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先生小传
冯佳莉
内容摘要 严绍璗先生一生致力于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在中日比较文学领域著述丰赡，是促进中日两国文学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先生五十余年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共振。通过追忆先生的学术路径，可以一窥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势态。
关键词 严绍璗 比较文学 中日文化
A Brief Biography of Mr.Yan Shaodang
Feng Jiali
Abstract: Mr.Yan Shaodang dedicated his entire life to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 Asian culture and literature based on original empirical study.His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ino-Jap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ct as a bridge to promote thei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xchange.His academic career of more than 50 years resonat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In reminiscing his academic contribution,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trend in related fields.
Key words: Yan Shaodang;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ino-Japan cultures
严绍璗，北京大学教授，著名日本中国学家，比较文学家。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998—2014），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1998—2014），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2000—2004）。曾在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宫城女子大学、日本文部省[25]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担任客座教授或访学。
严绍璗1940年9月2日出生于沪上富商家庭。祖父为上海知名民族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在华南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父亲毕业于震旦大学法文系，思想开放，对严绍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6]严绍璗中学就读于上海复兴中学，1958年，他的中篇小说《共青团员前进》获得上海中学生鲁迅奖。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4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并留校任教。
1964年8月14日于北大人事处报到，在魏建功先生的指导下，严绍璗参与启封并整理1948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北京时封存的原“哈佛燕京学社”编撰、整理的中国文献资料。由于建议北大开展这项工作的齐燕鸣先生被定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仅持续两个月左右的启封工作被迫中止。但也正是由于这项工作，严绍璗开始了对“海外汉学”（Sinology）[27]的关注与研究。
1967年2月，严绍璗同中学同学邓岳芬结婚。同年秋天，北大“革命形势”逐渐恶化，严绍璗被卷入其中。1969年，与北大其他教职工一起开赴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28]在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同时，严绍璗时常通过阅读随身所带的日文版《毛泽东语录》和《毛泽东文选》学习日语。1971年7月，随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首批返校队伍回到北京。
1971年8月24日，严绍璗跟随周一良等教授第一次接待了“日本第十届青年访华团”。在之后的六年中，严绍璗接待了近200次外国人士的参观访问。1973年，严绍璗接受中华书局邀约，为其“历史小丛书”写作《李自成起义》一书，1974年出版，1978年第二次印刷。1974年，受日本京都大学的邀请，严绍璗随“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问团”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由此萌发了调查日本所藏汉籍善本情况的心愿。在之后的三十年间，严绍璗往返日本多次，进行相关情况的考察与调研，甄别并收录文典逾万种。1974年底，严绍璗访日结束回到北京后，被安排至北大锅炉房做运煤工，开始为期两个多月的晚间工作，以此清肃在日本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污染。[29]在此期间的白天，严绍璗仍继续参与外交事务，接待外国人士的访问。1975年，参与接待“日本政府文化使节团”，第一次与时任使节团团长的吉川幸次郎会面。同年，严绍璗与孙钦善、陈铁民两位先生合作，共同编校了《关汉卿戏剧集》（校本），此校本于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
1975年8月16日，在郊区劳动的严绍璗，因“理论水平很高”被突然调入“梁效”写作班子。8月28日，中共中央《红旗》杂志9月号提前出版，发表了由严绍璗主笔的评论文章《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三个半月后，严绍璗借故离开“梁效”。1977年7月，严绍璗在向景浩先生的支持下，开始独自编译刊发《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此刊物为不定期刊发，前后共刊出14辑。1978年，严绍璗接受吉川幸次郎的建议和邀约，决定与前野直彬三人共同合作并编撰《日本中国学史》。此项目即将通过批准进入具体实施，吉川幸次郎却不幸逝世，前野直彬归国后又突发脑溢血。面临此种状况，严绍璗决定独自完成《日本中国学史》的编撰及相关研究（1991年完成出版）。1980年，严绍璗编撰的《日本的中国学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收录并考察整理了当时健在的1105位日本中国学家的学术谱向。这是我国“国际中国学”领域第一部相对完整的工具书。[30]
1982年，严绍璗发表论文《〈赵氏孤儿〉与十八世纪欧洲的戏剧文学》《古代日本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化的关联》等论文。同年，严绍璗参加由《读书》编辑部举办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座谈会”。在此次大会上，严绍璗提出要创建独具民族特色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构想。[31]1984年，经由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建立了古文献研究所，所内设立了国际汉学研究室。严绍璗担任副所长并兼任国际汉学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严绍璗刊发长篇论文《欧洲中国学的形成与早期理性主义学派》，并在各类报纸上刊发了几篇围绕同一课题但不同表述的文章。1985年，严绍璗受聘于日本京都大学，前往日本担任客座教授半年。1986年，经由学位办批准，严绍璗担任“国际汉学研究方向”的硕士指导老师。1987年，其所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一书出版。翌年，中华书局香港分局购入版权后在香港刊发。1990年，此书获得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论著一等奖。同年，严绍璗结束其在日本佛教大学所授的“中日文学关系”和“日本五山文学”等课程后回国。归国后，严绍璗正式转入北大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并于此年获得教授职称。此外，严绍璗与王晓平合著的《中国文学在日本》也在是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1991年，严绍璗所著的《日本中国学史》正式出版。1993年，《中国文化在日本》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1992—1993年，严绍璗于日本宫城女子大学做客座教授，其开设了26讲的“日本神话研究”系列讲座，得到学生们的积极反应。1994年，严绍璗在日本文部省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同年11月，日本明仁天皇在京都会见六位研究日本文化的外国教授，严绍璗位列其中。1995年，严绍璗与中西进合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和与源了圆合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思想卷》日文版均由日本大修馆出版社刊行。次年，二书的中文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获得1996年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学术类图书金奖（APPA AWARDS-GOLD PRIZE）。此外，同年（1996）严绍璗所著的《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3—1998年，严绍璗参与编写《中华文化通志》，撰写完成一卷《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
步入21世纪，严绍璗先生依然在学术领域勤奋耕耘。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教育科学部）聘请严绍璗为“国文学研究资料馆”（National Institute of Japanese Literature）的客座教授，负责组织和主持“日本文学中的非日本文化因素研究班”。[32]12月3日，严绍璗在日本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发表以《试论从〈浦岛传说〉向〈浦岛子传〉的发展——关于日本古代文学中从“神话叙事”向“古物语叙事”发展的轨迹》为题的讲演，得到平川佑弘的高度评价与赞扬。[33]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严绍璗的海外讲演进行收录与整理，出版《比较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一书。2005年，《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7年，严绍璗所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三卷本由中华书局刊印出版。2008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在京都专门为这部孕育了二十余年，38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举办了出版祝贺会。这是日本国家人文研究机构首次为中国人的著作举办出版祝贺会。[34] 2009年，严绍璗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同年，学苑出版社刊行严先生的《日本中国学史稿》。2010年“山片蟠桃文化奖”评审委员会全票通过授予严绍璗先生第23届“山片蟠桃文化奖”，此奖为日本设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的唯一奖项。2010年8月，“中国三十年日本文学研究的成就与方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恰逢严绍璗先生七十华诞，在会议召开的同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严绍璗学术研究》一书，就严绍璗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和相关成果进行探讨。2011年2月10日，严绍璗在日本大阪历史博物馆大讲堂接受授奖，并发表以《Izanaki与Izanami创世结婚的文化学意义——我的〈古事记〉解读》为题的讲演，日本《朝日新闻》等报刊争相报道，听众反应积极热烈。同年，其《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严绍璗获首届“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国际中国文化学会授予严绍璗“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2021年，《严绍璗文集》五卷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2022年8月6日，严先生溘然长逝。随后，《南方人物周刊》以严绍璗先生为第29期人物封面，发表文章《严绍璗去日本调查汉文典籍》，记述与追忆先生的学术贡献。
严绍璗先生毕生在比较文学领域辛苦耕耘，开创了以原典实证为基础的文学与文化的发生学研究和关于理解东亚文化的“变异体”理论，为后辈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35]严先生以日本中国学为中心的“海外汉学”的学术研究，切实促进了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也为我国的“海外汉学”研究积蓄了强大的发展能量。先生已逝，但文泽流远。
作者简介：
冯佳莉，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硕士生。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北京语言大学；邮编：100083。
[1].严绍璗、王家骅、马兴国、王晓平、王勇、刘建辉，《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第54页。
[2].严绍璗（编撰），《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第6页。
[3].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4].严绍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1页。
[5].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第373-445页。
[6].王晓平（主编），《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1页。
[7].严绍璗、王家骅、马兴国、王晓平、王勇、刘建辉，《比较文化：中国与日本》，第56页。
[8].卢思慎、姜希孟、徐居正等（编），《东文选》二，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70，第434页。
[9].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第3页。
[10].严绍璗，《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华夏文化论坛》，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第27页。
[11].严绍璗，《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第28页。
[12].严绍璗，《多边文化研究的实证观念和方法论》，第29页。
[13].严绍璗，《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严绍璗文集》卷二《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50页。
[14].严绍璗，《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严绍璗文集》卷一《国际中国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306页。
[15].严绍璗，《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38页。
[16].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第9页。
[17].严绍璗，《“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第9页。
[18].参聂友军、钟厚涛，《二十余年铸一剑，几代学人梦始圆——严绍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在京出版》，《中国比较文学通讯》，2007年第2期。
[19].严绍璗，《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第29页。
[20].严绍璗，《汉籍的东传与文化的对话》，第38页。
[21].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第4页。
[22].当下《国际汉学》所使用的“汉学”概念既不是Sinology的简单翻译，因为在西方的Sinology学问中不包括蒙、满、藏的学问，他们将其放到中亚学科中；也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乾嘉汉学”，因为这是中国人自身的学问。我们所使用的“汉学”如李学勤先生所说，指国外研究历史中国的整体学问，而“非一族之一代学问”，“非一族”指包含蒙满藏在内全部中国学问，而并非仅指“汉族的学问”，“一代”指的是这个学问并不是中国自身的乾嘉一代的学问。为何仍要坚持用“汉学”来称谓呢？一是国外对研究中国的学问并非都用“中国学”，例如俄罗斯一直使用“汉学”称谓中国研究，这个“汉学”包括蒙满藏的研究；二是，“中国研究”在国外有更为广阔的范围，包括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金融、环保等等的研究，为与这样的当代国外非人文社科的中国学问研究有所区别，我们姑且采用“汉学”，那些研究中国金融、环保的学问我们姑且称为“中国学”；三是，语言使用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特点，从晚清时中国学界就开始将国外中国研究称为“汉学”，这个称谓使用的时间要比“中国学”时间长得多。这样用久了，就成为一种习惯。
[23].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第5页。
[24].钱婉约，《严绍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几点启示》，《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第205页。
[25].1871年日本设立文部省，1956年设立科学技术厅，2001年中央省厅将二者合并为文部科学省，管理教育、学术、文化、宗教、科技等方面的事务。严绍璗先生于1994年在其下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客座教授，因此延用当时机构称谓。
[26].钱婉约，《严绍璗先生：圆融与超越》，《人民日报》，2010年8月12日第24版。
[27].“Sinology”与“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等概念在内涵上存在差异，参周阅《金玉人生——记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该文即将刊发于《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十三集，网络首发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公众号）中的处理和注释，此处采用“海外汉学”一词。
[28].严绍璗，《我的生命驿站——20年北大筒子楼生活拾碎》，见陈平原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21页。
[29].钱婉约，《严绍璗先生：圆融与超越》。
[30].严绍璗，《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口述史课题组”采访严绍璗先生谈“五十年的学术路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5年第2期。
[31].严绍璗，《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32].严绍璗，《比较文学与文化“变异体”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第14页。
[33].严绍璗，《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34].严绍璗，《我的五十年的作业：会通学科 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35].周阅，《金玉人生——记我的导师严绍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