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环境中的暴力
我们在前文中多次指出，在不发达地区，政治领导人始终在号召人民进行战斗。为反殖民主义而战斗，为反贫困和不发达而战斗，为反使人衰弱的传统而战斗。号召中所使用的词汇就像是一个部队的参谋长使用的词汇：“群众动员”“农业战线”“文盲战线”“遭遇失败”“获得胜利”。年轻的独立国家在最初几年里都充斥着战场的气氛。那是因为，不发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总是心惊胆战地估算着他的国家需要跨越的漫长道路。他们呼吁人民：“让我们扎紧腰带，加油干。”国家被某种创造性的狂热气氛裹挟，付出巨大且不成比例的努力。规划不仅是要摆脱困境，还要利用现有资源尽可能赶上其他国家。他们认为，欧洲人达到现在的发展阶段，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让我们向世界，也向自己证明，我们能够取得同样的成就。”但在我们看来，用这种方式来提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既不正确，亦不理智。
欧洲国家实现民族统一，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手中聚集了大部分财富的时候。商人和手工业者，教士和银行家，在全国范围内垄断了金融、贸易和科学。资产阶级代表其中最具活力、最繁荣的阶级。资产阶级掌握权力，便能够投身于一些决定性的规划：工业化，发展交通，不久的将来寻找“海外”市场。
在欧洲，除了一些细微的差异（例如英国曾稍稍领先），不同国家在实现民族统一的时候，经济状况都近乎相同。没有哪个国家因其发展和演变的特点，能够“无视”其他国家。
今天，在不发达地区，民族独立和国家形成展现出全新的面貌。在这些地区，除了个别惊人的成就之外，不同国家都同样表现出基础设施的缺乏。群众与同样的贫困作斗争，以同样的姿态挣扎，用他们萎缩的胃描绘可以称之为饥饿地理[54]的东西。不发达的世界，贫困的世界，非人道的世界。同样也是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没有行政管理人员的世界。面对这个世界，欧洲国家横躺着，炫耀自己的富足。欧洲的这种富足是十足可耻的，因为它建立在奴隶的背上，吸的是奴隶的血，直接压榨了不发达国家地上和地下的资源。欧洲的福利和进步，是用黑人、阿拉伯人、印第安人和黄种人的汗水及尸体建立起来的。这一点，我们决定永不忘记。殖民国家因为殖民地要求独立而感到尴尬，对民族主义领导人说：“如果你们想要独立，那就独立，回到中世纪去。”新独立的人民作势点头，接下挑战。我们看到，殖民主义真的抽走了资本，撤走了技术人员，还在年轻的国家周围安好给经济施压的装置。[55]无上光荣的独立变成了被诅咒的独立。殖民势力想要通过强大的制裁手段，迫使年轻的国家退缩。殖民势力明确说：“既然你们要独立，那就独立，然后等死吧。”民族主义领导人别无他法，只能转向他们的人民，要求人民做出巨大的努力。他们要求这些饥饿的人过苦修生活，要这些萎缩的肌肉承担超额劳动。自给自足的制度建立了，每个国家都尝试用其掌握得少得可怜的资源，去应对全国性的饥饿和贫苦。我们目睹了一场人民的动员，人民疲惫不堪，心力交瘁，对面的欧洲则吃饱喝足，面露鄙意。
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拒绝这种考验，接受过去受托国的条件，以此渡过难关。这些国家利用自己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战略位置，签订了一些条约，受其约束。从前被统治的国家，如今变成经济的附庸国。原殖民势力的商业流通渠道完好无损，有时甚至还得以加强，他们同意以挤牙膏的方式一点一点地给独立国家提供预算。于是我们看到，殖民地国家独立以后，世界面临一个基本问题：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暴露了它们的真实状况，并使这种状况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主要的对决原本发生在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之间，甚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现在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今天，会阻碍前景的真正问题，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人类即便可能被后果震撼，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会认为，对于全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刻到了。不发达国家利用两种制度之间的残酷竞争，保证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如今应该从这种竞争中挣脱出来。第三世界不应满足于用此前的价值来定义自身。相反，不发达国家应该努力向世界推送属于自己的价值、自身特有的方法和风格。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不是要像不同时期、不同大陆的人定义的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能使我们完成国家和全球性的任务。资本主义剥削、托拉斯和垄断是不发达国家的敌人。相反，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完全转向全体人民的制度，建立在人是最宝贵的财富这一原则基础上的制度，能够使我们走得更快、更协调，避免出现这样讽刺的社会画面：不是国家整体，而是个别人掌握全部的政治和经济力量。
但要使这个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要使我们能够时刻遵守我们所借鉴的原则，除了人力投资之外，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部分不发达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全力以赴。男女老少都热情似火，投入到真正的强迫性劳动中去，声称自己是国家的奴隶。自我牺牲，鄙视一切非集体的事业，由此催生出一种国家士气，在抚慰人心的同时，让人重拾对世界命运的信心，使最持保留态度的观察员卸下武装。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狂热的工作节奏不可能持续很久。在前宗主国无条件撤出后，这些年轻的国家直面挑战。国家落在一个新的领导班子手中，一切都要重新掌控，一切都要重新思考。殖民体制实际上只关注某些财富、某些资源，确切地说，是其工业所需。截至目前，不管是地上还是地下的资源，都没有一份可靠的整体报告。于是，年轻的独立国家不得不继续维持由殖民体制建立的经济流通渠道。当然它也可以向别的国家、别的货币区出口，但它的出口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殖民体制固定了一些经济流通渠道，如果试图改变，就可能招致灾难。也许应该重新开始，改变出口的性质，而不仅仅是出口的目的地，重新探查地上、地下、河流的资源，甚至太阳也未尝不可。可要这么做，除了人力投资之外，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需要资本、技术人员、工程师、机械师，等等。坦白承认吧，我们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其领导人的鼓励下，即便付出卓绝的努力，也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帝国主义势力曾把这个世界里的人变成动物，如果劳动条件不改变，要使动物重新变回人，将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56]
事实是，我们不应该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断然拒绝西方国家想要强加给我们的境况，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旗帜和警力从我们的领土上撤走时，并没有还清欠我们的债务。几百年来，资本家在不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如同真正的战犯。资本主义为了增加黄金和钻石储量，增加财富，建立势力，所用的主要手段包括关押、屠杀、劳役、奴役等。不久以前，纳粹主义把整个欧洲变成了真正的殖民地。欧洲各国政府要求赔偿，以金钱与实物的形式归还他们被抢走的财富，将文化作品、画作、雕刻、彩绘玻璃等物归原主。1945年胜利之后，欧洲人嘴里只有一句话：“德国要赔偿。”阿登纳[57]先生在艾希曼案件[58]开始审理时，代表德国人民再次向犹太人民道歉。他重新承诺，他的国家会继续向以色列支付巨款，作为对纳粹罪行的赔偿。[59]
同样，我们可以说，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只局限于把军队、行政部门和后勤部门从我们的土地上撤走——这些部门的职责是发现财富，开采财富，把这些财富送回宗主国——那么它们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无法形容的不公正。民族独立的精神补偿没有蒙住我们的双眼，也不能养活我们。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富也是我们的财富。一般层面上，这一断言绝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创造与我们相关。具体而言，欧洲的过度膨胀得益于殖民地国家的黄金和原材料：拉丁美洲、中国、非洲。几百年来，钻石和石油、丝绸和棉花、木材和舶来品从这些大陆源源不绝地流入欧洲，使今天的欧洲在对岸建起富足之塔。欧洲完全是靠第三世界建起来的。那些多得让欧洲透不过气来的财富，都是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手中掠夺来的。荷兰的港口，波尔多和利物浦专门贩卖黑奴的码头，由于先后运送了几百万奴隶而声名远播。当我们听到某个欧洲国家元首把手放在胸口上，动情地说，应该帮助不幸的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时，我们不用对此感恩戴德。相反，我们对自己说：“这是对我们的合理赔偿。”因此，我们不会接受将对不发达国家的帮助视作某种“慈善修女会”（soeurs de charité）项目。这种帮助应该是对双重意识的认可：被殖民者意识到，这是“他们欠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则意识到，这是“他们该偿还的”[60]。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够聪明——我们姑且不说它们忘恩负义——拒绝赔偿，那么它们自身制度中那些无法逃避的辩证法，将铺天盖地地指责它们，使它们窒息。年轻的国家很少能吸引到私人投资，这是事实。有诸多理由可以为这些垄断企业的保留态度做辩护和解释。当资本家得知——他们显然是最先得到风声的人——他们的政府准备非殖民化，他们就急匆匆地从殖民地抽走他们的全部资本。非殖民化最常见的现象之一，就是惊心动魄的资本逃离。
私营企业要在新独立的国家投资，会提出一些根据经验难以接受或无法实现的条件。资本家从决定“出海”时，就一直秉持立即盈利的原则，他们坚守这一原则，对所有的长期投资都表现得迟疑不决。对新政府制定的所谓计划和纲领，他们表现得颇为抗拒，甚至常常公开敌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自愿借钱给年轻的国家，但条件是这些钱要用来购买成品与机器，也就是要用来维持宗主国工厂的运转。
实际上，西方金融集团的不信任，表现为它们不愿意冒任何风险。因此它们要求政治环境的稳定和社会气候的宁静，但考虑到独立后所有人的悲惨境遇，它们的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们要求旧殖民地提供不可能做出的保证，要求保留某些驻军，或要求年轻的国家签订一些经济或军事条约。私营企业还向自己的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至少在这些国家设置军事基地，以此保护它们的利益。最后，这些公司还要求它们的政府担保它们在这个或那个不发达地区的投资。
很少有国家能达到托拉斯和垄断集团要求的条件。于是资本无处可去，只能堆积在欧洲，停滞不动。因为资本家拒绝在本土投资，资本更是停滞不动。在这种情况下盈利微薄，税收检查则令最大胆的资本家也裹足不前。
从长期来看，情况是灾难性的。资本不再流通，或巨幅缩减。瑞士银行拒绝资本，欧洲喘不过气来。尽管在军事开支上耗费巨资，国际资本主义还是陷入绝境。
然而，还有另一个危险在威胁着国际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大玩自私和不义，第三世界被抛弃，被迫倒退，总而言之，停滞不前，于是，不发达国家的人民决定发展自给自足的集体制。西方产业将很快失去海外市场。成山的机器会堆积在仓库里，欧洲市场上，金融集团和托拉斯之间会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工厂倒闭、解雇和失业将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发动一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公开斗争。垄断集团会意识到，他们要获得利益，就要帮助，大量帮助，无过多附加条件地帮助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年轻的国家压根没有必要向资本主义国家献媚乞怜。我们的天然权利，我们的正确立场，使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相反，我们应该告诉资本主义国家，现今时代的根本问题不是它们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战争。应该结束这场看不到任何未来的冷战，停止世界核武器化的准备，慷慨地投资不发达地区，并在技术上予以帮助。世界的命运取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
面对无数饥饿的有色人群，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没有尝试过使社会主义制度关注“欧洲的命运”。加加林[61]上校的功绩，无论戴高乐将军怎么想，也不能算是一项“光耀欧洲”的壮举。近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文化人士对苏联抱有矛盾的态度。他们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而联合起来，现在却意识到必须接受这一制度。于是他们变得和蔼可亲，使用多种诱惑手段，不断提醒苏联人民，他们“属于欧洲”。
倘若搅动第三世界，将其视作威胁着要吞没欧洲的洪流，便无法分离出那些旨在引导人类走向幸福的进步力量。第三世界无意组织一支庞大的饥饿十字军，征战整个欧洲。面对这些使自己沦为奴隶几百年的人，第三世界所期望的，不过是对方帮助自己恢复做人的尊严，使人类在世界各地获得一劳永逸的胜利。
但有一点很清楚，我们不会天真地以为，通过欧洲政府的合作和善意，此事就会达成。这项把人类、把全体人类重新引入世界的巨大工程，离不开欧洲群众决定性的帮助。他们必须承认，过去，在殖民问题上，他们常常和我们共同的主人站在同一立场。为此，首先，欧洲群众必须觉醒，动动自己的脑子，停止玩那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
[1]［译注］原句为“Les derniers seront les premiers”，出自《马太福音》第20章第16节“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
[2]［译注］本文中的“阿拉伯人”主要指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居民，该地区在历史上深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因此常被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居民称为“阿拉伯人”。
[3]我们在《黑皮肤，白面具》（Peau noire，Masques blancs，éditions du Seuil）中描写过这个善恶二元论世界的机制。
[4]［译注］列奥波尔德·赛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2001），塞内加尔国父，非洲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创作了大量诗歌，1960—1980年任塞内加尔总统，“黑人性”思想与非洲统一组织创始人之一，被公认为20世纪非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
[5]［译注］民众主义（populisme），又译“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相对，无明确定义，强调以民众为社会主体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和资源分配，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达到共同繁荣的目的。
[6]第五章“殖民地战争与精神错乱”。
[7]［译注］力比多经济学（économie libidinale），指欲望经济。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1924-1998）在《力比多经济学》（有人认为“经济学”一词应该译为“运作机制”）一书中，借用弗洛伊德提出的“力比多”（libido）概念来阐释自己的后现代经济学观点，认为现代社会通过家庭、车间、经济体系、国家等，将欲望捆绑到压迫性的形式中。
[8]［译注］雷格巴（Papa Legba），西非和海地伏都教（又译“巫毒教”）中的著名神灵，是连接人类和伏都教大神灵罗亚的媒介，伏都教仪式开始和结束的时候都会祭祀这位神灵，也被尊为十字路口之神。
[9]［译注］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1956年1月至1957年5月出任法国总理，该届政府是第四共和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政府。摩勒上任之初，便着手解决国际社会极为关注的阿尔及利亚问题。他撤销了阿尔及利亚原总督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卡特鲁将军（Général Catroux）为第一任部长，常驻阿尔及利亚。此举意在使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直接对法国政府负责，而不是和此前一样，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负责。后者将此项改革视作摩勒政府出卖阿尔及利亚的第一步。1956年2月6日，摩勒视察阿尔及利亚，两万多法国移民愤怒地向其投掷番茄和蔬菜。卡特鲁迫于压力辞职，罗贝尔·拉各斯特（Robert Lacoste）成为新任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但拉各斯特很快就像之前的阿尔及利亚总督一样，成了移民的代言人。
[10]［译注］茅茅运动（Mau-Mau），即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领导的武装斗争，旨在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大规模起义爆发于1952年，当年10月，英国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持续4年的茅茅运动和镇压行动中，超过100万农民参与了“茅茅”宣誓，组建游击队抗击英殖民当局，上万名起义者丧生，约15万人被关入集中营。“茅茅”一词来源的说法之一是当地人在举行反英秘密宣誓时，在门外放哨的儿童若遇到敌情，常发出“茅茅”的声音示警。
[11]［译注］卡尔·欧根·杜林（Karl Eugen Dühring，1833—1921），19世纪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1867年，杜林在报刊上撰文抨击马克思的《资本论》，其后出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哲学教程》等著作，通过阐述其折中主义的哲学、庸俗的经济学和反动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全面挑战。恩格斯因此写了《反杜林论》，系统批判了杜林的观点。
[12]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反杜林论》（Anti-Dühring），第二编第三章《暴力论》（续）（Théorie de la violence），社会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第199页。
[13]［译注］托拉斯（trusts），垄断的一种形式，指若干性质相同或互有关联的企业为了独占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组成的垄断组织。
[14]［译注］穆罕默德·摩萨台（
，Mohammad Mossaddegh，1882—1967），1951—1953年间任伊朗首相，1953年被美国中情局策动的政变推翻。
[15]［译注］加布里埃尔·莱昂·姆巴（Gabriel Léon M'ba，1902—1967），加蓬民族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60—1967年间任加蓬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兼总理，以保守与亲法著称。姆巴曾在1964年的二月政变中被推翻，在法国的出兵镇压与支持下，两天后便得以继续执政，直到逝世。
[16]［译注］贝昂赞（Béhanzin，1845—1906），贝宁阿波美王朝的国王，1890—1894年间曾率军反抗法国的殖民入侵。1894年，贝昂赞被法国殖民者流放到马提尼克岛，从此再也没能回到故乡达荷美（贝宁旧称）。
[17]［译注］松迪亚塔（Soundiata，1212？—1255），马里帝国的创建者，同名西非史诗的主人公。约1235年，松迪亚塔联合马林凯人，打败了苏苏国王苏曼古鲁的军队，收复旧土，后通过兼并与征服，奠定了马里帝国的基础，使后者成为继加纳帝国之后的西非大帝国。
[18]［译注］萨摩里·杜尔（Samory Touré，1830？—1900），几内亚抗法民族英雄。1870—1875年间，他创建了乌阿苏鲁国。1882年，萨摩里开始领导抗法斗争，1883年的欧雅科大胜使其名声大噪。1898年，因叛徒出卖，萨摩里被捕，但他宁死不屈，被法国当局流放到加蓬后去世。
[19]［译注］阿卜杜·卡迪尔（Abdel kader，1808—1883），阿尔及利亚民族英雄，著名诗人和学者。1832—1847年间，他率众抵抗法国的殖民入侵，多次大败法军，持续15年之久，歼灭法军4万多人。1847年，卡迪尔被迫向法军投降，后病逝于大马士革。
[20]［译注］指奠边府大捷。1953年5月，法军制定了以奠边府为基地，在18个月内歼灭越军主力，夺回战场主动权的计划。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军决定对奠边府实施进攻，歼灭法军主力，这是6年抗法战争以来越南首次组织的大规模阵地战和攻坚战，由武元甲任前线总指挥。战役从1954年3月13日至5月7日，持续55天，越军从南、北合围奠边府，共歼法军1.6万余人，俘虏法军指挥官及全部参谋人员。奠边府大捷加快了越南抗法战争进程，对于签订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具有重要意义。
[21]［译注］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 Houphouët-Boigny，1905—1993），科特迪瓦国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1960—1993年间连任7届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执政期间，一直与法国保持密切关系，科特迪瓦经济长期保持繁荣。
[22]有时候，那位领导人可能会表达被殖民者群众的真正心声。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当局会趁其被拘禁之际，试图扶持一些新的领导人。
[23]［译注］1960年3月21日，南非警察向在沙佩维尔（Sharpeville）举行示威游行的5000余名群众开枪，造成69人死亡，近200人受伤，曼德拉被捕入狱，沙佩维尔惨案因此成了南非历史的转折点。
[24]［译注］索尔兹贝里（Salisbury），今哈拉雷。
[25]［译注］罗得西亚（Rhodésie），津巴布韦旧称。位于南部非洲的英国殖民地，于1965年11月11日宣布独立，国名罗得西亚沿用至1979年5月31日。1980年4月18日，更名为津巴布韦。
[26]［译注］1960年8月，老挝发生推翻右翼政府的军事政变（贡勒政变），随后政局陷入动荡。在美英法印苏等利益攸关方的干预下，老挝的国内冲突迅速升级为国际危机，几乎引发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直接军事对抗。1961年1月，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后面对的第一个国际问题就是老挝危机。由14国代表参加的日内瓦会议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于1962年7月达成最后协议，解决了老挝危机。
[27]［译注］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出现了反对法国殖民、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遭到法国殖民当局为期数日的血腥镇压。事件发生后，法国当局极力掩饰，官方报纸甚至将此次事件描述成“一次意外”。据阿尔及利亚政府称，在镇压中被杀害的阿尔及利亚人多达4.5万人。“塞提夫事件”为阿尔及利亚此后20年的武力反抗殖民压迫拉开了序幕。
[28]［译注］1947年3月，马达加斯加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起义。殖民当局在镇压期间屠杀了9万多起义者，逮捕了起义领导人和2万多骨干。
[29]［译注］1952年，肯尼亚爆发了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史称“茅茅运动”。在持续4年的镇压行动中，上万名起义者丧生，约15万人被关入集中营。
[30]［译注］指匈牙利十月事件。1956年10月23日，为反对苏联模式，声援波兰人民，布达佩斯2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引发武装暴动。11月4日，事件以苏联发动军事行动告终。历时13天的十月事件共造成约2700名匈牙利人死亡，20余万匈牙利人成为难民。
[31]［译注］1956年7月，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英国和法国实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两国连同以色列于同年10月底入侵埃及；11月6日，英法停火；4个月后，以色列撤军。
[32]［译注］曼宁·威廉姆斯（Mennen Williams，1911—1988），美国民主党政客，曾先后任密歇根州州长、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肯尼迪手下）、密歇根最高法院大法官等职务。
[33]［译注］梭发那·富马（Souvanna Phouma，1901-1984），建立老挝王国（1945-1975）的国王西萨旺·冯的外甥，1951—1975年间4度出任老挝王国的首相，以政治观点摇摆不定著称。
[34]［译注］富米·诺萨万（Phoumi Nosavan，1920—1985），老挝陆军将领，1959年在美国的帮助下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老挝政权，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1965年发动兵变失败，流亡泰国。
[35]［译注］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1925—1961），非洲政治家、民族英雄，1960年任刚果民主共和国（原扎伊尔）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1961年，卢蒙巴遭军阀莫伊兹·冲伯杀害，年仅35岁。
[36]［译注］莫伊兹·卡奔达·冲伯（Moïse Kapenda Tshombe，1919—1969），刚果军阀。1960年，刚果宣布独立，在比利时的支持下，7月，冲伯宣布加丹加省（Katanga）从刚果独立，自任总统，引发了著名的刚果危机。同年9月，卢蒙巴在政变中被推翻，在转移过程中被捕，被转交给冲伯后，立即遭到杀害。
[37]［译注］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Haji Ahmadou Ahidjo，1924-1989），1960—1982年担任喀麦隆总统长达22年，执政期间较为独裁专制，但使喀麦隆实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1982年，阿希乔提前辞去总统职务，1983年因涉嫌未遂政变，流亡法国。
[38]［译注］费利克斯-罗兰·穆米埃（Félix-Roland Moumié，1926-1960），喀麦隆政治家，其领导的“喀麦隆人民联盟”为喀麦隆的独立和统一而斗争。1960年，穆米埃在日内瓦被法国特务毒杀。
[39]［译注］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1894？—1978），肯尼亚国父，泛非大会的创立者之一，1964—1978年担任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因回国支持茅茅运动，于1952年被捕，1961年被释放，1963年肯尼亚独立后成为首任总统。
[40]［译注］路易·莱昂·塞扎尔·费德尔布（Louis Léon César Faidherbe，1818—1889），法国军事指挥官和殖民地行政长官，法属非洲帝国的主要创建者。
[41]［译注］路易-赫伯特-贡萨伏·利奥泰（Louis-Hubert-Gonzalve Lyautey，1854—1934），法国政治家、元帅。利奥泰曾被派往阿尔及利亚、印度支那等地，后征服马达加斯加，把摩洛哥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42]［译注］托马-罗贝尔·比若·德·拉比贡利（Thomas-Robert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1784-1849），一般简称为比若元帅，法国殖民地军事学派的创始人，侵略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战争的策划者之一，也是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功进行反游击的将领。
[43]［译注］让·皮埃尔·伊波利特·布朗当（Jean Pierre Hippolyte Blandan，1819—1842），法军中士，1838年开始参加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战功累累，1842年死于一场伏击。
[44]［译注］出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米拉波的话：“我们是受命于人民才来到这里，只有刺刀能把我们赶走”。
[45]很显然，这种扫荡一空的方式，会摧毁本来想要拯救的事物。这正是萨特所说的：“总之，通过重复（指种族主义思想）这个事实本身，揭示了所有人团结起来对抗土著是无法实现的，仅仅是循环重复，况且这种团结只有在屠杀被殖民者时才会积极地形成，这是殖民者一直抱有的荒谬企图，如果这种团结真能实现的话，会一下子消灭殖民主义。”《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第346页。
[46]［译注］艾梅·费尔南·达维德·塞泽尔（Aimé Fernand David Césaire，1913—2008），法属马提尼克诗人、作家、政治家，与桑戈尔同为“黑人性”思想的首倡者。
[47]艾梅·塞泽尔：《神奇的武器（狗不吠）》（Les Armes miraculeuses［Et les chiens se taisaient］），伽里玛出版社（Gallimard），第133—137页。
[48]［译注］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法国种族主义者成立“秘密军组织”，暗杀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1961年，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决定于5月在法国埃维昂（Evian）市举行谈判，3月，埃维昂市长布朗（Camille Blanc）被炸死。
[49]［译注］阿里·布门杰尔（AliBoumendjel，1919—1957），阿尔及利亚律师，民族主义者，1957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被法军逮捕后遭杀害，并伪装成自杀。
[50]［译注］菲利普维尔事件是继塞提夫事件之后，第二个极大影响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进程的武装斗争事件。1955年8月20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菲利普维尔进攻警局、军营等法国殖民机关，武装冲突持续数周，导致约1万名阿尔及利亚人和数百名欧洲移民死亡。
[51]有必要回到这个时期，衡量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所做决定的重要性。在1957年3月28日的《阿尔及利亚抵抗》（Résistance algérienne）第4期上，我们可以读到：“应联合国大会所愿，法国政府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城市民兵部队。联合国说，血流得够多的了；拉科斯特回答：我们要组建民兵部队。联合国建议停火；拉科斯特叫嚣：我们要把民兵武装起来。联合国建议交战双方开始接触，商讨出一个民主与和平的解决方案；拉科斯特宣布：从今天开始，每个欧洲人都要武装起来，向任何可疑分子开枪。大家认为当局应该制止野蛮的、极不公平的、近乎种族灭绝的镇压行动；拉科斯特回答：我们要使镇压行动系统化，有组织地围捕阿尔及利亚人。他象征性地把平民的权力交给军人，把军人的权力交给平民。由此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圈子的中心是阿尔及利亚人，没有武器，忍饥挨饿，被追捕、被围剿、被施暴、被殴打，不久又因为受怀疑而被杀害。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每个法国人都被准许，甚至被劝说使用他的武器。联合国呼吁停止纷争的一个月后，每个法国人都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去寻找、发现、追捕可疑分子。
“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最终提案的一个月后，面对现代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没有一个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可以声称与之无关。民主的解决方案？拉科斯特让步说，同意，我们从灭绝阿尔及利亚人开始。为此，我们要武装平民，放手让他们去干。总体而言，巴黎的新闻界有保留地接受了这些新出现的武装团体。有人说，这是法西斯民兵队。没错。在个人及人权层面，法西斯主义难道不就是传统殖民主义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吗？有人进一步提出，系统性合法合理的暗杀。但130年以来，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伤口不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吗？人民共和运动（MRP，Mouvement Républicain Populaire）政党的议员肯纳-维涅（Kenne-Vignes）提醒：当心，设立这些民兵部队，很可能会在阿尔及利亚的两个社群之间挖出一道深渊。没错。但殖民法的目的不正是有组织地奴化全部民众吗？阿尔及利亚革命正是对这种奴化、这道深渊所表达的不满。阿尔及利亚革命对占领自己土地的国家说：‘松开你们咬在阿尔及利亚人伤痕累累的躯体上的獠牙！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说话！’
“有人说，成立这些民兵部队可以减轻军队的任务。这将释放原本负责保卫突尼斯和摩洛哥边境的部队力量。一支60万人的大军，几乎是海军和空军的总和。一支庞大的、快速的军队，吸收了曾经拷打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施暴者，其身后的记录让人目瞪口呆。10万兵力的本土保卫部队。必须减轻军队的负担。我们要成立城市民兵。拉科斯特那歇斯底里的罪恶狂热的确蒙蔽了许多（转下页）（接上页）人，甚至包括那些敏锐有远见的法国人。事实是，设立的民兵部队在证实其合理性的过程中，自身就出现了矛盾。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穷尽的。此后，他们把军队的目标设定为封住阿尔及利亚人的嘴，通往未来的大门就永远关上了。尤其他们还阻止自己去分析、理解、估量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深度和密度；行政区、小岛、街道、大楼、楼层等，每一处都有自己的头领……今天，在平面的分区控制基础上，增加了立体的分区控制。
“48小时之内，就有2000名志愿者应征登记。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立刻响应拉科斯特的杀戮号召。从今天起，每个欧洲人都应该清查自己区域内余留的阿尔及利亚人。提供情报，对恐怖活动‘快速反应’，拘禁可疑分子，清除‘逃亡者’，增强警力。当然，必须减轻军队的任务。在平面扫荡的基础上，增加立体的扫荡。在无组织的杀戮的基础上，增加有计划的杀戮。联合国劝告，停止流血事件。拉科斯特反驳说，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杀到无血可流。阿尔及利亚人民先是落在马絮（Jacques Massu）一群人手中，现在又被托付给城市民兵好好照顾。拉科斯特决定成立这些民兵部队，就是在清楚地表态，他不会让别人干涉‘他的’战争。他的存在证明了恶无止境。当然他现在已经沦为阶下囚，但让所有人都跟他一起完蛋是多么的快乐啊。
“阿尔及利亚人民每听到一个这样的决定，都增加了自己肌肉收缩的次数和斗争的强度。每经历一次这种被唆使的、有组织的杀戮，阿尔及利亚人民就增强了觉悟，巩固了抵抗。没错，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穷尽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团结是，噢，更加无穷尽的！”
[52]这就是为何在战争初期没有俘虏。领导人通过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才使群众接受：1）来自宗主国的人不见得都是自愿的，有时他们甚至厌恶这场战争；2）考虑到现阶段斗争的利益，需要群众运动在过程中表现出对某些国际公约的尊重；3）一支俘虏敌人的部队是正规部队，而不会再被视作一群拦路土匪；4）在任何情况下，抓住俘虏都是不容忽视的施压手段，能保护我们落在敌人手里的战士。
[53]［译注］马拉布（marabout），伊斯兰教隐士，在北非与西非的部落或穆斯林社区中担任宗教与政治领袖，常作为当地《古兰经》学校的老师负责传授儿童经义，同时还可能进行民事裁决、草药治疗、通灵驱魔等，受到民众的尊敬。
[54]［译注］饥饿地理（géographie de la faim），出自巴西地理学家、作家若苏埃·德·卡斯特罗（Josué de Castro）的著作《饥饿地理》（Geogra fía del Hambre，1961）。
[55]在当今的国际局势下，资本主义没有用经济封锁来对付那几个仅存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美国以反卡斯特罗行动，在美洲为人类艰难的解放史开创了新篇章。那些已经进入联合国、铸造自己货币的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对非洲而言是个教训。那些旧殖民地从解放以来，就在恐惧和贫困中，忍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无情法则。
非洲的解放，人类意识的发展，使拉丁美洲人民能够和那些一个接着一个却换汤不换药的独裁体制决裂。卡斯特罗夺取了古巴的政权，将权力交给人民。面对这个异端，美国佬似乎感觉大祸临头，他们组织了一些反革命军队，炮制了一个临时政府，烧毁了收获的甘蔗，最终决定无情地扼杀古巴人民。但这谈何容易。古巴人民将遭受苦难，但终将获得胜利。巴西总统雅尼奥·奎德罗斯（Janio Quadros）在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宣言中，声明他的国家将使用一切手段捍卫古巴革命。美国自己也会在各国人民的意志面前退却。等到那一天，我们会张灯结彩，因为那是全世界男男女女关键的一天。美元的地位由遍布全球的奴隶确立，这些奴隶分布在中东的油井里、秘鲁或刚果的矿洞里、联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或凡士通（Firestone）的种植园里，他们脑袋空空，肚里也空空，以自己的养分创造并维持了美元，但到了那一天，美元将失去对这些奴隶强有力的控制。
[56]某些国家受惠于大量的欧洲移民，在独立时便拥有高墙大道，似乎忘记了内陆贫困挨饿的国家。命运的讽刺，这些国家的沉默就像某种共谋，似乎他们的城市是与独立同时出现的。
[57]［译注］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德国政治家，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并四次连任。在他的领导下，德国在二战后重获主权，提高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创造了德国“经济奇迹”。
[58]［译注］1960年，以色列成功追捕了对迫害欧洲600万犹太人负有直接责任的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并于1962年判处其死刑。
[59]真正的情况是，德国没有完全赔偿战争罪行。受害国没有向战败的德国索要全部的赔偿金，因为这些国家把德国纳入反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内。出于这一考虑，由于旧殖民地没有被纳入西方体制，因此殖民国家企图获取旧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和飞地。它们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略和自由世界的名义，放弃索要赔款。于是我们看到，德国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元和机器。一个重新站起来的强大德国对于西方阵营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所谓自由欧洲的利益需要一个重建的、繁荣的德国，一旦红色部队入侵，就能充当第一道防线。德国完美地利用了欧洲危机。因此，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面对德国感到苦涩，这是正常的。这个昨天还跪在它们面前的德国，今天却在经济市场上与它们无情交锋。
[60]“将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建设与‘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好像我们跟第三世界只有外部联系似的）彻底加以区别，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对殖民遗产的治理置于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之上，是想要在帝国掠夺的成果上建立一种奢侈的社会主义——就像在一个匪帮内部，强盗自己相对公平地分了赃，然后又以做好事的名义分了一点给穷人，而忘了这些都是从穷人那里掠夺来的财物。”马赛尔·佩朱（Marcel Péju）：《为戴高乐而死？》（“Mourir pour de Gaulle？”），《现代》（Les Temps modernes），1960年10—11月期，第175—176页。
[61]［译注］尤里·加加林（Юрий Алексéевич Гагáрин，Yuri Alekseyevich Gagarin，1934—1968），苏联飞行员、航天员。1961年，加加林完成了世界上首次载人太空飞行。1968年，他在一次例行任务中丧生。