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战争与精神错乱
但是战争在继续。殖民主义的汹涌波涛给人民造成多处伤口，我们要花好几年时间包扎，可有的伤口依然无法愈合。
今天，帝国主义为了反对人的真正解放，四处征战，留下腐败的种子，我们必须从土地和头脑中找到这些已经发芽的种子，毫不留情地将其连根拔除。
在这一章，我们会讨论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的精神错乱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在这样一本书中摘录精神病学笔记不甚恰当，也颇为奇怪。可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由这场战争导致的精神病现象、行为和思想紊乱，对于“安抚行动”的绥靖者，或在“被安抚的”人民内部，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点由不得我们。事实是，殖民化就其本质而言，已经是精神病院的最大供应商了。1954年以来，我们在不同的科研成果中提醒法国和国际精神病专家，要正确“治愈”一个被殖民者——即令他彻底融入一个殖民地类型的社会环境——会遇到的困难。
因为殖民主义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系统性否定，是一方疯狂地决定拒绝承认另一方一切人的属性。殖民主义把被殖民的人民逼得无路可走，他们常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
在被殖民者和殖民体制的暴力对决中产生的防御姿态，组成了揭示被殖民者人格的结构。要想理解这种“敏感性”，只需要观察被殖民者在殖民体制内生活的一天，研究和衡量一下就此出现的伤口的数量和深度就足够了。无论如何必须记住，被殖民的人民不仅仅是被统治的人民。在德国占领下，法国人还是人。在法国占领下，德国人还是人。但在阿尔及利亚，不仅有殖民统治，还有严格意义上仅仅只是占领一块领地的决心。阿尔及利亚人、穿罩袍的妇女、棕榈树林和骆驼构成了景观，构成了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出现的“自然”背景。
敌意、倔强、极难对付的自然确实在殖民地表现为荒漠、蚊虫、土著和热病。当整个不顺从的自然最终被驯服，殖民也就取得了胜利。贯穿荒漠的铁路，抽干水的原沼泽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土著的视而不见，这些实际上都是同一回事。
在未经历武装斗争的殖民阶段，当有害刺激的总量超过一定限度时，被殖民者的防御姿态就会崩塌，其中许多人会出现在精神病院。在成功殖民的平稳时期，大量且持续产生的精神病症状是压迫的直接产物。
七年来，由阿尔及利亚人民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辐射了全体人民，今天已经成了利于精神错乱症状诞生的土壤。[1]下面我们会讨论一些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的病例，这些病例由我们医治，而且在我们看来，特别有说服力。无须赘言，我们不是在提交一项科研成果。我们会避免一切症候学、疾病分类学或治疗学的讨论。下文中出现的几个专业术语仅仅用作标记，但是我们必须强调两点。
按惯例，临床精神病学把我们的病人所表现的各种错乱归在“反应性精神病”类别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强调诱发疾病的事件，尽管到处会提到场域（病人在心理、情感和生物学上的历史）以及环境的作用。但在下文的这些病例中，我们认为诱发疾病的事件主要是血腥冷酷的氛围、不人道行为的普及，以及人们目睹一件真正末日般可怕的事件之后留下的顽固印象。
A系列中的2号病例是典型的反应性精神病，但B系列的1、2、4、5号病例由于因果关系较为松散，我们无法真正说出一个特定的诱发事件。这里的诱发事件就是战争，是这场常常具有真正种族灭绝特性的殖民战争，是这场震撼与粉碎世界的战争。如果我们想使用现有的标签——反应性精神病，就要特别强调这场战争作为反殖民战争的整体性与特殊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少刊物印发了有关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成果，研究对象是经历战争的军人，以及经历集体逃亡或在轰炸中幸存的平民。下文提到的部分精神病学案例表现出前所未见的症状，证实了——如果还需要证实的话——这场殖民战争甚至在其造成的病理学症状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们看来，另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也值得略做研究，这种观念认为反应性精神错乱是相对良性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描写一些继发性精神病的表现，即整体人格的彻底解体，但这些都是特殊的例子。相反，我们认为，常见的规律是病理性过程往往向恶性发展。病人的错乱会持续数月之久，集中攻击自我，几乎总是留下身体虚弱的后遗症，一般肉眼可辨。显然，这些病人的未来也不会容易。一个例子能够说明我们的观点。
在一个几年前就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我们曾医治一个病人，一个爱国者，前抵抗运动成员。这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向我们咨询，要求纾解病痛。因为每年临近某个日期，他都会失眠，伴有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和固定的自毁冲动。在那个关键日期，他遵从组织的命令，在某个地方放置了一枚炸弹，爆炸带走了10个人的生命。[2]
这个战士无论何时都不打算否认自己过去的行为，他十分清楚自己为民族独立付出的代价。这些边缘案例提出了革命框架中的责任问题。
我们在本章列举的病例涵盖了1954—1959年这一时间段。部分病人是在阿尔及利亚诊治的，不是在医疗中心，就是在私人诊所。其余病人都是在民族解放军的卫生所里诊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