋买办。1930年,被聘为县中教务主任。后又考入北大研究生进修班,1935年毕业后,相继在栖霞、日照、莒县等中学任教。七七事变后,高燮宸回乡参加57军抗日宣传队。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社会名流身份被选为国民党日照五区区长。1940年3月,任日照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11月,日照县参议会成立,他任副参议长、参议长。
主纪先,曾用名主继先、主敬承。1909年生,莒南县石莲子镇主家岭村人。1931年7月考入临沂省立第三乡村师范,193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在主家岭村建立党支部,任书记。其后因沂水党组织被破坏,先后去郯城、邳县一带活动,由马培卿介绍到郯城王家桥小学任教。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犯”罪名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被国民党当局释放。1938年2月,经谢辉、赵昭等介绍到苏鲁战区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属二十六支队工作,不久到山东八路军第四支队六大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后因病回家乡,在主家岭一带发展党员,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任莒县老七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1940年5月先后担任莒南行署主任、莒中行署主任等。
由滨海中学二位主政领导的简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党对学校建设的高度重视。
学校师资渐渐配齐:庄佐宸教语文,孙俊生教数学,李德贤教自然;不久,又来了一位吴绍伯老师教语文,他大学专科毕业,与庄佐宸同学,十字路南兴隆店子吴家庄人。这样,学校便有了领导人,有了教师,有了学生,以后,又配备了训育员李训和一些管生活的后勤人员,由他们把师生的生活安排好。
学校实行的是供给制,与党政军的机关生活一样。学校一边开始了教学生活,一边继续招收年轻的文工团员,抗、工属青年学生及进步青年入学,男女兼收。管理上军事化,分男女生两个队,文化课按文化水平分班授课,政治课则采取上大课形式。刘泽宣、王震、谢刚及庄淑明、牟韵文、张建华等,都是滨中的学生。
1941年4月,山东省战工会在莒县的西南乡昔林泉村召开了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大会,办事处让中学的几个教师也去参加了,大家兴致很高,认为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大会期间听到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报告,讲了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大家甚为称赞,佩服他理论精辟,也激起了学习政治理论的热情。其次有幸听到了115师政委罗荣桓、师长陈光、政治部主任肖华、山东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以及山东著名抗日民主人士李澄之(原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先生的讲话,那时他们正在青壮年时代,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每次讲话都大大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会议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接见了滨海中学的教师,就办学的各项工作进行了座谈,并一一答复了教职员提出的问题。
会后回校时,滨海专署已正式建立。学校的学生由各县保送陆续入学,其中莒南县十字路一带和日照县的较多,还有一些党政军干部的子弟也来就学。学校虽然名叫滨海中学,实质上与今天的中学不完全相同,最初设有师范部和中学部,5月13日师范部在莒南县洙边开学。但预定开学的那天,到校的学生仅有8人。许多学生因敌人封锁未能按时到校。过了不久,几名新聘的教员和学生陆续到校,在抗战四周年纪念日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9月份,卢兼三等同志的来校,壮大了师资力量。卢兼三,名效周,字见三,1904年生人,莒县卢家孟晏村人。自幼好动,胆大,爱听古代造反故事,看武侠小说。1925年毕业于莒县师范讲习所,随后就业教书。1933年赴青岛崂山创办初小班。1937年11月奔赴沂蒙山区,投入抗日活动。1940年7月参加八路军,在二支队从事战时教育。他历任教师、校长等职,是莒县教育界著名人士,多才多艺,文史是专长,音、体、美、工(篆刻、微雕)是特长,能担任音乐、美术等课程。他教师范班的教育课等,并担任该班的班主任,当时称为队长。
不久,学校发展到两个班,学生共计80余人,学生有的是在职干部,有的是革命青年,有的是农村少年,年龄大者三四十,小者十六七,文化程度从小学到中学各不相同;教职员工共近20人。这所百人左右的学校在专署附近的村庄,紧靠着军分区。学校离不开专署,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军分区是经常移动的,学校也跟着相应转移。在一个地方大多只能住六七天,能连续住十天以上的较少,有时甚至住一两天就离开了。转移时间是在黄昏以后,有时也在深夜。每到一地,除了安排下生活用房外,就要选择上课的地方,晴天就在树荫下,雨天拥挤在室内,教具主要的是小黑板和粉笔,走到哪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一架油印机是主要的校产,学生有了钢笔、墨水、笔记本就能上起课来了。上课时学生是坐着自己的行李包,书包里除装着学习用具、书籍笔记外,还附带上手巾、茶缸、筷子、牙刷等生活用品,学生吃住由当地群众供应。
1941年秋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臂合围”“梳蓖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围剿。学校根据专署的布置,化整为零,分为小组,疏散教学。各个教师根据不同情况,率领数量不等的学生利用有关的地方条件,开展了反扫荡时期的教学活动。敌人大扫荡结束后,全校师生员工仍集中到专署附近的村庄,恢复原来的教学生活。
1942年4月,得到两校合并的通知后,郇华民与靳耀南商议:“靳主任,两校合并,贵在团结,首先是人事上要协调好。第一,两校之间,我们要谦逊主动。第二,学校内部,我们要做好动员。”靳耀南最服郇华民处事的胸襟与气度,当即一拍胸脯:“滨海中学校长高燮宸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在临沂中学读书的时候,他是我的物理教员。这事交给我,我代表我们沭海中学先去滨海中学拜访他!”靳耀南即代表沭海中学到原滨海中学的所在地莒南,找到了高燮宸,商谈合并事宜。师生在革命阵营里重逢,倍觉亲切,他们商定先在临沭县王家宅子开个两校教职员联席会,广泛交流意见。
这次联席会,本着暴露问题、解决矛盾的原则,为两校顺利合并作了铺垫。
两校教职员代表会面时,除了有两校领导人讲话,互相介绍两校情况与合并后的学校构想外,双方教师代表各有一人讲话,对合并发表意见。原滨海中学庄佐宸讲话质朴敦厚,但思想较保守,对合并存在顾虑,这种顾虑显然激怒了沭海中学的教师代表马峭峰。他的发言虽然尽量婉转,但对庄佐宸的发言含有明显的反讽意味。
会后,郇华民找马峭峰谈话,马峭峰起初情绪很大:“他们创办滨海中学不容易,我们创办沭海中学就容易?枪林弹雨、吃糠咽菜咱不怕,可我受不了他那偏重自己学校人员的本位主义!”
“啥本位主义?把这事放在滨海抗日大局里,放在全国人民抗日的大局里,谁能觉着自己干的那点事顶天立地不成?但每个人都不干,怎么赶走小鬼子?我们战时学校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我们做教员的也要有军人精神。军人精神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服从命令。否则,一个部队就不能拧成一股绳,很好地执行上级任务。现在两校合并是必然趋势,我们聚到一起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制造问题,更不能因为一点点小名小利而闹意见。马老师啊,你今天会上的发言有些不利于团结,你当时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能那样讲,再嚷嚷下去,教师都乱了,还怎么合并?我说的这一点你能理解不?”
马峭峰见郇华民不但没有批评他,还仔仔细细和他讲道理,当时惭愧得红了脸:“还是郇校长你站得高,看得远。我保证不再瞎嚷嚷,并保证遇到有老师有想法,我也把你这番话说给他们!”
关于郇华民的高风亮节,同事靳耀南后来如是说:
华民同志全心全意为着工作,从不计较个人的名誉与地位。在沭中时,他将校长让给当时赣榆县县长朱明远,他说这样可以更好地扩大学校的影响;在合并后的滨中他主动提出请原滨中校长、省抗敌协会宣传部长高燮辰先生担任校长,他说这是为了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他虽是副校长,但对全校的工作从不推脱。他很尊重高校长的意见,时时注意团结教职员工,一心一意为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
1941年5月4日,两校师生在西朱范村西约五公里处的临沭县蛟龙湾村举行联欢晚会。此后两校负责人又在段家山子召集校务会议,再次具体研究了两校合并问题。
5月7日,沭海中学与滨海中学在山东省莒南县湖子村合并,校名沿用“滨海中学”,原沭海中学为第一部,滨海中学为第二部。原滨海中学校长高燮辰任校长,郇华民任副校长,靳耀南任学校总支书记兼一部教导主任,俞松岩任副主任,主纪先任总务处长、二部主任,郭抵任二部训育主任,蒋杞任总支委员兼政治课教员……当时全校学生突破300人,教职员工40余人,两校合并不久,即分为中学部和师范部,中学部住湖子村,师范部住玉山村。师范部主任主纪先,党支部书记兼政治指导员郭抵,女生指导员赵均,教师有庄佐宸、卢兼三、孙俊生、李德贤、杨竹铭等,总务处长邱炳。
开设的课程仍然是文化、政治、军事三方面功课并重,废除了一些当时无条件开设或不必要开设的课程,增加了有利于宣传我党路线、方针、政策和提高学生思想觉悟的内容。当时开设的文化课程有:国文、算术、物理、化学、地理、历史、体育、艺术。开设的政治课有:政治理论、形势教育、社会发展史、近百年革命史等。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在不同阶段,课程设置亦有变更。因为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这时学校仅设几门基本课程,其中政治理论与时事形势占有较大比重。
这一阶段,郇华民结合抗日、生产实际,还对课程内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教学方法上,是尽量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力求实事求是。比如政治课,由单纯的几大门理论课,结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新著作和新文件、《新华日报》《大众日报》有关重要言论、甚至鲁迅先生等左翼作家的力作,都拿到课堂上来讲授。这样,学员们的政治洞察力有了明显的提高。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为开展整风运动,专门开设了“整风”这门政治课。学校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搞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培养优良的校风,把学校办成了朝气蓬勃、团结战斗的坚强集体。在理科教学中,郇华民要求既要加强基础知识教育,也要注意结合生产实际。数学老师要把农村生产劳动中的科学记工算账方法也教授给学员,让学员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再把这些方法教给记工员。物理课要经常联系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现象来讲述基础知识,如就农村中常用的独轮车构造,来说明轴承、杠杆、重心、斜面等包含的科学原理,用水盆反光讲什么叫光的反射。自然课要讲述一年有哪些节气,各个节气的气候特点、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最适宜,还要讲什么是日蚀、月蚀……
学校编制与军事编制相结合是抗大的形式,滨海中学也采取了这种形式。既按当时一般学校建制,设立董事会、校长,下设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并分设教学班,又编为大队、中队和班、组。每中队(教学班)40人左右,设队长和指导员各1人,另专设女生指导员1人。校部既是教学行政领导机关,又是战斗指挥机关。为加强学校的警戒力和战斗力,地专领导分配给学校40余支步枪,这种体制适应了抗战期间的复杂局势。一切教学计划都是在战争环境中实施的,教师既能教书,又能打仗,学生既是学员,又是战士,师生们只能在战争相对缓和的时机,依靠群众的帮助,争取相对安定的环境,抓紧完成教学任务。
新的学期、新的面貌,一切都热气腾腾,生机勃勃。这是滨海中学大发展的时期。作为一所游击学校,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学校无教室、桌凳和教科书,一般在露天集中上课,分散自习、讨论。教师凭记忆传授知识,学生则以双膝为桌,以背包、石块为凳,耳听手记。在战争环境中,学校拥有的少数枪支除用于警戒外,没有多少战斗力。因此,随着敌情的不断变化,学校得经常转移,有时十几天一转移,有时一天两天一转移,最频繁的时候,一天两次转移。为了鼓励同学们团结向上、艰苦奋斗的精神,学校集体谱写了《滨中颂》作为代校歌。每天行军途中、开饭之前、上课之后,总是歌声嘹亮。同学们情绪高涨,很快把三天两挪的艰苦看成了对意志的磨炼。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一个男生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我想告诉杜甫,天当被、地当床,妥当!”“哈哈哈!”蹲着的、站着的师生们,捧着饭碗都笑了。“他要是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不会那么愁苦了!是不是啊郇校长?”李德贤老师接了话茬。郇华民点点头,他目光温和、信赖地看着每一个人:“革命的理想要实现,脚踏实地是根本。”
此时正好青纱帐起,敌人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骚扰,学习环境相对安定。郇华民与师生们商议,要抓住学习的“黄金季节”,早晨和傍晚,就选择宽敞的农家场院、河滩或崖坡草地上课,光线好,也不热;白天,就选沙明水净,树木葱茏的河滩或者树林上课。无论在哪里,找一棵大树,挂上一扇农家黑门板,就讲起课来。同学们围坐在地上,随树影转移,微风徐来,神清气爽,个个聚精会神。课上得安心,师生们常常逾时不辍,索性把一大节课连续讲下来。休息时,大家濯足清流,恣情歌咏,别有一番乐趣。一些基础文化课,都紧密联系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任务来进行。如讲地理课时,师生们绘制了一张巨幅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形势略图》,在一些大型会议和群众集会场所进行张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学们更增强了参加革命的信念。历史教师为了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自己编写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和《近百年史》的讲义等。语文课,则选读毛主席著作和当时中央颁发的重要文件。这个时期的学习进度最快,完成了全年教学计划的大部分。
依靠群众办学依然是郇华民的办学宗旨之一。学校每转移到一个新地点,各队、各单位,就根据指定的地点,一般每一家或两三家住一个最小建制单位(一班或组),这样便于开展活动。学校师生生活在群众中,师生一到住所,首先向房东进行慰问,然后向老百姓借铺草,打地铺安排住宿。黎明早起,替房东扫院子、担水、取柴;农忙时则先帮助农户干一定的农活后再组织场院等空地上课。在学校转移之前,各班组都向房东交点清楚所借用的物品,损坏的进行赔偿,里里外外,扫除一新,为房东担好用水,然后向房东告别。每到春耕、夏收、秋收秋种等农业大忙季节,学校都主动和驻地附近的村干联系好,有组织地帮助群众干活,首先是帮助烈、军、工属和无劳力户,再帮助贫雇农和中农干。在干活时,师生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学校自己向田间送水送饭,从不叨扰群众。
因此,师生跟群众的关系亲密无间,如同家人,即使一些保守思想较严重的老中农,也受到教育主动帮助学校。有一次,学校住进一个二百多户的大村子,正值农忙,需要帮助群众干活,但缺乏工具。该村有一户老中农,家里农具很多,就是不肯向外借。学校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派一个班去帮他干活,在家里替他打水、扫地、照看小孩、烧火,到场上,帮他扬场、垛垛、堆糠,把扬净的粮食给他往家扛。那个老中农感动地说:“同志们快歇会儿,喝点水,你们真好,干活利落。我没有别的,就有点家具,您需用什么,尽管来拿。”
学校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师生每到一地除了要帮助群众进行季节性的生产劳动,密切群众关系,加深劳动人民感情,还要帮助地方开办参学识字班以及征粮,参加地方拥军优属文娱活动等工作。在敌人扫荡时,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加入反扫荡斗争,教师学生办冬学,女教师女学生办识字班。
军事课是战时学校的又一特点,学校更加强调要加强实践锻炼。学生入学后首先要接受军政训练,为培养学生的机动性、灵活性、组织纪律性,学校坚决做到生活集体化、军事化、战斗化。班级即一个队,班级内的学习小组就是一个班,设有班长、队长,夜间巡逻放哨,出入有口令。一些文体活动都是按队班来组织进行的,学习空隙,一片歌声。学校时常实行军事演习和夜行军,至于边行军边学习,以树林、四野为课堂,在寒冬破冰洗刷,夏夜露天宿营,都是平常事。但因鼓舞人心的政治课,师生的革命热情高涨,人人为革命而学,情绪乐观,饭前饭后,歌声嘹亮,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真是“箪食瓢饮无所苦,引吭高歌寄雄心”。
由于鬼子扫荡频繁,滨海中学的师生转移形成了多种形式。有时候敌人还远,时间从容,大家就集体转移;有时候时间紧迫,集体转移目标太大,就以小组为单位,向四面跳圈突围或择地隐蔽。师生分散了,各自努力甩掉尾巴。有的隐蔽到农户家里,充当家庭成员;有的在逃跑的路上受到当地进步农民的及时掩护;有的甚至由农民带着四处奔逃直到安全了,去给农民做些农活后,平安回到学校;运气好的,遇到民兵,干脆与师生们一起转移,护送他们安全……群众基础的重要性在无数次转移中体现出来了,在一次次化险为夷后,同学们更懂得了什么叫“与老百姓是鱼水深情”。
抓住机会延请部队领导给同学们上课或演讲,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励学生们参军参干的热情,这一点,近似于现在的“职业教育”。郇华民在办学过程中,一直善于运用这一教育之道。当年滨海中学教员卢兼三1983年在曲阜师范学院回忆道:
滨中是拥有十支队的一个营建制的干部学校,代号为“伦敦”。时八路军115师正在驻防练兵,滨中有幸会见了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将军。当时正樱花盛开,肖将军借樱花为题,向全体师生作了“青年比春花”的演说鼓励我们,还说:“樱花是日本国花,当它花开花落时我们就战争胜利,天地一新,全国欣欣向荣,团结战斗。像你们两校的合并一样,也像这花园一样万紫千红,无限风光,已在望中!”全校师生一时情绪激昂,得到很大的勉励,当时景象至今记忆犹新。特别像是原老革命家给滨中合并后作的政治报告,联系到目前现实,滨中校友满天下,在文武许多岗位上大多数已是两鬓斑白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是骨干人员。我们已知的许多校友艰苦朴素、坚强苦干,仍保持着滨海学校的革命精神,努力积极工作着。抚今追昔,这种传统使我们在滨中工作学习过的同志不禁产生对革命教育的自豪和无限信心。
关于那段时光的生活,郇晓峰回忆道:
1942年秋冬之际,阴云密布,寒风刺骨,夜已很深,大约十点钟,同学们早已睡在草铺上进入梦乡,突然有人喊:“起来,起来!敌人快进村了!快集合!”大家听到这紧急情况,也顾不上冷不冷,匆忙摸黑穿上衣服就打行李背包——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是不准点灯的——在慌乱中整理好,一个跟着一个跑到集合地点,见到叔父(郇华民)和靳耀南主任严肃地站在那里,简单地说了几句,一声令下,出发!我们就出庄,向一个山坡奔去。一路尽是崎岖小路,杂草丛生,还有流水山沟,高一脚,低一脚,步步都是乱石子。偶尔有人被东西绊倒,跌了一跤,旁边人赶快将他扶起,又一声不吭地向前走。过了河,爬了山,前面不时传来口信“叫跟上,快点!”一个一个往下传。就这样,觉着走了很久,人人累得气喘吁吁,忽然前面传来口令:“原地休息,老师叫各班清查人数。”于是悄悄的,查人数,大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这时天刚刚放亮,从远处村落传来鸡鸣狗叫和驴子的叫声,叔叔和老师们站在一边,炊事班同志们抬的锅、炊具等放在一边,人坐在地上……大家仔细一看,又回到原来地方了。怎么回事呢?靳耀南主任这时才宣布这是一次军事演习,大家紧张的心情也放了下来。互相一看,不觉又笑了起来,原来这一夜行军两鬓都染上了霜花,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这时候,叔父让同学们检查各自的行装,于是问题暴露出来了:紧急集合,由于心情过于紧张,有的背包没打好,背在身上就跑,活像丢盔弃甲的败兵;有的穿错了衣服,纽扣扣得衣襟都不一样长了;有的穿错了鞋,两只脚上不是一双……真是狼狈不堪。靳主任说:“大家清点一下自己的东西,丢了没有?”于是一片惊呼:“我的鞋少了一只。”“我的裤子丢了。”“哎呀我的牙刷茶缸丢了!”还有的说“我的讲义夹子忘拿了……”这时候,叔叔说话了:“好了,不要议论了,吸取教训吧。这要是真的敌人来了,就会沿着路一直找到我们,因为路上都是我们的东西。大家以后提高警惕,下不为例!”
后来,学校就流行一段歌词:“有个王同志,夜间紧急集合,他把裤子当了褂,笑坏了同志急死了他……”几经锻炼,大家终于克服了种种毛病,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就能整齐地行动。学生的纪律性、准确性都有很大的加强与提高。夜行军紧急集合、军事演习时,叔父都是率先走在前面,领着学生奋勇前进。
1942年夏季,有一天听说有一位省参议会的驻会议员到校作报告。当天下午,全体师生集合在村外的树林里,树林接着河滩,河滩上布满磨去棱角的大小石子,河的中间还有一股清澈的细流。在这里听报告,凉爽宜人。这天天气晴和,师生集合好以后,校长就陪着报告人一同来了,只见来人五短身材,有些微胖的圆脸,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留着一抹大背头,斯文而有气势,经过我们热烈欢迎后,他开始讲话,声音不大,先自我介绍:“我叫姚尔觉,兄弟是老国民党员,主张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接着就讲下去,他讲的通俗易懂,也很有风趣。不知不觉天慢慢阴上来,下起稀疏的雨点。起初,大家还想坚持到底,认为过路云下不大。不料不久便上来一块乌云,突然一道闪电,雷声轰鸣,风雨交加,霎时间山水漫上膝盖,同学们手拉手趟着要上涨的山水,跑回庄里去了。但是一部分女同学与小同学刚跑到河边,山水已经一拥而下,水中的石块翻滚,浊流奔腾,过河已经不可能了。当时我与一位女同学躲在路旁的一堵小墙边,不多时,河水横溢,路上也是浊浪滚滚。为了安全,我们又翻过矮墙,山水从墙外淌过,在里边那也是暂且栖身。等雨过水消,天色已黑,叔叔见有的学生还没有返回,一时又传说某某某被水冲走了,叔父连晚饭也没有顾上吃,同靳主任一起手提马灯,举着火把,找遍了附近的山坡沟底树林,一直到深夜,学生才陆续返回,没有出什么事故,叔父瘦瘦的脸上才露出笑容。
郇晓峰所说的姚尔觉也是个奇人,他字潜修,江苏省睢宁县姚圩村人,1902年生人,早年在南京省立农校上学期间,受进步思想影响,参加全国学联领导工作,是国民党左派,结识了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等爱国人士,并在一起共过事。1927年作为国民党左派,担任睢宁县长。采取许多诸如“剪小辫子、放大脚”等铲除封建陈规陋习措施,当时睢宁流行一首歌谣:“睢宁县长姚尔觉,剪小辫,放大脚,毁神庙,建学校。”1928年,受睢宁封建反动势力排挤离开睢宁。抗战时期,常以笔名“非非”在上海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日寇侵略行径,唤起民众抗日。
在一份郇华民、靳耀南、李黎民共同署名的回忆资料里,他们如此定位滨海中学:
滨海中学的诞生,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敌后,敌、顽、我的斗争日趋尖锐与复杂的斗争中,争取敌后广大地区知识青年的十分重要的工作。既是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需要,也是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工作。我们当时所在滨海地区南北两部开办中学,争取了一批知识分子,从事根据地的教育事业,也为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同时也有力地推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滨海中学的办学目的,是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一批青年干部,以抗日民主作为施教的方针,对学生主要进行抗日爱国的教育,又对学生进行民主、反对封建主义的教育,配合当时对敌斗争的一些形势教育。在教育中既注意了基础文化的培养,也对学生进行实际的抗日民主的教育。因此课程中文化课与政治课是并重的,要求培养的学生既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又是一个从事根据地建设事业的工作干部。在这方面完全摒弃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教育。
1942年10月,日寇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始发动新的、更疯狂的大“扫荡”,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学校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教学。靳耀南主任带一部分学生去郯城县,师范部主任主纪先带一部分学生去莒南县,师范部训育主任郭抵带一部分学生去沂水县,副校长郇华民带一部分学生回海陵县。学校原建制不变,分散到各地以后成立分校,创造一切条件坚持学习,还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参加反扫荡工作。
郇华民分到的学生大部分是东海、海陵籍,教师有杨竹铭等,回来后建立滨海中学海陵分校,又从郇圩动员章灿等学生来分校学习,活动在双店与温泉之间的张昌、杨昌一带。
分校完全处在敌后战争环境中,没有固定教室和宿舍,与当地政府群众密切团结。除了加强学习,分校还经常参加当地一些社会性工作,如开办识字班、办冬学宣传抗日,参加征粮队备战藏粮,日常组织民兵巡逻站岗、埋设地雷等工作,设定出入口令。每到一村,郇华民还带着学生在墙上刷写“抗日高于一切”“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等鼓舞人心的口号。当时师生的生活更加困难,有时候自己做饭,有时候只能吃派饭:每两名学生分到一户吃饭。当地群众生活艰苦,吃的是瓜叶拌瓜干,瓜叶多,瓜干少,少油无盐,难以下咽。
越是艰难,越是要更加谨慎刻苦地工作,稳住学校的局面。郇华民虽然刚刚35岁,由于常年操劳,饮食又差,他的双腿经常饿得肿胀着。但是“为有牺牲多壮志”,郇华民一声不吭,他常常悄悄用裹腿将自己的双腿扎紧,背着自己用的东西及教学用书,和同学们一起急行军。遇到敌情,有时在夜间、雨雪天行路。夏天每人有斗笠、雨布,冬天有蓑衣,这些东西,路上当雨具,住下来当席子铺。每到一处,郇华民跑进跑出总要把师生全都安排妥当才休息。第二天,第一个起床的又是他……有一次吃饭,郇华民把瓜叶里星星点点的地瓜干歪着勺子盛给学生,杨竹铭老师心疼地说:“郇校长啊,人说好的将军都是爱兵如子,我看你这校长是爱生如子!”郇华民一边往自己碗里装瓜叶,一边动情地说:“我愿意为这样一大群懂事的、上进的青年服务,愿意陪着他们长大,然后陪他们一起去革命、去打鬼子!”他常在政治课的末尾感慨地说:“惜乎一介书生,不能浴血报国!”
不久,滨海中学海陵分校的师生迎来了浴血报国的机会。
1942年12月,教导2旅在临沭击毙日军221联队长小林大佐,粉碎了他们的“蚕食”以后,驻扎在兖州的日军旅团长石田仍不死心,又在枣庄策划对八路军滨海地区再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妄图打通临沂经郯城至陇海路新安镇、临沂至青口两条公路,以切断八路军滨海与鲁南和华中的联系,“蚕食”沭河以西地区,扩大临、郯公路两侧的日伪据点,进一步与沙河、新浦的日伪军相配合,夹击滨海根据地南部的八路军,逐步把共产党武装挤出滨海地区。敌旅团长石田组织大“扫荡”,修通临(沂)新(安镇)公路,沿线遍筑据点,并着手修建临沂到青口的公路,实行“堡垒封锁”。郯城正当此“封锁链”中心,有宽9米的城垣和深7米、宽6米的外壕,壕周边筑有38处明碉暗堡,壕垒交错,城高难攀,易守难攻。日军在郯城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均苦心经营,把郯城建成兵站基地和屯集枪弹、粮食的重镇之后,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扩张。1943年1月10日,首先侵占了沭河西岸的醋大庄并安了据点,随后又攻占了禹屋村、重坊、马头等地,构筑碉堡,抢运军用物资,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新的“蚕食”。
八路军115师师长陈光与教导2旅政委符竹庭等决定率教导2旅一边用民兵缠住外出“蚕食”的敌军,一边使用“翻边战术”——敌人从哪里打过来,我们就打到哪里去——直捣敌人的老窝郯城县城,叫鬼子首尾难顾,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此时,海陵县长钱霖已经外调学习,县委书记是段林,蔡放任县长。都是老战友碰头工作,许多消息郇华民都能及时获得。时局动荡,为保护学生,学校靠着政府或者军队走,这已经是郇华民多年的办学模式。战前,部队还在往郯城集结的路上,海陵县政府就开始组织支前工作,郇华民听说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主动请缨,组织学校的男教师和120多名大龄男生,参加了支前工作。
1月16日傍晚,郇华民得到支前的任务后,立即宣布学校将组织拉练,不放寒假,并派警卫班班长郇陆龙带几位当地的学生串联其他学校学生。部队战前夜间行军,支前队伍的任务各不相同,郇华民所带的学生队任务是给攻打郯城的部队运送弹药、给养并负责给军队提供饮用水。
1月17日下午,符竹庭和曾国华率领教导2旅4团、6团及一些地方武装部队,像猛虎下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郯城。6团战士从驻地赣榆县欢墩埠附近小土山出发。郇华民带着师生们推着装满粮食的小推车、赶着装满弹药的牛车、驴车,紧随部队之后。郇华民的队伍都是年轻人,行动够快。但从郇华民到每一位师生,大家都很激动,虽然天寒风凉,冷气呛人,身上冒汗,可是脚底板的力量好像用不完。几年来,学校跟鬼子捉迷藏,那是为了保护有生力量;今天,大家跟着部队前进,那是要给鬼子一点颜色瞧瞧!性质不一样,心里痛快啊!
为了吸引敌人注意力,沭河沿岸几千民兵配合少数主力部队,对醋大庄展开了夜以继日的围攻,把“蚕食”的敌人紧紧地缠在那里。行军到夜里,大家望着西北方的火光,听着时密时疏的枪声,心里不由得振奋。队伍在乡间小路上前进得有条不紊,除了前面偶尔往后传一句“小心下坡”或者别的内容,大家都不说话。18日拂晓前赶到了离郯城8里的龙门,那里是沭河西南渡口。
沭河河宽400米,好在冬季是枯水期,河流窄处不足百米,大部分河面结了厚厚的冰,但激流处冰面很薄,撑不住人马辎重,而水深至肚脐。一月正是最冷的时候,河滩空旷,夜风如刀,人身上汗湿的棉衣变得冰凉,可是谁有工夫顾及那些呢?此处沭河东岸是一片一里多路的沙滩,通往渡口只有一条窄窄的小土路,有的人不小心把车推到沙里去了,郇华民赶紧喊停两辆车,腾出人来把沙滩里的小推车拉到小路上,一面传话后面要走一条线。前面传来消息,河中大部分河面已结了厚厚的冰,人走能过,水流湍急的地方,部队正在趟水过河。怎么办?粮食紧着要吃,就算湿了,运输重一点,不碍大事,弹药是必须保证不着水的。几个学生正嘀咕着说找船,一名警卫赶了过来,直接找郇华民:“首长关照:水上只有一条船,部队不用,留给你们!过了河就是敌占区,天亮前就地找老乡隐蔽,天黑后跟上。”
部队过了河,一会儿就浩浩荡荡地走得不见影了。郇华民指挥运输队停在河边,由几位教师分散陪伴队伍,他和郇陆龙到冰上一走,好家伙,厚厚的冰面已经让部队踩得发软,走上去嘎吱作响,再往前走,干脆冰面塌陷,战士们是趟了几十米冰冷的河水呀!辎重车辆,即使绕到远一点的冰上能走多远?河水多深?牛车驴车上的弹药往板车前头高处放,能不能顺利过河?这些问题,郇华民只能问船上的老乡。
天快要亮了,时间紧、任务重,郇华民问到大概数据后,当即和郇陆龙商议:地上两个人一辆推车,一个人一辆牛车,到了河里,必须人力翻倍,所以就是一切顺利,也得来回两趟。辎重过河比空身人要慢很多,看看天色,郇华民决定,为了安全快速,第二组在第一组后三丈远下河,第三组在第二组后三丈远下河……武装人员跟车一半过河,一半原地保卫剩余物资。
意见统一后,郇华民脱了衣裳,带着运输队第一组下了河!
高大瘦弱的校长走在前面,同学们谁也没有犹豫,衣裳脱了塞在粮食顶的封绳上,咬着牙关下了河。
一趟结束,郇华民又返回去,带领车队过了第二趟河。
上岸后,人人嘴唇乌青。此时天色已经胧明,郇华民命令大家赶紧穿衣,重新整理车辆,在沿途群众的配合下,就近进村隐蔽。这一个白天他们吃喝在百姓家里,郯城一带的老百姓在敌人的铁蹄下已经忍了两年,看见攻城的军民自然十分热情,而这种热情,又让运输队的师生们倍受激励。
前线要打仗,虽然不知道进攻的具体时间,可是饭总是要吃的。“抓紧时间把粮食做成熟食,天一黑就上路!”郇华民一面安排同学们轮流休息,一面带着一批学生去借老乡们的家具,把一部分粮食洗的洗,磨的磨。只见主妇们二话不说,放倒鏊子点上火,不多久,小小的村子,二三十户人家二三十盘鏊子烧起来了,学生们一组一组替换着推磨,闲着的人有的烧火,有的就着锅边贴饼子,有的干脆直接把粮食蒸熟。乡亲们家里没有啥吃的,一缸一坛的腌白菜、腌萝卜是他们来年一春的下饭菜,现在都捞出来,洗干净了装在篮子里,让运输队带给战士们。
郇华民惦记天黑后的路线,同带路的老乡到村外张望了一番,远远的,望见坐落在临(沂)邳(县)平原上的黑黢黢的郯城城墙高大,安安静静,倒是远处醋大庄一带,仍然零星地响着枪声。“不容易打呀,传说早年建城时用了一万个磨盘做墙基,现在鬼子修得四角炮楼连炮楼!”老乡说。“会打下来的,八路军的官兵,个个都是好样的!”
天黑了,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运输队穿行于敌人的碉堡、封锁壕之间,行进到郯城东边的山沟里,把生熟食品、饮水与弹药送到了部队。夜黑好行动,战士们接到煎饼、饼子和咸菜,感谢欢喜的话还没落地,郇华民又带着同学们返程了,趁夜回沭河边,继续接运海陵方向后续运来的粮食弹药。此后,直到攻城胜利前,郇华民带着同学们昼伏夜出,夜晚搬运,白天磨蒸煮,供水送饭,几天光运送粮食就一万多斤。
19日深夜,郯城南关、北关、西南角等各处几乎同时响起了枪炮声,因为切近,静夜中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叫喊声,远远的十几里路都听得清楚,还有那火光,一颗炮弹一炸,好大一片天一亮!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年轻的同学们有些激动,纷纷议论:“我们要是有枪就好了!也去来上一排子,干掉几个鬼子才过瘾!”郇华民赶紧往后传话:“同学们,坚守自己的岗位是对八路军最好的支持!”同学们渐渐稳定下来,前进的脚步更快了。
最惊心动魄的是20日夜。黑夜降临了,晚十时,城东南角枪声大作,又是一阵阵爆炸声。城南、城北、城西南角,都枪声一片。从远处望去,城墙上火光闪耀,四处开花,敌人在城墙上举着火把来回跑动,火花飞舞,随风传来他们疯狂的叫喊。北边醋大庄方向,依然是火光忽隐忽现。运输队的师生们,路走熟了,耳朵听热了,心里揣着一团火,仿佛脚下就是战场,一个同学行进中一脚踢走一个土坷垃,后面问怎么了,他说:“一脚踢掉了鬼子的头!”惹得前后一阵欢笑。又有人悄声说:“毕业了就去参军怎么样?”“你去我也去!你不去我也去!”大约下半夜3点半钟,城南面忽然响起了嘹亮的冲锋号和对答号,又听见城外一片欢呼,人好像都奔城里去了。运输队的前头忽然也跑了起来,有人大声喊:“攻城成功了!”后面也跟着跑起来!
郇华民心里激动啊,可是他一边陪着同学们跑一边喊着:“稳住、稳住,注意安全!”身后的郇陆龙也欢快起来——这一夜他和郇华民搭档,他推车,郇华民拉车——“这就是一帮该上笼头的小马驹呀!哎呀,郇校长——你这不是也在跑?”郇陆龙这么一喊,前后都听见了,于是那一趟运输,全队都是跑着的。
21日上午,城内敌伪最后一座碉堡被我军炸毁,日军顾问腾元、指导官多田等7人、600多名伪军做了俘虏。是役毙死击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轻重迫击炮各一门,轻机枪3挺,掷弹筒3门,步枪800余支,汽车4辆(其中两辆已毁),炸弹800余个,土炮50余门,驳壳枪、手枪27支,各式子弹5000余发,重迫击炮弹20余发、掷弹130余发,大刀500把,长矛600余支,粮食400万担,棉花被、大衣千余套,帆布袋千余个,布鞋千余双,日式子弹盒500余个,指挥刀19把,自行车50余辆,电话机20余部,30门电话总机一架,炸弹厂、修械所各一处,望远镜两副,豆油70余桶,法币、伪钞、银圆共100余万元,其他军用品数十大车,牛皮足够万余双鞋之材料……
郯城战役胜利后,部队在符竹庭政委的主张下乘胜扩大战果,4团和6团又继续前进,连克归义、大埠、小码头、小围沟、东圈子、高峰头等18处据点,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郇华民的运输队又参加了搬运缴获物资的行动,同学们看着郯城街上的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连天,扎大台,踩高跷,唱大戏,一边干活一边不无骄傲地唱起了校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有的同学还编了小唱:“小扁担呀两头弯,郯城的物资呀堆成山,你一担呀我一担,快快搬到根据地呀,坚持持久战。小推车呀吱溜溜,人民的物资啊不能丢,你一车呀我一车,快快运到根据地呀,人民欢乐敌人愁!”
后来得知,当时在滨海中学郯城分校的靳耀南主任也带了部分师生参加后勤工作,如抢救伤员等。滨海中学的学生刘树棠在《滨海中学记事》一文中,描述了当年的情景:
同学们闻知打开了郯城,个个手舞足蹈、笑逐颜开。根据上级指示,滨海中学学生立即成立了一个伤兵转运站,接受转运伤病员的任务。一部分同学还发给枪支弹药,由部队率领学生担架队入城抢运伤员;另一部分组成伤兵转运站,负责烧茶、换药、护理伤员。同时指挥部还发动民兵和群众入城抢运粮食、布匹等物资。只见广大群众兴高采烈、车水马龙,将堆积如山的大米、白面、布匹等运出城外,群情高昂,欢声雷动。担架队往来如梭,一批批伤员被运下来了。可是,刘步伦同学负责押护的20副担架队中混进了坏人,刚出城突然哗变了,有的人扔下担架想跑。高度警惕的刘步伦端起了枪,大吼一声:“哪个敢跑我就打死他!”他们只好乖乖地抬起伤员送到了目的地。
转运站的五十多名同学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站岗放哨,烧水喂饭。那时医疗条件极差,没有药水,只好用盐水给伤员擦洗伤口,疼痛难忍,钢铁般的战士们额上滚下了豆大的汗珠。因为少医缺药,有些不该死的人也死去了。三连有位文化教员,前天在部队休息时还跟兄弟部队拉唱歌,非常活跃,但在这次战斗中小腹中弹,被担架抬回来后,因无医药抢救而牺牲。记得他耳中有一带毛的小肉瘤,我们见了为死者流下了热泪。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郯城大胜利的凯歌。
一天,在担架队到来时,有两副担架上躺着两个日本兵,都是胖乎乎的铡墩个子,头上用绷带缠着。其中一个不给解带子,还“巴格牙鲁”地骂人。一个女同学给他上药时,冷不丁地叫他咬了一口,疼得直哭。有人要打死他,翻译忙过来阻止,并用日语说服了他。另外在俘虏群中有一个日本人,经翻译说明,他是城里新民小学的校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名字叫藤原正明。后来经我军教育,他加入了日本反战同盟,随军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曾在王宅子村讲过话。
正当我们日夜忙碌、忘我工作的时候,日本鬼子从济南调来了两个旅团,直扑郯城西郊,对我军进行报复。我主力奉命迅速转移北上。我们也接到通知准备转移。就在腊月二十六日深夜,一颗炮弹带着刺耳的叫声划破长空。人们从梦中惊醒,知道已被敌人包围。大街上呼儿喊女乱作一团,同学们随群众迅速向外突围。小圩子没有北门、西门,只有一个东门。南面也只有一个弯腰可过的狗洞。当有人向外爬时,发现黄澄澄一片鬼子,端着明晃晃的刺刀猛扑过来,许多人被迫折回来了,只好拥挤着向东门跑去。可是敌人已在不远的高岗上架上机枪“嗒嗒”扫射起来。大家等枪声稍停,奋不顾身冲出门外潮水般向北跑去,直跑到天亮,还在鬼子马队的包围圈中。有一位同学名叫郑公恒,大高个子,穿一件厚厚的拉到脚脖的粗布棉大衣。这人平时很滑稽,同学编了顺口溜:“郑公恒,真算能,脸上麻子皮钱大,吹起灯来不避风。”他独自一人从狗洞里向外爬出,刚好被敌人截住。两个鬼子一人给他一刺刀,郑公恒乘势大叫声,睡倒装死,直挺挺躺着,任敌人踏着他身上走过。等到天大亮以后,听听没动静,他这才拍拍身上泥土逃走了。事后他对人说:“幸亏这件刺刀捅不透的棉大衣救了我的命。”
1943年1月25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我军新年大捷》,祝贺八路军115师教导2旅攻克郯城的胜利。延安新华社也为此发了消息,对此次作战的胜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我115师驻滨海、沂蒙各部连日袭击日寇,并一举攻克郯城,予敌‘蚕食’以重大打击,实为1943年伟大胜利之第一击。”
教导2旅回到根据地西朱范村,春节后在赣榆县欢墩埠召开全旅祝捷大会。草地上搭起一座高台,两旁台柱上写着一副醒目大对联:“兴师克郯城乃我党政军民共同之努力,捷报传全国系一九四三年反攻之先声。”到会的部队机关学校干部、民兵、群众有一万余人。祝捷大会上,115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发表了热情洋溢、激动人心的讲话,全场唱起了欢快的《扁担号子》:
一条扁担哪嗨吆嗨吆,两头弯弯哪嗨吆嗨吆,
闪闪如飞哪嗨吆嗨吆,往来不断哪嗨吆嗨吆,
郯城大胜利哪嗨吆嗨吆,米面堆如山哪嗨吆嗨吆,
这些好东西呀嗨吆嗨吆,咱们的血和汗哪嗨吆嗨吆,
鬼子抢了去呀嗨吆嗨吆,要想饿死咱哪嗨吆嗨吆,
咱们夺回来呀嗨吆嗨吆,鬼子哭皇天哪嗨吆嗨吆。
祝捷大会之后,教导2旅专门召开了郯城战斗胜利品展览大会,一个大院里摆满了缴获的掷弹筒、“三八大盖”和大批服装。郯城战役中师生出色的工作受到了领导机关和军区首长的表彰。郇华民抓住教育时机,带领同学们参加庆祝大会,参观展览大会。同学们自郯城大捷后,革命的自豪感倍增,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急着想参军打鬼子。
1943年春,敌伪的“扫荡”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残酷。滨海地委做出决定,滨海中学暂时解散,各地依据实际需要,给学生分配工作。滨海中学当时的这批学生,纷纷走上了各条战线。当时以参军、卫生、经济工作为多,学生按革命的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工作,是一种革命的表现,不怕任何困难,坚决走上岗位,也是一种自觉的纪律。这些同学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抗日、为革命、为新中国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43年春,郇华民被海陵县政府留任文教科科长。
不久,滨海中学中学部恢复办学,郇华民的四个孩子——侄女郇均、郇晓峰,长子郇耀中,外甥女刘菊生——又去滨海中学读书。1944年,四个孩子受郇华民的影响,志向于教育事业,先后参加了海陵县教师队伍。
郇钧
郇晓峰
刘菊生
滨海中学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师生的工作方法。1943年春毕业的张建华同学在莒南县洙边区刘家莲子坡村搞教学,在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开动脑筋,采取主动,创办了边干活边学习、把农民学员的教室搬到田间地头的教学模式,被农民群众称为“庄户学”。
张建华刚到校的时候,他按照一般的教学方法教学,照本讲课,按题作答。不久原有三四十人的学校,只剩下四五个学生。他很苦恼,便想尽一切方法使学生回校上课,结果完全无效。后来,他寻找孩子们的去向,才知道有的拾草,有的拾粪,有的回家看小弟弟小妹妹去了。想想在学校学到的革命道理和工作方法,他暂时放下教学,到山坡地头同孩子们混在一起。慢慢地相熟起来了,就趁机教他们识字,而且是首先教他们同生产劳动有关的字,孩子们都很高兴。
看到效果后,张建华根据孩子们结伙劳动的实际情况,把他们编成小组,安排好劳动和学习时间,平日在地头教课,雨天回教室读书。村干、家长发现后,纷纷称赞说:“又干活、又学习,对咱庄户人很合适,像个庄户学堂。”因为这种办法为大家所接受,又陆续成立了成人班、妇女班、民兵班、村干班,都是根据群众的需要和习惯,确定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和组织形式。接着邻近村庄的识字班、小学也推广了莲子坡的经验,或者照样子办起了庄户学。
不久,《大众日报》对莲子坡庄户学作了专门介绍,山东各根据地也来参观访问。莲子坡庄户学这面群众教育的旗帜,便为山东根据地所公认。有人把庄户学的特点编成了快板:“庄户学,真正好;群众办,党领导。边识字,边拾草;庄户活,误不了。又写算,又读报;天下事,都知道。大组大,小组小;看忙闲,看老少。子教母,姑教嫂;自动学,互相教。要自愿,随需要;人人夸,都说妙!”
在1944年全省行政会议上,首创“庄户学”的滨海中学党员学生张建华被推选为“教育英雄”。“庄户学”迅速在全省流传开来,也将沂蒙地区的教育文化运动推向高潮,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成人教育的最早探索,在各大根据地推广。教师们不但把课堂搬到了田间地头,他们也和庄户人一起投入了生产劳动。区里开教师会议,教师们一路拾粪而来。开会的时候,会议室门口摆满了粪筐粪叉。农民见了说:“过去老师见了粪堆捂鼻子,绕路走,哪有像现在粪筐不离身的。”通过生产劳动,群众与教师之间增进了互相了解与信任感,“我们的庄户老师”成了群众对教师最亲切的称呼。
1943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撤销中共滨海地委,建立中共滨海区党委,符竹庭任区党委书记,张晔任副书记,孙汉卿任组织部长,王众音任宣传部长。与区党委同级的行政机构仍称专署,谢辉任专员,崔介任副专员。
崔介曾著文《滨海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教建设》评价莲子坡“庄户学”:
庄户学使教育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在战争形势和抗战前途、人民生活和双减斗争、拥参军运动和大生产等等方面,群众有什么思想问题,便都可随时反映出来,因此,庄户学的教学内容与政治结合,与中心工作结合,也越来越紧密。莲子坡庄户学的教学形式,使战时教育走上了教育群众化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洙边教育实验区莲子坡的庄户学是最成功的典型。
郇华民在海陵县教育科任职期间,也曾力行推广庄户学。多年后,在海州师范与教师们谈到“教学相长”,他还经常举这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