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论暴力
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属于人民的国家重建，英联邦，不管使用什么样的称谓，或引进什么样的新用语，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无论我们从哪个层面进行研究：个人间的交往，体育俱乐部的新名称，出席鸡尾酒会的宾客，警局的警察，国有或私立银行的董事会，简单来说，非殖民化就是由一“类”人替代另一“类”人。没有过渡，而是全部的、完整的、绝对的替代。当然，我们也可以描绘一个新民族的涌现，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包括其外交关系、政治方向、经济趋势等，但我们偏偏选择讨论这种白板状态，这种从一开始就定义了所有非殖民化的白板状态。其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在于，从第一天开始，非殖民化就构成了被殖民者最基本的诉求。老实说，取得成功的证明，在于社会全貌发生了彻底改变。这种改变是人们想要的、需要的、必要的，因而格外重要。改变的必要性存在于被殖民男女的意识和生活中，处于原始、冲动、强制的状态。但在另一“类”男女的意识中，可能发生的改变意味着可怕的未来，这一类男女就是殖民者。
我们可以看到，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非殖民化是一种全然无序的日程。但非殖民化也不可能是一种神奇的操作、一场自然的震动或是一份友好协议的结果。我们知道，非殖民化是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辨别出赋予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化运动时，它才能被理解，找到自身的含义，使自身变成半透明状。非殖民化是两股天生敌对的势力之间的交战，两股势力的独特性均提取自殖民情境所分泌和提供的养分。两股势力在暴力中展开第一次对抗，并在大量刺刀及大炮的作用下继续共处——更确切地说，是指殖民者剥削被殖民者的共处状态。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识了。因此，殖民者说他们认识“对方”，这话没错。是殖民者“造就了”并“继续造就”被殖民者。殖民者从殖民体制中提取自身的真实性，即他们的财富。
非殖民化绝不可能不为人知，因为它聚焦于人的存在，且深刻地改变人的存在。它将被压垮至不具本质性的观众，变成享有特权的演员，以一种几乎宏大的方式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它引入一种由新人类带来的节奏，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人道。非殖民化真正创造了新人类。但这种创造无法归功于任何超自然的力量：被殖民的“东西”，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变成了人。
因此，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需要全盘重新审视殖民情境。如果我们想要精准地阐述其定义，“在后的将要在前”[1]这句名言恰如其分。非殖民化验证了这句名言。这就是为什么仅就描述层面而言，所有的非殖民化都是一种成功。
非殖民化赤裸裸地出现，透过其全部气孔，让人窥见烧红了的子弹和血淋淋的大刀。因为倘若在后的必须在前，那么两个主角之间必然经历过一场决定性的致命对抗。倘若意欲坚定，要使在后的排到前头，使他们在定义了组织型社会的著名等级阶梯上向上爬（有人说，速度过快），那就必须在天平上放上所有手段做砝码，其中，当然包括暴力。
如果我们没有在一开始，也就是列出计划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扫除路上遇到的一切障碍，那么我们是无法带着这样的计划瓦解一个社会的，无论这个社会有多么原始。被殖民者决心实现这个计划，将其变为动力，便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被殖民者从一出生就清楚地知道，这是个变得狭窄的世界，到处都是禁令，只有使用绝对的暴力，才能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殖民地世界是个分隔的世界。在描述层面，我们也许无须浪费口舌，重提土著人城市和欧洲人城市，土著人上的学校和欧洲人上的学校，或重提南非的“种族隔离”。但当我们深入这种分隔的内部，我们至少能够标出其中的几条力线。走进殖民地世界，走进这个世界的安排和地理布局，能够使我们划定界限，并据此重新组织非殖民化的社会。
被殖民的世界是个一分为二的世界。分界线的边境上是兵营和警察局。在殖民地，警察和士兵是被殖民者合法且官方的对话者，是殖民者和压迫制度的代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宗教或世俗的教育、父传子的道德反思教育、工人在五十年优良和忠诚的服务后获颁的诚实楷模奖章、对和谐与智慧的热爱，这些遵守既定秩序的美德模式，在被剥削者周围营造出一种顺从又抑制的氛围，大大减轻了警察的工作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在被剥削者和权力之间，有许多道德学教授、顾问和“导正专家”。相反，在殖民地，警察或士兵会立刻出现，直接且频繁地介入，保持和被殖民者的接触，用枪和凝固汽油弹威吓，警告被殖民者不许动。我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中间人使用一种纯粹暴力的语言。中间人并不减轻压迫，也不掩盖控制。他把压迫和控制袒露出来，心安理得地使用武力。中间人把暴力带到了被压迫者的家里和头脑中。
被殖民者与殖民者居住的地带并不互补。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种对立不是服务于更高的统一。这两个地带受亚里士多德学说式的纯粹逻辑支配，都遵从相互排斥的原则：没有和解的可能，二者必有一余。殖民者的城市是用石头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那里灯火通明，柏油铺路，垃圾箱里总是装满不知名的残渣。可即便是残渣，被殖民者也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梦到过。殖民者的脚从来不会裸露出来，除非是要下海游泳，但我们绝不可能离他们那么近。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的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洼，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吃饱喝足的城市，总是懒洋洋的，肚子里装满好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者的城市，或至少可以说，土著人的城市、黑人的村子、伊斯兰教徒区、划给当地原住民的保留地，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在那儿的出生不讲究地方，不讲究方式。在那儿的死亡不讲究地方，不讲究原因。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茅屋挨着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饥饿的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一座蹲下的城市，一座跪下的城市，一座躺下的城市。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2]的城市。被殖民者投向殖民者城市的目光是猥琐的、嫉妒的。梦想着占有。用尽所有占有的方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话，和殖民者的妻子睡觉。被殖民者是嫉妒的。这一点，殖民者不是不知道，他们曾撞见过被殖民者已然失控的目光，他们始终保持警惕，但不无苦涩地承认：“他们想占据我们的位置。”确实，一个被殖民者每天至少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位置上。
这个分隔的世界，一分为二的世界，住着不同类别的人。殖民环境的特殊之处在于：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方式的极大差异，永远都无法掩盖人类的现实。我们审视殖民环境的时候会发现，显然，分隔这世界的标准，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建筑同样是上层建筑，因就是果：因为是白人，所以富有；因为富有，所以是白人。因此，每当涉及殖民地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应该适当放宽标准。一切都需要重新思考，甚至是马克思曾深入研究过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农奴的本质不同于骑士，但要证明这种地位差异的合理性，就必须参考神权。在殖民地，从别处来的外国人借助枪炮和机器定居下来。尽管他们成功地驯服土著，将土地占为己有，但他们始终是外国人。构成“统治阶级”首要特征的，不是工厂，不是财产，也不是银行账户。统治族群的首要特征是来自别处，他们是与当地人相异的“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布局，不断破坏当地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的参照体系，以及外表和衣着的风尚。然而，当被殖民者决定掌控历史，奋力冲进原本他们无法进入的城市时，主张暴力并践行暴力的，会是被殖民者。从此以后，炸毁殖民地世界变成了一个十分清晰、易于理解的行动意象，能够被构成殖民地民族的每个个体掌握。瓦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废除边界线后，我们会在两个地带之间设置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取消一个地带，将其埋进土地的最深处，或将其从自己的领土上赶出去。
被殖民者对殖民地世界提出质疑，并非观点上的理性较量。那不是关于一般概念的论述，而是被殖民者在狂热地肯定，他们的世界拥有几乎绝对的独特性。殖民地世界是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殖民者借助警察和宪兵，在物质上限定被殖民者的空间。但不只如此，就像是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特征，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种恶的集结[3]。被殖民者的社会被描述成一个没有道德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在殖民地世界，道德标准不是被抛弃了，就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更甚者，殖民者宣称，土著对伦理学漠不关心，缺乏道德标准，也忽视道德标准。要是说得大胆一些，甚至可以断定，土著是道德标准的敌人。就此意义而言，土著是绝对的恶。土著是腐蚀成分，破坏一切接近他们的东西；土著是歪曲成分，使一切与美学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形；土著是邪恶势力的托管人，是盲目势力无意识且无可救药的工具。梅耶先生（M Meyer）在法国国会上严肃地说，不能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进入共和国，他们会玷污共和国。的确，道德标准自从与被殖民者接触之后，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风俗、传统、神话，尤其是他们的神话，就是贫穷与制度败坏的标志。这也是为何要把两件事放在同一个层面上来看：一是消灭寄生虫的DDT农药，寄生虫是疾病的传播媒介；二是基督教，能将异端邪说、本性、邪恶扼杀在摇篮里。黄热病的消退和福音布道的进步，两者写在同一张资产负债表上。传教团捷报频传，说明在被殖民者内部引入异化因素的重要性。我说的就是基督教，应该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教会没有召唤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走向主人，走向压迫者。众所周知，在这一段历程中，受召唤者众多，却很少有人入选。
有时候，这种善恶二元论竟达到其逻辑的极限，使被殖民者失去人性。确切地说，使被殖民者兽化。因此，当殖民者谈起被殖民者时，他们用动物学的语言，来影射黄色生物的爬行动作、土著城市散发的气味、游牧部落、恶臭、大量繁殖、乱攒乱动、手舞足蹈。当殖民者想准确描述，或寻找一个恰当的字眼时，常常会参考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当被殖民者领悟了殖民者的计划，理解了别人对他们的责难，便立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急速上升的人口曲线图，歇斯底里的民众，找不到一丝人性的脸庞，胖得无可比拟的身躯，不见头也不见尾的队伍，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孩子，摊在阳光底下的懒散，植物般的生活节奏，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殖民地词汇的一部分。戴高乐将军提到“黄色人群”，莫里亚克先生（M.Mauriac）则说黑色、棕色、黄色的群众不久就要势如潮涌。被殖民者知道这一切，每当他们发现自己在别人的嘴里成了动物，就会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动物。更确切地说，在他们发现自身人性的同时，他们就擦亮武器，准备战斗，要让自己身上的人性获胜。
一旦被殖民者拉紧缆绳，使殖民者担心，后者就会派去一些善良的灵魂，在“文化大会”上向他们宣传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及丰富性。但每次听到西方价值，被殖民者就会身体僵硬、肌肉痉挛。在非殖民化时期，殖民者则呼吁被殖民者的理性。殖民者建议被殖民者采用可靠的价值，滔滔不绝地向他们解释，非殖民化不该意味着倒退，而应该建立在一些经过试验的、牢靠的、受到重视的价值基础上。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当被殖民者听到有关西方文化的言论，他们会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保证刀就在手边。白人的价值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受到了暴力的保护。这些价值侵略性十足，在对抗中获胜，改变了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考方式。殖民者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只会换来后者的冷笑。在殖民环境中，被殖民者只有高声且清楚地承认白人价值的至高无上，殖民者才会停止攻击。在非殖民化时期，被殖民者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高声咒骂，大口呕出。
这种现象通常被掩盖起来，因为在非殖民化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与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话关系。在此期间，当地居民对殖民者来说，都是面貌模糊的群众。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这里或那里碰巧认识的几个土著，不足以影响到这种瞬时的感知，使他们分辨土著之间的细微差别。相反，在解放时期，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求与这些社会“精英”接触。有关价值的著名对话，就是在他们与这些本土精英之间产生的。当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到自己不可能维持在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时，便决定在文化、价值观及技术等阵地上组织后卫战。然而，绝不应忽视的一点是，绝大多数被殖民者对这些问题毫不关心。被殖民者认为，最重要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是最具体的：土地能保证面包，也因此能保证尊严。但这里的尊严与作为“有人性的人”的尊严毫不相关。他们从未听说过这个理想的人。被殖民者在自己的土地上看到的，是殖民者可以抓他们，打他们，让他们挨饿；他们从未见过有哪个道德学教授或哪个神父过来替他们挨打，同他们分享面包。对被殖民者而言，做个道德学家，实际上就是要遏制殖民者的傲慢，粉碎他们行使的暴力，简而言之，就是彻底地将殖民者从图景中驱逐出去。只有被殖民者提出，自己与殖民者是同等的人，人人平等这一著名原则才会在殖民地得以阐明。更进一步说，被殖民者为了能超过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被殖民者已经决定代替殖民者，占据他们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整个物质和道德的世界正在崩塌。就自身而言，知识分子认同殖民者抽象的普遍性价值观，会为了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在新世界和平相处而奋斗。确切地说，殖民主义已经渗入知识分子的所有思考方式，可知识分子看不见的是，一旦殖民环境消失，殖民者就没有兴趣再留在这儿和他们共处了。正如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还没开始谈判，在阿尔及利亚定居的少数所谓欧洲“自由主义者”就已经阐明了立场：他们不多不少，只要求双重国籍身份。正是因为殖民者总是局限于抽象层面，他们才被迫要以极为具体的方式跃进未知之地。这么说吧，殖民者清清楚楚地知道，再华丽的辞藻也无法代替现实。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们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的一样。他们发现殖民者的一条命并不比土著的一条命更值钱。这一发现使他们的世界大为震动。被殖民者由此在心中产生一种全新的、革命性的自信。如果说我的生命确实和殖民者的生命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就不会再压垮我，让我动弹不得，他的声音不会再令我僵化。我面对他时不会再不知所措。实际上，我已经不把他放在眼里了。在他面前，我不会再局促不安，不仅如此，我还为他设下陷阱，不久以后，除了逃跑，他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说过，殖民环境的特点就是将世界一分为二。非殖民化做了一个激进的决定：根除所有异质部分，在民族的基础上，有时是种族的基础上统一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塞内加尔的爱国者在提到他们的总统桑戈尔[4]的手腕时，曾说过这样一句冷酷无情的话：“我们要求管理人员非洲化，结果桑戈尔使欧洲人非洲化了。”意思是说，被殖民者有可能立刻察觉到非殖民化是否正在发生，因为在后的居前是最起码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给这一请愿带来了变数。事实上他们不乏动机：行政干部、技术干部、专家。他们得到特殊照顾，却依旧认为自己受到了怠慢和轻视，到处都可能听到被殖民者这样说：“早知道，当初就不必独立……”
如果在被殖民地区进行过真正的解放斗争，人民流过血，武装斗争的时间足够长，促使知识分子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我们就会见到，知识分子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那汲取的上层建筑被真正根除。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借助其大学教员，在自我陶醉的独白中，已经在被殖民者的脑海中深深刻下这样的思想：人类尽管会犯各种错误，本质依然是不朽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西方的本质。被殖民者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合理性，我们能够在他们大脑的褶皱中，发现一个捍卫着希腊拉丁根基的警惕哨兵。然而在解放斗争时期，当被殖民的知识分子重新接触他们的人民，仿制的哨兵就被粉碎了。所有的地中海价值，关于人性、光明与美丽的胜利，都变成了死气沉沉、褪去颜色的小玩意。所有这些冠冕堂皇的演说都是空洞词汇的组合。那些使灵魂变得高贵的价值与人民的具体战斗无关，因而事实上毫无用处。
首先是个人主义。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学到，个人必须显现出来。在被殖民者的思想中，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一记记杵下这样的观念：在个体社会里，每个人都封闭在自身主观性中，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然而在解放斗争期间，被殖民者如果有机会隐匿在人民当中，就会发现这一理论的谬误之处。斗争的组织形式向他们展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词汇表。兄弟、姐妹、同志，这些是被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禁止的字眼，因为对他们来说，我的钱包就是我的兄弟，我的手段就是我的同志。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一种类似火刑的判决仪式中，目睹了自己的所有偶像被烧成灰烬：自私自利，骄傲的辩驳，总想在辩论中获胜的那种幼稚且愚蠢的好胜心。被殖民的知识分子一面被殖民主义的文化辐射灼伤，一面也看到村民大会坚实可靠，人民委员会密布各地，地区与支部会议超乎寻常的频繁。此后，个人的事务不断地变成大家的事务。因为就具体情况而言，要么“大家”都被法国的外籍军团发现，继而被杀害，要么“大家”都得救。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为己”这种无神论的救赎方式是被禁止的。
最近这段时间，有关自我批评的讨论很多：但我们是否知道，自我批评首先是一种非洲机制？无论是北非的长老会议，还是西非的集会，一个村子里爆发冲突时，传统的做法是当众辩论。自我批评当然是集体形式的，但气氛略带幽默，因为大家都很放松，所有人最终想要的结果都一样。随着知识分子深入人民群众，他们渐渐抛弃了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小聪明、秘密等。我们因此可以这样说，在这个层面上，集体已经获胜，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诉说属于自己的理性。
但有时，非殖民化也会在一些尚未被解放斗争充分撼动的地区发生，我们便又能见到那些机灵、狡猾、精明的知识分子。我们能在其身上完整无缺地找到，他们在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拾来的举止和思考方式。他们昨日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又摇身一变，成为国家权力的骄子，组织了对某些国家资源的掠夺。他们冷酷无情，通过各种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高位，趴在今天依然贫困的国家身上，大搞进出口贸易，开股份有限公司，玩弄股票市场，享受特殊待遇。他们再三要求将商业国有化，声称要把市场和良机独留给国民。他们利用学说支撑自己的主张，急切地要把从国家窃取的赃物国有化。在冷酷无情的国有时期，在所谓的严峻阶段，他们成功的掠夺很快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和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加快步伐，促进社会意识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很快就会明白。
为了同化压迫者的文化，在其中冒险，被殖民者不得不提供一些抵押品。其中，他们不得不使用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考方式。我们从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没有谈话能力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对象或一种观念时，不知道如何使自己退出中心位置，变得没那么重要。相反，当他们在人民内部战斗时，他们会惊讶连连。他们被人民的正直和诚实感染，完全解除了武装。但他们身边始终有一种威胁在暗中窥伺，那就是民众主义[5]。他们变成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同意人民说的每一句话，将人民视作真理的审判者。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不会追求真理。他们不会说自己是真理，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
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就像是普通的机会主义者，表现得相当客观。可事实上，他们没有停止耍手段。对人民而言，问题从来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或使他们走投无路。人民的要求是一切共有。被殖民的知识分子融入人民大潮的过程将出现延迟，因为他们身上带有对细节的奇特崇拜。人民并非抗拒分析。人民喜欢听到别人对自己解释，喜欢理解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观察论证走向何方。但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在与人民共处的初期，总是将细枝末节置于首位，甚至忘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正是斗争本身的目标。知识分子被卷入多种形式的斗争运动，倾向于地方性任务，干得热火朝天，却总显得过于大张旗鼓。他们不是时时刻刻都能看清全局。他们将学科、专业、领域的概念引入人民革命这台恐怖的搅拌机和粉碎机当中。由于集中在一些具体的前线问题上，他们有时会看不到运动全局的统一性，在遇到局部失利的时候，禁不住开始怀疑，甚至陷入绝望。相反，人民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全局性的立场。土地和面包：如何能获得土地和面包？人民坚持的这一角度从表面上看是局限的、狭隘的，但归根结底，却是最丰富也最有效的操作典范。
真理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在人民内部，任何时候，真理只归于国民。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任何有关灵魂坦荡的论述，能够破坏这一立场。被殖民者以同样的谎言，回答有关殖民地情境的谎言。他们的行为对国民来说是坦诚开放的，对殖民者来说是僵硬模糊的。真实，就是那些加速殖民统治崩溃、促进国家浮出历史地表的事物。真实，就是那些保护土著、击溃外国人的事物。殖民环境中，没有真实的行为。所谓好的，就是一切伤害“他们”的东西。
因此我们看到，最初支配殖民地社会的善恶二元论，在非殖民化时期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一直都是敌人、对立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打倒的人。压迫者在自己的地带组织行动，统治、剥削、掠夺的行动；在另一个地带，被剥削、被殖民的东西蜷缩着，尽己所能供养这种行动，毫无过渡地从殖民地的陡峭河岸到“宗主国”的宫殿和码头。在这停滞不动的地带，表面十分平静，棕榈树在云下摇曳，海浪拍打着鹅卵石，原材料来来往往，证明着殖民者存在的合法性；被殖民者则蹲着，半死不活的样子，永远做着同一个梦。殖民者谱写历史。他们的生命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们是绝对的开端：“这片土地是我们造就的。”他们是延续的理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都会完蛋，这片土地将回到中世纪。”殖民者受重商主义驱使，表现出创新的活力，他们对面是一群麻木的人，因狂热的工作节奏与“祖先的习俗”而日渐衰落，构成几乎石化的背景。
殖民者创造历史，也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他们总是参照宗主国的历史，还明确指出，他们在这里就是宗主国的延续。因此，他们写下的历史不是他们所掠夺的国家的历史，而是他们的国家在掠夺、侵犯和使人挨饿方面的历史。被殖民者只有下定决心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家的历史、非殖民化的历史出现时，才有可能重新审视自己无法动弹的状态。
被分隔的世界，善恶二元论的世界，静止不动的世界，雕像的世界：征服这世界的将军雕像，造桥工程师的雕像。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世界，正用石块压垮被鞭子抽打的脊梁。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被关进畜栏的人，“种族隔离”不过是殖民地世界的一种分隔形态。土著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跨越界线。这也是为何土著的梦都是肌肉的梦，动作的梦，攻击性的梦。我梦见自己跳跃，游泳，奔跑，攀登。我梦见自己哈哈大笑，一步跨过大河，被一堆车子追着跑，却永远不会被抓到。在殖民时期，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被殖民者不停地解放自己。
这种沉积在自己肌肉里的攻击性，被殖民者首先对自己的同胞展示。在这一时期，黑人互相打架，面对北非地区惊人的犯罪行为，警察和预审法官都已经晕头转向。我们会在后文[6]讨论这一现象。面对殖民地的安排，被殖民者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殖民者的世界充满敌意和拒斥，但同时又令人艳羡。我们看到，被殖民者常常梦想着处于殖民者的位置。不是变成殖民者，而是取代殖民者。这个世界充满敌意，沉重无比，咄咄逼人，粗暴地排斥被殖民群众。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不是我们想要尽快逃离的地狱，而是一个触手可及，却被凶狠的看门狗守卫着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终保持警惕，由于他们很难辨识殖民地世界中的无数符号，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跨越界线。面对殖民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总是被推定为有罪。被殖民者的有罪不是承认自己有罪，而更像是一种诅咒，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被殖民者在内心深处不承认任何对他们的指控。他们是被统治，不是被驯服。他们是被贬低，但并不承认自己真的低人一等。他们耐心等待着，一旦殖民者放松警惕，就会扑上去。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们不能说他们焦虑不安，或是他们害怕了。实际上，他们时刻准备抛弃自己作为猎物的角色，改当猎人。被殖民者是始终想要成为压迫者的被压迫者。那些社会符号——宪兵、响彻军营的军号声、军人的列队、高悬的旗帜——既是抑制剂，又是兴奋剂。这些符号丝毫不是在说：“别动。”而是在说：“好好准备你的行动。”事实上，如果被殖民者有麻痹、遗忘的趋势，那么殖民者的骄傲，及其想要检验殖民制度牢固性的顾虑，也会再三提醒他们，大决战不可能无限期延迟。这种取代殖民者位置的冲动，无时无刻不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情绪状态下，障碍的存在其实能加快运动的发展趋势。
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是总量之间的关系。殖民者以力量对抗数量。殖民者是暴露狂。他们担心自己的安全，便高声提醒被殖民者：“这里的主人，是我。”殖民者在被殖民者心中挑起怒火，只差临门一脚就会喷涌而出。被殖民者被锁在殖民主义的天罗地网中。但我们看到，在内部，殖民者获得的，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石化状态。被殖民者的肌肉紧张会经由一些血腥的爆发定期释放：部落之间的斗争，酋长之间的斗争，个人之间的斗争。
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目睹了对情理的真正否定。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们，让他们下跪；可倘若被殖民者看到另一个被殖民者略显敌意或挑衅的目光，他们就会拔出刀来。因为被殖民者的最后一招，就是通过对付自己的同类，来捍卫自身的人格尊严。部落间的斗争使深埋在记忆中的旧恨永远传下去。被殖民者把大量的肌肉力量消耗在复仇上，试图说服自己，殖民主义并不存在，一切如从前一样，历史仍在继续。在集体层面上，我们清楚地看到那著名的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逃避行为，似乎被殖民者只要浸泡在同胞的鲜血中，就看不到眼前的障碍，就能推迟那不可避免的抉择，即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在部落间的斗争中造成集体式自我毁灭的具体事件，这是被殖民者缓解肌肉紧张的途径之一。所有这些行为都是面对危险时的死亡反应、自杀行动，使殖民者的生命与统治进一步得到巩固，同时也验证了他们的看法：被殖民者都是没有理智的人。借助宗教，被殖民者成功地忽视殖民者。宿命论消除了压迫者的一切罪行，罪恶、贫困、不幸的缘由都归于上帝。个人就这样接受上帝裁定的解体，在殖民者和命运面前俯首帖耳，在内心重新平衡自己，以达到一种石块般的平静。
然而，在此期间，生活在继续。被殖民者通过恐怖的神话——这种神话在不发达社会里多如牛毛——来抑制自己的攻击性：一旦我们行错就会出现的邪恶精灵、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僵尸等等，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微小动物或巨人，在被殖民者周围构建出一个禁忌、障碍、抑制的世界，比殖民主义世界要可怕得多。带有魔力的上层建筑渗入土著社会，在力比多经济学[7]的动力中担任了明确的功能。不发达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力比多首先是属于团体、家族的事务。人种学家已详尽描述过其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男人梦见自己和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必须公开承认这个梦，并向那个女人的丈夫或受伤害的家庭交付实物赔偿，或以劳力代替。这一点同时也证明，所谓的史前社会非常重视无意识。
神话和魔法的氛围令我害怕的同时，又表现为不容置疑的现实。它令我害怕，使我融入传统，融入我的地区或部落的历史，但与此同时，它又令我安心，它给予我一个位置，一个身份。在不发达国家中，秘密的界域是独属于魔法的集体界域。我被困在这张错综复杂的网中，行动一直在清楚地重复，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由此得以永恒。相信我，僵尸要比殖民者可怕得多。从那以后，问题不再是让自己去适应铁甲护身的殖民主义世界，而是每次在小便、吐痰或夜间出门前，必须再三思量。
超自然的力量，魔法的力量，都表现为惊人的自我力量。我们声称殖民者是外国人，他们的力量被无限贬低。我们其实不需要反对殖民者的力量，因为神话体系中包含更可怕的不幸。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最终都是幻觉层面的永恒对抗。
从前，人民被分隔成一个个不真实的小圈子，受难以言喻的害怕折磨，却又乐于迷失在想象的风暴中；然而，在解放斗争中，人民自行解体了，又重新组织起来，在血与泪中诞生了十分真实又十分直接的对抗。给穆斯林战士送吃的，布置岗哨，帮助缺少基本生活用品的家庭，替代被杀死或被囚禁的丈夫，这些都是人民在解放斗争中被鼓励去做的具体工作。
在殖民地世界，被殖民者的感性被维持在一种十分敏感的状态，就像一个在躲避腐蚀性物质的新鲜伤口。心理机制收缩起来，被消除，又通过肌肉示威宣泄出来，这也使得一些学者宣称，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看不见的守护神密切关注着这种能够直接与人格核心沟通的感性。过于兴奋的感性，在肌肉遇到危机自我释放的时候，能与情欲一道，达到自我满足。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感性在不同出神状态的舞蹈中被消耗殆尽。这也是为何有关殖民地世界的研究必须强调理解舞蹈和着魔现象。被殖民者正是通过这种肌肉的狂欢来放松自己，在此过程中，最激烈的攻击性、一触即发的暴力冲动得以疏解，转变，最终消失。舞蹈集会是得到准许的集会，能为参加者提供保护与理由。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时间，男男女女聚集在提前定好的地方，面对部落严肃的目光，将自己投身于舞蹈，步伐看似杂乱，实则自成系统，通过各种各样的动作——摇头、弯曲脊椎、后仰整个身体——一目了然地揭示了一个集体为了自我驱魔、自我解放、自我表达所做出的崇高努力。什么都可以做……在这个集会上。我们爬上小山坡，像是为了更接近月亮；我们从河岸上滑下去，像是用舞蹈来表达沐浴、洗涤和净礼，这些都是神圣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实际上，我们聚在一起，就是为了让积攒的力比多和压抑的攻击性像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象征性的处死，模拟的侵袭，想象中的各种谋杀，通通都得发泄出来。不愉快就像火山熔岩流一般，发出巨大的声响，流泻出来。
再进一步，我们会陷入完全的着魔。的确，我们组织的实际上是着魔—去魔大会：吸血鬼迷信，被神怪、僵尸、雷格巴[8]附身。这些人格的分裂、双重性、解体扮演了稳定殖民地世界的主要经济功能。去的时候，男男女女急得跺脚，十分不耐，“神经紧绷”。回来的时候，村子恢复安宁、和平、静止。
在解放斗争期间，我们看到人们奇特地丧失了对这些活动的兴趣。被殖民者背靠着墙，刀架在脖子上，或更确切地说，电极放在生殖器上，在这种情况下，被殖民者被勒令不能再讲述自己的历史。
被殖民者过了多年不切实际的生活，沉溺在最骇人的幻象中，现在终于手持冲锋枪，迎击唯一否认他们存在的力量：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火洗礼下成长起来的被殖民者年轻一代很可能嘲笑——但他们没有放弃——那些祖先的僵尸、两头马、还魂的死人、趁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神怪。在实践运动中，在暴力活动中，在解放计划中，被殖民者发现现实，改变现实。
我们看到，尽管这种暴力在整个殖民时期都一触即发，但最终都化为虚无。我们看到，借由舞蹈或着魔的情绪宣泄，暴力得以纾解。我们看到，暴力在自相残杀的斗争中被消耗殆尽。现在的关键是要抓住正在转型的暴力。此前，暴力沉湎于神话，获得自我满足，想尽办法找到集体自杀的机会。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条件，能够使暴力转变方向。
在政治和历史的策略方面，殖民地的解放向当代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民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其先兆是什么？因为非殖民化具有多种形式，理智犹豫不决，无法断言什么是真的非殖民化，什么是假的非殖民化。我们看到，投身于非殖民化的人迫切要决定手段和策略，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否则，就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论，会带来极端反动的风险。
在殖民时期，有哪些力量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供新路径、新关注点？首先是政党和知识精英或商业精英。然而，某些政治团体的特征是，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行动命令。在殖民时期，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一切活动都是选举性质的，是一系列的哲学政治论文，讨论人民自决权，讨论尊严和不挨饿的人权，以及不断肯定的“一人一票”原则。这些民族主义政党从不强调考验力量的必要性，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要彻底推翻现行制度。这些新兴的政治团体是和平主义者，严守法规，拥护秩序……它们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对它们而言的关键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的态度都是模棱两可的。他们的言语是粗暴的，态度却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出身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几乎毫不迂回地表示，实际上他们并不这么想。
要诠释这些民族主义政党的特征，必须同时观察它们干部的素质和它们支持者的素质。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工人、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已经从殖民情境中获利——当然是打了折扣的，有其个人利益打算。这些支持者的诉求，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他们的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对话从未中断过。他们讨论治理、选举代表、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他们讨论改良。因此，当我们看到大量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机构中积极活动时，不必大惊小怪。这些土著为一句抽象的口号“权力属于无产阶级”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要为民族主义的口号而战。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几乎毫不掩饰自己想融入殖民主义世界的意图，将自己的攻击性投入其中。他们的攻击性服务于自身的利益、个人的利益。由此，一个由个体解放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的阶级轻易诞生了。知识分子的诉求，是尽可能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建一个由获得自由的奴隶组成的真正阶级。相反，群众并不期望看到个人成功的机会增加。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殖民者的位置。绝大多数被殖民者想要殖民者的农庄。对他们而言，关键不在于同殖民者竞争。他们想要殖民者的位置。
大多数民族主义政党的宣传把农民刻意撇在一边。然而十分清楚的一点是，在殖民地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农民一无所有，因此无所畏惧。农民失去了社会地位，忍饥挨饿，这些被剥削者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给他们补偿。对他们来说，没有折中，也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化或非殖民化，单纯只是力量的对比。被剥削者意识到，自己的解放必须以所有手段为前提，且首先是武力。1956年，居伊·摩勒[9]先生向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妥协以后，民族解放阵线（FLN，Front de libération nationale）在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了架在脖子上的刀，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话太过火。这本小册子不过是表达出了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最深处的感受：殖民主义不是一台具有思考能力的机器，也不是一具拥有理智的肉体。殖民主义本身就是暴力，只会在更强大的暴力面前屈服。
在要作出决定性解释的时候，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开始行动了。他们引入了一种新概念，确切地说，是殖民情境下的新产品：非暴力。在原始形态中，非暴力对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和经济精英而言，意味着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利益相同，为了共同得救，达成协议是不可或缺，也是刻不容缓的。非暴力是指，在一切无法挽回的行为、一切流血事件、一切会令人遗憾的行动发生之前，尝试让大家围着会议桌解决殖民问题。但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开始放火行凶，我们会看到，那些“精英”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飞奔到殖民者身边，对他们说：“这太严重了！我们不知道如何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和解。”
和解在非殖民化现象中十分重要，因为这一概念远不那么简单。事实上，和解同时关系到殖民体制与年轻的民族资产阶级。殖民体制的拥趸者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破坏桥梁、摧毁农庄、镇压、战争，这一切都是对经济的严重打击。和解也是为了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无法清楚推断出这场台风可能造成的后果，实际上也害怕被巨大的狂风卷走，于是不断对殖民者说：“我们还能阻止这场屠杀，群众还相信我们，要是你们不想坏了一切，那就加快速度。”如果事态升级，民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会与暴力保持距离。他高声宣称，自己与茅茅运动[10]的人、与这些恐怖分子、与这些刽子手毫无干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到恐怖分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之地”，毛遂自荐要扮演“对话者”的角色：这是在说，殖民者无法与茅茅运动的人直接对话，他非常愿意牵头开启谈判。由此，民族斗争的后卫部队，一直都处于斗争另一端的这部分人民，却像翻了个跟斗一样，站到了谈判与和解的前线。因为确切地说，他们一直小心翼翼，避免中断与殖民主义的接触。
在谈判之前，在最好的情况下，大部分民族主义政党也仅限于为这种“野蛮”做解释、找理由。它们与人民斗争保持距离，常常在一些私下非公开的圈子里，肆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宗主国舆论批评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它们声称看待事物必须客观，这就成了保守主义政治的合理借口。然而，实际上，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人的这种典型态度并不客观。他们并不确定群众这种急躁的暴力是保护他们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手段。此外，他们也相信暴力手段都是无效的。毫无疑问，对他们而言，所有通过武力来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自杀的行为。在他们的脑海中，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仿佛能遮天蔽日。当有人告诉他们必须行动时，他们仿佛看到炸弹从头顶倾泻而下，装甲车沿路开来，枪林弹雨，警察出动……于是他们坐着不动。他们还未行动，就认为自己已经输了。他们无法通过暴力取得胜利，这一点无须证明，已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表现出来了。他们和恩格斯说的一样，采用一种幼稚的立场。恩格斯在与幼稚界的泰斗杜林[11]先生的著名论战中曾说过：“就像鲁滨逊能获得利剑，我们也同样可以设想，某天清晨，星期五手持手枪出现，那时，整个‘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星期五发号施令，鲁滨逊则干苦活……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应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意志行为的实现需要具备一些十分现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工具战胜较不完善的工具；此外，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般而言就是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一般生产为基础的，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12]事实上，改良主义的领导人也是同样的意思：“你们用什么去和殖民者战斗？用你们的刀？还是用你们的猎枪？”
的确，在暴力这个领域，工具十分重要，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的解放为这个领域带来了新观点。例如我们看到，在西班牙战役这一真正的殖民战争中，尽管拿破仑在1810年春季进攻期间，所率兵力达40万人之巨，但还是被迫撤退了。当时的法国军队因其武器的精良、士兵的勇猛、统帅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拿破仑军队无穷无尽的手段，西班牙人受不可撼动的民族信念所鼓舞，发现了25年前美国民兵用来反抗英国军队的游击战。但被殖民者的游击战，如果不是作为全球化竞争过程中出现在托拉斯[13]与垄断之间的一个新要素，那么它作为一种暴力工具去对抗其他暴力工具，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殖民初期，一支特遣队就能占领大片土地：刚果、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等。但今天，被殖民者的民族斗争处于全新的形势中。资本主义在其飞速上升时期，将殖民地视作原材料的攫取地，这些原材料经过加工就能大量流入欧洲市场。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之后，今天的资本主义改变了买卖的盈利概念。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变成了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此后，如果驻军必须持续加强，如果贸易增速变慢，如果加工产品和工业产品无法继续出口，那就证明必须把军事解决方案排除掉。对宗主国来说，奴隶主义式的盲目统治没有经济上的盈利空间。宗主国的资产阶级垄断派不会支持一个仅仅依赖武力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对他们政府的期待，不是屠戮大量土著，而是借助经济协议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资本主义和殖民地领土上爆发的暴力力量，在客观上形成共谋关系。此外，被殖民者不是单独面对压迫者。他们当然受到进步的国家及人民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帮助，但也面临着金融集团之间的竞争和无情的战争。一个柏林会议可以在三四个国家之间分割支离破碎的非洲。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某个非洲地区是受法国还是比利时的统治，而是经济地带受到保护。枪林炮火、焦土政策已经让位于经济征服。要是今天某个苏丹反叛，他们不会再组织镇压战争。他们多了些优雅，少了份血腥，决定和平解决古巴卡斯特罗制度。他们试图扼杀几内亚，推翻摩萨台[14]。因此，如果民族领导人害怕暴力，想象殖民主义会“把我们都杀光”，那他就错了。军人的确还在把玩从征服时代留传下来的人偶，但金融界很快将他们带回现实。
这就是为何，有理智的民族主义政党需要尽可能明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同殖民主义搭档一起，心平气和地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办法。民族主义的改良运动经常表现为对工会运动的可笑模仿。如果民族主义政党决定行动，那一定会通过高度和平的路径：安排城市里的几家工厂举行罢工，组织群众游行来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公共汽车或进口食品。所有这些活动，既能对殖民主义施加压力，又能够使人民消耗精力。这种人工冬眠疗法、人民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开始，出现了一种政治升级，使加蓬共和国总统姆巴[15]先生能够在赴巴黎官方访问之际，十分庄重地说：“加蓬独立了，但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变，一切照旧，如从前那样。”事实上，唯一的改变是姆巴先生成了加蓬共和国的总统，受到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在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得到了宗教的帮助。所有甘愿受辱、宽宥冒犯、面不改色地接受别人的唾沫和辱骂的圣徒，都被详细解释，当作典范。殖民地各国的精英，那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站到运动领导人的位置，必然制造出一个战斗的替代品。他们声称“他们的兄弟还是奴隶”，以羞辱拥护奴隶制的人；或转向与他们的压迫者竞争的金融集团，向后者提供平淡无味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事实上，他们从未真正号召过奴隶，从未具体动员过奴隶。恰恰相反，在真相的时刻——对他们来说是谎言的时刻——他们挥舞着“群众总动员”的威胁旗帜，将其视作能够神奇地“终结殖民制度”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些政党内部，在这些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不理睬这种民族独立的闹剧。但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性、他们的愤怒表现迅速惹恼了政党机器。这些人被逐渐孤立，然后被彻底排斥。同时，犹如辩证的关联性一般，殖民警察找上门来。这些带着煽动性眼神的人在城市里不安全，活跃分子对他们避而远之，政党高层抛弃了他们，不受欢迎的人士只好离开城市，去往农村。在那里，他们感受到了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眩晕，他们发现农民群众虽然对他们的话一知半解，但会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他们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
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乡下人的会面，我们会在后面展开。现在让我们回到政党，指出他们的行动不管怎样仍算是进步的特点。这些政治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为国家“命名”。被殖民者的诉求就这样获得了一种形式。没有内容，没有政治和社会纲领，只有一个模糊的形式，但不管怎样，总归是一个国家的形式，一个框架，一个我们称之为最低要求的框架。政治人物能够公开发言，在民族主义报纸上发表文章，他们赋予人民一个梦想。他们避免颠覆，实际上，却在观众或读者的意识中加入了可怕的颠覆酵母。他们通常使用民族语言或部落语言，由此维持了梦想，使想象跳脱殖民秩序。有时候，这些政治家还说：“我们黑人，我们阿拉伯人。”这种沉重的称呼在殖民时期具有矛盾双重性，现在却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含义。民族主义政治家在玩火。正如一位非洲领导人最近向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所吐露的：“与群众说话前要好好思考，他们很容易激动。”历史的诡计会对殖民地造成极大的破坏。
当政治领导人召集人民参加集会时，可以说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然而这位领导人所关心的，往往是“展示”其武力……目的是不需要使用武力。但这样一来，人民就会烦躁不安——来来去去，听讲话，群众聚集，警察围绕，军事演习示威，逮捕，放逐领导人——所有这些骚乱都带给人民一种印象：是时候了，他们该干点什么了。在这些不稳定的时刻，政党频频呼吁左派要冷静，同时观察右派的形势，试图辨识殖民主义意图的宽容程度。
人民同样利用这种集体式生活的某些插曲来保持良好的状态，维持革命能量。例如，一个土匪被警察追捕，退守到农村，与警察对峙了好几天，在对抗中撂倒了四五个警察才不支倒下，还有人为了不“供出”同谋而自杀。对于人民来说，他们就是灯塔、是行为典范、是“英雄”。显然，对人民说这样的英雄其实是小偷、坏蛋或烂人，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如果这个人被殖民当局追捕，是由于他的行为专门对某个殖民者的人身或财产造成了伤害，那么界限就十分清楚了。认同过程是自动的。
我们也要指出，民族抵抗外来征服者的历史在意识成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被殖民的人民来说，伟大的人物始终是那些领导民族抵抗侵略的人。贝昂赞[16]、松迪亚塔[17]、萨摩里[18]、阿卜杜·卡迪尔[19]，在行动前的那段时期，这些名字出现得异常频繁。这证明人民已经准备好重新出发，打破殖民主义引发的时间停滞，创造历史。
新民族的出现，殖民结构的瓦解，这一结果，要么归功于新独立人民的暴力斗争，要么归功于周边其他被殖民的人民所采取的暴力行动对殖民体制产生的强制性效果。
被殖民的人民并不孤单。尽管殖民主义费力阻拦，但新的消息、外界的回声仍然可以通过边境渗透进来。被殖民者发现暴力已经成了气候，到处爆发，到处席卷殖民制度。这些暴力的成功，不仅向被殖民者提供信息，也使他们看到了操作的可能性。越南人民在奠边府的伟大胜利[20]，严格来说，不再仅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了。从1954年7月起，被殖民的人民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要实现一场奠边府大捷，该怎么做？该如何行动？”再也没有一个被殖民者会怀疑奠边府大捷的可能性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如何安排武力，如何组织，何时投入行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不单单改变了被殖民者，也改变了殖民者，使他们意识到，还有许多奠边府的存在。因此，一种真正的大规模恐慌席卷殖民政府。它们企图先下手为强，把解放运动向右扭转，解除人民的武装：快点，让我们非殖民化。在刚果变成下一个阿尔及利亚之前，把它非殖民化。让我们为非洲投票决定宪法框架，创建共同体，革新这个共同体，但我请求你们，快进行非殖民化，非殖民化……它们以这样的速度进行非殖民化，甚至将独立强加给乌弗埃-博瓦尼[21]。殖民者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设定框架的战略，来应对被殖民者定下的奠边府战略。
让我们回到这种暴力氛围，这种一触即发的暴力。我们看到，在暴力的成熟过程中，许多传送带把它接过来，又送出去。尽管殖民制度曾迫使暴力变形为部落斗争或地方主义斗争，但暴力仍逐步前进，被殖民者认清了他们的敌人，自己所有的不幸从此有了名字，他们把自己仇恨和愤怒的全部力量都投入这条新的道路。但我们要如何从暴力的氛围过渡到暴力的行动？什么才能使压力锅爆炸？事实上，首先，暴力的发展不会让殖民者的福乐毫发无伤。“认识”土著的殖民者，从许多迹象上察觉到，有些事情正发生变化。善良的土著变少了，压迫者一旦靠近，周围立刻变得鸦雀无声。有时候，土著的目光变得冷酷，态度和言语表现出赤裸裸的攻击性。民族主义政党开始骚动，频频集会；同时，警力增加，援军抵达。殖民者，尤其是从事农业的人，在自己的农庄里孤立无援，是最早开始惊慌失措的一批人。他们要求当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当局果然采取了轰轰烈烈的措施，逮捕了一两个领导人，组织阅兵、演习、空中飞行。这些示威演习、作战操练、空气中弥漫的火药味没有使人民退却。这些刺刀和炮轰反而增加了他们的攻击性。四周笼罩着悲剧性的氛围，每个人都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付出一切。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中，一颗子弹打了出来，神经因为紧绷而脆弱，时刻担惊受怕，一不小心就扣动了扳机。原本一个普通的偶然事故，导致了后续的机枪扫射：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Sétif），在摩洛哥的中央露天采矿场（Carrières centrales），在马达加斯加的莫拉曼加（Moramanga）。
镇压非但没有遏制冲动，反而加速了民族意识觉醒的进程。在殖民地，当民族意识的萌芽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大屠杀加强了这种意识，因为它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武力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里必须指出，政党并未发出武装暴动的命令，也没有准备暴动。所有这些镇压，这些因恐惧而起的行动，都非领导人所愿，这些突发事件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时，殖民当局可以下令逮捕民族主义领导人。但今天，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非常清楚，使群众失去领导人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那时，人民会如脱缰之马，投入到暴动、叛乱和“野兽般的屠杀”中去。群众放任自己的“浴血本能”，迫使当局释放一些领导人。领导人一回来，就必须面对要让局势重新恢复平静的艰巨任务。被殖民者自发地将暴力投入到摧毁殖民体制的庞大任务中，却发现自己不久后又重新开始喊那些毫无活力、没有成效的口号：“释放X或Y。”[22]于是殖民当局释放这些人，同他们谈判。群众街头舞会的时间到了。
在另一种情况下，政党机器可以维持毫发无伤的状态。但政党发现，经历过殖民主义的镇压和人民的自发反抗之后，自己已经无法控制党内的积极分子了。群众的暴力与占领者的武装力量激烈对峙，形势恶化，陷入泥潭。被释放的领导人站在场外，他们的官僚机构和合理的纲领瞬间变得一无是处。我们看到，他们远远站着，置身事外，声称“代表被禁言的民族说话”，正试图进行一场终极的冒名顶替。按照惯例，殖民当局会立刻热切地扑向这个意外之喜，将这些无用之人变为谈判对象，转瞬就给予他们独立，代价是要他们恢复秩序。
因此我们看到，所有人都意识到这种暴力，问题并非总是以更大的暴力去回应，而在于如何解除危机。
那么这种暴力究竟是什么？就我们所见，暴力就是被殖民群众的直觉感受，相信他们必须实现解放，而且只有通过武力才能实现解放。面对占领者强大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这些没有技术、因为忍饥挨饿而衰弱、不熟悉组织方法的人，是出于怎样的精神反常，才会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解放他们？他们怎能期盼胜利？
因为可耻的是，暴力作为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口号。一些政党干部可以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暴力问题。德国军国主义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边境问题，对此我们绝不会大惊小怪，但当安哥拉人民决定拿起武器，当阿尔及利亚人民摒弃一切非暴力的手段时，这证明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被殖民的人，现代的奴隶，他们不耐烦了。他们知道，只有疯狂才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压迫。世界上建立了一种新型关系。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要扯断他们身上的锁链，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成功了。我们会说，在人造卫星的时代还有人饿死，这是荒谬的说法。但对于被殖民的群众来说，这一阐述并未脱离现实。现实是，今天，没有任何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会采用唯一有可能成功的斗争方式：延长大规模的驻军。
在国内，殖民主义国家面对重重矛盾，面对劳工的请愿，势必动用警力。加上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这些国家需要军队来保护他们的制度。最后，我们知道由莫斯科领导的解放运动的神话。在让人吓破胆的有关制度的论辩中，这意味着“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共产党就会渗透到这些地区”。
被殖民者失去了耐心，他们奋力挥舞着暴力威胁的旗帜，这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现代形势异乎寻常的特点，并打算利用这些特点。而且，在直接经验方面，被殖民者看到，荆棘丛林最偏远的角落也能认识现代社会，并由此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曾拥有的东西。群众出于一种天真的推理，深信这些东西原本属于自己，只是被人偷走了。这就是为何在某些不发达国家，独立两三年后，群众很快明白，且陷入挫败，觉得如果没有真正的改变，那就实在“不值得”为此战斗。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地位最低的农民基本上都在这次动乱中获利。但现在普遍可以观察到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不发达国家中95%的人来说，独立没有带来即时的变化。富有经验的观察员意识到，一种潜在的不满，犹如火灾后尚未熄灭的余烬，随时有再次起火的危险。
有人说被殖民者走得太快。但不要忘了，就在不久之前，有人还指责他们迟钝、懒惰、过于宿命论。我们已经察觉，暴力之火在解放斗争时期已经走在相当明确的道路上，不会在举行升国旗仪式之后就神奇地熄灭。在国家建设阶段，暴力之火继续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键性竞争框架中运作，就更不会熄灭了。
这种竞争，使最地方性的诉求具有几乎是世界性的维度。每次集会、每场镇压行动，都会在国际舞台上回响。沙佩维尔惨案[23]震撼了舆论好几个月。在报纸上、电台里、私人谈话中，沙佩维尔成了一个象征。通过沙佩维尔，无论男女，人们开始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无法宣称，蛊惑人心的宣传是大国突然关心不发达地区小事的唯一理由。第三世界的每次暴动、每次骚乱，都被纳入冷战的范畴。在索尔兹贝里[24]，两个男人遭棒打，一整个集团都行动起来，谈论这两个人，借由打人事件，关注罗得西亚[25]的特殊问题——将其同整个非洲和全体被殖民者联系起来。另一个集团也在这样的大规模宣传之际，检视自身体系的地方性弱点。被殖民者意识到，两个集团都对地方上发生的事感兴趣。他们不再局限于地区视野，而是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全球动荡的大环境之中。
当我们得知，第六或第七舰队每三个月会驶向某个海岸时，当赫鲁晓夫威胁要用导弹来救助卡斯特罗时，当肯尼迪决定考虑采用极端手段来解决老挝问题[26]时，被殖民者或新独立者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自己都被拖着疾行。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前进了。以最近解放的国家为例，当权者把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监视四周，防范可能产生的威胁，剩下的三分之一用来为国家工作。同时，他们给自己找靠山。遵循同样的辩证法，国家的反对派轻蔑地绕开通过议会参政的路径。他们寻找愿意支持其粗暴的叛乱事业的同盟。暴力的氛围在渗透进殖民阶段之后，继续支配民族政治。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第三世界并未被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处在风暴的中心。这就是为何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在讲话时，会无止境地维持着挑衅和夸张的口吻，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口吻本应消失了。新领导人常被指责不礼貌，我们也能理解。但我们较少注意到，这些领导人在与兄弟或同志接触时，表现得极为礼貌。不礼貌，首先是一种对待别人的行为，对待来观察和调查的前殖民者。前被殖民者时常会有这样的印象：这些调查的结论早就已经写好，记者的任务就是提供证明。文章中穿插的照片，证明记者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也真的到过那里。调查旨在证明：自从我们撤离，那里的一切都变糟了。记者常常抱怨没有受到礼遇、工作条件差、采访遭遇冷脸或敌意，这一切都很正常。民族主义的领导人知道，国际舆论都是由西方媒体打造的。当一个西方记者向我们提问时，鲜少是为了帮助我们。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号称最自由主义的法国记者也会不断使用模棱两可的词，来描绘我们斗争的特点。当我们因此开口指责时，他们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客观的。对于被殖民者而言，客观性总是被用来反对他们。我们也同样理解，在196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国际外交采用了全新的口吻。殖民国家代表的口吻是挑衅的、粗暴的、过激的，他们的人民却不觉得他们过分。非洲国家的发言人使用激进主义的口吻，促使伤口化脓，也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大国让人无法接受的否决权和只会彼此对话的本质，以及第三世界微不足道的作用。
新独立的人民所开创的外交，不再是言辞微妙、话中有话、暗示诱导。那是因为，这些代言人受人民所托，要同时捍卫民族团结、民生福祉，以及人民拥有自由与食物的权利。
因此，这是一种行进中的、狂暴的外交，与停滞的、石化的殖民化世界形成奇特对比。当赫鲁晓夫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着他的皮鞋，用鞋捶桌子时，没有一个被殖民者、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的代表笑出声来。因为赫鲁晓夫先生是在对看着他的殖民地国家展示，他这个俄罗斯农民如此对待这些资本主义可怜虫，这是他们应得的，更何况他还拥有火箭。同样，卡斯特罗穿军装出席联合国大会，也不会让不发达国家反感。卡斯特罗展示的，是他意识到暴力制度依然存在。让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有带着冲锋枪闯进联合国；可能是因为有人反对？农民暴动，绝望的行动，用大刀或斧头武装起来的团体，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对立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民族性。
1945年，在塞提夫死去的4.5万人[27]，可能不为人知。1947年，在马达加斯加死去的9万人[28]，可能只是报纸上的一则短讯。1952年，在肯尼亚遭到镇压的20万起义者[29]，可能会相对无人关注，那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矛盾还不够突出。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布达佩斯[30]和苏伊士运河事件[31]构成了这种对抗的关键时刻。
被殖民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的支援，带着他们的武器，冲向殖民主义那不可攻克的堡垒。如果这个堡垒在大刀和赤手空拳面前是坚不可摧的，那么当我们决定将冷战形势纳入考量时，它就不再是铜墙铁壁了。
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人十分认真地扮演国际资本主义巨头的角色。他们首先建议欧洲国家通过友好协商实现非殖民化，然后他们毫不迟疑地声明，自己尊重并支持“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原则。今天，美国敢于公开宣称，他们是人民自决权的卫士。曼宁·威廉姆斯[32]先生最近的旅行表明，美国人意识到第三世界不应该被牺牲。由此我们明白，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与压迫者的军事机器进行“抽象”比较时，才显得毫无希望。相反，如果把这种暴力置于国际形势中，我们会发现它对压迫者构成可怕的威胁。农民暴乱和茅茅运动经久不息，扰乱了殖民地的经济平衡，但并不危及宗主国。帝国主义更担心社会主义宣传会渗透群众、感染群众。在冷战时期，这已经是严重的危险，如果爆发真正的战争，这个已经被血腥的游击战拖垮的殖民地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时，资本主义意识到，在民族主义战争的发展阶段，自己的军事策略有可能导致全盘皆输。在和平共处的框架下，所有殖民地都要求消失，更极端的是，要求资本主义遵守中立主义。但无论如何，首先要避免的是战略上的不安全，要避免群众向敌对学说敞开大门，由此点燃数千万人根深蒂固的仇恨怒火。被殖民的人民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支配国际政治的迫切需要。这就是为何，即便是那些怒斥暴力的人，也总是会依照全球暴力来做出决定，并付诸行动。今天，两大阵营和平共处，暴力便在殖民地国家游荡，伺机而动。明天，殖民地全面解放以后，我们也许会看到，暴力区域向别处迁移。也许到那时，少数派问题会浮出水面。已经有一些少数派毫不犹豫地鼓吹用暴力手段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说，美国的黑人极端主义者组成民兵，把自己武装起来，并非偶然。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有一些保护苏联犹太少数民族的委员会，戴高乐将军在他的一次讲话中，为受专政“压迫”的数百万穆斯林洒下几滴眼泪，也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都纯粹是由“外部”酝酿、遥控操纵的动乱。因此，他们决定实行这套有效的战术：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受压迫少数派援助委员会……他们大搞反殖民主义，就像法军上校在阿尔及利亚用特种兵（SAS，Sections administratives spéciales）或心理战术来进行颠覆战一样。他们“用人民反人民”。结果众所皆知。
这种暴力和威胁的气氛，挥舞着的火箭，既吓不到被殖民者，也不会使他们迷失方向。被殖民者所经历的整个近代史，都使他们做好了准备，来“理解”这种局势。前头是殖民的暴力，后头是当代世界充斥的和平的暴力，两者间有一种共谋的对应关系，一种同质性。被殖民者已经适应这种气氛。总算有一次，他们跟上了时代。有时，人们惊讶地看到被殖民者宁愿买个半导体收音机，也不愿给自己的妻子送一条连衣裙。这没什么好惊讶的。被殖民者深信，自己的命运现在悬而未决。他们生活在一种世界末日的氛围中，觉得不应该放走任何东西。因此，他们非常理解老挝的富马[33]和富米[34]、刚果的卢蒙巴[35]和冲伯[36]、喀麦隆的阿希乔[37]和穆米埃[38]、肯尼亚的肯雅塔[39]，还有那些定期被推到前头取代他们的人。他们十分理解这些人物，因为他们揭露了其背后的势力。被殖民者，不发达国家的人，其实是当今最具全球性的政治动物。
独立的确能够给被殖民者带来精神上的弥补，并认可他们的尊严。但他们还没来得及建构一个社会，确立和肯定一些社会准则。还不具备一个炽热的中心，使公民与人类能够由此向外发展，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充实自己。这些人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他们轻易相信，一切决定都是同时间、在别处、为所有人做出的。至于领导人，面对这种形式，他们犹豫不决，选择中立主义。
关于中立主义，本有许多值得说道之处。有人把它等同于一种左右逢源，一种令人厌恶的唯利是图。诚然，中立主义身为冷战的产物，能够使不发达国家得到双方的经济援助，但实际上，它不会使双方以恰当的方式来帮助不发达地区。投入到军事研发中的资金完全是天文数字，工程师转型为核战技师，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在15年内，将不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60%。由此可见，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不在于延长或加剧这场冷战。但没有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如果有可能便会脱身。但他们真的能做到吗？例如现在，法国在非洲试爆原子弹。如果把那些提案、会议和造成轰动的断交手段排除在外，我们无法宣称，在这个特定的领域，非洲人民对法国的态度能产生多大影响。
中立主义，在第三世界公民的身上，催生出一种类似挑衅的奇特精神姿态，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勇敢无畏与庄严的自豪。这种对妥协的明确拒绝、不愿依附的顽强意志，令人联想到一无所有却高傲自信的青少年，他们总是准备着，为一句话牺牲一切。所有这些都令西方的观察员哑口无言。因为这些人言辞凿凿的样子与其背后拥有的东西存在巨大差距，严格来说，是丑闻一桩。这些国家没有电车、没有军队、没有钱，无法佐证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夸下的海口。毫无疑问，这是诈骗。第三世界常给人一种苦中作乐，每周必须定期服药防止发作的印象。这些领导人明知道自己的国家一无所有，却依旧夸夸其谈，令人恼火，让人想叫他们闭嘴。然而，双方都在奉承他们，给他们送花，邀请他们。应该说，双方都在争取他们。这，就是中立主义。这些国家98%的公民是文盲，关于他们的文献却数不胜数。他们到处旅行。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大学生是航空公司的金矿。非洲和亚洲的官员可能在同一个月内，既到莫斯科学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到伦敦或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自由经济的好处。至于非洲的工会干部，他们加速进步。他们刚走上领导机构的岗位，就决定成立独立的工会联合会。他们不像工业国家有50年的工会活动经验，但他们已经知道，不问政治的工会活动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曾对抗资本主义机器，也不曾在阶级斗争中发展自己的意识，但或许这些并非是必要的。或许，我们会看到，这种常被讽刺为全球主义的综合意志，是不发达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让我们回到被殖民者和殖民者一对一的战斗上来。我们看到，这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斗争。历史上的例子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当然，还有北非。不应忽视的是，这种武装斗争可能在任何地方爆发，在几内亚，或在索马里。今天，只要是殖民主义仍在延续的地方，武装斗争就会爆发，例如在安哥拉。武装斗争的存在，证明人民决定只相信武力手段。人民不断遭到指责，说他们只懂得暴力的语言，于是人民决定通过武力来表达自我。殖民者一直劝告人民，如果想获得解放，就得走殖民者那条路。被殖民者选择的论证受到殖民者的指点，讽刺的是，现在轮到被殖民者指责殖民者只知道使用武力了。殖民体制依靠武力获取正当性，也从来没有尝试掩盖事情的本质。每一座雕像，费德尔布[40]、利奥泰[41]、比若[42]、布朗当[43]等，这些矗立在殖民地上的征服者雕像，一直在表达唯一一个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们通过刺刀来到这里……”[44]这句名言的全文人尽皆知。在暴乱阶段，每个殖民者都基于明确的算术进行推理。这个逻辑对其他殖民者来说不足为奇，但重要的是，连被殖民者也不以为怪。首先，对“是他们或我们”这一原则的肯定并非悖论，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殖民主义恰恰是一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一个分隔的世界。当殖民者在总人数不多的情况下，主张使用明确的办法，要求每个压迫者代表干掉30个或100个甚至200个土著时，他们发现没有人因此愤怒，问题顶多不过是要搞清楚，是一口气还是分阶段完成。[45]
这种推理以纯算术的方式预测被殖民者的消失，并不会使人民因为义愤而乱了阵脚。被殖民者自始至终都知道，自己会和殖民者在决斗场上分出高下。因此，被殖民者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唉声叹气上，也几乎从不在殖民框架内寻求公道。事实上，如果说在殖民者的论证中，被殖民者是无法撼动的，那是因为被殖民者使用了相同的逻辑，来提出自己的解放问题：“我们分成200人或500人的团队，每一队对付一个殖民者。”在这种相互的精神布局中，主角双方开始决斗。
对于被殖民者而言，这种暴力代表绝对的实践。活动分子就是在工作的人。组织向活动分子提出的问题带有这些思想的印记：“你在哪儿工作过？和谁一起？做了什么？”团队要求每个人都完成一项不可逆转的行动。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几乎所有号召人民进行民族斗争的人都被判了死刑，或遭法国警察追捕。信赖度与每个事件的绝望度成正比。新加入的活动分子倘若无法再回到殖民体系中去，就成了值得信赖之人。这种体制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中出现过。他们要求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殴打被害者，也因此，每个人都要对被害者的死负责。所谓工作，就是为殖民者的死亡工作。每个人都承担暴力，误入歧途者以及被团队放逐的人因此得以回归，找回他们的位置，再度融入。就这样，暴力被理解为庄严的调停者。被殖民的人在暴力中，也通过暴力解放自己。这种实践启发了活动分子，向他们指明了手段和目的。塞泽尔[46]的诗在暴力的明确远景中具有一种预言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他的悲剧中最关键的几页，造反者（瞧！）这样说：
造反者（强硬地）
我的姓：受冒犯者；我的名：受侮辱者；我的状况：反抗者；我的年龄：石器时代。
母亲
我的种族：人类。我的信仰：博爱……
造反者
我的种族：沦陷的种族。我的宗教……
但这不是您通过解除武装造就的……
而是我，我的反抗，我紧握着的可怜拳头，我那乱蓬蓬的头。
（十分平静）
我记得十一月的一天；他还不到六个月大，主人就像橙红色的月亮，走进烟灰色的茅草屋，摸了摸他结实的小胳膊小腿，这是个非常好的主人，他用粗壮的手指轻抚孩子带酒窝的小脸庞。他的蓝眼睛露出笑意，嘴里说着甜蜜的话逗孩子：这会是块好料，他看着我说，主人又说了些好话，说用二十年也不嫌多，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好基督徒、好奴隶、忠心的好人、优秀的奴隶监工，目光敏锐、臂膀结实、有权威性。这个人看着摇篮里我的儿子，就像在看一个奴隶监工。
我们手握大刀，匍匐前进……
母亲
唉，你会死的。
造反者
杀死了……我亲手杀死了……
是的：大量的丰富的死亡……
那是在夜里，我们在甘蔗田里匍匐前进。
大刀在星光下开怀大笑，但我们没有注意星光。
甘蔗的绿叶如刀片般划伤我们的脸。
母亲
我曾梦想有个儿子来合上他母亲的双眼。
造反者
我选择让我的儿子张开双眼，看到另一个太阳。
母亲
……噢，我的儿子……死得危险又不祥。
造反者
母亲，是死得华丽又兴旺。
母亲
因为太恨了。
造反者
因为太爱了。
母亲
饶了我吧，我因你的镣铐而窒息，我因你的伤口而流血。
造反者
但这世界没有饶过我……这世上每一个被施暴的可怜人，每一个被折磨的可怜人，都让我觉得自己被谋杀了，被侮辱了。
母亲
老天爷，放过他吧。
造反者
我的心，你让我无法摆脱回忆……
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晚上……
突然，叫喊声划破寂静，
我们曾卖力蹦跶，我们这些奴隶，我们这些渣滓，我们这些牛马，过去一直吞声忍气。
我们像疯子般狂奔；枪声响起……我们打人。汗和血使我们凉快。我们在越来越尖锐的叫喊声中打人。东边响起巨大的喧哗声，那是附属建筑在燃烧，火光温柔地爬上我们的脸颊。
这时该袭击主人的房子了。
他们从窗户往外射击。
我们破门而入。
主人的房门大敞着。屋里灯火通明，主人十分镇定……我们的人停下脚步……这是主人啊……我走进去。是你啊，他对我说，十分镇定……是我，就是我，我对他说，那个好奴隶、忠心耿耿的奴隶、被奴役的奴隶。突然，他的双眼像是雨天里受惊的昆虫……我一拳过去，鲜血四溅：这是今日我记得的唯一洗礼。[47]
我们明白，在这种氛围中，日常生活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做个农夫、皮条客或酒鬼了。殖民体制的暴力与被殖民者的反暴力势均力敌，取得了平衡，在非凡的同质性中相互呼应。宗主国移民到殖民地的人越多，这种暴力的统治力就会越可怕。在被殖民的人民内部，暴力的发展与有争议的殖民体制实施的暴力成正比。在反叛时期的第一阶段，宗主国的政府也沦为了殖民者的奴隶。殖民者同时威胁被殖民者和自己的政府。他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对付两者。埃维昂市长被暗杀[48]，阿里·布门杰尔[49]被杀害，其动机和机制如出一辙。对殖民者而言，不是要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之间抉择，而是要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和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之间抉择。剩下的一切都是表面文章或企图背叛。殖民者的逻辑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有在未提前了解殖民者的思想机制时，才会因为从被殖民者的行动中解码出来的反逻辑而哑口无言。自从被殖民者选择了反暴力以来，警察的报复行动便机械地招致民族力量的报复行动。结果当然是天差地别，因为飞机扫射和舰队炮击在威慑力和规模上，都使被殖民者望尘莫及。这种恐怖的来来回回，最终能够使被殖民者当中异化程度最深的人认清真相。他们发现，所有层层叠叠有关人人平等的论述，都无法掩盖这一平庸的事实：七个在萨卡莫迪（Sakamody）山口伤亡的法国人，激起了文明人的愤怒，而引发此次伏击的直接事件，是法方在盖尔古尔（Guergour）对阿拉伯游牧民族的洗劫，对当地居民的屠杀，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这就是观察员在描述阿尔及利亚如此显而易见、如此根深蒂固的仇恨循环时，苦涩地记录下来的内容。
在武装斗争中，有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无法回头的时刻。它几乎总是涉及大规模的镇压，囊括被殖民人民的所有领域。阿尔及利亚已经见证了这个时刻。1955年，菲利普维尔（Philippeville）死伤1.2万人[50]；1956年，拉科斯特（Robert Lacoste）部署城市和农村的民兵部队。[51]显然，包括殖民者在内，所有人都认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头来过了”。然而，被殖民的人民不记账。他们将队伍中的巨大空缺视作某种必然的损失。既然他们决定以暴制暴，就会接受因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只是他们要求，不要被强迫给对方记账。对“所有的土著都一样”这句老话，被殖民者回答：“所有的殖民者都一样。”[52]当殖民者被拷打，妻子被强奸或杀害，他们不会向任何人抱怨。实施压迫的政府完全可以每天任命一些调查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但在被殖民者看来，这些委员会压根不存在。事实上，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罪行已经快七年了，却没有一个人以杀死阿尔及利亚人的罪名被移交法庭。在印度支那，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始终都知道，对于另一头，不要抱任何期望。殖民者的工作，是消除被殖民者获得自由的可能性，甚至是做自由之梦的可能性。被殖民者的工作，是构想所有可能消灭殖民者的办法。在逻辑上，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致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殖民者绝对邪恶”之说，是对“土著绝对邪恶”之说的回应。
综合来看，殖民者的出现意味着本土社会的消亡、文化的麻痹、个体的僵化。被殖民者认为，生命只能从殖民者正在腐烂的尸体中显现。这是两种论证逐字逐句的对应。
但对被殖民的人民而言，暴力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因此具有积极和有益的特点。暴力的巨链原本是为了对抗殖民主义最初的暴力而出现的，既然每个人都变成了暴力巨链上的一环，暴力的实践就变得全体化了。各个团体互相承认，未来的国家已经是共有的了。武装斗争动员了人民，把人民投向唯一的方向，没有回头路。
解放战争在动员群众的时候，也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引入共同的事业、国家的命运、集体的历史等意识。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国家建设时，因为砂浆在鲜血和愤怒中搅拌过，任务便更容易完成。我们因此更加理解不发达国家所用词汇的独特性。在殖民时期，我们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民族解放以后，我们鼓励人民反抗贫困、文盲和落后。我们宣称，斗争仍在持续。人民证实，生活是永无休止的战斗。
我们已经说过，被殖民者的暴力统一了人民。殖民主义就其结构而言，是分离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殖民主义观察到不同部落的存在，便对其展开支援和分化。殖民体制维护各酋长的管辖区，使古老的“马拉布”[53]宗教团体复活。暴力在实践中是全体化、民族化的。因此，暴力的内核包含对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的清除。民族主义政党面对本地的司法行政官和部落酋长，也表现得尤其冷酷无情。清除司法行政官和部落酋长是民族统一的先决条件。
在个人层面，暴力有解毒作用。暴力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观望和绝望的态度。暴力使被殖民者变得勇敢，亲眼见证自己重获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因迅速的非殖民化而解除动员，但人民还是来得及借机说服自己，解放是所有人和每个人的事业，不是领导人的特殊功劳。暴力把人民提升到领导人的高度。因此，当年轻的政府迅速设置一套礼仪制度时，人民表现得有些迟疑，甚至略带挑衅。群众在暴力中参与了民族解放，便不允许任何人自称“救星”。他们仿佛嫉妒自己行动的成果，提防将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命运以及祖国的命运交给一个活上帝。昨天，他们还完全不用承担责任，今天，他们想要理解一切，决定一切。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和解。那些煽动家、投机者、魔术师今后的任务艰巨了。群众曾投入绝望的肉搏战，这种实践使他们特别偏好具体的事物。从长远来看，愚弄群众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