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当代中国海外中国学（汉学） 研究的奠基人
张西平
内容摘要 严绍璗先生作为当代中国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开拓者，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切入海外中国学研究，提出文化语境说、多边文化研究、变异体说、原典实证、以汉籍交流史探究海外中国学等重要研究方法。严先生为海外中国学、中日文化交流、古典文献学、比较文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树立了从比较文化切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典范。
关键词 严绍璗 汉学 日本中国学 比较文学
Yan Shaodang:The Found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or Sinolog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Zhang Xiping
Abstract: Yan Shaodang,as the pione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or Sinology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starts hi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He puts forward many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s,like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ontext,multilateral cultural research,variant theory,positivism study of the original text,and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exchange.Mr.Yan has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to many fields such a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classical philology,comparative literature,etc.,and has set up a model for studying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ulture.
Key words: Yan Shaodang; Sinology; Chinese Studies in Japan;Comparative Literature
一、当代中国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开拓者
严绍璗先生对域外中国学的研究，源于1964年4月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要求北大整理原哈佛燕京学社的材料，了解一下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的基本内容，哪些有用哪些没用。他嘱咐北大，确定一到两个年轻助教与老先生一起工作。这样北大确定了向达、聂崇歧和年轻的严绍璗来做这项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因为齐燕铭后被定为“修正主义者”而停了下来，但这件事的确开启了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7年7月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编辑出版了严绍璗编译的《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虽然并未公开出版，但确是他研究海外中国学的起笔之作。由杨牧之主编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辑出版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内部刊物），从1979年第4期开始刊登我国学者编撰的以当代日本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的“学术通讯”，1981年，该通讯以特刊形式单本发了“专题特稿”，这就是严绍璗的《日本对中国古代史研究及其争论》。该书系统展现了1966年至1978年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概况，总结归类为十个研究层面的争论。1979年8月严绍璗先生在《外国研究中国》第2辑发表了《日本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这是严绍璗先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论文。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复兴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推动者，孙越生先生编辑了当代中国第一套《国外研究中国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关于海外中国学的论文与著作，例如瞿霭堂在《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5月号上发表了《英国中国学研究》，秦麟征在《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1期发表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白玉英在第4期上发表了《意大利汉学研究活动》，李学勤1979年11月在《出版工作》发表了《李学勤同志介绍美澳中国学研究情况》，1979年潘世总在《内蒙古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蒙古史研究概况》，冯蒸编著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孙越生先生支持下，1980年，严绍璗先生公开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研究海外中国学的著作《日本中国学家》，是书收录了1105位日本汉学家。
所以，无论是从介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间，还是发表论文和著作的时间来看，严绍璗先生都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第一批展开研究海外中国学的的学者，是这一研究领域的的开拓者。
二、当代中国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方法论的创立者
海外中国学是一个极为宽泛的学术领域，几乎涵盖了中国人文学术的所有方面，故开展研究时该以什么样的方法来把握，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不同，进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有些从史学史的方法进入，主要从各国中国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对其研究演化进行史学的分析。有些从中国学术立场出发，主要进行对比性研究，以此揭示海外中国学研究在一些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不足。严绍璗切入海外中国学的视角是比较文学，他从这个角度对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提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
首先，他提出研究海外中国学的“文化语境说”。严先生认为任何文学文本都是在一定语境下形成的，“文化语境”（Culture Context）是文学文本生成的本源，从文学的发生学的立场上说,“文化语境”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中由特定的文化积累与文化现状构成的“文化场”（the Field of Culture)。海外中国学研究就是要把这些中国学的作品放到其国家文化的具体语境中来加以研究，而不能因为这些汉学家研究的是中国文化，就仅仅站在中国学术立场来评价这些海外中国学的著作，而不考虑这些著作所产生的文化语境。这样，比较文学的视角就显示出了它运用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特点。如何理解文化语境呢？严绍璗先生提出：“构成‘文学的发生学’的‘文化语境’,实际上存在着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显现本民族文化沉积与文化特征的文化语境’；第二层面是‘显现与异民族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第三层面是‘显现人类思维与认知的共性的文化语境’。每一层‘文化语境’都是有多元的组合。”[9]
其次，他对从事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者在知识、体验和审美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果将海外中国学的著作与人物研究放在以上所说的三种文化语境中，就必然进入一种多边文化的研究之中，也就是说，对海外中国学仅仅从中国学术文化立场来把握远远不够。严绍璗提出，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健全的文化经验”，首先就要具备对象国文化的综合体验，例如研究日本的中国学就要充分了解日本的文化，对其有综合的体验。其二，“研究者必须特别体验本土文化与对象国文化在生活观念方面的差异并把握这种差异”[10]。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熟悉研究对象的文化，还要深知两种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在生活观念上的差异。其三，研究者“必须体验双边文化中的‘语义’差异并把握这种差异”[11]。其四，研究者“要特别体验文化氛围中的‘美意识’经验”[12]。审美意识在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特点，它深刻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内涵。
第三，变异体说的提出。在刊发于1982年第5期的《北京大学学报》上的《日本古代短歌诗型中的汉文学形态》中，严先生开始提出“变异”的概念。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他详尽呈现并论述了在日本古代短歌形成过程及结构中汉文学的因素及影响，从而阐明了日本古代文学形成的多元文化语境以及自身“变异体”的特征。严绍璗的“变异体”理论在《“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一文中，最后得到系统的阐述，他将其学术的理念与方法统合称为“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第四，他提出了原典实证的研究方法。海外中国学是在双边文化中展开的，对汉学著作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对文本的实证，旨在揭示与命题相关联的文化史事实，从而获得确证的文化语境，达到问题的解析”。[13]原典实证的方法要求研究者必须从文本出发，从双边的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仅仅从一些空洞的理论出发来展开研究。这点他在批评国内一些研究“汉学主义”的学者的文章中说得十分清楚，因为那些主张“汉学主义”的学者并没有认真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基本著作，而只是将赛义德的《东方学》的方法挪用到中国学（汉学）研究领域，按着西方流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评判国内从事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成果。严先生非常严厉地指出：“人文学术研究中究竟是主义先行、串联观念、造成空口说白话的轰轰烈烈，还是细读文本、原典实证、多研究些问题，从而使思考接近本相？中国人文学术史表明，这历来就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实在是学者的学风和学品的基本问题。”[14]
第五，汉籍交流史探究海外中国学的重要方法。以汉籍东传为契入点，展开日本文化史的研究，是严先生的重大学术创造。他通过追踪中华典籍东传日本的历程和版本的考证，研究了由汉籍传入而在日本社会文化多层面引起的“变异”及其对日本“新文化”发生的推进。他的日本藏汉籍研究不像一般研究域外汉籍的学者那样注重版本的考察，而是立足汉籍东传所引起的文化裂变。正如他所说的：“依托典籍的流通而创造的文化沟通，则是‘文化对话’的主要形态。‘汉籍东传’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活形态’。我们从事‘汉籍在日本的研究’和‘域外汉籍研究’，正是沿着典籍本身行进中表现出的生命活力，追踪他们的轨迹，揭示内含的精神价值，透视其丰富多彩的时代特征。透过‘汉籍东传’，在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中日两大民族共同努力创造东亚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生命过程。”[15]
三、当代中国海外中国学（汉学）研究的典范
严绍璗先生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创造性的研究使其在多个研究方面处于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他的学术成就也引领着中国当代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首先，他在文化交流中所总结的“变异体说”是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严先生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创立了他的“变异体”说，他通过严谨的文本分析与考证，说明日本神话这个看似日本最基础的文化并非日本独自产生的，而是与中国文化有关，是东亚诸民族原始观念的复合体。他通过对《古事记》和《万叶集》的分析研究，揭示出：“在世界大多数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着本民族文化与‘异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当我们从这一文化语境的视角操作还原文学文本的时候，注意到了原来在这一层面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文本存在着显示其内在运动的重大的特征，此即文本发生的‘变异’活动，并最终形成为文学的‘变异体’。”[16]
严先生不断完善自己的学说和方法，他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1987年）、《中国文化在日本》（1994年)、《記紀神話における二神創世の形態：東アジア文化とのかかわり》（日文版1995年)、《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日本部分1999年）和《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日文版2004年）等一系列著作中开创了中日文化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国际日本文化研究大奖“山片蟠桃奖”决定授予他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以《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为代表的著作中彰显出的研究方法和理念的开创性，给予了中日学界新的方法和视野，重新发现日本的古典和历史。
以“变异体”理论为基础的这些著作不仅仅为研究日本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创建了中国自身的原创性的比较文学理论，正如他所说的，“当年，当比较文学研究从‘法国学派’发展为所谓的‘美国学派’的时候，据说是因为一些学者不屑于做‘文学的输出输入’的买卖，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学术的功绩。但事实上，这一观念的背后，多少也表露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学者十分地缺少像文化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知识。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些相关的著作的时候，应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7]
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来说，在从事对象国的中国学研究时，对对象国文化史的了解应是学者基本功，而中外文化交流史则应成为展开中国学研究的基本途径，中国学的研究绝非仅仅抱住一个汉学家的文本就可以把学问做好，因为，文化现象清楚地表明，在世界大多数民族中，几乎都存在着本民族文化与“异文化相抗衡与相融合的文化语境”。严先生对日本文化的研究，对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及在这种研究中所确立的“变异体”的理论，是我们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所应遵循的学术路径和方法。
其次，域外汉籍的收集是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方面。煌煌三大卷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是严先生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绝非仅仅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加以评价，正如乐黛云先生所说：“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更充分地挖掘，它绝对不光是一个文献整理，也不光是一个目录学著作，实际上最根本的，对我们当前最有用的是一个文化关系的研究史……这部书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成果决不光是文献或目录学的，它是关于社会学、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我们要看到绍璗之所以能做出这部书来，首先是他有一个开阔的胸襟，他能够看到日本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情况。”[18]据严先生估计，中华文化典籍约70％—80％已传到日本，这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而中华典籍以这样的规模东传日本，必然在日本文化史上产生持续不断的重大价值后果，催发日本社会文化多层面的“变异”而推进日本“新文化”的发生。
他举例说，在推古天皇十二年（604），日本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来源于中国的已经成熟的政治思想，其中有十三条二十一款的文字，则取自汉籍《周易》《尚书》《左传》《论语》《诗经》《孝经》《韩诗外传》《礼记》《庄子》《韩非子》《史记》《说苑》及《昭明文选》等。这些都表明，在七世纪初期，中国文献中的主要典籍已经传入日本，其主要内容已为日本当朝的政治家所掌握”。[19]当时著名的贵族学者庆兹保胤在《池亭记》（982）中叙述自己的生活乐趣时说过一段话，也十分清楚地体现了汉籍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饭餐之后，入东阁，开书卷，逢古贤。夫汉文帝为异代之主，以好俭约、安人民也；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长诗句、归佛法也；晋朝七贤为异代之友，以身在朝、志在隐也。余遇贤主、贤师、贤友，一日有三遇，一生有三乐。”
严先生做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考证——从日本古代一直到18世纪中期——说明汉籍传入日本在日本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史中所产生的影响。例如，18世纪中期，中国明清白话小说作品在日本庶民中广泛地流传，并产生了以明清话本为底本，重新编纂日本的中国小说“新三言”。因此，他的汉籍东传的研究，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文献学的范围，而是直接进入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之中。如他所说：“‘汉籍东传’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创造性过程，是一种‘活形态’。我们从事‘汉籍在日本的研究’和‘域外汉籍研究’，正是沿着典籍本身行进中表现出的生命活力，追踪他们的轨迹，揭示内含的精神价值，透视其丰富多彩的时代特征。透过‘汉籍东传’，在一个层面上展现了中日两大民族共同努力创造东亚灿烂的古代文明的生命过程。”[20]
这样我们看到严先生不仅仅将对域外汉籍的研究纳入对象国文化史的研究之中，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典范。在目前的域外汉籍研究中绝大数学者从中国文献学角度展开研究，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者也很少像严先生这样从汉籍在域外文化中的影响研究入手，而这样的研究恰恰是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之一。
最后，《日本中国学史》（1991年）和《日本中国学史稿》（2009年）是严先生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代表作，他的日本中国学研究给我们树立了一个从比较文化切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典范。
中国学术界所研究的海外中国学绝非仅仅研究汉族文化经典的学问，而是包含蒙古学、藏学、满学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严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确立‘中国学’的概念与范畴，把它作为世界近代文化中‘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核心与统摄。‘汉学是它作为历史承传，作为‘研究’当然可以与‘中国学’并行，但作为研究的客体与‘中国学’是不尽相同的……”[21]关于“中国学”和“汉学”的名称之争，在学理上我是完全赞同严先生的理解的。[22]
另外，必须将海外中国学研究在跨文化视域下展开，而不能仅仅将域外的中国研究简单看成中国文化在域外的延伸。严先生以日本中国学为例，指出：“‘日本中国学’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它首先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23]这样的关注，就使得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与本土的中国本体研究有了不同，展示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还应注意它的发展与世界文化思潮的关系，要放在更大的学术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以日本中国学为例，日本近代汉学家白鸟库吉的研究就直接受到了法国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当代欧美文化仍主导着世界文化的今天，严老师的这个视角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由于性别研究的兴起，美国中国学的中国古代女性研究开始热了起来。
严绍璗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丰富的学术成果是我们今天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如何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最珍贵的学术成果，我们应格外珍惜。
严先生的高足钱婉约曾借用章实斋所说的“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来总结严先生的学术成就，她认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严绍璗先生的学问，以学术独立、理性批判为宗旨，以原典解读、实证考辨为方法，以专业工具书、史论著作为表述，他所追求和成就的，正是一种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举的学术实践和学术体系。”[24]
谨以此文怀念严绍璗先生。
作者简介：
张西平，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学》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