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证的多维探索
——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
王同森
内容摘要《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一书在跨文化阐释的理论架构下，以具体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对象，通过对接受现象的实证调研，进而从跨文化阐释的理论建构和传播、接受的现实实证双向维度，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提示和启发。
关键词 跨文化阐释 文明互鉴 空间 实证精神
Multidimensional Exploration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Realistic Demonstration:Review on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ang Tongsen
Abstract: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cultural interpre tation,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akes specific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as the object,and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henomenon of acceptance,it brings new hints and inspiration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from two-way dimensions with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nd actual empirical evidence of communication and acceptance.
Key words:intercultural interpretation;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space; spirit of empirical evidence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有效推动着人类文明走向繁荣。无论是中华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这场文明交流互鉴的对话过程中，都同时扮演着传播者和接收者的双面角色，不同文明也正是在“对外传播”和“接收内化”的张力与合力之间获得滋养与革新。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以更积极有为的姿态融入世界，并不断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智慧。可如何来梳理、界定和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特别是如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这些问题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由杭州师范大学李庆本教授领衔著述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在跨文化阐释的理论架构下，以具体的文化交流活动为对象，通过对接受现象的实证调研，进而从跨文化阐释的理论建构和传播、接受的现实实证的双向维度，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带来了新的提示和启发。
一、重申“阐释”的空间维度
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并非“点对点”的线性承接，必须经由对话、协商、互鉴的跨文化阐释这一中介。
跨文化阐释学不是对西方哲学阐释学的横向照搬，跨文化阐释在国内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西方阐释学研究、中国阐释学研究和跨文化阐释学研究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大量西方阐释学经典著作被翻译到国内，西方阐释学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姚斯与霍拉斯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等，都极大丰富了国内学界对西方阐释学的认知和理解。在研究西方阐释学的过程中，国内学界试图运用西方阐释学的方法，重构我国自己的阐释学传统。如果说中国阐释学最初将关注的目光主要放在阐释学在中国哲学和传统注释理论中的发展，那么跨文化阐释学则在此基础试图通过总结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所发生的跨文化理解，进而探寻跨文化阐释的一般规律。
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受益于国内外多方合力，不管是研究者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努力还是对跨文化阐释现象的发掘研究，都极大推动了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可在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中，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第一个问题是跨文化阐释学与西方哲学阐释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未得到厘清。一部分学者认为跨文化阐释学迥异于西方哲学阐释学，因此西方阐释学不仅无法为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反过来会钳制跨文化阐释学的当代进程，因此跨文化阐释学的发展必须在不同于西方阐释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但是，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则认为，跨文化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始终处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中，“跨文化阐释学也不应该完全放弃西方阐释学的学术资源”[2]。
第二个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来看，跨文化阐释学的当下建构偏重于理论“畅想”，缺乏实证精神的介入和对跨文化传播实践的细致分析。显然，跨文化阐释学的研究和推进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理论的抽象推演，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跨文化阐释现象始终是跨文化阐释学最鲜活和最具生产性的资源。《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一书对以上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该书的研究者试图在理论和实践、局部和整体等多组对应关系的张力与合力之间，探求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的研究命题。
西方哲学阐释学由来已久，无论是语言学、认识论、心理学、本体论意义上的阐释，还是解构论意义上的阐释，都可以被视作阐释学对不同时期西方特殊文化语境的积极回应，西方哲学阐释学也以多元、多面的姿态为达成理解和解释提供了多角度的侧写。不过，西方哲学阐释学，特别是海德格尔所讲的“先见”和伽达默尔所关注的“前理解”更多是从时间的维度来建构阐释学的，西方哲学阐释学也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时间的确是理解和解释的重要维度，无论是对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因果关系还是对人类意识生成过程的认识，都离不开时间维度的介入。阐释有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如果说阐释的时间维度是对不同时期有待解释的对象作历时性考察，那么阐释的空间维度所关切的则是异质文化空间语境下的主体如何达成对异域文本的有效解释。不同区域间的文明是丰富和多元的，地理空间的区隔未能阻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需求，因此从空间维度对跨文化现象的考察和研究是必需的，也是迫切的。《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通过梳理和建构跨文化阐释学的学理脉络，将跨文化阐释学置于西方哲学阐释学的历史经纬之下，以“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凸显跨文化阐释学的功能及特点，并将西方本体论阐释学的时间阐释扩展至空间阐释。由此来看，该书所说的跨文化阐释学虽然直接受惠于西方阐释学，却并不受制于西方阐释学，毋宁说是阐释学的突破和发展，同时也为跨文化阐释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供了一个扎实的理论基底。
跨文化阐释学以重申“空间性”的鲜明姿态介入不同文明的对话和协商之中，这实际上也是对“中西二元论”的解构和超越。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播和交流，不同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境况虽有高潮和萧条之分，但是却从未中断。如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在救亡和启蒙的二重变奏下，出于本土文化的自身需要而大力引进西学，以期达成文化革新和社会变革。与此同时，西方也处于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变轨时期，为了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西方也将目光投向了远东的中国。这本是文明互鉴的普遍现象，可在国内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在部分本土知识分子和西方学界的共同建构下，却逐渐形成了“中”即传统、“西”即现代的刻板印象，并最终衍变成“中为古”“西为今”的中西二元论模式。原本分属时间维度的“古”“今”和空间维度的“中”“外”被“理所应当”地叠加起来。这种观念模式不仅在文艺美学领域影响甚广，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塑着社会民众对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的认知。而这本书倡导的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则恰恰致力于打破这种僵化的“中西二元论”模式，“解除古今时间维度对中西空间维度的绑架，复原其原初的空间涵义”，[3]并以立体的时空关系来重塑“扁平”的时空坐标系，为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奠定基础。
二、对影响研究的突破与超越
如果说“跨文化阐释的空间性”质疑和剖析了“中西二元论”脆弱的内在逻辑，那么“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则在此基础上直指“影响研究模式”背后的地方中心主义暗流。所谓“影响研究”，简单来讲就是“A”影响了“B”，“我”影响了“你”这种单线条的传接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了部分文化现象，如中国的唐代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及周边国家，近代中国的发展受到了西学的影响，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可影响研究的模式虽然能够以其实证性特点重构部分文化现象交汇的历史场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有效解释文化间交流互动的复杂关系。影响研究实际上也将意义假定为一个先决性的封闭实体，而漠视意义的开放性特征。换言之，影响研究的模式将文化间的交互关系简化为A与B的线性关系，偏重于对A影响B的实证考据，而忽视了接受者的能动作用，同样这种影响研究模式也暗含了各种地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取向。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则试图摆脱影响研究的束缚，以意义的开放性为基点来研究文化交流过程的转移、挪用和改造，参与各个文化交流环节的主体也被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从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出发，研究所要追究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影响的“源头”或“源点”，异质空间下的“历史”和“情境”乃至接受者肉体的和精神的状况，也都被视为考察和关注的重要因素。恩格斯在揭示杜林等实证主义者逻辑缺陷时曾指出：“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像，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像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4]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了各类思想形成的复杂性，无论是客观的历史状况还是主体的精神状态都在思想产生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偏废和忽视客观历史状况或主体精神状态任何一方的研究，都不足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多面性和整体性。虽然一条经典的数学公式向我们证明了“两点之间线段最短”，可当我们将这种高度理性科学化的数学公理用于社会文化研究时，显然不能获得满意的答案，因为跨文化研究所追寻的是文明互鉴的复杂过程，而并非仅仅是结果或结论。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视阈来看，跨文化阐释的三维模式不再将不同区域的文学、艺术等视作相互隔离的异质实体，它不仅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考察发生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挪用、重塑和变异等现象，而且试图在立体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下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视作平等对话协商的过程，并以跨文化视野来“疗愈”各种地方中心主义，最终将文化研究从僵硬的中西二元论推向世界文化多元论的轨道。
三、跨文化阐释之途的实证精神
自“语言学转向”以来，语言在文学、艺术和文化研究中取得了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批判和解构一切宏大叙事以及“经典”的浪潮也随之席卷整个人文学界。无论是结构主义对文学性的追求还是在解构主义思想引领下的各种后现代主义思潮，语言、观念而非物质实践逐渐成为解释文本和文化的关键密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福柯的“话语理论”，在福柯看来“话语”之外别无他物，真理和知识也只存在于话语之中。主体在现实世界的物质实践不再构成知识的有效来源，话语和主体之间的建构性关系才是知识产生的唯一凭证。福柯的话语论实际折射出后现代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特征，即偏重文本话语的学理分析而缺乏物质实践的实证精神。可是,跨文化阐释学从来都不是理论研究的专利，毋宁是以人为中心的各类社会文化交互实践的必需品。围绕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展开的研究不仅需要依靠跨文化阐释学的学理引导，更离不开扎实的物质实践和实证精神的支撑。
《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并不是脱离具体文化传播实践的高空作业，在注重跨文化阐释理论界定和建构的同时，中华经典文本的域外传播以及域外接受的现实实证也同样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研究者通过将目光聚焦于《易经》《诗经》《四书》和《离骚》等中华经典文本的外译历程和译者对文本的跨文化阐释，探究了中华经典文本“走出去”的深层运作模式和可供借鉴的经验价值。经由中华经典文本的外译历程可以发现，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在翻译中华经典文本时总是依据特殊的标准进行翻译，不同的标准与译者自身的文化结构和历史文化语境有着直接联系。与此同时，不同文本在不同时期、地区的翻译和传播境况也不尽相同，如西方研究者对《易经》的翻译和理解过程就与《诗经》的外译历程有着显著差异，而《诗经》在西方的传播和研究也经历了从以欧洲为中心到以美国为中心的转移。因此对不同经典文本的外译考察，不仅能够折射出中西方文化交流互动的具体情境，也可以带出西方汉学体制内部的演化特点，西方对中华文化认识视阈的历史变迁。理论概括只能演绎出一般性的规律，而真正丰富鲜活的始终都是处在互动协商中的跨文化阐释活动本身。
在传播的经典文本选取上，研究者不仅选择了儒家经典文本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也兼顾了《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样经典的章回小说，有效拓宽了中华经典文本的域外受众群体。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并非只有文本到文本这一种形式，特别是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和新媒体技术的提升，跨媒介的传播手段也同样成为中华文化在跨文化旅行途中与其他文化相互映发、相互借鉴的最具活力和生产性的途径之一。研究者紧扣《木兰辞》《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跨媒介对外传播，追问了中国古典艺术资源是如何达成跨媒介转换的迫切问题。无论是《木兰辞》的影视改编，还是《三国演义》的电子游戏演绎，在中华经典文本的跨媒介转变和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经典文化资源逐渐演变为一种以文化符号为载体的“公共的财产”，并成为“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马克思颇具前瞻性的论断深刻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架构下，生产力与文化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革，各民族和地方的精神产品将不再是局限于某一民族或区域的私有财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将会在相汇、相知的过程中逐渐克服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木兰辞》《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华经典文本的跨媒介转变和跨文化传播境况也是如此，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产品，在现行的市场资源配置中逐渐成为“公共的财产”。
诚然，在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不断加深的全球语境下，以开放、包容的态度来取代各种封闭、保守的文化策略是大势所趋。中华文化在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同时，也极大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木兰辞》《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中华经典文本的跨媒介转变和跨文化传播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和思考，绝不止步于此。中国古典艺术文化资源经由跨文化、跨媒介的历程而转变为新的文化资本，当这种文化资本重新回到更具活力的中国消费市场时，它无疑给我们本土的文化市场带来了新的提示和挑战。该如何应对这种文化交流中的现象，如何积极开发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并完成中华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所追究的深层问题。
中华文化的域外接受显然同样是研究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一环。可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已经推进到怎样的地步？不同文化区域对中华文化的研究又呈现出怎样的分层和趋势？这本书的研究者引入了科学量化的分析手段，对众多来华留学生与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学员进行调查和采访，并依托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对信息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由此整合国际中国文化的研究现状和趋势。这种实践调研的方式有效规避了理论的空谈和想象，研究者也得以厘清了中华文化在不同文化地区传播和接受的内在肌理，并为国内外中华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这本书中跨语际、跨媒介传播机制和科学实证精神的介入，使得研究者从多维、多面研究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和对外传播成为可能。
作者简介：
王同森，东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通讯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3号巷11号东北大学艺术学院；邮编：110000。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第258页。
[2].李庆本等,《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2，第12页。
[3].李庆本等,《中华文化的跨文化阐释与对外传播研究》，第42页。
[4].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41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