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斤成诗
——斯奈德《斧柄》与杨牧《巨斧》中的《文赋》及其超越性
罗梓鸿 肖剑
内容摘要 斯奈德和杨牧作为陈世骧门下的师兄弟，受其启发，都在各自的诗中对陆机《文赋》进行了化用。斯奈德的《斧柄》通过引用诗文，经由聆听英译《诗经·伐柯》和陆机《文赋》，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人文技艺的传承。杨牧的《巨斧》则在对《文赋》和威廉·布莱克《猛虎》等诗文的隐晦化用之下，将融合了诗创作与创世的神思提高到以“天工”（伟大匠人）为形象的宇宙论乃至形而上维度。这两首诗体现出各自不同维度的超越性，通过人文之继承和神思之超越的不同路径各自展开，体现出不同国度的现代诗对汉语古典的转化。
关键词《文赋》记忆 神思 互文 超越性
To Create Poetry in a Whirl of an Axe:The Allusions of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and its Transcendence in Gary Snyder’s Axe Handles and Yang Mu’s Giant Axe
Luo Zihong Xiao Jian
Abstract: As Shih-hsiang Chen’s students and inspired by Chen,Gary Snyder and Yang Mu both adapted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in their poems.By citing poems and listening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tting the handle of an axe”in the Book of Songs and Lu Chi’s Essay on Literature in memory,Snyder’s Axe Handles represents the inheritance of humanistic skills in daily life.With its ambiguous allusions of Essay on Literature and William Blake’s Tyger,etc.,Yang Mu’s Giant Axe raises the magic imagination fusing poetic creation and world creation to the image of “heavenly craftsmanship”(Great craftsman)as a cosmological and even a metaphysical dimension.Through the different paths of humanistic inheritance and spiritual transcendence,these two poems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transcendence and the different ways of transforming Chinese classical resources.
Key words: Essay on Literature; memory; magical imagination; intertextuality; transcendence
斯奈德（Gary Snyder）和杨牧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2000年创作了以“斧”为意象的诗作——《斧柄》（Axe Handles）和《巨斧》。从诗的内容来看，斯奈德《斧柄》一诗有一条从《诗经·伐柯》（庞德英译）到《文赋》（陈世骧英译）的明显继承脉络，杨牧《巨斧》一诗的主要意象则有颇多对陆机《文赋》所用意象的现代继承和转化。问题在于，为何两位身在不同国度、使用不同语言的诗人，会不约而同地在现代承接《文赋》，将其化用到其诗作之中？
回顾斯奈德和杨牧的求学经历，二人都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跟随陈世骧（Chen Shih-hsiang）研究中国古典诗文。换言之，斯奈德和杨牧可以说是同门师兄弟的关系。斯奈德的寒山诗英译在英文世界，尤其是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而当时真正指导他去翻译寒山诗的，正是陈世骧。斯奈德于1953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亚语言，同时跟随陈世骧学习阅读汉语诗歌。[74]此前，斯奈德已经通过庞德和阿瑟·威利的英译阅读汉语古典诗文，但真正以汉语阅读且对汉语古典诗文产生深刻理解，还是得益于陈世骧的教导。[75]后来，斯奈德采纳出版界友人的建议，要在诗集《砌石》（Riprap）后加上寒山诗英译[76]再版，于是开始跟随陈世骧共同开展这项翻译工作。斯奈德在回忆这一段岁月时还专门提到，当时陈世骧已经英译了陆机的《文赋》，[77]且以之教导他关于“斧柄”（柯）的成语：“伐柯伐柯，其则不远。”[78]由此可见，斯奈德的《斧柄》并非单纯从《诗经·伐柯》中来，更是直接地从陈世骧的英译《文赋》和教导中来。另外，斯奈德也在讨论中国古典诗歌之特点时引用过陈译《文赋》的“磬澄心”（calm transparency）作为说明。[79]
作为斯奈德的学弟，杨牧在1966年正式成为陈世骧的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1965年杨牧因为参加《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中译工作（其他三位译者为张爱玲、於梨华与林以亮）而住在伯克利。他大学时候的恩师，东华大学中文系的徐复观得知此事，即写信告诉杨牧，既然到了伯克利，应该见一见陈世骧。于是，杨牧就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访陈世骧。面谈后，陈世骧希望杨牧能够到伯克利读博。于是，杨牧次年从爱荷华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后，放弃去哈佛的计划，转而跟随陈世骧在伯克利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80]相比较斯奈德来说，至少在学术上，杨牧在《文赋》上无疑用功更深：“我读《文赋》，最初是获得陈世骧先生的启发，而近二十年来因为教学研究的需要，几乎每年都要温习一过，渐渐有些体会和感悟。”[81]到1982年，杨牧更将两位老师的成果，即徐复观的《陆机文赋疏释》[82]和陈世骧的《文赋》英译“加以比较发挥”，写成《陆机文赋校释》[83]。当时与徐复观通信时，杨牧此书尚未付梓[84]，先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史哲》1983年第32期，后于1985年由洪范书店出版。此书可谓凝聚了徐、陈、杨师徒三人在《文赋》研究上的主要观点。
由以上两位诗人在伯克利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斧柄》与《巨斧》这两首诗之所以会有不谋而合之处，与他们的老师陈世骧及其对《文赋》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一、《斧柄》中的《文赋》：回忆之多重回响
斯奈德《斧柄》[85]一诗对《文赋》的运用非常直接：一是在诗中直接说明哪些是《文赋》（英译本）中的句子，二是整首诗即为《诗经·伐柯》《文赋》之典的再现。从章法来看，这首诗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诗人和他的儿子凯（Kai）一次投掷手斧的游戏及其后动手制作斧柄的叙事（第1-13行前半句），二是他由此聆听到（回忆起）此前庞德所译的《伐柯》和恩师陈世骧所译的陆机《文赋》（第13行后半句-第30行），三是卒章显志（第31-36行），点出人文技艺的传承。[86]
或许是由于斯奈德这种卒章显志的章法，即使在专门讨论这首诗的时候，国内外有的学者也往往多直接引用最后这几行作为斯奈德自身的人文观念表达，而很少对前文的叙事进行分析。[87]那么，此前的叙事不重要吗？相反，斯奈德的这些叙事其实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正如廖伟棠所说：
他常常选择以“赋”——以陈述来平静地嵌构一首诗，不用花一枚钉子，像出现在他的京都诗里的木建筑。他像一个轻型的杜甫，而不是更琳琅满目更现代派的李商隐。[88]
在《斧柄》“伐柯”的叙事过程中，诗人对儿子的言说，是在两次聆听之间发生的。这一点，从斯奈德的用词即可见出。《巨斧》的第四行用的是recall。从英文构词来看，recall一词是由前缀re和词根call构成的，即“唤回”之意。有呼唤，也就必然有听者。儿子是在记忆的呼唤之中想起了一面旧的斧刃。由此来看，这种回忆是一种类似于聆听的记忆，整首诗的行动是由聆听的回忆所驱动的。首先是儿子回忆起（recall）旧斧头，其次是诗人回忆起（rings in my ears）庞德英译《伐柯》，再次是这一回忆之后的言说，最后是诗人回忆起（hear）陈世骧英译《文赋》。在聆听之后，儿子明白了（he sees），而诗人在重新聆听庞德和陈世骧的英译汉语古典诗文时，他也明白了（I see）。从这里的用词来看，甚至对这种聆听的响应也是感官性的see，或者说，近似一种切身体悟之见。这又在相同词语的呼应之中，暗示了其结尾所说的人文技艺之传承，即通过聆听和领悟而通达技艺的实践，由器物而通达人文。
可见，这首诗通过反复，进行了一次寄寓在日常的秘传仪式，这是一种通过聆听而获得召唤的传统，其中的启示，需要诗人在此后的生命里去重新聆听，重新体悟。这种回忆并非艾略特批评的浪漫主义式的事后回忆，而是被从日常事件中直接唤起的“经验的集中”：“这种集中的发生，既非出于自觉，亦非由于思考。……他们最终不过是结合在某种境界中，这种境界虽是‘宁静’，但仅指诗人被动地伺候它们变化而已。”[89]整首诗是在对《伐柯》与《文赋》的聆听与叙事之中集中发生的，并非学理式地、自觉地从《伐柯》的接受史安排引文：
When making an axe handle
the pattern is not far off.
（庞德英译《伐柯》：“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Look:Well shape the handle
By checking the handle
Of the axe we cut with.
（斯奈德《斧柄》原诗）
In making the handle
Of an axe
By culling wood with an axe
The model is indeed near at hand.
（陈世骧英译《文赋》：“至如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
单看这一部分的韵脚，axe和handle分别出现三次，对应着他在结尾部分提到的三把斧子，而且这两个重复的词就是本诗的题目axe handles。其中，还有一个与handle相近的词，即制作斧柄时的手（hand）。可以看到，英译《伐柯》《文赋》和斯奈德自己对这些诗文的转化言说，三者以韵脚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回声”结构。这种通过韵脚来标志内容变化的手法（不仅是转韵）在中西方诗歌中都不乏例子，在杨牧的《巨斧》中也有所体现。
在一次访谈中，斯奈德也强调他在诗创作过程之中对听觉的重视：
史：我仔细聆听我自己内部的心灵音乐，大部分时间那里没有特别有趣的事发生。但偶尔我听见某样我认得出是属于诗的范围的东西。我很细心地听那东西。[90]
由这种通过听觉来孕育诗的创作习惯来看，斯奈德将聆听融入叙事之中的手法也就可以理解了。正是通过聆听与叙事的结合，《斧柄》得以成为表现诗孕育过程的对“伐柯”的模仿。斯奈德在同名诗集中有另一首“模仿”诗——《献给比尔和辛迪婚礼的一斧》[91]。这首诗模仿了《伐柯》，即直接运用《诗经》中伐柯与嫁娶的比兴关系。这首诗讲述的是“他”在朋友婚礼上劈一块柴的仪式。如果直接从这个行为来看，在婚礼上将一块木头劈成两半，似乎有暗示分离的意思。这一仪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其实是较易引起莫名其妙的感受甚至误解的。但如果联系《斧柄集》的题词——“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的英译，就会知道，这种行为是直接在现实世界里模仿《诗经》的行为，即“伐柯伐柯，其则不远”之后“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后来对《文赋》的聆听，那么《斧柄》和《献给比尔和辛迪婚礼的一斧》一样只是对《伐柯》的简单模仿，因为《诗经》中的《伐柯》非与作诗相关，而是与媒妁婚嫁相关。正是在《文赋》的转化下，伐柯其则不远才真正成为诗文创作的比喻。如前述，也正是在陈世骧的教导下，“伐柯”的成语才留在了斯奈德心中，才有后来模仿“伐柯”且以此为名的《斧柄》一诗。
二、杨牧《巨斧》中的《文赋》：神思隐秘之转化
杨牧《巨斧》一诗[92]对《文赋》的运用，则完全不像斯奈德那么直接地将《文赋》的作者及其时代、译者等信息都明白地告诉读者，而是以更隐晦复杂的方式与《文赋》互文。此前已经有相关研究试图阐释这种互文关系，主要是以《陆机文赋校释》为背景，研究与该书写作、发表同时期的诗作，如《秋探》，[93]“新乐府辑”九首[94]。这些研究揭示了同时期诗作与《文赋》研究的互文关系，并非实证性的探索。那么，写于2000年的《巨斧》则完全脱离了那个时期，与《陆机文赋校释》的出版相隔近18年，又何以与《文赋》有关？
《巨斧》对《文赋》的隐晦的运用首先要从这首诗的最后几行来看起，再由此反观前文。
理念和欲犹残存于风炉
燃烧的肢体，神他留住绵密，紧绷的
思维中，等待巨斧破解。[95]
熟悉杨牧的《英诗汉译集》就会发现，这三行诗可以说是源自杨牧翻译的威廉·布莱克之《猛虎》（Tyger）：
猛虎猛虎，燃烧的光彩，
逡巡黑夜的森林地带：
是什么神明之手，什么巨眼
力能规擘你的匀称惊人？
……
什么斲锤？什么样的链？
你的心智在鼓风炉里熬煎？
什么铁砧？何等可怕的攫握
胆敢抢拿那凶险的灾厄？[96]
再看与《陆机文赋校释》差不多同一年（1983年）开始创作的论诗书信集中的《一首诗的完成》[97]，杨牧于《论修改》一篇的首段中即引陆机《文赋》的“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和“兀若枯木，豁若涸流”。[98]这一篇书信中所举以往修改诗文的范例，其中即包括布莱克修改《猛虎》。然后，杨牧同样是在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的烛照之下，反观修改与学养的关系。在杨牧看来，“布雷克（引者按，即布莱克）并不是特别富于古典学养的诗人”。因此，在创作中往往需要进行酝酿和修改，虽然其修改“不见得是为了考义就班”。[99]杨牧此处所言“考义就班”当为《文赋》中的“选义按部，考辞就班”。
而就杨牧的译文来看，“什么斲锤”一语似乎也是有意为之。布莱克原文为“What the hammer”，此前多为“是怎样的槌”（郭沫若）、“什么样铁锤”（卞之琳）一类的直译。杨牧在这里增加了“斲”来译hammer（锤）。斲者，砍也，削也。就翻译来看，这一字之增，与hammer本身是无关的，甚至显得多余。然而一旦将其与《巨斧》的最后三行联系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这一“斲”字可以说是诗中巨斧的根源。由此也可见出，杨牧在《巨斧》所言“理念和欲犹残存于风炉/燃烧的肢体，神他留住绵密，紧绷的/思维中，等待巨斧破解”，并非突兀意象，实为在《文赋》与《文心雕龙·神思》的视野之下，对布莱克《猛虎》的转化。
再由此往前观察，诗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时刻——“无韵可寻的片刻”。从音韵来看，《巨斧》第11-12行说，“时间停顿在/文本逆转，无韵可寻的顷刻”，也正是从这一行开始，不再如同此前有密集的行末押韵（或押近韵），例如“行”“形”“成”，“海”“里”“息”，“琴”“心”，“节”“缺”等。紧接着，出现了用以比喻抽象概念的自然形象：
想象是昆虫和花籽在推挤
寻到一个赤脚跋涉月光的伴侣今夜
啊深沉的夜
且相约融化，淡去
如初夏早晨众鸟鸣唱声中无意睁开眼睛
有机地觉醒，理念和欲犹残存于风炉
燃烧的肢体，神他留住绵密，紧绷的
思维中，等待巨斧破解。
已有相关研究注意到《巨斧》中与“无韵可寻”相对应的韵脚等声韵的细微变化，但没有确切阐释这种变化背后的原因，例如，将“无韵可寻”解释为“书写中最危殆悠忽的片刻”，也仍然显得比较无着。[100]如果从目前阐释的《文赋》之潜在影响来看，这里远不是“片刻”可以形容的，而是《文赋》所说“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的阶段。更确切地说，《巨斧》的这几行诗是以诗来表现徐复观对“志往神留”的疏释：
然则生理、心理、学力的基本问题都解决了，而天机或有时不能呈现，这又如何解答？我以为写作时有种是“意识层的酝酿”，这是《文赋》一开始所竭力描写的；有种是“非意识层的酝酿”，甚至可以说是“潜意识的酝酿”。潜意识的酝酿，是蕴藏在生命底层中相关的能力，从睡眠中开始觉醒，以进入意识层的酝酿，这样便天机呈现出来。否则会出现志往神留的现象。作者只有暂时放下，以待潜意识的跃出。当睡觉时想不出写不出的东西，次日一清早便能想出写出，这一方面是生理心理在疲劳后的恢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在睡眠中有潜意识的酝酿。我这里只能作尝试性的解答。[101]
杨牧在这里不用直接的术语“潜意识”，而代之以“想象”；将“蕴藏在生命底层中相关的能力”具象为“昆虫和花籽”、伴侣之寻到、初夏鸟鸣等自然生命，最终是“有机地觉醒”。从狭义上看，诗中这一“无韵可寻”正是处在“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的阶段，文本音韵发生变化，转而进入酝酿的阶段，乃至神思终于在创作的酝酿之中得以成形，等待创造者/创作者破解其困厄之境，如同生命诞生。
经过对《巨斧》最后三行与《一首诗的完成》中评价布莱克时引用《文赋》，再反观整首诗，其中许多意象与文辞都在与《文赋》（乃至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猛虎》相互对应，兹尝试注明如下：[102]
巨斧
或许留下夕阳辉煌的海（《猛虎》：在何等遥远的海底）
有鱼在结构里潜行（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
在绵密，紧绷的思维里
神他记认的路（揽营魂以探赜）。什么讯息——
潮水闪光摇荡，相对拍打着（或沿波而讨源）？形与无形（课虚无以责有）
以七原色（炳若缛绣，凄若繁弦）琐碎扰攘（纷纭挥霍，形难为状）。一张寂寞的琴
依稀鼓起意志，单音敲响波心（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
将前后错落的故事收拾，组成
一个不完整的情节
存在着不少失误，点点欠缺（竭情而多悔）
如天上星。而时间停顿在
文本逆转，无韵可寻的顷刻
想象是昆虫和花籽在推挤
寻到一个赤脚跋涉月光的伴侣今夜
啊深沉的夜
且相约融化，淡去
如初夏早晨众鸟鸣唱声中无意睁开眼睛
有机地觉醒（徐复观疏释），理念和欲犹残存于风炉（《猛虎》：你的心智在鼓风炉里煎熬）
燃烧的肢体（《猛虎》：燃烧的色彩），神他留住绵密，紧绷的
思维中（志往神留），等待巨斧破解（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开塞之所由；《神思》：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猛虎》：什么斲锤）
在《神思》《猛虎》，尤其是《文赋》的烛照之下，《巨斧》的各种意象便可以得到更为紧密的联系和丰富的意义。前七行如同神思初发之际，各种思索和意象在“琐碎扰攘”之中从无形到有形，如此被拨动如一张无音无声的琴，神思创作的意志也终于被唤醒；第8-12行则是文本形成之时遭遇的困境，不是所有神来之思都能够顺利进行创生，总有“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的时候；余下则是通过想象和寤寐的相互作用表现呼之欲出的神思运作，等待传承而来的巨斧来破解，最终创造成形。
可见，杨牧的《巨斧》虽然距离《陆机文赋校释》写作与发表已有多年，但几乎可以视为对《文赋》的拟作。同时也可以看到，《巨斧》看似不像《斧柄》那样直接聆听《文赋》人文记忆和教导，似乎是一次封闭的创作自白，其实却隐藏着诗人对《文赋》及两位老师——陈世骧英译、徐复观疏释的继承和再造。
三、《斧柄》与《巨斧》作为“论诗诗”的超越性：人文和神思
《斧柄》之中经由聆听而形成的诗体验，可以说与斯奈德的诗观是一致的。斯奈德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表达他有关超越个体自我和聆听灵感之声的诗观。在他看来，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和传统的艺术”，而语言即通向传统的重要方式。同时，在当下的维度，诗是我们人接触自身无意识深处的“交通工具”，他引用道元禅师的话说：“我们研究自我来忘掉自我。当你忘掉自我时，你和万物合一。”可见，深入自己的无意识，并非为了宣泄自身未被满足的个人欲望，而恰恰在于对这些个人性的超越。由此可见，在历时（过去的传统）和共时（当下无意识）这两个维度的超越角度，斯奈德认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并不表达他或她的自我，他表达我们全体的自我。为了表达我们全体的自我，你必须超越你的自我。”[103]
在《斧柄》一诗中，他聆听到的恰恰是经过翻译而来的语言和声音——中国古典诗文的声音，是从斯奈德自身的美国思想传统之外、他个人之外传来的诗教之声。正如他所说的，“诗勾连并汲取它的过去；诗是跟我们自己无意识深处接触的交通工具”，是勾连的过去，是遥远而古典的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并不表达他或她的自我，他表达我们全体的自我。为了表达我们全体的自我，你必须超越你的自我。”这正是《斧柄》所体现的超越性之所在。
这一点对斯奈德来说不是口号而已。在与《巨斧》的相互映照之中，《斧柄》也可以被视为一首“论诗诗”，是关于诗在聆听与事件的契合中自然发生的诗。这首诗通过“斧柄”这一意象凝结了诗人现实中的一次“伐柯”实践，这并非诗人独立的实践。老师的教导的出现，令诗人进入灵感的聆听中。《斧柄》一诗的章法表明，斯奈德自己关于伐柯的教导，是放置在庞德和陈世骧的《诗经》和《文赋》的英译伐柯典故中的，而且所占用的行数（三行）更是少于后两者（六行），并不凌驾于二者之上。而从上文的音韵分析可见，斯奈德自己的言说，也以押韵的方式，和庞德与陈世骧的英译诗文呼应。如此一来，具体的“伐柯”终于在汉语古典诗文的回响之中被定位，成为一次呈现灵感来临的事件，事件本身也为“伐柯”这一典故重新赋予意义，成为人文技艺传承的体现，也是《斧柄》卒章所显之志。
斯奈德相当重视这一典故，写完《斧柄》三十多年后，他仍然引用这个典故。斯奈德在1987年11月28日致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区鉷教授（当时正在中大外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一封信中，直接用“美国斧子”来描述自己与生活世界和诗歌传统的关系。他说，除了现实生活之中所用形形色色的在森林伐木的斧子外，他还有“另一面的斧子”，也就是英美诗歌传统中的各位诗人，比如布莱克、霍普金斯、惠特曼、弗罗斯特、艾略特等。[104]
与斯奈德的人文传承不同，杨牧的《巨斧》则完全进入一个神思创造的世界。杨牧对诗之超越性的观念，无疑继承于徐复观与陈世骧。杨牧曾在《陆机文赋校释》对“住中区以玄览”至“聊宣之乎斯文”的校释中言道：
徐先生于“中区”阐发极详，着重作者所处的“时代活动的中心”，勾勒出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社会的密切关系；陈先生则较强调文学创作者的抽象或甚至可以说是形上的地位──诗人所处不仅只在时代活动中心，犹在精神宇宙之中心，以人情世故的荒漠迷茫为背景；故文学之太初大道，是有意志而无意志的，则其发生乃是超越的举拔，炼入历史社会的关怀之中。疏守中国传统所限定于文学的固定位置，载道，反映时代，并且直接迅速地参与历史社会；译则扩大文学超然的精神以及无限的潜在本质。按李善曰：“中区，区中也”，大可称宇宙时代之范畴（cosmos），小可指作者为自己限制的特定小世界（microcosm），久立区中深思远览，犹创作前之沉潜冥默，接近《文心雕龙·神思篇》“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之义，以小世界趋大宇宙，反扣时代的精神。疏译合观，去文学发动的真理不远。[105]
《巨斧》所承接的，正是此一由徐疏、陈译所揭示的具体时代现实和形上超然精神，杨牧也经常在其“论诗诗”中论及诗的超越维度。杨牧深谙古典诗文之中的“论诗诗”传统，从杜甫《戏为六绝句》到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再到现代汉诗的时代，杨牧继承了这一传统，他写有《论诗诗》[106]《与人论作诗》[107]等题目明显有论诗之意的诗作，更有直接与杜甫诗作同名的《戏为六绝句》[108]。杨牧也常常在其他诗作中论及诗，例如《岁末观但丁》[109]、《怀古——for Anthony》[110]等。
相比之下，这首不言“论诗”之名且隐晦的《巨斧》诗不同于杨牧其他“论诗诗”的地方，在于其中对神（神秘）之超越维度的突出表现。杨牧不用刘勰《文心雕龙》之中影响深远的“神思”一词，而直接用更含混、更包含多重意义的“神”字。可以说，杨牧通过“解字”来“说文”和论诗，也就是说，将“神思”分解为“神”和“思维”，“神”之为“精神”和“神明”的两个层次由此重新交织为一体。斯奈德在聆听《文赋》时，联想到的是更早的《诗经·伐柯》，而杨牧则融合了《文赋》及其疏释与译文，还有深受《文赋》影响的《文心雕龙·神思》。在此基础上，“神”也以“天工”的形象表现在杨牧《巨斧》所呼应的《猛虎》汉译之中。在《猛虎》诗中，这一“大匠”——最伟大的工匠，尤其在西方传统之中，可以说比喻的就是神，造物主。与此相对应，杨牧译《猛虎》还常常增加“神”字，如art译作“神工”，immortal hand译作“神明之手”。
由此观之，《巨斧》之“等待巨斧破解”，仿佛就是在等待创造之神思成熟的那一刻。继承《文赋》与《神思》而来的这一独照之匠，也可以经由《猛虎》，直接通达西方传统造物主的观念，成为中国与欧美思想乃至诗文之中以伟大匠人形象出现的创造之神。
余论
《斧柄》和《巨斧》二诗对《文赋》的运用，一则继承了陈世骧《文赋》研究（英译）影响下的“斧柄”（“伐柯”）典故，二则斯奈德与杨牧在具体的诗中展开人文之继承和文心之超越的不同路径，可以说是《文赋》在中美现代诗歌中的一次奇特盛放。现代诗往往不注重典故的运用，而一般容易继承的总是浮光掠影的文言词藻。词藻总是容易“拿来”的，但对古典精神的体悟并非如此简单，正如杨牧在《一首诗的完成》里翻译的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具》中言：“传统非继承便能赢得，如果你想要它，你还必须经过心志的努力始能获取。”[111]无论是斯奈德对汉语古典诗文熟识于心而后得的自然领悟，还是杨牧密集而隐晦地融汇《神思》和《猛虎》而后对《文赋》进行的拟作，都既是现代诗用典（互文）的典型例子，也是古典精神如何在现代得以继承再造的文学实践。斯奈德和杨牧，这两位现代诗人都不是固守于各自的文化传统，而是以开阔的跨文化融合视野超越狭隘的目光，探索出更新传统的多元路径。
附录 斯奈德《斧柄》英文诗与杨牧《巨斧》
Axe Handles
Gary Snyder
One afternoon the last week in April
Showing Kai how to throw a hatchet
One-half turn and it sticks in a stump.
He recalls the hatchet-head
Without a handle,in the shop
And go gets it,and wants it for his own.
A broken-off axe handle behind the door
Is long enough for a hatchet,
We cut it to length and take it
With the hatchet head
And working hatchet,to the wood block.
There I begin to shape the old handle
With the hatchet,and the phrase
First learned from Ezra Pound
Rings in my ears!
“When making an axe handle
the pattern is not far off.”
And I say this to Kai
“Look:We’ll shape the handle
By checking the handle
Of the axe we cut with—”
And he sees.And I hear it again:
It’s in Lu Ji’s Wên Fu,fourth century
A.D.“Essay on Literature”——in the
Preface:“In making the handle
Of an axe
By cutting wood with an axe
The model is indeed near at hand.”
My teacher Shih-hsiang Chen
Translated that and taught it years ago
And I see:Pound was an axe,
Chen was an axe,I am an axe
And my son a handle,soon
To be shaping again,model
And tool,craft of culture,
How we go on.
巨斧
杨牧
或许留下夕阳辉煌的海
有鱼在结构里潜行
在绵密，紧绷的思维里
神他记认的路。什么讯息——
潮水闪光摇荡，相对拍打着？形与无形
以七原色琐碎扰攘。一张寂寞的琴
依稀鼓起意志，单音敲响波心
将前后错落的故事收拾，组成
一个不完整的情节
存在着不少失误，点点欠缺
如天上星。而时间停顿在
文本逆转，无韵可寻的顷刻
想象是昆虫和花籽在推挤
寻到一个赤脚跋涉月光的伴侣今夜
啊深沉的夜
且相约融化，淡去
如初夏早晨众鸟鸣唱声中无意睁开眼睛
有机地觉醒，理念和欲犹残存于风炉
燃烧的肢体，神他留住绵密，紧绷的
思维中，等待巨斧破解
作者简介：
罗梓鸿，中山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德语文学。
肖剑，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与中古时期文学与哲学、莎士比亚戏剧、中西比较诗学。
通讯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中文堂；邮编：510275。
[1].1731年，斯威夫特读了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的一则格言，便幻想自己的身后之事，写下了这首诗，反思自己的一生，引文是该诗的第351-354行。1713年，斯威夫特因写作《辉格党人的公共精神》遭英格兰政府悬赏通缉，1724年又因《布商的信》遭爱尔兰政府悬赏通缉，每次悬赏的奖金都是300英镑。中译本请参斯威夫特，《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管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第293页。
[2].斯威夫特的政治身份一直受人质疑，作为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他原本效忠于辉格党，但在同一年又转向了保守党。对于这件事，评论家意见不一。Jeffrey一百年以后仍然对此愤愤不平，称斯威夫特为“卑鄙的叛徒”，参Francis Jeffrey,quoted in Jonathan Swift:The Critical Heritage,(ed.)by Kathleen William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2002，p.316；也有比较宽容的批评家，Hazlitt就不同意Jeffrey把政治怨恨延续这么久，他声称可以原谅斯威夫特的政治转向，参Kathleen Williams(ed.)Jonathan Swift:The Critical Heritage,p.329。
[3].斯威夫特一直在为留在英国努力，但安妮女王于1714年去世，托利党下台，他只好返回爱尔兰，开始担任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院长。在那里，他用余生慷慨无私地帮助附近的穷人。有关斯威夫特的生平，参Paul J.de Gategno and R.Jay Stubblefield,Critical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 r k ,Facts On File:An imprint of Infobase Publishing,2006,p.6。
[4].爱尔兰在18世纪是否称得上英国的殖民地，历史学家对此多有争议。本文认为，纯粹的殖民特征是后世的标签，殖民是一个历史过程，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形式，应该根据其体现出的政治特征来判断，当时的爱尔兰在自然资源和对外贸易上都受到英国的盘剥，毫无独立可言，因而可以算作被殖民的时期。参Oakleaf对斯威夫特的现代性和反殖民主义的分析，David Oakleaf,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Jonathan Swift,london:Pickering&Chatto Ltd,2008,pp.13-30。
[5].有关斯威夫特与政治党派的问题，参David Oakleaf,“Politics and History”,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ed.)by Christopher Fox,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p.31-47。
[6].Jonathan Swift,“The Story of the Injured Lady”,in Carole Fabricant and Robert Mahony(ed.),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p.3-10.
[7].Jonathan Swift,“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25-32.
[8].参Jonathan Swift,“The Drapier’s Letters”,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37-84。中译本参斯威夫特，《书的战争 桶的故事》，第227-254页。
[9].昆塔纳认为，《一个温和的建议》是斯威夫特讽刺作品的“完美表达”，参Ricardo Quintana，The Mind and Art of Jonathan Swift，London:Methuen&Co.,1936,p.255；1974年，布斯也提出，《一个温和的建议》在意图和效果上同时具有稳定的讽刺性，称得上“讽刺崇高”的典型之作，参Wayne C.Booth,A Rhetoric of Iron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4,p.105。
[10].原文为“A French comment on A Modest Proposal ”，作者是一个匿名的法国读者，他把《一个温和的建议》翻译成法文，连同一段评论投稿给了《英国日报》，参Journal Anglais,iii,No.17(1 June 1777),4。此文收于Kathleen Williams，Jonathan Swift:The Critical Heritage,p.199。
[11].参L.A.Clarkson & E.Margaret Crawford,Feast and Famine Food and Nutrition in Ireland 1500-192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9。
[12].Jonathan Swift,“An Answer to a Paper,called‘A Memorial of the Poor Inhabitants,Tradesmen and Labourer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in Swift’s Irish Writing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109-116.
[13].Jane Ohlmeyer(ed.),“Politics,1692-1730”,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eland Volume II 1550-1730,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1675.
[14].Jonathan Swift,“A Sermon on Causes of the Wretched Condition of Ireland”,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133.
[15].Jonathan Swift,“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28.
[16].Jonathan Swift,“A Short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in Swift’s Irish Writings 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93-99.
[17].关于古典的讽刺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贺拉斯式的：宽容、诙谐、机智，针对人的荒谬和愚蠢的行为进行温和的嘲讽，目的是让读者苦笑。一种是朱文纳尔式的：庄重、严肃、尖锐，蔑视人的罪恶和错误，对其进行严厉地抨击。斯威夫特的讽刺更接近于后者。参C.Hugh Holman（ed.）,A Handbook to Literature,Indianapolis:Bobbs-Merrill Educational Publishing,1980,p.217,p.240。
[18].中译文参斯威夫特，《书的战争 桶的故事》，第277-286页。
[19].Christopher Fox，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7.
[20].Welch结合爱尔兰的历史语境，非常细致地分析了斯威夫特如此极端写作的原因，并指出斯威夫特对政治算计家们的批评，本文深受此文启发，特此表示感谢。参Patrick Welch,“Jonathan Swift on the Lives of the the Poor Native Irish as Seen Through,‘A Modest Propasal’and Other of His Writings”,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ume 35,Number 4,December 2013,pp.471-489。
[21].这方面的文章有Louis A.Landa,“A Modest Proposal and Populousness”,in Modern Philology 40(1942),pp.161-170；George Wittkowsky,“Swift’s Modest Proposal:The Biography of an Early Georgian Pamphlet”,i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1943),pp.75-104；Clayton D.Lein,“Jonathan Swift and the Population of Ireland”,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Summer,1975,Vol.8,No.4(Summer,1975),pp.431453; Sean Moore,“Devouring Posterity:A Modest Proposal,Empire,and Ireland’s‘Debt of the Nation’”,in PMLA 122(2007),pp.679-695；John Richardson,“Swift,A Modest Proposal and Slavery”,Essays in Criticism 51(2001),pp.404-423。
[22].费格森认为，斯威夫特对爱尔兰又爱又恨，他对爱尔兰并非纯粹的爱国激情，但他确实在生命最后30年不遗余力地为爱尔兰遭受英格兰的剥削不断进行反抗，但他对爱尔兰人的愚蠢和自私也深恶痛绝。参Oliver W.Ferguson,Jonathan Swift and Ireland，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2,p.175；David Nokes,“Swift and the Beggars”,Essays in Criticism ,26(1976),pp.218-235。此外，麦克布赖德认为，《一个温和的建议》攻击的不是英国人，而是爱尔兰的统治阶级（本土精英）。因此，斯威夫特针对的不是殖民主义，而是地主主义，是为了揭露“圈地运动”的野蛮性；参Ian McBride，“The Politics of A Modest Proposal:Swift and the Irish Crisis of the Late 1720s”，in Past&Present,June,2019，pp.1-34。
[23].Jonathan Swift,“Considerations About Maintaining the Poor”，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Jonathan Swift,Delphi Classics,2013.
[24].Jonathan Swift,“A Sermon on Causes of the Wretched Condition of Ireland”，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133-142.
[25].Louis A.Landa,“A Modest Proposal and Populousness”,in Modern Philology 40(1942),pp.161-170.
[26].Jonathan Swift,“Maxims controlled in Ireland”,in Swift’s Irish Writings:Selected Prose and Poetry,pp.117-122.
[27].Robert Phiddian,“Political Arithmetick:Accounting for Irony in Swift’s A Modest Proposal ”,in Accounting,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Vol.9,Iss 5,1996，pp.71-83.
[28].Charles Allen Beaumont，“Swift’s Classical Rhetoric in A Modest Proposal”，in The Georgia Review,Fall,1960,Vol.14,No.3,pp.307-317.
[29].中译文请参管欣，《桶的故事 书的战争》，第284-285页，引文略有改动。
[30].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毁萨德吗？》，周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3页。
[31].让·波朗，《可疑的茱斯蒂娜或廉耻心的报复秘密》，见《淑女蒙尘记》，陈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第11-43页。本文对照Marquis de Sade,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Paris:Gallimard Education,2007，中译参考两个译本：《淑女蒙尘记》（陈慧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其中还收录了萨德小说集《情罪》）对应的是1787年初版，以及《贞洁的厄运》（胡随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对应的是1791年第二版。此外还有《淑女的眼泪》（李政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朱斯蒂娜》（旻乐、韦虹译，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情之罪/朱斯蒂娜》（尔利编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等译本。
[32].参见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附论2“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71-106页。
[33].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闫素伟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34].乔治·巴塔耶，《色情》，张璐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35].Maurice Blanchot,Lautréamont and Sade,trans.Stuart Kendall & Michelle Kendall,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36].参见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学科的考古史》，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第216-218页。
[37].See Jacques Lacan and James B.Swenson,“Kant with Sade”,October,Vol.51(Winter,1989),pp.55-75.
[38].Roland Barthes,Sade,Fourier,Loyola.Paris:Minuit,1957.
[39].See John Phillips,“Sade.état présent”,French Studies,2014,Vol.68,No.4,pp.526-533.
[40].Jean-Marc Kehrès,Sade et la rhétorique de l’exemplarité,Paris:Champion,2001.
[41].Angela Carter,The Sadeian Women,An Exercise in History,Penguin Books,1979.
[42].Will McMorran,“Intertextuality and Urtextuality:Sade’s Justine Palimpsest”,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19.4(2007),367-90.
[43].柳鸣九，《对恶的抗议——关于萨德的善恶观》，《书屋》，1999年第1期，第30-33页。
[44].郑焕钊，《颠覆理性的“萨德风格”——以〈淑女劫〉等哲理小说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11期，第64-74页。
[45].季浩旸，《〈朱斯蒂娜或美德的不幸〉——论萨德的界限书写》，《法国国家与地区研究》，2021年第2期，第67-72页。
[46].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第69页。
[47].柳鸣九，《对恶的抗议——关于萨德的善恶观》，第32页。
[48].西蒙娜·德·波伏瓦，《要焚毁萨德吗？》，第21页。
[49].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第17页。
[50].萨德，《贞洁的厄运》，胡随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1，第298页。
[51].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第45页。
[52].萨德，《贞洁的厄运》，第56-57页。
[53].萨德，《贞洁的厄运》，第59-60页。
[54].萨德，《贞洁的厄运》，第260-261页。
[55].参见萨德，《罗朗丝与安东尼，又名意大利故事》，《淑女蒙尘记》，第300页。
[56].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73页。
[57].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第84-85页。
[58].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第37页。
[59].霍布斯，《利维坦》，第113页。
[60].贝·狄狄耶，《从哲学故事到浪漫主义黑小说》，《贞洁的厄运》，胡随译，第301-302页。
[6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第83页。
[62].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22页。
[63].萨德，《贞洁的厄运》，第70页。
[64].霍布斯，《利维坦》，第92页。
[65].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第101页。
[66].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第72页。
[67].萨德，《贞洁的厄运》，第71页。
[68].萨德，《贞洁的厄运》，第71-72页。
[69].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第85页。
[70].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第117页。
[71].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第46页。
[72].皮埃尔·科罗索夫斯基，《萨德我的邻居》，第57页。
[73].萨德，《关于小说的随想》，《淑女蒙尘记》，第65页。
[74].Gary Snyder,Afterword to a New Edition of Riprap,in Gary Snyder,Back on the fire:essays ,Berkeley:Counterpoint,2007,p.54.
[75].盖瑞·斯奈德，《盖瑞·斯奈德诗选》，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代译序第9页。
[76].斯奈德的寒山诗英译在国内已有中译，见《寒山诗二十四首》，加里·斯奈德英译，柳向阳中译，雷平阳、李少君，《诗收获（2018年秋之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第202-217页。
[77].Lu Chi,Essay on Literature:Written by the Third-Century Chinese Poet Lu Chi,translated by Chen Shih-hsiang in the Year MCMXLVIII,revised 1952.Portland,Maine:The Anthoensen Press,1953.
[78].参见加里·斯奈德，《〈砌石与寒山诗〉后记》，柳向阳中译，雷平阳、李少君主编《诗收获（2018年秋之卷）》，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第212213页。
[79].钟玲，《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120页。
[80].杨牧，《柏克莱——陈世骧先生》，杨牧，《掠影急流》，台北：洪范书店，2005，第28-33页。
[81].杨牧，《陆机文赋校释》，台北：洪范书店，1985，自序第vi页。
[82].徐复观的《文赋》疏释有两个版本：《陆机文赋疏释初稿》发表于《中外文学》1980年6月1日第九卷第一期，并于同年8月至11月三次校订后以《陆机文赋疏释》发表。后者可见徐复观，《徐复观全集10：文学论集续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第79-131页。
[83].其中部分释论亦见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84].徐复观，《徐复观全集25：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第323页。
[85].原文可见于盖瑞·施耐德，《水面波纹》，西川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第130-133页。这首诗有多个译本，如陈次云（1990）、杨传纬（1996）、西川（2017）、许淑芳（2018）等。
[86].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他对前人英译诗文的聆听其实是与此前关于斧柄制作的叙事交织在一起的。
[87].例如多西·克莱茨，《“我们的传承之路”：庞德的孔子与斯奈德的〈斧柄〉》，程汇涓译，《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1年第1期，第48-57页；奚昕，《〈斧柄集〉的深层生态学思想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88].廖伟棠，《加里·斯奈德诗集：斧柄在手，寒山不远》，《新京报》2018年10月20日第B09版。
[89].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卞之琳、李赋宁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0页。
[90].盖瑞·史耐德，《山即是心：史耐德诗文选》，林耀福、梁秉钧编，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0，第13页。其中，“访”指访问者，“史”指史耐德（即斯奈德），下同。
[91].加里·斯奈德，《斧柄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13-114页。
[92].《巨斧》最初收录于杨牧2001年的诗集《涉事》，后编入杨牧，《杨牧诗集Ⅲ：一九八六—二〇〇六》，台北：洪范书店，2010，第286-287页。
[93].陈义芝，《住在一千个世界上——杨牧诗与中国古典》，《淡江中文学报》，2010年第23期，第110-115页。
[94].潘秉旻，《杨牧诗与中国古典的互文性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9-43页。
[95].杨牧，《杨牧诗集Ⅲ：一九八六—二〇〇六》，第287页。
[96].威廉·布莱克，《猛虎》，杨牧，《一首诗的完成》，台北：洪范书店，1989，第161-163页。该译诗后收入杨牧编译，《英诗汉译集》，台北：洪范书店，2007，第161-163页。后一版本中该诗略有修订。
[97].《一首诗的完成》的第一篇《抱负》文末注明年份为1983年3月，见于杨牧，《一首诗的完成》，第8页。
[98].杨牧，《一首诗的完成》，第157页。
[99].杨牧，《一首诗的完成》，第164-165页。
[100].《巨斧》音乐性（声韵）的专门分析参见孙伟迪，《杨牧诗的音乐性研究》，台湾成功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7-79页。
[101].徐复观，《徐复观全集10：文学论集续编》，第129页。
[102].括号中为可能指涉的前人诗文，其中，《文赋》词句直接注出，其他则注明篇目如《神思》《猛虎》。
[103].盖瑞·史耐德，《山即是心：史耐德诗文选》，第24页。
[104].区
，《加里·斯奈德面面观》，《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105].杨牧，《陆机文赋校释》，第12-13页。
[106].杨牧，《杨牧诗集Ⅲ：一九八六—二〇〇六》，第214-219页。
[107].杨牧，《长短歌行》，台北：洪范书店，2013，第36-37页。
[108].杨牧，《杨牧诗集Ⅲ：一九八六—二〇〇六》，第178-181页。
[109].杨牧，《长短歌行》，第112-119页。
[110].杨牧，《微尘》，台北：洪范书店，2021，第78页。
[111].杨牧，《一首诗的完成》，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