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之通变 通变之学
——与严师严兄论东亚文学书
王晓平
内容摘要 严绍璗教授是我国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在日本中国学、中日文学交流史以及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均造诣精深。先生一生治学严谨、人品高洁，德望为学界所共仰。本文为悼念严先生所撰，文中记述了本人与严先生的交往以及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赞扬了先生在特殊年代一心治学、淡泊名利、守正创新的学人精神，高度评价了严先生建立“变异体”理论、调查日藏善本书籍等，为推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和日本中国学研究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严绍璗 日本中国学 中日比较文学 日本汉籍
Studying for Change,Change for Continuity:On East Asian Literature with Professor Yan Shaodang
Wang Xiaoping
Abstract: Professor Yan Shaodang is an outstan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overseas Sinology in China,and he has profound attainments in Japanese Sinology,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literary exchange and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With noble character and sterling integrity,he has been rigorous in academic research all his life.His virtue and reputation were highly appreciat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This article was written in memory of Professor Yan.It describes my interaction with Professor Yan and our deep friendship as a teacher and a friend.It praises Professor Yan’s scholar spirit of devoting himself to studying,being indifferent to fame and fortune,upholding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in a special era.What’s more,it speaks highly of Mr.Yan’s contribution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Japanese Sinology by establishing the “Variant”Theory and investigating rare books collected in Japan.
Key words: Yan Shaodang; Japanese Sinology; Sino-Japa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nese antique books in Japan
“一般来说，对古代文化的研究，学者常常会囿于自身设置的文化氛围中而难以实现与现代接轨，更难以与世界文化交汇容通。”[1]这句话您写于十八年前。今天读来，感慨系之。身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者，我们和许多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来的学人一样，将自己的研究紧紧地和未来与世界拴在一起，向往着做一枚小小的石子，为打通中外学术铺路。您，还有您的师友们，一直站在探路者的头排，走在我们的前列，带我们走出自我封闭的藩篱，推开向现代接轨、与世界学人握手的大门。眼下正是雨雪载途，风尘莽莽，不曾想到，您会这么早地丢下一摞未完的文稿，一堆待阅的书本，匆匆飞逝，一去不归！呜呼哀哉！
严师严兄
记得和您第一次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一间小小的会议室里，一个会议的间隙。匆匆忙忙的，没有说上几句话，就决定了一件事情。在此之前，您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我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同被列入乐黛云先生主编的《比较文学》丛书当中，那次还是得乐先生厚爱，让我们合著一部《中国文学在日本》，收入乐先生与钱林森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当时，我们只简单说说各自打算怎么写，会散就各忙各的去了。
再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捧着一堆稿子，在您家，看您三下五除二地将两个人写的统合一番，合写前言，拼合两个人的稿子，似乎没有多长时间，书稿就挺像个样子了。您的敏捷、睿智、果决，以及我们两个人的默契，毫无涩滞的顺畅合作，都是在边说边做的过程中享受到的。
说来这种默契，在我们两人见面之前似乎就已经形成了。原来在1984年暨南大学中文系饶芃子先生举办的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机缘巧合，我和乐黛云先生同坐一车去吃中饭。没有说太多的话，车上乐先生就说她正在编一套丛书，让我也写一本。她告诉我，丛书还将收入严绍璗教授的一本书，内容是有关中日古代文学的比较研究。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工作两三年的硕士生。我为乐先生的错爱所鼓舞，几乎毫不犹疑地决定，那我就写近代的吧。
虽然原来我的兴趣一直在古代中日文学的交流，近代部分很多是从头学起，但当1987年底，捧着您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一遍一遍读的时候，还是十分震撼。稍感欣慰的是，我们这两本书有很多相近之处。简单来说，都是在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来展开两种文学现象同与异、通与变的分析，有很多一般教科书或时髦文章中见不到的深入思考，而又很少空泛的议论。
多少年后的今天，我仍在庆幸。那是个开放的时代，是个没有那么多对年轻人这也不行、那也不对的捆绑的时代，让我得以接触到乐先生和您这样的大家，得到扶持与提携，才走到今天。与您高效的合作，让我感受到巨大的信任，就像从乐先生那里感受到的一样。乐先生或许只是看了我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文史知识》《日语学习与研究》这些“边缘”刊物上的两三篇文章，听了一次我在学术会议上不足二十分钟的发言，就把中国第一套比较文学丛书的写作任务交给了我。她没有问我是不是来自名校，是不是拜过名师，有没有什么闪亮的头衔。虽然当时的“身份标签”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冲击力，但也已经有人拿起了这个“神器”，比如在名片上印上一大堆头衔，这成为当时教授名片的“国别特色”。
与您定稿不久，我就在国外待了不短的时间，所以后来的工作就未能全程参与。那次我归国后，《中国文学在日本》已经出版。有意思的是，那本书封面折页上的作者介绍，关于我的“身份标签”，大都有些不确。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电话、电报，甚至通信，都极为不便，少了些沟通的机会，同时是不是也从另一方面说明，那时人们对于“身份标签”的魔力还“认识高度不够”呢？
那些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每当我遇到难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您。从1980年代末，我就过起了中日隔海两头飞的“海鸥”生活。2005年，我还是帝冢山学院大学的专任教授，由于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两国关系遇到困难，我们学校与《朝日新闻》社准备召开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公开讲演会，以“文化能为中日关系做些什么”为题，说明中日关系的真相，在损害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各种势力嚣张的局势下，发出我们的声音。会议筹备期间，您正飞往美国，在飞机上为我们起草了贺信，半夜用电子邮件传到大阪。在大会开始的时候，这封贺信和平山郁夫的贺信一起宣读，在会场引起很大反响。听着会场上那热烈的掌声，我心里充满了对您的感激，为在如此时刻能有您这样的朋友支持，感到无限幸福。
对于我在天津师范大学的工作，您从来都是鼎力相助的。2004年，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建立，您亲自从北京前来祝贺，为师生作了高屋建瓴的学术报告。2009年，师大文学院举办《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当日正值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需要您主持，于是您一日之中往返于京津两地，为天津的会议作了基调报告《关于文学“变异体”与发生学的思考》，而后马上赶回北京，去主持另一个会议。像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有。在没有高铁的时代，京津之间单程也要两个来小时，加上两边市内，所需时间更长，其紧张和疲惫是可想而知的。
严情严理
不管是您的文章，还是您的谈话，特别让人感动的是您对那几位在学术道路上指点、激励、启迪过您的先生们，对支持您走上日本文化研究道路的魏建功等老师，对中外朋友点点滴滴帮助的真心感激。您的那些话常常让我想起相似的场景，引起内心深深的共鸣。
您曾讲起您带着日语版语录上干校的那些事儿，我马上想起自己在大字报栏下翻俄语版语录的情景。那时爱读书的人，都有“明读”与“暗读”的经历。“明读”就是读那些没有贴“毒草”标签的书。“暗读”则是背地里读那些包括《古事记》《蟹工船》在内的“草”类书。我曾亲耳听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讲过，钱锺书在干校当售货员的时候也有过“暗读”故事，我想那绝不是虚构。只能暗读的书千千万万，能明读的书就那么几种。《史记》《莎士比亚全集》都属前者。《鲁迅全集》属后者。《鲁迅全集》我翻过好多遍，所以后来读您收入《中国文学在日本》中有关日本鲁迅研究的部分，不由得发出会心的笑。
晴耕雨读，逆境淘书，是古代读书人常见的故事。而到了现代，又有了许多新版本。原天津师大中文系主任、后来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鲍昌，曾说他戴着右派帽子读完了所有能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孙昌武在远放东北农村的时候走出了研究佛经的第一步。《鲁迅全集》一遍一遍地读，就读出了鲁迅的喜怒哀乐，读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一个有骨气和血性的鲁迅。很多话就刻在脑子里，深深的、死死的，到今天，也是狂潮冲不走，狂风吹不掉了。鲁迅的话让人清醒。我研究《诗经》，当然不免偏爱，但我总也不会忘记鲁迅说的“《颂》早已拍马”，觉得他说得真不错。鲁迅那些言说中国文化的段落，有些是以在日本的体验为背景的，而他言说日本文化的很多话，又有着中国文化的参照。他绝不是一个主张文化闭关锁国的人。
鲁迅这盏灯在我们心目中是永不熄灭的。在《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钩沉》一书的序言中，您在回答“你那么费劲地搞这些资料做什么的问题”时说：“回顾学术文化研究的历史，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一直在做着中国古文献的整理工作，作为史学家的郭沫若，一直做着古文字的考辨工作。他们始终把人文的研究，与确证的原始材料统一起来，对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贡献至大至巨。”[2]在《日本中国学史稿》的第十四章，《日本中国学的当代文化研究——对战前鲁迅研究的考察》引用了吉川幸次郎的话：“对于日本人来说，孔子和鲁迅先生是中国文明与文化的代表。一个日本人，他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可是，他却知道孔子和鲁迅的名字，他们常常饶有趣味地阅读孔子和鲁迅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们懂得了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意义。”[3]您用这样大的篇幅来论述日本的鲁迅研究绝非偶然，这当然完全可以看出鲁迅在您心中的位置。
那个年代，《鲁迅全集》和各种粗糙发黄的纸张上面印或写的鲁迅文章，不知道在多少电灯、油灯、马灯、路灯昏黄的光照下被人们默读暗记，有多少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双眼在凝视它，有多少人在窑洞土房、田边地头、牛棚马厩、鸡舍羊圈里默念过鲁迅的名字，默诵过他的名言？鲁迅作为那一时代中华先贤的代表，他的智慧、血性和骨气曾经默默地支撑了多少人走过苦涩的日子。想起他，也会想起他谈过的魏晋风骨，想起他对知识者的定义，想起他对“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赞美，想起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入木三分的洞见，就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精神，就不怕人忽悠。
上大学时，我的班主任申建中老师一再跟我们说，读作家要读全集。研究生导师温广义先生又总跟我说，古书不要光看注释本，要多去看“白文”，学先秦的也不要只看先秦的书，汉魏、唐宋乃至以后的书都要多读，也才能真正理解先秦。这些话，都让我受益终生。在和您议论古代中日作家的时候，听您那些关于原著、原典重要性的话，便感到格外入耳。您的话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如果有人最关心的并不是究明真相，认识“真人”，而是性急地去找那些可以引来证明自己预先设计的“条条”和“框架”的话，那么完全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去啃全集，也不用去弥补阅读经验严重不足的短板。如果真想做一个您那样的“纯学人”，那也就别无选择，只有“好好去读、好好去想”这一条路。
20世纪70年代末您发表的那些文章，不少都是逆境淘书的结果。1979年出版的《日本的中国学家》，收入有关学者1105人，辑入他们的著作10345种。这是我国海外中国学研究最早的成果之一，而此书正是在十多年国内资料奇缺，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一书的序言开头一段，便有着这种逆境淘书后的感慨：
双边文学研究或多边文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常常会面临一些危险。这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为观念与视野所限，不经意地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学现象，振振有词地发表见解，自然会受到饱学之士的讥评，双边文学研究的名声，因此也就会被败坏；另一方面是执着于民族主义情绪的研究家，常常把对揭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联系、排斥、包融和反馈的诸种研究，斥之为意在否定作家与作品的“个性”、试图抹煞文学的“民族性”等等。从事这一研究，有时不得不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岂不让人如履薄冰，胆战心惊。[4]
这样的话，正是在那特殊时代一位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踏上探索之路的读书人的心声。何止是双边文学研究会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危险和尴尬，就是那些读双边历史、双边文化的人，甚至搞翻译的人，如果他不满足于糊里糊涂扫读而愿意求个究竟的话，都多少会为自己的学力不足而苦恼，也常不免会为自己的认知在多大范围内被认可而显出焦虑。对真知、真相、真情的渴望，或许是极大的诱惑，但也多伴随着无尽的思虑甚至痛苦。
在《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中，您已提出古代日本是一种“复合体的变异体文学”的命题，并且给“变异”下了明确定义，指出文学的“变异”，一般都是以民族文学为母本，以外来文化为父本，它们相互会合而形成新的文学形态。这种新的文学形态，正是原有的民族文学的某些性质的延续和继承，并在高一层次上获得发展。在《日本中国学史稿》的第四编《日本中国学发展中“变异”状态研讨》中探讨的也是日本中国学的“变异”。[5]从那以后，“变异”一语便逐渐热起来，为比较文学研究者津津乐道，而您似乎有了这一概念被滥用的隐忧。在《国际中国文学研究》第一集《寻求表述“东亚文学”生成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关于我的“比较文学研究”课题的思考和追求》一文中说：
当我从文学的“发生学”“传播学”和“阐释学”等多层面的立场上考察学术界关于“东亚文学”生成历史的表述后，便日益感觉到目前所读到的国内外关于这个层面的研讨，不少论说还是过多地局限在“民族文化自闭”的文化语境中，以自己本民族文学的所谓“统一性”“单一性”和“稳定化”及“凝固化”为自身的“民族性特征”，从而事实上隔断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千丝万缕的联系，把本来是由多元组合的民族文化与文明的发展，伪装成七零八碎的所谓具有“单一性”和“凝固化”的“愈是民族的便愈是具有世界性”的。[6]
根据我的理解，在采用“变异”这个概念时，您是有明确界定的，言说对象也很明确，它对于描述“东亚文学”具有切实的意义。有变，并不一定就是变异。意料之中的是，这个概念很快被扩展，有些越来越偏离您提出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一谈跨文化，便论其变异。我曾经听您说，那不一定都是您所说的变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理论、新概念、新词语纷至沓来，很多未经消化的东西一时变为漫天飞絮，对于这一“国产”理论，急于构建理论的人们泛化而用也不足为奇。您并不想陷于争论，这也是那一代学人普遍乐于采用的方法。然而，我总是在等待着，什么时候您再来澄清一下。
在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会议上，我曾以五个一来说明您的学术贡献，这五个一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调查日藏中国善本书籍的学者，第一个从事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学者，第一个撰著中日文学关系史的学者，第一个培养中国历史上东亚比较文学博士的学者，第一个培养海外中国学博士的学者。这一点也不夸张。这些固然是我尊敬您的原因，但更尊敬的，发自内心向往的，是您那个“纯”，那个一心不乱。
严风严雨
《中华读书报》上曾经发表过陈洁写的一篇文章《严绍璗：象牙塔里的纯学人》，文章里记录您讲的话，很能传达您的口吻，您坦率地谈了一些人心目中的敏感话题。题目称您是“纯学人”，可算是实至名归，而那象牙塔的修饰语，或许是一个媒体人听完您的故事后的妙手偶得，抑或是一时灵感。如果容许我想一个题目的话，恐怕容易想到的只能就是负笈四海这类的俗词儿了。
不知什么时候，“纯学术”不像有什么好意思，“纯学人”也就只能待在象牙塔了似的。然而，您那些学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做得出来的，更不是与象牙塔外无关的。您在言说东亚文学，其实也是在言说中国文学；您在言说中国文化的昨天，实际上是为了言说中国文化的今天。
不止一次听您说过，有些人本来是一心搞学术的，后来看到别的好处，或另有原因，就半心半意了，甚至转身而去。您还谈到过，小南一郎曾经跟您说过，学者就是要专注于学术。您实际上是用几十年的学术实践，树立了自己的真读书人的形象。在各种诱惑、冲击、压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毕竟要自己守护，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也毕竟由自己决定。一心不乱搞学术，不容易，一心不乱搞您做的那些学问，是不是更不容易？人在江湖，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跟着某一种乐曲群舞，能够决定的或许只有我们自己的心境和舞姿。然而，就是这样，我们也还是可以快乐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学术工作中去的。
您说《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集》里收入您的讲演文稿，大致可以反映出三十年间您在以“中日文化与文学”为中心的“东亚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中逐步形成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立场，“大致可以勾勒出北大一个从事人文学术的教师在数十年间孜孜努力，希望在这个长期被学术界所冷落的领域，能够有所作为，并进而争取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的学术发展的轨迹”。这样的轨迹，出在北大，可以由此管窥的却是一个广布北大以外的群体。这是当年的一群由开放时代催生的“身为下贱，心比天高”的年轻人。司马迁用生命的光焰点燃的那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曾经把他们年轻的心照得通亮，而当他们睁开眼睛一看敞开的世界大门，便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他们学的是中国文化，这已经够他们学几辈子的了，但他们好“狂”，他们不光要知道中国，还想知道世界，他们不光要通古今之变，莫非竟然还想通中外之变？他们梦想把看到的外边世界，一五一十讲给自己的同胞兄弟，也把真实的中国告诉身边的异国友人。他们不止步于“拿来主义”，还想与国外同行当面锣对面鼓，论一论真实的中国文化。就为了这个自己可能一生一世都达不到的目标，他们已过而立之年，还牙牙学语；在异国的书城书海里，一杯咖啡几片面包，死坐不动，不停地抄写，不停地掀起头脑风暴，只因心里坐着个伦敦图书馆抄经的王重民、枯守敦煌石窟的常书鸿；异域大都会的地铁四通八达，而为了多省出一点复印费，他们不在意走破鞋子，晒黑脸子，只因脑子里住着个西行的玄奘、东渡的鉴真；他们在中餐馆里端盘子洗碟子的时候，也会偶尔走神，思绪跑进了构思着的论文，推敲起明天面对异国民众讲演的洋文。您所说的那个长期被冷落的领域，虽然依旧冷落，但还是拥进来一群人，他们中会不会出一些真读书人，我们期盼着。
您说，争取与国际学界进行对话，“这或许是一种奢望，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您的这份真诚，中国学人的这份真诚，已有很多国际学界的朋友感受到了。唯有对学术的真诚，对文化的真诚，对对话对象的真诚，才能与真知靠近，才能让对话成为平等交流。与国际学界对话，需要一套与关起门来论天下不同的“话术”，说来道理也简单，知己知彼，话就容易说到点子。井上哲次郎和永田广志这样的日本哲学界的大家，都把藤原惺窝当作日本儒学的创始人，而您通过对五山汉诗的深度解读，指出从事汉诗创作的五山僧侣们，在接受中国新佛教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中国的新儒学，并逐步确立了宋学的地位。[7]您真诚的态度，有理有据的论述，更新了对日本宋学的认识，也打破了对大腕名家定论的迷信。这样的学术对话，会离双赢越走越近。对话有时也不免会吵架，但吵架并不是目的。双赢很难很难，甚至遥不可及。您和那些真正的对话者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这种文化学术的对话有取得双赢之效的可能性。我们是不甘认输的实践者，不是空谈家。纵然一挫再挫，我们也找不到放弃的理由。
我们见面，次数最多的还是各种会议。有您在场，就像多了习习清风，多了点点细雨。那是您在讲话，普通的事情，从您嘴里说出来，便变得有了故事性，大家围着您，咂巴着话里的滋味，而我却喜欢默默地坐在一边，享受着倾听的乐趣。
您讲的不是闲话，也不是“段子”，几乎都是学人、学者、学问的故事。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一个心情愉快的倾听者。读您的文章，也好像是在聆听您的倾述似的。只要您毫无倦意地说，我就期待着新话题。您很善于和各种年龄的朋友相处，也很擅长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或许这正是您真诚待人、阔达宽厚的禀性为基础而造就的才能。每次我们见面，我都感到很开心，也很轻松，时间都过得很快。
在接受陈洁采访时，您是大实话小爆发，您说：“学术智慧是个积累的过程，人文学者需要积累。‘疯狂速成’犹如‘异想天开’。”您甚至说到某处的政策：“现在的用人政策既很奇特又很愚蠢，教授的调入以50岁为上限，其实人文学科真正的成果大都是长期积累和思考的结果。”环顾四周，能用这样口气说话的，能见几人？若有人只想着长教训，一开口先隐去锋芒，磨去棱角，去找那种于人无伤、无己无损的“话术”，或许会越来越不知道“纯学人”也可以这样说话。纯学人说话，岂能总是雕章琢句，七拐八拐？您的这番话，绝非泛泛空谈。您曾说过，某位教师要调入某校，结果那位老兄没能出生在“正确”的年份。学校上限在45岁的时候，他46岁了，学校上限50岁的时候，他51岁了。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原因，总之，那个“身份标签”分量重得很呢！批量生产的学位，不也有“身份标签”在推动吗？有些怪现状就跟这个“身份标签”挂着钩，让人凭空增加了烦恼。您给的药方是避开“利益狙击手”，还说“要有多元文化心态”，真是说出了我这个喜欢远远地坐在角落里看人抢“C位”的人的心里话。读书人总好讲个“学理”，而这个学理在“骨感”现实面前时不时会乏力。
人道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其实能做一根牛毛也蛮不错的。我们这些从事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人，地位本来便有些尴尬。要做不同时空的人的探路者、对话者吗？这就不可能只听一方，只看一面，而这一听一看，自然会与很多人看到的不完全相同，就既要通，也要变，通变不当或不时，惹起两头非议的事情就难免发生。您堪称成者，给了我们信心，而身为牛毛，何不心甘情愿地就做那搭桥修路不可缺少的一粒沙一片石呢？人们会忘记那桥上路上下究竟有多少粒沙多少块石，但总会觉得路在脚下，走得很舒服。那就让手底的文字，化沙化石吧。司马迁说过“通古今之变”，而“通中外之变”不也是在铺路架桥？
不止一次听您谈起您的弟子，您对他们每个人的境遇充满关爱，由此我对他们中一些人的故事也多少熟悉起来。您希望他们都能尊重学术研究史，确认相互关系材料的原典性、原典材料的确证性、实证材料的二重性与多重性，希望他们都有健全的文化经验。您总是强调，比较文学者的学术准备和比较研究的艰巨性，对一哄而上的所谓“学术热潮”心怀忧虑。有言道：“比较文学是个筐，乱七八糟往里装。”这种装的结果，就出现了既飘又浮，经不起推敲，看起来闪闪发光而很快就充鼠蠹口腹的大批论文。您说，您不明白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要出那么多，不明白为什么本来明白的意思要说得让人摸不清头脑。您总是说，写完的东西要放一放，“闷一闷”。是的，当一种方法、一种思路成为一种套路的时候，这种学问操作就会变得疲软乏力。
从20世纪90年代起，几次听您谈起您“斗病”的经历。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6年北京语言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那时您的耳力已不太好，但依然是那样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以至于我错误地以为，我们还会有很多机会，继续讨论“文化能为中日关系做些什么”“东亚文学该怎样表述”等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信总会有很多时间，与您畅谈对当下学风、文风和士风的见解。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一些小事，比如会有时间，弥补过去做的事情留下的遗憾。比如，《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和《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底稿都有详尽的参考书目，这是作为学术著作不可缺少的，而当时因篇幅的原因被删减了，也算是“历史局限”吧。今天想来，既感到有趣，也总想找个机会纠正一下。
再以后便是被各种事情追着，疫情开始，行动更为不便，与您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您走得这么快。我知道，您给自己还留了很多事，上天为什么不多给您一点儿时间呢？
记得1989年年底，我曾应邀在九州大学中国研究室里做过一次发言，讲《诗经》中的情歌。当时，我一走进那间研究室，就被一幅巨大的油画吸引住了，那张油画高足有一米五，只多不少，那是九州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的奠基人目加田诚的半身像，慈祥而儒雅。另一次是在茨城基督教大学的时候，当地汉诗朗咏会会长鬼泽霞邀我到他家做客，一进客厅，也看到一个巨大的画框，那是该朗咏会的创始人老鬼泽先生的油画像，庄重而威严。
写过小说的人，总有睹物联想的习惯，那些联想有时真是奇奇怪怪的。不知怎么，这两幅镜框里的大画像总在脑子里挥之不去。有时不由得就联想起来，在某处，会不会挂起乐先生、您和其他几位比较文学大先生的大画像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傻，想想而已，然而这样的画像早就挂在我的心里啦。
苏轼谈到文同（与可）时说：“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虽然，未尝有恶于人，人亦莫之恶也。故曰：与可为子张者也。”其《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诗之一：“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文同（与可）走了，但他一生画竹的精神没有走，他画的竹依然无穷清新。学人不是画家，也不是艺术家，但他可以用他的学术智慧放歌，用他的学术智慧起舞，用他的学术智慧挥毫。他们的著作依然有着自己的生命。您所从事的那些工作的魅力，也引来了越来越多火热的渴望目光。1992年，您在《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的前言中，就曾经指出：“中国文献典籍在域外的传播，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献学的一个特殊系统。从本质上讲，它是国内文献学在境外另外一种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延伸。因此，它的研究既具有了中国文献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又具有了文化比较学的意义与价值。”我这些年痴迷的“跨文化新朴学”，则是想再向前迈上一小步，将域外传播的中国典籍与域外其他民族用汉文撰写的典籍放在一起来研究，您所搜集整理的材料以及将比较研究与目录学结合的方法，是重要来源与依据。您的那些著述，让我想起文同留给后人的修竹。
古人把写诗入魔之人、之态、之境呼作诗魔。唐白居易《醉吟》诗之二：“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宋陈棣《偶书》诗：“诗魔大抵解穷人，到得人穷句益新。”日本菅原道真《秋雨》诗：“苦情难客梦，闲境并诗魔。”朝鲜李朝李奎报效韩愈《送穷文》撰《驱诗魔文》，说诗魔之来，使自己“不知饥渴之逼体，不觉寒暑之侵肤”。[8]诗魔之生，乃东亚汉诗传统的产物。那么，通变的学问传统，是否也会有“学魔”之生呢？我想是有的。就是现代，在我们熟识的朋友中也不乏其人。通变之学孕育了这样的人，也由这样的人薪火相传。一个扣儿解不开，一个表述不惬意，便寝食难安，失魂落魄，岂不就是与学魔约会了？诚然，学魔附身也不一定能成为“成者”，更不一定会挣来金光闪闪的“身份标签”，但那种状态是很值得享受的。看清了“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身子会轻松许多。您说是吧。
严师严兄，您一定还是那样，一心不乱，读您想读的书，写您想写的文章？和您在路上一次一次重逢交结，那路上的跌跌撞撞，踉踉跄跄，那身上的破皮擦伤，暗自神伤，都已变成了永恒的不忘。愿您走好，带着您的书囊。
作者简介：
王晓平，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修先秦文学，从事日本古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以及亚洲汉文学研究。著有《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佛典·志怪·物语》《亚洲汉文学》《日本诗经学史》《东亚文学的对话与重读》《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詩の交流史》《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日本诗经学要文校录》《日藏中日文学古写笺注稿》等多部学术著作，出版《水边的婚恋——万叶集与中国文学》《唐诗语汇意象论》《日本诗歌的传统——七与五的诗学》等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