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论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的特点

田语

内容摘要 20世纪中叶前，西方汉学的主流方法是语文学。西人运用语文学对古代中国文献开展研究具有绵延的学术传统。美国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薛爱华的学术研究就体现了典型的语文学特点。本文以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语文学研究为个案，以《薛爱华论著目录》为起点，对其论文与专著进行系统收集与研读，进而归纳出其语文学研究结合译注、名物研究的宏观模式，且在翻译、注释、考证、审音勘同等具体方法上达到较高水平。尽管如此，薛爱华的研究也存在不重社科研究、轻视理论探讨、行文结构松散等问题，显示出其语文学方法偏考据而轻义理，重述史而轻发覆，局限于历史事实而忽视对理论追索等特点。

关键词 薛爱华 语文学 汉学 译注 名物研究

On the Features of the Philological Works of Edward H.Schafer

Tian Yu

Abstract: Befor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philology has provided the main methodology for sinology,which has had a long history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This paper,based on a careful textual analysis on the Bibliography of Edward H.Schafer and relating papers,and aiming at revealing the traits and shortcomings of the philological methods performed in the works of Mr.Schafer,concludes that although the philological techniques,such as translation-annotation method,textual criticism and onomastics,has been polished and perfectly conducted through his works,the ignorance of social science know­ ledge and theory,plus the loose and unorganized structure of his writings also reveals the fallacy of philological study which may partly explain the decline of this school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Studies,that is,leaning on textual evidences and history retelling while relatively ignoring the roles of rationale and theorical thinking,being confined to the historical facts,and falling short of pursuing the meaning of or the verum behind these facts.

Key words: Edward H.Schafer; philology; sinology; annotated translation; onomastics

一、语文学与汉学研究的语文学范式

汉学（sinology）指的是西人关于中国语言、文献、历史的学问。[1]汉学内部有多种流派，占主流的是以语文学[2]研究为主要方法的流派，本文称之为汉学的语文学流派。一些为我们所熟识的汉学大家，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福兰阁（Otto Franke）、夏德（Frederich Hirth）、薛爱华（Edward H.Schafer，1914—1991）等，正是这一流派的杰出代表。

汉学的语文学流派具有自身特点。它突出表现在该派学者的语文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上。他们以文本为中心开展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具体包括对古籍的翻译、注解，对文本内容和思想的分析，以及对疑难字词和名物的考证。研究者往往会综合运用文献学、音韵学、校勘学、词源学、语用学、历史学等学术方法，以服务于科研的目标——揭示蕴含在文本中的语言与历史信息。作为一套方法的语文学被雷慕沙、儒莲、沙畹、伯希和等一代代汉学家所用，延绵成为一种语文学学术范式，深刻影响了欧美中国研究的发展。然而，20世纪中叶后，伴随着新兴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的兴起，汉学的语文学研究开始出现式微的征兆。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慨叹：

在对学科方法复杂化的需求日益增长的当下，这一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研究方法（引者按：即语文学方法）难以继续奏效。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学科专业增多，对运用学科方法的要求日益

增长；二是政府严格控制大学本科教学和研究生工作的时间。[3]

伊维德所说的困境，事实上适用于整个欧美语文学传统，然而对衰落原因的分析却未得圆满。笔者认为，除却伊维得所提出的原因外，语文学自身在学术方法与理念上的特点及局限性也是导致其相对衰落的原因。考虑到语文学研究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为了深入对汉学语文学方法的认识，也为了揭橥其内在局限性，本文选择语文学研究的代表性案例——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的汉学研究进行专门考察，以期为深入理解汉学的语文学范式提供一些新的启迪。

二、译注与名物研究：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的宏观模式

薛爱华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汉学家，也是中外交通史和唐代道教、唐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被誉为“中古中国研究的代名词”，[4]为美国汉学界“开拓了唐代研究的新局面”。[5]从学术传统和方法看，薛爱华是一个典型的语文学者。在求学阶段，薛氏受到其博士导师，俄国裔汉学家卜弼德（Peter Boodberg）的深刻影响，后者曾以重视语文学研究为特点的“卜派汉学”（Boodbergian Sinology）在欧美学界名重一时。[6]在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与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以下简称“东语系”）讲师不久，薛氏的教学与科研便呈现出对语文学研究传统的承继和融汇。东语系刊物《费西塔论集》（Phi Theta Papers）如此概括其学术师传及造诣：

通过将伯希和、马伯乐和沙畹这样伟大的法国汉学家的考证精神与方法融会贯通，薛爱华为他的学生带来了宽广的文化与历史视野以及对源文本考证的重视。在伯克利师从卜弼德的经历激发了他追求语文学精确性的热情。[7]

在四十余年的科研实践里，语文学一直是薛爱华得以走进中国古文化，探索中国故实的有力武器。语文学使得薛氏得以在古代文献的海洋中优哉游哉，凭借翻译、注释等方法勾勒古代中国的文化风貌，进而推动欧美学界在唐代中外交通史研究、唐代神女信仰研究、唐代道教与道教文学研究等领域的知识更新，增进了西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薛爱华的作品中，语文学研究是如何体现的？1991年，《唐研究学刊》(T’ang Studies)第8-9期刊载了柯慕白（Paul W.Kroll）和薛妻菲莉斯（Phyllis B.Schafer）合编的《薛爱华论著目录》（Bibliography of Edward H.Schafer）。该目录基于1984年郝大伟和柏夷（Stephen Bokenkamp）所编《薛爱华目录及注评》（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Edward H.Schafer）整合增补而来，基本完整收录了薛爱华毕生科研的学术成果，为我们全方位了解薛氏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门径。[8]笔者以此目录为本，依靠对相关互联网数据库的检索和利用，对其中收录的专著、论文进行了系统性收集，并对所获取的87篇论文[9]的主导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得出如下结果，见表1：

② 评论包括的文章内容驳杂，既有对美国汉学历史和现状的评议，如《通讯：论汉学与汉学家》（“Communications:On‘Sinology’ and‘Sinologists’”,1958）；有为汉学家所作的悼词和小传，如《卜弼德，1903—1972》（Peter A.Boodberg,1903—1972,1974）；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商榷文，如《通讯：关于芮玛寿对年号问题的评论》（“Communications:On Mary Wright’s Comments on Era Names”,1959）；亦有为通识性著作所撰写的文章，如《人类学与历史视野中的中国饮食文化》（Food in Chinese Culture: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1977）第85-140页所载《唐代饮食》（“T’ang”）一文。

在笔者获取的文章中，除却少数语言学、诗学分析文章和汉学史性质的杂论外，绝大多数文章都以翻译与注释，或以翻译与注释为基础的名物研究展开。这两种方法属于典型的语文学研究范畴。其中，纯粹的翻译与注释将特定文献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翻译与注释来对文献进行解读，并配以对作者、历史背景、版本、文献内容、相关研究等的简要介绍。薛氏有16篇文章采用纯粹的翻译与注释方法。例如《李纲〈榕木赋〉翻译与注解》（“Rhapsody on the Banyan Tree ”，1953）对宋人李纲《榕木赋》进行了全文英译，并以脚注方式对其中大量的道家、道教典故进行了详细诠释。又如《唐代土贡》（“Local Tribute of the T’ang Dynasty”，1959）一文对《新唐书·地理志》中各地土贡的名称进行了英译，并按照动物、植物、矿物、织物与制成品进行了分类。发表于1981年的《吴筠〈步虚词〉》（“Wu Yun’s Canton on Pacing the Void”）不仅在文章主体部分对吴筠十首代表性《步虚词》进行了英译，还通过对《旧唐书》《新唐书》《宗序先生文集序》等资料的整合编成了英文吴筠小传。

另有54篇文章使用了名物研究方法。这些文章的研究对象涉及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如古代民俗、都城史、物质文化、神话、道教等，但其研究的基点都清晰地建立在翻译、注释之上。例如，很多文章在内容结构上便由对特定文献的译注研究，以及围绕文本的专题研究两部分组成：《唐代鹰猎文化》（“Falconry in T’ang Times”，1958）包含对《酉阳杂俎·肉攫部》有关鹰猎部分文本的英文译注，以及随之而来对中国鹰猎文化渊源、唐代鹰猎活动概况、猎鹰种类等问题进行的梳理；《太玄玉女》（“The Jade Woman of Greatest Mystery”，1978）一文中包含对道教典籍《上清明堂元真经诀》文本的英文译注，围绕该译本对其成书年代、作者的探讨，以及对存思玉女的玄真法相对于《真诰》《云笈七签》等文献记载的存思法的比较分析。

另外，不少名物研究类文章通过对所选定的研究课题内相关文献的整理、校勘、翻译、注释与细读，在归纳与综合基础上来拓展对某一研究对象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根据特定的学术主题和目标从相关文献中选取样本，进行阐释工作。这类研究的工作量往往更大，也体现出语文学研究所能到达的高度。《古代中国的暴人礼俗》（“Ritual Exposure in Ancient China”，1951）便是一例。该文聚焦于古代暴人礼俗研究，通过对《礼记》《左传》《后汉书》《晋书》《北史》《旧唐书》《全唐文》《明宝训》《广东通志》等相关文献有关“暴人”“焚人”“肉袒”“发胸”等礼俗记录的翻译、引证与注解，总结出相关结论：一、如暴人、焚人仪式在周代灭亡后，逐步由巫术仪式向国家祭祀活动演化；二、中国古代存在的许多仪式性暴人风俗，与祈祷农业丰产与生育繁殖有关。又如《玉真公主》（“The Princess Realized in Jade”,1985）围绕唐代入道修仙的睿宗第九女玉真公主展开考察，揭示这一带有传奇色彩人物的生平事迹。该文充分利用了《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唐两京城坊考》《全唐诗》等文献的相关记载，对玉真公主的生平、“玉真”之名的道教内涵、长安玉真女冠观的选址、文学作品中的玉真公主等话题做了细致的梳理。

三、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的微观方法

下面以翻译、注释为起点，谈一谈薛爱华语文学方法的一些微观表现。

（一）翻译。古籍的译注是东方语文学的起点，是理解文本的基础，也是汉学家的基本功。欧美汉学语文学研究的一个常见成果形式就是针对特定古籍的译注本。此外，对于不通中文的学者而言，精准的译本也具有其学术意义。因此，对于翻译，薛爱华尤其重视，他对翻译的看法，可以用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来概括。在薛爱华看来，好的翻译如同一面“映照传统文化的镜子”，应如实地反映源语文本的内容、字面含义、形式与情韵。[10]

对于词汇的翻译，薛爱华多以逐字翻译的方式翻译汉语词，以寻求对源词词义、结构、意象特点的精确对应。如将“贵妃”译作“Precious Consort”，“太守”译作“Grand Protector”。对于用常用英语词汇无法准确表达的汉语词汇，薛爱华往往凭借其丰富的词汇储备，用少见或中古英语词汇精确对应汉语原词。[11]在句法层面上，薛爱华奉行忠于原文文法的翻译原则。在他看来，句法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信息，通过忠实于汉语文本语序的直译方法，可以在译作中再现原作的语言结构。在实际翻译中，薛爱华体现出逐字对应、意象对应来翻译文句的倾向，对于史传、地志、哲学典籍来说，这一翻译法重在对源语言信息的传递。而对于诗歌的翻译，薛爱华往往会在字对字翻译之后，再附加一个转译版本（paraphrase），以晓畅的英语疏通大意。这种将诗歌直译与转译版本搭配的翻译方法，既可得直译之优势，又方便读者阅读，是薛爱华的一个创格。

（二）注释。陈开科先生认为，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学者的研究心血往往主要通过注释表现出来”。[12]在薛爱华的作品里，注释往往有着数量庞大、解释精审的品质。它们为薛作的学术价值增色不少。在此我们以薛氏1991年发表在《通报》（T’oung Pao）上的《邺中记》（“The Yeh chung chi”）为例，来考察其注释法。按功能区别，薛氏著作中的注疏主要可区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注释服务于读者对文本的理解，方便其他研究者的研究。这一类注释包括：

1.单纯解释名物含义。这类注释在非学术论著中也很常见，主要目的是方便读者对疑难事物的理解。

2.相关文化背景的介绍。或许是语文学对于将文本放在特定时地背景，进行“语境化”“历史化”解读的倾向，薛作注释里常见对重要名物典故历史与文化内涵的挖掘，这些解释往往能帮助读者深入理解文本背后的历史文化。例如《邺中记》178页注174即对“三伏”蕴含的阴阳思想和命名来源进行了解读；[13]又如180页注193对“三月三”作了解读。在其中，作者用上百字详细介绍“三月三”的来源、古称、“禊祓”礼俗等相关问题。[14]

3.围绕翻译的补充说明。针对英译中遇到的一些疑难字词，薛爱华会注明源语词，或进一步说明自己译法的理据。如185页注235，薛爱华指出正文中“heavy blue silk”是用来翻译原文的“绨”，一种用蚕丝或人造丝制作的厚实织物；[15]注236指出文中“stammel”用来翻译“绯”，一种红色染料染成的织物；[16]页176注167则将对原文“细直女”译作“low-born women on overnight duty”的理由进行说明：细直女或为“直细女”之讹，“细”言出身，“直”通“值”。[17]

第二类注释显示出较强的学术性，它以脚注或尾注提供的文字空间为平台，通过展示语文学各种具体的研究技术，以增进对于所注事物和文本的理解。这些研究技术包括文本对勘、名物考证、审音勘同。由于这些技术本质上和翻译、注释一样，也属于语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且不仅出现在注释里，故本文将其放在“注释”小节后进行一一解读，不在此赘述。

（三）版本校勘。在语文学研究中，对文本的校读与翻译、注释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对文本的理解。如在《邺中记》一文里，薛爱华采取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所辑《邺中记》为翻译的底本，又广泛对比《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古今说部》《文献通考》等类书中所录《邺城记》相应文段，再辨明事理，择善从之。如注182和注212，作者通过对照宋元时代的《文献通考》所收《邺中记》，指出四库版《邺中记》“殿前作乐，高縆、龙鱼、凤凰、五案之属”句或存脱文，“五案”或应为“五桉”或“安息五桉”。[18]如遇难辨是非的异文，薛爱华会采取语文学传统方法，在脚注中将不同版本的异文加以罗列，组成一种供研究者甄别比对的校勘资料（critical apparatus），以利后学“构建他们自己的文本”。[19]如《邺中记》页172注138对《太平寰宇记》异文的征引。[20]

（四）名物考证。薛氏对于名物考证研究有一套成熟的范式：对于陌生词汇，薛爱华往往会从词源着手，并且通过对词汇在不同时期文本中意义的列引比较，探讨词汇的历史含义。如在《唐诗中的“青云”》（“Blue Green Clouds”，1982）一文中，薛氏对古文献中的色彩词“青”进行了语源追溯，指出该词在《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并非专指一种颜色，而是泛指从蓝到绿的宽泛色系。两汉至唐以来，“青”逐渐用来专指蓝色。[21]对于事物，薛爱华首先会对指代事物（动植物、矿产、工业制成品、人物等）的词汇做上述语源和历史语用研究，其次则会结合相关文献，对该事物的属性（attributes）进行全方位考察。这种对属性的研究按对象类型可分为无生命物、舶来品及人物。无生命物如《中古中国云母札记》（“Notes on Mica in Medieval China”，1955）中的云母。针对古文献中的“云母”，薛爱华以《抱朴子》《仙经》《本草纲目》等文献为据，细究其产地、工业用途、药用价值。[22]如果对象是舶来品，薛爱华还会对其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进行介绍，如专著《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 ,1963）中对“猫鼬”的介绍。作者指出，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猫鼬（唐人称襦时鼠）通过方国进贡的方式进入中土。[23]如果对象是人物，则会包括该人物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以及对有关诗文作品的梳理。典型例子如《说毛仙翁》（“Transcendent Elder Mao”，1985）。该文以对杜光庭《毛仙翁传》的译注为起点，通过对中唐以来涉及毛仙翁的文献的比读，勾勒出毛仙翁的基本情况以及社会评价，并总结出了唐人文献中毛仙翁在外貌、言行上的特点。[24]

（五）审音勘同。语文学研究的重要技术，就是建立在历史语言学与比较语言学知识基础上，对对象文献中的外来音译词汇进行识别和还原，从而得以与相关外语文献比照对勘，这便是审音勘同。傅斯年曾指出西方汉学长于“虏学”，虏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运用“审音勘同法”开展对中外交通史的研究。“审音勘同”可用于进行语言学研究、文本校勘、名物研究和历史研究。而在薛爱华的汉学实践里，这种方法主要用来加深对异域词汇或名物特点的认识，因此可说是一种特殊的名物考证法。例如：对于“胡椒”一词，薛爱华根据唐时别称“荜拨梨”，识别出其梵语语源“pippali”（一种长胡椒）。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他指出花椒大量出产于摩揭陀国，且由于印度当地垄断贸易的存在，进口至唐的花椒往往价格不菲。[25]又如，薛爱华将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顸勃梨咃”（树脂）一词还原为古闪族语词“khelbanita”。他指出，“khelbanita”一词见于普林尼等古罗马学者笔端，说明公元1世纪前后该种树脂已在地中海地区流通。作者又指出，在古代犹太教祭祀中，“khelbanita”被当作四种圣香的一种。[26]依托于审音勘同法，薛爱华使用外语文献材料，丰富了我们对唐代流行的外来名物的了解。

四、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的瑕疵

作为一种典型的语文学研究，薛氏的作品中也展现出一些特有的瑕疵：

（一）不重视对政治、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的讨论。薛爱华的作品多倾力于对唐五代名物和信仰文化的分析描写，对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不甚关注，这导致他对特定主题的探讨有时缺乏足够深度。虽在对物质文化的全景式共时研究里屡屡出彩，却薄弱于历时性的纵向考察。虽长于对事物及事物属性、特点、功能的静态化、孤立的描写和分析，却短于对事物动态发展变化和事物之间在大的社会、政治体制和环境中影响互动关系的论述。

如在《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第一章《大唐盛世》中，薛对唐代历史、制度和文化的介绍流于简略，类似于年谱，特别是缺失了对关陇氏族背景及其与北魏亲缘关系的介绍。这种缺失，显示出薛爱华知识结构上的软肋。而恰恰是这种政治历史性的内容，对读者理解唐代中外交通历史颇有价值，能服务本书舶来品研究之主旨。在第二章《人》里，薛氏将视野聚焦于西域、南越等地以俘虏、小丑、人质等身份入唐的外国人，却因为对唐代政治史的忽视而遗漏了一个更有价值的文化现象——唐代统治集团的胡人血统问题。唐代统治者具有少数民族血脉和朝野胡风盛行的事实充分彰显了异域文化对唐代的影响，也与舶来品的流入与盛行关系密切。这说明薛氏对该领域的重要学术成果，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制度史略论稿》等与政治、社会、制度相关的作品缺乏关注，也显示出薛氏对事物之间的作用和影响关系认识得不透彻。

（二）重考证、述史，轻发覆之学。薛爱华作品中名物研究类文章最多，这类文章所需要的是审慎的校读、忠实的翻译、细致的注疏，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对于名物、事件的历史面貌和特点的描写、归纳。至于基于事实和材料之上运用演绎推导，进而发前人之所未见，在历史事实上孕育新观念的功夫，则不是薛氏所长。在笔者收集到的87篇文章中，译注与名物研究文章便占据了70篇。剩余的17篇语言学、诗学、汉学评论性质的文章，才多存有发明意味。如提倡古籍英译应以直译为上的《音译与意译：汉学二弊》（1954），探讨汉语字典编纂原则的《关于学生用古汉语字典的思考》（1966），批判高友工等人对唐诗存在主谓倒装结构论断的《唐诗无倒装句法论》（1976），以及提出唐诗意象具有象征抽象概念和想象之物能力的《唐诗中的幻与显》（1984）。然而，和绝大多数考证名物、意象分析、文本译注等类型文章相比较，发明新见的文章在薛爱华作品里是绝对的少数。薛爱华所致力的，仍旧是揭示隐藏在古代文献中的具体事实：无论这一事实是暴人礼俗的历史演变（《古代中国的暴人礼俗》），唐末的长安（《长安城最后的岁月》），还是吴筠《游仙诗》的内容与道教意味（《吴筠〈游仙诗〉》）。

（三）部分作品内容编排上不合理。薛爱华倚重述史、轻视发覆学问的思维倾向，影响了其论著写作模式和内容编排。如，1978年发表的《仙药琅玕英》一文缺乏明确问题的引导，导致该文在结构上显得较散乱。全文先追溯与考察“琅玕”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献中语义的区别，又转而对作为想象性意象的“琅玕”在历代文献中的表现、对作为矿物和魏晋时期流行的高档宝石的“琅玕”作了考证。真正与题目，即一种道教外丹药物的“仙药琅玕英”相关的话题，仅在最后一部分讨论道教仙药炼制程序里才有所提及。这种内容上的安排使得论文主题不明确，结构凌乱，各部分间也缺乏明确的逻辑联系。[27]又如《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一书的结构编排。该书对南越的自然与人文事物的探索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类似博物学笔记或百科全书的框架。它以博物学式分门别类的方式整合对具体事物的研究，缺乏逻辑论证要素，尚无统一的视界。不仅各章之间缺乏联系与呼应关系，每章的篇幅安排也有所失当。如第四章《女人》仅17页，第十章《植物》却达到87页。这种内容上的详略确和相关古籍与材料的多寡有关，但更反映出作者自身对自然界动植物的深厚热爱。[28]在《朱雀》第十章《植物》里，薛氏对唐代南越地区的植物作了分类与详细考察和描写，在全书中篇幅最长，亦最为出彩，可见薛爱华对植物学的深厚兴趣。反观《女人》一章，由于薛爱华对此领域重视度不足，故采取了简化和省略的方式，没有细致考察相关古籍的记载。事实上，唐代南越地区女性研究并非缺乏研究价值。由于唐代南越的少数民族多有母系继嗣习俗以及对女巫、女神的信仰，女性在南越民族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唐代南越女性的研究具有较高史学、人类学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唐代的南越民俗文化。故而薛爱华对南越女性研究上所采取的省略做法不可取。而这种详略失当，不仅与考证当道、缺乏问题引导相关，也展示出个人学术好恶、兴趣所在与语文学研究的联系。

五、对汉学语文学研究的思考

从根本上看，薛爱华语文学研究特点及不足与语文学自身的特性息息相关。薛氏的著作虽多，但也体现出对社科理论的淡漠，亦没有充分发挥演绎的思维方法，往往因重考证、描写而缺乏问题导向，故显得缺乏中心、散漫无端，有时因个人兴趣而纠缠于琐碎微观的研究对象上。这展现出语文学研究内在的特点：偏考据而轻义理，重述史而轻发覆，倚凭直观思维而弱于抽象演绎。

正像其希腊语源“爱语言”（φιλολογία）所昭示的那样，语文学围绕语言（口语及语言承载的文献）为核心展开研究。在语文学者的观念里，语言和文献不仅是科研的工具和资料来源，更是研究的主要对象。语言作为人类文化的产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个体性，每一本文献所记载的语言，都是独特的。揭示语言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的真相，正是语文学者的职责。

然而，这一真相，与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所探讨的自然与人类社会文化之“真相”大异其趣。哲学、自然科学重理性与逻辑，它们的研究旨趣在于从纷繁多样的具体事实、现象中提炼出一般性的知识、法则或理论，即普遍的真理；语文学研究因为聚焦于具体的语言文献层面，且以考证和描述见长，故具有直觉、直观、感性、个性化的特点。它热衷于将文献一字一句看作有研究价值的对象，以文献为出发点看事物，从中得出的是具体历史事实，是历史语境里的观点、态度和视角。德国学者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指出：

（语文学）从大量素材中把过去的真相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它所陈述的东西是人的形貌，人的生活，及其全部丰富多彩的特有的形成过程。[29]

问题在于，语文学研究能否获取关于过去的真相？此外，怎样衡量这种真相的价值？在语文学研究里，“真相”的还原受到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愈久的时代，愈远的距离，可获取的文献本身就愈不完整、不可靠、模糊。即便依靠校勘辨伪的功夫，除非将研究成果做成资料长编，研究者自身在材料取舍和主题选择中个人态度、学养、情感与价值观念也会在有意无意间介入，影响真相的还原。例如，前文谈到，薛爱华《朱雀》一书在章节安排上显得厚此薄彼，重动植物研究而轻视女性研究。又如，在薛爱华学术生涯后期，他的兴趣点转向了道教，其最后一部专著《时间海的蜃景：曹唐的道教诗》便是落脚到道教文学和道教仙境研究中。然而，薛氏所选择做专题研究的曹唐，本身并不如李白、吴筠、司马承祯等道教诗人有名。同时，薛所致力于对蓬莱、方诸等道教仙境所开展的考证研究，缺乏对《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云笈七签》等中古道教典籍的关注，而是以道教诗人和诗歌为研究的重心，因而被一些学者批评为“没有承载关于唐代道教的有重要文化价值的信息”，“仅仅是对有神秘主义倾向的文人虚幻想象的记录”。[30]这类研究所反映的历史知识和真相，犹如被作者个人学术兴趣的哈哈镜所映照而变形的影像，使得语文学研究所建构的真实中掺杂了主观的色彩。薛爱华本人也曾坦承这一问题：

不能否认的是，在某种意义上，这项研究展现的是我自己心中的往昔，也就是说，这个特殊、具体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是我自身特有的。也许所有对过去的再创造都属于这种类型……这意味着要尝试将唐人眼中的中古世界，看作一个实有的境界，同时也看作一种想象的诠释。[31]

即便在材料全面而可信、考证科学而细致的前提下，研究者相对保真地还原语言与历史之真相，这种真相也具有局限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普遍的“真理”层面。唯有将具体的历史事实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通过演绎的思维过程，研究者才能得出超过对象本身的结论，获得超越其本身的价值。这一结论，或能成就发人深省的史著，来“评判过去，交代现在，以利于未来”；[32]或能建筑理论，从而“对从大量文本中所观察到的特殊事象具有照明的作用”。[33]然而，汉学以其对语文学的恪守，先天弱于此道。王静如先生就曾从专门史编撰的角度指出巴黎学派存在的这一问题：

我们古哲曾言，生有涯而知无涯，得之此而每失之于彼。所以吾人若盼望沙畹及伯希和诸教授写出一部完整的，这意思就是说比较更完全美善并理论精透的中国文化史，或说深一点中国社会史，简单一点说中国历史，那便有些不可能。因为他们全力是用在写史以前的工作上了。[34]

“写史以前的工作”即校勘、翻译、注释、考证等语文学工作。纯粹的语文学研究是理论的反面，它局限于历史的具体的事实，因而能拓展历史知识，却无法穷极历史“无涯”的真相；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却未能“成一家之言”，从事实考据上升到综合性的学术建构和理论熔铸。

此外，由于语文学以具体的文本和事物为对象，不同学者的学术积累、对文献的兴趣又是不同的，因此语文学研究常走向冷僻琐屑的道路，变成纯粹的书斋学问，成为沉浸于故纸堆的“古物癖”（antiquarism）。正因研究成果的具体和细琐，汉学的成果往往只局限在狭小的学术社团里共享，与西方学术主流比较隔阂，缺乏与学术界在更高层面的理论与问题上的共鸣与对话，也制约了语文学研究价值的弘扬。自费正清中国学派兴起以来，以“理论先行”为方法论特点的学术新风不仅在现当代中国研究领域披靡，在传统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界也成为热门，并促使后者融入了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语境里。相对地，旧的汉学在新潮流中则逐渐汩没。如薛爱华这样老一辈的语文学者的逝世，“标志着深受传统欧洲汉学影响、重视历史语言文献研究（引者按：即语文学的研究）、学识渊博的那一代美国汉学的式微”。[35]

结语

上文在考察薛爱华语文学研究基础上，总结出薛氏研究在方法上的特点与局限，并进一步反思了汉学的语文学传统。尽管作为一种学术传统的语文学有着历史的局限，但作为一种方法的语文学仍具有其重要的认识价值，这表现在：

（一）语文学孕育了专业汉学研究。在1814年法兰西大学创设汉语教席之前，欧美的中国研究主要是由来华旅行家、传教士、商人、政客等业余人士进行，其成果虽丰硕，但大多为对中国的直观观察、记录、想象与演绎，唯有少数典籍翻译和词典编纂成果可作一观，它们体现出语文学研究意识，这就是汉学的萌芽。[36]真正具有高水准的成熟汉学，是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辈开创的语文学研究，这正如傅斯年所说：“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37]

（二）语文学贡献出大量高水平的汉学成果，更新了欧美学界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作为一种传统，语文学研究首先产出了大量有关中国经典古籍的西文译本，如儒莲的《大唐西域记》法译本（Memoirs sur les contrees occidentales）、帕维的《三国演义》法译本（San-kquetchy）、德理文的《御定全唐诗》法译本（Poesies de l’epoque des thang）等，为中国典籍的西传、西方学术界与普通大众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基础。以典籍翻译、注释为起点，语文学研究制造了西方关于中国的客观知识。如沙畹在《泰山祭礼》（Le T’ai Chan,Essai de Monographie d’un Culte Chinois）中对古代泰山神信仰的考察，[38]或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中对由伊朗传入中国的栽培植物、矿物、金属、贵种石材等名物的考证等成果推进了中国研究的整体发展和西方的知识进步。

（三）语文学深刻影响了民国学人的学术思想与研究实践。以傅斯年为例，傅氏在柏林求学期间，正值德国古典语文学（Altertumswissenschaft）隆盛之时，故语文学在傅氏的学术思想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影响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建和后续研究的开展。此点已有王晴佳（2007）、沈卫荣（2010）、张谷铭（2016）等学者论及，兹不赘述。[39]陈寅恪与语文学之关系，有沈卫荣在《陈寅恪与语文学》（2020）、《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2021）等论文中的阐释。可以说语文学与民国的思想学术有深厚渊源。因此，语文学之学统与方法论，其治学特点乃至方法论上的局限，也与傅、陈等民国学人，与史语所的研究有着内在的联系。囿于篇幅限制，有关问题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再加发掘。期盼本文能有抛砖引玉之效，为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作者简介：

田语，男，1989年生，陕西富平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西方汉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