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圩小学的星星之火

第四章　郇圩小学的星星之火

天,阴沉沉的,四野暗墨。

远方的雷声,轰隆隆地滚来,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你很难想象,20世纪30年代中上叶,白色恐怖笼罩的海属地区是如何的沉闷。苍白的海浪呻吟着扑向贫瘠的盐碱滩,伤农的霪雨漫灌着沟河港汊,躲匪怕官的乡民们出行依然要绕山绕树绕着青纱帐……那片也曾炸开起义枪响的大地仿佛是暗夜里的大海,你不晓得风浪的模样,更看不见夜行的航船!

1934年,以教学为掩护,郇圩小学成了西乡进步青年的聚会点。郇立三凭着一腔热血,将一切活动的开支全包了下来。他每次去海州、新浦,总要买回大批书刊,如《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大纲》《历史辩证法》《唯心史观物论》《马克思经济学说》《新生活知识》《世界知识》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学习讨论的重要资料。郇立三给聚会起名为“读书会”“时事座谈会”。

经常聚集在郇圩小学的有赵庄的周朝锦、周镜涵,王烟的王子成,海州的李立志、李立沼、李立纲三兄弟,彭宅的刘锡九,贯庄的孙秉衡,林疃村的徐以忠,郇圩小学校长铜山人孙蔚森,教师董安影、刘恒广,还有张绍敏、张绍焕、尹振球等,他们大多是同学关系,有的是同学的同学或者同学的亲戚,互相招呼着来到郇圩,都是义务教书,食宿在郇立三家。这些人中,有的是二十年代末期就入党的党员,在全县党组织惨遭破坏的白色恐怖期间,他们被迫填表与党脱离了关系,隐身于乡间从教或行医;但他们的革命信念没有动摇,依然非常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聚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收听时事、评论时事,不定期地召开“时事座谈会”,分析形势,抒发激情。他们为日寇在华北的狼子野心切齿痛恨,他们为蒋介石的亲日反共行径痛心疾首,他们更为红军在长征途中的安危忧心忡忡……通过学习提高觉悟,他们更进一步向青年学生和农民夜校的学员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些人都积极参加了革命队伍,如刘凤锦、周朝、郇振中、郇震、谭学鸿、郇振华、王见高、杨士林、马志、郇明爱、李荣等。

1936年郇圩小学毕业生在教室门前合影

(左起:刘凤锦、郇甲龙、郇霈、郇震、郇振中、郇淑华)

通过农民夜校向农民宣传共产主义,也是郇圩小学的工作重点之一。在宣传的时候,郇华民既注意面的覆盖,也注意点的点拨。有一次,他将陈克庆找来,与陈克庆聊天:“我们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房同住,有地同耕。”

陈克庆听了有些不相信:“小爷,真的吗?要到那时候就好了,穷人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又有房子住,多好啊!”

郇华民接着说:“共产党就是要实现这样的社会,人人平等,男女平等,没有人压迫人、剥削人,要有人去奋斗,更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不能坐等。”

陈克庆后来做了苏鲁交通联络站交通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为政府运送革命书刊、文件、枪支,为我军夜间带路过铁路,通过敌伪封锁线。

夜校晚上点起汽灯,用千字课本教农民识字,学文化、学科学。不但教读,还教写字,讲共产主义。农民白天干活,晚上被找来学习。可是有的人感到很吃力,一个字教三遍五遍,有的教上十几遍,还是记不住。像郇陆龙、郇长龙、陈克庆就是这样,可见读书还是幼年就开始的好。夜校人数有四五十人,三间屋子坐得满满的,有时候门外也坐着人。李秋、李春、李荣、郇尚龙、郇高龙、郇长春等都在农民夜校学习过。

日日忙着给大家做饭的大嫂张尚莲,耳濡目染,也加入了识字的行列,利用零散时间,让孩子们教她,一本千字课本竟然从头背到尾,还学会了写字。

来郇圩的人,数里外一望见郇圩小学砖石结构的三层炮楼,就好像闻到了平常又舒适的饭香,听到了明了又通达的道理,见到了温文又博学的立三兄……

多年以后,郇耀中姊妹们说起家中那些来来往往的叔叔,正如《红灯记》里铁梅所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郇华民在回忆录中说道:“参加读书会的刘锡九,东海彭宅人,当过地方自卫团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因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而悲观失望,有轻生念头。后由王子成邀请来郇圩居住,参加了“读书会”,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后,有一次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说:‘过去盲目读书,今天我才承认我真正是个读书人!’”

郇圩小学的局面渐渐稳定,校园日渐热闹。

一天,郇立三把家中新买的唯一的高级货,一台上海红灯牌大型收音机搬到了郇圩小学。他一边调频,一边对老师们说:“有了它,我们在郇圩小学就能听到最及时的消息,比大都市里的报纸还要快。”

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广播电台,郇立三和老师们收听的有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官办的“中央广播电台”或者香港的广播电台,也能收到奉系军阀建立的哈尔滨无线广播电台和北京无线广播电台,还有广州电台、天津青年会电台等。

频率找到了,电台里正播放着女声歌曲《风雨交响曲》:“……哗喇哗喇哗喇喇喇风吹梧桐响,淅沥沥淅沥淅沥沥雨打芭蕉上,哗喇喇哗喇哗喇喇淅沥沥淅沥淅沥沥,风雨的交响是多么悠扬,风雨的歌声是多么清脆和雄壮。”轻快的旋律、悲凉的歌声,一群青年教师稀罕得很,听得出了神。身材中等、面庞白胖的周朝锦当即决定:“这风雨的涵义丰富,我要学会这些歌曲,教给学生,让立三的收音机贡献得值当!”

周朝锦,郇圩小学老教师周九华的长子,他自幼随一生以教书为业的父亲四处辗转,比郇立三小一岁,也曾在郇圩小学读书,后考入省立第八师范。1928年并入东海中学,就读师范科,同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后以教学为掩护,辗转当地多所小学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他家有大妹朝钺和弟弟朝、朝海、朝洋、朝河,还有最小的妹妹朝元。他说话轻声慢语而又十分笃定,文采极好,写出的文章十分感人。

“朝锦兄你说得容易,这样的歌曲,我们这样五大三粗的蛮汉子怎么唱?”身材魁梧的徐以忠说着,挺起胸膛,“哗喇哗喇哗喇喇喇风吹梧桐响——”他初次学唱,荒腔走板而又高亢,引得满屋子人都笑了起来。

徐以忠和郇立三同岁,虽比周朝锦略大,但他们都互相尊称对方为兄。其父徐开益种田为主,兼行兽医。徐以忠在家行四,上面是三个姐姐。因为向往革命,推崇“人人有其田”,常劝父亲将家中几十亩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被人嘲笑为“大霉子”。1929年他加入共产党,曾参与领导东海牛山暴动、沭阳宋庙暴动等,1933年曾任中共东海中心县委交通员。

“哈哈,‘大霉子’五十步笑百步,唱歌是‘细活’,得看镜涵兄!”孙秉衡望望徐以忠,笑吟吟地。

孙秉衡比在场的各位都大几岁,长方脸,络腮胡,浓眉圆眼,显得格外威猛,他为人刚直不阿,好打抱不平。他与郇立三在1928年为教师讨薪的斗争中经堂弟孙秉涛介绍相识。1929年加入共产党,领导过贯庄暴动、鲁兰暴动等,1933年6月中共东海县委机关被破坏,他的堂弟,历任中共白塔埠支部书记、徐海蚌特委巡视员、徐州特委委员、宿县县委书记等职的孙秉涛被捕,同年秋在徐州云龙山英勇就义。他逃亡到淮阴北拾山芋、讨饭、做短工为生,后在六塘河工地领导民工包围工程处。前些天应郇立三、周朝锦之邀,来郇圩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共建“读书会”。

他说的“镜涵兄”是30岁的周镜涵,贫苦农民的儿子,有个弟弟周朝铣。周镜涵个高肩宽,面方鼻高,乌睛薄唇,常穿带补丁的丈青色大褂,为人耿直性急,爱说理。他毕业于省立第十一中学,先后在房山、郇圩等小学任教。他孩子多,这天回赵庄家中去了。

电台有时候是外语新闻时间,有的台用粤语广播,都听不懂,有的台还没到播放时间。人们说着话,郇立三听着,微笑不语,默默地调着频率。

“莫讲话,快听听,这里面在讲什么消息?”沉稳寡言的王子成指着收音机,大家都安静下来。只听收音机里一个女声正一字一顿地讲话:“被东北两路军猛攻,遂窜回瑞金会昌雩都,因匪区早被我军封锁,其粮食与药品器械,完全告绝,又集中匪部,倾巢而出,欲冲过赣南窜湘入川,会合贺龙,再作企图……”

王子成是牛山乡王烟村人,中等个儿,四方脸,白白的面皮,一口糯米牙。他也比郇立三大一岁,个性正直,疾恶如仇。他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在山东峰县农中读书时受进步教师和同学影响,开始学习马列、阅读进步书刊。毕业后,先后在竹墩、刘湾、黄塘、房山、郇圩小学任教。他听着收音机里的消息,不由得紧抿着嘴唇,握紧了拳头。

“这和我们不是一伙的呀。”李立纲浓眉秀眼,青春朝气,虽然只有十八九岁,可他自幼跟在哥哥们的队伍里,又老早加入了共产党,一向是跟着“大人们”活动的。

“莫管,一样能听到我们自己人的消息。你反过来想就是了。”郇立三说完,大家点点头,眉头都慢慢锁了起来……孙文蔚、董安影等人下了课,也都来到办公室,见到收音机,又是一阵稀罕。

增添了收听广播的活动后,他们的聚会更加频繁,他们的心也团结得更加紧密。学校里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像郇霈、周朝、刘凤锦、郇振中、马志、马楠、郇明爱、郇震等,也参加到“读书会”和“时事座谈会”中来。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和大家的爱国心完全联结在一起,学校变得更加朝气蓬勃。

1936年春,“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半傀儡式的政权,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更加严重。党中央在延安提出“建立以工农为主体、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的号召,并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开始东征,郇立三他们受到强烈的振奋和巨大的鼓舞,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读书会”和不定期的“时事座谈会”,显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组织来推动这项工作。

暮春时节,郇圩小学以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二三十个人为主,建立了“东海抗日义勇团”。接着大家决定分工到四乡进行串联,动员志同道合的抗日青年加入义勇团。当时形势紧张,许多村庄都有圩子,陌生人进村都难,大家根据各自亲戚或者家庭分布情况,分头负责熟悉的村庄。郇立三负责刘湾、双店、竹墩一带的宣传发动,周朝锦负责城头、房山一带,李立纲负责桑墟、临洪一带……那是最炎热的三伏天,郇立三戴着斗笠、汗流浃背地穿行在西乡双店、竹墩几个村庄,会见了钱霖、梁如仁、翟步嵩(抗战胜利后叛变)等青年学生,他们都与郇立三相见恨晚,一拍即合。经周朝锦、郇立三、李立纲、王子成、刘锡九等人多方串联,积极努力,“东海抗日义勇团”迅速扩大到60多人。那段时间,郇立三为义勇团的建立与壮大,辛勤奔波,奉献家财,踏实工作,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8月,60多名热血青年聚会张谷村,举行了“东海县抗日义勇团”成立大会。大会几乎将遍布东海的有志青年都联合起来了,会上大家相互介绍,热情地相认,并畅谈革命理想与抗日决心,真是群贤毕集的一场盛会!会议通过了义勇团的《章程》,选举了义勇团的领导人,周朝锦为团长,郇立三、李立纲几人为领导成员,团部设在郇圩小学。义勇团的大部分骨干,以后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最前线,成为英勇的抗日革命战士。

从张谷村散会回郇圩,郇立三与周朝锦等人迎着炽热的阳光,怀着同样炽热的心情,真是一下子甩掉了一连数年的憋闷,只觉得身心明亮,整个世界都是新的!路上,看看左右一片水田,没人,一向文静寡言的郇立三突然提议:“我们跑一阵子吧!”说着,撩起半旧白布长衫的下摆,自顾自奔跑起来。大伙儿看着他瘦削的背影,会心地一笑,都跟着他“疯”了起来。把附近水田里的白鹭鸟惊得噗啦啦也飞上了天,他们又爆出一阵哈哈大笑。

就在那天晚上,在郇圩小学的炮楼里,几位血气方刚的“义勇团”创始人决定用新的名字纪念为民族大义而奋斗的新人生:郇立三宣布把自己名字改为“郇华民”,坚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周朝锦也宣布改名为“周晓江”,徐以忠改名为“徐润斋”,李立纲改名为“李铁民”,这些崭新的名字代表着他们为祖国和民族奉献青春甚至生命的决心,代表着他们追求光明与真理的新的开始。灯下,有力的手掌一个盖上另一个,最后握成一个大大的拳头,郇华民热切地盯着各位的眼睛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天是我们新生的一天!”

组织虽建立,但没有党的领导,他们就从报纸的字里行间,从延安广播中寻求党的指示,按照党的统一战线及“团结抗日”的方针,也有意识地与本县上层人物建立一定联系,如对蔡铁周(安峰人)、王善海(杨圩绅士)、周建章(国民党县政府上层人士)等人都专程登门拜访,摸清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争取这些在地方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一道抗日。另一方面,他们遵照党的指示,发动群众起来抗日。义勇团的成员分头活动,四处串联,足迹踏遍白塔埠、小兴庄、丰墩、桑墟、竹墩、高流一带,联络抗日同志,壮大抗日队伍,慢慢在整个东海都有了影响。

暗夜里,郇圩小学炮楼那小小的窗口,透出橘红的光。那光,与以往千百个夜晚似乎没有不同,都是几个青年知识分子心怀天下的不眠思考。然而又似乎有了不同,透过蛙声一片的夏夜,已经不仅仅让郇圩一带的夜空有了灯塔般的光亮……

关于这段时间的学习与斗争,郇华民侄女郇晓峰的回忆里有许多生动的小插曲:

“九一八”事变后,举国震惊!国难当头,叔父以救国为己任,经常向我们进行爱国思想教育,说外国人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中国人要有志气,民族要独立,不做亡国奴!要我们勤奋读书,雪耻报国,并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以民族大义激励人心,宣传抗日救国。另外,还讲民族英雄岳飞和文天祥的故事,启发我们学习民族英雄报效祖国的精神。周晓江老师也经常教唱《满江红》《大路歌》等进步歌曲。

叔父在讲《吊古战场文》等文章时,联系起封建社会的帝王为争夺王位进行的战争,战争使多少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成为帝王改朝换代的牺牲品。农民的反抗,有时被统治阶级利用,成为他们争取权力的工具,但多数都被他们镇压下去,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这使我们懂得一些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道理。

学校中,师生团结自由,民主的空气高涨,爱国思想浓厚。叔父及进步老师,一面教书育人,一面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1935年政府又派来两位教师,这两位教师与那些进步教师格格不入,他们到校后就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大将土肥原、本庄繁等人头像挂在学生教室里,他们这一行为引起爱国师生的强烈反对,但他们是县政府派来,不便公开赶走他们。于是想出一个办法,发动一部分男生,每天天不亮就在他们窗外吹号,使他们不能睡懒觉。天天吹下去,激怒了他们。有一次他们跑出来大发雷霆,大叫大嚷:“你们是学生吗?该枪毙!”但是架不住学生照旧每天吹号。有一次在课堂上,这位教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枝花,学生王学三,东庄人,就说这是日本人的花,中国的花都是有叶子的。气得那老师拂袖而去。几次三番,他们终于落荒而逃。郇圩小学又自由了!

1936年郇圩形势紧张,读书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时局,叔父从家中拿去收音机,听到关于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主张后,就积极向民众宣传。西安事变后,读书会曾多次召开碰头会,研究酝酿组织抗日义勇团。1936年5、6月间,在郇圩小学召开成立会,由周晓江主持,定名为“抗日义勇团”,到会20余人。9月,又在张谷召开了一次大会,有60余人,影响较大。

虽然先生们关心时局,胸怀天下,日日忙于革命宣传,但教书育人的责任未曾稍懈。

1937年夏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炎热,郇圩小学一位老师在学校门前小河北岸的路上,由西向东走着。走到庄南河水深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原来几个孩子在河里洗澡,开始打水仗,打着打着,一个小一点的孩子被大一点的孩子按住头往水里按,喝了几口水,但这大孩子仍然不放过,还在按。这时站在北岸的老师看得清楚,就喊:“不要按了,不要按!”那个大孩子不听,还在按。这老师火气来了:“真可恶!”说时迟那时快,他连衣服鞋子也没脱,直接向河里奔去。那大孩子一看势头不好,放下小孩儿,精着身子窜上南岸,提着衣服往家中跑去。这老师过河后紧追不放,一直追到他家门口,把他按倒在地,照屁股就是几巴掌。打完后,才向家人讲清事情的经过,并教训那个小孩:“做人要正直善良,怜弱惜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就要受到惩罚——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是如此下场!”

那个被打的小孩儿是郇圩小学的学生章灿,打人的是王子成老师。

章灿小时候聪明调皮,还挨过孙蔚森老师一次打手掌。孙老师对学生要求严格,当天布置的作业当天要完成,否则将进行体罚。他的作业是背诵课文,写大小字,一般大字两张,小字半张,马虎了不行。

一天傍晚,同学们快走光了,章灿拿着小字本在最后几位同学面前一扬说,你看我写得多快,你们还在写。大家一看,大字一行,小字一行,写的全是“上、下、人”等笔画少的字。他很得意,拿去办公室交了。

第二天上第一节课时,孙蔚森老师把点名簿、作业本往讲台上一放,也不点名,第一句话就问:“章灿来了没有?”又大声问:“章灿来了没有?!”章灿明知有错,在位子上低着头站了起来,老师大声喝道:“前面来!”老师将他小字本儿面向大家:“看,你写的什么小字!”章灿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前,老师将他一只手按在讲桌上,抡起戒尺就打,章灿疼得“亲妈、亲妈”喊个不停,但无济于事,直打到红肿了为止。同学们都不敢作声。打完后,老师将小字本一扔:“拿去重写,还要多写一张!只有先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谈到长本领,保卫家乡!”章灿拿回小字本,回到座位上,再写就不敢马虎了。

老师们正直坦荡,严谨治学,将民族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众学生身上。这个章灿,后来果然出息。1943年,海陵县在张昌一带开办滨海中学海陵分校,章灿被找去参加学习。1946年任瓦基乡乡长,后参军随部队离开家乡。60年代由哈尔滨工学院调到徐州教师进修学院任院长等职。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救亡高潮进一步掀起,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抗战正式开始。“东海抗日义勇团”的抗日救亡运动也进一步活跃,经过一年多的组织活动,郇圩、房山、竹墩、白塔埠、小兴庄、丰墩、桑墟等东海重镇及周边村庄都播下了抗日的火种。

1937年下半年,夜,郇圩小学炮楼三楼的窗口橘黄的灯光又亮起来了。

郇华民和周晓江经过一段时间的东奔西跑,开始了工作上的沉淀与反思。

郇华民:“人心起来了,接下来怎么办?”

周晓江:“要是日本鬼子真的侵入海属地区怎么办?”

于是召集“抗日义勇团”的领导们开会,有的说要抓武装,有的说要与国民党县政府合作,还有的主张打破区域,到更大范围去活动……究竟怎么办,谁也说不准。郇华民毕竟到过上海,在省委直接领导下参加过多次血与火的斗争。他根据在上海的斗争经验与体会,郑重指出:“抗日救亡工作必须要取得党的领导,否则我们要迷失方向。”

一语惊醒梦中人!

“那就是要找党!”

大家顿觉眼前豁然开朗,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新的问题来了:“党在哪儿呢?”“我们到哪儿去找党呢?”

是啊,失去党的领导四年多了。每每夜深人静,郇华民感到自己像漂浮在暗夜之海,尽管心中有不灭的明灯,可是眼前找不到航行的灯塔!他和同志们一样,像孩子苦苦铭记自己的身份却找不到至爱的娘亲,心里的苦涩、盼望可想而知。

“西安有党的办事处——”郇华民想到最近报上看到八路军在西安设办事处的消息。他把这信息告诉大家。

郇霈

大家把登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消息的报纸找出来,仔细研究了半天。最后一致决定,立即派人上西安找党。第一批先去两人:李铁民与郇霈。郇霈是郇华民大哥立鼎的长子,虽刚虚岁17,已经身高体壮,且长期在叔父和郇圩小学进步教师的影响下,正胸怀大志,血气方刚。一方面他主动请缨,一方面郇华民也想让他出去锻炼锻炼。李铁民是年22岁,机敏果敢,能说能道,有多次独立外出的经验,是去西安的不二人选。

去西安找党的老同志合影

(左起:李铁民、郇华民、李立沼、郇振中)

李铁民和郇霈于1937年12月上旬动身。大约十来天后,李铁民从西安来信,信中讲述了党的关系虽还没找着,但看到西安的抗日气氛非常好,轰轰烈烈,一定有党的领导。于是,“义勇团”很快又派出郇华民、李立沼、郇振中、李素英共四人第二批赴西安找党。

“哐当、咣当,哐当、咣当,哐当、咣当……”

一路上爬火车、蹲闷罐,挨饿、受冻、敌机轰炸,历尽艰险的征程,郇华民全然不放在心上。然而蹲在闷罐车皮里,夜里冻得睡不着,又没有一丁点风景可看的时候,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有一段对话,引起郇华民多年反复的思考。

是年轻的李素英挑起了话头:“郇校长,我们四个人,像不像唐僧师徒四个西天取经呀?”

李立沼和李素英是夫妻俩,李立志、李立沼兄弟俩在东海西乡行医,经常来郇圩小住,也会带着家眷同来,所以她们与郇华民极为相熟;加上年龄最小的李铁民,李家三兄弟和媳妇们,是郇圩小学的常客。一行四人,郇华民年纪最大,郇振中更比郇华民小12岁。郇振中一听,立即明白得尊郇华民为师傅了:“像!郇校长是师傅,那我最小,只能是三徒弟沙和尚,你俩谁是猴哥,谁是八戒啊?”

李素英活泼响快:“我当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吧,有能耐的大师兄,让立沼当!”

“素英这个比方,有点道理啊郇校长?”李立沼若有所思,一边说,一边挨一挨郇华民。

“那你们说说,有道理在什么地方?”郇华民故意发问——太冷了,闷罐车的缝隙里窜进来的冷风像锥子一样,睡着了还容易生病,不如说话。

“都是四个人。”

“都是师徒关系。”

“都是往西去。”

“都很艰苦,天寒地冻,吃喝困难,路远长程……”

“也很危险,我们路上虽然没妖怪,可是有鬼子飞机扔炸弹,有国民党警察盘查……也算是妖魔很多!”

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像在课堂上一样。

“还有呢?”郇华民继续追问。

“还有,唐僧没有女徒弟!李素英是女的。”

黑暗里郇华民一笑:“这是不同。不要看表面,往根本里去想。”

“还有——唐僧西天取经为的是大唐天下,我们去西安找党为的是民族大义,这是同,还是不同?”李立沼的发言深刻了些,但是又不知如何判断。

几个人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郇华民说:“要看到相同的地方,更要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第一点,立沼刚才说了。唐僧为的是李世民的封建王朝,我们为的是全民族劳苦大众,这是大不同。王朝会更替,劳苦大众永远是劳苦大众……”

停了一下,郇华民又说:“第二,佛教是教人吃斋念佛、修身养性,是通过向内求获得精神安宁;我们找党,是抗日、是革命,是要通过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获得公平公正。这也是大不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终将取得胜利的原因……”

空旷的寒夜,火车哐当咣当的喘息声里,郇华民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一行四人的思绪随着冷风,不知道飘到了树梢还是草间。而这一夜的思辨,直到多年以后,郇华民依然在不停地思考与修正着,他始终认为,共产主义信仰是人类最美好的信仰!

关于赴西安找党,郇华民后来记述道: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义勇团领导成员认为,地方抗日工作必须由党的领导才能更广泛深入地开展。决议由李铁民、郇霈先去西安找党,接上关系后,我和李立沼、郇振中、李素英于1938年初(冬至之日)去西安由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陕西安吴堡青训班为第四期学员,我和魏善钊(原南京医学院副院长,病故)、冯素芬编在第七大队。有冯文彬、乔木、刘瑞龙等领导为我们讲课。课程内容有“社会科学”: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基本规律,要求每位学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的国情及日寇的灭华政策,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除政治课外,还有军事课,如操练动作、武器的使用、步兵战术和游击战术,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则定期进行宣讲。第四期学员学习一个多月时间结业,刘瑞龙找我们谈话,要我和李铁民回家乡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因为)我们掌握了地方抗日情况(刘瑞龙曾于1932年以中共江苏巡视员的身份来东海视察,对东海情况比较了解)。并写介绍信,要我们走徐州接关系,适逢徐州被日寇飞机轰炸,关系没接上。即返回家乡,根据刘瑞龙指示,在地方开展抗日工作。

陕西安吴堡青训班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先是中央青年部)为适应抗战需要和广大爱国青年抗日救国要求,由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出面,在国民党统治区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创办的一所战时青年干部学校,是抗日青年的旗帜、革命青年的熔炉、中国青运史上的丰碑。

1937年9月下旬,中央青年部长、西北青救会主任冯文彬受党中央派遣来泾阳县云阳镇参加安置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同志的工作。事后,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等负责同志与冯文彬商定,对西安事变前后西安青年运动涌现出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行战时军事、政治知识的训练,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斗争需要。10月11日,“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便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都口镇农场正式创办。冯文彬担任班主任兼任教员,讲授部分课程,学员150余人。训练时间半个月,主要是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知识,抗日军事常识和抗日青年群众工作。第二期于11月中旬开学,地址迁至云阳镇,西北青年救国会宣传部长乔木担任了青训班副主任,负责讲授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学员增加到200多人,学习期限为三星期。

1937年底,毛泽东从延安来电,要冯文彬回中央汇报青训班创办情况。毛主席肯定了青训班的形式与内容,阐述了组织动员千百万知识青年参加抗战对于中国革命的意义,指示要扩大办,来者不拒。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第三期起青训班即从训练陕西青年知识分子转向全国广大爱国青年。中共中央有关方面从干部力量和物资供给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陆续从抗大、陕公、中央党校选派了一批经历长征的红军干部和具有一定文化理论水平的党政干部作为骨干到青训班工作。黄春霆、李东潮、刘瑞龙、张琴秋、朱致平、史洛文、陈宇、屈志统、董昕、史固、李云新、杨诚、田夫、孙敬文等于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先后到职。第三期开学时学员300人左右,结业人数超过500人,云阳容纳不了,1938年1月便迁至安吴堡,直到1940年4月奉命撤离,办了十四期,培训了12000多名学员,分别输送到延安、前线、敌后根据地、国民党友军、爱国青年团体以及他们的家乡,参加和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组织推动抗日青年统一战线,为中国青年运动谱写了光辉篇章。

尽管“安吴青训班”最初名称叫“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后来改称“战时青年训练班”,1939年又曾想改为“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但是“安吴青训班”则为当时上下内外一致的通称并扬名国内外。

我们再看1939年10月5日毛泽东“为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可见其中寄予着领袖对青训班的厚望——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宝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在陕西安吴堡青训班的学习,可以说,是郇华民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学习经历。此时,他办学10年,郇圩小学的师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吃住在学校,在学校的教育、教学、组织、管理工作上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有了10年组织农民夜校,引导他们自发、自卫、自强的工作经历;还有数年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以及“抗日义勇团”的思考与探索。一个人,是他所有过去的集合,而丰富磅礴的过去会让一个人更敏感、更多面地汲取新的知识。

1937年7月7日《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给少共国际的信》评价青训班具有“与各校不同的特点:艰苦、活泼、有朝气”,但由于经费困难,学校组织学员“开荒地、种菜,节省,每天吃两顿饭,晚上不点油灯,不印讲义,做生意,但仍入不敷出”。青训班以吴氏庄园为活动中心,因为房屋不够,上课的人数又多,常常是几百人露天上课。这些物质上的困难,郇华民他们这一批学员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困难算什么?重新回到党的怀抱,成为革命大熔炉里的一分子,是多么让人激动呀!

青训班的课程是根据当时青年的思想与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政治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教育(抗日游击战争)、群众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教育(抗日民众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启蒙与理论的教育(唯物史观),把授予抗战本领同人生观教育联系起来,把授课和组织学员参加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而让郇华民更受触动的是教学人员和管理干部都十分注重运用的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从领导干部到教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一切理论联系实际的训练,军事化的管理与定期民主生活会以及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文娱活动,还有那让人耳目一新的《一般规则》《课堂与会场规则》《寝室规则》《饭厅规则》《会客规则》,条目清晰、执行性强,让郇华民充分感受到党的管理的有序、谨严。

是啊,任何一个从日本铁蹄下逃亡出来的、从国民党顽固势力统治下挣脱出来的寻求光明的青年,一旦踏进这个校门,立即就会沐浴在温暖的革命大家庭里。在青训班,“一切都是紧张活泼的,带着浓厚的青年色彩;一切都是民主的,有着尽你呼吸的民主自由空气”,充分体现了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每当回忆起来,都会由衷地产生一种眷恋之情,甚至落下激动的泪花。

第四期“青训班”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学习,在元宵节后第三天(1938年2月17日)举行了结业典礼。结业那天夜晚,“青训班”副主任刘瑞龙把郇华民和李铁民二人请到他宿舍,代表组织与他们进行正式谈话。他肯定他们此次西行并参加这次训练班的进步和学习期间的优异表现,同意郇霈和郇振中二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至于郇华民和李铁民、李立沼、李素英几人,组织上建议回家乡发展地方武装,组织抗日游击队,准备进行武装斗争,因为家乡也非常需要他们回去工作。郇华民向刘瑞龙汇报了他俩目前脱党的实际情况,刘瑞龙叫他俩回到徐州后,去五战区动委会找一个叫程照轩的人接关系,并把联络地点及联系方式详细告诉了他们,要求他们接上关系后,立即返乡开展工作。

刘瑞龙是东海革命烈士冯菊芬的爱人,曾在1929年作为省委巡视员,两次到过郇圩,与郇华民互相熟悉。公务谈完,难免叙旧,原来,1930年春,时任中共东海特委书记的刘瑞龙参与领导苏北农民武装起义,成立了红军第14军。失败后到上海,先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军委委员等职。1933年3月到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6年秋随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师,1937年秋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提及东海的革命形势,刘瑞龙十分关心,并鼓励郇华民与李铁民回到家乡后,根据党的指示,做好地方革命工作。

从刘瑞龙的宿舍出来,已是深夜,郇华民与李铁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仍然把李立沼、李素英、郇霈和郇振中分别喊出来,在安吴堡初春干冷的夜风中,传达了刘瑞龙的指示。此行终于圆满!火热的希冀跳动在大家的心间,他们忘记了寒冷,尤其是郇霈与郇振中两个年轻人,去延安参加八路军的消息让他们高兴得当即跳了起来!

“别了,别了,同志们,我们再见在前线……”第二天,在雄壮歌声中,学校领导冯文彬、胡乔木、刘瑞龙等与全体战工团员为结业学员送别,郇华民、李铁民等人与郇霈、郇振中依依惜别,勉励他们到延安参加革命后要服从领导,争取更大进步。

郇华民和李铁民几人星夜兼程赶回徐州,正赶上徐州会战,日寇对徐州大轰炸。他们谨慎地寻到刘瑞龙给的联络地点,可是那里已是一片瓦砾和灰烬,更无法打听程照轩其人了……无奈之中他们只能回家乡,按照“青训班”领导的指示开始下一步工作。从此,东海县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阶段。

资料表明,他们要寻找的程照轩,时任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民运部长、组织部长,1939年曾率团赴延安汇报山东抗日工作,新中国建立后,曾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

敌伪军和还乡团知道郇振中参加革命后,经常到郇圩家中骚扰,甚至还把郇振中的父亲郇运龙吊起来拷打。郇运龙无奈之下只好对外宣称大儿子郇振中死了,逢年过节,还要装模作样给儿子烧纸以迷惑敌人。1946年,郇运龙又把三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

1938年2月底,郇振中与郇霈顺利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他曾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卫4团文书、留守兵团政治部干事、文工团政治协理员等职。1943年,郇振中调到延安军工局炼铁部任党总支书记。1945年7月7日,与延安中共中央医院护士贾志新结婚。1946年,郇振中随部队挺进东北开展工作,加入了军工战线。1948年11月投身航空工业,先后任航空工业局干部处处长、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生产技术副厂长、总工程师,在直8、水轰5、运11、运12、直9和微型汽车等产品的开发、研制和生产中作出了贡献。自1960年,贺龙、陈云、彭真、邓小平、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刘伯承、李先念、罗瑞卿、刘少奇、陈毅等中央领导先后来厂,关心直5机等飞机的生产,留下大量珍贵照片。1989年,一生贡献卓越的郇振中因病去世;1993年,归葬郇圩。

郇霈到达延安后,在部队上工作一段时间,被选派到延安抗大学习,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延安郊区因车祸丧生,时年刚满20岁。1942年春郇华民带学生住临沭大坡村时,郇陆龙送来郇霈遇难的信件,郇华民悲痛万分。加上1931年,19岁的郇秀荣和16岁的郇秀芳先后病故,1935年郇华民亦夭折1个三个月大的儿子,郇家郇霈一辈11个孩子只剩5个,郇华民实在不忍心再把噩耗告诉家人,他变着法子瞒着大嫂和母亲,假报郇霈如今在哪儿,是如何如何的好和忙。这对郇华民来说,实际上又是更多一层痛苦。

当抗日救亡运动在东灌沭大地上刚刚掀起波涛时,人们经过认真思考,毅然决定外出寻找共产党组织,这个活动独具时代特色,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东灌沭地区人民的找党工作以李铁民、郇华民、周晓江等人为代表;还有一批同志是孙存楼、张惠李等人,他们于1938年12月下旬到邳县铁佛寺找党,经过多方努力,与中共苏皖特委取得了联系。这些先进的人民代表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共产党的领导紧紧地拴在一起,思党若渴,盼党心切。这种对共产党的无限信赖、无限忠诚,成为当地人民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强大精神武器……

1938年春,郇华民和李铁民回到郇圩小学,向“义勇团”成员汇报了西安之行的情况和收获。大家听后非常振奋,虽然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但是已经带回来党的指示精神。结合一路上的兵荒马乱和徐州会战的惨烈场景,他们决定按照安吴堡“青训班”领导的指示精神,明确当前的工作方向为一明一暗两个方面:明的方面,继续扩大抗日宣传,进一步发展抗日力量,并更紧密地组织起来;暗的方面,积极搜集枪支弹药,为创建抗日武装做好思想和物质的各项准备工作。

血,总是热的。有了党的指示精神,有了郇华民、李铁民等人关于安吴堡培训班生动细致的描绘,郇圩小学的进步师生们更加向往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了!他们也更加依赖那台上海红灯牌收音机了,因为那里面常常传来延安精神。可是,1938年3月15日藤县沦陷,1938年5月12日厦门沦陷,1938年5月14日合肥沦陷,1938年5月19日徐州沦陷……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消息,更是让人扼腕血涌!郇圩小学炮楼二层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郇华民和李铁民等人商议说:“不想当亡国奴,就要号召民众具有反抗精神;要想保卫父老乡亲,就要有热血男儿扛起枪来……”

郇华民曾经回忆道:

1938年夏,有徐州第五战区抗日动员委员会成员孟宪禹来我家(郇圩小学)找“义勇团”领导成员商讨东海县的抗日工作,决定在抗日义勇团组织基础上组建东海青年抗日救国团,以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宗旨,于1938年7月在林疃小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人,由徐润斋供应午餐。大会选举周晓江为主任委员,我为组织委员,周镜涵(东海县曲阳县赵庄村人)、李铁民为宣传委员,刘锡九为秘书,另有徐润斋、孙秉衡、王子成、尹子才,共9位委员。总团部设在郇圩小学,下设郇圩、白塔、王烟,房山等24个分团。总团部出版《大众三日刊》《青救团刊》《抗战画报》,内容主要是记录收听消息转载,周镜涵、李铁民负责收听记录,马楠负责刻印,分发到下属各分团,宣传抗日和指导分团工作,各分团根据期刊的内容书写黑板报,街头宣传演讲,形式新颖活泼,颇受群众欢迎。

东海县抗日宣传队和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是同时着手组建的,属于青救团宣传口领导。周镜涵、李铁民分别任正副队长,队员由王子成、郭文卿、徐润斋、董文蔚、郭慧兰(女)、杭步莲、武淑祖(女)、吴连科、刘凤锦等17人组成。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教唱抗日歌曲。演出三个月,走遍了东海县每个乡镇,行程400多里,在东海县人民的心中撒下了抗日的火种。

东海县“抗日宣传队”先是趁房山逢集演出几场,民众云集,在演出期间,台上台下,群情激昂,收到较好效果。后来队员们背着行李,挑着道具,步行全县,巡回演出。一路经过郇圩、城头、王庄、阿湖、桃林、竹墩、讲习、王烟、蔡塘、驼峰、白塔埠等村镇,5月初到达新浦、海州,然后去新坝、龙苴、陡沟、南岗、东圩、西圩、湖东口、朱湾,最后返回房山,历时3个多月,行程400多里,影响很大。特别是逢集的日子,观众挤得水泄不通。农民们看了演出,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他们对宣传队称赞不已,有不少群众还送鸡蛋、蔬菜,慰劳他们。在新浦、海州演出时,有好几个单位邀请他们做专场演出。

有一次在东海师范礼堂为东北军57军慰问演出,第57军官兵中大部分是东北人,宣传队的演出激起他们强烈的思乡之情,个个热泪盈眶。当场有一青年军官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回老家去!”“向日本鬼子讨还血债”!半夜里,一个警卫连长因看了演出而感情过于激动,大喊大叫着要带部队到石臼所去打鬼子。

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简称青救团)成立大会更是振奋人心。参加大会的人员从全县各地络绎不绝来到林疃,其中声望较高的有桑墟、高流的丁兆常、夏君彝;有海二区的李坚;竹墩、双店的钱霖、梁如仁、钱仲宜;有小兴、鲁南的刘冠球……总数达到200多人。家住林疃的徐润斋、徐辅中负责安排到会人员的伙食。

大会由孟宪禹主持,周晓江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演说,通过了《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章程》。全体与会青年进行集体宣誓:“团结一心,抗击日寇,保卫家乡,保卫中华!”口号声声彻云霄。大会选举了周晓江、郇华民、徐润斋、李铁民、孙秉衡、王子成、刘锡九、周镜涵、侍朝鼐九人为青救团领导成员。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省特派员朱大同,县党部常委董建华,区长倪爱棠。他们到会的目的,是想伺机挤进青救团领导层,以便控制青救团的活动。因周晓江、孟宪禹等人巧妙周旋,董建华等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东海县青救团成立不久,为了区别于国民党在一区成立的“东海青救团”,改名为“海西青救团”。海西青救团影响大,发展迅速,很短时间内,各区、乡相继成立青救团分团24个(其中包括沭阳部分地区),登记入团的达800余人。青救团总部主办《大众三日刊》《青救周刊》和《儿童画报》,内容全是宣传抗日,形式新颖活泼。他们晚上收听广播、刻印钢板、油印材料,白天把收音机、天线、钢笔、铁板、蜡纸、油印机等分别藏到垃圾堆和乱草堆里,把用过的蜡纸焚烧……各分团也纷纷办起黑板报,到处演唱抗战歌曲,全县城乡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那段时间,郇华民作为组织委员,除了负责联络并做好思想工作,还一如既往地担负着物质保障工作。他是“义勇团”和“宣传队”自然而然的“后勤部长”。“义勇团”团员们聚会的各项费用、演出的总后勤保障,尤其在宣传队筹办期间,乐器、道具、服装乃至化妆品等都由郇华民总调度。“累并快乐着”这话可以简约地概括郇华民当年的心情了。自从安吴堡回来后,郇华民胸中似有一团火焰,他似乎真正领悟了父亲教诲的“女为君子儒”“博施济众”的临终遗言,也更明白了人世间的做人道理,更视钱财为一种身外的工具,对抗日的事业更加慷慨。郇华民家里好像就是“青救团”的财务部,后勤用的开支,如纸张、油墨、油印机等等物资钱财上的事,全由他一人当家。当时“青救团”哪有什么经费,董建华来林疃“祝贺”,代表县政府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几十元大洋;有几个乡镇开明士绅的捐款也非常有限,大部分开支都是郇华民自个儿贴上。对于这一点,“青救团”总部的哪一个人都心知肚明,所以大家从心底对郇华民更为敬佩。在郇华民的影响下,郇圩小学的学生和村上一些年轻的佃户农民,有郇宪龙、郇陆龙、谭学宏、何家胜、李胜海、郇英、李荣、郇林龙等共五十多人跟着郇华民跑里跑外,都积极投入了“青救团”的抗日工作。

郇圩还组织了儿童团,周镜涵、张立吾、周朝、董文蔚等人每天晚上集合一批青少年在郇圩小学的院子里席地而坐,教唱抗战歌曲,“4万万同胞呀,打倒日本鬼,杀尽卖国贼”的歌声此起彼伏,歌声飘向绿色的田野和临近的村庄,引得一些顽童成群结队来郇圩小学瞧热闹。时间久了,他们也参加了合唱。夜深露重时分,孩子们又结队散去,歌声沿着乡间小路四散,常惹得远近的狗儿一阵阵跟着吠叫,而孩子们反而更欢快了……

周朝年轻有活力,有时在外庄来得晚了,来不及组织很多人时,就在郇圩小学教郇耀中、郇钧、郇晓峰、刘菊生姊妹几个,他们都是儿童团的成员,经常参加活动,学起来也是又快又好。就4个人,也排成一字队形,他站在前面,先把要教的歌唱一遍,然后一句一句地教,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直到教会为止。当时传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奋斗抵抗,中华民族不会亡》《保卫江苏》《长城谣》《救亡进行曲》等……虽然有些歌词,孩子们多少年后才领会。这个东海县早期党的宣传家、组织家和年轻的革命活动家,他那高亢激昂的歌声,响彻郇圩村的上空,高高飘扬着,震动着各村青少年的爱国心弦。参加儿童团的积极分子有郇明爱、郇明德、郇爱龙、郇盛英、章灿、杨树林、徐民及郇耀中姊妹等四五十人,加上东西各村的有一二百人。周朝会吹口琴,常吹口琴给孩子们听,曲调悠扬悦耳。后来受他影响,很多团员学会了吹口琴,有的团员还拥有了自己心爱的口琴,随身携带,随时演奏。

郇晓峰后来回忆:“当时抗日宣传工作非常活跃,有一次房山小学师生百余人来郇圩进行抗日宣传,叔父欣喜万分,大力支持,热情招待,叫人递茶递水,送朝牌饼,安排休息。”

然而,“青救团”与“宣传队”的工作越是轰轰烈烈,东海这批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越是迫切盼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此前,在党领导下的“第五战区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派孟宪禹、阎西珍(两人均是地下党员)来东海地区开展工作,孟宪禹很快与周晓江、郇华民他们联系上。1938年秋,在郇圩小学石炮楼里一次青救团领导成员会议上,孟宪禹告诉大家自己是共产党员,只是这次到东海并无发展组织的任务,但他提供了到山东郯城县马头镇一带可以找到党组织的信息。

对于郇华民他们来说,哪怕是一条关于党组织的消息也是甘霖呀。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郇华民立即说去找呀,孟宪禹说:“郯城有个‘总动委工作组’,我的战友在那里,找到他,说不定就会有办法。”会后周晓江、郇华民在孟宪禹的引导下去山东找党。他们虽然找到“总动委工作组”在城关镇中心的文庙,也看见了“郯城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的木牌,但孟宪禹的战友早已不在那里了。他们知道,多年来的国共两党分分合合,没有相当信任的人际关系,空口说话那是扑朔迷离、难得信任,不得已,只好返回。既然这样不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那就积极主动向党靠近。

1938年10月,根据周晓江、郇华民指示,李铁民与周朝、刘凤锦、张继武、李铮等人去郯城庄坞青救训练班学习。在庄坞遇到应若冰,应若冰是1930年前后海州的地下党员,这时他正在八路军一家报刊任编辑。李铁民立即要求他介绍几个人去山东沂水岸堤抗大分校学习,应若冰当即应允。

1938年11月,在应若冰的帮助下,周晓江、郇华民又派李铁民带队,率周朝、刘凤锦、李铮、张继武等人进入岸堤抗大分校学习。

刘凤锦

临行前的凌晨,郇华民把刘凤锦的青布挎包检查了一遍,悄悄地摸出几块大洋塞进包底。古人云忠孝难两全,可是郇华民咬紧牙关想要做到的,就是忠孝两全。他一方面,想用自己的家资做地方革命的后盾,为革命的理想燃烧自己乃至老郇家所有的能量;另一方面,也想要照顾好家中老小,为包括郇圩小学在内的诸多学子做好革命铺路石,因为作为一个教育者,他认为年轻人的健康成长将是民族最大的财富。

16岁的刘凤锦来郇圩已经11年了,虽然身量尚未长足,然而少年的英武之气已经显露,他额宽面白,剑眉星眼,一字口紧闭,文静中颇有几分坚毅。郇华民的小动作,刘凤锦自然看在眼里。这是刘凤锦自1927年家中遭遇土匪杀戮来到郇圩小学之后的又一次出远门。1933年中元节,长兄刘凤翘被土匪暗杀,其后二哥刘凤图在郇华民、王子成等人的引导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以刘湾小学为秘密联络点,在刘湾一带渐渐成为骨干分子。1936年,郇华民送刘凤锦入徐州九一八中学读书。七七事变后,刘凤锦仍然回到郇圩小学居住,参加“读书会”“时事座谈会”“抗日救亡义勇团”“抗日救亡宣传队”的活动以及参与《大众三日刊》《青救月刊》《儿童画报》等革命刊物的印发工作。每当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郇华民总是最先想到刘凤锦。在村口,他回转身,在送行的一帮小伙伴中间找到刘菊生:“菊生,好好读书!”

霜月漫天,晨风清冽。郇华民、周晓江一直送他们过了铁路,或许是深感此次学习的重要,或许是感到刘凤锦长大了,一向讷于抒情的郇华民动情地说:“每个人的历史都是靠自己书写,人生道路的广远与光明是要自己走出来的。看,今天你们的起步,在乡路上就印下了一个又一个清晰的脚印,记录着你们前进的步伐,以后你们也必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你们要步步走好、走稳、走远……”

情不自禁又说不出感激之言的刘凤锦,回想自己和刘菊生10多年来在郇华民身边所受的教育与关怀,望着眼前这位温厚寡言敬爱的恩师与兄长,16岁的刘凤锦热泪滚滚。他深深地给郇华民鞠了一个躬,转身跟上李铁民、周朝的脚步,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的内心一唱三叹地重复着离别的短句——

“啊,养我教我的郇圩!”

“啊,胜过父兄的师长!”

刘凤锦毕业后直接在山东参加了革命,1939年春回了一趟郇圩,遵照郇华民的安排带郇振华、周锦艺、周悦、周锦芝,在周朝、李铁民的护送下去山东参加了革命。

刘凤锦没有辜负郇华民的培养和教导,留下了这样一份人生履历——

刘凤锦,1923年3月16日生于东海县讲习乡刘湾村。1938年11月,受抗日组织派遣,去山东沂水岸堤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学习结业,分配到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工作。自1939—1949年,历任连指导员、文工队长、音乐组长、文工团长等职。淮海战役中,因开展火线文艺活动,荣立集体二等功。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浙江军区、济南军区政治部任文工团团长,后任前卫歌舞团团长,济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文革”期间,受极左路线影响,曾被迫离开部队,参加山东省重点工程和重点企业指挥部政治部的领导工作。1972年又回部队历任济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济南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研究员。

刘凤锦在社团、学术界享有盛名,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山东省文联委员等职。

刘凤锦长期以来在部队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同时也从事音乐创作。早期他创作的歌曲有《如今也有吴三桂》《大会合》《爱护胜利品》《别心憔》《再加一拳》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作了器乐曲《海岛晨曲》(与天泉等合作)、《海防哨兵》《秋月》及歌曲《学习硬骨头六连》《练兵四季歌》《沂蒙山里果树多》《你好,趵突泉》《长江水,水最美》等。1984年中央广播电台对弹拨乐合奏曲《秋月》作了专门介绍和广播。《海岛晨曲》《迎亲人》《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沂蒙山里果树多》《秋月》等作品由中国唱片社录制成唱片及录音带。另有一些专论等在报刊上发表。

刘凤锦的作品有生动鲜明的思想感情、时代精神及浓郁的民族风格,及时反映了时代脉搏。他是在革命队伍里成长起来的革命艺术家。

早在1938年秋,郇华民他们去山东找党,路上在郯城县马头镇看到那里青救团搞得比东海更热气腾腾,有不少武器,甚至还有轻机枪,心中非常羡慕。然而,要想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统治下单独拉队伍建立武装又是极其危险的。

1938年冬,国民党东海县政府准备成立县常备大队,要求各区成立常备中队。东海县青救团领导成员郇华民、周晓江等认为,这是利用合法名义抓武装的好机会。他们决定派人打进各区常备中队,掌握领导权,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常备队掌握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日武装。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第三区第四区的两个区队长和六个分队长全由青救团的人担任。这两个区常备队领的是国民党政府的饷粮,行的却是抗日教育和军事训练,可惜的是,时间不长,国民党东海县政府就勒令解散了这两个区的常备队。

私下里,郇华民、周晓江几人正在为建立抗日武装发动“青救团”骨干积极搜集枪支弹药,1939年1月24日邻县赣榆县城沦陷,东海有许多地方也已经在日寇铁蹄之下,加上政府无能、土匪肆虐,乱世之中谁肯把武器送人?队员们跑了十来天,靠了亲戚关系才“借”到两条老枪。

“再难,也要把队伍组织起来!”一天夜晚,在郇圩小学的炮楼里,郇华民和周晓江几位商议。

“华民,事情一定要干,但是有一个问题你也要考虑了。”周晓江沉吟着说。

郇华民听着话里有话,不说话,盯着周晓江等下文。

“这几年我们在你家进进出出,最近生人更多,还常常带枪夹棒的,郇圩小学可以说早就‘红’了,暴露了,你得考虑一下家人的安全了。”

“是啊,我们腿脚都快,老人孩子,遇上紧急情况怎么办?”王子成也接茬说。

这一席话,提醒了郇华民。

1939年2月11日,这天是农历小年,郇华民在母亲钱妙贞的房间里,叫全家人都来,开个会议。小孩子们听说要开会,都来了,想听听开会大人讲些什么。遭过绑匪绑架、受尽折磨的老母亲,早已愁得低着头,坐在那里。每遇到什么为难的事,她都是那样坐着。张尚莲与刘秀莲两位嫂嫂都有各自的苦难经历,也不说话。唐秀兰患有肺结核,一直病病歪歪,她离众人远一点坐着,除了偶尔咳嗽,也不作声。小孩子不知道愁,但听说鬼子要来了,也都一声不响。外地老师都走光了,没有学上,本身就不是滋味儿。刘菊生和郇荣紧靠在大娘身边,郇锦靠着钧姐。先是几分钟的沉默,还是郇华民先说话了:“国家积弱,政府无能,日本鬼子来了,杀人放火;伪军狐假虎威,祸害乡里……太平日子是没法过了,看看我们这个家怎么办?向何处去?小孩子们也都发表发表意见,说说自己的想法。”

大家还是不作声,又是一阵沉默。停了几分钟,郇华民接着说:“敌人来了,小孩子学是不能上了,只有这样几条路,一条是在家当顺民,就是当亡国奴……”小孩子一听当亡国奴,七嘴八舌议论开了:“亡国奴?”“就是中国人当牛做马,听日本人的使唤,被人骑在身上,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这个我们不干!”“谁要在家就在家,反正我不在家。”郇华民接着说:“这是一条路。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去大后方。在中国西部,日本飞机飞不到那里,比较安全。但路太远,有几千里,一家人怎么走?老人都是小脚,坐火车,日本飞机轰炸,铁路不通。走吧,要走好几个月,怎么走法?路上要用很多盘缠,也比较困难,现在家中又没有那么多的钱,战乱时期卖地也没有人要。”小孩子一听也都发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人都不说话。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郇华民又接着说:“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还有一条路,那就是跑反(逃难)到外地敌后去,走抗战救国之路。老人小孩先到外乡亲戚家避一避,然后宣传抗日救国。不是常说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能做事的找点事做。小孩子有学还得上学,一面学习一面宣传抗日。”小孩子一听说宣传两个字,又开始活蹦乱跳起来,这个说“我能散传单”,那个说“我能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的说“宣传队要是要小孩子多好啊”。钱妙贞坐在那里低着头,始终没讲一句话。

这时,郇陆龙也来了,他向郇华民说:“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就这样,经再三相商,郇华民在征求母亲和两位嫂嫂的意见后决定:母亲和二嫂留守看家,深居简出,不要为任何事情招眼;家中所有其他人,包括各房小孩,还有住在郇家的外甥、表弟,全部随华民及大嫂向西北逃难,第一步先到竹墩舅舅家。这个十口之家从此沿着郇华民说的抗日救国之路一直前行了。

说动就动,天一黑就准备。这天是月黑头,下着小雨,过小年的炮仗声稀稀拉拉的,这样的情况下行动最安全。郇华民一行用了两辆牛车,装了必要的细软行李,拥挤着男女老少十余人,向母亲依依痛别。他再三拜托管家李景行照顾母亲和二嫂,李景行夫妇也情意切切,难分难舍——此后几十年,两家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郇华民率家人经李竹城、牛山庄、蔡塘到铁路北彭宅天已五更,看看不能当夜赶到竹墩,就在彭宅刘锡九家住下,再到夜晚赶到竹墩表兄钱聚祥家,安排一家老小住下。

郇圩小学没了后顾之忧,且又是东海西乡抗日志士的“老饭店”,郇圩、房山一带也是农协发展比较好的地段,其后一段时间,郇华民常常是竹墩、郇圩两边迂回,把郇圩小学当成了最重要的根据地。其间,还在郇圩小学与周晓江、李铁民等共同迎接了杨纯政委,聆听了她的工作指示。

然而由于连夜经受风寒,唐秀兰的病情加重,每日下午发烧,夜间咳嗽不止。竹墩东边东池头村郇华民的姨夫也是中医,请来用药,勉强支撑着过了年,唐秀兰就说要回郇圩。2月24日,农历新年初六,郇华民护送唐秀兰经东池头三姨(钱妙贞的三妹妹)家回到郇圩。这一天,正是郇忠12岁生日,他送母亲到东池头村后,奉父命返回竹墩。

1939年2月27日,国民党东北军第57军第112师第671团第3营,在撤退途中,在东海县宋庄和芝麻村之间与日寇鹫津师团第82联队第2大队第7中队相遇,发生一场激战,击毙中队长川崎以下160余人。战斗结束后,当地人民受到很大鼓舞。当日一听说战后双方撤走的消息,郇华民、周晓江马上组织“青救团”成员去战场一带寻找遗落在那里的武器和弹药,果然一听说是为了打鬼子,附近穷苦的老百姓很快把十来支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枪支和一些零星的弹药交给了“青救团”。这些武器弹药搬运回来后,藏在郇华民家西南炮楼的楼上。当晚,郇华民回到中院,从床底下一个油纸包中,把藏了多年的三支枪取了出来,一支老套筒、一支汉阳造、还有一支是长管猎枪。郇华民叫来杨士林、王见高和郇义龙三人。他们原来都在郇家干活,跟华民处得亲如兄弟,“青救团”成立后,都随着郇华民在团里跑里跑外。郇华民对他们说:“小鬼子已经侵入我们东海,你们敢不敢与日本鬼子拼命?”

“怎么不敢,只要有人领着我们干,豁出性命我们也愿意!”

“那好!这三支枪,是那年我家被土匪解三解四抢劫后买的,一直没有用,你们看这枪身上的机油还在呢。你们拿上,现在就到周先生那里去报到。”

“太好了!”三人一人拿上一杆新枪,简直是爱不释手,兴冲冲地就去向周晓江报到。

有了第一批武器垫底,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次日傍晚,王烟村的冒自强等人也都持着找来的各种枪支来郇圩参加武装队。经过大家努力,新旧枪支一共搜集了18支,弹药搞得不多,但够应付一阵子。当天晚上,刘锡九、郇华民、周晓江、李铁民等几个核心成员在郇圩小学炮楼开会,他们决定凭现有的18条枪先干起来,边干边发展。讨论到后勤补给、开销花钱、吃饭等问题的时候,周晓江说,大家先凑凑看,现在能凑到多少钱。各人把自己兜里的钱都拿出来。外边一些队员闻讯也把钱掏了出来,一共凑了25元5角钱。

郇华民笑了,说:“25元5角钱,不少了。就作为我们‘青救团’武装队第一笔活动资费,交给我来保管和使用,大家可同意?”

“交给你这位能小钱生大钱的后勤部长,没有人不愿意的。哈哈……”大家都笑了。

郇华民也笑了:“我早说了,要是当了亡国奴,有钱有粮有什么用?我不但管用钱,还管吃饭——我家现在还有30石小麦,够吃到秋收。到秋天,地里的粮食又收上来了。只要弟兄们齐了心扛枪打鬼子,我郇华民家的饭碗就是大家伙的!”

“怪不得四里八乡的都叫你‘小孟尝’呢!”

“我学给你听听,人家是这样讲的:当今乱世,在东海西乡的郇圩小学有个细瘦挺拔的郇先生,夏秋总是半新不旧一袭白布长衫,冬春总是干干净净一件蓝布棉袍。白天里,他办学教书、莳花弄草;到晚上,他夜校讲课、宣讲大道。此人满腹经纶,忠义有加。又好结交朋友,又好打抱不平,又好关心国事,又好仗义疏财,人称‘小孟尝’也!”王见高接了话茬,说得像一挂小鞭。

郇华民不好意思了:“马上扛枪打鬼子了,还有心思贫嘴!”

郇圩小学的校园里,一时激荡起爽朗的笑声。

两天后,为避人耳目,在王烟村王子成家,正式成立了18条枪、20几个人的“青救团武装队”,周晓江任队长,队员有李铁民、刘锡九、王子成、周镜涵、张绍焕、何连厚、韦雪原、王见高、吴文昌、王如光、张朝并、侍朝鼐、孙秉衡、冒自强、杨士林、郇义龙、郇华民等20多人。郇华民不随军活动,但他保证着这支队伍的后勤供给。武装队仍然在西乡活动,到郇华民家吃饭住宿,再加上学校本来住校师生的吃喝,每天他家吃饭的人保持在三四十人,有时候更多。青救团武装队的成立,为人民抗日武装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关于母亲、嫂子支持革命,郇华民有如下回忆:

我的家庭是东海县西南部一户比较大的地主,在我参加革命后,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对家庭的剥削行为也相应地进行一些改革,母亲钱氏、大嫂张氏、二嫂刘氏,均吃斋念佛,好行善事。有剥削压迫农民的一面,但也一贯支持我参加革命工作,对家中佃户雇工比较和善。尤其是大嫂,终日给来往客人及教师做饭,从无怨言。在抗捐反霸斗争的同时,母嫂也同意我采取下列一些改革措施。

1. 对家中雇工(男工都发展为共产党员),平等对待,改善生活,增加工钱。

2. 农民、佃户冬季缺穿少吃的,借钱借粮,借多少还多少,不加利息,歉收可以不还。

3. 夏收秋收,佃户分粮,自分自送。遇上天灾人祸,免收。

4. 外来逃荒讨饭的有六户安排在村头场头小屋居住,并分给土地耕种。有一孤儿名小呆子,收在家中做小工,病了多年,吃药无效,病故后以棺木安葬。

5. 抗战期间,全家随军北撤,土地由农民自种自收。抗战胜利,侄女郇晓峰代表家庭当众烧毁地契。

原连云港市电视大学副校长刘太武解放前做海州地区敌后特工工作,与郇华民早有交往,解放初期曾任海州中学校长,与郇华民共事。他在《郇老乡亲鱼水情》一文中回忆道:

1939年第一次组织抗日武装,20多人、十多条枪。当时正处在“抗战无政府、兵无供应”之际,华民同志包下来,在他家开饭住宿。他家厨房里,从早到晚每天无间歇地烙煎饼。华民母亲问道:“老三哪,我家常常这么多人吃饭,是哪里来的朋友啊?”华民答:“这些人都是我同学。”母亲又问:“你同学这么多啊?”华民答:“您老人家不懂,从前私塾学生人少,现今洋学堂每班50人,10个班,就是500多人,20个班,就上千人呀!这一二十人是我知心朋友啊。”老人问过,就若无其事了。

在议论形势时,有的同志说,不如建立抗日根据地,我们的生活供应成问题啦。华民说:“没关系,成立两个团,据我现在的力量,能供应三年。”大家听后,十分高兴,满堂欢呼。

“青救团武装队”成立后,郇圩小学拉队伍、养队伍的信息,十里八乡一下子人尽皆知,队伍在郇圩一带暴露了,就拉到尹官庄进行扩军,一下子增加到二三十人;很快,又把队伍拉到竹墩。

3月3日,就在郇华民与周晓江他们转移到竹墩组织武装力量的日子里,一向多病的唐秀兰不幸病逝。消息传到竹墩的时候,郇华民正在给青年们讲“历史辩证法”,惊闻噩耗,他一下子怔住了:虽然唐秀兰一向多病,虽然送她回家也是因为病情加重,可他只想回到熟悉的家中她会自在些,又有母亲照料,从没想过会失去她!三个孩子,最大的忠儿也刚满12周岁啊!郇华民强忍着热泪,默默地转过身,想要随送信的人一起回郇圩为唐秀兰主持后事。周晓江说话了:“华民,你不能回。家里出了这样的事,他们肯定张着网等你!”果然,不一会儿,钱妙贞派来第二拨送信的转述她的叮嘱:“叫华民不要回家,只要忠儿为母亲领棺发丧。”

一连几个夜晚郇华民不能入睡,他沉痛地思前想后:十几年来,自己的心思全在外头,从没有对唐秀兰有什么陪伴和关怀。他给她的,除了忽视,还可曾有温情?她病重了,他说去海州医院看看,她不去,他也就没再坚持,转脸忙自己的去了。他以为她会一直在郇家中院里住着,陪着孩子们长大……郇华民深深地愧疚!他想起他要拉着队伍离开郇圩的那天半夜,唐秀兰撑着病躯为他收拾行李,还一再叮嘱他注意冷暖,他哪里想到她已经把身子病空了呢?他又哪里能想到,那一别就是永诀,如今连回家送她一程也不能……

后来得知,即使郇华民没有回家奔丧,还是有人打了歪主意:“把郇华民的大小子抓了,也能拿点赏钱!”只是匪帮里有人忌惮郇华民的队伍才作罢。

多年以后,郇华民如此记述自己的婚姻状况:

我,原配唐氏,长我5岁,家庭包办。在1923年我16岁时结婚,1927年生子郇忠(后改名郇耀中),后又生子郇容(后改名郇荣)、女郇锦。抗日战争时期,子女均随我在外工作学习,成家立业。唐氏妻于1939年病故,时年36岁。后因战争年代,无暇考虑个人问题,直到1952年续娶朱崇芹为妻,生二男:建生、春生。

而今情深君不在,只是当时已惘然——1991年郇华民最后一个生日时,仍对郇耀中和郇荣说:“我没有照顾好你们的母亲……”

1938年底到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和苏皖特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巩固鲁南,向苏皖发展”的战略方针和苏北人民矢志不渝寻找党组织的强烈愿望,先后派遣几批干部分赴苏北东灌沭地区、淮涟泗地区以及运东地区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1938年12月,周朝在堤岸抗大分校学习期间与刘凤锦同期入党,次年2月受党组织委派回家乡开展工作。至此,东海人民寻找党组织终于成功。

1939年3月中共海属中心县委成立后,积极领导各县重新建党。当月,中心县委派组织部长陈飞和党员周朝到东海西部地区发展党组织。一天晚上,在竹墩青救团团部槽坊内召开了建党会议,陈飞、周朝、李铁民、刘锡九参加会议,周晓江、郇华民列席会议,这是海属地区重新建党后东海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找党!找党!梦寐以求的岁岁年年!竹墩槽坊会议,是郇华民一干人等的圆梦之会。可是,陈飞、周朝二人会前就踌躇过,为周晓江、郇华民二人早年的填表问题有点犯愁,觉得不大好处理,而他俩现在又是西乡抗日青年的主要负责人,建党会议不叫他俩参加,恐怕会伤害他们,所以决定请他俩与会。至于会上会形成怎样的局面,只能到时候看情况再说。

那天夜晚,6个人在灯下团团坐定之后,会议由周朝主持,他介绍了陈飞的身份,接着陈飞代表组织讲话。陈飞先讲了日寇已经在响水口登陆,侵入海属地区,形势更加严峻,斗争将会十分残酷。所以西乡重建党组织的任务十分迫切。接着他从原则上讲述了重建工作的意义和要求,又讲与会同志都是东海西乡抗日青年的带头人,虽然各位过去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组织上还是非常了解和信任大家的。

参加党组织重建会议,几个人都非常激动,可是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飞讲话之后,轮到大家发言,气氛反而沉闷起来,一时竟有些冷场。虽然被招来开会的四个人情况不一样,但他们迫切投入党的怀抱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李铁民是早期在徐州入党的党员,在白色恐怖时期脱党,但没有填表办手续,非常渴望能马上恢复党籍;周晓江和郇华民二人是东海西乡抗日青年义勇团和武装队的主要负责人,又是东海早期党员,虽然有填表自首的遗憾,但那是迫于无奈,他们多年的革命行动无愧于自己内心的向往;刘锡九虽不曾入党,但他当过地方自卫团团长,加上郇圩小学“读书会”革命理论的醍醐灌顶,早已经身心向党……可是,这些闹革命时轰轰烈烈的汉子,一旦让他们表白自我,倒好像是在争取什么私人利益,说不出口了。

沉默了一会儿,郇华民看看大家,打破了冷场:“陈飞同志,我先说吧——今天能参加党的组织会议,我非常激动,也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是1928年秋天入党,入党后在党领导下,我在家乡和上海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在白色恐怖面前,我没有挺住,填了自首表。讲客观一点是为形势所逼;主观上是软弱,是委曲求全。我为此长期自责反省,下定决心要把握自己的未来,为此我的内心始终要求自己做一个坚决的、纯粹的、不遗余力的共产党员。这几年,我和晓江、铁民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东海百姓不当亡国奴,日夜辛劳,东奔西走。另外,为了革命大业,我愿意毁家纾难,贡献田产和钱财乃至我的一切。我本人,我们在座的几位,还有我们身边很多同志,都渴望回到党的组织之中。我和铁民到西安找党,爬货车,挨饥饿,遭轰炸,我和晓江到山东找党空手而回,但我们从不放弃希望。现在好了,我们终于迎来了党的领导!我相信我一定能回到自己的组织中来。但是我也知道1933年填表自首的事是一个大关节,而且这是历史给一大批人留下的大问题,今天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有我和晓江两个人,但是在整个海属地区乃至全国更不知有多少这样的情况。我相信组织会对这个问题有个说法,我愿意接受组织上对我进行长期的审查和考验。而且我还认为,国难当头,山河破碎,任何个人的荣辱得失都不重要,不管我名誉上的身份如何,我骨子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要坚决抗敌御侮,保卫家乡!”

郇华民文质彬彬,说起话来也是语速偏慢,一板一眼,一席话,清清楚楚,说得陈飞一个劲儿地点头,说得周晓江几位都对他投来钦佩的目光。郇华民看一看大家,接着说:“我的问题就说到这儿,现在我向会议提个建议:铁民虽然也在三十年代初期脱党,但他因为组织关系在徐州而逃过了填表自首这一劫,一直未办任何手续,历史清白;而且多年来依然向往党,坚持跟党走,到西安找党,到山东找党,为东海的抗日救亡工作也做了大量的事情,所以我建议,现在能否恢复他的党籍,或者重新吸收他入党。关于锡九,他一贯忠心耿耿,服务乡梓,特别近几年来为家乡的抗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我建议现在能否发展他为新党员……”郇华民没再为自己争取,而是把两位比自己起步都晚的战友推向了前面,陈飞被感动了!他说:“郇华民不愧是位老同志,我一定要将你们的事情如实向上汇报,争取早日解决你们的组织问题。”

周朝是郇华民的学生,无数次听过郇华民讲课,但是今天在人格上受到了震撼,他对老师更加敬重了。李铁民、刘锡九、周晓江他们与郇华民是老同学、老朋友,对他热情慷慨、任劳任怨、少说多做、爱做幕后英雄、不善人前阔论的个性非常了解。今天的长篇发言,他们都知道那是郇华民掏了心窝子。周晓江就着郇华民的话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也向组织袒露了与郇华民相似的心声,向往组织,愿意接受考验,并同意郇华民所提的几项建议。

两位老同志都主动又坦诚,事情就好办了。会议决定接受二人的建议,陈飞代表中心县委批准了李铁民重新入党和刘锡九的入党申请,并宣布东海西乡第一个党支部正式建立。是夜重新入党的李铁民,其后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历任中共东海县委委员、宿迁县委书记、东海县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期间任东海县委副书记、华中六地委民运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淮阴地委副书记、吉林省邮电局副局长等职。此是后话。

接着,连夜召开了西乡第一个党支部会议——海西党支部会议。陈飞代表上级组织与会指导,郇华民和周晓江代表“青救团”列席会议。第一次支部会议上,选举了周朝为支部书记,刘锡九为组织委员,李铁民为宣传委员。还重点研究了下阶段的工作是要积极发展与迅速建立地方武装,并围绕这项中心工作,明确了分工以及阶段性的目标任务。

会议结束时,窗外已经晨光熹微,大家一点不觉得困乏,几个人来到院子里呼吸着清凉的空气,郇华民忍不住说:“我们等来了党组织的领导,就是等来了天明!”

从此,西乡地区的抗日救国斗争,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刘锡九、李铁民和周朝三人分头到竹墩一带、安峰山一带和赵庄、郇圩一带积极活动,发展党员。他们在赵庄、郇圩一带发展了周朝、周镜涵、郇震、郇明爱等;在双店、竹墩一带发展了钱霖、梁如仁、翟步崑、钱恩洪、钱仲平等;在高埝、李埝发展了刘玉佩、刘玉亮、高殿进等;在牛山、王烟一带发展了赵有乐等。不到半年时间,全县先后成立了十多个支部,发展了100多名党员。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为建立县委创造了条件。为了进一步加强东海县党的工作以及抗日斗争,1939年7月19日,中断了六七年的东海县委重新建立,书记孙海光,组织委员李坚,宣传委员李铁民。

1939年3月1日,日本侵略军第5师团主力步兵第21连队在海军第4舰队、空军第7飞行团配合下从响水和燕尾港一带登陆,燕尾港、陈家港沦陷。2日,日军先遣队侵占灌云县城大伊山。4日,侵占灌云重镇板浦,灌云县沦陷;同日,另一路日军侵占南城;同日,日军第114师团的步兵1个大队,第21师团的步兵1个大队和第五师团的第21联队,攻占了海州城;加上前几日房山芝麻一战的日寇撤后复来,东海全县沦陷。与此同时,从山东临沂南犯的日军占领了新浦、连云港,而驻守在连云港的国民党33师一枪未发就逃跑了,连云港遂沦入敌手。

东海沦陷后,国民党官僚士绅及土匪力量迅速发生变化。国民党东海县县长秦杰人溜之大吉,一批地主、官僚摇身一变当了日伪维持会的头目。有些土匪则投靠新主子,做了日寇的“鹰犬”。秦杰人跑了之后,由庞寿峰继任东海县县长。庞寿峰一方面与日寇勾勾搭搭暗中来往,另一方面笼络土匪,把土匪收编为县常备大队,用来防范共产党,对付人民群众。所以,东海沦陷后,县内有敌(日寇)、伪(汉奸)、顽(国民党东海县政府及反动武装)、匪(土匪)四种反动力量同时并存,危害人民。

我党为站稳脚跟,战胜敌伪顽匪,一手抓党的组织建设,一手抓抗日武装的组建。在很短时间内,东海县南北先后拉起了两支抗日武装:“南进支队3团4营”和“云台大队”,而这两支队伍的主要组建人之一,便是郇圩小学的郇华民。

1939年初,为实现党中央“巩固鲁南、向苏北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苏皖特委、陇海南进支队根据山东分局的意见,决定将东灌沭地区人民抗日地方武装组建成“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张克辛奉山东分局之命,按照苏皖特委、陇海南进支队的决定,2月25日来到汤沟镇,与余耀海、孙海光、汤曙红取得了联系,召集几股武装的负责人会议,商谈筹备成立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事宜。

3月,竹墩党支部建立,“青救团武装队”就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斗争。这时上级党组织和八路军鲁南支队要求这支武装队伍,迅速发展,扩编为隶属于八路军的“4团”,与灌云、沭阳一带汤曙红的“3团”相并列,并派来政委盛子明,住在郇圩小学,等候上任。但后来由于人员和枪支缺乏,只发展了100多人,4团没有组织起来,就编为“青救团武装队”3团4营。

那段时间,为了扩展队伍,郇华民和周晓江等人什么办法都想了。他们甚至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互勉,铤而走险——

一天,郇华民与周晓江到房山南圩村去争取土匪头子外号叫“小梅花”(姓陆)的一部分武装,可是谈判未达成协议。返回之前,土匪内部有个头子提议,要将郇华民秘密看管起来,让他家三天内交出2500元银圆。

“小梅花”的眼光还比较亮,当即发怒说:“谁说的,谁敢这样做,头都不要了,郇立三是凡人吗?”

那个土匪头子连说:“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哪能这样做啊!”

4月10日,中共海属中心县委在李恒东南陈庄召开大会,张克辛宣读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把东灌沭边区人民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第3团”(简称“3团”),汤曙红任团长,张克辛任副团长,周瑞迎任政委,陈飞任政治处主任。下设4个营,约1100余人。

第1营营长汤良智、教导员王士林,该营活动在李恒、汤沟一带。

第2营营长田宝湖、教导员吴书,该营活动在灌云张店一带。

第3营营长江剑农、教导员周江平,该营活动在钱集、胡集、塘沟一带。

第4营营长周晓江、教导员刘锡九,该营活动在安峰山、房山、颜集一带。

3团的成立,是苏北抗战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壮大了东灌沭地区人民的抗日力量,也增强了人民抗日的信心;同时,对淮海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淮海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3团4营成立大会是1939年4月在张谷一所庙院内召开的,孙海光代表海属中心县委(1939年2月,中共海属工委撤销,正式成立中共海属中心县委,书记张克辛。同时成立中共灌云县委、中共东海县委,统属中共海属中心县委管辖)宣布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3团4营正式成立。

南进支队3团建立后,积极进行整编、巩固工作,并大搞宣传。特别是在五六月间,3团全团搞了一次大活动。全团4个营都从自己驻地运动至东海安峰山一带大集中,一千多战士大会师,热火朝天地举行联欢,演戏、唱歌、开座谈会、交流经验。这次集中活动一共搞了一二十天,战士们天天像过节似的,全团士气大增,而且也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斗志。

因为这次活动地盘在4营驻地,当然4营得尽地主之谊。郇华民是四营的“后勤部长”,联络地方、筹措物资等等具体事项,没有一件不要郇华民操劳;可是上级没有供给,一切给养全靠自筹,那段时间郇华民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精神上无比的兴奋,物质上无比的操劳。

解放后东海县政协副主席周建章是东海县青湖乡人,当年物资之艰难从他的回忆可略见一斑:

1939年1月,郇华民与周晓江听说白塔埠小学校长徐士方与我就地组织了自卫队,特地前来动员我们带着队伍参加游击队,我们欣然应允。当年初夏带队伍参加了在张谷镇举行的“南进支队3团4营成立大会”。但因为去后无军服、无粮食,每到一村皆不准进庄,完全靠私人关系向农民商借临时口粮,去的人不能适应艰苦,有韩竹班等带枪逃到颜小庄把枪支分散……周晓江营长来我处嘱我协助动员归队。

7月上旬的一天,3团1营、2营在盐河边伏击了鬼子汽艇,大获全胜,更是大振军威。

7月17日,3团团长汤曙红被沭阳县国民党顽固派夏铸禹、王绪五、周法乾利用亲戚同学关系,骗到汤沟杀害。汤曙红,原名宜秀,江苏灌南人。1939年3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汤沟小学任校长期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春,发动群众千余人,建立汤沟乡民众抗日自卫队,任队长。是年秋,任东灌沭边区抗日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1939年4月,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3团团长。牺牲时汤曙红年仅24岁。事件发生后,中心县委请示上级决定全团向西南靠拢南进支队主力。3团各营于7月底集中,8月初开始向西行动,周晓江率四营西进参加主力,郇华民、刘锡九、王子成、冒自强等人奉命留在家乡,继续参加地方抗日工作。8月,张克辛代团长带领3团在沭河与沂河之间的五花顶附近与鬼子打了一仗,缴获了鬼子的一些武器装备。当时正发大水,生病的战士日益增多,到骆马湖边又与国民党顽固派战斗一二十天,被阻断在运河东岸,真是困难重重。直到8月下旬,才打败顽固派渡过运河与主力会合。

同年9月,海属中心县委改为苏皖区党委第二地委,由杨纯任地委书记兼3团政委,不久又任命杨志雅为团长,盛子明为政委。

杨纯,原名万国瑞,是年只有22岁。刘少奇曾赞誉她:“是新四军中最能干的女将。”其父万希成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者,曾与詹天佑一起参加了京张铁路设计施工。杨纯幼时受到其父亲进步思想影响,胸怀大志,性格刚强,敢作敢为。随父在南京读小学时,她坚持把自己的名字按万家字辈改为“国瑞”(当时女孩不能按家庭排行起名),被同学视为“假小子”。1935年随父就读武汉女子中学直到武汉大学化学系毕业。在武汉读书期间,“一二·九”运动爆发,杨纯是全市学联负责人,任全市学生大游行总指挥,带领上万学生走上街头,呼吁抗日救亡,其英武与飒爽令人注目。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她毅然走上抗日救亡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与一位叫李锐的大学同学一起去北京找党,后来辗转到山东,从事秘密党支部工作,参加了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并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八路军山东抗日第四支队宣传队长,团政治处主任,淄博特委组织部长。我地下党员江上青发展了一批党员,共有600多人,并编入国民党部队中,急需与党取得联系,需要派得力领导来主持工作。1939年2月杨纯受中共山东局的派遣,与江彤(刘瑞夫人)女扮男装,来到皖东北与江上青接上头,并于1939年3月组建了中共皖东北特委,杨纯任书记。仅几个月时间,杨纯在党建、发动群众、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皖东北特委工作与大别山、上海、山东等地方来的同志工作联系了起来。最突出的是在她的推动下,成立了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建立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这样丰富的革命履历,当时的人们不可能知道。可是杨纯女中豪杰、干练飒爽的形象,让大家十分钦佩。党领导下的新女性形象,从此在郇华民等人的心中定格。

10月苏皖纵队司令兼政治委员江华率纵队机关来邳县一带,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遂改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再进皖东北。3团随主力南下,开始了新的征途。

关于这一时期的斗争,郇晓峰回忆道:

郇义龙原在我家看门,还有本村杨士林等人,都是经叔父动员连人带枪参加了部队,叔父将家中30余支自卫枪捐给部队,当时群众手中少数枪支是用来自卫的。第一批武装南去后叔父仍然留在竹墩工作,发动组织第二批武装,成立了云台大队,有300多人,300多条枪,钱霖为大队长,翟步嵩为副大队长,刘锡九为秘书,叔父任参谋,后编为八路军苏皖陇海支队第九大队,两批武装部队编入南进支队以后,支队委员杨成刚又分配叔父和周晓江仍回地方发动组织抗日武装。

第二批武装“云台大队”是在铁路北“东进支队14团3营”的基础上建立的。

南进支队3团4营在张谷庙成立之后,对东海西部及西北部地区人民影响较大。4月郇华民身份红了以后,时常避居竹墩娘舅钱家,因与舅舅钱霖、姨弟梁如仁等志同道合,再加上刘锡九、翟步崑、钱仲宜等人积极参与活动,在山左口、大王庄、高埝、双店、竹墩等地聚集了三四十条枪。他们派人去山东与八路军联系,山东东进支队热情鼓励了他们,批准他们成立第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14团3营,并颁发部队官防1枚。1938年6月14团3营成立后,翟洪杰任营长,梁如仁任教导员,主要活动在山左口、三辅、钱顶一带。两个月后困难越来越大,没有仗打,经费匮乏,加上亲友拉后腿,于1939年8月宣布分散活动。

这样,东海县铁路南北两支地方抗日武装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一支转移,一支解体。而日寇从1939年下半年起,逐步加强对东陇海沿线地区的控制,增派兵力,加设据点,物色汉奸,建立“维持”伪政权。秋天以后,形势更为严峻。为此,东海县委深感重建抗日武装为最紧迫的任务。

1939年秋县委书记孙海光亲到竹墩,与钱霖、郇华民等人商议重建抗日武装问题。他们分析了南北两地区的条件:铁路北有14团3营的基础,再加上其他爱国力量,可搞100条枪。铁路南有3团的影响,还有它留下的一部分人员,拉起一支新的武装是完全可能的。说干就干,他们当即分了工,路北由钱霖、郇华民负责,路南由孙海光负责。

秋冬几个月,郇华民和钱霖、梁如仁、翟洪杰、翟步嵩几人走村串户,以“14团3营”和“3团4营”留下人员为主汇聚力量,并发展一些新人,路北一共重组了约120人枪。同时东海县委派3团留下的骨干曹通三打入国民党“东海县常备队特务分队”,任分队长,掌握了30多条枪。曹通三,是年23岁,原名曹冠儒,笔名石翁,江苏灌云人,1938年参加革命,他刚刚加入共产党,正血气方刚、勇猛精进。很快,他又以特务分队为基础,扩充到70多人。路南通过统战工作汇聚零星力量,也聚起70人。东海县委眼见时机基本成熟,决定立即建立一支新的地方抗日武装。这支新的地方抗日武装取名为“云台大队”。云台山是东海县东部一座名山,用家乡名山之名作为部队番号,表示这支武装是一支捍卫家乡人民的地方抗日武装。不久,西撤的3团并入八路军主力九旅后,组织上将周晓江等部分地方骨干也派回原地开展斗争。周晓江等人回来后,立即参加了云台大队。

1940年元旦,那天虽近腊月寒天,但没有什么风,太阳分外明亮和温暖。路南、路北270余名抗日健儿会集在双店南门外一个大院场上,召开了“云台大队”建立大会。大会由东海县委书记孙海光主持,他首先宣布“云台大队”正式建立,接着代表县委宣读《任命令》:任命钱霖为云台大队大队长,汤化涛为党支委员,翟步嵩为副大队长,郇华民为参谋长,刘锡九为秘书。下设两个连,曹通三、王文周为连长……云台大队的建立把东海抗日青年抵御日寇的坚强决心,又一次凝聚到一起,东海县又有了一支声势浩大的地方抗日武装。

云台大队成立后,一开始就抓得很紧,白天进行军事训练,晚上开会学习,所以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作为部队参谋长,郇华民除了参与部队一些大事的决议,还把当时最为困难的后勤给养方面的事情再次主动扛到肩上。晚上的学习讲课,讲形势,讲日寇的残暴,讲战争的艰苦性、持久性,讲取得胜利后的光明世界,也是他主讲的多。

深夜,云台大队大队长钱霖召集相关领导开会:“云台大队的经济情况不好,部队的生活相当艰苦。以前十八条枪的时候,人少,郇华民家还贴得起;3团4营时候,主要靠郇华民多方筹措,虽然不足,也勉强应付;而现在二三百人,都是壮汉,一天的消耗就够小户人家大半年的,单靠哪一家也负担不起。起初,我们向附近富户摊派,可时间一长,富户们叫苦连天,已经不是长久之计了。因为从前两支队伍延续下来的,粮草都是郇华民操心,大家都已习惯把郇华民当作后盾来依赖。但这是我们大家的事,大家都想想,还有什么法子。”

“老是摊派,确实也不是个办法。”刘锡九说。

汤化涛、翟步嵩也纷纷点头。可是,共产党的队伍,首先强调的是纪律,没有上级给养,自己搞粮食吃,这法子还真难想……

后来,还是郇华民说话了:“现在,贩盐走私活动十分猖獗,东海西北乡是贩运私盐必经之道;另外有些粮贩子为牟取高利,也大搞粮食走私。我想,能不能在部队辖区里设卡,对走私者缉取罚款,充作部队经费?”

话音一落,人人眼睛发亮:“看看,解铃还须系铃人!”“不愧是‘小孟尝’,点子也赶得上!”

思路报告县委,孙海光等领导都觉得这办法好,立即赞同。此后,云台大队的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变。

自1940年开始,日本军队对陇海铁路控制越来越严,南北来往已很不方便。2月,县委把云台大队从路北拉到路南,这时宿迁的汪谦、沭阳的王通吾又先后各率一百多人也编进云台大队,云台大队一下发展到四五百人。

1940年3月,杨纯亲来东海传达上级指示,她首先表彰部队建立以来的进步与业绩,并动员部队为配合整个鲁南、苏北抗日斗争全局,将云台大队交钟辉司令员改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九大队,命令云台大队往西运动,向我主力靠拢,随主力部队转战南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伪顽反动势力。对这一指示,当时很多同志想不通,不愿撤离家乡,但还是服从了命令。当月,云台大队在郯城县雁圈附近被编为“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九大队”,任命钱霖为大队长,刘锡九、郭光亚为政委,汪谦、王墩涛为副大队长,王通吾为参谋长,宋耀南(名光璧,沭阳县三区礼义乡磐石庄人,1932年东海中学毕业)为政治处主任,宋光彩、王树干为供给处主任。当时云台大队的花名册由郇华民保管,改编时交由杨纯书记。之后,周晓江、钱霖、郇华民等不少干部由组织分配仍回东海,就地坚持抗日斗争。

钟辉司令员后来在《陇海南进支队始末》一文中记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游击支队第三团和南进游击支队第九大队的收编过程。地方武装以及南进支队的迅速成长给日伪顽以沉重的打击,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地方人民群众,取得不少成绩和胜利,为我军主力后来开辟这一地区创造了一定条件。

晚年郇华民与钟辉司令员在孔望山摩岩石刻前合影

云台大队改编后,东海县以陇海铁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路南党组织直属苏皖特委二地委领导,路北组织属鲁南区党委三地委领导。1941年华中局成立后,路南属华中局,路北属山东分局。东海路南路北开始了既有联系又有配合,各具特色的新的斗争。

冒自强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道:

1937年前,我在房山小学读书,经常听表兄王子成称赞华民弃富扶贫、宣传共产主义的革命事迹。1937年我小学毕业,年底参加了郇华民、周晓江等人组织的青年抗日救国义勇团。1939年春,日军侵入东海县境,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组建武装队,号召民众不分贫富,不分阶层,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人出人,保家卫国,不当“顺民”。我偷偷背出家中父辈兄弟三人合买的一支防匪步枪,参加了武装队。武装队有吴文昌、张绍焕、杨士林、郇陆龙等20余人,活动在柘塘、郇圩、李竹城一带,吃住都在华民家炮楼里……当时东海县境内的地主多数跟着国民党外逃,一部分当了“顺民”,有的还投降日军当了汉奸,而华民却能排除亲朋的干扰,独树一帜,和周晓江等联络一部分有识之士,如刘锡九、王子成、周镜涵、刘凤锦、郇振中、马志等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有人称郇圩是东海县组织抗日的发源地,这种说法并未夸大,完全是事实。1939年4月,青救团武装队编为陇海南进支队3团4营,营长是周晓江,我被编入第三排,排长是张绍焕。7月,3团团长汤曙红被顽固派杀害,主力部队向西转移,我随刘锡九等回到东海,11月又参加竹墩钱霖、华民等组建的第二批武装——东海县联防自卫大队,后来称云台大队,华民担任参谋长。

不到一年的时间,郇华民倾尽当时所有,参与队伍的组建、供养和教导,送走了两拨队伍。回到东海,由于地方老百姓不理解地方武装拉走的意义,他和周晓江等人成了一些人口中的“枪贩子、兵贩子”。虽然抗日政府与部队都还指示他们继续组织武装,可事实上,同样的工作已经很难再次展开了。不但如此,郇华民还经历了丧妻之痛,本就残缺不全的大家庭,更加残破了。

郇华民携子侄离开郇圩后,郇圩小学无人管理,只得停办。但因为老母亲与二嫂在家支撑,郇圩小学依然是革命志士们秘密相聚的场所,奋起反抗、保家卫国的革命火种以更隐蔽更热烈的形式在郇圩及周边村庄燃烧着。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郇圩人过百,其中郇圩小学的占了大半,有王见高、许可祥、郇霈、郇震、马志(瑞林)、何加友(加胜)、郇振中、郇振华、郇明爱、郇明德、张璨、郇英、杨士林、郇钧、郇晓峰、刘菊生、徐民、李荣、谭学宏、刘凤锦、唐文元等。牺牲的近20人,他们是:李汉文、王见高、刘兆龙、许可祥、郇士龙、焦太平、陈浩芝、陈学义、陈学正、郇长景、郇邦龙、高金山、焦春、许可田、戈小金、郇霈……

记住烈士们的名字吧!他们是不死的松柏,他们的根须抓得紧地下沉寂的历史,他们的年轮已像粗纹唱片一样录下人间次第的呼号。

2019年8月21日,笔者离开郇圩,来到竹墩村采访。这里是东海西乡旧时重要集镇之一,郇华民母亲钱妙贞的娘家,也是郇华民东海县革命活动的诸多活动点之一。

郇华民口述资料中有这样一段:

1939年2月日寇占领苏北,我离开郇圩到我娘舅家竹墩以及刘湾中寨一带地区活动。和周晓江、李铁民在中共海西支部领导下,开始组建抗日武装。第一批抗日武装队伍有20余人,18条枪,吃住在钱霖家。

史料里的钱霖留下这样一份简历:

钱霖(1912—1974),原名钱沛三,江苏东海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云台大队大队长、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9大队大队长,海陵县县长、郯城县县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安东县县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橡胶总厂厂长、黑龙江化工轻工业厅副厅长等职。1959年错被开除出党,不久被捕入狱,1974年4月18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笔者在竹墩村打听谁了解钱霖,开始问了两个青年人不知道。转身的当儿,迎面走来的76岁的梁金凤老人说她知道钱霖:“这人‘文革’时候虽然在家乡挨了批斗,可是威信还不错,徐州专区还来人保护他呢。他家在老教堂那个地方住,你们去村部找村医钱方,他父亲钱军最了解情况。”

在村支部,笔者找来1950年出生的钱军,记忆力很好的他回忆道:

“早年俺与钱霖家是邻居,他家住圩子里,俺家住圩子外。郇华民的姥爷钱兴林,字聘卿,行四,人称‘四先生’,是左右方圆有名的中医,也算得半个秀才,教过书。他们家是叔兄弟排行,钱霖的父亲钱兴方排行老大,郇华民要喊钱霖为舅舅。郇华民与钱霖等三次组织武装,带走了许多热血男儿参加革命部队,比如俺庄的杨连军,参加过多次战斗,在孟良崮战役中牺牲了;再比如钱霖二叔家的闺女钱明,小名叫玉兰,跟着参加革命,进了部队宣传队,后来嫁给了刘湾的刘凤锦。她家跟我家对门,所以我知道。他们夫妻后来都在济南工作;前些年回家探亲,农村还没有小包车,他们是小包车送来的。我印象很深。

“钱霖是大个子,15岁被当时的县长秦杰人看好带走。县长说他四叔的枪没有枪套,他说,这样快。县长来了这孩子竟然敢说话,就被看上了。但他很快改变道路,离开了国民党。

“那时候世道乱,钱霖的父亲死得也惨。钱霖家稍微有点地,但过去土地产量少,实际上也不富裕。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钱霖姑父苗红彦来钱霖家借粮食,钱霖的父亲给了两斗子蜀黍(高粱的别称),苗红彦嫌少,也嫌给的是粗粮:‘就给这么点,还是蜀黍,一大家子,怎么吃嘛!’就派人来把钱霖父亲打死了。打人的土匪也不想结下梁子,临走的时候说:‘俺跟你没有仇啊,是苗红彦让俺来的。’事情出来了,苗家那边没办法,苗红彦父亲问儿媳妇说:‘这怎办?’苗红彦媳妇说:‘俺管不了,俺哥哥死了,俺去看看他。’说完就回娘家了。苗红彦的父亲看儿媳妇也没护着苗红彦,就在家把苗红彦给勒死了。哎呀,土匪乱窜,人命像草,加上日本鬼子,不革命也没有出路……

“钱霖二叔家倒富有,当时他带的队伍没得吃他就叫二叔拿粮。解放后钱霖在东北工作,被人诬告,‘文革’的时候被拉回竹墩来批斗,徐州还来人保护他。这边批斗要按头,徐州来人不愿意。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六年级,家里没人干活,下来一阵子。老师又找,才接着上学的。钱霖临走上车的时候说:‘竹墩人民啊!……’然后泪如雨下。他后来死在牢房里,可惜了。”

钱军又说:“郇华民我也见过的,1986年、1987年和翟步崑来竹墩。翟步崑不高,郇华民个高,面皮白,人瘦,文口善面的。他们是来搞党史的。”

笔者问钱军:“你知道梁如仁吗?”

钱军说:“咋不知道?梁如仁也是俺村的,俺叫他二姑父。他年龄比郇华民小十几岁,也不是一般人。1939年左右跟随钱霖和郇华民参了军入了党,那时候他也就20岁,已经结了婚,有个大表哥叫梁金华。那时候,娶了亲还上学读书很正常。他们都是亲戚,梁如仁也管钱霖叫舅舅,郇华民的母亲和梁如仁的母亲是本家姊妹,他俩是姨表兄弟。那时候亲靠亲、友帮友,莫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就是一个队伍里遇见个熟人也是好的,何况他们亲连着亲,闹革命心贴着心!解放后梁如仁任新海连市委书记、徐州市委第一书记,留在老家三个闺女两个儿子,大儿子梁金华,81岁了,还健在呢;梁如仁也是高寿,2017年去世的吧,他离休前在苏州做专员……”

梁如仁在《华民同志风范永存》一文中追忆过那段可歌可泣的岁月:

1938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和钱霖等同学到房山西林疃村参加东海县青年抗日救国团成立大会,郇华民、周晓江、刘锡九、王子成、孟宪禹皆在大会主席台就座。华民同志当选为组织委员,这是我第一次认识郇华民同志。会后,成立宣传队到各村宣传抗日救国精神,组织抗日活动,团结一些爱国知识青年参加“青救团”。1939年春天,东海县竹墩、双店、高埝等村联合成立了共产党支部委员会,我任支部书记,同时对外担任竹墩小学校长。由于我的公开身份是校长,所以常有一些地下党人士到我家和我谈工作,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其间,郇华民同志很长一段时间住在竹墩,经常到学校来和我谈论抗战形势和哲学知识、社会发展史等一些革命理论。华民同志还将许多进步书籍借给我看,如《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论持久战》等。他的侄女郇晓峰有时也到学校教学生一些抗战歌曲。华民同志那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作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我树立了榜样。由于华民同志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竹墩一带不少青年学生走上了抗战救国的革命道路。他家中好多晚辈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也相继参加了革命。

“那时候干革命的还有冒自强,前些年他拿着和钱霖合影的照片来过。”钱军非常善谈,他像背家谱一样地述说着钱家几代人的故事,讲述着竹墩曾经的革命风云。

黄昏渐近,落日熔金。天边,夕阳拖曳着几片残云,血色染红了云彩。我们在碧绿的大地上看见万物对光明的依恋。

而记忆的烛火,即将跃然于暗黑的长夜,以光明穿透绵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