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关于爱尔兰的政治写作
——以《一个温和的建议》为例
黄薇薇
内容摘要 斯威夫特《一个温和的建议》被誉为讽刺文学的杰出力作，这一修辞殊荣掩盖了其独特的政治含义。这部小册子原是斯威夫特为反思爱尔兰日益严峻的经济困境，尤其是棘手的饥荒问题和殖民危机而作，有着典型的时效性和政治性。文本分析显示，斯威夫特将其政治智慧融入写作过程，辛辣地嘲讽了爱尔兰各种不合时宜的“改革方案”，抨击了英格兰对爱尔兰极尽盘剥的丑恶嘴脸。本文关注文本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斯威夫特本人的真实想法，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揭示斯威夫特如何利用讽刺展示其政治观点。
关键词 乔纳森·斯威夫特 讽刺文学 政治写作《一个温和的建议》
Swift’s Irish Political Writings:An Analysis of A Modest Proposal
Huang Weiwei
Abstract: Although Swift’s A Modest Proposal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asterpiece of satire,the rhetorical praise belies its unique political implications.This pamphlet,written by Swift as a reflection on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economic plight of Ireland,especially the famine and colonial crisis,has its typical timeliness and political character.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will show that Swift integrated his political wisdom into his writing process,bitterly ridiculed various inappropriate “reform programs”of Ireland,and attacked the ugliness of England that exploited Ireland to the extreme.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ext reflects Swift’s real thoughts,and tries to reveal how Swift uses satire to convey his political views.
Key words: Jonathan Swift; satire; Political Writings; A Modest Proposal
两个王国都由党派主宰，
都曾经悬赏要他的脑袋；
没有一个叛徒敢站出来，
肯为六百英镑将他出卖。
——斯威夫特《咏斯威夫特博士之死》[1]
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是个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作家，[2] 他的作品也和他本人一样，处于争论当中。一如他前半生一直飘荡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他的政治立场也在两者之间游移，直到发现自己始终不为英国政界接受，才毅然回到爱尔兰，至死不渝地为爱尔兰民族的发展呐喊和奋斗。[3] 可能有人会怀疑斯威夫特的动机，说他是因为丧失了升迁机会才对英国政府恨之入骨，但英格兰当时对爱尔兰的控制确实令人愤怒，从而激发了斯威夫特的斗志，使他成为爱尔兰具有传奇色彩的爱国者，带领爱尔兰人民反抗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4] 对于政治党派，他反对给自己贴任何标签，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判断力的独立者，并用一系列睿智的政治作品给予充分证明。[5]
一、政治书写
在返回爱尔兰之前，斯威夫特就已经对爱尔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感到不满。1707年，他写过一篇很好玩的文章——《受伤女人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Injured Lady，此文直到1746年才发表），以一个被情人骗财骗色的受伤女孩的口吻，痛斥爱尔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文章把英格兰描写成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爱尔兰和苏格兰是待嫁闺中的富家少女，三人卷入了一场“三角恋”关系：爱尔兰对英格兰有情有义，英格兰却偏心苏格兰，对爱尔兰冷酷霸道，致使爱尔兰长期遭受经济虐待和性虐待。原因在于，爱尔兰过于轻信英格兰的花言巧语，对英格兰的趁虚而入毫无防备，更对他的施压手段半推半就。文章非常细致地描写了英格兰在爱尔兰的殖民过程：先是贬低爱尔兰的管理者，说他们是无知的文盲；然后说服爱尔兰接受英格兰派来的管家；再进一步赶走爱尔兰的仆人和佃户，最后完全取代爱尔兰家里的所有人，接管了爱尔兰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制造业等一切事务，致使爱尔兰及其家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着举步维艰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爱尔兰一步一步妥协，把最好的土地和食物提供给了新来的移民，但英格兰却对爱尔兰变本加厉，甚至与苏格兰结盟，联合起来压榨爱尔兰。[6] 这种讽刺性的寓言写法赋予了斯威夫特独特的观察视角，有距离地审视爱尔兰与英格兰的政治关系，奠定了他后来写作《一个温和的建议》的基本论调。
在写作《一个温和的建议》之前，斯威夫特还提出过其他建议，直截了当地指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经济摧残。1720年，他发表了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制造品的建议》（A Proposal for the Universal Use of Irish Manufacture），大胆呼吁爱尔兰人抵制英国货物，敦促下议院宣布穿进口丝绸或国外面料的人为全民公敌。斯威夫特之所以这样建议，是因为英格兰通过了一系列法案，限制爱尔兰制造商出口自己的货物，致使爱尔兰的对外贸易和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之前，为了照顾新移民，爱尔兰人手里的土地已经大面积缩减；而今，羊毛及其制造品也不能从自己的港口售往其他国家，爱尔兰人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靠偷盗和乞讨为生。斯威夫特义愤填膺，呼吁所有的爱尔兰人联合起来，拒绝使用英国的东西：烧掉一切英国货，除了他们的“煤和人”。可以想见，这样的小册子如何引发了当局的愤怒，他们把印刷商告上法庭，声称作者是要分裂两个国家。因为文章没有署斯威夫特的真名，也没有任何人出来揭发，印刷商和斯威夫特最终躲过一劫。[7]
但是，斯威夫特并没有因此产生丝毫恐惧，他继续写作与爱尔兰政治事务相关的小册子。1722年，斯威夫特开始以布商的名义陆续写作《布商的信》（The Drapier’s Letters ，总共七封），抵制伍德（William Wood）在爱尔兰铸造新硬币的计划，呼吁爱尔兰要争取与英格兰平等独立的自治权。伍德本是英国的一个五金贩子，靠贿赂乔治一世的情妇肯德尔公爵夫人（Duchess of Kendal）获得了在爱尔兰铸造“半便士”的专利。这件事从未征求爱尔兰人的意见，尽管爱尔兰议会两院一再表示反对，因为爱尔兰货币体系虽严重不足，但批准的铸币数量过于庞大且货币价值缺乏保障措施，伍德这样做是不惜牺牲爱尔兰的利益牟取暴利。在《第四封信》中，斯威夫特号召爱尔兰各行各业要同仇敌忾，为爱尔兰的自由而战，并明确援引培根的观点来解释英国的宪政原则：君王的特权决不可凌驾于法律之上。[8]《布商的信》发表后，英国政府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好让步，国王于1725年撤销了伍德的铸币权，斯威夫特由此在爱尔兰获得了空前的爱国声誉。
此后几年，斯威夫特仍旧提出各种政治建议，但效果甚微，直到1729年，他以一种振聋发聩的讽刺方式发表了举世闻名的《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这篇不过三千多字的小册子短小精悍，才华横溢，被称为讽刺文学的代表力作。[9] 但这些声誉只是来自修辞界的评论，反而遮盖了其本身的政治性，因为它原本就是斯威夫特在这段时期写作的政治小册子中的一部，是为反思爱尔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境，尤其是严重的饥荒问题和殖民危机而作。当时法国的一位匿名读者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部小册子不可思议的时效性：大家都在关注《格列佛游记》和《木桶的故事》，却忽略了《一个温和的建议》，斯威夫特把他的智慧与政治学问结合起来，用一种辛辣而苦涩的方式，令人信服地嘲讽了当今社会上铺天盖地的所谓“改革方案”。[10] 可见，斯威夫特的写作总是关涉他所处的特殊环境，离不开爱尔兰当时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斗争。
二、爱尔兰的困境
18世纪20年代，爱尔兰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宗教方面，都处于无序和混乱状况，整个国家陷入贫困的泥淖无法自拔。爱尔兰土地贫瘠，多沼泽和山石，气候寒冷潮湿，耕地情况不佳，即使在气候最好的时节，农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加上平日懒散，土地流失愈发严重。[11] 1710年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歉收状态。天灾影响了收成，粮食库存早已用完，百姓连续几个月颗粒无收。粮食进口是唯一的途径，但价格高得无法企及，且没有任何监管部门限制价格。整个农村一无所有，肮脏、悲惨、凄凉，城市的街道上满是流浪的乞丐和劳工。爱尔兰的处境具有历史典型性，因为爱尔兰当时并非独立王国，因而无法从别国的经验中找到可以借鉴的挽救之道，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耕地减少、贸易受限、制造业瓶颈。
首先是土地问题。1728年，斯威夫特在《答“纪念爱尔兰王国贫穷居民、商人和劳工”》（An Answer to a Paper,called “A Memorial of the Poor Inhabitants,Tradesmen and Laborer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一文中指出：农民贫穷、懒惰、无知，既不给耕地施肥，也不给耕地恢复的时间，致使土地遭受严重损害，地主们痛心不已。此时，一些富裕的牧人趁虚而入，用更高的租金从地主手里租走耕地连同耕地周边的住地。在斯威夫特看来，爱尔兰的地主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他们原本应该鼓励农民耕作，以确保有限的耕地生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来养活众人，但地主为了个人利益，以高价拍卖土地，把耕地变为了牧场。就这样，一两个牧人轻而易举就夺走了上百个农民的生计，致使农民流离失所，沦为乞丐或饿死。[12]
其次是贸易问题。英国于1663年和1665年分别立法，禁止爱尔兰出口活牛到英格兰；此外，在1651—1681年之间，英国又颁布了一系列《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s），限制爱尔兰的海外贸易。1 6 9 9年，英国颁布《羊毛法案》（Woollen Act），限制爱尔兰羊毛制品进口到英格兰。不仅如此，英格兰还规定，外商必须先到英格兰登陆，从而加重了爱尔兰进口货物的成本，破坏了爱尔兰经济的稳定。[13] 因此，斯威夫特在1726年发表的《爱尔兰悲惨状况的原因》（A Sermon on Causes of the Wretched Condition of Ireland）中指出，爱尔兰之所以如此悲惨，首要因素并非耕地问题，而是“贸易遭受了不可忍受的困难”。[14] 被地主收走的耕地，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提高牛羊产量，仍可缓解经济压力。但英国限制了爱尔兰的出口贸易，牛羊只能销往固定城市的有限几个港口，且不能制作成牛羊肉的成品或半成品出售，这就导致国内牛羊数量增加。牛羊及其制品若不能顺利出口，国家也就没有足够的钱来购买国外的农产品。如此恶性循环，终使民不聊生。
第三是制造业问题。爱尔兰的制造业并不差，实际上还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但爱尔兰人民却陷入了严重的贫困。就纺织业而言，随着耕地不断牧场化，国内的羊毛越来越过剩，羊毛制品也囤积起来。究其原因，除了英国对爱尔兰的贸易限制外，也跟爱尔兰本地的消费习惯有关。爱尔兰的富人爱慕虚荣，奢侈成风。他们不愿消费国内产品，而是一味追求英国的舶来品，这直接导致国内制造品过剩。商品没有销路，厂商有时甚至用布料来抵工资，工人为了生活必需品，只好贱卖这些布料，最后造成商人和工人都没有活路。为此，斯威夫特曾引用奥维德笔下的一个寓言来讽刺英格兰对爱尔兰纺织业的破坏，他把爱尔兰比作阿拉克涅（Arachne），称英格兰出于妒忌把爱尔兰变作了蜘蛛，爱尔兰的肠子和器官都被英格兰抽走了，失去了自由纺织的权力。[15]
正如斯威夫特1728年在《爱尔兰概况》（“A Short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中总结的那样：一个国家要脱贫致富，唯有改善土地、鼓励农业，方可增加人口。没有这些，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幸运，都将继续贫穷。当时的爱尔兰没有自主决定贸易、制造业、居住权和铸币权的自由；没有产业，不能改善耕地；虽有出口，却收不到钱；虽有税收，却有一半都在为英格兰的教育、养老、医疗、诉讼和公务薪金等买单。换言之，爱尔兰的危机，主要在于英格兰对爱尔兰的蛮横剥削，英格兰榨干了爱尔兰人民身上的每一滴血汗，完全违背一个国家的自然经济法则，这是爱尔兰不可能富有和繁荣起来的真正原因。[16]
三、温和的建议
面对爱尔兰的惨状，斯威夫特在1729年发表了《一个温和的建议》，全称为《关于防止穷人的孩子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使其对公众有益的温和建议》。其主要观点是，为了解决爱尔兰目前的贫困，可以有组织地饲养和贩卖婴儿，并根据婴儿的肥瘦调整炖、烤、烘、煮等烹饪方式，以满足不同口味的需求。斯威夫特模仿一个策士的口吻，以一种沉着冷静的方式提出了“卖婴和食婴”计划，并为之辩护。文章因其骇人听闻的建议而被誉为英国文学上最辛辣的讽刺短文，也是斯威夫特的讽刺艺术之最。[17]
文章短小精致，全文仅三千多字，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1）序言：提出方案（第1-5段）；（2）论证：数据分析（第6-19段）；（3）论证：方案的好处（第20-28段）、（4）驳斥：方案无诚意（第29-30段）；（5）结语（第31-33段）。
这个计划的缘起，是斯威夫特注意到大街上满是带着小孩乞讨的女乞丐。她们和这些孩子是劳动力最弱的阶层，也是国家最大的负担。如果女乞丐能够养活这些孩子，她们有朝一日或许可以成为有用之人，但靠乞讨养大的孩子是不可能走上正道的。这些孩子未来只有三条出路：盗贼、党徒、奴隶。如果把这些乞丐的数量扩展到全国没有抚养能力的父母和儿童，那这个负担就变成了一个无法承受的巨大包袱。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斯威夫特以“策士”的口吻建议，婴儿出生后抚养至1岁便可售卖，供人食用或做衣服，这样既可以处理这些多余人口，又可降低抚养成本，还能解决父母的衣食问题，甚至能够杜绝堕胎和杀子的恐怖行为。随后，策士精确地算了一笔账，并从各种“好处”证明了方案的合理性。
粗略估算，爱尔兰每年大概有12万穷孩子出生。对于这一点，其他经济学家也曾给过建议，但无济于事。因为国内缺少耕地和其他就业机会，这些孩子即便养大了也无法生存。6岁之前的孩子，还不能很好地掌握盗窃技术，因而无法靠偷盗为生；6到12岁的孩子又卖不出好价钱，所得之数还抵不过12年的衣食费用，是亏本买卖。要想利益最大化，就得在婴儿1岁时出售。此时的婴儿肉质鲜嫩，适于各种烹饪手法。因此，在12万婴孩中，留下2万备育，其余10万可供国内富人消费。因为“地主们已经吞噬了孩子的父母，因而最有资格享用这些婴孩”。此外，爱尔兰天主教婴儿数量庞大，每年三月货源最为充足。每个孩子可售10先令，婴儿一年所需花费不过2先令，其母卖子后可得8先令纯利，完全可以支付一家的生活费，直到下一年再育一胎。有些勤俭持家的富裕家庭还可以把孩子的皮剥下来，加工成漂亮的手套和凉靴。至于12岁以上的少男，肉质瘦硬，12岁以上的少女，需留用生育，都不适合出售。其他穷困潦倒的老弱病残也早已因为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行将就木，用不着针对他们想什么挽救方案。无论如何，这个计划是个一本万利的好事。
方案还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可以减少天主教徒的数量，降低他们颠覆国家的风险；其次，穷人从此有了值钱的抵押物，富人也因为购买了国货而把钱财留在了爱尔兰；此外，缓解了妇女生产后的生活压力，婴儿菜肴也能提高酒馆的生意；最后，还可以促进婚育，改善夫妻关系。“烤全婴”甚至可以成为稀缺的“主打菜”，放在公务宴席上引人注目。
这个方案与过去的方案完全不同，它别出心裁、又很实在，不用投入资金，也不费力气，具有可操作性，不会触犯英国的法案，也不涉及出口，自产自销。这个方案清白、经济、方便、有效，既能解决10万人口的温饱，又能解决100万人背负的200万债务。关键是，方案能够让爱尔兰人“摆脱永无休止的悲惨不幸——地主的压迫、没钱没工作、缴不起租、衣不蔽体、流离失所”以及世代循环的不幸际遇。[18]
四、政治讽喻
初次阅读这个建议的读者，可能会被它的语言“炸”飞。关于这篇檄文的现代接受，有则轶闻最能说明效果。1984年，演员奥图尔（Peter O’Toole）在都柏林的“欢乐剧场”（Gaiety Theatre）重新开张时当众朗读了这篇文章，结果“促使大批显要人物离场”。[19] 可见，时隔两个半世纪，斯威夫特这个“温和的建议”的轰动效应仍不减当年。然而，读者在震撼之余会满腹疑问：怎么会有如此犀利的写作风格，令人触目惊心，即便发生经济危机和饥荒，提出“人吃人”的建议也让人难以接受。这不是个“温和”的建议，而是个“疯狂和反常”的计划。可是，一旦领悟到这是作者的讽刺笔法（“人吃人”的计划不是斯威夫特，而是“策士”提出的），就会进一步思考，其用意可能不在于让人毛骨悚然的字面含义，而在于背后对攻击目标的鞭笞和揭露。[20]
对于这篇文章的讽刺对象，通常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斯威夫特在讨论当时的经济政策或经济学理论，含重商主义（或重商主义与人口的关系）、税收政策、政治计算、奴隶贸易等问题，针对的是部分经济学家；[21] 二是认为斯威夫特讽刺的是英格兰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同时也在批评爱尔兰人的道德缺陷，针对的是英格兰政府、爱尔兰当地的地主以及爱尔兰人的德性。[22] 本文同意以上两种观点，但本文主要关注作品如何反映出斯威夫特本人的政治观点，即斯威夫特如何利用讽刺来揭示爱尔兰的政治现实，抨击英国18世纪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
《一个温和的建议》第一个部分是绪论，交代缘起。爱尔兰大街上充斥着乞丐和小偷，这个现象已经持续多年。之所以以女性及其孩子开头，是因为他们是弱者中的弱者，但乞丐远不止这些，所以文章很快就从“职业乞丐”扩展到全国的穷人。爱尔兰的贫穷和不幸有多重原因，但我们从爱尔兰的基本状况和斯威夫特前期的作品可以看出，英格兰的盘剥占主要方面，源于爱尔兰无法独立自主的从属地位。当时也有不少策士为挽救爱尔兰的穷困努力，但他们不了解具体情况，提了很多无效甚至愚蠢的计划。斯威夫特曾在《维持穷人生计的考虑》（“Considerations About Maintaining the Poor”）中批评道：
我们在过去三十年里被无数的计划愚弄了。这些计划无论是书面的还是谈话中的，无论是在议会内提出还是议会外提出，都是为了维持穷人的生计，让他们工作，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城市：但大多数计划都是无稽之谈、囫囵吞枣、异想天开；这些计划都没有效果，其结果显而易见。许多策士愚昧无知，他们把爱尔兰与荷兰和英格兰作比，也就是拿两个完全自由和鼓励贸易的国家与一个各种贸易都受到限制、最有利的部分被完全剥夺的国家相提并论。[23]
也就是说，策士大都空谈理论，异想天开，并未结合爱尔兰的真实处境，尤其没有看到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严酷压榨致使爱尔兰脱离了正常的经济规律，因而他们提出的拯救方案不切实际。关于爱尔兰人的贫困和流浪，斯威夫特三年前就在《爱尔兰悲惨状况的原因》中做过详细的分析：爱尔兰面临的一个惨状是，她能够生产四倍于需求的必需品，但大街上却满是乞丐和找不到活路的小贩和技工。他总结出四个原因：一、爱尔兰各行各业危在旦夕，因为爱尔兰在给英格兰做长工；二、爱尔兰本地富人愚蠢至极、忘恩负义，他们因贪慕虚荣而放弃购买国内产品，一味追求奢侈的英国货；三、爱尔兰人从小懒惰，孩子不但没有成为父母的帮手，反而是家庭的累赘；四、爱尔兰贪婪的地主见不得自己的佃户吃饱穿暖，致使他们变成乞丐，这违背了“共同的理性和正义”，也违反了其他国家通行的“管理和审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24] 可见，斯威夫特认为，造成爱尔兰贫困的首要原因是英格兰长期的压榨，爱尔兰就像英格兰的“长工”，这是一种奴役和压榨关系，爱尔兰的情况不能靠正常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策略来挽救。
《一个温和的建议》就是对很多不明就里的策士胡乱提出建议的批评和戏仿，尤其那些主张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爱尔兰状况的人。比如，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一条格言（经济学原则）：人民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认为，国家的富裕程度与人口数量相当。这个说法明显是重商主义的宣言，其本身带有不可忽视的漏洞。[25] 人是财富的来源，其隐含的意思是：人所从事的劳动是潜在的财富。换言之，如果人口数量与就业机会匹配，那么人口越多，创造的财富就会越多。可是，倘若国家无法给人口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人不能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那么人口多不仅不会带来财富，反而会带来贫穷，也就是人口越多，就越会成为国家的负担。
《一个温和的建议》开篇展示的就是爱尔兰多余的人口问题。满眼望去，大街小巷都是人。但这是一个假象，这些人并非正常的劳动力，他们是没有就业机会或工作能力的乞丐（文中虽然尤为凸显女乞丐和小乞丐，且“温和的建议”主要针对小孩，但因为饥荒，街上也充斥着很多具备劳动能力的无业游民），他们并不能转换成国家的财富，反而成了国家的负担。这无疑从事实上否定了经济学家提出的格言：爱尔兰人口众多，国家和人民却日渐贫困。大街上的乞丐随处可见，什么原因？正如本文在第二节的分析，爱尔兰国内的耕地在不断减少，农民无地可种；变作牧场的土地不需要以前那样多的农民，多余的人口只好流向制造业，但因为制造品的销路被英国控制，无法出口，也就无法容纳农村来的多余人口，农民无计可施，只好上街乞讨或者以偷盗为生。[26] 换句话说，造成爱尔兰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英格兰的各项盘剥，英格兰已经损害了爱尔兰的自然经济法则，致使爱尔兰的经济畸形发展，怎么还能按照正常的经济原理来解决问题？简言之，《一个温和的建议》开篇以策士的口吻提出人口和经济学问题，其实是以反讽的方式对昏庸的经济方案提出批评：只关注表面的经济症候而不解剖背后的政治痼疾，不能挽救爱尔兰。
《一个温和的建议》第二个部分，是用详细的数据论证方案的可行性，这是斯威夫特对当时流行的经济算法的模仿和讽刺。1690年，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在他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k）中号称要以“数量、重量或尺度”来处理人类事物，拒绝并蔑视非科学的处理方式，认为非量化地处理人类易变的思想、欲望和激情之类的事情毫无价值，因为这缺乏“科学精神”，所以人类自身的价值应该用货币来衡量，而不是用宗教或伦理来衡量。[27] 斯威夫特对这样的看法明显持反对意见。在小册子中，他依样画葫芦，像个经济学家那样非常认真地计算了爱尔兰的出生人口，又似模似样地计算了售卖婴儿的成本和收益。在册子中，策士对于数字的运用近乎是强迫性的，且以一种不带情感、不偏不倚的量化语言来表达一个野蛮恶心的计划，这无疑是斯威夫特把配第按在了靶子上。这些数字越清晰，对这类经济算计者的冷漠揭露就越深刻。斯威夫特以这种戏仿的方式嘲讽配第：造成爱尔兰苦难的根源不是一笔经济账，而是政治账；各项法案已经扭曲了爱尔兰的自然经济，这事关政治道德，而不只是政治算术；从经济上调整只是转移了苦难，而不能根治苦难。
《一个温和的建议》第三个部分，论证了方案带来的很多好处。这些“好处”写得非常克制，却字字透出杀机，看似最礼貌的用语却催生出最野蛮的方案，这是斯威夫特模仿“文明”的语气，对英格兰吞食爱尔兰野蛮行径的抨击。这些好处包括：可以减弱天主教徒的势力，让穷人拥有值钱的“抵押品”，还能鼓励富人消费国货，提高酒馆生意，但一切都是以“杀婴和食婴”为前提。这哪里是什么带来好处的计划，不过是违背自然伦理的反常提议而已。这部分内容表明，斯威夫特对爱尔兰的穷人有着极深的同情，对造成这种困境的英格兰政府的无耻及爱尔兰政府的无能藏着强烈的愤怒。它不仅鞭笞了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也痛斥了人类愚蠢的殖民行为。英国对爱尔兰的管理是一种野蛮的剥削行径，导致爱尔兰被迫野蛮化，这种野蛮不是战争的结果，但比战争更残酷，这是赤裸裸的奴役，最终的结果是“人吃人”，是文明的退化。这部分内容也是斯威夫特对爱尔兰现状最严厉的评价。所谓的悲惨，是道德的沦丧乃至人性的扭曲。在斯威夫特眼里，爱尔兰与英格兰之间永远存在着比战争更为残酷的斗争，那就是自由与暴政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说，斯威夫特幻化成了古代的演说家，用他的修辞号召爱尔兰为自由而战。[28]
《一个温和的建议》第四部分驳斥了对这个方案的诚意的怀疑，斯威夫特也借此解释了自己为何以策士身份如此尖锐地提出建议的原因。在回到爱尔兰的日子，斯威夫特痛苦地反思了爱尔兰的普遍苦难，他这段时期的作品基本都是从这些苦难中生长出来的。从《受伤女人的故事》开始，斯威夫特一直在为爱尔兰的附属地位抗议，但在《布商的信》之后，他的其余作品反响都不大。所以，这部分内容提到：
谁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别的权宜之计：什么对不在爱尔兰居住的地主征收每镑五先令的税呀；只使用本国生产制造的衣服、家具呀；杜绝使用助长外国奢靡之风的材料和器具呀；改变我们的妇女因骄傲、虚荣、懒散、赌博造成的铺张浪费呀；要养成节俭、审慎、节制的性情呀什么的……多年来，我闭门造车，屡建空言、屡战屡败，已经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忽然灵机一动，遂有此念。[29]
这段话告诉我们，作者凭靠自己的努力，为爱尔兰的悲惨处境一再奔走，却没有任何回应。斯威夫特本人何尝不是如此？这段话与其说是策士在自证诚意，不如说是斯威夫特在直抒胸臆。斯威夫特常年为爱尔兰的困境发声，他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能督促爱尔兰建立一个更加独立的经济体系，希望爱尔兰人能够自力更生，却无济于事。斯威夫特曾于1720年在《关于普遍使用爱尔兰制造品的建议》中呼吁：如果英格兰阻止爱尔兰出口羊毛制品，那爱尔兰人就把它们穿起来。自己穿自家的衣服当然合理合法，这对英格兰的无理制度来说，算得上是个“温和的建议”。可是，十年过去了，爱尔兰的经济不但没有得到半点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温和的建议”并不奏效。因此，必须有人为此“大声疾呼”。可另一方面，即便他以匿名方式“温和”地提出建议，也已经给印刷商带来了牢狱之灾，若再以真实身份提出更激烈的建议，斯威夫特及其支持者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为此，他只能隐藏自己，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主张经济计算的理性“策士”，以表面的冷静掩盖自己的愤怒，用平静的语气展示英国的无情和霸道，以“卖婴食婴”的合理来揭示“人吃人”的罪恶。斯威夫特只有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既保护自己，又让所有人惊醒，认清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病态统治，思考切实可行的救国之道。
我们今天再读斯威夫特的政治写作，结合爱尔兰当时复杂的政治语境，就能理解斯威夫特的讽刺力度和思想深度，他以其独特的方式讨论着英格兰的殖民统治、爱尔兰的独立和自治权的合法性问题，讨论着人性本身的问题，这些讨论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意义，激励着我们思考当今时代与陷于经济纠纷和政治矛盾的殖民时代的关系。斯威夫特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独特性既在于奇思妙想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同时也在于辛辣深刻的政治讽喻，他的政治写作严肃、忧郁、苦涩、犀利，又不失风趣，他把幽默和讽刺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作者简介：
黄薇薇，文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学，比较文学。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南里1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竞先楼A座305，邮编：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