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水远 地久天长
——怀念严绍璗先生
阎纯德
内容摘要 严绍璗先生以推进学术为天职，一生辛勤耕耘，著述丰赡，功可垂范。他追寻、整理和编纂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形成理论上的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特征，为推进海外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故人虽逝，音容笑貌宛在，以此文怀念先生！
关键词 严绍璗 汉学 日本中国学
His Nobility as High as the Mountain,as Long as the River,Our Friendship Everlasting as Long as the Heaven and Earth Endure:In Memory of Mr.Yan Shaodang
Yan Chunde
Abstract: Mr.Yan Shaodang took the advancement of academics as his vocation,worked hard all his life,wrote a lot of works,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He pursued,sorted out and compiled rare Chinese classics at home and abroad,formed his theoretically original insights and methodologically positivistic features,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Sinology and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Although my old friend has passed away,his voice and smile are still vivid.Miss Yan with this article!
Key words: Yan Shaodang;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
2022年8月6日12点02分，严绍璗教授走了。噩耗是由他的博士生王广生副教授发来的。时隔不久，9月28日，北大李明滨教授在微信里发来我们敬爱的宋绍香教授也远去了。他们都是《汉学研究》的编委和“汉学研究大系”的顾问；他们撒手人寰，弃我们而去，是汉学（中国学）研究学界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严绍璗教授于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比我小两岁，算是我的小师弟。当初我们所学专业不同，但往来于32斋，幽游于未名湖畔，我对他的身影还是非常熟悉的。时隔多年，我从巴黎回到北京执教，创办了刊物《中国文化研究》和《汉学研究》，他成为我们杂志的专家级作者。为了向他约稿，我们多次从成府路两端相向而行，在中关村东路和成府路的交叉处相遇，他把稿件交给我，然后我们握手、欢笑，还有一次是热烈拥抱！他也曾在北语文化学院为我们的学子们做关于日本中国学的学术报告，密密麻麻听众的最后一排里，就有最认真听讲的我。
我们是学友，又是朋友，但在学术上也有过数次探讨式的交锋。关于汉学名称的争论——究竟称“汉学”（Sinology）还是“中国学”（Chinese Studies）——可谓旷日持久；我们各抒己见，从1996年直至2020年，长长短短的文章和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我们发表各自不同的看法。
2005年，在我正患上“退休综合症”之时，李杨为陪我散心，便乘公交车来到圆明园东门，进去后前往福海。那天下午4点，当我们走到西洋楼遗址南侧土岗与荷塘中间的小路上，老远便欣见严绍璗夫妇由西向东迎面走来，不由得心中涌来一阵狂喜，因为我们已有多时没见了。我对李杨说，别先主动跟老严打招呼，看他的近视有否改善。当我们走到离他们只有四米远时，老严还没有认出站在他们面前的阎纯德夫妇；他问：“同志，您好！这东门怎么走啊？”我当即捧腹大笑，笑得前合后仰，这令他愕然不已。我对他说：“老严，不认识了？”这时，他走到我跟前，距离不到50公分，定睛认真看我，这才吃惊而诧异地说：“老阎，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说：“今日得上帝通知，说你们几点几分要来这里，怕你们迷路，所以专门到这里给你们指路的。”
“真的？”
“是啊！这消息非常可靠，说你携夫人来圆明园，从南门进，东门出；但是，你不知道东门在哪儿，所以，我们就在这儿专门迎候你们呐……”
这个纯粹“戏谑”式的玩笑，逗得他也笑了起来。我说，我们北语的老师喜欢到这里来散步，一是风景美空气好，二是离家近，我退休后也偶尔来这里走一走，算是散心吧。
我们站在荷塘水畔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也说了一些《汉学研究》的事。然后，我对他说：“往前走，向右一拐，再往东不远就是东大门了；出了大门，往北，上过街天桥，天桥中间有下去的台阶，走下去就是公交车站，从北京体育大学过来的车，可以把你们送到蓝旗营家里。”那时，老严还住蓝旗营高校教师居住小区，还没有搬到北郊的昌平泰康养老院。最后，我还叮嘱他一句：“别忘了把稿子发给我！”
这个小插曲，说明严绍璗这个“书呆子”有多“呆”！他似乎真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者！一个人做学问做到“呆”，能像陈景润“玩”数学“玩”到“痴”，也实为天下太少见了！他可以站在富士山顶，闭着眼睛清清楚楚地细数东京大学及其他日本大学图书馆里汗牛充栋的东传汉籍；现今，他却不知道如何走出圆明园的东门！
圆明园就在北大的北墙根下，只有一路之隔，离蓝旗营也只有两站地，深信每一位北大、清华的师生都可以闭着眼摸进圆明园。而老严在北大读书五年，又在北大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如果不是全身心地做学问，哪能不知道圆明园的东门？哪能写出这么多的专著？如《历代职官表·索引》（与吕永泽、许树安合编；1964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李自成起义》（1974年，中华书局）、《关汉卿戏剧集》校本（与陈铁民、孙钦善校著；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日本的中国学家》（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学在日本》（与王晓平合著；1990年，花城出版社）、《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1992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文化在日本》（1994年，新华出版社）、《日本记纪神话中二神创世的形态：以其与东亚文化间的关联为中心》（1996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中国与东北亚文化志》（与刘渤合著；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录》（2000年，中华书局）、《比较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200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学苑出版社）、《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严绍璗文集》（5卷；2021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及编著《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文学卷》（日文版，与中西进合编，1995年，日本大修馆出版社；中文版，199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日文版获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类图书金奖）、《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思想卷》（与源了园编著；日文版，1995年，日本大修馆出版社；中文版，199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他还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并以《汉籍在日本流布的研究》《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和《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为标志，对国内外汉籍善本原典追寻、整理和编纂，形成其理论上的原创性见解和在方法论上的原典性实证特征，奠定了他在五十余年的人文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基础。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中，严绍璗教授一直致力于以“中国古典学”教养为基础，由对象国的“汉学”与“中国学”研究达至对象国本体文化与文学内在构建的探索，最终进入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的学术体系，逐步形成“多元文化语境”“不正确理解的中间媒体”和“变异体”等内在逻辑的理性观念，并以“原典证实方法”作为实际表述手段，建立自己的学术理念系统。他曾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生活在北京大学富含生命之力的人文氛围中，秉承数代师辈的学术精神，无论生存状态发生何种的变化，始终以学术立于世界为终生之任，以推进学术为终生之业，以学术甘苦为终生之乐，坚持‘刻苦地学习，踏实的学风；实在地研究，独立地思维’，为己之座右铭。”他还说过，从最基本的原始文献材料积累开始，建立并推进“日本汉学”与“日本中国学”的学科建设，成为当今正在蓬勃发展的“海外汉学（中国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他的研究，不仅是“实质”的，而且是理论的。在这一领域中，他以《日本的中国学家》为代表的“基础性资料编纂”，以对日本中国学者的大量学术论著的翻译为基础，和以《日本中国学史》为代表的学术史研究，构成其独立的研究体系。
严绍璗教授曾任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大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宋庆龄基金会“孙平化日本学奖励基金”专家委员会主任、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及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日本宫城女子大学日本学部客员教授、日本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他退休后，和乐黛云教授一起，被有远见卓识的张西平教授请去，帮助北外创建博士生站点，使北外的学术更上一层楼。
严绍璗教授一生著述丰赡，获得了许多荣誉：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学术成果奖；1990年中国比较文学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图书金奖；2016年当之无愧地荣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贡献奖。
有一年，我和李杨跑到昌平的泰康养老院看望严绍璗夫妇。他鼓励我也到那里养老，还说钱理群教授卖掉原来的房子，整个把家搬到了那里，无人搅扰，可以安心地做学问。他还说，他反对年龄歧视：“乐黛云老师的《跨文化对话》、你的《汉学研究》、张西平的《国际汉学》，都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坚持主编下去，即使到了八九十岁，也不要放弃！”
我知道，老严的身体不算好。2022年春节期间，我曾打电话给他拜年；之后，我隔三岔五地给他打电话，一是问候，同时也向他汇报“汉学研究大系”的遭遇；但是后来，无论是手机，还是座机，一直都无人接听，不知道他是在家，还是在医院。4月，只有一次，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非常弱，非常小；但是，我这个听力很差的人，竟然都听得清清楚楚。他说别人告诉他“西平到北语当特聘教授去了”，他问我是否知道。我说我知道，他在帮北语做“一带一路”的辉煌伟业，大概还是做“汉学”！《汉学研究》开了一个“张西平专栏”，在文后关于他的介绍中，应他的要求，都写有“北语特聘教授”。我还说，当年我主编《中国文化研究》时，就想调他来接班，但当时北外中文学院院长程裕祯不让他来；时隔多年，在他功成名就之时，来到我校做贡献，真是命运的奇异安排。
我们的谈话到此中断，直到王广生博士发来这个令人悲痛的噩耗，才知道，严绍璗教授心静如水地到远方旅行去了。
山高水远，地久天长，人生颇似门里门外。夜里看到一则微信，说我们的老严回来了！我当即开门，在昨夜，是梦里！醒来已是晨光满天，却不见老严！但他分明还在我们之中，依然微笑着，向大家讲述着日本中国学的历史与未来……
2022年12月12日于神州半岛
作者简介：
阎纯德，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学研究》杂志主编，主要从事汉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国女性文学教学与研究、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